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精选8篇）
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1篇
对于泛珠区域合作, 优化区域资源, 谋求共同发展, 是其必然选择。国家宏观政策的不断完善及CEPA的签署等, 为泛珠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更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发展环境。同时, 也对泛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各地交往颇深的房地产业之间的合作出现新的突破, 并有效地促进泛珠各成员房地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一、“泛珠三角”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03年7月首次提出“泛珠三角”这个概念, 并逐渐得到了各省区的积极响应, 从而实现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的飞跃。“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9+2”。其中合作共赢、经济一体化是泛珠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各项产业合作都在积极进行中。特别是2005年7月举行的泛珠三角房地产业合作峰会, 将房地产业的跨地区合作推进到实质性运作阶段。从当前的情况分析, 泛珠房地产合作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局面, 将是各省区关注的焦点。
(一) 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
经济的平稳发展, 为房地产业市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通过区域合作, 泛珠区域整体实力显著提高。2007年泛珠内地九省 (区) GDP达79510亿元, 占全国1/3, 2005～2007年年均增长13.4%,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 到2008年已有3个省份进入“万亿元GDP俱乐部” (广东、四川、福建) , 如表1所示。
合作的深入, 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9+2”的模式使得11个成员都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互相补充, 在相互竞争中更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对实现泛珠区域的产业合作具有示范性作用 (城市开发, 2005) 。因而, 各成员经贸往来及频繁的交流沟通, 对房地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有一个过程, 即萌芽-发展-旺盛,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 中间甚至还可能会有曲折。同时, 各成员应该从大局出发, 高瞻远瞩, 以提升泛珠房地产业整体水平为目标。
技术的沟通, 有利于泛珠房地产整体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来, 内陆各成员房地产业发展水平在广州、香港等专业服务影响下日益提高, 甚至成为了全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典型。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 内地每天都有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到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学习, 包括房地产规划设计、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销售代理等。产业合作将促进各成员之间的技术、信息、知识的流通与增值, 特别是广东、香港、澳门与内陆其他省区的交流, 进一步提升泛珠房地产的整体水平。
产业的合作, 促进资金的融通。泛珠经济发展基本上分为2个梯度, 即香港、澳门与广东, 广东与内陆8省区。经济发达地区存在的最为严重问题是土地不足, 大量闲置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而相对的欠发达地区, 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但城市化水平低, 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 绝大部分的中小房地产企业无法满足基本要求。合作的加强, 使不同梯度的资金融通更加顺畅, 发达地区获取高的回报率, 而落后省区得到城市建设资金, 实现了双赢。
(二) 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市场一体化的加快进程中, 依然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制约着经济协调发展, 具体如下:
1. 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
泛珠虽然是国内不同的省区区域合作, 但内部存在社会主义 (内陆九省) 和资本主义 (港、澳) 两大政治制度形态, 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各地政府会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而产生观念的不同, 进而导致利益的不协调, 影响进一步合作的积极性。
2. 经济体制制约。
泛珠市场化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即广东与港澳的差异和内陆八省与广东的差异, 这种差异将会影响泛珠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如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或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将会严重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 泛珠房地产业合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运作机制, 实现房地产开发事务流程公开化、市场化, 从而消除体制上不同形式的障碍。
3. 经济实力的梯度性。
经济的梯度性产生了合作的需求, 但开放程度、产业趋势、发展战略等的差异, 也无疑会对泛珠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 如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资金流向不对等、合作空间与热心程度的不对等。如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 房地产企业习惯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政府也很少干预, 而其他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存在政府管得太多、管得太细的弊端。
4. 协调机构的缺失。
泛珠区域合作中, 在制度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利益权利转移中必然产生许多矛盾, 而最为关键的是怎样去协调各方。对于房地产业而言, 区域的购房需求都是有限的, 知名房地产商一旦进入落后地区, 由于产品的质素优势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 势必挤占本地开发商的市场份额, 甚至将大量本地开发商赶出市场。当前, 虽然提出了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但尚未落实。
二、“泛珠三角”房地产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存在问题
泛珠合作的深化, 推动房地产事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繁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房地产商依然能够取得较快的发展。泛珠区域房地产合作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期待我们的进一步探索。
(一) 泛珠区域房地产合作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 住宅楼宇、工厂厂房、商业大厦、公共设施等纷纷拔地而起, 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外资的进入。房地产作为新兴产业, 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 已经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当前, 我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一个结构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具体表现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放松, 特别是金融危机背景下, 各省区都针对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房地产开发企业正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 行业集中度明显加快, 有些地区甚至形成了房地产产业集群;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实力正在急剧增强, 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正在加速形成, 对市场有较大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正脱颖而出;同时实力小和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的房地产企业面临淘汰的风险。
泛珠在借鉴长三角及发达国家和地区区域合作的基础上, 开创了国内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为房地产业带来更畅通的融资渠道、更优惠的投资政策, 为房地产开发、中介服务、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以及骨干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域合作相比, 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 泛珠三角的合作与发展构想规模更庞大、气势更恢宏, 其重要地位相当突出。其主要优势有:泛珠存在更多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优势互补的条件更为充分, 合作潜力大, 可以实现互惠互利、互动共赢, 特别的推进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 (傅林, 林文) ;城市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人们住宅需求的不断增加和需求条件的不断提高。如近年广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 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根据国际上住宅发展规律, 今后10～20年是“泛珠三角”住宅建设的高峰期;泛珠各成员城市化进程加快, 导致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 这将有力地推动住宅建设的发展。同时密切的区域合作, 投资开发或合作引进、推广住宅建设先进技术与管理活动频繁, 住宅建设发展优势互补;泛珠各省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资源和生产条件, 如广西具有丰富的石头资源、水泥资源等, 通过合理的规划、分工, 将有利于充分利用各自的丰富资源, 形成规模化, 加快住宅产业的发展。
(二) 泛珠区域房地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房地产业已成为泛珠的支柱产业, 但同时也是问题最多、风险最大的产业。
1. 土地市场问题相当严重。
违规出让、转让土地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最保守的估计每年达百亿元以上。拆迁引发的纠纷在泛珠三角地区也屡有发生, 而且近年来情况日益恶化。土地市场的混乱, 直接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无序竞争 (梁育民, 2006) 。
2. 房地产行业风险不断加大。
房地产开发利润过高, 属于暴利行业, 吸引各种资金滚滚流入, 进一步增加了其市场风险。特别是近几年, 外来资本涌入前所未有, 一批业外巨头也纷纷抢滩房地产业, 更有不少上市公司干脆将整体业务转向房地产甚至还有大量外资介入炒作。同时个人住房贷款的按揭比例过高, 也会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
3. 房地产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科技含量低。
据专家统计, 泛珠基本属于粗放型发展模式, 住宅科技对住宅产业的贡献只有30%, 而国际通行集约型产业标准应超50%。当前, 泛珠特别是内陆8省区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 建筑材料、设备还没有形成技术先进、规模生产社会化生产和供应体系, 科技水平低, 资源浪费严重。
4. 行政壁垒依然存在。
地域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导致房地产业企业生产规模不能扩大, 生产成本不能降低。市场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也是“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体化的进程, 必将推动该区域房地产业更加快速、稳定和协调发展, 有利于“9+2”优化资源配置, 增强区域房地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5. 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
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构成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租赁市场、中介市场等, 且二级市场的交易规模通常远大于一级市场, 目前发达国家中每年住房交易总量中八成以上是二级市场成交, 租赁市场也相应发达 (刘军英, 2006) 。泛珠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短, 过度倚重一级市场, 而二级市场、租赁市场、中介市场等发展滞后很多, 使众多的闲置房无法通过充分的市场直接与需求有效对接。
6. 房屋品种结构不合理, 过于偏重高价房。
市场均衡的理论显示, 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 如果供给数量过多, 而有效需求不足, 则会造成供过于求, 反之则会造成供不应求。泛珠房地产市场中, 供给总量在持续增长, 价格也一升再升。同时, 房地产商为了追求超额利润, 高档商品房比例过大, 经济适用房开发量不足,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高档商品房相对过剩而经济适用房却有效需求不足。
7. 商品房“炒作”背离价值规律, 产生大量泡沫现象。
由于房地产商与商业机构勾结, 投资和投机性购房拉动,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 房地产商“炒作”等引起消费者非理性心理预期, 使众人盲目跟风。在泛珠的不少城区, 没有投资渠道的一般市民受到非理性诱惑, 不顾一切地寄望于地段升值和物业价格的不断上涨, 导致商品房需求大热, 价格被炒迅速上升。
三、“泛珠三角”区域房地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泛珠各省区合作的深化及经济蓬勃发展趋势, 必将更加激发主动性住房需求、旧城改造产生的被动性住房需求、城镇化加速农民进城带来的自动性住房需求、住房市场化率提高和存量房交易活跃增加的需求。发展是房地产市场的主题, 未来泛珠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如何持续健康发展?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 加强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宏观调控
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发展的宏观指导, 建立互补性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引导房地产开发商从事房地产业的开发和建设;定期整理并公布区域内房地产业行业的开发规模、产品结构、重大开发项目以及市场销售情况等主要指标, 建立区域内房地产市场调查分析系统;在合作机制上要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联合成立常设联络机构, 搭建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对房地产开发的指导作用,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量。
(二) 建立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松散型经济合作模式
泛珠范围广阔, 区域内存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利益主体, 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性。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房地产自身的地域性和不可移动性, 加之我国经济发展、开放程度和城市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又加剧了这种房地产业的区域不平衡性 (李云, 2005) 。相比长三角、环渤海, 由于区位关系和其他制约因素, 泛珠经济和社会生活交织较为松散, 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鉴于此, 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松散型经济合作模式。
(三) 促使区域内房地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
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市场化程度较高, 房地产市场已初具规模。因此, 应以市场为导向, 加大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力度, 提高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加强房地产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 利用房地产业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 成为泛珠新兴的增长极。而对于广西、云南等内陆省区, 房地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应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和供给, 逐步建立并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因此, 应注意结合本地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 来适时整合本地的产业结构, 实现泛珠的共同发展。
(四) 强化合作机制, 建立房地产合作协调机构
政府可以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调领导机构下设立具有权威性的房地产市场一体化推动协作领导机构, 建立高层协调和协作机制。可以设立政府、政协、行业、企业界、学术界等五个层面的合作与协调组织。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 主要研究政策、市场规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决策的一致性。房地产企业间协调主要是开展工艺技术协作、协商制定生产标准、交流信息、避免恶性竞争等, 但不应成为一种协商定价、管制市场的垄断组织。同时, 建立非官方的对话机制, 发挥政协和非官方机构如学会、协会、研究会的作用, 如定期召开11省区合作与发展论坛, 研讨区域房地产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等。
(五) 尽快消除区域内的行政性市场壁垒
房地产市场一体化必须弱化行政区域概念, 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阻隔。泛珠各地方政府应在合作机构及总体纲要的指导下, 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 消除区域间行政性壁垒, 及时清理或统一各地政策法规, 加强区域间及与区外交流, 促进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的自由流动。当然, 市场一体化是一个逐步扩展与深化的过程, 我们应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由易到难逐步推进。从现有情况来看, 泛珠合作下的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应该从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的改善等方面入手。
参考文献
[1]李云.CEPA背景下泛珠三角区域房地产业发展的宏观对策思考[J].学术论坛, 2005, (2) .
[2]廖俊平, 谭颖.泛珠三角房地产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城市开发, 2005, (7) .
[3]文利民, 颜爱民, 张文华.房地产行业现状及发展态势[J].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6, (11) .
[4]刘军英.浅谈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失衡状况[J].价值工程, 2006, (11) .
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2篇
（川府发[2005]22号 2005年9月2日）
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物流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的《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已于2005年7月26日在我省举办的“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论坛”上签署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同时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发改运行［2004］161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十五”及2010年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川办发［2005］15号）精神一并执行。《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执行中的重大问题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协调。
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
为深入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现代物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经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协商，共同拟定《泛珠三角现
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
第一条 合作原则
一、自愿参与。协议各方本着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自愿参加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并在合作协议中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
二、互利共赢。充分运用市场原则，市场运作，政府推动，全方位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三、统筹兼顾。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兼顾近期成效与中长期发展目标，首先从可能突破的环节入手，确保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增强区域内现代物流发展合作的活力与动力。
四、突出特色。协议各方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加快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五、注重实效。合作以规划为引导，以项目为载体，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为保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第二条 合作目标
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的总体目标是：构建泛珠三角区域统一、规范、开放、高效、创新、发展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中国南部物流大通道，促进物流市场和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具体目标是：
一、共同构建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在区域内形成流畅的物流圈。
二、共同培育现代物流市场体系，扩大物流需求，改善物流供给，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区域贸易的繁荣。
三、共同建立现代物流信息体系，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障碍和损失，加强协调，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第三条 合作内容
一、物流运输体系建设的合作
（一）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和泛珠三角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加强区域内物流枢纽城市、物流园区与交通主干线规划的衔接，进一步优化泛珠三角区域交通运输规划。
（二）积极推动适应多式联运发展的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区域内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和城市道路等设施建设力度，特别是加快九省区之间的通道建设，构筑以综合交通体系为主的物流运输平台。
（三）协议各方承诺打破区域或交通系统内部的部门分割，协调建立公路、铁路、民航、航运的货运信息共享平台，开辟和完善区域内现代物流枢纽城市之间的民航直达航班、铁路和公路直达班车，提高物流速度。
（四）加强协调与合作，简化通关程序，提高通关速度。优化口岸通关作业流程，加快口岸快速通关改革，推行物流企业与口岸通关监管部门信息联网，对进出口货物实施“提前报检、提前报关、货到验放”的通关新模式，提高信息化应用和管理水平。边防、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要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简化作业程序，实现信息共享，加快通关速度。鼓励建立集海关监管、检验检疫、地面服务一体化的货物进出境快速处理机制。
（五）进一步优化城市配送车辆交通管理。各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根据交通状况和现代城市物流业务发展情况，加强道路交通流的科学组织，适当放宽对物流配送车辆的限制，研究制定配送车辆在市区通行和停靠的具体措施，提供在市区通行、停靠的便利。
二、规范物流市场的合作
（一）内地九省区政府共同清理、废止涉及贸易封锁和地方保护的制度和规定，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建立健全物流服务规范和价格机制，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建立统一的物流市场；积极培育物流市场中介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和市场监管，形成公平、有序竞争的物流市场环境。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任何方式阻挠、干预外地产品或服务进入当地物流市场以及纵容包庇的行为，共同加大打击力度。
（二）协议各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被授权或者委托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要带头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消除地区贸易中的障碍和封锁。
（三）共同建立解决地区贸易障碍的协调机制。各方应当将发生在当地的地区封锁行为，或者外地单位、个人认为因当地实行地区封锁而引发的贸易争端（争议）事件及有关情况，及时向当事单位或个人所在地省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通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意见并向对方通报。按照各方确认的解决贸易障碍协调机制的制度框架和工作程序，双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认真协商，妥善解决，共同打破贸易壁垒，实现商品自由流动。
（四）共同开展泛珠三角现代物流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推广国际和国家通用标准、信息技术标准、强制性安全环保标准，形成协同统一的现代物流标准化体系，提高区域内现代物流标准化作业水平，增强与国际接轨能力，促进统一物流市场的形成。
（五）加强沟通与交流，互通商贸信息，保证各类工商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共享政策资源，促进物畅其流；共同推进工业品和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标准和认证标准的互认，相互认同法定单位出具的鉴定结果，避免重复检验检测。
（六）共同构建泛珠三角区域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促进各方蔬菜、水果、肉类等鲜活农产品的快速流通。
三、物流信息体系建设的合作
（一）推动企业物流管理的信息化。以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物流管理为目标，引导和支持企业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理念优化业务流程，开发和应用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等先进的管理系统，实现物流管理的集成化和智能化，加快资金周转，降低库存，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加快先进适用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加强对物流信息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促进物流信息标准化和规范化；鼓励和引导企业应用互联网络、电子数据交换、条形码等技术，提高现代物流信息体系的技术水平。
（三）促进物流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积极推进大中城市智能运输管理系统建设，加快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构建口岸公共信息平台，积极开发、应用和整合面向社会的基础性、公益性物流信息资源，加强信息交流和共享，引导和支持企业建设面向用户的专业化物流信息系统，全面提高物流服务信息化水平。
（四）共同构建泛珠三角区域内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在内的物流信息快速反馈制度和检验检疫风险预警信息机制，通过整合物流信息资源，搭建物流信息平台，建立共享、高效的物流信息资源协调体系，实现区域内物流信息资源共享。
四、培育物流市场需求的合作
（一）内地九省区要加强优化工商企业物流管理。引导和支持工商企业转变管理观念，按照现代物流理念，采用先进信息和物流装备，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剥离低效的运输仓储功能和业务，优化供应链管理，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管理模式。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和连锁经营，拓展配送市场空间。
（二）内地九省区要积极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物流服务企业。努力推动运输、仓储、邮政、货运代理等企业向现代物流服务企业转型，积极发展农产品、医药等行业物流，加快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重视引导社会资源进入现代物流服务领域。
五、物流规划的合作
（一）共同研究和制定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总体规划。要从区域经济发展和物流需求的实际出发，明确区域内物流分工与建设，促进物流枢纽合理布局。
（二）各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本地区和本行业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时，要与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周边地区物流规划进行衔接。
（三）各方在城市扩容、交通发展、土地利用和城市道路建设等规划的修订和修编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内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城市物流功能区及相关道路等设施。
（四）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的总体规划一经通过，各方在本地区进行现代物流设施项目的布局和定位上，要符合规划要求，充分论证，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六、物流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合作
（一）各方加快现代物流人才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现代物流知识，提高全社会现代物流意识和知识水平；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设物流相关专业，培养现代物流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在职培训。
（二）各方支持区域内物流人才的合理流动。营造人才“柔性流动”的政策环境，实现区域内物流人才自由流动。按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规范现代物流人才职业资格培训和认证工作，互相认同各方法定机构出具的职业资格证书，方便现代物流人才在区域内更好从业。
（三）各方加强物流技术的开发。加强物流应用技术的开发，充分调动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积极支持物流科研工作，加强物流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鼓励企业与院校、物流咨询机构、科研单位等进行多种形式的资本与技术融合，加快科研成果和企业实际应用过程的交流和反馈，加快物流系统产学研的联合发展步伐。
第四条 合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定期召开泛珠三角各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并根据区域内合作的新情况，调整本协议相关内容。
二、建立协调制度。协调推进合作事项的进展，组织有关单位联合编制专项合作计划，并向年度联席会议提交主要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报告和建议。设立日常工作办公室，负责合作的日常工作，内地九省区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各省区物流牵头部门。
三、建立部门衔接落实制度。各方责成有关主管部门加强相互间的协商与衔接，对合作事项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制订详细的合作协议、计划和工作方案，落实本协议提出的合作事项。对已达成合作意向和已签约的合作项目由有关管理部门跟踪服务和协调落实。
四、设立“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论坛”，实行“联合主办、轮流承办”的原则。论坛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同期举行，并由其承办方承办。
五、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进泛珠三角各方物流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物流行业标准制订和修订、物流人才教育和培训、物流技术交流与推广、物流信息搜集与服务、物流统计体系建立、物流规则咨询服务、物流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协议2005年7月26日于成都签署。一式十一份，泛珠三角区域各方各执一份。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关于本协议的解释、实施和适用方面问题，通过磋商以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
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3篇
一、模型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分析方法大致分为三种:(1)β收敛检验方法;(2)σ收敛测量方法;(3)概率收敛检验方法。β收敛检验方法又分为绝对β趋同检验和条件β趋同检验。绝对β趋同检验和条件β趋同检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坚持各个地区具有完全相同的基本经济特征的假定。σ收敛是指各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减少,一般用于区域间的人均收入或产出的标准差、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衡量[4]。概率收敛是指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短期性的,且其差异具有决定性和概率性的趋势。三种区域经济收敛分析方法各有优点和弱点。金相郁指出绝对β收敛检验方法具有严重的非现实性假设,不能表明各区域的异质性;而σ收敛测量方法虽然能够表明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但是不能表明其不平衡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5]。
鉴于以上三种方法的优劣和我们检验的目的找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背后的原因,我们选择条件β趋同检验模型。我们提出用来检的验模型为:
(1)式中被检验的被解释变量Gi是检验期间泛珠三角各省的劳均GDP年增长率。GDPPL代表泛珠三角各省的初始发展水平。DS是一个地区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偏离测度。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相对“赶超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而言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要求一个经济的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度内生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1]。也就是说要使一个经济的制造业部门的最优资本密度和该经济的资本禀赋与劳动禀赋之比相接近,可用TCI来表示这个比值。TCI是制造业部分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即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值。TCI*是一个地区的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一个地区的实际技术选择指数计算如下:
如果一个地区推行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DS=0。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所处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则DS>0。DS的实际取值偏离0越多,则表明赶超力度越大,或者赶超的特征越强[1]。由于TCI*不可计算,所以将(1)式转化为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C′K=a0-a2TCI*。若假设成立即收敛机制存在,则a1,a2的符号预期为负。X为其他解释变量,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王启仿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现实考察,实证结论表明,采用针对落后地区的倾斜发展政策,可以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和达到的[6]。刘金山通过考察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初始条件,经济收敛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长由收敛转为发散。这缘于改革由技术效率主导阶段步入配置效率主导阶段。西部经济合作将呈现多赢与发散并存的态势,长期而言趋于收敛[7]。汤学兵、陈秀山在分析中国八大区域经济收敛时提出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水平对经济收敛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期初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收敛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不显著[8]。
在此选择了储蓄倾向指标(SAVi)、劳动力平均增长率指标(LABGi)、人力资本存量指标(HUMK82i)表示1982各省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DI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额的自然对数。为了刻画整个分析时期里各省发展战略特征,使用TCI7885符号来表示各省在1978-1985年中的TCI的算术平均值,同理TCI7899表示各省在1987-1999年中的TCI的算术平均值。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系数符号预期
为了便于结果的可理解性,首先对各变量的符号做简单的预期分析。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速区域经济的收敛:(1)加速资本积累;(2)获得技术转移;(3)增大对外开放;(4)平衡收入分配[1]。加速资本积累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获得技术转移会加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利润水平,增大对外开放会扩大市场规模、提高销售额。所以如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起收敛的作用,那么TCI7885与TCI7899系数符号预期为负。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倾向越高的地区,其稳态劳均产出就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储蓄倾向导致高稳态收入水平,从而就有更快的劳均收入增长速度。所以预期储蓄倾向指标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劳动力平均增长率越高的地区,稳态人均收入就越低。所以这个指标的系数符号应该为负。人力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直接影响到稳态的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预期它们的系数符号都为正。
(二)数据与检验结果
由于海南省没有TCI指标的数据,所以在表中不考虑进来。涉及到的数据如表1和表2。
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泛珠三角大部分省区的初始劳均GDP是基本相同的。江西更加接近广东和福建,它们的初始劳均GDP对数分别为:65719、65764、667051。而其他省区如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相差也不是很大。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的自然对数却有明显的差别,广东最多,福建次之,贵州最少,这个数据也可以部分解释各省区差距拉大的原因。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其稳态劳均产出就越高。云南、贵州、广东三省的储蓄率明显偏低,这个结果同样可以部分的解释为什么云南、贵州现在的发展情况不是很理想。四川省的劳动力增长率是这些省中最低的一个,这个可能与四川省向外人口流动大有很大的关系。人力资本存量中云南、贵州偏低,而湖南最高,这个与湖南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矛盾。从TCI7885与TCI7899的对数数据来看,越是贫穷的省份数据越大,说明偏离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越远,越是不利于发展。
三、结论及原因
从模型1到模型8都没有看到Ln(GDPPL0,i)的系数为负,说明初始的劳均GDP没有起着经济收敛的作用。通过R2的数据看出初始劳均GDP对经济劳均增长率的解释力不是很强,可见在解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差距拉大时要谨慎使用这个指标。模型2和模型3表明: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没有得出预期的会带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敛,而且大部份情况下是导致发散的。在引入人力资本存量指标、劳动力平均增长率指标和储蓄率指标后,模型6中TCI7885的系数为负的,说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起作用,但是并不显著。因此,认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泛珠三角没有发挥拥有的作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泛珠三角大部分省区资源禀赋结构相似度很大,导致产业结构趋同,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都以矿产丰富著称;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的生物资源与水利资源也相当丰富;同时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区都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都将旅游业当作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2.泛珠三角部分省区的比较优势不能完全实现。因为市场的需求是有限的,各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否实现,还依赖于他们的竞争优势。只有同时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带来经济效益。例如,作为云南省支柱产业之一的烟草工业受全国计划控制销售量和强势品牌之间竞争的影响,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很难继续依靠增加产量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增长。
3.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各个地区优势的潜在可能性,而能否发现和真正转化为现实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发育成熟的市场。首先,政府必须选择走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获得银行、政府等的支助,走出创办初期的艰难时期。其次,只有在市场发育成熟的条件下,企业才是真正的实践者。追求利润的动机会激发企业家发现本地区潜在的优势产业,不断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而中国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市场、地区和私人都没有发挥拥有的作用。
4.比较优势涉及的主要是各地区之间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区际交换关系,体现各个地区间不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和相对优势,主要强调地区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如果泛珠三角各省区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区际的贸易额应该较大。2005年广西与香港的进出口额为33亿美元,只占广西国内生产产值的065%。而内地泛珠三角区域对香港和澳门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5098亿美元和93亿美元,分别占内地泛珠三角进出口额的182%和03%。由此可见,泛珠三角区际分工有待进一步改善,突出各省区的比较优势。
表1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表2
注:以上处理结果是采用Eviews5.1得到。
5.模型本身技术处理的问题。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涵义远比本文模型表现出的要更加广泛和深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应该是在第一、二、三产业同时得到体现,但是本文却只选择了制造业的实际技术选择指标代替。这样做方便了模型检验的技术处理问题,却也带来了检验结果的不准确性。
从模型4到模型8看到储蓄率指标与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系数一直为负数,说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敛起作用的因素是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储蓄的高低直接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没有提高,储蓄就很难提高,这个结论在泛珠三角区域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由于广东省人均收入高而储蓄率低,湖南人均收入不是很高而储蓄率却是很高,导致储蓄率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的相反。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缩小依赖于教育资本的投入,而劳动力平均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指标系数全为正,它们才是导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散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跟区域地理位置、国家政策倾向等有密切关系,东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东部沿海的政策倾斜导致了外商投资的差距。
四、应对策略
本文检验的结果尽管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没有导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收敛,但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六点的好处:(1)加速资本积累;(2)获得技术转移;(3)增大对外开放程度;(4)平衡收入分配;(5)深化金融;(6)稳定宏观经济[1]。所以,泛珠三角各省区还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但是,必须在此基础上深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便克服导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失效的原因,为此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1.深化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认识。泛珠三角各省区的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比较优势不仅仅是表现在第二产业上,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同样表现出。泛珠三角各省区应该认真分析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各自的优势所在,只有充分认识并利用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指导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收敛。
2.泛珠三角各省区合作的同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实行走出去的战略,参与更多的对外经济合作。这样才能扩大市场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长处,同时避免区内产业趋同、恶性竞争。近年来广西、云南等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就是在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行走出去的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发展自身经济,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3.统筹规划泛珠三角各省区的产业分工,明确各省在区域合作中的定位。泛珠三角各省产业结构、产业水平和产业资源都存在着差异,要充分利用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结合产业转移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实现泛珠三角区内的合理产业布局,实现区内共同富裕。
4.泛珠三角各省加大技术合作及技术引进,提高各省的技术水平。泛珠三角各省面临的竞争即来自内部,也有来自外界。西方国家跟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国的技术合作、共同开发资源就是一种明显的挑战。所以必须深化合作、提高技术,使出口的产品保持优势。
但是仅仅依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远远不够的,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充分利用促进区域经济收敛的因素,改变不利于区域经济收敛的因素。结合上文的实证分析,泛珠三角各省还应该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鼓励储蓄,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索洛增长模型表明,在长期,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决定其资本存量规模,从而决定其产出水平。储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就越多,产出水平也越高。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应该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如学校教育、医疗与保健和在职人员培训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第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而且还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吸纳民间资本、法人资本及国外投资,构建多元投资主体,拓展多种投资渠道的融资方式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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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4篇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 泛珠三角地区内部的9个省中, 在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些差异促使区域间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结构, 同时表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
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和政策。9+2经济区的设立, 加强了泛珠江三角洲地区间的合作, 这些区域板块间和区域板块内经济合作的交互作用、区域间合作政策和协调机制的制度力量, 加快了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和区域内部空间格局的演变。
一、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显著现象, 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方法和视角也越来越丰富[1,2,3,4]。从研究的内容看, 主要焦点集中于经济差异的测度、趋同性、收敛性、时空演变特征、动力机制等[5,6];从研究的尺度来看, 由东中西三大地带、南北区域、流域、省域等宏观尺度逐渐向中观尺度的县市尺度发展[7,8,9,10]。从研究方法上看, 定量分析和跨学科领域的综合分析方法逐渐发展起来, 如基于ESDA等空间分析方法的应用, 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11,12]。
分析已有的文献, 我们发现, 到目前为止对区域空间差异的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 且多数文献缺乏空间视角, 很少有将传统的统计方法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于经济的绝对差异上, 而对相对差异如增长速度的关注则较少;研究的区域多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域内, 对内地区域的空间格局演变发展的研究十分缺乏, 对跨区域的诸如泛珠三角的研究更是罕见。仅有的涉及泛珠三角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的政策、机制、治理角度, 对区域合作以来的效果和带来的空间格局演进的研究少之又少。零星的研究也主要从理论上阐述空间格局可能带来的变化, 并且缺乏实证和空间视角的研究。
本研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13]的相关理论,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ESDA) , 运用统计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检验工具及空间计量分析方法, 在Arcview、Opengeoda等软件平台的支撑下, 对基于地市级的泛珠江三角地区117个行政单元进行经济差异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分析, 并对造成这些差异变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丰富泛珠三角的相关研究。
(二) 研究单元、指标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为研究指标, 以泛珠三角地区9省区所辖117个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 (2) , 其中个别县市行政规划有所调整 (文中统一按2010年的行政规划对之前的数据进行调整) 。对变动的区域进行拆分或合并, 使研究最大程度上和实际经济发展相吻合。数据方面, 由于各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物价指数水平亦有差异, 为使各市不同年度间具有可比性, 文中采用以2003年为基数的各年各市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对各市人均GDP进行平减, 以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 (3) 。
(三) 研究方法
目前研究区域经济差异的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空间差异与极化统计指标进行测度, 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指数、泰尔指数、沃尔夫森指数等。其中基尼指数是从集聚和离散程度两个角度来测度指标的总体分布情况;泰尔指数用于测度总体的空间差异;沃尔夫森指数用于总体空间的极化程度, 进而反映区域间的差异, 变异系数对于不同的地域单元赋予权重, 从而适用于对区域的总体差异的相对度量[10]。这四个指数越大, 表明区域间的差异水平越大。使用这类统计方法能够较为直观地观测到区域内差异的变动发展趋势, 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各观测区域间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它缺乏一种空间的视角, 忽略了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 难以真正反映区域空间差异的变化机制[11]。
第二类为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采用空间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 对区域的经济属性的分布格局进行描述和可视化。通过引入Moran′I、LISA、Getis-Ord G*指标来测度区域单元空间关系的特征, 其中前两个指数分别用于测度全局空间相关性和局域空间相关性, 后一个用于测度热点 (hot spots) 和冷点 (cold spots) 的具体分布。空间相关性是区域内某地理单元的属性值与相邻的区域单元之间的相关性, 其实质是探寻区域地理单元间的空间依赖性。空间相关性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能够较为直观和准确地反映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集聚作用, 但不能够准确地测度出不同时间段上差异与集聚的变动趋势[11]。
鉴于此两类方法的特点, 我们将综合使用统计指数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从静态的人均GDP水平和动态的人均GDP增长率速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以求更加准确和真实地探求泛珠三角地区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
对影响区域经济差异因素的分析, 可以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即区域经济行为是非均匀分布的, 从而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空间因素的分析视角, 通过对空间滞后模型 (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 的比较, 从而选择最优的模型来对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1. 空间差异与极化的统计指标。
(4) 沃尔夫森指数W=2 (U*-U1) /M
式中:piQi分别是第i个地市级单元人口、生产总值占泛珠三角区域内总人口和总生产总值的比重, Qi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后的累计GDP比重。U*为修正了的人均GDP, U*=人均GDP的均值* (1-基尼系数) , U1指人均GDP最少的1/2地市的平均值, M为人均GDP的中位值。
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 用于探索全局的空间自相关[14]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2) 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15] (Local index ofspatial autocorrelation)
(3) Getis-Ord G*指数[16]:
式中:xi、x軃分别为区域内观测单元的属性值和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基于邻接概念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一阶rook邻接矩阵和一阶queen邻接两种, 文中选择一级rook邻接矩阵进行分析, s2为。我们对 (1) ~ (3) 式统计进行显著性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时, Moran′I取值在-1~1, 当Moran′I显著为正或为负时, 呈现空间上高高或低低集聚。值越趋向于1, 说明总体空间差异越小, 反之亦然。仅当Moran′I值指数趋向于期望值, 观测值之间才表现为随机分布。Ii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nferroni标准加以判断。Z (G*) 为正且显著时, 表示i地理单元周围的值相对较高, 属于热点区, 反之则为冷点区。
二、泛珠三角地区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
(一) 泛珠三角地区基本空间格局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梯性差异较大, 由于经济基础、区位因素、政策因素等综合作用, 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经济空间结构。图1是泛珠三角地区2003和2010年基于地市级的人均GDP的四分位图。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近年来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各地区人均GDP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 这些发展并没能带来泛珠三角地区空间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首先人均GDP从东向西递减的总体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次以沿海和各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基本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局部的城市分位段已发生变化, 等级提升或下降的地市达到17个, 占到总数的14.2%。
参照世界银行区域经济发展划分标准, 将区域内依照人均GDP的50%、100%、150%及以上把泛珠地区划分为四个标准, 分别为低水平发展区、中低水平发展区、中高水平发展区和高水平发展区。其中2003年和2010年低于平均水平的区域比重分别达到68%和64%, 这说明基于地市级区域尺度的泛珠三角地区两级分化现象仍然十分凸显。但2010年泛珠三角区处于低水平发展区和高水平发展区的个数分别比2003年减少3个和2个, 这样属于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标准的区域个数增加了5个, 增加比重达到5%,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格局中人均GDP差异的缩小。
(二)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间维度分析
使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沃尔夫森指数这四个指标, 从不同角度来测度泛珠三角地区区域人均GDP的差异变动趋势。
如图2所示, 除反映经济总体空间极化程度的沃尔夫森指数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外, 测度经济不平衡性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反映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中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93下降到2010年的0.72, 下降幅度达到23%, 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也分别下降了31%和13.2%。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泛珠三角地区合作的深化和一系列区域开发政策的实施, 基于地市级单元的泛珠三角地区总体上人均GDP差异水平与极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弱化。此外, 由泰尔指数的分解法, 我们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区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指数。
根据泛珠三角地区现存经济差异的情况, 我们以各省会城市为中心, 将泛珠地区按各省为单位进行划分, 计算省域间差异和省域内部差异。如图3所示, 2003—2010年, 区间差异在2004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保持稳定的下降趋势, 2004—2010年下降幅度达47.28%, 波动趋势和总体泰尔指数相近, 而区域内差异在波动中演进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差异变动双重作用下, 泛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差异水平表现出缩小的态势。
(三)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维度分析
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具有空间特性的, 泛珠三角地区是彼此地理相邻接的区域, 而空间统计分析的本质正是探求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空间的相关性。因此从空间上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具有较现实的意义, 也比较符合泛珠地区经济特征。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从空间整体上研究一个区域空间内部的相关性, 它使用全局Moran’s I值来测度空间全局的特征, 分析区域空间整体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前文中, 我们发现泛珠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区域的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以便更好地探求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 把握经济增长的空间走向。
表2表明, 人均GDP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均为正数, 检验显著, 且在数值上呈递增趋势, 表明总体趋势在不断加强。因此, 泛珠三角基于地市级的人均GDP在地域上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和经济差的地区空间集聚明显, 相邻区域间的经济关联在强化, 随着区域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种特性将进一步增强。这种空间集聚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区域经济的差异, 与通过指数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契合。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是探求区域空间总体上的特征, 因此泛珠三角地区总体上区域差异的缩小, 是基于地市级泛珠地区空间差异在平均意义上的缩小, 与其他局域内空间差异并不矛盾。
注:Moran, s I*和Moran, s I分别为泛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的莫兰值。Z (I) 和Z (I) *为对应的Z值。 (P=0.01)
另一方面, 由于人均GDP的分析只能从一种相对静态的角度去分析, 为了更好地探求泛珠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 还需要从相对动态的角度, 即通过对人均GDP的增长率来分析。人均GDP增长率的Moran, s I值均呈为正, 除2009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其他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基本可以表明区域内人均GDP增长呈现空间正相关, 即各地市级人均GDP增长率呈不平衡增长态势, 相邻区域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空间依赖性。从Moran, s I的走势上看, 波动较大, 没有明显的增强或减弱的趋势, 显示出人均GDP的增长态势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2. 局域空间自相关 (Lisa) 。
(1) 空间联系指标局域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在对整个区域空间不含有异质性的假定上, 认为在整个区域内部只存在一种趋势, 而且我们可以观测到整体的一种较为明显的趋势。但事实上, 像泛珠三角这样的地区, 区域单元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非均质性。当考虑到内部局域空间相关性时, 即哪个区域单元对全局空间自相关的贡献更大或者全局空间自相关在何种程度上掩盖住了局域的异质性时, 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求局部情况[17]。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局域空间分析方法来探求局部的空间特征, 从而发现局部单元之间空间要素的异质性。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是区域单元观测属性值的高值或低值的集聚特征, 它一方面为每个观测单元与周围单元之间集聚的显著性做出评估;另一方面, 它可以作为小范围内空间不稳定性的指标。局部空间自相关通过Moran散点图局域Lisa图来反映。
图4给出了2003年和2010年泛珠三角地区人均GDP的Moran’s I散点图。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各地市级观察单位主要集中于第一和第三象限, 根据Moran’s I散点图的含义, 即主要为低低、高高的空间集聚, 且属于低低区域的单元明显要多于高高区域单元。具体来看, 2003年属于第一象限的城市主要包括珠三角和厦漳泉沿海及湘潭等个别内陆城市;2010年, 在原有基础上又新扩容清远和阳江两市, 这些城市与其相邻接的城市是泛珠三角地区人均产值较高的地区。2010年阳江和清远的加入, 说明泛珠合作以及广东省内的区域转移政策对这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散点图除了表示那些偏离全局空间特征的局部关联类型外, 还包括了空间关联的总体平稳程度[18]。与2003年的散点图相比, 落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的点更加趋近于坐标轴, 说明相邻的高值地域单元和相邻的低值地域单元之间差异在缩小, 区域极化效应在减弱。
落入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地区即低高和高低集聚区, 表明区域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2010年相对于2003年这类城市个数下降16%, 说明区域间差异有一定程度的趋于收敛。同时仍有近半的地区集中于低低集中区, 这些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 经济基础较差, 区位条件差, 整体格局并没有显著变化。
从总体上看, 人均GDP主要集中于高高, 低低集中区内, 且年度间没有显著变化。区域间的合作虽然带来局域间一些变动, 但主要还是发生在中部和东部一些地区, 如清远由低高集聚向高高集聚区转变, 汕头、德阳等由高低集聚区向低低聚集区转变, 表现为向周边的趋同现象。因此2003年以来, 基于地市级的泛珠三角地区人均GDP的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经济基础、区位因素等原因的存在, 短期内人均GDP的热点地区仍然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个别城市间, 如表3所示。
(2) LISA集聚图。通过散点图我们可以看出泛珠地区人均GDP的空间二元结构, 而通过LISA集聚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地理单元属性和周边地理单元的相关性或相异性。
通过2003年和2010年的人均GDP的Lisa图我们发现, 2003年经济增长的高值集中区和低值集中区较多, 其中显著的低低区域居于主导地位, 在空间上表现出较为集聚的分布而非空间的随机性分布。2010年和2003年相比, 清远、漳州等区域被纳入到高值集中区, 表现出珠三角和厦漳泉地区对周边地市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低低类型集聚区中, 百色、广安、怒江、昭通等地区从中脱离出来, 低低区域有了一定的缩小。LISA集聚的动态变化表明, 近些年来, 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GDP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动, 高值区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把一些原来的低值区带入高值区。相对于这种变化, 更为明显的是更多的中西部地区从低值集聚区内脱离出来, 表现为一定程度上区域趋于平衡, 如图5所示。
(四) 经济增长热点演化
通过借用局部G*统计量来动态地考察泛珠三角地区地市级人均GDP增长速度空间格局的热点区域演化。
从三个时间点的冷热点区域来看, 变化较为明显。2003年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湖南、江西的东中部地市, 冷点地区集中于云南、贵州、广西等西部地市;到2007年时, 热点地区已经发生较大变动, 在东中西部地区零散分布;到2010年时, 西部四川的部分地市出现热点区域的连片分布, 而沿海珠三角地区甚至出现了冷点区。这些空间格局的变化, 反映出泛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冷热区域格局的变迁, 见图6所示。
三、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空间回归模型和方法
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空间滞后模型的含义为由于空间相关, 本区域的被解释变量不仅与该区域的因变量有关, 还与相邻区域的因变量有关。式中, W为空间权重矩阵, Wy为空间滞后项, λ和β是估计参数。
空间误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
空间误差模型的含义为将无法预期的成分和误差项设定为一个空间自回归的过程。其中Wε为误差项的空间滞后, v是不相关的, 同方差的误差项。
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和实质冗余的空间依赖性的LM检验, 并比较SEM和SLM的模型的显著性来选择最优模型。
(二) 空间模型的设定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关文献[19]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 设定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差异的实证模型: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人均GDP (pgdp) , 以反映区域经济的增长变动;资本和劳动是经济中最主要的要素, 文中选取社会新增投资额 (k) 和全社会城乡从业人员 (l) 来代替;进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引入变量进出口额 (imex) 用于评价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距的重要途径, 故引入城镇化率 (urban) 变量;工业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把第二产业比重 (sir) 引入模型。选取2010年泛珠三角地区118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前文空间相关性检验, 发现泛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具有空间相关性, 因此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估计。在表4的OLS的估计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虽然多数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整体也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但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 只达到0.395的水平, 部分变量的符号与实际经济现象相差甚远, 因此我们需要拒绝一般模型的OLS估计方法。表4中Lagrange乘数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 LM (lag) 、Robust LM (lag) 、LM (error) 、Robust LM (error) 均能够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但LM (error) 大于LM (lag) 、Robust LM (error) 也大于Robust LM (lag) , 因此, 选择SEM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比较SEM和SLM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AIC、SC、LR等数值, 可以看出SEM的LOGL (-33.344 8) 大于SLM的LOGL值 (-60.798 5) , 而SEM的AIC、SC (78.689 7、95.262 7) 均小于SLM (135.597、154.932) , 因此使用SEM估计的结果要更好一些。
通过空间误差模型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第二产业比重变动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且其弹性系数达到0.56。第二产业由于其产业链长, 对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拉动效应明显, 且泛珠三角所包含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尚低, 因此积极推进工业化, 做好沿海与内地产业的对接与转移,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构建必要的工业支撑, 对促进泛珠地区发展意义深远。
2.城镇化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弹性系数达到0.386, 这表明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动力。通过推进城镇化可以推进城镇外延的扩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促进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信息要素的高效流通, 从而实现规模效应, 促进经济发展。
3.进出口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都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积极引导投资, 扩大对外经济贸易, 优化资本的有效投资和流动, 从而将投资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鼓励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借助区域间的合作, 积极拓展对外贸易, 可以有效的促进泛珠区域经济的发展。
4.无论是OLS估计结果还是ML估计结果, 都显示城镇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负数, 即城镇就业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这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都相矛盾。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泛珠三角地区大部分的地市级区域就业人口庞大, 而区域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又相对发展滞后, 使得人口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 造成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 形成一种隐性失业的现象, 从而抑制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沿海省份的部分地区高度工业化, 人口的大量集聚, 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口的过度膨胀, 进入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阶段。
四、结论
1.我们用统计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分析, 通过人均GDP的分位格局显示, 区域单元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和异质性, 以沿海主要城市群和各主要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中心-边缘模式结构明显。四个统计指数都表明:泛珠三角地区区域内部基于人均GDP的区域经济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泛珠三角地区区域政策和区域合作的效力逐渐显现。
2.基于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域自相关分析方法, 通过对泛珠三角地区近十年来主要年份的区域格局动态分析发现, 人均GDP和其增长速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较为明显, 形成经济水平和增长速度的集聚区, 空间依赖性较强。LISA值和散点图都反映区域单元经济差异水平在缩小。经济增长率的热点地区逐渐由珠三角地区向西南四川、广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市变迁, 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甚至出现经济增速的冷点区。
3.通过统计指数显示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缩小, 而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却表明局域人均GDP的空间集聚和极化程度在加剧。分析表明, 区域内局域的空间极化程度在上升, 表现为以珠三角和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辐射作用的加强, 部分高值区域周围的低值区域开始发生跃迁, 且区域板块之间的差异可能随着近些年区域的发展缩小。
4.整体来看, 泛珠区域内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区域间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因此在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分析区域经济问题时, 必须考虑区域的非独立性。同时我们发现, 尽管存在空间依赖性, 但并不是很强, 部分区域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显著的空间关联性。这一方面或由于泛珠地区经济发展阶梯性差异较明显, 另一方面政策实践的时间太短, 效力微弱, 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理邻接地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格局的变迁, 区域间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5篇
从泛珠三角区域来看, 广东是合作的核心区域,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市场资源、制造业发达, 经贸往来频繁, 这为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议》的签订也为广东现代物流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1 广东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2004年6月3日, 内地9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广州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包括珠江流域地域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9省区, 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9+2’。”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经济结构、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而其中广东在整个区域合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1 地理位置优越, 是衔接内地和港澳的核心区域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 北接江西、湖南, 西连广西, 南临南海, 其珠三角区域毗邻港澳, 靠近东南亚。是泛珠江三角洲内地各省区走向港澳和海外的重要核心区域, 起着主导和带动作用。
1.2 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中国第一经济强省,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丰富的市场资源、制造业发达, 经贸往来频繁, 并且连续十几年经济领先中国其他省份。广东经济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其珠三角区域不仅是制造业基地, 还将是亚太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有“世界工厂”之称。根据2009年12月14日国家质监总局发布的《2008年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公报》, 广东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居全国第一, 这标志着广东正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 发达的制造业将为物流业提供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
2 广东物流业现状
由于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发达的经济水平, 广东物流业发展迅速。广东拥有全国最多的国际机场, 中国交通大动脉有三纵 (京九、京广、京珠) 经过广东, 另外珠三角港口群港口设施完善,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据统计, 2010年1月至6月, 广东公路货运量和周转量分别完成了6.53亿吨和768.05亿吨公里, 同比增加15.46%和14.49%;水路货运量和周转量分别完成2.06亿吨和1714.04亿吨公里, 同比增加23.22和24.2%;全省重点港口吞吐量完成5.61亿吨, 同比增加21.84%, 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2.02亿吨, 同比增加18.29%;完成集装箱运输2038万标准箱, 同比增加22.92%。
广东省发达的制造业为物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2010-2015年珠三角地区物流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 “源于制造业、国际物流与运输和商业物流等巨大需要, 估计到2010年珠三角地区物流业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广东制造业水平能得到进一步提高的话, 这一数字将会更高。”
3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给广东物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泛珠三角合作战略的逐步实施促进了广东省国际产业、技术的转移和国内外科技经济的合作, 也为广东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3.1 以区域合作的辐射作用促进广东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泛珠三角各省区资源条件、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有较强的互补和区域辐射作用, 这种格局将促使各区域间形成不同的产业链结构, 并促进区域间产业的合作和交流, 进而带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作为核心区域的广东在泛珠三角合作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 区域产业链间密切联系将给广东物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 同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为广东区域物流中心地位的逐渐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加强制造业领域合作, 以制造业发展带动物流业发展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 是拉动物流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没有制造业, 物流业就没有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以加强各区域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 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和增值制造业的发展。广东省将通过产业转移, 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资源重组, 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并逐步形成优势产业聚群, 提高总体产出能力, 最终带动广东物流业的发展。
3.3 中外物流企业互相学习, 优势互补
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逐步展开的实施, 粤港澳三地经济进一步相互渗透, 港澳物流企业和其他跨国物流企业相继进入广东, 物流企业间可以相互学习,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最终走向融合, 同时第三方物流凭借其专业物流水平和先进管理技术将成为物流市场的主流。广东现代物流服务水平将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4 结语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给广东物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作为区域物流中心,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将使得越来越多的港澳和国际物流企业进入广东, 这也给本地的物流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和压力。面对调整, 广东物流业应该加速功能整合与业务延伸, 提高物流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 要增强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为物流服务增值, 以促进广东现代物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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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工.论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J].北京工商大学 (社会科学版) , 2003 (6) .
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6篇
2003年9月,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 到2006年7月底, 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 其中官方协议43个, 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 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 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 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 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 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 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 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 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 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不言而喻,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 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 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 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 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 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 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 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 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 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 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 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 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 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 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 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 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 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 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 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 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 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 因此, 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 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 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 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 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 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 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 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 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 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 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 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 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 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 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 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 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 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 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 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 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 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 各地区差异大, 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 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 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 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 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 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 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 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 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 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 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 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 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 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 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 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 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 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 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 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 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 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 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 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 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 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 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 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 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 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 既要向外资开放, 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 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 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 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弱化行政区域, 打破地域界限, 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 协调区域经济政策, 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构建区域产业链条, 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 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 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 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 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 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 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 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 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 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 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 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 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 是先开放后学习, 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 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 参与国际分工, 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 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 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 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 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 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 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 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 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 赢利空间也有限, 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 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 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 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 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 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 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 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 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 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 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 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 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 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 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 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 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 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 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 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 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 实现东中西互动, 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 弥补地区差异, 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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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7篇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以来,各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是否得到提高和改善呢?本文拟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大陆九省区2000～2005年的数据,考察“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对大陆九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影响。
1 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由Aigner、 Lovell和Schmidt(1977), Meeusen和van den Broeck(1977)分别独立提出的, 它是描述经济社会中广为存在的X无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6,9]。早期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主要应用于横截面数据, 后来, 经Stevenson(1980)、 Pitt和Lee(1981)、 Battese等(1992,1995)等的发展,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已被广泛应用于面板数据, 并发展出许多种无效率项的设定形式[7,8,11]。面板数据比横截面数据有更多的优势:如增加自由度、允许技术和效率同时随时间而变等, 从而可以更好地描述各地区技术效率的动态特征。近年来, 国内学者开始使用随机前沿方法研究国内的经济问题[1,2,3,5]。
1.1 模型设定
目前关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的主流设定是对数形式的时变(time-varying)技术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因为在现实中,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不仅要考虑前沿技术进步,还要考虑前沿技术进步与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该函数的优点是允许要素替代弹性可变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存在。当投入品为资本(K)和劳动(L)时,该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Yit为i地区第t年的总产出; Kit和Lit 为i地区第t年的资本和劳动;t为时间趋势变量,反映技术随时间变化的趋势;vit是随机扰动项,且vit～iid.N(0,σ2v); uit是解释地区i在第t年无效率效应的随机变量, 它是独立和非负的, 并与vit相互独立, 按照Battese等(1992)的设定[7]:
其中,ui服从非负截断正态分布,即ui～N+(μ,σ2u),参数η表示技术效率指数(-uit)的变化率,该参数值为正表示该地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不断改善,即存在追赶效应,为负值则表示该地区相对于前沿的技术效率不断恶化,即存在差距扩大效应。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以及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变化形式的估计,我们可推算出地区i在时刻t的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变化。
①前沿技术进步
前沿技术进步指的是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使产出得到提高,也就是技术进步随时间的变化态势。由式(1)中的前沿生产函数对t求导,得到前沿技术进步率为:
②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变化
根据式(2)知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技术效率为:
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变化为:
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0～2005年“泛珠三角”地区的大陆九省区作为分析对象,没有把香港和澳门纳入模型进行分析,一是因为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制度不同,可比性较差;二是因为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考察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是否会提高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
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是:产出、资本和劳动,产出Y为各地区以2000年不变价格表示的GDP,劳动选择各地区的年初(上年末)与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数作为代理变量,产出Y和年末就业人数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汇编》1949～2004。资本存量K采用张军等(2007)的估计数据(以1952年不变价表示),并调整为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来表示。
另外,由于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以及前沿技术进步与要素的投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技术非中性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和前沿技术进步都是变化的,因此,在计算各地区的TFP变化率、前沿技术进步时,投入要素(lnK,lnL)采用年均值来计算。
1.3 模型估计
随机前沿生产模型(1)和时变技术非效率指数模型(2)中的参数可以用MLE方法进行估计,使用的软件为Fronter 4.1。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注: *表示在10%置信水平; **表示在5%置信水平; ***表示在1%置信水平。
2 模型设定的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合理,Fronter 4.1还提供了两种检验方法:
方法1:利用方差参数γ=σ2u/(σ2v+σ2u)的估计值进行检验
方差参数γ=σ2u/(σ2v+σ2u)最初是由Battese和Corra(1977)构造的,Coelli(1996)将其引入软件Fronter 4.1,根据γ值的大小可以判断是否应该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从γ指标的设定显然有0γ1,γ越接近于0,表明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差距主要来自不可控因素v造成的噪声误差,这时,用OLS方法即可实现对参数的估计,而没有必要采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γ越接近于1,表明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差距主要是由非效率随机变量u造成的,这时,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就更为合理。从表1的估计结果中有γ=0.964,接近于1,故应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
方法2:利用广义似然比(LR)统计量进行检验
检验的原假设为H0:不存在技术非效率。LR检验统计量的构造方法如下:
其中,L(H0)和L(H1)分别是原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我们知道:LR～χ2(n),自由度n为约束条件的个数。当LR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否则就不能拒绝原假设。Fronter 4.1提供了LR统计量的计算结果为270.431,远大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1.3449,故拒绝原假设H0,即广义似然比(LR)统计量的检验结果支持随机前沿生产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前沿技术进步
由于“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使得各省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应能促进各省区的技术进步,这可以通过前沿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来体现。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由式(3)得到“泛珠三角”各省的前沿技术进步率如表2所示。
从表2我们观察到每个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率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海南省和云南省的前沿技术进步是最快的,其次是贵州省。如果“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确实能提高各省区的前言技术进步率,应在纵向和横向上均有所体现,下面考察“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省区前沿技术进步的影响。
(1)纵向比较
通过计算“泛珠三角”各省区一体化深化前后平均的前沿技术进步率(表3)发现:九个省区在2004～2005年的平均的前沿技术进步率均要高于2000～2003年的平均的前沿技术进步率。
(2)横向比较
再计算2000～2005年“泛珠三角”地区和大陆其他地区的平均前沿技术进步率(表4)。可以看到,“泛珠三角”地区和大陆其他地区的平均前沿技术进步率在2000～2003年期间基本是一致的,但在2004～2005年是“泛珠三角”地区明显高于大陆其他地区的。
通过以上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的基本结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提高了区域内各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率。
3.2 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
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指的是实际产出水平占前沿产出水平的比例。Fronter4.1软件提供了“泛珠三角”各省2000～2005年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有关数据(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观察到以下事实:①“泛珠三角”各省区在2100～2005年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均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②广东省的技术效率最高,最低是贵州省。③“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对各省区技术效率的改善似乎没有影响。
下面进一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考察“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对各省区技术效率的影响。
(1)纵向比较
通过计算“泛珠三角”各省区2001～2003年和2004～2005的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变化率(表6),我们发现各省区的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变化率在两个时期并无变化,省区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也未能改变技术效率下降的趋势。
(2)横向比较
再计算2000～2005年“泛珠三角”地区和大陆其他地区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平均变化率(表7)。
从表7可以看出,“泛珠三角”地区在2000～2005年间的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变化率和大陆其他地区一样,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对本地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影响。
按照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可以使省区间原有的壁垒不断得到消除,企业产品市场得以扩大,从而为实现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随着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而获得更有效的生产方法。省际壁垒的消除使产品、要素和技术在省区间可以自由流动,企业能够以更有利的价格在市场上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省区之间的扩散。所以,理论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应能提高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但是,我们未能观察到“泛珠三角”各省区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一体化深化的时间还不够长,资源配置优化和规模经济的效益还不能显现。事实上,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改善往往需要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相应调整,而这些调整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相对于前沿技术来讲,技术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4 结论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各省区间的市场分割现象依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消除分割、推进各省区间的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对各省区前沿技术进步和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各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短时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提高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作用甚微。
这一研究结论也告诉我们:提高各省区的前沿技术水平可能比提高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要来得快些,在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新技术和新创意在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使得各省区可以很方便地采用一项新的技术或新的创意。但要素的优化配置、规模经济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在较长期的时间内才能实现,通过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来提高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切忌急功近利,要把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结合起来以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摘要：沿用Battese和Coelli关于无效率项设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利用“泛珠三角”200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对于各省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使各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均得到明显的提高,但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一体化,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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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休闲经济发展 第8篇
作为离长三角最近的省份, 安徽省凭借其地域相连、文化相融、人缘相亲、经济相通等优势, 首当其冲拥有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身份证”, 形成了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概念, 即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的泛长三角区域。目前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学者就如何构建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条件与路径、分工与协作等已有一定的研究, 探讨最多的是作为溶入长三角地区主要省份的安徽如何做好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承接和合作分工等。相对于其他区域合作研究中, 文化认同这一重要因素在泛长三角经济区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促成区域合作需要一种观念认同。对一个区域来讲, 文化认同代表着一种情感, 它以丰富的内涵在人们的交流中引发共识, 特别是跨行政的区域合作, 由于缺乏行政力的制约, 彼此的认同与信任心理至关重要, 文化认同心理可以降低法制风险、经济风险与经营风险, 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粘合剂。文化认同还有助于促进彼此的沟通、理解, 加强区域内部的凝聚力,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因此, 泛长三角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将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推进, 探讨文化认同建构的内涵因素, 这不仅是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需要, 也是从更宽阔的领域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行深层次把握的内在要求。
一、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文化认同建构的内涵分析
1、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归属性”文化认同的基础
“归属性”文化认同指的是区域内各地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 在长期而连续不断的交往中, 形成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等, 它是区域内各地产生亲近感的源泉。
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 延绵起伏的江河平川, 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积淀, 深厚的血缘亲情连结, 使得它与长三角地区民情相通, 文化习俗合而不同, 具有天然的“归属性”。历史上泛长三角地区同属于吴越文化区, 江浙沪两省一市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 而安徽的很多地区则属于“吴头楚尾”的地带, 吴越文化与楚文化在此接壤。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常见的泥质灰陶壶在潜山薛家岗文化中就有发现, 宁镇地区北阴阳营下层文化遗存与薛家岗文化遗存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中有个“巫”字符号也发现于皖江含山玉版中。宋明时期, 传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与吴越文化融合形成了程朱理学, 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影响深远的“徽文化”, 随着海派文化的不断发展, 徽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越来越紧密。文化的相近也使得这一区域地域界限模糊, 民间的交往频繁, 经济往来甚多。明清以来, 徽商一直是长三角地区最活跃的商业群体。明代就有“制造上松江, 浆染上芜湖”的说法, 即使在太平天国期间的战乱中, 安徽的安庆、芜湖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未中断过。历史上的吴国、越国还曾先后统治过皖江地区, 明代安徽与江苏同属江南省, 建国后, 安徽省长期隶属于华东行政区。
安徽与长三角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区域合作的宝贵财富, 这种“归属性”文化认同决定着区域主义的内聚性, “归属性”文化认同越强, 区域组织的内聚性越高, 区域内的各地越容易产生“建设共同的区域整体”的意愿, “归属性”文化认同一旦形成, 便直接作用于民众、商业团体和政府的态度、心理和思维取向, 从而促进影响区域合作。
2、紧密的资源互补需求和经济联系为“回应性”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回应性”文化认同形成于区域与区域间的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依存、密切的联系推动着集体身份的形成。
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山水相连, 交通便捷,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 双方经济关系密切。历史上长三角的繁荣成就了徽商的兴起, 而徽商的下江南也推动了长三角的快速发展。建国以来, 安徽与长三角本属同一个经济区, 安徽一直是长三角城市粮油、煤电等重要资源的供给地, 其中皖电东输、皖煤东运, 为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巨大的能源支持。与此同时, 沪苏浙在产业、技术、工艺上给予安徽的支持也是巨大的。上世纪50年代, 上海104户企业为了支援安徽, 迁入合肥、芜湖、安庆、蚌埠、淮南等地, 并成为安徽工业经济的骨干;还有大批上海的科研、技术骨干从建国初期就陆续来到安徽, 参与安徽的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先后提出了“远学粤闽、近学江浙”、“开发皖江, 呼应浦东”、“一线两点”、“融入长三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1984年召开的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 安徽便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参会。安徽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等方面, 与上海及整个长三角积极合作。2005年安徽实施了“东向发展”战略, 随后, 安徽从工业、农业、企业、金融、旅游等五大方面与长三角实现对接, 形成多层面的产业关联。2007年, 安徽已有“55%以上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 75%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 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讯面向长三角, 一半以上省际旅游客源来自长三角”。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 已经将安徽纳入规划范围。安徽更是积极融入长三角, 在随后的多次高层互访的推动下, 安徽省与沪苏浙三省市分别签署了6个省级双边合作框架性协议、12个城市间合作协议, 以及能源、旅游、农业、交通、劳务和科技等方面的16个专项合作协议。2010年12月26日, 国家发改委在马鞍山主持召开的推进皖江示范区建设座谈会上,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签署了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安徽融入长三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 安徽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外部投资基地和产业输出基地, 2010年的1-11月份, “长三角地区企业来安徽省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12214个, 总投资额14170.1亿元, 实际到位资金3147.8亿元, 增长48.7%, 占全省1000万元以上项目实际到位资金的57.7%”。
建构主义区分了客观相互依存和主观相互依存, 认为客观相互依存是形成主观集体认同的基础, 这种长期以来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安徽对长三角经济上的自觉归属和长三角对安徽资源的互补需求和相互依存, 这也是集体身份在区域内外互动活动中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 它构成了“回应性”文化认同建构的条件。
3、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驱动着“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
“功能性”文化认同来源于区域内各地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态势和相互关系, 以及在此背景下相互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相关机制, 它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器。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也是近一些年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我国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目前已是我国第一大经济圈和世界第六大都市圈。面对未来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浪潮, 长三角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以提高其在新一轮国家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及竞争力。这就要求该地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寻求空间的拓展, 扩大长三角的区域范围, 加强区域内部的分工与合作, 实现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为产业转移、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为核心区建立“泛长三角”经济区, 对“长三角”及周边城市的发展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和战略性跨越。目前, 长三角地区受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制约比较严重, 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的约束日益突出。面对国内和国外激烈的竞争, 只有展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 对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转移, 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资源,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目前长三角地区迫切需要在中部地区开辟新的发展腹地。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虽然在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上与长三角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但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 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 具备了在区位、资源、产业、市场、交通、科教等方面无缝对接的综合优势, 且安徽的生产要素成本低, 尤其在资源、劳动力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弥补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的不足。
从国家战略规划和区域统筹发展的需求来看, 推进长三角区域的统筹发展有利于发挥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 带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发展, 并能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促进全国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因此, 国家区域战略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求直接促成“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功能性”文化认同决定着区域合作的实用性, 这种“功能性”文化认同越强, 区域内各地具体事务合作越多, 也就越容易达成合作协议, 最终形成成熟的合作机制。以这样的认同感为基础, 是进一步推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必要保证。
二、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文化认同
1、共同的“泛长三角意识”
大区域科学分工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经济基础。只有把泛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 对区域资源进行整体规划, 才能促进泛长三角区域建设的有效性。作为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泛长三角区域各省市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进一步增强认同感。同时, 区域内的各地要把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泛长三角意识”作为一种共识, 为实施战略联盟,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从安徽的发展来看, 安徽主动融入长三角, 利用和依托长三角带来的巨大经济一体化优势是发展自己的良好契机,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不断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当然, 我们也应看到区域合作与竞争是泛长三角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 负责起草《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入会章程 (讨论稿) 》的复旦大学教授王桂新曾说过“如果哪个城市想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他们首先要分析一下, 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加入进去有什么好处, 能否达到16+1>17的效果, 这样才有意义。”可见, 长三角地区的扩容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利益的更高回报。安徽要以自己独特的优势, 如区位、产业、交通、资源、市场等优势来提升自己服务长三角的能力, 通过服务长三角, 借力发展, 缩小与长三角的经济落差, 最终融入长三角。
长三角地区要用开放的思维、互惠共赢的心态来对待经济圈的延伸和发展。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 泛长三角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也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 它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 应当在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上, 实行有效的合作。这既是安徽的需要, 也是长三角各省市的需要。真正的推进泛长三角产业转移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 要有中心辐射和迎接辐射的心胸和姿态, 要有合作共赢的理念, 要对区域进行科学定位, 要对产业进行合理布局, 对大区域进行统筹规划, 展开错位竞争和差别化竞争。
因此, “泛长三角意识”是一种“共赢”和“协同”意识, 是泛长三角地区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 所有成员都应当树立科学的区域观, 破除以我为中心的“独赢”思维, 确立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赢互利思维, 正确认识发展自身与服务泛长三角的关系。要将区域间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合作目标、合作成果等, 在区域内部及其他区域进行广泛宣传, 使人们普遍了解并形成认同感, 产生参与的欲望与积极性。
2、认同给区域带来福祉的主流文化
(1) 利益平衡原则。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 利益博弈贯穿区域合作的始终。“区域合作作为区域主体总的目标行为, 它来源于既定条件下局部利益主体最大化目标的有机组合”。但“每个区域分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是两不得利 (甚至两败俱伤) , 本位理性可以导致整体非理性。”区域合作中应该把共同利益最大化视为区域合作健康发展的基础。
共同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形成区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减少区域合作的阻力和摩擦。因此, 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 就成为推进区域合作的重要杠杆。但目前区域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利益格局的失衡, 从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状来看, 由于行政体制分割, 各自为政, 缺乏全局观念和协调利益行为机制, 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甚至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 区域合作“貌合神离”。同时区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存在着短期化特征, 地方主义、过度竞争、“块块结构”、“块块封锁”等现象大量存在。泛长三角区域所属省区若不能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 那么这一区域的整合势必也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区域合作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竞合过程, 推进区域合作的关键在于构建制度化的利益平衡机制, 通过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补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合作利益的平衡。
“利益协调是一种价值取向, 它是在承认各区域利益合法性的前提下, 通过竞争、回避、体谅、合作、妥协等方式实现契约的制度化, 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理性地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既要避免各地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 又要提高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因此, 推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 而内在的动力机制则是谋求通过内部融通和制度安排以及利益协调来实现区域的整体战略利益。区域内各政府之间要进行利益协调, 扫除行政壁垒, 促进区域内部各要素的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 使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获得持久的动力。
泛长三角的经济合作既是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区域内各地都要达成利益平衡共识, 并通过利益协调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处于矛盾或对立状态的不同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化, 同时将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限制在良性互动的范围内, 是减少利益冲突和恶性竞争的有效途径。只有首先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集体, 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共享机遇、扩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只有这样, 才能有利于共赢互利的“泛长三角意识”真正成为共同的区域文化认同。
(2) 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取向。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 我国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然而, “效率优先”原则并不适合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是各利益主体共同的事业, 其效率取决于所有合作者能否齐心协力。不公平的利益格局会导致合作链的断裂, 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合作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因而公平分享合作利益是区域合作的前提。
在以往的区域合作中, 由于产业分工、资源配置、要素流动、区域综合竞争力等目标被不断强化, 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区域民众生活福利最大化等重要目标则成为一种“时髦”的标签而流于形式, 加上长期形成的政策倾斜, 大城市、发达地区和大型企业成为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 效率优先自然成为区域合作的首选原则。但区域合作不是简单地做大蛋糕, 也不是一般的消弭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 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 而是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统筹区域经济的发展, 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它应该是通过合作起点的利益表达、合作过程的利益协调和合作结局的利益补偿, 形成环环相扣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政府、社会和法律的共同作用下, 实现区域合作公平与效率的双赢。
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依赖于良好的合作规范与信用的遵守。就我国目前区域合作的发展来看, 许多区域合作中存在政府信用的缺失、企业信用危机、个人信用滑坡, 区域信用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制度缺失等问题, 合作各方很难在互信基础上达成共识, 这不但提高了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 更增加了区际合作的难度。
区域合作中, 从合作意向的形成、合作的具体施行以及合作监督等都离不开规范的调节, 这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和契约性规范。道德性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风俗习惯等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道德规范为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契约性规范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规则, 它能够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正式和稳定的合作机制, 增进合作各方彼此的信任, 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 降低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 为巩固区域合作关系扫清障碍。
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 公平与效率并重应成为共识的价值观, 各成员应彼此信任, 信守诺言, 制定合作机制, 以指导和规范本区域合作。必要时还可以把合作机制构建中已形成的共识和成果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各成员间应平等参与、互助互利、共享成果。
(3) 合作与创新精神。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创新文化不仅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要素, 而且是区域创新的源泉。
从长三角的基础条件来看, 无论是经济基础、科技实力, 还是政策环境、商务条件, 都是我国最为优越的地区, 但迄今为止, 长三角在国际上的地位仅仅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都市商务较为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内各地的创新活动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局限尚未形成协同效应。在国家全面实施创新战略的关键时期, 如何才能顺利实现长三角从制造到创造的转移, 如何才能承担起国家创新战略重点区域的历史责任, 全面推进长三角区域性创新文化体系建设已是迫在眉睫。毋容置疑, 对于安徽这样一个发展中省份来讲, 自主创新更为迫切。安徽在参与泛长三角的分工与合作中, 安徽完全依靠接受产业转移是不现实的,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围绕产业承接发展重点, 把推进自主创新与承接长三角产业、资本转移的叠加优势发挥好, 促进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相融合, 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要加强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科技合作, 推进两地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 实现区域科技政策对接与资质互认及统一的技术市场交流网络系统, 打造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基地。这既可以促使科技要素由长三角向安徽流动, 提高安徽的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推进安徽的跨越式发展;又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双方现有科技资源, 优势互补, 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从而建立起适合自身客观实际的合作发展机制, 开创属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自身的新成就。
泛长三角地区要在合作协同的基础上, 积极发起、倡导和确立为泛长三角区域各城市高度认同的“合作创新、共谋发展”的崭新理念, 强化合作创新的主流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认同和认知程度, 在体制机制、精神理念、环境氛围等方面大力推进创新文化建设。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不断通过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合作规划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自主创新, 充分激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3、泛长三角地区多样性、互补性文化的交流与认同
“认同的过程就是既发现共同之处, 也发现不同之处, 认同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理解, ‘求同存异’”, 这是文化认同多层次和两重性的特点。区域合作是多重文化的相遇, 在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 不同的文化体不断构造着自己的多重认同, 维护着自己的特性和完整性。然而, 正确的多重认同构造应该是保持开放、有责任的合理化过程, 即认同的构造过程成为外来先进文化与本土文化创造性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中, 不同的文化体进行了新的包容性的多重认同的重构。
泛长三角各地本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由于各自历史发展的差异性, 虽同受吴楚文化的影响, 但由于区域的分分合合, 历史和文化的不断变迁, 又呈现出各自的个性, 区域文化中既包涵大都市文化、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 也有县域文化、乡村文化等, 各种文化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 而且形成了各自的优势, 区域的文化既有同源性, 又具互补性, 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的认同, 有利于文化的互补和各自优势资源的整合, 促进区域文化的共建共享。同时文化交流中“传播的过程不仅是个信息交换的程序, 也是文化在交换过程中不断积累、不断融合、不断创新的过程”。多样性文化之间的不断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传播, 区域文化的共识将逐渐增多, 相互的认同和相互适应, 使区域文化得以积累、得以融合、得以创新与发展。加强泛长三角地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文化交流和联动发展, 达到地区优势间的互补效应, 坚持和而不同、错位发展的战略, 也是创造出真正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地方文化品牌, 实现文化合作和联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摘要：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 需要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安徽与长三角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归属性”文化认同的基础, 紧密的资源互补需求和经济联系为“回应性”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驱动着“功能性”文化认同的形成。此外, 还应积极构建新形势下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共同的“泛长三角意识”, 给区域带来福祉的主流文化, 泛长三角地区多样性、互补性文化的交流与认同等。
关键词：文化认同,区域合作,泛长三角,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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