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育范文（精选12篇）
清代教育 第1篇
后金建立后, 为了培养人才、完成统一大业, 努尔哈赤认识到, 单靠武力无法统治人数比自己多、文化层次比自己高的民族。因此天命六年七月, 努尔哈赤命准托布、札海、浑岱等八人, 为八旗师傅, “尔等精心教习门下弟子, 使之通晓文理。如不勤学, 不通晓书文, 罪及师傅, 亦应将不勤学者, 告之于诸贝勒。八旗师傅不必参与他事”。到了皇太极时期, 阿敏、硕讬等弃永平四城, 屠杀降官及城中士民, 促使皇太极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因而作出决定, 要求八岁至十五岁的贝勒大臣子弟读书, “讲明义理, 忠君亲上”, 如不读书, 则不允许披甲出征。可以说, 这就是清代宗室教育最初的雏形。
顺治帝于顺治十年设立宗学教育, 要求凡满十岁的郡王、世子、亲王学习满文和汉文。但仅仅过了一年, 由于受到守旧势力的抵制, 恐“习汉文, 入汉俗, 渐忘我满洲旧制”, 顺治帝不得不放慢宗室贵族的汉化进程, 宗室官学也就此荒疏下来。雍正二年, 宗学教育恢复, 分为左右两翼官房, 每翼各立满汉教习, 三年期满, 分别等第, 一等者由府引见, 叫部照例叙用;平等者留学, 再习三年, 万准录用, 不称职者参处。此时的规定显然比顺治时期详细、规范得多。
乾隆继位后, 延续了雍正时期的宗学教育, 并于乾隆三年在两学设总稽课程, 每月试经义翻译及射艺各一次。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 太平盛世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宗室子弟逐渐成为“游手好闲”的代名词, 乾隆十年谕:“我朝崇尚本务, 原以弓马清文为重…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 应听其专精武艺, 其在宗学肄业者, 考试之时, 更应益加严肃, 至宗室进身之阶, 原有袭封世职, 又可拣选侍卫及护军参领等缺, 与其徒务章句虚文, 转致荒废本务, 不如娴习武艺, 崇实黜浮, 储为国家有用器也。”至乾隆十七年下令取消宗室乡会试后, 宗室教育开始日渐萎缩。
嘉庆帝对宗学教育进行了一次改革, 增加了入学名额, 恢复乾隆朝裁掉的汉教习, 但宗学教育仍每况愈下。光绪二十八年, 宗学等一并改为小学堂、中学堂, 归入京师大学堂。清代的宗室教育制度至此终结。
二、清代宗室教育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 学生及学习内容
清太宗崇德元年, 皇太极下诏, 规定以清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 其余伯叔兄弟旁支子孙称“觉罗”。宗室教育其学生自然均来自于宗室子弟, 雍正七年时, 由于“祗令教习宗室, 未及觉罗, 觉罗人众, 今若一概归并宗学教习, 势难偏及, 应每旗各立一衙门管家觉罗。”所以又于八旗各设觉罗学, 安置觉罗子弟。宗室子弟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满文、骑射与汉文。满文与骑射始终是宗学的重中之重, 而汉文却是可有可无的。
(二) 学生管理
宗室教育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雍正二年规定:“每月考试一次, 将学业骑射优者, 平常者, 不及者, 分别等第, 申报注册。每春秋二季, 宗人府亲试其学业优长, 骑射出众者, 奏闻引见。”乾隆朝时期规定的就更为详尽了, “宗学生徒, 每岁季秋由府奏请, 试以翻译及经义时务策各一道, 钦命学士等官阅卷。考列一等, 赏笔二十枝, 墨十笏;二等笔十枝, 墨五笏;三四等留学肄业, 五等教戒, 仍许留学, 六等黜出。”
(三) 师生待遇
宗学对师生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总管给七品官食俸, 副管给八品官食俸。读书子弟, 月给银三两, 米三斗, 川连纸一刀, 笔三枝, 墨一笏;自十一月朔至正月底各给碳百八十斤, 每学自五月朔至十月底, 日给冰一块。满汉教习, 每月给银二两, 米二斛, 每年棉衣纱衣一次, 三年内皮衣二次。骑射教习, 每月给银一两。”
(四) 宗室乡会试
宗室乡会试暨翻译是清代宗室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始于康熙三十六年, 仅三年后, 宗室乡会试便停止了, 康熙帝谕曰:“宗室朕数加恩, 何患无官, 嗣后停其考试。”乾隆九年恢复了宗室乡会试, 八年后却下谕:“宗室等不应乡会试……嗣后仍尊皇祖皇考原降谕旨, 将宗室等乡会试及选庶吉士之例, 永行停止, 再不可条陈考试。宗室内如果有学问优长者, 自施恩录用也。”到了嘉庆四年, 嘉庆帝下旨恢复了宗室考试, 并成为一项制度。
三、清代宗室教育制度的评析及启示
清王朝的统治能够延续百年与其在宗学方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纵然清代宗学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是片面的、狭隘的, 但它对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崇尚骑射是清朝代代延续的传统, 上至皇帝下至贝勒大臣无不娴习骑射。清代宗室教育不仅培养出大量善骑射的人才, 在文学、书画、乐律等方面也涌现出了不少人才。“自王公至闲散宗室, 文人代出”这句评论,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宗室子弟引人注目的文化成就。
与此同时, 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 清代宗室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但其给予宗室子弟丰厚的待遇, 严重削弱了宗室子弟的学习热情和进取心。乾隆时期已有不少宗室不会满语, 对汉文化的研习逐渐超越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正如《啸亭杂录》中所讲:“本朝入关时, 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 国语纯熟。居之既久, 渐染汉习, 多以骄逸自安, 罔有学, 弓马者。”宗室教育的落后保守和日渐衰落, 以及宗室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此种教育形式已难以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清王朝也逐渐走向了终结。
参考文献
[1]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吴吉远.清代宗室教育论述[J].明清史研究, 1997.6.
[3]杜家骥.清代的皇族教育[J].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0.2.
[4]常晓辉.清初的皇族教育[J].满族研究, 1992.2.
清代佛教 第2篇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目录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清初寺庙僧尼数字清代佛教的起源清代的译经清代的刻经事业收缩展开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
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寺庙僧尼数字
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清代佛教的起源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
世祖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L(1614―1675)、木陈道耄1596―1674)等入京说法。通L弟子茚溪行森和道 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也各助传教。通L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卷下)。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
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
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译经
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译成蒙文丹珠尔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又译藏文大藏为满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附撰《造像量度经引》及《续补》各一卷;《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继译《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各一卷;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译《极乐愿文》一卷、萨穆丹达尔吉译《释迦佛赞》一卷。
清代的刻经事业
在顺治、康熙(1644―1722)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见19北京刻《嘉兴藏》目录)，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
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
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内容系据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种七十三卷。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加监造、校阅人员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圣教目录》)。
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乾隆初略有修补)。
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经版于19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1826―1880)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Γ??约杭丛谡庖荒瓿黾遥?ê琶羁铡R院笏?执戳⑺罩荨⒊J臁⒑?州、如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文会(1837―1911)
字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1878)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1927)，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1921)
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养教并举的清代慈善教育 第3篇
一
慈善事业，概要来说可以分为“养”和“教”两个方面。赡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孤寡之人，在灾难之时赈济灾民等，都属于“养”的范围，这是以暂时性地解决受赈济者的生存问题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方式当然能救一时之急，但毕竟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也就是俗话说的“救急不救穷”。同时，个人性——或者稍加延伸为家族性——的慈善活动，是不能替代解决民生问题这种官方职能，它所做的是“拾遗补缺”，只能是辅助性的功能。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让贫者真正掌握生活的技能，无论在人格上还是技艺上，都能够自立于社会，这才是对人真正的救济。而这，属于慈善活动中“教”的范围。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慈善事业中，慈善机构以“养”为主要内容，一贯都是“重养轻教”。即使有所“教”，也是重做官教育而轻生活技能的培养。以孔子之贤，樊迟请“学稼”、“学为圃”，他也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下等人所做的事情，更遑论其他人了。比如，古代家族式的慈善机构——义庄，尽管也有“教”的内容，但主要是针对通过科举而做官的读书人进行资助，并不太涉及对于生活技能的培养。
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衣食的保障。早在春秋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牧民》中就有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成就圣人，也是需要“仓廪实”作为前提的。但是这种轻视现实生活技能的风气，却一直贯穿于中国社会，甚至延续至今。
养教并举的慈善思想，尤其是将生活技能的教育融入到慈善事业之中，一直到清末才逐渐为人所重视，并由此发展出中国慈善事业中的新形态。
二
清末是中国社会的巨变之期，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影响巨大。慈善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由于有了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中国的慈善家们得以对传统的慈善思想进行反思，“重养轻教”的传统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如清末著名的《申报》曾发文说：“今者中国各善堂‘养’则有之，‘教’尚未备，且以言夫‘养’……亦复饲以粗粝延其残喘而已……即或有义塾，以训贫孩，亦惟是略能识字文义。”受赈济的人尽管是贫穷者，但并不是乞丐，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延其残喘”，而是真正成为能够立足于社会、继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文章中批评这种慈善“较之泰西教法，相去岂止天渊乎”，其中的差异，指的就是西方慈善机构不但重“养”，更加重“教”的方法。“授人以渔”的问题，摆在清末慈善家的面前。
清末的慈善家们開始逐渐借鉴西方慈善机构的经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慈善教育”，这种方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衣食赈济，而是注重培养人的生活技能。清末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力衰疲，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下降，民间的各种力量得以发展，慈善家们皆以拯救国家、社会为己任，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在其他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如清末著名的慈善家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開中国女学先河，设立了算、医、法、师范四科专门之学，并且传授纺织、绘画等技艺，目的是使学生将来在社会上能够独立谋生。他筹办的农工学堂，专门招收贫困学生，传授刺绣、织布等中国传统工艺技术，而且传授制作日本洋伞、木钟等当时的“新”技能。所谓“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也就是说，从这里出去的贫困学生，日后完全可以自谋生路，立足于社会。毛庆蕃在天津为贫民子弟设立工艺厂，“招幼童学习粗工艺”，因材施教，聪颖者学习织布、木匠等技艺，愚钝者学习编柳条、织簸箕等工艺，目的就是“人人操一业以自养其生”。正如经元善所言，这些举措“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慈善之法。
这种思想影响到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慈善家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张謇创办狼山盲哑学校，以教育融入慈善之滥觞。甚至更进了一步，民国时期的慈善家们，不但重视生活技能的培养，更重视对于自立精神的“心”的教育，也就是从完整的意义上，注重培养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三
“养教并举”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进步，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解决了受赈济者的生活问题，而在于慈善立场的转变——慈善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受赈济者解决生存的问题，而是要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成就一种完整意义上的人格，真正转变为与赈济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慈善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时的急难，它也是一种培养人的方式。尽管因为各种原因，每个人生来的条件是不同的，有各种各样的差异，这种现实也许永远都无法完全改变。但是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消除这种不平等为目标，使所有的人最终无限地趋向于平等。
现代社会建立的各种制度，都在弥补这种不平等，保证弱势群体在世间有尊严地生活。慈善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它的对象的特殊性，它本身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慈善事业，也就是人类消除差异，而实现人人平等、社会大同的伟大尝试！
试析清代开封的书院教育 第4篇
一、清代开封书院的资金来源
清代开封的书院大都由官府创建, 由士绅个人创办的很少。这些书院, 除彝山书院归开封府管外, 其余均由河南省管辖, 官学化很明显。但是这些官办书院的经费来源则是多渠道的。
1. 政府拨款。
据《清会典》卷十九记载:每年拨给“河南大梁书院二千九百七十三两”银子作为办院经费。“其余各府州县书院, 或绅士捐资倡立, 或由地方官拨给公款经理。”[1]雍正十一年 (1733年) , 总督王士俊、市政史习承祖对大梁书院又加重修, “改建为省城书院, 赐帑金”[2]1040。《彝山书院经费章程》载:清道光十年 (1830年) , “议十五属捐款每年共银五百一十八两, 由各属经解府库”[3];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开封府十五属每年应解经费银五百一十八两”, “书院每年裱糊一次及天棚铺垫、岁修房间, 由祥符县捐发”[3]。《明道书院续章程》载:“书院归开封府兼管, 所有奏明每岁由大梁书院节省饭银项, 下拨给经费银六百两, 即由开封府按季向粮道署支领。”[4]10可见, 官府拨款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 有利于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行, 不过政府通过拨款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书院官学化的特征比较明显。
2. 个人捐款。
个人捐款也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 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巡抚李鹤年捐给彝山书院“银5000两, 为学生膏火费;又捐银1000两, 增修山长居宅”[5]164。《明道书院续章程》规定:“大学士、尚书每任捐银一千两, 总宪、侍郎每任捐银五百两, 卿寺、御史、给事中捐银二百两, 翰林、郎中、员外主事每任捐银一百两。督抚每任捐银一千两, 学政每任捐银五百两, 藩司捐银八百两, ……以上各款, 到任限六个月内送院, 如迟, 由提调专差走取, 此示。”还规定:“凡由书院肄业诸生出仕者, 通知续捐, 以备扩充添修及后来之用。”[4]10可见明道书院扩大了资金来源, 捐款者主要是在任官员,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捐款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它保证了书院经费来源的稳定。
3. 学田租款。
书院的学田和本金利息也是书院的经费来源之一, 清初的大梁书院拥有学田17顷, 游梁书院拥有学田5顷。《冯泌改建游梁书院碑记》云:“知县张淑载又拨给河滩地亩五顷以供公费, ……又查给河岸马家庄地方成字二区地四顷十三亩, 成字三区余地八十六亩, 将所应入谷麦分为十股, 三股为修葺祠宇之费, 府学教授存贮关县备用七股, 给奉祀生为岁时朔望焚香供祭诸费及奉祀生养瞻之资。”[6]道光十年 (1830年) 《彝山书院经费章程》中载道:“议发当生息本银二千两, 不加闰, 每年应得息二百八十八两, 由各属催商, 按季批解府库。”[3]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重定彝山书院经费云:“当商量缴息银五百五十两, 又二十四年发当本银一千六百两, 缴息银二百九十二两, 三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两”[3]。
通过官府拨款、个人捐款和学田租款, 清代的开封书院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书院资金单一、易中断的风险, 强制性的规定使资金来源稳定、及时, 这有利于书院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
从管理模式上来看, 清代开封书院作为与中国古代官办教育并行的教育系统, 有自己的特点。
1. 招生范围扩大, 取消阶层和地域限制。
首先, 清代开封的书院打破了官办学校多向上层贵族子弟开放的藩篱, 民间“子弟之能读书者, 必加意优恤”[7], 这就使广大下层人民子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次, 书院在招生上打破了只限本地生徒的限制。“道光五年 (1825年) , 巡抚程祖洛迁建, 课全省举贡生童, 八年 (1828年) , 童生月课移彝山书院。”[2]1040招生阶层、地域限制上的取消使得书院的人数大增, 规模也相当可观。彝山书院“生徒年终县试者少则20多人, 多则30-40人”[3], “每值漕试之期, 多士云集, 斋舍不能容”[6]。“课全省举贡生意”的大梁书院书院“光绪末年肄业诸生二百名”[8]96。明道书院规定:除自有膏火者外, 得两人介绍, 皆可入院。“遂至肄业者常数百人, 庠舍至不能容, 因辟名抚祠, 皆为学生住宿之室”[9]。文化重心的下移, 有利于教育的普及, 有利于河南特别是开封广大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2. 管理严格, 注重真才实学。
虽然招生在阶层和地域上的限制取消, 但书院仍有严格要求。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 , 彝山书院重定章程明确规定:“开印后, 监院禀请本府发给各州县示谕。祥府童生, 取同考五人在结, 外州县童生各带本处科岁考原保廪生结为凭, 方准在书院肄业。”“未过本州县考者, 不准在书院肄业”。同时还“派斋长专司稽查假冒……倘若录取后, 有人指出某人系冒名者, 将互结之人一并扣除, 斋长失察, 罚一月薪水。”[3]明道书院更是要求“凡肄业举贡生员, 均由学政采访学行, 酌量调取, 宁缺毋滥”[4]10。这些规定较有力地保证了生源质量以及招生和毕业时的公正。
此外, 书院还对生徒的日常行为、思想品行甚至请假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彝山书院志》中载“住斋肄业, 不准饮酒、歌唱、喧嚣、违者, 准斋长禀明监院, 立即逐出。”这些规定对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极有帮助。
3. 规范教学组织, 完善管理队伍。
清代书院在管理上日臻完善, 书院管理人员一般由院长 (也称为山长) 、主持 (也称为主讲) 、监院、斋长、司书吏等组成。院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兼行政首脑, 主讲是传道授业解惑者, 但一般情况下院长往往就是主讲。他们必须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 由地方官礼聘或由地方公众聘任。清末山东进士丁守仁、中牟翰林仓景愉、祥符翰林顾琳、顾璜都曾任大梁书院院长。监院是仅次于院长的职事, 实际上往往处于行政首脑的地位, 他是官方在书院的代表;斋长多由优秀生徒担任, 管理学生工作并领取服务津贴。清代开封书院形成了以院长为总负责, 以监院为监督, 以斋长、司书吏等为成员的一套完善的管理队伍, 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道光八年 (1828年) , 彝山书院对本院人员的薪水作出明确的规定:“院长脩金二百两, 膳金八十两, 三节礼共银十八两。临院薪水银三十五两, 童生内正课十名, 每名一月一两五钱, 童生副课二十名, 每名每月五钱。每月府官课一次, 奖银二两, 每月县官课一次, 奖赏二两。”[3]由此可以看出, 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日益规范, 要求严格, 奖罚分明。这对书院组织的正常运作, 生徒的公平竞争、积极投身学习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三、清代开封书院的教学特点
1. 因材施教, 教研结合。
历代书院均是大批文人学士聚集的地方, 其创始人或主讲人大多是地方著名学者、仕途失意的归隐者或学问渊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退休官员, 因此在教学和办学理念与官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书院亦尊崇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教材仍以四书五经为主, 但是书院更讲究实用, 因材施教, 注重人才培养, 学术思想更自由, 允许不同学派的人来书院讲学, 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主讲者一边讲学教授生徒, 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 教研相彰, 研究成果就是讲学的内容, 充分发挥了师生的特长, 为学术创新、生徒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书院由于主讲个人的思想不同, 其学风也各异。清代著名学者张沐、耿介等曾任大梁书院主讲, 大梁书院先是热衷宋明理学, 到清中叶, 著名的汉学家钱仪吉主讲先后达15年, 逐渐扭转学风, 注重汉学、考据、金石之学, 书院藏书也开始偏重于汉学、金石。明道书院规定“学文先忌分别门户, 诸生各有师承, 学术不必悉合”, “心术能正取古人之长, 略古人之短, 求其是, 皆属学文。”[4]10书院讲学亦不拘一格, 凡有志于学者, 均可来院求学, 在院生徒少则几十人, 多则几百上千。张沐、耿介在大梁书院讲学时, “两河之士, 蠢然归之, 为所成就”[10]。上述这些办学特色对今也有重大启示。
2. 传播西学, 开启民风。
书院作为开封的主要教育基地和传播思想文化中心, 对开封城市的社会风气、教育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同治以降, 书院藏书开始变化, 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为主, 变为传统经典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大梁书院由拒收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到收藏包括数学、地理、外国军事、商务、物理、工程化学、天文、植物、英语、法语、日语等书。《大梁书院藏书续目·时务部》中就录有美国人谢卫楼著的《万国通鉴》, 英国麦丁富得力编的《列国岁计政要》, 普鲁士希理哈德的《防海新论》等, 数十种外国专著。这不仅仅丰富了书院藏书内容, 更重要的是, 由于书院藏书利用率高, 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在近代学堂没有开设之前, 书院实际上扮演了在开封城市传播西学的角色, 这是开封书院最明显的办学特点。对于闭塞落后、民众愚昧的开封来说, 起到了开启民风, 促进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 清代的书院资金来源多样化, 且具有强制性, 经费比较稳定;管理规范而且严格;藏书规模宏大, 利用率较高;教学上因材施教, 教研结合, 学术相对官学比较自由。书院传播了西学, 开启了民风, 推动了开封城市文化的普及和近代化。当然, 由于清代文化上的专制, 开封社会经济的衰落, 对清代开封书院的作用不能过高的评价。但书院在清代城市文化教育中的作用却是功不可没, 书院的教学特色, 运作模式对我们现今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历史启迪和思想凭借, 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亦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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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道书院志·卷六章程[M].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纂室.河南教育资料汇编 (清代) , 1983.
[5]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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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谷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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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后宫制度 第5篇
内容摘要：清代后妃制度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清代从1636年皇太极改用国号“大清”，到1911年宣统皇帝逊位，共经历了十一代皇帝，除宣统皇帝年幼未婚外，其他十位皇帝先后册立了二十六位皇后，各种答应、常在、贵人、嫔、妃的数量更是难以估量的。除此之外，更多的八旗女子都要经历夜以继日的选秀女、记名、复选、册封等仪式。封建专制君主将这些女子视为己有，束缚了她们的婚姻自由以及人生自由，这种后妃制度是同八旗秀女的悲惨命运共存的。直至清末，年幼的宣统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退位了，这种为统治阶级上层人事服务的制度也便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清王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
关键词：来源 命运 变迁
我国历代君主选择天下美女“充侍后宫”据为妻妾，同时使役大量宫女，由来已久，仅见于历代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就不胜枚举。清代自建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后妃制度。清代自顺治以来迄于光绪，经常拣选八旗秀女，视为重要典章制度，从未间断。被选中的这些女子中，除极少数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外，大多数人便开始了被封建伦理制度束缚的悲惨命运。这种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一种为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服务的封建制度，对清代皇族王室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清代后妃的来源——选秀女与宫女
清朝入关后，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其目的在于“或备各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成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①并制订有一套严密的选秀女制度。1.选秀女的范围
清代选秀女订有严密的制度，仅仅挑选秀女的范围，各朝就有许多规定。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另户军士和闲散壮丁的女儿，年至十三岁时，都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挑选秀女，到年至十七岁以后，谓之“逾岁”，就不再参加挑选了。康熙时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定：后族近支或母系“宗室觉罗”之女者，均可声明免选秀女（嘉庆时复列入应选）。乾隆八年的谕旨又规定：选秀女时，外任旗人之女，若一律送京阅看，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停其送选。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又经奏准“嗣后遇到阅选秀女之年，将各旗佐领下附入之额鲁特及岁之女，一同入选。”②这样，挑选秀女的范围又扩大到各旗佐领属下的额鲁特蒙古之女了。
嘉庆五年时，皇帝觉得自己后妃的亲姊妹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备选秀女，选中后，有的还赐给近支宗室为福晋，不合体统，决定嗣后自嫔以上后妃的亲姊妹，可免选秀女。另外，过去挑选秀女，公主下嫁后的生女一样也要备选，选中后入宫再做皇帝的妃嫔或配给近支宗室。这种婚姻制度，在封建制已有相当发展的社会里，从人伦和血缘上实在说不过去，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嘉庆六年时才规定，嗣后挑选秀女时，公主之女著加恩毋庸入选。从此，才消除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道光二年，又令八旗满、蒙、汉军内旗人抱养汉人之子嗣所生的女子，不必备选秀女，原因就是这些人将来入汉籍，而宫内不选汉女是清朝的祖制家法。2.选秀女制度
①②
合乎标准的八旗女子，到了适龄，除在北京的先报名本旗外，外任官员的女子，皆须先期送到北京。在报名阅选秀女时，如果确实是残疾不堪入选者，需要由族长、领催、骁骑校、佐领等的层层审批，呈报到各旗都统声明原因，由都统咨行户部，由户部奏准皇帝，才准免选。
到了选期，由旗署官员会同户部司员，按照“旗别”次序，分排领至神武门东栅栏，由带排章京负责管理，在由领排太监领入宫内，在顺贞门前集齐，再按事先排好的排单顺序进顺贞门备帝后们选看。引见时，每五人为一班，当意者，则留下牌子，再进入复选，不留者，则撂牌子，被淘汰出局。
经过引阅后的秀女，其中不被选入者，撂牌子后可以得到赏赐，以后便可以自由婚嫁了。所得到的赏赐根据其父的品级也有所不同，品级较高的，得到的赏赐也较多。而经过选阅后入选记名的秀女，还要复选一次，在未复选前，不得自由婚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族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八旗则例》载，秀女记名期为五年，记名期间，每月给以银两，其数目是：三品以下人员之女记名者，每月给银一两，复选如再落选，既可以退出记名，自由嫁娶。如记名过五年才退出记名的，另外再加赏银20两。因某原因从未入选，或记名后久不复选，过了五年仍未得到退出记名的明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好终身不嫁了。被选中入宫的秀女，如果得到了皇帝的封号，就是内廷主位了，直到死也不能出宫另嫁。
清《八旗则例》卷七规定：“凡应选之秀女，未经选验以前，不准私行许聘出嫁，违者交部治罪，如选验时适有事故，不及阅看之秀女，年末及岁尚可候者，候下次验选，若十八岁至二十岁者，该旗都统查明迟误缘由，具奏请旨。” 这则规定严格的控制了符合选秀女规定的女子的婚嫁自由，将她们的美好时光都耗费在漫长的等待之中，到了乾隆五年更重申前旨，又规定，虽然秀女到了20岁，还是不能聘嫁，违者治罪。这较《八旗则例》所载更严了，即使是官高一品的封疆大吏，其女未经选阅，也不能通融。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曾专折奏请为女儿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申斥。
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君主把人民的一切都视为私有，扬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何况清代八旗户口是他们的“世仆”呢？自然更不许有婚姻自由了。
至于乾隆所称“挑选旗人女子，原为于王阿哥等拣选福晋（夫人）”一语，此则因清代近支宗室，多由内廷指婚，所以在选验秀女的日子，宗人府要同时呈报禁止宗室名单。如雍正朝指配秀女的近支宗室，皆属康熙衍派24支，乾隆朝则指配雍正的近支衍派子孙，远支者不为指配。但清代最初挑选秀女的本旨，原为充侍后宫，指婚宗室，那时附带的事情。乾隆说的选秀女原来是为王阿哥等拣选福晋的话，只能是违心之论。
二、秀女的命运
被选中入宫秀女的命运，要比那些被撂牌子的更为不幸，在历史文献中就记载了不少“后宫粉黛日望君王颜色”的可怜人，唐朝李建勋有诗形容此事：“宫门常闭舞衣闲，略识君王鬓便斑。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她们比起因记名不能议嫁要的更为残酷和不自由。在清朝260年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位地位低微的后宫女子将自己的美好青春葬送在无尽的等待之中，以致抑郁而死。
秀女们经过繁琐的选阅后，尚被选入宫中，便开始了与家人和社会分离的生活。清代还规定了让她们同家人会亲的制度，《清宫史·宫规》规定：“凡秀女入宫，有名号者，父母年老，特旨许会亲，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亲戚不许入宫。”这个规定可谓相当严格，较之以往历代制度来说，都要苛刻。按这一规定，有封号的秀女还需特旨才可与家人相会，那么，无封号的或者没有得到特旨的，便真的是“一入宫门深似海”了。在《红楼梦》中，也有一段描写贾母与王夫人进宫看望贾元春的场面，“贾妃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这样凄切，悲痛的场面，不失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
入宫秀女的最大“幸运”，是日后选为后妃或升为后妃，但这是有定额的。从《清史稿·后妃传》中可以看到，清代后妃中有许多是由秀女而来。一般秀女入宫后，得到皇帝的喜爱，便可取得答应、常在、贵人的封号，一些幸运的，也可以在升为嫔妃，也能够由于“中宫虚位”而由嫔妃升到后位，如清末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在咸丰年间由秀女选入后宫时称贵人，后升为懿嫔，因为生了儿子，又升为懿妃，其后母以子贵升为皇太后了。
清代皇帝的皇后，在大婚时册立的有顺治、康熙、同治、宣统则在辛亥革命后的1923年才结婚，这些皇帝都是年幼即位的，另外，雍正、乾隆、嘉庆、咸丰五帝，则都是中年时代“入承大统”的，所以他们的皇后都是由“藩邸”时的福晋而升进册立的，他们的福晋，即为皇子时指给他们的秀女。
由于清代秀女被选入宫中或指配皇子，她们可能有以上的前途，因此清代满族特别重视女儿，在未完婚以前，家族或家属例不接受她们的跪拜之礼，盖八旗女儿均须经皇帝选阅，一经选入后宫，得到主位的封号，其家族长辈还需尊以国礼，向晚辈跪拜
至于被选中后称妃的秀女们，她们并不完全是幸运的。
同治的皇后，在当日不能说身份不显赫，但因慈禧皇太后的处处刁难，而被迫在同治皇帝死后自杀，那时她才20岁左右。光绪皇帝的珍妃，也是在大婚时册立为嫔，后进为妃的，她美丽贤惠，喜诗善画，性格开朗，深得光绪帝的喜爱，但也因为支持光绪帝的维新变法而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夹持光绪逃往西安，临行前借口珍妃年轻貌美，洋兵来犯，恐遭不测，强行命令太监将其推入井中，时年仅二十五岁。1901年，慈禧从西安回京后，才把珍妃的尸体打捞上来葬于西直门外。被选为后妃的，下场尚且如此，其他无名无号的，结局就更可悲了。
可见，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对八旗女子的人生束缚相当严重，符合条件的女子，从小就为了选秀而准备，直至长成，还要经历夜以继日的选秀女的过程，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幼女来说，是相当困苦的。而一旦当意被留牌子，接下来的又是等待复选的结果，选入宫中后，如久未得到封号，便要等到二十五岁③才可遣出宫外，那时的她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青春不再，她们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专制君主，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三、后妃制度的变迁
清代后妃制度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确立和健全起来的。1583年，清太主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并于1616年正式即汗位，建立了后金政权，但它还是一支新兴的割据势力，后宫也没有什么后妃制度。随着后金奴隶制社会的逐步发展，势力不断扩大，受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影响，努尔哈赤统 ③ 也有30岁一说
治集团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调整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这对满族社会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登上封建皇帝的宝座，将国号该为“大清”，继续推行封建改革，这种封建制的种种改革反映在后宫内，就是要有一套封建的后妃制度与之相适应，所以，皇太极在即位称帝的同时，也宣布册立了皇后和四位妃子，于是“王宫并建，位号即明，等位渐辨”。3清代后妃制度就这样创建起来了，但在当时还只有福晋、元妃、大妃的名称，顺治帝进关以后，以明朝宫殿规模完备，礼部逐步完备了宫闱等级的名号。
康熙以后，典制大备，后宫号位之制严明。皇帝的祖母尊为太皇太后，母尊为皇太后，她们一般居住在慈宁宫，康寿宫和宁寿宫，其他先帝的后妃、嫔都尊为太妃、太嫔等，随太皇太后、皇太后在各宫居住。皇帝的正嫡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是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佐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俱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政。
但是，制度规定的尽管十分严格，各朝妃嫔数目的多少实际上并未完全照规定执行。康熙，乾隆帝的嫔妃都是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数目，而同治，光绪帝等又远远没有那么多的嫔妃。另外，嫔妃的晋封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逐级晋封，有的是越级加封，还有的是有封有降，有的入宫时就被封为嫔或妃，有的入宫时仅封为答应、常在。总之，这些情况的产生，都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历史发展到了同治、光绪两朝，由于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内部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宫廷之内则是皇帝年幼，皇太后专权，帝后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历史特点反映到宫内后妃制度上，一是皇太后长期掌握政权，二是后妃制度直接为政治服务。
清代祖制家法中虽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政治，可是，在清初顺治帝即位时，由于年幼，由其母孝庄文皇后左右政治，康熙帝年幼时，也有过皇太后干预政治的实例，这说明皇太后过问朝政在皇帝年幼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打破的。但是，自从同治朝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清代所谓“后妃不能干预朝政”的祖制就被彻底打破了，从这时起，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清代历史中，皇太后操纵了包括帝后命运在内的一切大权，从而使选妃立后与政治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种利用给皇帝选后妃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现象，在光绪朝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光绪十四年，慈禧为了监视和控制光绪，决意立其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为皇后，即孝定景皇后。光绪帝虽然不愿意，但拗不过慈禧，所以婚后帝后关系一直不好，而与皇后同时被选入宫的珍妃他他拉氏很受光绪帝的喜爱，在政治上同庆光绪帝的改良主张，这便更得罪了慈禧太后，为此，慈禧借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之际，派人将珍妃害死。光绪帝一生三十八岁，只选了一后两妃，是清代皇帝（宣统皇帝除外）中后妃最少的一个，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正是慈禧皇太后在后宫专权的缘故，她直接破坏了清代后妃制度的一切规定。
清代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后妃制度，使随着满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尊崇了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是封建制度在皇族婚姻问题上的反应。这种制度严重的束缚了封建社会中八旗女子的婚嫁自由，将她们的一生锁定在集权的君主身上，体现了极大的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特点，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衰落和清王朝的灭亡，这种制度也必将走向终结。
1《养吉斋丛录》 卷二十五 五页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一五四 3《清史稿》 列传卷一 8897页
参考书目：
《故宫札记》 单士元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6月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9月
《清宫史话》 王树卿、李鹏年著 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5 月
清代“大挑” 第6篇
大挑是封建政府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把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召集起来，举行面试，选中则分派各地任职。清代高照煦在《闲谈笔记》中说得颇详细:“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二十人为一排，挑一等三人，以知县用，二等九人，以教职用。相貌魁伟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余八人，俗呼为八仙。”高照煦本人于光绪六年应大挑，本以为能居一等，可是，“及入场，余列最末一班，仅余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余名次在十一，王大臣等将第九名与余两人再三衡量，卒将第九名挑为一等，而余竟得二等。”举人考进士不中而应大挑，在封建官员履历中，并不怎么光彩，故很少有人自己提及。这位高照煦先生详细写出，倒是个老实可爱的人。
大挑惯例，主挑的大臣于每班20人中先摒退不取的8人，即所谓“八仙”也。清代同光朝理财名臣阎敬铭曾应大挑，竟成“八仙”之首。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朝邑阎文介公敬铭，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未第时，尝就大挑，甫就班跪，某亲王遽抗声曰:‘阎敬铭先起去。’公深以为恨。”后来阎敬铭入翰林，拜户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总算雪此耻辱了。
简析清代教育小说繁荣的原因 第7篇
追溯教育小说的渊源, 我们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论语》, 其中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观点。经过宋元明几代的发展, 到清代, 教育小说达到了繁荣的顶峰, 其标志是《歧路灯》的诞生。但是, 《歧路灯》的出现绝不是毫无依傍、平地而起的。的确, 除《歧路灯》外, 清代还有大量的短篇教育小说存在。它们的文学成就虽然不象《歧路灯》那样高, 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歧路灯》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因而,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对《歧路灯》以外的教育小说作一番考察也是有益的。
与明代相较, 清代教育小说数量上有了极大增长。明代教育小说约有40余篇, 而清代, 据笔者统计, 至少出现教育小说近130篇, 教育主题所受关注明显重于明代。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 清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 到清代, 已是强弩之末, 出现了日暮途穷的征兆。这主要表现为世风江河日下, 青少年, 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纨绔子弟腐化堕落, 导致统治阶级出现后继无人的危机。世家子弟的腐化堕落使统治阶级深感忧虑。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嘉庆, 都十分关注对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 并多次加以训喻。嘉庆在总结了八旗子弟的堕落表现后, 对他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戒, 希望“八旗子弟观朕此旨, 能幡然改悔”, 若“八旗子弟无一人幡然改悔, 是国家之大不幸”。
另外, 整个清代, 赌博盛行。这是令统治者最挠头的问题, 虽然屡次被官府禁止, 但赌博之风却越刮越烈, 出现上到王公贵族, 下至贩夫走卒普遍沉迷的现象。“其舆台市侩, 交臂纷奴, 故无足论, 乃衣冠之族, 读书知礼者, 亦或蹈之, 斯文扫地, 莫此为甚”。以致清统治者把赌博、乱民、盗贼、娼妓列为闾阎四大恶。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 世家子弟、平民少年, 因赌博而败家者, 数不胜数。
其次, 清代教育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历代小说家不同, 清代创作教育小说的文人很多都做过私塾教师, 具有教育子弟的实际经验, 这为他们写作教育小说提供了生活基础。陈芳生《训蒙条例》指出:“儒者不为农工商贾, 惟出仕与训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 训蒙乃分内事, 果尽其道, 则教育人才亦大有益于天下, 己亦籍此代耕, 诚兼善之本务也。”可见, 处馆训蒙, 舌耕度日是当时不得志文人的普遍选择。清代很多文人都有过做馆经历, 最著名的如创作了被于天池先生评为“最具教育意味”的小说------《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于康熙十八年 (1679年) 入毕家坐馆, 足足三十七年后, 七十余岁才撤帐归家。这些亲身经历使得他们易于在小说中采取教育题材进行创作。
清代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研究 第8篇
一、在培育人才上突出“实学”
颜元认为“人才为政事之本, 学校乃人才之本” (《颜元集》) , 人才是一个国家治理之根本, 而学校之好坏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这表明颜元相当看重学校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颜元对当时的教育现状极为担忧, 对学校仅为培养考取功名之士为首要任务极度失望。颜元认为, 一所好学校应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为己任,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他在《颜元集·习斋记余》中写道“:令天下之校皆以实才实德之士为荣, 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能臣。若令天下之校皆无才少德之士, 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平庸俗臣。”在颜元的心中, 凡学有所长、学能所用者便是人才, 人才有“通儒之才”和“专门之才”。颜元将通儒之才定义为“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之“圣学之极致” 之才, 按今天说法就是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突出的拔尖之才。颜元认为还有一种人才是“专门之才”, 就是那种“终身精于一艺”的人才。他认为, 遵循个人的天赋, 以个人之才力, 虽六艺不能兼, 但“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 便是圣贤一流”, 这种“圣贤”就是具有一技之长、一专之能的专门人才。他在《颜元集》中指出“:为一端一节之实, 无为全体大用之虚, 如六艺不能全, 则终身只精一艺可也。“”人非专于六艺, 若能深究其一、二端, 深以讨论, 重以体验, 使可见之以施行, 则似禹终身司空、皋终身专刑、羿终身教稼、契终身专教, 皆可成圣矣。如冉之专足民, 仲之专治赋, 公西之专礼乐而已, 各可成贤矣。”很显然, 颜元把“圣学之极致者”与“终身只精一艺者”列于平等的地位。
二、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实学”
颜元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一方面从培养“通儒”人才的要求出发, 依然设置了六艺、经史等传统课程, 保留了理学、科举等课程。另一方面, 他从培养实用型专门人才的目的要求出发, 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实学”, 学生所学科目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实用科学。
1.重视思想品德的教育。颜元极重视德育的作用, 他认为基本的伦常道德和仁、智、勇是最基本的德育内容。如何开展德育教育呢?颜元指出:其一, 增智修德。颜元认为, 道德可以存在于事物与人的智慧之中, 一个人在了解事物、学习知识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在培养道德对这一认知, 曾有学生不解, 弟子彭好古有一次就问颜元, 学何种知识才能达到“学为人臣, 学为人子, 学为人弟”, 颜元应答说“学自六艺之要”。彭好古对两者如何能联系起来表示不理解, 颜元提醒他说,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数学, 就不会知道天之度、地之量、事物之分合, 怎能把事情做好?又怎能承父兄之命, 事君长又何以尽职?其二, 勤劳养德。在颜元看来“, 力行近乎仁”, 体力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它不仅能使人“修身”“、正心”, 去除邪念“, 吾用力农事, 不遑寝食, 邪妄之念亦自不起” (《颜元集》) , 而且还能使人克服怠惰、疲沓“, 人不作实则暇暇则逆;逆则惰;惰则疲”。因此, 颜元一生自事躬耕, 身体力行。
2.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颜元自34岁时, 觉悟到程朱理学“非政务之学”, 开始寻求能经世致用的学说, 他学习了数学“, 学《九章》以及因、乘、归、除, 渐”。而后撰写《农政要务》一书“, 辨土、酿粪、耕耘、收获, 及区田、水利皆有谟画”。这些求学以及他个人的经历自然反映到他的教育思想中, 他对学生极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 亲自为习斋所制定的课程教条中, 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醒目突出。其中写道“:昔周公孔子以艺学育人, 近士子惟习八股, 殊失学教本旨, 凡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 及钱、谷、水、火、兵、农、工、虞, 予虽未能, 愿共学焉。”[2]112颜元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与日俱增, 到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 自然科学知识占据了不少的课程, 这是以往传统教育中没有的
3.重视军体教育。颜元把军体教育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在他的具体教学中, 无论是文才或武才, 都须习骑马射箭、舞刀弄枪的技术, 甚至还有举重和赛跑, 还经常开展军体比赛。在“习斋教条”所列课程中, 每逢每月之五、十之日, 即定为“习射”专日。在扩大漳南书院的建设规划中, 颜元就安排位置建设步马射圃, 相当于今天学校里的操场。在漳南书院扩建尚未完成之时, 颜元还举办了“举重”“、举石”“、习行”“、超距” (赛跑、跳跃) “、击拳”等比赛, 而在设计课程时, 他将这些项目都列为弟子必习之课程。除有专门军体教育课程之外, 颜元还常利用讲习闲暇与弟子一同远足, 锻炼弟子的意志和体能。梁启超对此大加肯定, 他说“:中国两千年来, 能倡导并亲力推行体育的教育者中, 除了颜习斋外, 只怕难找第二人了。”对个人的体育锻炼方面, 颜元以身作则, 坚持习武练功至老不辍。颜元的这种重视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思想难能可贵, 深受后人肯定和推崇, 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对他给予褒奖, 他说“:清初之颜习斋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 学击剑之术于塞北, 与勇士角而胜焉, 故其言日:文武缺一岂道乎?”[3]96
4.重视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方面, 颜元存在一定的偏见, 对诗文字画较轻视。他在给自己的学生题记时写道“:要务实, 痛戒诗文棋画, 须求身世有功。”但是基于实学的教育思想, 他在艺术教育中较为看重音乐及舞蹈, 之所以重视音乐, 皆因孔子曾把音乐列在六艺之中。另外, 音乐也存在于人们日常的劳作生活之中, 如“民歌”“、民风” 等。因此, 颜元基本上还是提倡“乐”。他之所以重视舞蹈是基于两点: 其一是为了使音乐教育动起来, 在他看来, 音乐不能仅仅是静坐吟唱, 还应与舞蹈结合;其二是舞蹈如劳动一样, 可强身健体, 而且还可以配合军事教育。
三、在教学方法上突出“实学”
1.“习而必行”。颜元指出, 人的知识技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和经验, 正所谓“智以事练”“、因行得知”“、能以行长”, 他的观点是“思不如学, 学而必习, 习而必行”, 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 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那种“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的”教学, 在他看来“皆无用之学”。在教学过程中, 颜元十分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 坚持将学习之技应用于生产生活之实践中, 唯此, 所学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颜元的“习而必行”之观点, 并不表明他反对讲读之学习方法, 只是表明他反对宋儒般“尽入故纸堆中”、 “沉迷于读讲章句”之类的讲读法, 他认为宋儒之类的讲读法只会让人“晦圣道误苍生”, 断难出“明道”之“大儒”, 反而会让习者“筋骨疲软”, 现“精神萎惰”之状。
2.励志乐学。颜元注重激励之功效, 建议教育者对学生采取“远其志而短其节”的方法来激励学生, 以使其立志好学乐学“, 学贵远其志而短其节, 志远而不息, 节短则易而乐”。从以上可知, 颜元要求学生在求学前须树立远大的志向, 不畏困难朝着目标前进。同时颜元也深知学海无涯, 学有所成非一日可成, 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 他认为不能强求学生制定过高的目标, 因为过高的目标只会让学生望而生畏, 进而望而止步。但是如果在制定目标时, 将这个目标划分成若干个阶段的小目标, 让学生分段来实现, 这样学生就会不断享受到完成目标的乐趣, 学习的信心会大增, 从而“乐学”, 最终实现其远大的志向。颜元把这种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像“登山”, 先设山顶之大志, 学生可远其志, 但要到达山顶, 须设分阶段之台阶, 使其一步一步地走进山顶。他的这种“励志”法与今天所说的目标教学有着相同的理念。
3.因材施教。颜元继承了孔、孟以及一切因人而异、因人而宜的因材施教思想。他说“:人之质性各异, 当就其质性之所近, 心志之所愿, 才力之所学, 则易成。”由此可见, 颜元主张的因材施教原则的根据就是“质性、心志、才力”, 三者对于如何组织施教是缺一不可的。质性之所近是因其天赋的不同, 心志之所愿是因其志向的差异, 才力之所能是因其现有的知识能力基础。天赋是物质基础, 很难改变, 而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所以, 因材施教首先要依其天赋为基础。心志之所愿是动力之所在, 是使学生好知、乐知的基础;违背心志之所愿, 则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学习成为一件苦差而不能有效地进行。才力之所学, 就是现在已经达到的知识能力基础, 是开展学习的前提条件和准备, 后续的学习一般都必须以先前的学习为基础来进行, 这便是 “循序渐进”原则的重要体现。
颜元是近代新教育的探索者。由于他终生没有为官, 所以他不可能将其教育理念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但这不影响他的“实学”教育思想被后人所推崇。颜元那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 一直仍被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探路者们景仰和弘扬。
摘要：明清时期, 实学思潮相当流行, 清初的颜元是实学教育思想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培养“实才实德”的经世致用人才, 注重“习而必行”的教学方法, 提出了以“实学”为特征和主要内容的功利教育思想, 对后世的教育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颜元,实学,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陈山榜.颜元评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钟铰.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清代中国英语教育及其当代启示 第9篇
一、采用分层次教学, 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第一个采用班级制授课的就是萌发于京师同文馆, 每个班的学生按年龄和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编班和分班, 按照学习内容深浅和进度, 循序渐进地推进英语教育, 这样更有利于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班级授课制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适应培养社会对人才素质培养的诉求。京师同文馆分层次英语教育启示当代大学英语教育, 务必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 这样方能提高英语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二、注重实用英语教学, 强化专业实训
1. 从教学活动来看, 多层面开展翻译实践活动, 紧跟时代步伐与实际需要。
同文馆下设的翻译处, 就是专门为学生提供的进行英语翻译实际训练的现实平台, 除了翻译当时繁杂的公文和各国的照会文件外, 还重点组织学生翻译当时传入中国的涉及各种学科的西书。学生在翻译这些西书的过程中, 既检验了自身的英语运用水平, 也提高了英语实际运用的过程, 同时在翻译中也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这是一个多赢的良性过程。这种丰富多彩的英语专业实训活动, 在当今的大学英语教学中非常缺乏, 现在的英语教育最大弊病也许就在这里。
除了重视笔译以外, 学生口语翻译活动也很多, 如参加外事活动, 充当翻译人员, 具体实战训练口译能力和英语的运用能力。
在学生翻译西学书籍过程中学习西学, 不管教师教育还是学校、学生自己的学习实践活动, 始终将英语的学习及教育和具体的前的大学英语教育非常有启发, 这也正是当代大学英语教育的缺陷。
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基本是应付式的考试型教育, 学生练习的题目基本是有投机性很大选择题目, 翻译题目仅仅是几个句子, 最多也就是一段文字。切合实际的翻译项目几乎不多, 笔译内容多半属于通识与大众型的内容, 缺乏专业性的内容翻译, 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内容。同文馆的英汉互译教学实践, 为当代大学英语教育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2. 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安排上, 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将英语学习课程与具体的专业课程学习结合, 从学习的课程科目来看, 在重视翻译训练的同时, 加大学生对科学知识, 尤其是实用的各种科技知识的传授与学习, 力求两者良性互动共赢。具体说来是这样的, 开设了诸多如数学、法律、经济和天文地理等领域的专业课程。其五年制与八年制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二是京师同文馆初期设英语课程, 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四年后, 京师同文馆开办了科学馆, 学习科目增加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 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这样, 促使其课程设置与时俱进, 不断拓展。三是中西学课程并举, 这体现了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 对于国学课程也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 原当始终不已, 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 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现在的大学英语教材, 基本上都是文科内容为主, 很少涉及理工科, 导致了英语学习的狭窄和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处于低水平状态。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对此很有借鉴意义。
3. 教学手段与范式上, 颇具现代眼光:
一是所有课程的讲授都是全英语话语系统进行讲授, 采用实用原版的英文教科书。这种全英文的上课方式很值得借鉴。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学, 几乎都是采用双语教育, 一半汉语一半英语, 这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很受母语的影响和干扰。二是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始终和各种英语实际运用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有机的结合也构成了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的最大特色。作为总理衙门翻译人才的培养基地, 京师同文馆首先肩负着为总理衙门翻译日常外交信函、电报、公文之责。为此, 京师同文馆成立了由外文功底较深的学生组成的翻译班子, 专门为总理衙门翻译信函、电报和公文。这既保证了紧急公文的及时翻译, 同时又不影响正常的课程教学, 而且也是进一步提高学生驾驭外语实践能力的有效尝试。京师同文馆的就读学生为总理衙门翻译公文的教学实践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同时, 京师同文馆规定, 每个外语馆均需有学生共同组成口译班子, 轮流当班, 随时听候总理衙门的使唤。如遇中外交涉事件, 有关语种的学生必须跟随交涉大臣赶赴交涉现场, 或直接担任交涉翻译, 或做翻译见习。和笔译电报、公文一样, 学生现场口译的实践也是伴随着课堂外语教学进行的。三是采用循序渐进教育方法。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内容安排, 无论是外语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进行教学的。就自然科学而言, 京师同文馆的倡导者都主张首先从最基础的工具科目———数学入手。
三、严格学业考核与课程评价制度, 力求考学良性互动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 除了以上注重翻译导向的实践教育外, 还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与纪律, 全力督导学生, 提升其英语学习动力。考试安排上, 一共分为四大考试, 包括月课、季考、岁考及大考。相当于现在中学的考试安排, 当然检测内容有别。
月课、季考, 是同文馆平常经常采用的英语教学督查方式。其中月课, 相当于现在的月考, 一般在每月的初一进行, 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自主命题, 考试判卷后, 将成绩上报即可。季考, 即每一个季度安排一次考试,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半学期考试和期末考试, 考试题目也是自行命题, 但是题目与试卷需要报请上级批准。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实用的翻译测试为主, 虽然以照会翻译和条约翻译为翻译内容, 较为狭窄, 但毕竟是非常结合现实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这也是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洋务运动的需要。
岁考, 相当于现在的年度考试, 每年举行一次, 时间一般安排在十月初十, 考试内容比月考与季考复杂多了, 除了中文与英文互译的测试外, 还有口语测试。大考, 相当于现在的毕业考试, 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个层次进行, 初试、复试、口试, 三级考试内容不一, 但都以翻译能力和技巧测试为主, 初试为翻译英文照会文章成中文, 复试的测试内容为把中文条约翻译成英语。口语考试, 是现场抽题考试, 将所抽到的汉语题目现场口译成英语。这种要求现在看来都是比较高的, 何况当时才刚学习的英语。抓住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进行测试, 这是非常值得现在的大学英语考试反思的。更为特别的是, 学生还要用英语进行科学课程的考试, 这增加了学生对英语具体应用到每一学科的能力。考试的优劣将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优者授予官职, 差者将会降级或者留级。考试内容, 后来加进了写作题目, 提升对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考察。
除了高要求的考试内容, 考试纪律也是相当严格。考前, 对学生试卷提前一一编号固定, 学生名字直接写在卷面上, 答题考试学生不得随便移动或换位置, 监考时现场派人, 让考生没法提前与监考老师沟通。这对当前大学英语考试监考安排如何从源头杜绝作弊可能提供借鉴。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采用的这一系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 很值得现在的大学英语教育学习。现在的大学英语教育基本是处于学生自我控制中进行, 测试的次数非常有限, 最多就是过级考试。同时考试内容几乎都是大众性和人文社科的内容, 很少涉及科技等实用的内容, 考试题目除了作文和简单的句子段落翻译外, 没有真正检验学生英语实际的运用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的口语翻译和多层面的笔译考试。这很难提高和推动学生英语的实际能力。
四、师资队伍选聘和建设, 聘用外籍教师, 力求双师型
一方面, 同文馆英语教员, 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实践操作能力, 具有典型双师型的特点。现在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力求以此为示范, 全力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 大胆选聘外籍教师, 先后聘请外籍教师五十多名到校任教。纵观同文馆英语的英语教育历史, 一直聘用外籍教师, 使得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才真正具有原滋原味的英语, 开启了中国外教的先河。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均富有特色和现代眼光, 由此可以窥探清代中国英语教育的情形与特点。这些特点与情形对当今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在分层次教育、课程设置与安排、英语实用导向教学、严格规范的学业考核与课程评价制度、聘用与建设双师型与外籍教师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纯.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 2011 (5) .
[2]顾卫星.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简析[J].苏州大学学报, 2001 (2) .
[3]顾卫星.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5) .
清代小说《歧路灯》的教育特征研究 第10篇
早在奴隶社会末期, 我国就出现了学校这一专门教育机关, 叫做“成均”, 足见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和丰富, 教育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清时期, 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学校制度, 在教育思想方面, 既有对前人的总结和继承, 又有结合新时期新情况的突破。笔者认为《歧路灯》正是清初这种教育思想状况的体现和阐释。
《歧路灯》是十八世纪中期清代学者李绿园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该作品虽然是假托明嘉靖年间河南祥符所发生的故事, 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世间百态, 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出康乾盛世繁荣下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腐败、世风日下、赌博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 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似乎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前的回光返照, 而在整个社会的腐朽败落中, 青少年因缺乏辨别能力、自控能力, 成为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作为一位接受封建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学者, 李绿园对于严重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特别是对于封建世家子弟的堕落, 他更是忧心忡忡, 深感如果不能正确解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国家将后继无人。于是他在《歧路灯》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浪子回头”形象, 而又在这一形象周围安排了诸多的教育者, 设置了诸多的特殊环境, 力图向读者展示小说主人公是如何在周围师者的帮助下虽经堕落却最终重振家风的成功教育范例。虽然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 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 但是在客观上小说《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却十分丰富, 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我们主要从它所具有的教育特征来阐释其教育倾向。
1.《歧路灯》的创作目的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写道:“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2) 他自认为《歧路灯》是模仿《桃花扇》《芝龛记》《悯烈经》的作品, “藉科浑排场间, 写出生存节烈, 而善者自卓千古, 丑者难保一身, 使人读之为轩然笑, 为潸然泪, 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 皆感动于不容己”, (3) 并希望能够“于纲常彝论间, 煞有发明”。 (4) 由此可知, 利用小说这一形式启发诱导青少年之向善祛恶便成为了本作品的写作目的, 而这一目的中则隐藏着作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正是他对于中国儒家教育“文以载道”思想的自觉传承的结果。
明中叶以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萌生, 市民阶层崛起, 作为正统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衰落下去。到明代末期, 甚至出现了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帝王的思想。清王朝建立后, 为巩固、维护其统治秩序, 再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康熙搜罗了当时的一些“理学名臣”, 如李光地、陆陇其等, 为其编纂《朱子大全》, 重刊《性理精义》, 其目的就是为了“正人心”, 利用理学来控制思想。同时, 清代的学校教育, 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李绿园及其作品《歧路灯》显然也受到了这一思想趋势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他接受了朱熹“重道”的文艺观, 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5) 在《绿园诗解自序》中他曾说:“诗以道性情, 裨名教, 凡无当于三百之旨, 费辞也。” (6) 这和朱熹的文艺观是趋于一致的, “漫嫌小说没关系, 写出忠臣孝子来”, (7) 作者把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主导下, 李绿园深知文学的教育功用, “乃以觉世之心, 自托于小说稗官, 为《歧路灯》书”。 (8)
2.《歧路灯》的作品主题
作品主题是指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时, 通过文章或作品的全部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歧路灯》以书生谭绍闻的人生沉浮为主线展开, 在写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牵涉其他人事并且会表达出对这些人事的观点和看法。有研究者据此将作品定位为“卫道小说”或“讽刺小说”或“世情小说”等是有所偏颇的, 这只是站在某种角度上进行关照而得出的结论。在清代小说的地位并不高, 很多学者根本就不屑于创作小说, 这或许是《歧路灯》自结稿以后久未刊印的原因之一, 而李绿园这样一位出身于“孝子门庭”的封建文人为什么会选择小说这一体裁进行创作呢?这是因为小说可以突破相对固守的时空限制, 利用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 充分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 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 而《歧路灯》中主人公谭绍闻从正途到堕落的屡次反复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有力描述的, 为了更为传神地刻画谭绍闻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 真实反映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选择小说成为必然。
《歧路灯》在开篇即点明:“话说人生在世, 不过成立覆败两端, 而成立覆败之由, 全在少年时候分路, 大抵成立之人, , 资禀必敦原, 气质必安详, 自幼家教严谨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 再加些滋灌培植, 后来自会发荣畅茂, 若是覆败之人, 聪明早是浮薄的, 气质先见轻飘的, 听得父兄之训, 便纵以水浇石, 一毫儿也不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 毫无救医。” (9) 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 覆败之易如燎毛。” (10) 由此可知, 作者认为要想成为“成立”之人必须有谨严的家教, 结交正人, 接受教育, 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接着作者又解释自己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因有一家根柢人家, 祖父都是老成典型, 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 偏是这位公郎, 只少了遵守’两个字, 后来结交一干匪类, 东扯西捞, 果然弄的家败人亡,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 还有本族人提拔他, 也亏他良心未尽, 自己还得些耻字的力量, 改志换骨, 结果也还到了好处, 要之, 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11) 很显然, 这两段话在全书中是起着统摄作用的, 统观全篇, 作者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写作的, 而主人公谭绍闻也就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围绕这一受教育者, 作者谈到了谭绍闻在其父谭孝移的早期教育下如何资禀敦厚、学有所得, 在其父死后如何受匪人引诱逐步堕落, 周围的师长友朋如何对其极尽挽救, 终重振家业。在极力成就谭邵闻的过程中作者自身的教育思想也自然流露, 比如对于幼教的重视, 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 对于自我教育和持续教育的重视, 等等。笔者认为《歧路灯》成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人公谭绍闻的教育过程, 将《歧路灯》定位为“教育小说”应该是科学合理的。
3.《歧路灯》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的设定, 具体说来就是对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的设定”。 (12) 由于教育目的要回答的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教育目的是整个教育的核心, 是教育活动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验及政治制度来定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培养标准, 我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 教育目的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孟子滕文公上》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则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对于教育目的的文字表述。这种表述突出地反映出教育的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宗旨, 它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服务的。
李绿园一生几乎与18世纪相始终。其祖父李玉琳世称“寻母孝子”, 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秀才, 曾做过塾师;父亲李甲是宝丰庠生, 在这样的书香家庭中生活、成长, 濡染侵淫, 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影响是很自然的, 而他所走的也是读书、科举、仕宦这样一条旧日读书人的老路, 他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五十岁之后李绿园开始了被他称之为“舟车海内”的二十年游宦生活, 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曾做过一任贵州印江知县, 因此他对于当时社会繁荣下所存在的严重危机、世风的江河日下十分了解, 对于人生艰辛、世道复杂也有深切体会。作为一个心存“济世”思想的封建儒者, 他希望找到一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让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 做一个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 从而达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繁荣。于是他将目光聚在了代表着社会前途的青少年的教育, 并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同和接受。李绿园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有着理想人格的“正人”, 也就是他在作品中常提到的“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的“正人”。在作品中李绿园借谭孝移之口谈及为学的目的:“子弟初读书时, 先叫他读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 自是经济良臣;最次也还得个博雅文士。” (13) 这里李绿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他关于“正人”的三个标准的阐释, 即醇儒、经济良臣、博雅文士。在《歧路灯》中他也塑造了这三个层面的人物, 醇儒者如谭孝移、孔耘轩、娄潜斋、程嵩淑等, 这些人言必称诚意正心、礼义廉耻, 行必端方雅正、仁义忠信;经济良臣如娄潜斋、边公、谭绍衣等, 这些为官者关心百姓疾苦,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堪称百姓的父母官;而对于博雅文士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具体指向。实际上这就是作者给谭绍闻所设计的教育方向, 是作者期待要达到的教育目的。费尽笔墨写谭绍闻失教近匪的堕落, 实际上是表现出了作者理想与现实背离之后的深深忧虑, 之后谭绍闻在周围众人的劝诫、提携下重走“正路”, 则又表现出作者对于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信心。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绿园所谓的“正人”是在封建社会下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的, 但是这与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赌徒、兵痞、贪官污吏、流氓恶霸相比, 还是有着正面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透过李绿园以为的培养人的三个标准, 可以看出他是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的, 但是读书、科举、做官已经不是他的唯一教育目的。读书而为醇儒, 读书而为经济良臣, 读书而为博雅之士都是他所赞同的发展方向。而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是相一致的。作者首先强调的不是做官, 而是“做人”, 要求学会“做人”才能做清官, 只有会“做人”才能与世有益。这实际上是儒家“穷经所以致用, 不仅为功名而设;即令为功名起见, 目不识经, 也就言无根柢”。 (14) 封建科举的选拔制度将大多数人堵在官场之外, 一部分读书人在别无出路的压抑下去寻求聊以自慰的方式, 于是只好在维护大一统的前提下走向独善和隐退, 这种人生观与读书为了做官相比更强调做人,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教育目的上的矛盾。
要达到自己的教育目的, 使受教育者成为“成立”之人, 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 李绿园认为:“读书之法, 先《春秋》, 次《书经》, 次《礼记》, 次《义经》。此中有深意, 难遽殚述, 尔辈遵之可也, 专经则主春秋。” (15) 可见, 他对于儒家经典著作是十分推崇的, 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文人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他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小学生读书, 一定先要讲《小学》, 一生用之不尽, 如树之有根, 如墙之有址。如不知《小学》, 则五根者如萎, 无址者必颓。” (16) 因此, 以传统儒家经典为基础, 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应该是李绿园为达到教育目的而认同的学习内容, 这一内容的侧重点是传授为人处事之道, 只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纲常教育, 但却忽视了生产技能教育和人的自然属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单一的教育类型存在明显弊端, 但是在塑造理想的封建士子方面却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单一、刻板的学习内容似乎只能培养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实为其服务并维护其统治的学究型人才。对于读经史和习八股的关系, 李绿园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家训谆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读书必先经史而后帖括。经史不明, 而以八股为务, 则根柢既无, 难言枝叶之畅茂。” (17) 这明确表达出其反对“专弄八股以急于功名”的倾向, 主张要读经史, “穷经致用”, 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反对“专弄八股以给予功名”的倾向。
可以说《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教育小说, 它既不像《金瓶梅》那样写地主豪门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 又不像《红楼梦》那样写贵族青年恋爱婚姻的悲剧, 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
摘要：清代小说《歧路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在客观上《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 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小说《歧路灯》,教育思想,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 (上中下) .[M].郑州:中州书画社出版, 1980.
[2]弦声.《歧路灯》论丛一[J].郑州:中州书画社, 1982.
[3]赵洪尚.教育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4]李延年.《歧路灯》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清代肚兜纹样 第11篇
【关键词】 肚兜；图腾；纹样
服饰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服饰装饰的元素之一——纹样，一直都是社会文明、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虽说在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内容，其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但有一种服饰纹样是自由、不受束缚的，那就是内衣纹饰。中国内衣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从先秦的亵衣、到唐宋的抹胸、到元明的抱腹，直到清朝嬗变为一种一般上端平直、成角的两段各缀有一条带子、前片多为菱形且下摆角处多呈圆弧状的形制，谓之“肚兜”。在各类“礼记”、“舆服志”中均未对肚兜的形制，色彩、纹饰有明确的限定与规范。这种没有典章条例约束的特点，一直延续着，直到肚兜被文胸取代也不曾出现。因此，肚兜在纹饰的使用上大大丰富了其可能性，而这些纹饰的使用也巧妙地对应了各种祈愿、求福、纳祥的情感寄托。那么笔者就借由清朝肚兜这一平台，来对肚兜纹样做一番抛砖引玉的浅析。
说到纹样，就不能不提到“图腾”。图腾崇拜源于古老先民对巫术的信仰。由于认知有限，人们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无法改善的状况归于天地自然，他们相信自然界中存在某种神奇的力量，能给予人类一切，也能夺走人的一切。他们相信，某些动物能够与神灵相通，能够指示、引导事情发展的吉凶，因此一系列的象征、意象事物被创造出来，作为人们祈愿、祭拜的对象。这些图腾创造出来即带有吉祥之意，他是宗教形式的一种，它出自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带着占卜和祈福的感情，折射了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生存意识。
随着历史的前进，图腾也一直没有脱离民间百姓的生活，他们已经成为一种生命信仰和精神文化，积淀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这种图腾信仰对后世的肚兜艺术吉祥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肚兜上运用较多的龙纹样（图1），正是人们对自然敬畏崇拜所幻化出的意象。传说龙的形象是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若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倒水，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说文解字》中解：“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龙的神通广大，使得人们对其敬重有加，希望这一神灵的化身能够带给人间希望与福祉。另外一种神物，麒麟，也是肚兜上常用的图腾（图2），它是神的坐骑，古人把麒麟当作仁兽﹑瑞兽。《说文解字》：“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段玉裁注云：“状如麕，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 麒麟主太平，含仁怀义，带来丰年、福禄、长寿与美好。肚兜上常绣有“麒麟送子”图，含有生育崇拜之意，也表示对孩子将来能成为贤德之人的寄寓。
此外，肚兜在纹样的应用上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究天时、地利、材美、工巧，讲究“天人合一”。这种观念源自于先民察天观地、模仿自然，继而认识、体悟自然的心理。这种心理活动正是希望能够通过模仿的事物来传递自己所想所感，使天地万物相融汇，从而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美好状态。《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交，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儿我们就能够看出，古人造物对周遭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当然也是肚兜造物在文化和艺术上所想达到的理想。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天”指的是天地万物、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然规律；“人”指的是社会化、群体化的人，社会与社会规律。“合一”即是指二者互相融合、对应、和谐统一，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渗透、物我合一的状态。古人是万物有灵观，认为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潮涨潮退、四季更迭……这些自然现象同人类一样，都是具有灵性与生命规律的。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所言：“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所以人们经常借用自然中的某些事物来表达内心祈愿。比如借用蝶恋花，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图3）；绣有老虎和五毒的肚兜表示“虎驱五毒”，以祈祷孩子的健康（图4）；借用“蝠”通“福”，表达五福捧寿等美好祈愿（图5）；胸口的如意形状表示“如意到心”（图6），等等。
除了图腾之外，古代女子还会将一些人物形象，包括坊间传说、民间故事的人物等内容表现于肚兜之上。如：刘海戏金蟾（图7），意欲求得财源滚滚；断桥相会（图8）和牛郎织女（图9），都是表达对坚贞和美好爱情的向往。这些人物形象的肚兜纹饰同其他图腾一样，带有各种祈福纳祥的愿望，而另有一类却别具色特，即是将春宫图作为纹饰绣于肚兜之上（图10），这种肚兜往往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女子的嫁妆，在洞房之夜起到性教科书的作用；二则作为妓院女子招待客人的调情物，类似于今日的情色内衣。
肚兜，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经母女、婆媳之间代代相传，它不是仅仅属于皇权贵族的享用品，也不是单单为显赫财阀所服用，它属于所有人，包括民众这最普通而普遍的阶级。肚兜艺术的传承通常是家族式以及师徒式的，不受上流社会所规定的服饰礼制的约束，在主题、造型、色彩、技巧上都带有各自审美和趣味的倾向。它通过飞针走线的技巧，利用装饰纹样的表现来达情传意、循礼寄寓，从而抒发中国古代女性对真、善、美，对情与爱等的诉说，她们用纹饰将肚兜这块方寸之布变得丰富多彩，既具有观赏性，又具有故事性。肚兜是当时社会人们身份地位、地域民族、诉求欲念的代言物，作为民间百姓对美好情感与生活祈愿的重要表达方式，作为人们对自然和神灵敬拜的体现，它稳定而持续地传承着普罗大众情感的力量，折射出中国女性充满光芒的智慧与她们贤良淑惠的美好品德。
参考文献：
[1]潘健华.云缕心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潘健华.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清代学者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 第12篇
关键词：冯桂芬,外语教育,清代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 冯桂芬是中国近代继林则徐、魏源之后较有影响的维新改良先驱人物, 他最早提出了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其理论不仅是要“求西学、思变法”, 而且提出“惟善是从”的学习方式, 有力地传承了中华民族见贤思齐的传统, 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强大生命力。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冯桂芬提出的外语教育思想。
一、冯桂芬提出外语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冯桂芬自幼好学, 他博览群书, 通经史, 精历算、钩股之学。年轻时代的冯桂芬性情稳重正直勇毅, 遇事深思熟虑慷慨陈辞有凛然之气。道光十二年 (1833) ,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结识了冯桂芬, 称他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 随即招为学生。咸丰三年 (1853) , 太平天国于南京建都, 冯桂芬被派往苏州协助组织军队与太平军对抗。后于上海投入李鸿章幕府, 协助李鸿章以英美兵器自创淮军, 并大力协助上海道台吴煦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会防局是中外联合抗击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机构, 也是中外官方在上海的共同办事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机遇之下, 冯桂芬有了直接与洋人打交道的体会, 也开始认识到中西双方语言不通对治理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 冯桂芬所处的年代正是民族矛盾激烈上升时期, 18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已开始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 使西方英法等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 迅速进入世界强国。而此时的中国仍然处于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体制下, 清政府闭守国门, 妄自尊大拒绝向西方学习, 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生产力在西方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于是在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损失惨重, 随后又在1857年英法俄美联手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清朝军队再次受到重创。接连的失败使侵略者瓜分中华的野心更大, 此时的冯桂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指出:“亦不独俄英法美之为虑也, 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从地理位置上, 冯桂芬更感到列强对中华所形成的包围:“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 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 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 西自科布多, 毗连数千里, 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 距长白吉林不甚远, 更可虑也。”于是冯氏认为:“自强之道不可须臾缓矣!”而想要自强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采西学”。
同时, 从国人掌握外语的现状来看, 冯桂芬更加忧虑。在上海的会防局的外事活动中, 中国官员没有通习外语者, 因此在各种涉外活动中, 中国官员如聋如哑, 不能顺畅地表现自己的主张, 所有的外语翻译事宜只能交给所谓的“通事”去办。冯桂芬对当时工作于上海会防局的“通事”深恶痛绝, 他认为:“今习于夷者曰‘通事’, 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 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 因此“其质鲁, 其识浅, 其心术又鄙, 声色货利之外, 不知其他”。而且这些通事的翻译水平极低, 不过是粗习几句外国口语, 比葫芦画瓢地进行口译罢了:“其能不过略通夷语, 间识夷字, 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把关乎于国家大事的翻译任务交给这些道德低劣的人去办理, 后果只能陷中国官员于被动:“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 乃以枢纽付之若辈, 遂致彼己之不知, 真伪之莫辨, 宜与宜拒, 迄不得其要领, 其关系非浅鲜也。”于是这种备受列强欺侮和低劣的通事刁难的现实, 逼迫着冯桂芬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 也意识到了培养本土外语人才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二、冯桂芬外语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冯桂芬把他的培养外语人才的思想全都写进了“采西学议”, 并不断地呈给曾国藩、郭嵩焘等官员。“采西学议”对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外语教育、培养本土化的外语人才提出了全面的设想, 如外语学生的生源和学制、外语教学师资和教材、外语学生在校的待遇和毕业后的出路等。文章首先描述了冯桂芬自己试图兴办义学的经历:“特设义学, 招贫苦童稚, 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竖, 颖悟者绝少, (余尝于吾乡村塾义塾中物色异敏之士, 数十年无所得) 而又渐染于夷场习气, 故所得仍与若辈等。”从文中可以看出, 冯桂芬自发的外语教学实践是失败的,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找不到聪颖的学童能够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 二是乡间学童一旦接触洋场, 马上沾染了洋场里的浮浪习性, 在对外翻译活动中“惟藉洋人势力, 狐假虎威, 欺乐平民, 蔑视官长, 以求其所欲”, 而不能深入习学,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所以冯桂芬的外语教育实践活动虽持续数十年, 但仍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冯桂芬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把从乡间搜罗聪颖学童的想法变成了从广东、上海附近招收聪颖学童:“今欲采西学, 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 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选择广东上海等地的儿童, 是因为广东和上海等地开放较早, 在冯桂芬写下“采西学议”时, “五口通商”已有二十年, 上海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中外交往最频繁的城市, 这里中西方交融, 华洋杂处, 居民们与洋人接触较多, 有一定的外语学习氛围, 而中国最早的洋泾滨外语就是在上海一带培养出来的。同时这一带经济状况比较乡间要好很多, 儿童营养充足, 头脑发育健全, 所以学习起来更容易。冯桂芬还特意把学习外语的儿童的年纪定在15岁以下,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尚未成年, 没有社会阅历, 但已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所以可以离开家长独立外出学习。
翻译公所的师资和教学模式是:“倍其凛饩, 住院肄业, 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 兼习算学。”显然, 冯桂芬要聘请的外语教师是西方人士, 这样学童可以学到纯正的外语发音, 同时也可以感受西方文明。冯桂芬还要学童在学习中中西兼顾, 所以还要聘请“内地名师课以经史”, 把中华民族经史子集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 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学童, 既有外语翻译能力, 又没有脱离中国的儒学文化, 是真正适合于中国古代国情的饱学之士, 也是冯桂芬所需要的学人型的外语工作者。
除了对授课教师给予很高的待遇之外, 对于来馆学习的学童, 同样有优厚的待遇以免除其生活之忧:“倍其凛饩, 住院肄业”, “凛饩”即“饩廪”, 《辞海》解释云:“古代月给的薪资”, 冯桂芬“采西学议”中“倍其凛饩”的意思是说要给每一个在翻译公所里学习的学童提供良好的吃住条件, 免除其家庭经济上的负担, 以求得学童们认真学习, 迅速成才。除了物质需要之外, 冯桂芬还建议给予学习成绩突出的外语学童以传统的功名。翻译公所里的学制是三年, “三年之后, 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 惜补本学;诸生如方神明变化, 能实见之行事者, 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这就是说, 对于在三年里已能够读诵西方图书的学童, 就当给予“本学”的功名, 而对于那些能够参与翻译实践活动, 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有突出表现者, 就应当赏给“举人”的功名。这种奖赏制度, 一定会使外语学童更加努力地学习, 也使这些学童的家庭既得到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 又得到了传统的功名。
翻译公所里的教学内容为:“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 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于方略馆, 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这就是翻译会所最初的教材的来源。但显然这些读物无法满足冯桂芬的教学要求, 因此他已经意识到:“今则地球九万里, ……据西人舆图所列, 不下百国。此百国中, 经译之书, 惟明末意大里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 皆格物至理, 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 多中人所不及。”除了英华书院、墨海书院所收藏的俄文书籍之外, 冯桂芬已看到了世界之大, 国家之多, 需要掌握的语种很多, 需要掌握的知识更是多如牛毛, 因此在学习外语的同时, 也要学习西方的科技, 或者说是运用外语这种工具, 进而攫取更多的西方进步科技, 使国人掌握西方的技术, 达到“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的目的。
在冯桂芬看来, 学习西方语言仅仅是第一步, 应当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机械制造、天文历法等科技知识。冯桂芬非常重视算学, 他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 今欲采西学, 自不可不学算”。所以在翻译公所的教学内容上, 开设有算学课程, 作为其他课程的基础部分。他还要求抓紧时间翻译西方的算学书籍, 以促进国人的算学学习:“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 格致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 皆有成书, 经译者十之一二年, 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除了算学之外, 冯桂芬还重视西方的机械制造技术, 他在“采西学议”中提出:“西人用地动新术, 与天行密合, 是可资以授时, ……闻西人海港刷沙, 其法至捷, 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 百工所需, 多用轮机, 用力少而成功多, 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 奇技淫巧不与焉。”可见冯桂芬已认识到科技就是生产力, 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 就得从改造传统的器械做起, 使“百工所需, 多用轮机”, 才能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三、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的进步意义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一文完成的时间可能在1861———1863年前后, 这与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 (1862) 建立的时间很接近。虽然没有证明据证明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对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但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 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仍具有如下意义:最先认识到现有翻译人员的素质低劣, 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外交上的失利, 而扭转这一局面的唯一方法, 只有培养本土的学者型翻译人员, 以达到“边疆办理交涉, 必须两国言语文字融合贯通, 方无窒碍”的外交目的。最先认识到消除语言障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积极向西方学习对于中国外交的重大意义。清代中国官员一律不习外语, 并以学习西方文化为耻, “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 这与“通市二十年来, 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彼多, 其尤其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的西方官员相比, 显然是闭塞而落后的, 而解开这一症结的第一步, 就是实行外语教育, 迅速突破语言障碍, 才能打开学习西学的大门。最先完整地制定了创办本土式外语学堂的一整套思想, 更可贵的是, 冯桂芬已把外语学习与外交、外贸、西学、富国治国之道紧密地联系起来, 想前人所不敢想, 其理论对中华外语教育本土化的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会编.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丛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 (清) 冯桂芬著, 戴杨本评注.枝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