作文之怪现状范文（精选5篇）

作文之怪现状 第1篇

一、目睹之怪现状

(一) 并非学习的“合作学习”

有的小组在相互推诿或不断分工;有的小组三言两语, 大功告成, 或简单重复, 原地打转。学生处于学习的游离状态, 无所事事。另一种情况是, 小组讨论热情高涨, 合作学习热闹非凡, 其实是在闲聊说笑, 东拉西扯, 不着边际, 甚至有制造怪声怪相以哗众取宠的, 不仅自己小组无法展开学习, 也影响了其他小组的学习。

(二) 并未合作的“合作学习”

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学生间应形成良好的互助、互动的关系。但在小组活动中经常会出现不友好、不倾听、不分享的问题, 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1. 学生间缺乏交流。

有的小组几个成员同时抢着发言, 七嘴八舌,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谁也不听谁的;有的不能耐心等别人把话说完便插嘴, 抢着说;有的不能相互督促、纠错、补充, 只关注自己的发言。这样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很少, 没有真正讨论和合作, 没有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

2. 学生的参与度不均衡。

教师常有这样的发现:在小组活动中, 个别成员频频发言, 小组汇报时, 真正发言的仍是那一两个学生, 而其他成员则坐在那里静听, 仿佛成为“多余人”, 这就是所谓“小权威”现象或“搭车”现象。

(三) “一统天下”的合作学习

另外有一个现象要提一下, 有的教师十分热衷于合作学习, 课堂上看到的整节课都是学生在合作学习, 很少看到有时间让学生独立学习, 这样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会降低, 独立学习的能力得不到培养, 而在学习中独立学习才是最主要的。

二、追本溯源

合作学习和中国的“水土”是否真的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呢?深入思考一下, 我们会发现, 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有座位编排与班级人数。许多学校教室座位的排列都是秧田型的。这种安排方式可以让众多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师身上, 适合于集体讲授, 但学生个体间的交往范围非常狭窄, 不利于展开合作学习。在现今多数学校的班级都在固定教室上课的背景下, 这对于实现合作学习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障碍。

现在许多学校班级人数较多, 分组时不是小组过多, 就是小组内成员太多。前者给教师管理课堂、关注各个小组的活动情况以及小组宣布成果、全班交流带来困难。后者必然导致每个成员讲话量和参与者数量的减少, 因而主观上会导致小组成员的不满和积极性的下降, 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在小班化教学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 学生因素

1. 学习意愿与能力。

有些学生对学习本就没有热情, 缺乏兴趣和动力, 把合作学习当做“可以热闹一下”的机会, 导致合作学习的失控。而且合作学习要以各成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础, 一些学生在基础知识、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学习习惯等方面与其他学生存在差异, 往往就难以平等合作、对等交流。尤其是一些有一定难度的合作学习内容, 有的学生可能就知难而退。

2. 性格心理。

学生性格多种多样, 问题心理比较多。有的学生害羞, 沉默寡言;有的漫不经心, 冷淡漠视;有的过分依赖他人, 不敢自作决定;有的胆小怕事, 缺乏自信。这样一些性格心理会导致学生不愿或不敢投入到合作交流中。有的学生缺少耐心, 容易冲动;有的活泼好动, 喜欢交头接耳;有的喜欢自我表现, 哗众取宠:这样的性格心理会导致攻击行为、矛盾冲突的产生, 使得合作学习无法顺利展开, 甚至被迫中断。

3. 合作意识与能力。

有些学生缺乏合作意识, 合作学习时不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取长补短、达成共识。有的学生不尊重他人, 不倾听、不配合, 甚至出言伤人, 引发矛盾。有的优等生不把后进生放在眼里, 认为他们说了还浪费时间, 或者好心地去帮助他们, 却越俎代庖。有的后进生不知合作学习需要自己的贡献, 放弃责任, 落得清闲。有的学生充当看客, 并非不想说, 而是不会交流讨论的技巧, 如详细阐明自己的思想, 说明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倾听、分析、评价别人的观点, 根据别人的想法修正自己的观点等。

(三) 教师因素

1. 合作动机。

不少教师用小组讨论, 是因为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大力提倡的学习方式, 是因为看见别人采用合作学习方式并且得到好评, 或者是因为它是课堂评价标准中的一条, 其依据并非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 目的并非促进学生的合作交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而仍在于完成教师的教学设计, 只是以此为点缀。

2. 分组形式。

教师大多根据学生的座位就近分组, 座位变了, 小组也就变了, 一来没有考虑学生的搭配, 二来小组成员缺少磨合。或者教师完全让学生自由组合, 美其名曰“给学生选择学习伙伴的权利”, 但学生选择的未必是“学习伙伴”, 未必能互补互助, 共同提高。

3. 合作时机。

子曰:“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合作学习也要讲究时机, 即学生独立思考有所悟而仍未通时。如果把合作学习当做灵丹妙药, 胡用滥用, 甚至上课不久学生还没有进入情境, 没有展开独立思考就展开合作, 结果只会南辕北辙。

4. 教师指导。

学生合作了, 教师“偷得浮生一刻闲”, 退至教室一侧作壁上观, 或如蜻蜓点水般在各小组间游走, 不发挥组织、引导、调控、促进作用, 这样的课堂必然缺乏实效。

中国反腐之怪现状 第2篇

近段时间，“中国式反腐”的故事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地传播。按道理来说，一个国家的反腐工作，应当是相关部门的职责本分，应当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但在当下中国，却演绎出一出出“闹剧”，真不知让人欢喜让人忧。笔者总结一下，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中国式反腐”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内讧反腐。就在前不久，原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诽谤自己上级市委书记，结果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最后，他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当然，胡健勇的腐败行为并不让人奇怪，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胡健勇腐败了那么长时间为何都没被查，又为何偏偏在其诽谤市委书记时被查出经济问题？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内斗式反腐”。其实在中国，“内讧反腐”还有另外一版本——同归于尽。2010年，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就颇具代表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作为“全民公敌”，腐败者之间的“内斗”让人解恨的，但也折射出了中国反腐的困境。

二是情妇反腐。情妇，这是近年反腐的一大“功臣”。2008年年底，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蔡爱华报警将其情妇周青送进监狱；两年已后，刑满释放的周青向江苏省纪委举报蔡爱华涉嫌受贿以及生活腐化等问题，蔡随后被“双规”和逮捕。在“情妇反腐”当中，最恶劣的当属韩峰版的网络“性爱日记”，将一个官员包养情妇玩弄女性的丑恶形象暴露无疑。有人对近10年开庭受审的40多名省部级高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毋庸讳言，情妇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小偷反腐。在反腐的功劳簿上，小偷可谓是功不可没。2011年底，“小偷反腐”曾成为网络热词。2011年11月，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盗，案发10小时后盗匪被捉。其妻报案时谎称被抢300万，但小偷证实，被盗钱财物总价值近5千万，最终使得白培中落马。“10年来小偷反腐10个著名案例”，甚至不得不让人感慨，在这些案例中，“小偷反腐”的效率不知比有关部门高到那里去了，基本可以说得上是一查一个准。

香港楼市之怪现状 第3篇

香港政府去年连续出招平抑楼市，二手房交易因而大跌，但楼价稳住的同时，房租却快速上涨，香港特色的“房中房”成为市场新贵；而房产中介开始把目光转向死角车位、天台甚至“凶宅”，这些以前无人问津的单位，居然也跟着节节走高。

买天台做钉子户

香港媒体近期报道了一系列炒楼怪现状。报道称，香港楼市近期的表现可用“癫狂”来形容。楼价远高于普通大众的负担能力不说，炒家不顾政府重招打楼，纷纷“各出奇谋”，令市场上浮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物业买卖或租赁个案。房中房、猪栏鸡棚有人住，凶宅也“大把人”抢，连无路可出的“死位”车位亦有人买，空荡荡的天台也奇货可居。

荃湾一个4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平方米）天台，平均价是625元（港币，下同）。天台“空落落”的，只有几盆花，连僭建物都欠奉。这种天台的投资价值在于旧楼改造时，可用作钉子户的要价筹码。“成功案例”不乏先例，去年香港太古公司为了建新楼，就花了1920万元买了两个钉子户天台，价格高过太古城海景房。

车位没法停也有人要

工商物业成为二手房之后的热炒产品，投资额较少的车位尤受欢迎。一些俗称“死位”的难于泊车的车位，近来也被标价发售，租价较低但一样可以成交，只是敢于租下车位的人，非得有专业车手水准不可。

一段名为“挑战富嘉花园”的影片近日在香港网络上流传，内容是一名司机在富嘉花园的停车场找泊位，该司机不断懊恼如何可将座驾安全而不受伤地到达“吉位”。香港媒体现场观察发现，该停车位之狭窄，令车与车之间“亲密”得没法子开车门，空隙几乎连一个正常体型的人也挤不下。而且有部分“死位”，根本难以泊车后下车。

以前香港人谈之色变的“凶宅”，近期也有放售。据称，此类宅子可以出租或转卖给不介意的外国人士。由于成交价低，出租回报率反而可高达10%。

猪栏鸡棚也成廉租房

日前有香港媒体揭露，上水天平山村鱼场、元朗榄口村的不少猪栏与鸡棚，竟被改建成“廉租房”。有住客表示，虽然环境恶劣，但却负担不起正常单位的租金，唯有居于此地。

不过，香港地政总署已证实此类改建违法，因农业用地不可用作商住出租。

楼价企稳，不少人“转卖为租”，租金随之高涨，房中房更加大行其道。港媒报道，铜锣湾、中环等旺区出现了不少“酒店式”装潢、家电齐全，更提供Wi-Fi无线上网的“豪华房中房”，受到白领青睐。以位于铜锣湾、面积约200平方英尺的房中房为例，月租可达1万元，平均租金较豪宅更贵。

调查发现，香港30年以上的旧楼约有42%的单位被改建成房中房，估计全港有至少6.7万个单位。但建筑测量师指出，分间单位影响楼宇结构和消防安全，装修雅致却暗藏危机，入住如同“搏命”。

香港媒体评论，这些怪现象归根结底都是高楼价惹的祸，也许只有等泡沫破碎，一切才会重归平静。

另眼看高考语文阅读题之怪现状 第4篇

2011年, 福建省高考语文科目的阅读题格外引人注目, 原因在于命题人选用的一篇文章, 原作者尝试答题, 却仅仅拿了一半的分数。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林天宏2006年在该报发表的《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一文上了今年福建省的高考语文试卷。林天宏找到福建高考语文试卷后, 以为既然是自己写的文章, 自己做起来必定得心应手, 却没想到一对答案, 好多都不会做。这让他忍不住在微博上发泄自己的不满:“其他就不说了, 最后一题问作者为什么提了两次大雨, 标准答案说了一堆。真正的原因是我写稿时窗外正好在下雨出卷前问问我好吗?”

可能让林天宏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 这一似乎无可厚非的小小“牢骚”眨眼工夫被无限放大, 不单为关注高考的广大网民所疯狂转载, 更被各大权威媒体炮制成一颗颗重磅炸弹, 然后集中火力向久为国人诟病的高考, 尤其是高考语文题开火。

二、文本阅读的多重阐释性与作者的“想当然”态度

正如一些评论所言:“必须看到语文阅读题不是一般的数学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阐释, 如果非要设置格式化的统一答案, 既是对作者本人的误读, 也容易限制学生的思维, 这对学生不公平, 会扼杀学生的想象力。”笔者也丝毫不赞成如此做法。笔者真正的质疑和忧虑其实是别有他因:“林天宏凭什么要求出题人在出卷前要问问他呢?”

曾经的《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如今的《中国周刊》总编助理, 这样的背景促使我们想当然地推测, 林天宏先生无疑应该是一个具备良好文字功底, 并有着扎实人文学术修养的后起之秀。然而, 他的这一“牢骚”却折射出了其自身识见方面存在的不小问题。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有“诗无达诂”一说, 这些学说都意图说明, 在文本的阐释过程中, 作者绝非意义的唯一仲裁者。尽管大部分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意图, 但是, 读者却是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意义上, 作家的写作完成之日, 并非文学产生之时。倘若这部稿子暂时没有读者, 那么, 它的价值只能潜在地封闭于自身之中;倘若这部稿子永远没有读者, 那么, 它在文学的意义上甚至未曾诞生尽管这并不妨碍稿子转化为印刷品而客观地存在。

即便作者或其他人士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论, 但并不妨碍文本的确存在如是阐释、解读的可能性。故而, 在这些可能性存在的前提下, 关于如何阐释文本, 产生任何“想当然”态度实在是大不应该。网友留言调侃高考命题考倒了作者本人, 我们不应过分苛责。毕竟受过专门学术和写作训练的只是一部分堪称精英的小范围群体。然而不无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作者林天宏却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创作意图等同于所有可能的文本阐释方式, 其在发牢骚时候流露出的天真姿态, 却不免让笔者失望。

林天宏先生本人面对采访记者, 也在痛陈当前应试教育环境之弊。照林先生的说法, 他之所以连自己都做不对给自己文章设置的题目, 完全是因为脱离这个体系已太久, 不熟悉这套体系所致。然而林先生自己道出的“真正的原因”却泄露了天机:他本人不是在反对设置标准答案, 而是反对他本人不认可的标准答案这么绕了一大圈之后却发现, 原来作者是和我们的考生一样, 也没有摆脱高考标准答案的梦魇。这个中讽刺可谓意味深长。可惜, 这一点隐现的破绽未能被命题人抓住, 否则双方一定会在媒体上上演一场精彩的唇枪舌剑攻防战。当然, 如果笔者也仅仅是抱着奚落调侃的心态对林天宏先生发一通牢骚, 作一番自视高人一筹的诛心之论, 就未免难逃尖酸刻薄之讥 (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林天宏先生在作此番言论时, 本意并不在此, 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命题人妄作解人的不满而已。但这又恰恰反映出:他对自己言说的言外之意并不具备完全的操控能力) 。笔者关注的, 是这一事件掩映下的隐忧。

三、从语文阅读题选材看“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困境

众所周知, 国内教育一直苦于无法培养出具备鲜明批判性思维的人才。正是这一深刻原因, 导致时至今日诺贝尔奖榜单上找不到一个本土华人学者的名字。面对这一惨淡景象, 国内上下早已“民怨沸腾”。在这一事件沸沸扬扬的炒作中, 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考生搜肠刮肚搜不到标准答案而对命题人饱受讥评。我们应该想得再深一点:该如何看待原作者本人的文学素养, 以及某些命题人的选材失察?当然, 选用时文能赋予高考试题时代感, 有助于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激励在读学生关注社会, 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作为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的“国考”, 高考的语文命题材料理应具有相当的文字和思想水准, 命题人也理应具备“沙里淘金”的慧眼和能力。否则, 以其昏昏而欲使万千考生昭昭, 岂不落个事与愿违, 贻笑大方?

医院乱收费之怪现状调查 第5篇

前不久，在西安市结核病医院发生了一起乱收费的事件。患者住院10天，竟然被医院多收了3000元，其中更有一天收费超过24小时的糊涂记录。而这种医院变通各种手段进行高收费、乱收费的现象，已经不是偶然。

一天>24小时？

找到王坤病房的时候，他恰好在父亲王柄元的陪同下去放射科拍胸片。“他（王坤）就是从商洛来西安看病的那个娃娃，医院多收了娃不少钱。”在记者向同室病友确认的时候，这位51号床位的病人关上门警惕地告诉记者。

王坤回到病房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有些虚弱。“娃的病让我跟他妈很着急，现在菌（结核病菌）还有很多。”王柄元对记者说，“所以医院收费的时候我也不多想，人家说没钱了我就赶紧交，身上的钱用完了就去找亲戚朋友借。只要人家能把娃的病看好。”王柄元有些激动。“每天倒是有一些条条单单的，但是人家护士拿着呢，我眼睛又不好，那么小的字我看不清楚，也看不懂。要不是我一个亲戚及时发现，这回多收也就多收了。”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实农民向记者诉说着。

就在4月22日，一家媒体以《住院10天，多收3000》为题，专门报道了西安市结核病医院多收费这一事实。在医院的一日清单上，竟然记录王坤每天动脉采血26次，血气分析26次，加压给氧84小时，心电监测数量96小时。

记者向医生办公室一位姓赵的护士核实，采血和血气分析每天都只有一次；而一天24小时，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医院竟然闹出“一天 84、96小时”的笑话。

随后，记者拨通了王柄元提供的医院纪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他对整个事件的回答是：医院暂时没有建立网络收费系统，计费为纯手工操作，这次就是笔误导致部分项目出现失实。院方已经给患者减去了多收的费用，并向患者家属诚挚道歉。当记者提出当面采访时，这位负责人以开会为由拒绝面访。

但是王柄元并不这么认为。“咋就是我孩子的单子错这么多呢，咋不见给别人家多收费呢？我没文化，但一天几个小时我还是知道的。”记者当即向51床的病人核实，获知他们并没有被多收费。

由于媒体报道，西安市卫生局已经知道此事，并专门派人过来慰问过王坤父子。记者在床头柜的旁边见到慰问时带的一些营养品。“我们要求赔偿。”王柄元说，“卫生局应该还我们一个公道。”

西安市卫生局办公室的薛处长却是这样回答记者：“咱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已经去看过病人和家属了，并且给他们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纠缠了吧。”当问到解决的结果是什么时，薛说：“解决方案就是医院退回多收取的一切费用，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这次只是工作人员的笔误，他们（王柄元父子）却在那里无理要求高额赔偿。”

记者再去医院找王坤时，发现病人已经出院。院方更是以不知道为由拒绝任何询问。王坤曾经给记者留过一个亲戚的电话。记者拨通电话得知，由于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们已经转回商洛老家的小医院接受治疗。但西安这边的具体情况，亲戚并不了解，只是提供了一个王坤的手机号码，但是在拨通之后，对方一直说不认识王坤这个人。

这对父子为何匆匆离开医院，是否获得了额外赔偿，事情最终究竟怎样解决，记者也已无从获知。

“失误”、“笔误”频频出现

时下，一些医院乱收费，从病人身上赚取昧心钱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王坤、王柄元父子的情况并不是个案。

2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来自浙江省审计厅年初的一项抽查表明：该省99家医院竟然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5.21亿元，医院药品价格畸高、医疗服务乱收费两大问题尤为突出。其违纪行为主要表现在提高医疗收费标准、重复收费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等。医院利用自身垄断优势猛“宰”患者或使患者“大出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早在2006年年底，央视就专题报道了深圳人民医院多收费事件。其中病人的特级护理这一项，就白纸黑字打着按小时收费，却竟然在一天收了25个小时的费用。

被央视曝光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一名医生表示，医院设备的使用率高，科室效益就高。去年医院定的所有任务，所有的钱，所有的折旧，所有的工资，然后剩下的钱，结余的部分70％是医院的，30％是奖金。“没有人可以拿到两万多块钱，那你不就得拼命？就是这样说吧，让病人一天做两到四次，不该做的，去收这个钱，还有的病人本来不是那么严重的，收到监护室里，一天收一两千。”

他还透露，住院部门有它的来钱之道，门诊医生也有给自己创收的办法，主要就是吃医药代表的回扣。比如多用某个厂家的支架、导管等医疗器械，多开某个品牌的药，回扣就多。这名医生说，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整顿后，现在医药代表来医院联系医生都非常隐秘，他们有的会到门诊挂号，还有的拿着空白化验单，等到人少或者快要下班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到医生的办公室。

而在兰州发生的一起案例中，患者李东因多个器官大范围癌转移进行切除手术，后因肠瘘和腹腔感染入住ICU达55天，并因35万余元总费用和“一天用100瓶盐水、一日使用呼吸机143次”等超常治疗，酿成兰州“天价医疗费”事件。

评论人士认为，医院希望增加创收，给职工“谋福利”本身没有原罪，但创收不能丧失职业底线，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救死扶伤。

多收费等于欺诈？

这些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经济和心理的极大伤害。医院的行为是否违法？多收费是否属于欺诈？

对此，上海信诚律师事务所丁海滨律师指出，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了13种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的情形，“而工作人员因不够认真细致而造成计费差错不在此列，因此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消费者可以起诉要求返还多收的费用。” 中国医院协会维权部副主任、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认为，目前医院多收费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处理上也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乱收费是多收费中性质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即医院没有为患者提供某项服务，却对该项目收费；或者只提供1项服务项目，却收了10项的费用；又或是国家定价不允许收费的项目，医院却收费了。这种“乱收费”属故意为之，应当严格处罚对法律界人士的分析，有消费者质疑：怎么证明医院所称计算机系统故障或者工作人员不认真这些理由不是借口，不是事实上的欺诈呢？丁海滨告诉记者，因为收费问题与医疗事故等人身损害纠纷性质不同，不要求医院举证责任倒置，所以消费者在这方面有疑问的话，必须自己举证，但这对于消费者来说难度颇大。浙江省某二级医院医务科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有的医院经营不规范，确实存在欺诈行为，别说消费者一般很难看出来，就连医院自查也很难发现。

因此，对于法律界人士大多赞同的医院多收费“非主观行为不属欺诈”的观点，社会各界也有反对声音。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林凌认为，医院将病人没有吃的药品、没有做的检查在最后的收费清单中列支，这种多收费问题性质其实应该等同于其他消费行为中的“短斤少两”。而医院对于多收取费用的解释常常是计算机网络出了故障，或是工作人员疏忽划错了价等等客观理由，有推卸责任之嫌。颁布实施已有10年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虽然没有强调将医疗服务纳入其调整范围，但这一“办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讨论经营者多收费之类行为是否是故意的，只要“短斤少两”等行为客观成立，经营者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体现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所以，医院多收费无论其是主观行为还是客观因素所致，都应当认定为欺诈行为。

患者挨宰谁之过？

患者感受的“单边主义”行动，着实说明这些医院在利益的驱使下，乱收费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程度。和谐社会是现代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一些医院利用相关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相关部门对医生的质量服务监督体制尚不够健全，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巧立名目乱收费，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制造了不和谐因素。为了创收，有的医院不惜以各种方式加重病人负担，这不仅涉嫌违法违规，而且影响了自身的形象。

但是与此同时，医院方面也开始叫苦不迭。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是好的，但大部分医务人员也在乱收费，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小医院都要面对创收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说：“国家对国有医院的投资下降，过去的医院是收支两条线，医生不用担心收多少钱，你要考虑的是怎么治病，医生拿的工资是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在首先国家的投资下降了，国家对医院的投资现在一般是低于10%，也就是国家投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整个医院运行成本的10%。”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1980年、1990年、2000年、2004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分别为143.2亿元、747.4亿元、4586.6亿元、5684.6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则分别为36.2%、25.1%、15.5%、15.2%。这表明，从1980年到2004年，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越来越多的钱，所占比例却一直在递减。“政府没有给医院提供足够的补偿，那么，谁的规模越大，谁的病人越多，谁挣得越多，谁的自我补偿越多，谁就越容易生存。” 由于财政补偿机制不健全，导致“以药补医”等扭曲性行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财政补贴占医疗机构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小，多年来平均仅为8%，不足人员工资30%。在工资、管理费用、各种医用价格上涨情况下，大多数医疗服务收费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在财政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不能给钱就给政策”，即允许医院对药品按进价加价15％销售。致使一些医疗机构采用不规范的手段诱导不合理的医疗消费，出现“以药养医 ”，医生开“大处方”、开大检查单、重复检查等扭曲行为，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加重患者的负担。按照国际标准估算，由于“大处方”，中国卫生总费用的12％～37％被浪费掉了。杜乐勋教授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认为政府对医院的补助水平（用医院业务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越低，则医院就会更多地通过更多的医疗服务、药品和检查获取收入，加剧医疗服务上涨。模拟结果表明，业务收入占医院总收入每增加1％，卫生总费用增加将近0.23％。

财政部科研所综合室的刘军民指出：卫生一旦市场化，就要面临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指导思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体制变革中财政分权改革对卫生市场化的倒逼。在财政分权改革中，上级政府把卫生筹资的责任转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在财力拮据、且缺少有效措施消除卫生机构冗员的情况下，又把筹资的主要任务推给了卫生机构，实质上是把难题交给了原本就失灵的市场。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的重要促动因素。

在财政分级包干的大格局下，中国卫生事业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调剂的比重很小。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差距的和地方财政能力差距的扩大，地方之间的政府卫生支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政府卫生支出比重下降带有明显的“累退性”，经济越穷的省份，政府卫生支出下降越快。城乡差距的问题就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