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精选10篇）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1篇

经济结构并非单一结构, 而是一个系统。[1]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 则其首先包括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 (也可以说劳动力结构) 和生产资料结构, 这是对立统一的层次。其中, 生产资料结构在现代社会表现为投资结构。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和投资结构结合, 表现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再展开, 就是产品结构。围绕产品结构, 有流通 (市场) 结构、分配结构、积累和消费结构。区域结构则是上述各结构在某一区域的综合、具体存在。因此, 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 包括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积累和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子结构。[2]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化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同时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中国在由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化过程中, 结构调整将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如何突破二元经济结构, 淘汰落后生产力, 消减经济发展中地区和城乡的差距, 使经济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本文从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分析入手, 探讨利用金融服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1.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三个重要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 即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 (或收入) 比重。通常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 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则高于1。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表明本部门的产值与劳动力比值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经济的二元性越显著。二元对比系数, 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理论上处于0~1 (小数) 之间, 当为0时, 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 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 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 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 经济的二元性消失。该指标与经济结构二元性的强度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二元对比系数越大, 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反差指数, 即第二、三产业或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理论上也为0~1之间, 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 反差指数越大, 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 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 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 二元性消失。

中国经济结构是否存在二元性呢?现在总结中国1985年至2009年三种指标的波动情况, 考察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质 (参见表1) 。

(1) 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1985~2009年中国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0.261至0.445之间, 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448到1.905之间。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 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 差异比较明显, 说明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性。

考察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的0.455至2009年的0.282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加强。1993-1996, 2003-2004和2006-2009三个阶段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出现小幅上升, 说明这三个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有所减弱。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的1.905下降至2009年的1.448, 总体呈下降趋势, 说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减弱。其中1996~2002年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622上升至1.726, 反映这一阶段二元结构性增强。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

从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看, 第一产业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小于1, 且呈下降趋势, 说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加强。而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 但逐渐趋于1, 说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减弱。两个指标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变化强度的解释并不一致。2003年至2009年期间, 我国强调农村建设, 大力发展农业, 对农业的产能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此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 但整体值仍偏低。

(2) 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指数。

中国二元对比系数在0.152至0.247之间波动, 1996年至2003年呈下降趋势, 二元经济结构有所增强, 2003年至2009年二元对比系数逐年上升, 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减弱。这与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解释趋于一致。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指数波动明显成反向, 二元反差指数对经济结构变化程度解释与二元对比系数趋于一致。根据国际统计数据, 发展中国家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31至0.45之间, 发达国家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至0.86之间。然而我国二元对比系数一直低于发展中国家最低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绘图。

综合三个指标, 说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 且二元程度明显, 但自2003年以来二元经济结构正在逐步得以改善。

2.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

(1) 农业部门发展明显滞后于非农业部门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承下降趋势, 从1985年的0.445下降到2009年的0.282, 下降率为36.63%。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从1985年的1.905下降到2009年的1.448, 下降率为23.99%。可以看出, 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显著, 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二元化呈现加深趋势。

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注重工业建设, 对农业的投资相对较少不无关系。1995年至2009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140%,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601%。如图2所示国家对农村的投资明显落后于对城镇的投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由1995年的78.1%增加至86.3%, 增长了10%, 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由1995年的21.9%下降至13.7%, 下降了38%。农村相对城市发展的滞后性日益加剧。

资料来源:201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2) 城乡收入二元化明显。

中国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 一方面中国以农业作为主要产业,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多数。2009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1%, 相比1978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08%, 农村人口比重大规模下降, 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1978年至2008年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均呈下降趋势, 但仍有一定波动。虽然农村恩格尔系数仍低于城镇恩格尔系数, 但两条曲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农村与城镇生活水平基本同步提高。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 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1978至2009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7174.7元, 增长了49倍。而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9年的5153.2元, 仅增长了38倍。从图3中可以看出农村与城镇的收入绝对差距正在明显加大。

资料来源:201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3) 区域经济呈现二元结构。

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差异和历史经济发展差别等原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 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较强。中国的东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优势, 加上改革开放对东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扶植, 使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省市经济发展很快。西部地区由于历史上就经济欠发达, 地理环境不好, 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各地居民储蓄极不平衡,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最高省份是广东省31411.4亿元, 最低是西藏226.4亿元。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 31个省市自治区中, 城乡居民储蓄超过万亿的有10个, 其中仅四川一个西部省市, 并且十个省市储蓄和占全国总储蓄的62.57%。

从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农业部门劳动率方面, 天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最低, 其指标数值仅为0.112, 即1%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仅能创造0.112%产值比重。海南省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最高, 该指标数值为0.533。在非农业部门方面, 云南省全国最高, 该指标达到2.135;北京、上海两市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非农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

从二元对比系数分析, 全国平均二元对比系数为0.194, 近一半地区该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海南省最高, 二元对比系数达到0.352, 二元结构表现较弱;而天津该指标为0.096,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明显, 经济二元性表现最为显著。

从二元反差指数分析, 北京和上海二元反差指数均接近0.05, 说明两地二元经济结构有所缓解。云南省该指标最强, 与劳动生产率指标反应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海南的情况比较不同, 根据数据显示, 2009年, 海南农业部门占总体产业的27.94%, 为全国之首, 促成了海南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二元性差异较弱的特点 (见图4) 。

资料来源:201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二、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

1.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内在升级

2009年, 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跌至10.3%, 第二产业的比重接近46%, 第三产业43%, 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仍站主导地位, 但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上升, 农业产业比重继续下降。回顾改革开放至今30年的期间内, 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 期间经历三次波动。第一次波动是1990年至1993年, 1990年以前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成平稳态势, 主要是由于文革后百废待兴, 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刺激下各产业发展齐头并进。1990年左右, 第一批工业创业潮和进城务工潮兴起, 城乡工业发展迅速, 农业人口大量进入工业企业, 形成重工轻农趋势, 二元化迅速加深。第二次波动是1993年至1996年, 这一阶段二元经济有所减弱, 通过大量人口进入城乡工业就业, 劳动力的充足带动第二产业发展迅猛, 经济由紧缩逐渐转向过剩, 城市劳动力的过剩和农村劳动力的缩减, 使二元经济结构减弱。第三次波动是1996年至2003年, 经济二元结构又趋于加重。一方面工业产能与农业产能的距离持续加大, 加上城市实行国企改革, 大量职工下岗再就业, 挤出了农村进城的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 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随着工业产能的提升, “三农”问题更加受到关注, 资金政策向扶植第一产业倾斜, 经济的发展更注重科技性、环保性和可持续性, 2003年至今,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平稳减弱趋势。

2.城市化进程加快, 促进城乡结构变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 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7.92%, 1993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7.99%, 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5.68%。从1978年到1993年, 中国用15年的时间, 使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 1993年至2008年, 15年的时间又提高了近18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 城市步伐明显加快。

城市化步伐加快, 使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长加快, 大量的新增城市人口增加了消费需求,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长期以来,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 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 其原因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 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 会增加人口对服务业的需求, 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此外, 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 农民会拥有更多的土地, 农业也就会走现代化机械化道路, 农村的消费需求才会提高, 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消费结构变化, 促进工业结构调整

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例, 相比1990年, 2009年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下降了18%, 衣着下降了2%, 交通通讯消费大幅上升8.5%, 文教、医疗均有3%的上涨。由此可见, 多数农村家庭已基本解决了衣食的问题, 消费支出向文化娱乐、子女教育、购车、建房等方向转化, 这种转化将带动农村的基建建材产业、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从而提升这些产业的整体发展和升级。

三、发展金融服务业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城乡和区域的二元化经济结构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结构问题之一。在此笔者从金融服务角度提出促进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 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 为加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奠定基础。第二, 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 为消费升级创造社会环境。第三, 调整行业结构,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 发展地毯经济, 保护人类生产环境创造条件。[3]金融服务可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方面引导资金投资流向, 促进行业结构调整。

1.加大对乡镇农业相关配套产业的信贷投资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

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工业的支持和科技的服务, 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 同时配套完善第三产业, 切实发展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化农业。进一步深化农村信贷主要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信贷层次深化、覆盖面广化, 强调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担保业等多层次金融机构进入农村、服务农业, 金融服务的领域尽可能全面覆盖农业发展的需要, 特别注重中西部农业的扶植服务;二是强化资金扶植的可持续性和引导性, 在对利用商业银行进行农业信贷的同时, 注重信托保险等机制并行, 降低资金风险, 尽可能扩展中长期农业贷款, 引导资金流向系统性、可持续性的农业生产项目;三是以金融带动农业的发展, 扩大农业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与区域的差距, 促进我国农业进一步升级优化。

2.发挥民间资本作用, 推进乡镇农业配套企业成长

农业的生产还处在少规模, 少信息的阶段, 参与生产的农民一面在天价绿豆、大蒜等农产品涨价潮中错失利益, 一面又在低价卷心菜中赔光本钱。民间投资资本对农产品的冲击不但影响了物价的稳定, 同时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笔者认为, 资本具有逐利特性, 在中国民间资本不断膨胀, 相应投资领域欠缺的时期, 正式利用和疏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发展的契机。乡镇政府可以通过信托股权等方式吸引资金投资农产品种植园, 农产品批发流通基地, 物流产业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通过引入民间资本的投资, 一方面缓解农产品市场的价格炒作, 使资金延伸至生产环节;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市场化, 上下游链式发展, 更重要的是农产品关系国家的政治命脉, 运用中国的民间资本把握农产品生产链及流通环节,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有重要作用。

3.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农村信贷投资主要以农村信用社为主, 金融手段单一, 运作风险大, 成本高, 积极性不显著。如何利用多样化金融工具, 开展金融创新, 健全农村金融的服务体系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点, 也是加快农业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展用于农村信贷的资金来源, 通过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衍生品的创新, 扩大农村信贷资金来源, 避免信贷资金进来源于地方存款的单一路径;二是加大营业网点的覆盖区域, 提供便捷的结算方式;三是尽快建立适应农业实际需要的信用评价和考察体系, 做到客观评价、合理科学打分、有效的查询存档和共享;四是建立农村信贷投资的保险和再保险机制, 分散投资风险, 提供风险补偿。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2) 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文化出版社, 2004.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2篇

中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度逻辑

近年来,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现实相佐,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西部的现实状况.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滞缓影响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而制度因素是中西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中西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作 者：王文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刊 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4(3)分类号：F121关键词：二元经济 结构转换 制度逻辑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研究 第3篇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提出,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 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 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而且农业劳动者在接受最低工资条件下提供劳动, 其工资水平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而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 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 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这不仅使得工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供给而不断扩张, 而且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流出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 当剩余劳动力消失,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 与工业达到一致, 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2 我国二元经济的形成

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 工业化有三种形式:①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 如英美。②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 如巴西。③政府高度介入的工业化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会形成工业发展超前而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刚性。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的工业化正是采取的这种形式, 伴随着产生了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工业化初期, 工业部门比重较小, 单纯依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集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 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性的资源转移;另外一种是政策性的资源转移。前者取决于金融发展和该地区商业集团的起源与行为;后者主要采取净直接税、净间接税等手段。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由于不具备市场性资源转移的条件, 则主要求助于政策性资源的转移。我国政策性转移是以具有巨大剪刀差的价格为手段, 集体化农业是因为制度的支持而取得成功的。在私人经济中, 农户的个人收入和消费是不可能控制的, 它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个人偏好, 在此种情况下进行资源转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而通过集体化使农业部门劳动者只能得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费用, 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并且这种转移是在劳动者拿到收入之前就完成了, 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 因此, 这种转移方式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3 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分析

3.1 资源配置过度倾斜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国内外的环境, 采取了特殊的经济发展战略, 通过资源倾斜手段,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一阶段所采取的过度的资源倾斜政策,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阻碍。我国的资源倾斜主要是资源在工业与农业间分配的严重不均, 这样导致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的发展, 难以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综观我国经济发展历史, 由于资源过度倾斜于工业, 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 引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短缺。而现阶段的中国农业应该是政府主导的投资, 具体投资方向在农村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等。但政府的资源一直是严重的倾斜于城市和工业, 造成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刚性加强。

3.2 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受阻

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的转移。因为只有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转移才会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 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我国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跨地区流动。

(1)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建立乡镇企业

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现代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保护和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然而, 在我国的乡镇企业建立的过程中, 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的趋势。“资本深化”的提前进行, 使得技术的选择出现了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 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 促进跨地区流动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种方式是跨地区流动。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强, 农民自由进城主要分布在所谓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据统计, 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在城市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为20%～70%, 创造收入大约为城市总收入的40%。但是我国城市非正式就业空间相对狭小, 在1998年我国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占城市就业总数的13%,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甚至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特别是近年来, 出现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与农民形成了强烈的竞争。

4 结论

通过本文分析, 我国二元经济在沿着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的路径中受到很多的制约因素, 我国经济的一元化不能按其途径顺利进行。因此造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加固, 不仅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而且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对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摘要：本文将对我国二元经济的刚性进行分析, 探讨其出现刚性的原因。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4篇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对策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自1979年至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①，2003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GDP增长9.8％，经济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清晰的看到，由于城乡分割、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1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和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不可逾越的现象，更是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它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越来越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1城乡隔离，贫富差距拉大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放弃农村，发展城市的指导思想，造成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完善，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农村经济依然没有起色，甚至沿袭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扛犁耕的劳作模式。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薄弱，没有形成城市反哺农村，随着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对农村的依赖逐步减少。城乡经济联系日益疏远。

1.2三农问题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减缓的难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三农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1.3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我国1958年颁布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农村隐性失业严重，经济效率低下。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势必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4农村经济落后，国内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中，国内消费需求占总消费的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在世界经济疲软，国际市场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国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落后，占总人口63.91％(2001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近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总消费远低于仅占全国人口约30％的城市人口总消费，人均消费水平就更低了。

根据边际消费递减的规律，增加农民收入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要远远大于城市人口收入的增加。目前我国正处八消费产品升级换代的时期，一方面城市对彩电、冰箱等产品的需求已趋于饱和，逐步向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产品迈进，而广大农村地区却对彩电、冰箱等缺乏购买能力，造成彩电、冰箱等消费品的假性饱和。农民人均DPI较低，没有稳定的预期收入，而必须面对不可预期的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等，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其消费需求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从而使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拉动作用不够，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符，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符，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城乡统筹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成为发展经济、体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

2.1变革不合时宜的户籍管理制度由1958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后逐步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城乡分割和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制度保障。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就要变革不合时宜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推行全国统一的居民身份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改革。198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并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国务院2000年颁布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凡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

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扫清了障碍，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这为东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优化配置了劳动力资源，同时实现了劳动力同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最优配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2发展乡镇工业、推进城市化是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之前，乡村工业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乡镇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苏南模式就是乡镇工业成功的典范。中国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采取了以农哺工的政策，但工业成长起来后，没有出现城市反哺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担负起了反哺农村的替代作用。乡镇工业可以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离土不离乡，拓展了增收的渠道，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盲目，需要做出科学的规划。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暴露出了弊端。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乡镇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生态问题突出。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辉煌之后走向衰败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小城镇的建设和乡村工业化应该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城镇进行重点发展，发挥比较优势，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

2.3推行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农村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却很难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加快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由于我国不但不对农产品进行补贴，而且还是世界上几乎仅有的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费的国家，农民负担较重，收入增长缓慢。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倾斜政策，保护脆弱的农业，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人才、资金、技术等投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业人口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2.4加快配套体制改革，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传统户籍制度按照城乡划定国民身份，并且这种身份世代沿袭，农民的子女也是农民，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途径无非就是读书、招工、参军等途径。农村人口享受不到城市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因此，应该尽快给农村人口以国民待遇，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配套体制改革，推进各种福利制度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给予农村人口以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这正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应用再思考 第5篇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以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现象，传统部门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而现代部门是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发展落后的根源在于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的道路即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使得传统部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出而提高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现代部门随着廉价劳动力的转入而增加利润进而扩大生产规模。

20世纪六十年代，费景汉、拉尼斯注意到农业剩余的作用，并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因其脱胎于刘易斯模型，后人将其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农业是依靠输出剩余劳动力而获得发展的传统部门，农业积累的产生和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是同步的，工业部门充当着自身持续发展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动力源泉，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最原始的含义。

新古典经济学家乔根森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创立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必要条件，且农业剩余越大，现代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顺利。

综上可见，不管是基于古典角度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还是基于新古典角度的乔根森模型，都将农业部门资源(农业剩余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作为工业化的道路，他们都认为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及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经济特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二元性自然不可避免。又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情远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复杂，其经济结构二元性自然也有更多的争议。学术界对中国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不同观点：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根本不发生整体关联的“二极经济结构”;每一“元”中存在优势与落后并存的大小不等的“经济元”构成的“环二元经济结构”;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结构”;由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组成的“四元经济结构”。

本文基于利特尔对二元性的评述，把中国二元经济划分成农业与非农业两种结构，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的结构，具体表现为一元作为乡村农业，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与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而将其他的乡镇企业、农村工业等看作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过渡形式。这种二元经济划分方法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意义。因为中国乡村农业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低下的生产率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非农业经济也正是采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基于对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本文使用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比值的二元对比系数测度二元经济结构，揭示中国建国后二元经济结构产值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情况，进而评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我们定义以下指标：P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产值;Pm=现代部门产值;Pt+Pm=P, P=GDP总量;L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就业人数;Lm=现代部门就业人数;Lt+Lm=L, L表示就业人数总量;Rt=(Pt/P)∶(Lt/L)=传统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Rm=(Pm/P)∶(Lm/L)=现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就可以表示为R=Rt/Rm。

一般认为，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程度正相关，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反差越显著。图1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1978年后得到改善后，从九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加剧，以至于2008年的二元结构强度与1952年相当。(图1)

数据来源：1952～1977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元经济结构实质是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而这种不合理配置短期内会造成处于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扩大，长远来看会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现阶段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关注的“三农”问题。

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成因分类。由世界各国发展史可将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在大量农业剩余基础上自发生成的与农业部门密切联系的非农部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更倾向于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不同在于其非农部门脱胎于农业部门，且两大类部门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主要代表国家是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

第二类，殖民者的入侵造成殖民地国家发展不平衡。外部入侵的资本更偏向于将殖民地资本回报率高的现代部门变成为与自己国家产业链结合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与殖民地内部的农业相结合;对传统部门则因其低回报率而没有投资动力，由此形成了殖民地国家在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种成因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源。

第三类，国家政府主导的政策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刚性。这一种类型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二种成因背景下的延续，20世纪五十年代殖民地相继独立，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要迅速发展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建立工业体系最初只能用内部积累的方式，即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历程。中国明清时期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冶炼业等非农部门与占主体地位的农业部门并存可看作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雏形。但是，后来随着当政者一系列阻止商业发展的政策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这种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被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输入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进一步对二元经济结构人为固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元经济结构的人为固化，以揭示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情况。

1、改革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新中国成立时的客观环境，决定了新中国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奠定了中国经济面貌，形成了之后经济改革的背景。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严重违背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的，为使重工业能优先发展，国家采取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对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并通过制定低价的收购农产品政策，把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农产品统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还具有从农村转移资金的功能，而这种转移资金的功能又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是统购统销的制度保障。1953～1978年中国农民通过低价交售农产品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金额为5, 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服务的，建国初期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没有特别的限制，在1953年国家按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与自发性迁徙并存。而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镇人口大规模增加意味着粮食统销对象的增加。为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则必须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中央政府各部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使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严格限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基本定型。

农业剩余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转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最初成因。

2、改革后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如果说改革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政府的有意为之，则改革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徘徊不变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思想上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隐形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改革开放后，尽管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产品定价趋于市场化，但是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资料显示，农产品生产价格1978～2008年仅增加了9.8%，且个别年度波动较大;与此同时，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1980～2008年增加了457.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2008年增加了290.7%。

这种新型的价格剪刀差表面上是源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实际上却源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对粮食价格和粮食流通渠道的控制。价格体制改革中，粮食价格是放开最晚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是最晚的。至2004年国家才明确规定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第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粮食是一种需求刚性的商品，如果供方能有效控制供给量会带来价格大幅度攀升，对供方非常有利。但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却使这一效果难以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严格控制农地非农用途来确保粮食供给过剩状态;另一方面国家保持巨额的储备粮食干预市场，使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价徘徊。

(2)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农民工”这一词汇的产生反映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严重不对等。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其工作是为工业部门服务。在中国，农民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代表着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远远低于城市水平，且其工资水平也与拥有城市户籍的正规职工的工资水平相去甚远。

在这里，农民工更倾向于刘易斯指出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在刘易斯模型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同时即意味着其转移到城市，即刘易斯模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依然是农业部门的身份，尚不能享受城市部门的福利待遇。

(3)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另一个表现在于政府借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无条件地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将相当一部分土地的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启动资本。

中国的土地制度因用途不同，沿着不同的路径在深化。农地制度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演进，而非农地制度却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方向演进。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而导致土地权利结构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是现行中国土地制度最大的缺陷。农业用地变为非农用地必须有国家将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而农民只能获得土地农业用途收益的几倍，其中巨大的级差收益支撑起“经营城市”所需的资金。

四、结论

事实证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第一次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现状，并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得出传统部门资源(主要是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资源)向现代部门转移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学术上的一次伟大创新。但从中国的实践上来看，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为核心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不仅没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反而成为固化原有殖民地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工具，其实践结果证明其与该理论提出的初衷背道而驰。

摘要：20世纪五十年代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学界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讨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发现刘易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核心思想不仅没有消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反而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根源。由此得出结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结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成因,中国实践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 (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中国的“二元”结构6宗罪 第6篇

首先简单的介绍我国的二元结构与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我国, 自建国以后户籍制度主要有过三次较为重大的改革。自1954年开始, 虽然《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居民的迁徙自由, 然而实际上中央已经逐渐的加大对军民自由流通自由迁徙的限制和约束, 逐渐将人民附着在较为固定范围的土地上面。其中在第二次改革, 即1958年1月9日, 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户籍制度由此建立。至此居民被明显的按照其居住地区的差异划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 同时分别配以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与此同时的, 中国居民也被限制了自由, 被贴上了具有城乡差别的标签, 甚至是被划分了等级。因为从后来的情形来看, 两种居民的经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重大的差别。自1953年至1957年间, 党中央相继出台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等, 从此“社会盲流”这一极富侮辱性的词语也被冠与那些为了追求权利平等、生活幸福而来到城市的农村人民。

其次, 因为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实行相应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可否认, 这种将人民划分等级区别对待的行为给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均带来了明显的困扰, 这也是随后中国近几十年来因户籍制度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下面让我们来逐一思考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

1、城乡发展极为不均衡, 贫富差距极大。据据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5.0, 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显示, 当基尼系数超过4.5, 则说明该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 居民收入分配不平均, 存在严重的社会隐患。全国范围内的物力、人力资源都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二线城市地区, 中国经济被明显划分为带状, 相比较来说, 中西部大范围农村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动力都比较低下, 而且处于一个资源大量输出的角色之中。在促进东部“先富”的国家号召中处于“被积极”状态, 然而在“先富带动后福”回馈环节中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同时, 整体来说, 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 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随之可能引发政府公信力不足, 政策效力不明显, 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2、贫富差距加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 还会严重的影响投资生产环节, 给较为贫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当一个国家90%的财富都掌握在5%的富人手中时,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 这是对财富资本极大的浪费, 将使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利用率大幅下降。同时因为这90%的财富所对应只有5%的需求, 这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供过于求的状况, 正是导致产品过剩、消费不足重要原因。同时, 财富的过度集聚剥夺95%的居民的在投资方面的机会, 因为所剩下来的10%的财富可能只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 甚至可能还不足以维持, 就更不用说去进行额外的理性投资了, 相应的就更别说所谓的资本收益回报。零投资必然导致零资本回报, 所以90%的人们只能吃本来并不充足的固定工资。另外, 还有极少数一部分农村居民, 通过自己的勤劳和积累, 手中虽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投资行为, 但是因为缺乏相应健全的投资市场、制度支持和投资讯息, 阻碍了他们的投资发展。一些来自温州地方的资本就反应出, 在市场的风向标下寻觅着金钱的味道时, 道路且被“制度”和“体制”所阻, 受到了限制, 活力明显下降, 产生资本浪费。

3、二元户籍制度根本上是一种不公平的, 对人类人身权利藐视和歧视人权的表现。他强行地将人们贴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标签, 区分出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居民的差别。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城乡之间居民也有明显的差别。农村人口在享受其应该享受的平等的合法的居民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更可怕的, 这种人权的藐视却顺理成章的成为一种有制度保证的行为, 直接反应在社会权益的差别对代上。比如在政治权利、社保、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等等方面, 城市居民都无条件得大大优于农村居民。

有多少的农村居民因为贫穷看不起病, 有多少的农村居民因生病将原本殷实的家庭“拖累”到家徒四壁的窘境, 河南上蔡县告诉你;有多少的农村孩子读不起书干脆回家帮农, 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告诉你;有多少的农民离开故土只身走入钢筋水泥林立大都市, 欲用自己的血和汗为城市的建设出一份力, 为自己赢得一个那个优越的生活, 却饱受着冷眼、嘲笑和非议, 农民工兄弟告诉你他们将告诉你这种实际将居民等级化的病态做法, 严重的违背了“人人生来平等”的基本观念, 这种实际上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与歧视的行为为他们带来了多少困扰和伤害。

4、伴随着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稳定, 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也出现了一种相应的二元人口的心理, 即农村人口的仇富心理, 以及城市居民自身病态的“优越感”, 甚至是对农村居民的蔑视心理。现在打开网页, 论坛里、贴吧里随处可见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凶猛对骂的场景。不少农村人愤慨:农民辛苦一辈子, 费尽体力只能获得安身立命, 而城市人口往往不仅外表光鲜, 且因为周围环境的机会多, 信息多, 动用脑力进行投机行为甚至就可一夜暴富。更有甚者是借助于父辈或者祖父辈已经积累下的财富等基础, 自一出生就直接步入富人的行列, 社会地位高人一等。而我们的确似乎从来不曾听过哪个“富二代”是农村常住人口。

因为缺少机遇、信息、地域优势等等的农村不会营造出一种如此适合个人发展、财富积累的环境。这种情况必定会造成农村“劳苦大众”的不满甚至愤怒。所以现如今才会有那么多对于“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议论。而可悲的是, 城市人口也常以较高的身份地位自居, 从骨子里已逐渐适应并形成城市居民“高人一等”的观念, 这无不是一种愚昧、自欺的认知。殊不知, 摩天大厦林立, 柏油立交高架, 市容市貌规建, 哪一样少得了父老乡亲们呐!

5、二元的户籍制度导致严峻的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我国现在急切地需要一场劳动力“大解放”。削弱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 解放劳动力的自由流通, 以及落实平等待遇;加强劳动力自身修养素质, 解放劳动力以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现在世界对于中国的论调是:如今的中国已经逐渐失去了10年前的廉价劳动力过剩的优势, 在生产、加工等环节优势的弱化, 将促使中国逐渐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而这一角色将被一些南亚和中非国家所代替。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至少我认为其实我国依然潜在有较大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未被发觉。而这将取决与农村与城市劳动力的交流和自由流动的程度。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本来是从保护城市的目的出发, 提高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 缓解城市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压力, 反而导致了农民工潮的问题, 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城市病现象”。其实诀窍亦似“鲧禹治水”。城市的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机械科技) 与我国农村的较为原始的土地使用方式 (人力) 本身就是相互矛盾, 相互排斥的。降低城乡劳动力之间的阻隔, 互通有无, 意味农民可以轻易地在城市寻找到合适自身能力, 有利自身发展的工作, 同时, 淡化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水平和待遇的差别, 城市的劳动力也可以更欣欣然地在非城市地区需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打开新的就业前景。只有将各种各样的劳动力自由的安排在真正有需要他们的工作岗位上, 才能从根本上将这一矛盾最小化, 充分发挥出13亿中国人民潜在的劳动力资本。从另一个角度说, 或许那时高校学生对于专业的“歧视”也将减弱, 也许地质学、农学也会像金融学、国际贸易一样成为热门专业。这实际上是对人性正确的理解, 对人们自身正确发展的合理引导。那么, 削弱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应该的第一步。

6、另外, 随着国家“农转非”政策的一步步推行, 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又爆发出了新的问题“半城市化现象”。它是在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 “半城市化”地区发展态势与城市貌合神离, 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 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而且没有充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 自身权利的不到保障, 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相比于世代安家于农村的农村人口来说也没有土地等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其实质是犹如“被遗忘的”一批人, 被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夹缝求生, 进退两难。同时因为半城市化地区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资源不足, 而且得不到政府的有效重视和管理, 容易产生社会治安差, 犯罪率高等问题。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我市195万村民变市民”这是6月8日《重庆商报》的一则新闻标题。但是看到这则标题更多的不是感慨政府“农转非”的成果多么显著, 效率多么高, 而是想到更多的是“留守儿童”, “强征耕地”, “强拆强买”等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星斗, 完善抑或废除, 学术研究, 2009, (10)

[3]、郎雪云, 国二元户籍制度与户籍歧视的伦理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7篇

1. 东中西部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1)区域经济政策是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政策“导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使得我国经济由“均衡发展”转变成“区域非均衡发展”。在东部地区本身具有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国家再大力输入资本，致使东部经济迅速发展。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为服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考虑“两个大局”，致使西部地区资本“输血”不足，从而影响“经济造血”功能的发挥。

(2)国有经济单一支柱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制度原因。

西部地区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自然经济解体，计划经济占主导，虽然目前市场经济逐渐发展，非国有经济加强，但长期依靠国有经济做支撑，导致资本产出率不高、科技部发达、创新力度不够，竞争力不强。相反，东部地区从依靠国有经济过度到以非国有经济为主导，吸引外来投资，形成多向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3)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贡献率差距研究系数表明：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缩小，西部地区则逐步增大。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贡献越来越接近。东部地区加快现代服务行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实力，形成综合实力较强的第三产业，迅速拉大区域经济差距。

(4)“资源诅咒”是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基础。

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科技含量较低、资源利用效益低、成本高，利益流失量大。加之中央与地方资源分配政策、技术以及交通等条件的限制，自然资源优势难以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最后导致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5)经济增长受从业人员质量的影响，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软实力。

东部地区教育条件发达，受教育人员比例较之中西部地区要高。另外。由于东部公共设施齐全，经济条件较好，使得西部地区的许多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高级人才转移到东部，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呈现“低素质往西部回流，高素质人员加速向东流”现象，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进一步损失，使得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成因及其影响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因

综合制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最大成因。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任处于分割状态。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很薄弱。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村社会救济。

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倾向城市，农村经济滞后发展。城乡非协调发展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户籍制度不仅成了区分城乡居民的“标签”，更使得农民工不但收入低，居住环境恶劣，而且就业、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权利不平等。

(2)城乡经济结构的影响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城镇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从而形成城乡分治、城乡两策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非均衡发展致使城乡分割为两个经济单元，最后形成农村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格局。

城市市场经济与农村小农户生产割裂发展，缺乏联系的纽带。农村小农户生产现象严重，缺乏合理市场经济运作体制导致市场运作不规范。中国加入WTO以后，城市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支柱;农村小农户生产因信息部对称、市场运作不规范，难以形成适应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市场需求，进而反过来影响农业发展，致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城市“剪刀差”剪走农村资本。城市各产业科技含量高，成本低，却以高价格进入农村，农民一方面面对高额的生产成本，一方面面对多环节、低价格进入城市市场。城市“剪刀差”将农村资本带入城市，导致农村“血液”不足，影响农村再发展。再则，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资总量不足。尽管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政策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农村财政投入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财政投资城市偏向性依然十分突出。

二、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率逐渐衰退。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绝大部分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用于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手中资金缺乏，贫困不断积累，使得能够用于消费的收入越来越少。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有效需求，消费难拉动，最后导致经济持续衰退。

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经济不平等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和政治稳定。收入分配过分悬殊，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大额资本借助于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形成垄断的产业结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此外，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职工大多思想情绪低落，心理上产生的不满效应却是巨大的，影响政治稳定。

三、探析双“二元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

1.“淡化”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缩小东中西区域收入差距

加快中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形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双支柱。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培养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效率高，创新力度强，可以大幅度促进劳动就业，能够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央政策调控和地方措施相配套，形成开放、有活力、混合性的所有制结构，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调整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强化与东部地区的产业交流与合作。东部地区在第二三产业建设上有其独到的实践经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增加中西部地区收入。中西部地区在注重提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大力度提升新新产业占总体经济总额比重，改变第三产业滞后格局，以第二三产业反向支持第一产业，形成不同产业之间循环发展，克服工业增长乏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增加各产业的科技含量。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吸引国际投资和东部产业转移。吸纳国际和东部资本，推动产业链建设;利用外来先进科技，增加资源利用率。

结合自身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多向资本投入。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有其资源禀赋，但是西部地区因地理环境所致交通网密度欠发达，影响国际和东部资本、技术等进入。此外，信息渠道建设是软实力。增强信息交流，加强国际和东部地区的合作，有利于人才流通和技术发展。

加大与东部地区的人才交流合作，建立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利益驱动，鼓励国际和东部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切实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造血”功能，实现高技术人才回流;加强中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建立健全后备人才体系。

2. 加快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镇”的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镇”是农村化的城市，也是城市化的农村。“镇”作为连接城乡连接的有力纽带，克服城乡距离过大，推进城乡一体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合作。努力建设城乡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进入城市效率，缩短环节，促进农业人口转移;推进城乡合作，以政策和成本优势吸引城市市场主体开拓农村市场，形成城乡循环发展。

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资，使农村在“联系”中“独立”发展。提高信贷资金、财政固定资产投资等用于农村建设比重;同时，提供有效便捷的信息服务，坚强城市对农村的技术输入，使得农村产业提高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村在“联系”中“独立”发展。

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隐形因素，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更不利于农村闲置劳动力转移，改革户籍制度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一方面现行户籍制度成为市民与农民的“标签”，另一方面更是阻碍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建设，造成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权利不平等，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行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同时并举，切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2]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3]程永宏.二元经济下混合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解[J].经济研究, 2006 (, 1)

[4]陈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思考[J], 生产力研究, 2007 (, 01)

[5]马崇明.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治理[J].企业家天地, 2007, (10)

[6]王亚菲, 李太后.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探析 (J) .软科学, 2011 (, 09)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8篇

1. 国外研究综述。

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麦金龙。麦金龙研究了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后得出以下结论:金融抑制条件下, 各部门在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同待遇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此后, 加尔比斯提出了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通过分析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larke、Xu和Zou (2003) 利用1960~1995年91个国家的数据, 研究了金融中介部门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得出了金融发展速度与“现代部门的重要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 王少国 (2003) 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 也有促进作用。周振等 (2008) 以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 建立了一个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封闭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 实现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 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内在机制的影响, 金融资源的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流动性失衡, 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

在实证研究方面, 彭建刚、李关政 (2006) 较早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随后, 王修华、黄明 (2007) 以及华桂宏、吴晓松 (2007) 的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周振等 (2008) 以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指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作为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衡量金融发展, 并以重庆市为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重庆市的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以上文献大都只研究了我国整体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缺乏对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1) 二元经济结构指标。学术界通常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其中, 二元对比系数是指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该指标越小表明两部门的差异越大。但是, 在现代经济中, 现代部门不仅指工业部门, 还包括第三产业, 而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仅仅考虑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对比系数, 并不能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因此, 应对二元对比系数的公式进行适当修改, 以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来衡量二元对比系数。此外, 由于二元对比系数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合理延伸, 因此本文借鉴彭建刚和李关政 (2006) 的做法, 选取修正后的二元对比系数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 记为ER。

(2) 金融发展指标。为了准确探析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笔者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效率变化三个方面来确定金融发展指标, 具体情况如下: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麦氏指标和戈氏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其中, 麦氏指标为广义货币存量M2与生产总值GDP之比, 而戈氏指标则是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与生产总值GDP之比。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M2和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 因此无法直接使用麦氏指标或戈氏指标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赵楠 (2007) 提出采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合计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规模, 并诠释了设置该指标的内在原因。本文采用赵楠 (2007) 的这一做法, 将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记为FG。

金融发展结构指标。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相对构成。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两种融资模式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可以区分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我国从建立金融系统到现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 银行都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股票市场则由于我国的体制性缺陷已演变成国有企业筹资的场所, 并没有形成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互补的态势。鉴于此, 本文选取金融中介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测度金融发展结构, 记为FJ。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亚洲开发银行以私人部门的信贷量与名义GDP之比来反映金融发展效率。King和Levine (1993) 则对这一指标进行了改进, 提出用非私人部门的信贷量与总信贷量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王志强、孙刚 (2003) 运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本文借鉴这一做法, 用金融机构存款额与金融机构贷款额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 记为FX。

2. 数据来源。

鉴于1978年之前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得性较差, 本文收集了1978~2006年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其中, 1978~1995年采集的是银行信贷资金数据, 1996~2006年采集的是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四十年》、《武汉五十年》、《武汉统计年鉴》等。

在实证分析前笔者对数据作如下处理: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数据失真影响, 通过官方公布的武汉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以1978年为基年) 对GDP加以调整。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指标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处理方法是借鉴King和Levine (1993) 的做法, 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1. 数据特征描述。

武汉市1978~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以及金融发展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1、图2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 1978年以来, 武汉市二元对比系数呈现明显的倒U形变动趋势, 但至今未突破50%, 这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距, 说明武汉市二元经济结构明显, 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 工业化时代远未形成。从图2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均呈波动性上升态势, 而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在1982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这三个指标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将在下面的实证检验中给予说明。

2.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首先采用Dickey和Fuller (1974) 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其中, 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原则, 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ER、FG、FJ、FX表现为I (1) 非稳定序列;△ER、△FG、△FJ、△FX表现为I (0) 稳定序列。

注: (1) 检验类型中, c、t、I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2) 本表统计结果及临界值均由Eviews5.0计算得出。

3. 协整检验。

Engle和Granger (1987) 指出,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时间序列, 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 并可得到协整方程。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Jonhansen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法。因此, 笔者在建立VaR模型前, 运用AIC原则和SC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4阶。上文已经检验了变量序列FG、FJ、FX与ER为I (1) , 由此可直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之间具有两个协整关系, 由于本文只考虑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选取第一个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其表达式为: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由上式可知, 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其中, 金融发展规模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而且金融发展结构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正向影响较大。这与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果一致。

4.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 但并不表示这个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 变量之间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进一步验证。本文重点讨论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下面笔者分别对FG、FJ、FX与ER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金融发展结构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而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不具有任何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就长期而言, 它们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其中, 武汉市金融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而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减少对金融活动的不当干预, 鼓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注重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 力所能及地加大支农力度并突出支农重点, 先行解决如水利、道路、信息网络等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小信托投资公司、中小担保公司等武汉市地方金融机构, 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本地区的金融剩余, 确保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可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三是积极推进金融与农业的对接, 通过金融发展促进农业创新。

摘要：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 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效率变化三个角度对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 金融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指标

参考文献

[1].周振, 谢家智, 高庆鹏.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1

[2].彭建刚, 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金融研究, 2006;4

[3].王修华, 黄明.中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 2007;22

[4].华桂宏, 吴晓松.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研究.市场周刊, 2007;11

[5].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978~2000)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经济是前所未有二元经济 第9篇

一个意义及其重大的新《劳动合同法》仓促推出，造成双输，又增加了压力，使得二元经济的过冷环节更冷。

宏观调控的错误，又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民营企业。在这个打击之下，会使得二元经济的资金流向由过冷的部门转向过热部门，使过热部门更热，过冷部门更冷，造成宏观调控失败。通货膨胀除了二元经济过热部门通胀以外，过冷部门也一样膨胀，再加上金融超限战，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不再是供求决定，而是国际炒家决定，现在这些物资进口到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扭曲在一起，极难克服。

二元经济过热部门有膨胀，过冷部门，以猪肉为例一样膨胀，再加上今天的国际金融炒家操纵大宗物资的定价权，供求和需求没有用了，所以使得国际金融价格打涨，这几个力量使得通货膨胀严重。国际通货膨胀所显示的意义，使得我们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的时代，而我国的人才是不足的，在这个金融超限战之下，我举例来说，透过建行的改制，他们轻轻松松席卷了1300亿元，同时席卷了每一个支行20%的股权。

为什么我们制造业衰退？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国际产业链是错误的，我们在整个六加一产业里面只做了“一”，而没有做“六”，但是“六”创造了90%的价值，“一”只是创造了10%的价值，而现在我们越生产，美国越富裕，而且是九倍的富裕。我们的制造业怎么办？不能以过去的劳动密集为主要思考，因为整个产业链里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那么你要怎么做？你必须从一进入到六的整合。所以短期之下，你要确保投资风险的降低，确保现金流的上升，中长期之下，要从一走到六，这才是我理解的产业升级，而品牌效应，只是产业链高效整合的必然结果。

今天的企业家难做，不仅进入到金融超限战，同时还有产业链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价值本来就很低，因此就特别经不起风吹草动，我前面讲的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会使得产业链定位错误突然一起的爆发，使得我们出现了躲避百分之二三十的企业。

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二元经济环境，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过热的是对GDP有促进作用的行业、地方政府想极力推动的行业，如楼市。过冷的是民营制造业。

其实我们过去对于我们经济的理解都是错的，中国经济根本不是过热，也不是所说的过冷，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也就是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

我们以大家熟悉的GDP为例，这是非常畸形的GDP，和欧美相比非常奇怪的。我们以日本为例，他们的GDP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为什么以消费为主？我想喝矿泉水就生产矿泉水，我穿衣服你生产衣服，这就很正常，因此他们GDP当中消费的比重是70%，而我们不是，我们的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那么我们的GDP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告诉各位的，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基础建设工程拉动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GDP几乎超过一半都是你们看到的高楼大厦、桥梁高架等等，叫做固定资产投资，而消费只有35%，因此我们是一个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这就使我们浙江的做出口的企业要转内销更困难，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太少。

出口过多，使得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惊人，而日本，他已经够惊人了，他们的比例占到了4.5%，我们更可怕，我们几乎是日本的两倍。大家知不知道造成深入结果？那就是外汇大量的积累，2007年12月突破1.5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过几天可能就达到2万亿，这一切都是流血的出口创造的必定积累的美元外汇。

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配合上面的汇率的上升，进一步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过冷民营企业部门，更不想干了。

但现在的宏观调控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跟随着汇率上升，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以后，宏观调控对于二元经济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宏观调控什么意思？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问题不是这样的。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宏观调控的推出将透过三个管道，使得我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第一管道，那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资金，然后打给过热的部门，比如地方政府，去搞开发去，去修桥铺路。这就是4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信贷规模增长率和广义货币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到18%的水平，而没有因为宏观调控下降。这是第一个管道无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因此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那就是在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江浙、广东的企业家更做不下去了，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也不想干了，把很多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抽出来，从过冷的部门拿出，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这个行为使得过冷的部门更缺资金，过热的部门资金更多，所以更热。

第三个管道，简称海尔现象，就是原先在过冷的部门做家电制造的工厂做不下去了，因为萧条，因此从过冷的部门拿出大量的资金到过热部门自己做开发商，这种现象非常明显。第三个管道也同样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流到过热的部门。

第一个管道通过银行，第二、三管道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这三个管道都不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所以过冷的部门更冷，更热的部门更热，而使得的4年宏观调控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股市、楼市的泡沫，就是敲响了制造业的警钟，回光返照。所以今年的股价、楼价的下跌，你不感到忧心忡忡吗？因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制造业产生重大的危机。

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第10篇

“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 (Boeke, 1953) 提出的,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Lewis, 1954) ,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 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 农业生产率低, 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 生产率高, 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 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 此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 (R a n i s, 1964) 、乔根森 (Jorgenson, 1967) 、哈里斯特和托达罗 (Harrist, 1970) 等相继修正了刘易斯假设, 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拓展, 但是这些拓展都难掩刘易斯模型的光辉。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 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 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 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 这对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部门客观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的差别都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作注解。但是,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表出明显的结构刚性, 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慢,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换速度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构转换速度。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软化与消解

软化和消解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 除了必须减少制度性障碍, 清除不合理的制度, 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等“软件”改革外, 还必须增强农业投资幅度、强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等“硬件”的投入力度, 还要采取推进城镇化, 发展乡镇工业等措施。目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推进, 科学发展深入人心, 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否顺利推进, 不仅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关, 更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随着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 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此, 中国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 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 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中等、高等职业教育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加强对学生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 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适应力, 提高整体劳动力水平, 提升农业现代化劳动力的资本能力, 为二元经济的发展助于动力。

2、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 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 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无形壁垒, 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 剥离其福利、特权含义。这样会大大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高效的转移, 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新格局, 优化二元经济结构, 大大提升农业就业水平, 使市场经济能够按照公平、合理、高效、均衡的理念科学发展。

3、突出农业自身的发展。

费景汉?拉尼斯曾指出, “在劳动力剩余型的欠发达经济中, 农业中的技术变革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潜在源泉。”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 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所以, 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是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经济自身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这对增强中国农业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力, 缓解当前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大有益处, 同时还将促进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有利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与改进。我国13亿人口中, 农业人口占了80%, 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农业结构形式的变化、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建设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决定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快慢, 因此, 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 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政策, 优先发展农业, 积极创造条件提升农业生活品质, 除积极与国际接轨外, 向现代农业、科技农业、创新农业方向发展。

4、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发展。

城市二、三产业, 特别是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 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选择。要使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城市, 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一方面要使之参与城市二、三产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 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要素贡献”, 另一方面也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消费者, 使他们的消费行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市场贡献”。最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多赢的格局。落实科学发展观, 打造城乡一体化, 推进城乡共同建设, 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重要的是使城乡达到均衡发展, 共同发展, 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下的城乡一体化。

总之, 发展二元经济, 重要的是协调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努力扩大农村、农业建设与发展, 使城乡一体化得到全面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充分说明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本文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进行论述, 并提出一些软化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软化对策

参考文献

[1]、李成勋.中国经济发展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