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精选10篇）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1篇
每个伟大公司的后面都有伟大的创始人, 每个创始人都有其伟大的简单法则。这一法则渗透进组织的基因结构, 深刻地影响组织人的行为, 创造着组织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对百年蓝色巨人IBM而言, 这就是其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 (老沃森) 所设立的“思考”法则。他说:“如果人们愿意思考,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可以轻易得到解决。麻烦的是, 人们往往为了不思考, 而依赖各种设备, 因为思考是如此艰苦的工作。”他的儿子小托马斯约翰沃森 (小沃森) 进一步描述这个法则:“将每一件工作做好, 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的人, 要穿着整齐, 要干净利落、直截了当, 要永远乐观, 最重要的是, 要忠诚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思想, 以制定我们自己的结论。”
老沃森经营IBM 42年, 小沃森15年, 在这57年的时间里, IBM成功地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计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老沃森从销售起家, 在他极其重视的IBM销售学校 (每一名新进销售人员都要在此培训) , 大门上写着两英尺见方的两个金色大字:“思考”。进门里边的花岗岩石阶上则刻着:“思索, 观察, 讨论, 聆听, 阅读。”对IBM销售人员来说, 只要你肯动脑子, 你就会销售更多的机器, 提升得更快。
老沃森不断在IBM激励忠诚、热情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 提倡以这种精神去获取成功:“思考, 想想你的外表、交往、行动、志向与成就”。同样, 他也将“思考”法则传授给儿子。在小沃森12岁的时候, 老沃森带他第一次乘火车, 在盥洗室里, 老沃森教育道:“这是一个公用的盥洗室, 每个使用者都要小心, 因为在你后面的人会通过你用后的样子来评判你的人品和修养。现在让我来教你怎样做。”在小沃森进入IBM工作后, 老沃森给他写信:“永远记住生活并不像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那么复杂。你越成熟, 就越会意识到成功和幸福取决于不多的几件事。”
二战中, 小沃森加入空军。他在IBM中培养出来的思考习惯与说服能力, 使其脱颖而出, 引起了空军第一师师长布拉德利上将的注意, 让小沃森做他的侍从副官。在每天跟随将军到处走动中, 小沃森每一次都为将军写一份详细的总结, 讨论所见到的军官、急需的供应, 自己对运输行动的建议。布拉德利很喜欢这些总结与建议, 他赞扬小沃森条理清晰, 具有异乎寻常的能力, 能够专心思考重要的问题, 并把它灌输给别人。
小沃森的弟弟迪克也在二战中参军, 他把IBM的思考习惯带到战场, 在战斗区把改造后的IBM打孔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使用。IBM的打孔卡能记录轰炸的结果、伤亡人数、战俘人数、失踪人数和供应情况。在战后, 兄弟俩都加入IBM, 成为IBM的领军人物。小沃森后来成为IBM总裁;迪克则担任了IBM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小沃森高中成绩不佳, 是在父亲的权势影响下才被布朗大学录取。但他在空军培养出自信与领导力, 使他能走出父亲的巨大阴影。在《父与子》这本著名自传中, 小沃森说:“在谁应该提升方面我从不讳言自己的想法, 并且毫不怀疑自己在人事方面有迅速决策以及保证多数决策正确的能力。对于自己知识的深度我从无十分把握, 但我知道自己有得益于经验的判断能力。每当我发现那些我认为能对公司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总要激励他们上进。”在“思考”这一法则下, 小沃森使IBM继续成长为国际巨头, 他有三方面贡献:
一、成功地将IBM业务从打孔机转型为电子计算机。
小沃森回忆道:“虽然一场计算机革命可能会席卷整个科学界, 但是在会计室里, 打孔机仍将独占鳌头。父亲就像这样一位国王:他看着邻国发生革命, 但是当他自己的臣民们发生骚乱的时候, 他感到惊慌不已。他没有认识到, 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 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IBM处于因成功而坐井观天的状况。在同一时期里, 电影业也将错过跻身电视的机会, 因为它冥顽不化, 认为自己是电影业, 不是娱乐业。铁路业即将错过利用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机会, 因为它认为自己是搞火车的, 不是搞运输的。我们的生意是数据处理, 而不仅仅是打孔机;但是, 那时在IBM, 还没有人精明到有这种认识的程度。”
在这一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分水岭上, 小沃森大胆用人, 起用电子工程师, 在6年时间里, 将工程师和技师从500人增加到4000多人, 改变了原来打孔机技术以机械工程师为主导的人才队伍, 放弃穿孔卡一种IBM原来十分了解的速度较慢的媒介而采用一种当时IBM所不了解、但速度百倍于此的磁记录技术, 开发逻辑电路、存储电路、磁带处理装置、记录头, 并且同其他制造厂家共同开发真空管和磁带本身。
从现在回头看, IBM向电子计算机转型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但在小沃森看来, IBM人发明了“危机模式”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工作情况。“有些时候, 我真觉得我们像是泰坦尼克号客轮上的乘客。”或许正是这种不断的危机意识, 使IBM在百年经营中能一直挺过各种危机, 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个人计算机的创新大潮中一度落后, 但在随后的互联网浪潮中成功转型为计算服务、智慧星球的领导者。大象跳舞的智慧是创始人早就植入的基因。
二、小沃森改组了IBM的组织结构, 使其能向大型化、专业化发展。
老沃森在一个高速成长中的公司中采用高度集权制。到了1955年, IBM的销售额突破5亿美元大关, 每年增长率接近20%。小沃森面对组织变大的挑战, 实行了放权, 提拔了多位执行副总裁, 改变老沃森那种一人说了算的管理方式。他还设定了参谋人员和一线人员间的职责, 以解决争议, 最终使IBM从家族经营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IBM对产业最大的影响, 可能是360产品线的系统架构, 这是业界第一次按模块化思路重新架构的计算机主机。当时IBM为此投入数亿美元, 但迟迟不能交货, 小沃森制定了模块化的内部平台开发战略。后来, 这一模块化的产品架构模式直接影响了计算机产业垂直分布的产业基础, 甚至影响到现在的安卓开放平台策略。
三、在上世纪60年代, IBM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不是来自市场, 而是司法部反垄断法大棒的威胁。
美孚石油公司、AT&T等巨型公司都曾为此而被分拆。小沃森在病退前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早在1961年, 小沃森就在全公司内公布了一份注意事项书, 明确规定了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例如, 在推销产品时不准毁谤、贬低别家的产品, 不能泄露IBM没有公布的产品情况去“围剿”竞争厂家推销的产品。最重要的是, IBM的推销员在推销产品时要遵守公平交易的原则。每个推销员都被要求签署一个声明, 表明他已经懂得这些条例了。
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 IBM在设计个人计算机时, 委托微软设计操作系统、让英特尔设计芯片, 使计算机产业垂直分布化, 使微软、英特尔等新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兴起。这一历史, 可能也正是中国的反垄断审查部门应该学习与关注的, 不能因某些不能表明的国家利益, 就断送了行业的创新机会。而垄断企业从IBM的对应中, 可能也可以思考如何公平竞争。
从近50年的股价表现历史上, IBM一直为道琼斯工业股指数的30家公司之一, 在每年都有1%～2%的稳定股息之外, 自1962年以来股票涨幅超过27倍。这个涨幅可能无法与耀眼的新兴互联网公司相比, 但如何在上百年的经营中保持基业长青, 可能正是中国的管理人需要从老沃森与小沃森的创业历史中学习的。
另外, 中国的很多“富二代”正准备从父亲手中接棒。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 创业者往往能比专业经理人员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创业者家族的第二代继承者在价值创造上要低于专业经理人员。IBM父与子的创业遗产可能更让这些接棒的二代得到启发:如何将创始人所设立的简单法则进一步发扬光大, 向专业化管理过渡。
王元化先生的精神遗产 第2篇
思想界素有“北李南王”之称，帝京李慎之，沪上王元化。五年之前的暮春，非典肆虐，风雨如磐，故园黯淡之际，慎之先生以八十高龄，黯然谢世。五年之后的初夏，华土波澜惊动，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方炽，风雨如晦之时，王元化先生亦以八十八高龄逝世。自此之后，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
近十年来，学界常有“两头真”的说法，即指一些老革命，早年经青春热血，中年遭言论获罪，壮年经庙堂春秋，暮岁回归启蒙大道。其典型，正是北李南王。在1949年以前，李慎之、王元化都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向往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李慎之先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而王元化先生命运更加坎坷，自1955年因胡风案被牵连，到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两度发作心因性精神病。而1979年之后，李慎之复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王元化则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随后的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创办了轰动一时的《新启蒙》，成为八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九十年代，又创办了“学术集林”丛刊，与当时“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风相吻合。而李慎之先生则以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气魄，重归启蒙之路。
这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说是从认识自我，到失去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过程，他们因理想主义而参加革命，也因理想主义而在革命后饱受摧残，最后仍然是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在自身经历过的苦难与乌托邦的幻灭中，催使他们对自己的时代做出深刻的反思，开始重新认同早年的理想，回到继承五四、反思五四的思想脉路之中。李、王相比较而言，李慎之更加彻底，王元化更加复杂。
“新启蒙”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启蒙”诸术语关联在一起的。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读物中，除了北京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比较有影响的，要算王元化先生主编的《新启蒙》。
关于启蒙，如果要从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恐怕是一个扯不清的命题。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词语，都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获得它的特定的意义。倘若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启蒙”，与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或者是施密特编的《启蒙与现代性》关联起来，结果恐怕是郢书燕说，穿凿附会，不得要领。无论是谈“五四”，还是谈八十年代，中国式的“启蒙”，其基本的意思，都是“扫除蒙昧，启发民智”，即通过思想上的思想解放，破除权威，破除迷信，以达到政治上的改革的目的。这是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之后，由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无法通过直接干预政治来实现，故转而以启发民智，来达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的目的。
王元化先生在1989年3月写的《<新启蒙>第五辑编后》中，对“启蒙”补加了一个定义：“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人道、法治、改革、开放、现代化，这些都是和启蒙相联系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有观念改革。观念改革就是观念更新，就是思想解放，就是文化启蒙。”这一定义所包涵的内涵与抱负，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常常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隙，而直接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对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反省，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这一现象，与传统儒生的“通经致用”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密切相关。当士大夫转化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场所从庙堂转入学院，他们的地位也随之边缘化。他们要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其途径就不再是“得君行道”，而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发生政治影响。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是限于文化的领域，而不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的范围内。知识分子是通过‘影响力’去指导社会，而不是凭借‘权力’去支配它。”“思想启蒙”，本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代名词，它与康德以来对“启蒙”的种种定义的争论，在内涵上相去甚远。
在今天，国朝学界借助华土的儒学、西来的施密特、斯特劳斯思想，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等问题进行反思，但是，如果没有看到“启蒙”一词的中西之别，便无法认识五四到八十年代这七八十年中中国学人谈论“启蒙”的意义。
“另一种启蒙”
与“启蒙”关联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九十年代之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即由八十年代的继续五四、继续启蒙，转向反思五四、研究国学。《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是这一反思的成果。关于五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与社会运动，越来越彰显它的复杂性与多样化。近八十年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都对它的意义进行了诠释，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历史谱系之中，为自己建构历史的正当性。在九十年代，海外一些学者流行一种论调，即五四是“文革”的精神源头，五四大学生的抗议精神直接成为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先导，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一脉相承。
对此，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的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聊聊几句话，点出了五四与文革的根本区别。事实上，五四与“文革”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似有若无的关联性，而其内在的精神结构，则是毫无可比性的。我们如果承认五四启蒙精神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的觉醒，对民主、科学的追求，那么“文革”所表现出来的，便不是对五四的继承，而恰恰是对五四的反动。
同时，王元化先生对“启蒙”的疑虑与对五四的反思，使他通过五四而为传统学问释放出一定的空间。在1999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在《论传统与反传统》，王先生力辩五四不是“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而只是反对儒学定于一尊。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使他在九十年代之后，从理论上继续坚持启蒙，但是在实际上则是脱去启蒙的战衣，换上国学的长袍，放下《新启蒙》丛书，而编起《学术集林》，并对五四、法国大革命等事件进行反思。这种做法，许纪霖先生称之为“另一种启蒙”。
王元化先生谢世后三日，恰逢蜀地发生大地震，波及全国，伤亡十数万。天地不仁，哲人其萎！王元化先生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一个个的开端：对启蒙的继续与反思，对五四的继承与审视，对国学的反思与研究。二十余年来，国朝学界正在进入一个思想的新陈代谢日益加快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个话题，一个思想格局，往往刚刚形成，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现自身，便已经被新的思想、话题与格局所取代。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3篇
关键词：在华俄侨,文学遗产,创作主题
一、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分布、发掘、收藏及出版
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着在华俄侨的方方面面,如日俄战争、军阀混战、中东路事件、日本侵华战争、赫鲁晓夫号召在华俄侨返回苏联等历史事件,由于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华俄侨频繁辗转迁移,致使在华俄侨文学遗产流散到世界各地。据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在华俄侨文学的遗产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美国、 日本、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其中俄罗斯最多。而在俄侨文学远东分支的主要诞生地——中国,俄侨文学遗产的踪迹已经很难寻觅。黑龙江大学教授刁绍华是在华俄侨文学的先驱。90年代中期,他首先整理出一份当时在哈尔滨和上海能够找到的俄侨文学作品目录,后吸收来自俄、美、法的大量资料,经过不断补充,于2001年在哈尔滨出版《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存目》不但收录了在哈俄侨出版的部分书目与中东铁路相关的资料,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收录了240位作者的具体作品题目和它们的出处。《存目》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提示所录作品的收藏处 , 所以读者即使知道这些篇目的存在,也仍然无处索骥。
然而,到了2002年,由李延龄教授任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中文5卷本)在国内的隆重出版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早在1967年李延龄教授就开始发掘这项意义深远的侨民文学遗产工作,在经历了35年的期盼与等待之后,这份被遗弃的、已经丢失的伟大文学遗产获得了新生,重见了天日!用俄罗斯文化部部长什维特科依的话来说,“李延龄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2005年,由李延龄教授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 俄文10卷本 ) 的面世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丛书浩浩瀚瀚800多万字,向各国读者展示了在华俄侨文学精神遗产的基本轮廓。据苗慧教授在《10卷本》的出版意义一文中做出的统计 : 《10卷本》共5557页,看上去仿佛是10卷大辞典。按内容说, 共收集了30位作家和66位诗人的作品。除了诗歌,大部分都是整本原书收录的。[1]
第一卷和第二卷为诗歌,分别有527页和706页,卷名为《哈尔滨,我的绿洲》、《齐齐哈尔火车声声》。这两卷收入的诗人中有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尔考、科洛索娃、 叶欣、格塞罗、巴图林、白塔、巴日诺娃、英萨洛娃、奥布霍夫、谢卡廖夫、哈茵德洛娃、罗基诺夫等。
第三卷名为《兴安岭奏鸣曲》,602页。该卷主要收录了巴依科夫的《大王》、《在篝火旁》等作品。此外 , 还收录了优里斯基、什库尔金、左先克、黑多克的一些作品。
第四卷名为《哈尔滨早霞》,601页。该卷收录了列米、 达里尼、谢尔巴科夫等人的作品。这一卷里,有一些写中国题材的作品 , 如《人参》、《大连港》、《上海掠影》等。
第五卷名为《黄浦江的波浪》,506页。该卷主要收录了谢韦尔内、塔卢斯基、卡乔罗夫斯基的作品。计26个短篇小说和一个长篇小说。其中的长篇小说《箫韦伧》是以上海一带为背景的。
第六卷名为《驰骋记忆中的三套车》,544页。该卷收录了伊利沃夫、卡萨茨基、索洛姆宾、达尼连科、莫罗佐娃五位作家的作品。
第七卷名为《流淌心中的伏尔加河》,423页。该卷主要收录了阿尔汉格尔斯卡娅、什捷依白尔格、彼得罗夫。其中彼得罗夫的《在满洲》是写中国题材的。
第八卷名为《我是俄罗斯白桦》,545页。该卷主要收录了卡丘洛夫和莫罗佐娃的代表作品。该卷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中国题材的,如卡丘洛夫的《李舟》和《最后一个中国女人》等。
第九卷名为《凋谢的玫瑰花瓣》,603页 , 该卷主要收录了罗基诺夫、格夫捷尔等作家的作品。
第十卷名为《甜蜜的还是痛苦的》,500页。收录的主要是年钦斯基、沙姆泼里、彼得罗夫的作品。大部分作品是写流亡过程和侨民生活的。
二、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概述、研究及创作主题
(一)、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概述、研究
在华俄侨文学是指20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由流亡到中国的俄侨在中国大地上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作品既保留了鲜明的“白银时代”的文学特征,又刻有深深的中国烙印。
随着俄罗斯“回归文学”的热潮极其对本国侨民问题的重视,在华俄侨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近年来,包括俄罗斯、英国、美国等不少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开始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在华俄侨文学的研究上。例如在英国,1999年12月莱顿大学的《图书馆收藏的别列列申出版物》被打上了因特网,以期与世界各国交流。俄国历史学家梅里霍夫馔写的《遥远而又临近的满洲》和回忆录《白色的哈尔滨》,布祖耶夫出版了《论别列列申的创作》等许多核心价值作品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在华俄侨文学,并取得了成果。例如李延龄教授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 上海社科院汪之成所著《上海俄侨史》,郑永旺所著《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等一些可参考的研究史料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发和研究。研究在华俄侨文学遗产就要了解在华俄侨曾经的两块栖息地 :哈尔滨和上海。作为带有浓重殖民地、 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那里曾经接待容纳过三个民族的无国籍侨民 :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其中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居多。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的俄罗斯侨民为了寻求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安慰,他们开始在哈尔滨致力于发扬俄罗斯文化,并且使俄罗斯文化趋向于活跃。如旅哈俄侨阿恰伊尔这样写道 :哪怕命运将我们弯腰到地,它没有使我们消沉、屈服,因为祖国把我们赶出国门,我们把她带到了世界各地。[2]据记载,当时在哈尔滨最有建树的作家、诗人有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依科夫等。在哈尔滨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其作品数量是浩瀚恢宏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于盛产文学巨著的哈尔滨来说,上海俄侨文学的创作又处于什么状态呢?与哈尔滨一样,上海俄侨的文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但有两方面,二者的文学注重倾向略有不同。一方面,哈尔滨的俄侨文学中,成就最卓著的是诗歌,并产生过许多颇有成就的诗人。然而,这些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流亡上海后,则改变了创作模式,并全身心地致力于小说的发展,这是有何原因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引起的,一是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二是俄侨的自身因素。 首先,哈尔滨是一个文化孤岛,它地处边疆,远离文化中心点,再加上清政府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它的经济文化相对滞后。其次,近代东北区域包含着三种文化类型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二是中原文化、汉文化,三是异国文化。虽然汉文化是哈尔滨文化的主旋律,但是汉文化深受另外两种文化的牵制与制约。同时,东北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日俄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生活在东北哈尔滨的俄侨在帝俄亲人的庇护下,完全能体会到俄罗斯人家庭的温暖。在温暖的家里,他们可以谈笑风生,畅所欲言。他们追捧诗歌,一代一代地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的优秀传统。然而,漂泊在上海的俄侨却找不到家的温暖,这里远离关外哈尔滨,这里有诸多的困惑, 这里有诸多的不便,但是,这里雄厚的文化资源却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落差撞击着他们固有的习惯与观念。他们徘徊于上海的十字街头,接纳与吸收着这里的异域文化,并对眼前的现实做了重新的思考与定位,他们认为,短短的诗歌抒发已不能完全流露眼前的现实。 于是,他们从诗人转变为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另一方面上海俄侨读者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小说。据笔者查阅资料,1928年初,《上海柴拉报》的记者曾向许多俄侨做过专门采访 :上海俄侨最喜爱的作品有阿尔达诺夫的三部曲及小说《阴谋》,明茨洛夫的《林中往事》,别布戈娃的《新的力量》,丹尼列夫斯卡娅的《弃妇》等。 可以说,宗教和哲学类著作无人问津,诗坛力量相当薄弱, 唯有小说备受关注。因此,小说创作也是抵沪俄侨比较热衷的一个主要创作原因。
然而,与哈尔滨相比,上海俄侨文学却相形见绌,并未孕育出哈尔滨那样的文学大师,但是纵然如此,也依然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些作家曾经漂洋过海, 走南闯北,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依托上海,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创作了很多不朽的杰作。关于这些作家的简介,汪之成曾在《上海俄侨史》做过统计 :自1919年至1948年的30年间,曾在沪出版书籍的俄侨作者共有189位 (305部作品,不含在外地出版的近200部作品)。[3]现兹将当时在上海最为活跃的俄侨姓名作如下介绍 :阿普列列夫、 阿诺尔多夫、安德森、奥廖沙、巴尔考、彼得列茨、彼得罗夫、波波夫、格罗谢、哈茵德洛娃、卡乔罗夫斯基、卡扎科夫、卡丘洛夫、科洛索娃、科尔姆奇、克鲁克、库别、 兰巴耶夫、列米、罗戈夫、洛维奇、罗热尔、罗默尔、米勒、米哈伊洛夫、莫拉夫斯卡娅、莫罗佐娃、涅德林、年钦斯基、尼克努恩、帕夫洛、帕皮宁等。以上这些作家大部分是从哈尔滨迁移过来的,他们之中一些作家的到来不仅丰富了上海俄侨的文学生活,而且还形成了南北文人群英荟萃的局面。此时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搭建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先后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如“上海丘拉耶夫卡” 和星一会等。确切来说,这些社团的成立为俄侨的民族文化夯实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扫除了他们内心漂泊的障碍, 并促使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令人称谓的传世佳作。这些佳作以小说为主,以诗歌为辅。它们内容丰富,风格迥异、题材多样,详细,而真实的描写了战争、历史、商业、宗教以及自然、农村、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不论是诗歌里充满了感情,还是小说里真实地反映,两地俄侨作家的创作主题是一成不变的 :那就是关注侨居地的万事万物,思索侨居地的人生命运,探索侨居地的社会发展。当然, 爱情,思乡、怀旧、爱国以及刻骨铭心的中国情结等也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创作主题。
(二)、在华俄侨文学遗产的创作主题
上文已经谈到,在华俄侨有过两个主要栖息地,一个是哈尔滨,另一个是上海。因为哈尔滨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公认的“俄罗斯城市”,所以俄侨在这里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在温暖、舒适的家里,抒情,讴歌、哀叹是他们创作的主题之一。而上海从来不是一个俄罗斯色彩浓重的城市,所以产生在那里的诗歌从来没有集中地把上海作为抒情对象 ;上海俄侨抒情诗中常见的主题是俄罗斯祖国和思乡。在哈尔滨和上海,小说的主题一般都是关注侨居地生活或对往昔俄罗斯生活的追忆。笔者在俄侨研究中结合刁绍华教授的《存目》、 李延龄教授的《十卷》、《五卷》、汪之成研究员的《上海俄侨史》、李萌的《缺失的一环》等文献中统计在华俄侨大约有作家、诗人260多位。这些作家出身不同,三观不同,作品流派也不同。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献中涅斯梅洛夫,别列列申、巴依科夫、卡丘洛夫等作家是侨民文学的一面旗帜。首先,以涅斯梅洛夫为例,他小说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从1936年到1945年,他的军事题材达40多篇。与军事题材相对,涅斯梅洛夫小说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平民生活,属于这类作品的小说也有50多篇。除去这两大类作品,涅斯梅洛夫还创造过一系列以他本人为基础逃亡到中国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是自传性的。历史是涅斯梅洛夫偏好的第四类题材。在这四类题材之外,他的小说还涉及到了哥萨克的民歌以及幻想的探险。其次,再以别列列申为例,别列列申一生漂泊于中国和巴西。诗人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巴西是第三故乡。在侨居地,他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如他在《我们》中写到 : “即便我们贫穷、不幸,没资格畅饮参加宴席,但我们活着能够忍耐,我们恪守自己的方式——纵然异邦的星光寒冷, 纵头颅落地难免一死,我们属于俄罗斯!”。[4]在《南国之家》 中写道 :“你将要穿过胡同走向拱桥,我们常在那里互道“明天见”。永别了,一去不返的幸福!但我镇静、明了 :在我死去的那天,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5]可以说,思乡、怀旧、爱国、爱情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主要的主题。别列列申在哈尔滨先后出版过四本诗集 :《途中》(1937)、《完好的蜂巢》 (1939)、《海上星辰》(1941)和《牺牲》(1944)。1943年他移居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的作品是多产的。其主题包括宗教,“中国”、“家”以及使他陷入同性恋纠葛的“爱情”主题。 最后,再以其它小说作品创作主题为例 :
1、人与自然的主题 :巴依科夫是人与自然创作主题的代表。由于他熟悉东北的原始森林,自1934年以后,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满洲猎人笔记》、《母虎》、中篇小说《大王》、合集《在篝火旁》。巴依科夫的中篇小说《大王》描绘了大秃顶子山满洲虎的传奇一生,以这位“虎”大王为主, 描绘了整个山林的生态环境。而《在篝火旁》(1939) 发表于《大王》之后,同样以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行文,其艺术感染力不逊于《大王》。《在篝火旁》作为一部合集,其中包括33篇短文。以记述与俄罗斯侨民有关的见闻轶事为主,同时还包括作家在侨居地生活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2、生存的艰辛和对侨居的命运的思考 :俄国十月革命造成了20世纪俄罗斯侨民第一次流亡大潮,流入中国的俄侨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命运的捉弄。因此,在作品中,侨民作家无不迷恋命运,命运像空气一样弥漫着他们。如巴依科夫,别列列申、涅斯梅洛夫各有一篇代表作《命运》,伊利茵娜在上海出版的小说集《用另外的眼光看》集中描述了上海俄侨小市民的生活,海伊多克的小说《与命运赌博》、黑多克的代表作《山路弯弯》和《不受赏识的美德》客观地反映了侨民的生活举步维艰。
3、中国主题 :在华俄侨最主要的一个闪光点是关注中国主题。作品中从中国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吃喝穿戴, 到中国的民宅与建筑,文字与绘画,诗词与歌赋、宗教与文化,当地土匪的猖獗以及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等等,中国境内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他们的眼球,拨动着他们已经麻木了的每一根神经和那颗早已冰冷的心灵,为他们平淡、孤寂、 无聊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热趣与热情,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将此一一记录,逐条阐释,并为此而挥笔高歌,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少此类优秀的作品。[6]如阿诺尔多夫的《中国现状》, 彼得罗夫的《在满洲》、 米勒的小说《中国姑娘》,申德里科娃的长篇小说《上海之网》,卡丘洛夫的小说《最后一个中国女人》等。
4、关于思乡、爱国、爱情这是作家们永恒的主题,则覆盖着俄侨作家创作诗篇的各个角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另外,作品中还有一些与死亡相关的主题 :如尤利斯基的小说《傻子的第二次死亡》、别列列申的诗歌《关于死亡》和《诗人之死》等。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精神遗产 第4篇
美国有3600多所大学，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这些名字代表着古老的学术殿堂，在莘莘学子的心中闪闪发光。卡内基梅隆大学因为相对年轻，在中国的知名度还不算高，但这所学校也是顶尖的大学，索有“信息科学的圣殿”之称。
他们从那里毕业
第一个和它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茅以升。茅以升出身平凡，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保送到美国留学，1919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卡内基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一取得博士学位，茅以升即取道回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打破了近代外国人垄断中国大桥建设的历史，组织修建了中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抗战胜利后，他又主持了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被誉为中国铁道桥梁事业的开拓者。
除了修桥筑路，茅以升还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先后担任过北洋大学、交通大学等四所大学的校长和五所大学的教授，在学术和教学等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贡献。此外，他还笔耕不辍，著述颇多，是一名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撰写的《桥话》、《中国石拱桥》等作品，融科学性和文学性于一体，是少见的科普精品。
茅以升终生勤奋，正如他自己的总结：人生是一次“征途”，征途里“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奋斗。”这种精神，可见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
说起来，他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上毕业的首位博士，其中也许有偶然性，但这和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茅以升就读期间，白天在桥梁工地施工，晚上则回到学校读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美国的金质论文奖章。
2006年，为了表彰他的杰出成就，卡内基梅隆大学计划为其塑像。提议之初，颇引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卡内基梅隆建校百年以来，校内未有任何塑像，创建这所大学的两个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卡内基是世界钢铁大王，梅隆是美国著名的银行家、三任财政部长，他们逝世多年，都没能在校园内拥有自己的塑像，头一座塑像居然会是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一时舆论哗然。
但时任校长的杰瑞德·柯亨(JaredL.Cohon)力排众议，他认为，学校固因其历史而自豪，但更要为它的学生而骄傲，英雄应该不问出处、不分种族，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兼容并包、放眼全球。
这种观点最终占了上风，2006年4月13日，茅以升的全身铜像在校园一角竖立起来。这不仅是卡内基梅隆校园里唯一的一座塑像，也是全美大学校园里第一座中国人的塑像。从这天起，茅以升的精神和成就也成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个和卡内基梅隆紧紧相连的中国名字是李开复。
和茅以升一样，他也是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在求学期间就站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学生时代，李开复就开发出了击败人类黑白棋冠军的“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留校任教期间，他又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获得了1988年度“最重要科学创新奖”。
李开复出生于台湾，在青少年时代就随父母移民美国，但他毕业之后，却选择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并定居北京。2009年9月，李开复辞去了谷歌中国的总裁职务，成立了“创新工厂”，致力于帮助中国的年轻人在高科技领域创业。
和茅以升一样，他也关心中国的教育问题。为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他在2004年创办了学生网，通过网络和青年学生交流成长的心得经历、探讨人生的发展规划。作为世界顶尖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其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也笔耕不辍，从2000年起，李开复连续出版了4本关于青年话题的书、发表了7封《给中国学生的信》。他还在不同的场台多次谈到，梦想着为中国创办一所大学。
优秀大学的精神源头
重科学、兴教育、勤奋工作、笃行不倦——卡内基梅隆的精神源头又在哪里昵?
1900年，65岁的美国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出资兴建了卡内基技术学校，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雏形。这位曾为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出身贫寒，13岁就开始在纺织工厂打工谋生。但他喜欢读书，一有闲暇就钻进图书馆。他终生铭记着阅读和知识给他带来的快乐和成就，在成为实业家之后，就为多个国家捐资兴建了逾千座图书馆。他说：“当你为一个社区兴建一所图书馆，就像为一片干枯的沙漠引进了一条不竭的河流。”
卡内基最早尝试兴建新型钢厂，之所以成为钢铁大王，和他重视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是分不开的。他热爱工作，名言“我的心，就在我的工作里”今天已作为校训镌刻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主楼。此外，卡耐基还是一名慈善家，他的捐助和贡献奠定了美国现代慈善业的基础。1919年，临近生命终点时，他没有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代，而是捐出了全部余款。
卡内基说，“一个人如果在金钱巨富中死去，那是一种羞耻。”这些话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投身慈善和公共教育事业。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我就读期间，卡内基梅隆大学又因为新的英雄人物名动世界。兰迪·波许(Ran—dy Bausch)是一位卓越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曾经获得美国计算机协会(ACM)的杰出教育家奖。2007年8月，他被告知患有癌症，只有至多半年的生命。随后，他发表了名为《最后一课：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的演讲，鼓励听众热爱生命、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童年梦想。
即使濒临死亡，兰迪的演讲从头到尾依然明快幽默，对生命的乐观态度和为了梦想不懈努力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他说，对一个曾经真正生活过的人，死亡是不可怕的。因为多活几天是不能战胜死神的，战胜死神最好的方式是活得充实，实现自己的梦想。兰迪还说：
“年长之后，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梦想是唯一比自己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兰迪以“助人圆梦”为目标，选择做一名教授，承担起教育的任务。2008年7月25日，兰迪去世，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学系和艺术中心的两座大楼之间新建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天桥，以纪念他对计算机和艺术两个学科的突出贡献。匹兹堡市还将每年的11月19日定为“兰迪·波许日”，以纪念他的精神遗产。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5篇
投身实践, 成绩斐然
作为我国知名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1968年出生的李宏松教授正值风华正茂。从20世纪90年代起, 他已经主持、参加了几十项重大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从1994年起, 他参与了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项目 (实施时间为19942003年) , 并具体负责完成了三峡库区近七十余项地面文物保护工程设计项目, 如三峡库区重庆段38处地面石质文物原地保护工程、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壁摩崖题刻保护工程设计 (该项目被评为2002年重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优质工程) 等。
1998年, 他参与了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维修工程 (实施时间为19982006年) , 并独立完成了柬埔寨吴哥遗址周萨神庙建筑材料工程性能的研究工作。
1999年, 他负责完成了“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技术规范研究”项目以及湖南省澄县城头山遗址保护工程总体设计工作。
2002年, 他作为实施现场技术负责人主持了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保护规划和本体保护项目 (实施时间为20022003年) 。由于在该处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表现突出, 他获得了2004年“中联重科杯”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一等奖和2004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2004年, 由于该处文物的重要价值和保护成绩,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在此基础上, 他还负责完成了集安市丸都山城瞭望台及西南门址保护工程设计项目, 并获得了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优秀工程设计奖。
此外, 他还独立完成了重庆巫山县大昌古镇拟选搬迁地址综合评估工作, 并参与了长江三峡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 被誉为“长江古代水文站”, 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但是, 由于其常年淹没于水下, 梁体在水体的冲刷下侵蚀得日益严重。更严重的是, 一旦三峡工程竣工蓄水后, 题刻区的诸多珍贵资料就将永久地被淹没于滔滔江水之下。因此, 为了保证白鹤梁题刻在水环境下的长期留存, 必须马上对其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手段。
经过缜密的研究, 他提出了采用注射粘结、点滴渗透增强和小锚钉加固相结合的工艺措施对白鹤梁题刻的岩体表层进行加固, 以确保题刻表层的整体稳定和抗破坏能力。此外, 在他的组织下, 又一次全面留取了白鹤梁题刻的文字资料, 并翻制了题刻的实物资料, 在三峡水库蓄水前圆满完成了保护白鹤梁题刻的任务。2001年, 由于他在三峡文物保护的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其重庆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
这一切, 只不过是李宏松教授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几年来所取得成就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上下求索, 科研路永无穷期
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同时, 李宏松还承担了多项重大的文物保护科研项目,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20052010年, 他负责完成了国家文物局2005年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碳酸盐石质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系统研究项目》, 对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河南地区石灰岩石质文物、以西黄寺内石质文物为代表的北京地区大理岩石质文物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并发表了《岩石材料工程性能的研究石质文物保护科技的基础性研究方向》、《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及其附属石质文物表面剥落劣化机理初探》、《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软件系统》、《两种岩石材料表面剥落特征及形成机制差异性的研究》等多篇论文, 同时在AUTOCAD2002平台上自主研发了石质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软件系统。
20072008年, 他承担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重大科研项目《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导则及实施方案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20082010年, 他负责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环境因素控制下的砂岩类文物材料性能失效分析研究》, 而这一课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系统首个申报成功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该项目已在2010年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验收, 并完成研究报告两份, 培养硕士研究生1名。
如今, 李宏松已经成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其负责和主持完成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勘察和设计项目多达20余项。2003年以来, 在各类省部级以上专业报纸、学术期刊、国内外学术会议, 独著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多达37篇, 并独著专著1部。合作专著2部。
但他对于这一切并不满足。在采访中, 他明确提出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亟需实现从抢救性保护阶段向预防性保护阶段的跨越”, 并建议国家尽快展开文物结构和材料劣化评价体系及预警理论研究, 从而实现为文物实施预防性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征途中, 李宏松依然像当年一样, 壮志不减。
【人物简介】
世界遗产教育在中学的探索与实践 第6篇
2004年6月, 在中国的苏州召开了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并通过了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 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团体、机构以及协会一起行动, “鼓励更多的学校普及遗产知识, 设置相关课程, 将世界遗产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因此, 本校教师进行“世界遗产与中学课程的相容关系”的国家级课题研究, 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试图结合世界遗产教育, 将世界遗产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机结合, 寻找青少年遗产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培养华夏根基、国际视野国际公民。
根据新课程标准及青少年的年龄特征, 我校成功开设了多样的世界遗产整合课程; 另一方面以综合实践活动学科为依托, 以成立世界遗产社团为团体, 除了现有的课程, 另独立设置世界遗产教育课程, 组织编写《中国的世界遗产》校本教材。本文就以笔者执教世界遗产社团多年的经验, 就世界遗产课程的内容选择和课程组织方面在中学的实践进行总结, 以供参考。
一、教学目标
在中学, 世界遗产教育课程应完成以下目标: ( 1) 提高知识和技能。利用图片和视频等媒体形式, 向学生展示地球的演变以及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科学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史迹与最美的景观, 让学生在欣赏中获取知识。通过对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世界的遗产数量、种类以及地域分布情况; 对世界遗产的相关组织和评审要求与程序进行详细了解; 揭示世界遗产的特点以及发展规律, 对世界遗产的相关理论进行详细介绍, 并告知学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是丰富多样的, 认识它们在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生态等方面所体现的价值。通过了解世界遗产所特有的价值, 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 ( 2) 正确转变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感受多样化的、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 领悟世界遗产的美学价值和科学性。通过学习本课程, 使学生更多地区关注社会生活, 增强其和谐发展意识, 环保意识以及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 丰富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在教学过程中, 加强培养学生的世界遗产理念, 结合其他的学科知识多角度地对保护遗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增强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展现以及遗传后代的意识和可持续管理的责任感。了解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自觉培养尊重历史文化、尊重自然科学的意识, 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二、教学内容和组织
( 一) 选择教学内容的原则
由于世界遗产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 受有限的教学时间的影响, 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坚持以下原则: 遗产的分类和分布地区尽量完整, 尽量包含最新成功申报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著名的世界遗产, 重点介绍国内遗产的同时兼顾西方遗产。另外, 依据学校所在地苏州, 特别介绍苏州及周边的世界遗产, 培养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对周围的世界遗产进行保护的意识。对某一处遗产进行详细介绍时, 要突出自然遗产的科学和美学价值, 突出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文化性、民族性以及社会性。
( 二) 教学内容框架
教学分为四大部分, 六个章节, 第一部分讲解世界遗产的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根据物质类和非物质类对自然遗产、复合遗产、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对保护世界遗产和濒危遗产的知识进行讲解, 第四部分讲解申报世界遗产的程序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的撰写方法。世界遗产社团活动时间为每周五下午最后两节课, 每学期大约40个课时。
( 三) 教学形式
由于世界遗产的知识十分广泛, 且内容繁多, 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不能照本宣科, 而要结合多种方法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 实现其教育功能。
1.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拓宽学生视野。充分利用音响、图片等多媒体教学工具。如在讲解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时, 用梯田的四季景观图以及一天早晨中午黄昏的景观图对梯田的美景进行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示, 这样将会大大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
2. 适时提出问题, 鼓励学生参与意识。每节课后, 教师提出问题, 让学生在互联网上获取相关知识, 并在论坛上或通过电子邮件形式与教师沟通, 让学生参与其中。在课堂教学中, 要鼓励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 小组合作寻找答案,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解世界遗产分类时, 教师提出“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有什么微妙差别”这样的设问, 引发学生的讨论与思考。
3. 重视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主人翁精神。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仅靠课堂内对理论知识的学习, 要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走向社会。教师积极外界联系, 每学期, 组织学生就一个世界遗产地为研究性学习课题, 让学生考察附近的世界遗产之地并进行深入理解, 对该遗产地的突出价值进行详细了解, 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保护现状, 考察完毕, 组织学生进行模拟申遗活动,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每学期还会在全校组织世界遗产嘉年华活动, 以模拟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为基础, 对各国的世界遗产文化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言传展演。在活动中, 所有学部都以班级为单位, 通过抽签确定各自所代表的国家, 随后完成方案、筹款、展演、活动、推广等系列工作, 最终展现出整个班级对世界遗产的理解和诠释。通过实践活动, 学生逐步懂得了作为世界公民应有的包容和担当, 对世界文化遗产有了更多的主人翁精神, 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
三、教学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 一) 世界遗产涉及多学科知识, 单科教师很难胜任。往往自然遗产涉及美学、科学、地理学等理科知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多涉及文学、艺术、建筑、历史等文科知识, 这就对教师的学科背景要求很高, 单个教师很难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因此我校在实际教学学科中逐渐鼓励更多学科的教师加入到世界遗产社团的指导教师团队里面来, 目前配备了地理、历史、语文、数学、生物、美术、音乐等学科教师, 甚至还从校外请来一些民俗艺术家来指导上课, 多方位、多角度的给学生开拓视野。
( 二) 世界遗产地实地考察成本高。价格成本高, 很多遗产地一旦成为世界遗产, 旅游发展十分迅速, 门票价格暴涨, 在良好的收益面前, 便忽视了世界遗产的基本功能, 使得学生们望而却步;安全成本高, 中学生年龄偏小, 安全意识薄弱, 学生安全给教师和学校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实践中, 我们力争争取校方、景区、家长多方面的支持, 目前学校已有多个景区合作单位, 如世界遗产留园教育基地合作项目, 同时对学生进行渗透式安全教育, 带着学生走出校园, 亲近世界遗产。
总之, 世界遗产的教育意义和作用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越来越重视其教育意义。正如北大教授晁华山所说: “作为当代人, 我们在创建现存的遗产方面虽然没有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想让下一代的人和我们一样, 能够欣赏到这些完好无损的遗产, 我们就应该认真保护这些遗产。如果这样做了, 这也可算是我们与前代人一样, 对保护遗产有了贡献。换句话说, 遗产的命运正握在我们年轻人手中。”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学设置世界遗产教育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走进世界遗产, 自觉地去认识它们, 保护它们。愿我们共同努力, 保护好人类的共同遗产, 并把她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摘要：世界遗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这一财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愈显珍贵。世界遗产教育是对学科教育的补充, 在中学开设世界遗产教育等相关课程, 对于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使中学生了解、认识、热爱世界遗产, 提高保护意识, 弘扬华夏根基, 培养国际视野, 本文就以笔者执教世界遗产社团多年的经验, 就世界遗产课程的内容选择和课程组织方面在中学的实践进行总结, 旨在抛砖引玉。
关键词：中学,世界遗产教育,世界遗产社团
参考文献
[1]曹伦华.中国的世界遗产[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7篇
1.1 文化遗产丰富 世界级别稀少
南京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拥有为数众多的珍贵文化遗产。无论是青灰相间的古老城墙、雅致精巧的故居园林、碧波荡漾的秦淮水影亦或是庄严肃穆的君主宫殿,都点点滴滴地记录在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而这每一处亭台楼阁、雕塑石刻、造像壁画、陵墓城墙也在相应地体现着这个城市丰富的历史底蕴以及它独特的文化价值。然而截至2013年6月,南京跻身世界级文化遗产名录的仅有物质文化遗产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而青奥会的成功举办无疑是一个绝佳节点,因为它构筑着南京这座古城文明的现实载体,演进着城市生动发展的文化脉络,对于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管理均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与突破。
1.2 本是青奥文化符号 现成南京形象瑕疵
青奥会前夕,南京市政府曾在河西区的青奥文化体育公园面前的青奥轴线上,安排了31组代表青奥竞赛项目的体育雕塑。这些城市雕塑可以看作是南京这座城市重要的青奥文化符号,甚至可以上升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形象名片。但是青奥会结束后,这些向世人展示着青春阳光体育精神的雕塑就已经惨遭破坏,雕塑中运动员的身体与体育器材均有不同程度地损坏与断裂,昔日的“城市风景线”如今却成为“城市形象的伤疤”。就连青奥会上的大受欢迎的青奥会吉祥物砳砳,也同样免不了被“忽略”的困境。之前就有网友上传了原本青葱的砳砳如今“毛发旺盛”的图片。
2 青奥会是南京城市文化遗产的独特体现
2 . 1 南京缺乏独特体育品牌青奥会添注古城不凡活力
古语曾用“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诗句颂扬南京这座拥有6000余年文明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城。历经文化沧桑的南京古城的确留下了众多遗产,且都可以看作是南京文化的独特景观。但是背负众多文化标签、遗产丰富的南京城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品牌,文物保护工作存在滞后现象,部分文化资源孤悬一隅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而青奥会的成功举办,则为古城的传统文化遗产添注了活力,从而保证了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其构筑的独特奥运景观也更加深化了城市的体育文化内涵,成为了南京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基因。
2 . 2 南京青奥会的遗产分类
南京青奥会的遗产可以简单分为四大类:场馆设施遗产、文化教育遗产、人才知识遗产和城市环境遗产。
场馆遗产:秉承节俭办奥运的原则,南京青奥会并没有耗巨资兴建过多的新场馆,大多是利用原有的场馆进行体育竞赛。而这样的场馆安排也成功发挥了“赛后利用”的实效。“赛后利用又称非赛时利用、非赛时运营。它是指在没有赛事的时间段内,体育设施的使用状态、使用方式和使用效益。”[1]青奥会35个体育场馆中,仅有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是新建的,而在赛后也将作为青奥遗产惠及全民健身事业;此外,专为青奥会打造的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也成为市民了解奥运与青奥历史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场馆遗产,这样的场馆打造在创造新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地避免了大兴土木对南京满城古代遗存的侵扰。
文化教育遗产:青奥会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区别还在于体育竞赛与文化教育是同步进行的。205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参加这个青年体育的盛会,增强了南京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大规模的青年人交流舞台,把奥林匹克精神、青奥会的理念根植于青少年心中,激发青少年活力、奋发向上的精神,使得体育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这将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终身受用。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中国青少年的生活,帮助青少年全面成长。
人才知识遗产:12天的时间里,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不仅在28个大项、222个小项的比赛中登场亮相,更在4000多场文化活动中学习知识、加深友谊。例如青奥期间,南京青奥会70%的文化教育活动发生地——青奥村,设置了体现各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小屋。来自各国的选手在其中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精髓,而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一系列活动展开,也让青奥会人才知识遗产被赋予了非同凡响的体育精神内涵。
城市环境遗产:南京青奥会的举办成为南京城市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契机。“南京城市定位由‘长江下游重要的中心城市’转为‘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城镇空间发展由‘一城三区’转向‘一主三副’,城市发展格局进一步明晰为‘多心开敞、轴向组团、拥江发展’。”[2]同时城市的生态环境、交通线路也将更加具备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保障能力,这可以看作是青奥会给南京的长远发展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的遗产,同时也势必将提高整个城市的体育文化氛围,掀起全民运动的热潮!
3 引导“游客凝视”实现体育文化精神的传承
游客凝视,是英国学者约翰·尤瑞提出的,他认为“游客凝视”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愉悦,青奥会的体育文化精神若想得到更好地传承发扬,就需要让青奥会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将它们变为有意义的旅游胜地。他认为“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3]青奥会这场盛会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青奥会蕴藏的体育文化精神可以伴随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建设印刻民众心间,这也同样需要遵循这种有限度“疏离”日常生活的设定逻辑。
3 . 1 周期性出版发行青奥会特色明信片、胶片等具体化文化遗产文 本
青奥会期间,青奥村里的人气集聚地,就是“世界邮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各种有关南京和青奥的明信片、集邮册,集邮册可以盖戳各个场馆的印章,明信片的材质从普通纸质到木板、丝绸、云锦都有。所以为了保证青奥会文化遗产的传承,可以周期性继续推出这种类似的“文本遗产”,而绝不仅在青奥期间推出之后,就没有再持续进行青奥文化的宣传工作。因为民众会对异于日常生活的青奥文化“景观”产生更高的敏感性,“常常会流连于被具体化的或者是通过照片、明信片、胶片、模型所捕捉到的凝视中。通过这样的方法,人们就可以无止境地生产、捕捉这种凝视。”[3]青奥会会结束,但是印刻在文本上的价值属性却不会消亡,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彰显自身的体育文化价值。
3.2 对青奥文化景观进行深层次的标签化定位 让民众体验熟悉场景中的陌生感
“凝视是通过标志(signs)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含着这种标志的收集(collection of signs)。”[3]青奥会后,南京市政府将“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作为南京城新的城市发展定位,也可以看作这是将青奥会融入南京形象新的标志建构的一步有益尝试。对青奥文化景观进行深层次的标签化定位,是为了进一步聚集目标受众的关注。南京城需要借助青奥会举办的契机,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特品牌符号,从而引发公众兴趣,更好地进行南京城市文化的价值传播,让体育精神真正渗透民众内心,让体育品牌成为城市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在此基础上,让民众“凝视”并体验那些以前被认为是熟悉的东西,但却又让其感到陌生的场景。例如,青奥会期间的场馆大多是在民众熟悉的原有场馆基础上搭建的,但是经历青奥会这场大型赛事的洗礼后,尤其是在曾经奥运会冠军诞生的竞赛平台上进行运动,民众会自发产生更强传承体育文化精神的意识。例如青奥会结束后,江宁体育中心、奥体中心、五台山体育中心就曾分别发放体育项目免费体验券给市民,引起全民运动高潮。民众在青奥这个十分独特的视觉背景下进行运动,就会带有特殊的意义,游客的视觉凝视,也让这些活动有了特别的地方,若非如此,这就不过是世俗和日常的活动而已。
3 . 3 策划仪式性活动淡化文化代沟, 激发国外游客情感共鸣
“南京青奥会是一个重大的媒介事件,它需要设计系列的仪式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设置公众议程,引发系列讨论,汇聚舆论焦点。”[4]青奥会期间,南京市曾经策划推出了“南京非遗走进青奥”、“金陵文化巡礼”等系列活动,让世人感受到六朝古都独具韵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系列活动中的“古城墙探秘活动”,更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104名青奥会青年大使在登临明城墙,仿制古城砖,参与金陵刻经、秦淮灯彩等互动项目中感受到浓厚的南京文化。
此外,凝视的一个关键要义就是“观看在不寻常的场景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普通层面。”[3]而到南京观赏城市文化的民众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外国人从他们的视角下去体验中国日常人的生活,感受中国文化,体验到一种有别于自己日常环境的独一无二的愉悦,他就会在这样不同的视觉背景下,向周围人传播这样的文化。城市文化与青奥文化的碰撞也在民众交流中不断得到传承。
3 . 4 升华青奥景观的文化内涵, 让民众真正接受体育文化
青奥会是一个由多级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南京的城市文化内涵也因青奥会的举办而得以升华,青奥城市文化景观的传承就是要不断赋予其神圣属性,从而标注其与常规景观的独特之处,提高公众观赏的境界水平。“旅游中通常都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某个特殊自然制品或文化遗物成为旅游仪式的神圣物件。”[3]具体“神圣化”操作的流程可以为选定青奥会城市文化遗产;命名遗产,构筑文化景观符号,升华景观文化内涵;构思定位,强化其地位;赋予文化遗产神圣属性,引导民众关注;机械复制神圣物件,循环推出、传承新的文化遗产景观,而有关青奥会的文化遗产景观也将不断传递着体育精神,真正让民众接受体育运动、习惯体育运动、推广体育运动······
4 结语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8篇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城市主题文化,地方经济
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是一个新的课题。黑龙江省是我国“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 由于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在企业改革和发展中, 使大量具有重要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近现代工业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被大量拆毁和破坏, 提前保护工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黑龙江省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早兴建的老工业基地之一, 有以重型机械、冶金工业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目前有国宝级的中国一重、大庆石化集团、哈飞制造等全国特大型企业多家。在2006年国家工业遗产名录中, 黑龙江的工业企业榜上无名。大抵因为这些工业企业还“活着”, 还不能作为“遗产”而存在。在工业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随着新技术、新设备大量引进, 原有的设备和厂房等的价值不得不被重估。更由于这些工业遗存不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上的约束, 许多企业已将原有厂房和设备拆毁或变卖, 使这些具有工业遗产性质的工业遗存遭受灭顶之灾。大量具有重要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被大量拆毁。
同时, 由于这些大型工业企业均在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企业往往会选择利润增长比较迅速的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和科技攻关。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企业的现实利益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冲突。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目的, 传承才是根本。因此利用现有工业资源开展工业旅游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而直接的方法。可惜的是, 黑龙江省多数企业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对正在消逝工业文化“准遗产”的保护成为盲区。如2006年5月, 黑龙江省旅游局向哈市8家大型企业发出工业旅游邀请, 仅有1家参加会议。这也是目前黑龙江省工业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艰难、步履迟缓的重要原因。齐齐哈尔地区中国一重等几家特大型或大型工业企业中, 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可以想见, 如果不加强保护, 若干年后, 中国工业发展史的某个阶段将会出现文献学层面的断裂。尤其工业遗产中的非物质化部分, 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更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二、黑龙江省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方案探索
借鉴国际上已有的工业遗产保护的经验并结合黑龙江省工业文化遗产的分布和存在状态, 笔者给出以下几种可行性方案:
方案一:将工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 间接实现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难点之一, 就是资源面临枯竭, 缺乏接续替代产业。把工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 发展博物馆化的工业遗产旅游在该省有许多条件, 比如利用该省装备工业优势, 把该省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装备生产基地, 在此基础上, 发展装备工业旅游项目。
方案二:建立工业遗产主题文化公园或博物馆, 使工业遗产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如北京“声名赫赫”的798艺术区, 是我国工业遗产复兴的典型。大庆的铁人纪念馆、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的马洪昌小组陈列馆等在这方面也已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均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业遗产也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 在文化与艺术的不断碰撞与融合中, 工业文化遗产复活并被根值于当代的文化系统的建构中, 具有了新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方案三:以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为切入点, 将工业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工业城市的主题文化建构体系中。以文化为切入点, 经营工业城市, 是近几十年来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比较流行的做法。就黑龙江省而言, 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大庆市, 建设现代化“油城”一直是大庆人的目标。以中国一重集团为领头羊的齐齐哈尔市, 围绕重型机械和冶金工业构建现代工业城市的主题文化战略则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方案四:发挥大学文化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引领和助推作用, 充分借助大学的文化优势和科研优势, 甄别和抢救企业中具有工业文化遗产性质的要素和工业遗存, 让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前进行, 以“延长”各类工业文化遗产的生命周期。黑龙江省高校资源丰富, 各高校应在城市文化研究上加大投入。笔者所在的齐齐哈尔大学就于2004年成立了城市主题文化研究中心, 对以齐齐哈尔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城市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方案五:工业文化遗产还可以成为一种教育资源, 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实践教学基地。美国纽泽西州的一项工业遗产保护的培训课程就以当地一座建于1863年的前工业时代的磨坊作为教学基地, 有关专家不仅传授专业知识, 还指导参与者进行大量实践操作。
方案六:发挥当代社会流行话语影像的优势, 进行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建设。任何文化遗产都会有一个生命的长度, 保护与传承只是延续其生命的工作。数字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曙光, 工业文化遗产“长生不老”的时代到来了。利用数字影像的纪实性、图像性、物质性、可复制性等基本特征, 不仅可以通过拍摄照片的方式记载工业文化遗产的片断, 利用动态影像记录特定生产工艺、工业活动和习惯, 更可以利用数字虚拟技术, 保存或复原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工业遗存与工业文化的各种存在状态, 也使保护和传承的效率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俞孔坚: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景观设计, 2006.4
[2]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 2006.5.12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9篇
《同舟共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今年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包括民革的一个重头戏。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政治事件之一，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周天鸿：辛亥革命的影响，如果放在20世纪，我们可能看不大清楚，但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看，意义就非同一般了。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有很多，对其意义的认识也各有不同。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历史的第一步——结束了一个旧制度，开创了一个新制度。尽管这个第一步，包括后面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或许有点蹒跚和曲折，但它还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结束了封建制度，这是海内外一致认可的，二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之际，几乎无一例外地扼杀多元文化，但辛亥革命不一样，正因为有了那种宽松的环境，国外的各种学说、主义才能纷纷进来，为后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提供土壤；正是这个宽松环境的存在，使得几千年来处在封建社会中的老百姓、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人接触到了现代文明。 这一点对今天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大环境，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产生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思想。
我们民主党派特别是民革，与辛亥革命的渊源很深。民革早期的领导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民党左派”，之前和蒋介石右派集团作斗争，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了参政党。在思想理论基础上，我们和其他党派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对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的继承。对今天的民革来说，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回顾过去的历史，巩固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在复兴中华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同舟共进》：辛亥革命给今人留下了哪方面的遗产？需要怎样继承？
周天鸿：辛亥革命虽然不尽完善，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完成，但它留下的很多东西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值得今人去思考、总结、继承和发扬。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这三点。
首先是“爱国”。现在媒体上有将国家和人民分割开来的观念，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衰是和人民的富强、富裕紧密相连的，爱国就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孙中山当初看到这个社会如此混乱，国家没有地位，他也是这么想的。当然爱国要有理性，要有分析。第二是“革命”，现在对革命的理解有所不同，比如辛亥革命是通过暴力、激进的手段，今天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的“革命”。革命实际上是对旧意识、旧观念的一种背叛，改变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一直不变，辛亥革命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也没办法继续。所以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革命”的涵义。今天坚持改革开放，实际上就要求我们用革命的精神和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社会和国家。第三是“不断进步”，这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断进步就要求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不断适应世界的变化。比如民革从诞生之初到后来转变为参政党，这本身就是不断进步的。这是诠释“不断进步”总的方面，更细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如何保持文化上的宽松环境，特别是广东怎么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等。
在此我要补充一句，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民革还有一个重点：“和平统一”，这是我们和其他几个民主党派任务的不同之处。民革因为历史原因，与台湾的国民党有一种渊源关系，在我们的党章和重要任务里面，“和平统一祖国”最能体现爱国的精神，这和现在的两岸政策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还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注意到，孙中山如今在台湾的地位已不如从前，虽然国民党方面依然坚持悬挂孙中山画像，但多年以来，在部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人的作为下，对孙中山本人也好，对孙中山精神的总结也好，实质上已在走下坡路——目的就是要抹去大陆著名人物在台湾留下的痕迹。前些时候我到过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看到里面有很多孙中山的材料，但可惜的是，阅览室里只有寥寥十几个人，而这十几个人里有十个还是大陆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作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旗手，在如今的海峡对岸，已被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民革来说，更要通过加强联系和沟通，促请台湾的学术界和教育界，要重视孙中山的历史、精神和他的理论体系，不管是研究也好，总结也好，我们希望以此为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增进共识。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了很多辛亥革命的“得”，可不可以再谈一下它的“失”？
周天鸿：谈到辛亥革命的“失”，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革命。革命带来了内乱，也给西方的入侵者更多介入的因素。另外就是属于制度方面的，没有彻底解决政权、国家和制度问题，当然这也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关。美国立国后，除南北战争外国内几乎没有大的战事，而我们一打就是几十年的仗，没有和平的环境，思想建设、宪政教育根本跟不上，深入不到民众当中。哪怕后面又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还是脱离不了你争我夺的局面，不能解决统一、民主的问题。所以，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在社会、文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有很多封建的因素依然存在，这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努力解决的。五四运动提出来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一百多年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让科学精神引领大众。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人生？
周天鸿：这方面学者的论著已有很多，我就说说心里话吧：第一，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第一步迈出来了，后面才有那么多人跟上去；第二，他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是重要的思想源泉，在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我很敬佩他没有自己“称王”，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放弃总统的位置。孙中山生前坚决主张吸纳共产党的精英，他看到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的那部分人，也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而奋斗，这是孙中山“与时俱进”的地方。
我们通常从先行者和领袖的位置看待孙中山，当然现在也有从“人”的角度来评价他的，包括评价他处理某个事件的一些手段等。但我们还是要把眼光放在主流方面，对他的枝节问题可以讨论，比如说策略性方面，他做得并不很完美，包括他后来搞“铁血宣誓”的一套，但这不是孙中山的主要方面。我们还是要看具体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给后人，以及他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同舟共进》：您对《同舟共进》有什么评价？
周天鸿：杂志办得非常好，很有深度，而且它是一本专家型的杂志，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顶级的专家，我几乎每篇文章都看。你们的许多观点很尖锐，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杂志里比较少有的，所以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正因为杂志有这个影响力，作为广东省政协系统应该大力推荐。有时文章的观点太尖锐了怎么办？我还是希望保留这样的文风，希望看到杂志的人拿起来就不愿放手。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评价，在其他省份的政协系统里，我已经听到很多人都这样谈论《同舟共进》。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论文 第10篇
本届“西部非遗展”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辐射面广, 包括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首届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大唐西市博物馆开馆三大主要活动, 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民间文物精品展评、海外文物回流展、大唐西市艺术馆开馆四大配套活动。陕西省政府已将本次活动纳入第14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西洽会”) 整体活动安排, 计划今后每年4月与“西洽会”同期举行。
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以我国西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精选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体, 分为文艺表演类、手工技艺展示类和饮食文化类, 展演项目近百家, 参演人数1000余人, 对于促进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促进非遗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区域特色的充分保留和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在举办的首届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上, 来自全国百逾家民办博物馆齐聚大唐西市, 集中展现我国民间巨大的收藏实力及丰富的馆藏资源, 对于促进民办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馆际资源互补, 使民办博物馆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国内首座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遗址类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主要是反映唐代商业文化、丝路文化和西市历史文化的主题博物馆, 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展出面积8000平方米, 遗址保护面积2500平方米, 馆藏文物2万余件, 集历史、艺术、民俗、收藏等各类陈列展览及主题活动于一体, 是西安乃至陕西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与公众活动场所之一。大唐西市博物馆是我国民间资本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首例和典范, 是利用社会资本科学保护历史遗址的创新和范例, 具有制度创新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典型性, 对新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子和新模式。
本次在大唐西市举办的“海外文物回流展”是截止目前国内档次最高、规模最大、展品最全的专业展会。参展客商50余家, 汇集了价值高达15亿元的高古明清玉器、陶器、金器、明清瓷器、竹木、牙角、佛像、宗教等珍贵文物。许多观众都对这些重回故土的精美文物表示震撼, 他们希望在大唐西市举办的“海外文物回流展”能够成为文物艺术品交流的“文化奥运”。展会同期, 《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总汇》、《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佛像、法器篇》、《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汲古研珍》和《大唐西市海外文物回流展之悠居傲物》等专刊对外发行。
“民办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于4月9日成功闭幕。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及香港、台湾的百余家国有和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专家学者、收藏家代表, 英、美、法、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学者, 以及北大、南开等高校领导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上, 众多业界精英纷纷围绕国家七部局《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的主要精神, 热议民办博物馆的生存之道及经营理念, 最终形成发表了《西安宣言》。《西安宣言》的诞生, 对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有序、规范、快速发展, 具有极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