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人范文（精选6篇）
快乐的人 第1篇
第一次义工体验
华灵参与义工活动，最初是受到她在常州戚墅堰东方小学学习时的班主任金花老师的影响。金老师是常州市义工联合总会助学分会会长，华灵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金老师赴贵州支教，开学后带回了很多照片。金老师在班上展示了这些照片，并向同学们讲述了当地学生学习、生活的情况。华灵被深深地触动了，于是，当金老师决定组织班上同学去戚墅堰当地的敬老院开展公益活动时，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以前没有去过敬老院，听金老师讲了贵州孩子的情况，我觉得参与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很有必要。作为班长，我也应该起带头作用。”华灵说。在华灵的带动下，全班共有20多位同学主动报名参与了这次活动。却在华灵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场景她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敬老院的老人挺孤独的, 但都比较热情。有一位老爷爷, 在我们参观他的房间时, 硬要把他子女买给他的蛋黄派等吃的东西往我们手里塞。他说:你们能有这份心, 我就很开心了。’”
在敬老院, 华灵和同学们给爷爷奶奶们表演节目, 陪他们聊天, 虽然时间不长,
这可以算是华灵的第一次义工体验。正式注册成为常州市义工联合总会的义工后，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社会公益活动。
离东方小学不远有一个“阳光庇护中心”，里面全是智障人士，华灵每逢节假日都会去那里，同智障人士做游戏。“虽然他们智力有缺陷，我们之间几乎没法交流，但他们都心地善良，需要人们的关爱。”华灵说。
2010年，常州开展了一次爱心结对活动，带福利院的孩子乘坐高铁出游。华灵和金花老师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照顾一个名叫常吉健的小男孩。一路上，常吉健对什么都很好奇，到达活动地点无锡后，在集体活动中也表现得很活跃。他还很有爱心，朋友在活动中没有拿到奖品，他就把自己的奖品送给了朋友。常吉健的快乐感染了华灵，而他的爱心，更坚定了华灵投身公益事业的决心。
“用我的爱心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快乐，这就是我对义工的理解。”华灵说。
难忘的大别山之行
2010年，华灵听到消息：常州市义工联合总会将组织部分学生去安徽大别山金寨县天堂寨开展助学活动。她很想去，但是通知规定只有年满16岁的学生才有资格前往，10岁的华灵很着急。几番周折，在金花老师多方协调并做了重重保证后，华灵终于如愿登上了前往大别山的汽车。
到了天堂寨后，华灵和同学们被带到了当地学校。当时的场景给了华灵前所未有的触动：“学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破，还要小。”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华灵认识了她助学帮扶的对象，和她同岁的小女孩沈漫玲。
第二天，华灵去了一趟沈漫玲家。华灵回忆说当时走了很久崎岖的山路才到。而呈现在她眼前的沈家，地面坑坑洼洼，家具也不齐备，家里灰尘很多，门缝里还有一窝马蜂安了家
华灵送了很多学习用品给沈漫玲, 沈家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让华灵对沈漫玲很是佩服。沈漫玲拉着她去看家里养的黑猪, 华灵起先嫌脏站得远远的, 后来看到沈漫玲娴熟的喂猪动作, 不由得佩服起来, 也动手尝试了一下, 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沈漫玲为此还挨了妈妈好一顿批评。华灵后来在文章里写道:“面对这个善良可爱的山里妹妹, 我的娇气、霸道不自觉地被藏了起来, 大别山的空气洗涤着我们的心灵。”
在大别山的一周里，华灵感受到还有许多处于贫困中的人需要关爱和帮助。2011年和2012年暑假，她又两次前往金寨县，为那里的学生送去书包、图书、衣服等用品，并给他们辅导功课，交流学习和生活心得，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华灵说，她发现那里的孩子心态更阳光了，对未来充满信心，孩子们还说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记者问她明年是否还会去大别山，华灵肯定地说：“会的，以后都会去!”大别山，已经成为华灵义工道路上难舍难忘的情结。
爱心感染周围人
自五六年级开始，学校一些小型的公益活动就由华灵自己来组织了。由于这些活动大多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有些同学觉得是在耽误时间，但华灵和她的伙伴们总是淡淡一笑，继续着义工之旅。在华灵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到义工的队伍中来。
六年级寒假前，老师问华灵：“你毕业后，学校的义工活动谁来牵头呢?”老师的话提醒了身为大队长的华灵。后来，活动组织时她总带着低年级的大队委，她们也表态，会在华灵毕业后继续做好义工活动的组织工作。前不久，东方小学到敬老院开展了重阳节公益活动，已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就读的华灵一直关注着活动的进展，活动的成功让她感到很开心。
现在，初中班主任樊丽红老师准备在班级成立义工小分队，小分队的具体活动由华灵负责。“樊老师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我们商议的第一次活动主题是敬老’，目前正在策划中。”华灵说。华灵，正用她的义工善举，影响周围更多的同学。
华灵能够如此从容地参与义工活动，也得益于她开明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在课外从不给华灵更多的负担，而是鼓励她独立、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华灵做义工，爸爸就给她当车夫，毫无怨言。现在，爸爸也经常去做义工;而妈妈，也正发动她所在部门的同事一起去做义工呢!
快乐的人 第2篇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又一个的烦恼接踵而来：同学拿我开玩笑，我不快乐；考试没，我不快乐；老师批评我，我不快乐；妈妈不理解我，我不快乐……令我不快乐的事天天都有，让我在一天24个小时里起码有一半时间心事重重。
我并不希望这样，我也想天天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也希望每时每刻都有让我快乐的事发生。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时，妈妈笑了：“这生活怎么可能顺着你的意思，你得学会快乐，学会苦中作乐，试一试，你会快乐起来的。”
学会快乐，学会苦中作乐，我每天都试着这样做，我发现快乐真的来找我了。帮助弱小，我感到快乐；妈妈和我有共同话题，我会感到快乐；我和老师有共同的问题探讨，我会感到快乐；朋友拿我开玩笑，换个角度想想，我也会感到快乐……这时我才发现，快乐需要自己寻找。
其实，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有很多：有一颗肯快乐的心，你就会是个快乐的人；从生活中寻求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的生活中就会鲜花烂漫；吃不到葡萄，就把它想成是酸的，自我安慰，没准儿还是件好事；吃亏时多想想：吃亏就是占便宜；拥有一颗孩子一样容易满足的心。相信学会上面这些方法，你，我，他都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快乐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有很多：怀着快乐的心情去学习，学习效果肯定事半功倍；用好心情面对生活，生活回报给你的肯定也会是幸运；用笑容面对朋友，家人，大家之间的关系会更融洽。
种植快乐的人 第3篇
老同志的事无小事
潘桂萍常说：“老同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所以，兴仁县委离退局里每个同志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融汇在行动中。
2010年的一天，潘桂萍上班时看到老干部崔振廷到局里来办事，由于他的腿脚上楼不便，他很久才能爬完离退局大楼台阶8个梯步。当潘桂萍看到他，马上前去搀扶时，他已经气喘嘘嘘，口里一个劲儿喊着：“好闺女，我来办……事……”。潘桂萍心想，如果这是自己的父亲来了，他有心脏病，我还能叫他这样累吗？万一他不小心诱发了心脏病，或者甩了跟头，后果不堪设想呐。于是，她便和同志们开会研究，挤出资金1000元，在大楼的左右侧修建了不锈钢制扶梯。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却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003年11月10日晚上12点，因为骤然停电和极度疲劳，潘桂萍服了头痛片已经休息。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她一骨碌爬起来。电话中，王兴堂老伴焦急的诉说，像剜心一样刺痛她的心。她马上穿好衣服，迫不及待地来到病床前。王老说不出话来，嘴角费劲地抽动了几下。用手指着老伴头的方向，眼睛一动不动。潘桂萍大声安慰着老人，王老松开手离世了。她深深理解，那是老人临终让她关照他的老伴。她强忍悲痛，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安排王老的后事。以后每当逢年过节，她就想到了王老的临终托付，去看望遗孀黄书珍。2011年春节前，她了解到黄书珍卧病在床，年货未备，便带领下属送去大米、鲜肉，老人的子女十分感动。当黄书珍病故时，她又挤出1500元，以困难补助费的形式对其进行扶助。很多时候，当老干部们生病或住院时，看见潘桂萍为他们跑上跑下，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拉住她的双手不放。
离休干部李经聚，因子女常不在身边经常生病，脾气暴躁。潘桂萍得知后，主动与老人握手，倾心交谈。老人80岁生日这天，正和老伴孤零零地坐在家中。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潘桂萍和同事们带着鲜花和蛋糕为老人祝寿来了。老人感动地紧紧拉着她的手用力摇晃着。
在温馨的“祝您生日快乐”的歌声中，老人的眼眶湿润了……望着面前这些比亲人还亲的面孔，老人激动地像个小孩子，手舞足蹈，口里一个劲儿直夸党的老干部政策好，县委离退局的同志们好。
特事特办
老干部遗孀魏敏文，其女儿属贵阳市下岗职工，儿子孙健康身患智障，经常发病，她年迈多病。不得不将儿子送进精神病院管护治疗，月开支3000多元，针对魏敏文的特殊情况，潘桂萍及时将情况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从特殊困难帮扶基金中为她解决了5000元，县委组织部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还解决了5000元老党员困难补助费。
离休老干部李俊美过90岁生日时，提出要自费办一场“扩大的支部生活会”。为满足老人的心愿，她提前一月当了“家长”，进行精心安排。亲自一个个打电话，通知李老要邀请的人员。
午餐时，在场的老领导感慨万千，大家拥抱在一起。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们重逢，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组织部长也闻讯赶来给老领导祝寿。这次生日聚会，老同志们谈论了很久。后来，大家只要一见面，就夸奖她“家长”当的好。
一位80多岁的老干部，眼睛看不见，找了个老伴照顾，儿女下岗脾气不好，对他非常有意见。一年多的纠结，他先后几次去老人院住过。后来放弃房产，又躲到兴义租房子住。当潘桂萍了解到，他找的老伴贤惠，就促其领了结婚证，用法律保护幸福。如今，他已幸福地安度晚年。
千方百计跑项目
潘桂萍上任时，离退局仅有两间办公室和一个老干部活动室，办公条件差，为改变这种状况，她千方百计想办法。2002年，她听说黔西南州民政局有“星光老年之家”的建设项目。于是，一趟趟奔跑于县、州、省民政部门。记不清她站在寒风中，多少次的翘望和等待，多少次废寝忘食。2002年12月18日，当她拿到批文，终于“跑”到了建设项目，高兴的连跑带跳起来。当年，启动了总建筑面积1424平方米的兴仁县老干活动中心综合大楼建设。2004年第一栋老干部活动中心综合大楼竣工建成后，由于过度操劳，她终于病倒了，一下子瘦了10多公斤，身体刚好，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为了把老干部活动中心搞出特色，她组织成立棋类组、诗词组、组建老年合唱团、舞蹈团等。各种项目从无到有，20余项健身、强体项目，并逐渐扩大化。如今，老干部活动中心已经成为兴仁一道亮丽的风景。
她还将老干部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建设合二而一地延伸到社区，乡镇，学校、站所。她多次获得了上级的表彰。2011年，被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老干部先進工作者”称号，荣立“二等功”等。
一个快乐的人 第4篇
《雨人阿喜》这本书内容主要是说：善良而富于幻想的孩子阿喜，在妖怪叔叔的带领下，转学到神秘的呼啦山。山上有两所神奇学校：一所，是上年活动在黑暗洞窟中的“不快乐学校”;另一所，是雪山下面，阳光朗照的“快乐学校”。阿喜曾在“不快乐学校”的“严厉老师教师”“凶猛同学教室”“讨厌自己教师”，以及各种不快乐学校的魔咒中经历了超乎想像、出人意料的恐怖和悲惨遭遇，终于逃出了“不快乐学校”。
在“快乐学校”，阿喜找到了歌谣、米树子、苹果路等真正的伙伴。并在“星光教室”“飞翔教室”“早晨教室”和其他神奇无比的课堂上打开了自己的潜能，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也懂得了爱和勇气，最后终于和大家一起挫败了“不快乐学校”，拯救了“快乐学校”。
阿喜的出生就很不平凡，他一生下来就是死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但是，母爱使他活了过来，可他似乎并不快乐，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但从他经历了快乐与不快乐学校之后，他也变得勇敢了!有爱了!!成长了!!!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充满欢笑的，而不应该是不快乐的，愁眉苦脸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生，将会枯乏无趣。不快乐会使你变老，使你变得自暴自弃、厌倦生活。
读到最后，我想到自己，每当快乐时，我便会蹦蹦跳跳、哼哼小曲。每当不快乐时，我又会心烦气躁，发呆发愣。快乐与不快乐比较，快乐多美好啊，我们人要活的快乐。
记住，一辈子、永远地记住，人要活的快乐，做一个快乐的人!
“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第5篇
“这个小孩是变态的！”
张：你的漫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用幽默风趣的手法，揭示了男女之间的“两性战争”。你的漫画创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朱：大概五六岁，我刚学会拿笔时，就开始“漫画创作”了，那是我的“乱画时期”。长大了仍然喜欢画，在系刊上常有发表，被一些媒体看到了，就来向我约稿，那是１９８２年，我２２岁。中国人以往的漫画比较死板，而我从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比较重，所以我的整个想法，还有笔触，都比较活泼一些。
１９８５年，我的《双响炮》在《中国时报》开始连载，很多读者以为作者是外国画家，整个的表现方式和线条，台湾不太可能会有人这样画；也有人认为是一个中国老头画的，说能够把婚姻画成这种样子，一定是结婚很久了。至于传播界，他们知道是一个小孩画的，不过他们说，这个画画的小孩是变态的！
张：你的漫画风格，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朱：是的。在我整个成长的背景中，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记得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听西方音乐，虽然听不懂，但是很喜欢那种旋律。可能是长期在那种环境之下，许多想法和画法不是那么僵化吧。
张：但是，你当时那么年轻，为什么会用那么独特的方式观察爱情或者婚姻？
朱：中国人对待婚姻，永远是一种温馨的、以和为贵的观念，从来没有想过要颠覆它。大家对《双响炮》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呈现出一种婚姻里不好的东西，把传统婚姻的观念整个都颠覆掉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也许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婚姻里，但是大家不愿意去谈它，大部分被掩埋了。而《双响炮》碰的就是这个禁区，这里头你看不到一种很温馨、很有希望的婚姻，完全没有！
很多朋友，甚至一些未见面的，他们对我说看了《双响炮》之后，他们不敢结婚了！还有一些结了婚的朋友说，你画的《双响炮》就是我们家的事情！非常生活化。虽然不是在画你，你也可以通过这些画，知道你自己的婚姻是怎样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你也许没有察觉到，或者忽略了，但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就在你的婚姻里。
“我一点也不快乐”
张：在你的漫画后面，是不是有一种对现代婚姻爱情以及男女两性关系、尤其是“性别战争”的深层思考？
朱：有，但我并不会像一些学者那样很仔细地去研究、搜集，我只是很“自然”地去画。我一直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一定会有各种充分的矛盾、斗争，因为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种很俗气的说法，“男人是狗，女人是猫”。
张：你画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境，那些男女关系却充满戏剧的冲突性，非常好玩，让人觉得你真是“独具慧眼”。你这种发现喜剧的才能，是天生，还是你有意去挖掘的？
朱：我一直强调两个字：“自然”。我喜欢画画，是“自然”的；我怎么画画，也是“自然”的。我画画时，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是觉得这个题材很好玩，而且是我熟悉的，就画了。我的画受到很多人欢迎之后，很多人问我，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幽默、这么讽刺的方式去呈现？我才开始思考：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我整个的成长过程里，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一点都不快乐，从我求学一开始，我就非常不快乐，我没有办法接受学校给我的任何教导，是一个反叛性非常强的学生。因此，我被许多学校踢来踢去，换了好几所学校。
我在画婚姻、画爱情时，同样是一种不快乐的心境，就是我不认为现在被呈现出来的婚姻是一种真实的状况，它可能是假的。
“这样的一群新人类！”
张：在你的漫画里，不只有对爱情、婚姻的思考，也有对社会、对制度的深思。你把所有的思考浓缩在一个小家庭里，围绕的是一个主题：权力。在小家庭的权力斗争里，谁控制谁？
朱：对。《双响炮》里，一切都是在一种既定状况下的人物做一些挣扎、反应，后来我想到，如果我画另外一批人，他们没有任何束缚，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是完全个人化的，传统束缚不了他们，这样的一群新人类，他们是什么样的？于是，我就画了《醋溜族》。
它跟《双响炮》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些人很年轻，在爱情上，今天可以爱这一个，过几天可以爱上另一个，我对你的承诺只限于此刻，没有人真正把爱情和婚姻去认真对待的，包括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也都是飘浮不定的。一画，画了１０年。我记得，那时我画得非常开心，因为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去触摸它，任何奇怪的想法都可以纳入里面。
最好玩的是，在画《双响炮》时，我可能要观察很多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但是在画《醋溜族》时我没有，完全是我想象中的一批人，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画完之后，让我最惊讶的是，没过多久，社会上真的出现这样一批人！有时我走在马路上，会有一个人走过来说，你看我的头发，我是看了你《醋溜族》里画的某个人的头发，我很喜欢，所以才去剪成这个样子！
张：你画《醋溜族》，把你变成一个潮流文化的制造者？
朱：我想过这个问题，不只一次，我相信新的一代已经要取代我们的世界了，可能我在同一时间正好画出来，或者提早一点画出来，至于他们受到我的多少影响，我并不敢说，也许应该是一种过程中的互动。
画《醋溜族》，画了１０年，在台湾破了报纸漫画的纪录。画那么久，因为我在《醋溜族》里玩得太开心了，我一边画漫画故事，一边做各种发型设计、服装设计，我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
张：但是，你的创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朱：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比较适合吃这碗饭吧？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自然”？至少我的前半生，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况下，中间如果有任何“不自然”，我就会受害，一切都是“自然”地成长。
张：所以，之后，你又很自然地去画了《涩女郎》？
朱：《双响炮》画了几年之后，开始画《醋溜族》，再画了４年，又开了一个专栏《涩女郎》，是４个女人，针对单身女性碰到的事情，比较限于女性方面，到目前为止，画了７年。
到了今年３月，已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有关亲子的内容，反叛性也很大，用小孩的眼光重新去看大人的世界。大人的世界其实有很多病态的部分，包括他们对小孩的想法，都充满许多病态，小孩子是不是都要顺着大人意愿？我会在这个专栏里表达出来。
“我并不排斥婚姻”
张：你在漫画里对婚姻爱情表示出一种深刻的失望和怀疑，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朱：我不是一个排斥婚姻的人，婚姻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我的看法是，除非你碰到一个你非常适合的女人，不然你就不要结婚。如果你碰到了，就选择结婚。
张：你把你的生活、你的成功，都归功于一种“自然”。其实，每个人都想这样“自然”地、不违背自己天性地去生活，去获取成功，但是绝大多数人失败了，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你能够“自然”成功，或许是一种幸运？
朱：我想，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你必须尊重自己的感觉，外界呈现出来的太多东西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假象，包括你这篇访谈，对读者也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只知道我的“自然”，并不知道我“自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甚至在我的过程里我也必须做一些挣扎，做一些选择，在某种情况下我也可能不是那么的“自然”，不能说为了纯粹的“自然”，就什么都不管了！
张：所以，有时一个人刻意去“自然”，反而“不自然”了？
朱：是的。前几年，我当选为台湾的“新好男人”。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类似促销汽车的广告。他们选我为“新好男人”，是因为家务事大部分是由我来做，所以他们就把我列进去了。但是，在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哪里会想到说选什么“新好男人”，对我来说，我喜欢做是很“自然”的，它是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
最可笑的是，自从选完那个“新好男人”以后，台湾就莫名其妙掀起一股风气，有非常多的男人赶时髦，也要做这个做那个等等。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
播洒快乐阳光的人——晓丹 第6篇
自从1980年由他作曲的《我们美丽的祖国》（张名河词）荣获全国一等奖以后，其精品佳作纷至沓来。晓丹的作品连同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孩子们的心灵之中。当年的孩童现在的父母曾叫着晓丹叔叔唱着晓丹的歌，而今他们的孩子又喊着晓丹爷爷唱着晓丹的歌。难怪中央电视台在播出晓丹专题节目时主持人评价说：有人说我国少儿歌曲的创作状况是南有潘振声，北有晓丹。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窥见晓丹儿歌创作的功力和贡献。
我和晓丹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是一个潇洒靓丽的小伙子，是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他到大连征集少儿歌曲，之后出版了一本袖珍本的歌曲集——《金色的太阳永不落》，书中收录的《我来给党唱支歌》即刻风靡大江南北。我揣摸这可能是他平生编辑的第一本少儿歌集，获得如此成功，对于一位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小编辑”来说，无疑是可庆可贺。从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他对少儿歌曲创作的灵性。可能编辑这本小册子，也成了他后来始终不渝的迷恋少儿歌曲创作的不解之缘。《音乐生活》复刊后，他被调到编辑部，由于我原来是该刊的老业余作者，又专注于儿歌创作，接触得越发多一些。我们或是通信来往，或是促膝谈心研磨作品。后来他做了杂志社的总编辑，又被选为中国儿童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辽宁音协副主席并出任中国少儿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艺委会副主任。或许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缘故，或许是因为我们共居在辽宁大地，所以我们的交往就更加频繁了。正因为有以上的经历，才使我有机会读到晓丹的歌品与人品。
有人说，少儿歌曲犹如快乐的阳光，那么，晓丹就是一位播洒快乐阳光的使者。他将七个神奇的音符，化作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绚丽的快乐阳光。他用音符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动听的童话，拱手奉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孩子们。晓丹最忌讳的是少儿歌曲成人化，他写的歌是孩子们自己的歌，是他从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歌。纵观他的作品，好听、好唱、好记、好传是其最大特点，不论是幼儿、儿童、少年都能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想唱又爱唱的歌。倘若究其原因，只要我们品味一下他的作品，就可以捕捉到其中的奥妙。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对于中国人来讲，它是音乐的“母语”，晓丹的儿歌创作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沃土之中。深受孩子们喜爱的《过家家》（赵铁民词），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风味；聆听《牧羊童》（黄素子词）则让我们领略到新疆音乐的风格；《哦！香格里拉》（晓光词）又把我们带到了神秘的西藏……他在沈阳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院长劫夫就曾谆谆教导学子们，学作曲的学生每个人至少要能背唱100首民歌，晓丹不但记住了，而且做到了，他义无反顾地钻进了浩瀚无垠的民间音乐的大海汪洋。然而，它并非是为了翻唱原生态音乐的调调。依我看他既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能“钻进去”而跳不出来的人是绝不会大有作为的。要“钻进去”学习继承传统，又要“跳出来”不拘泥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刻意创新，再现传统的精华，赋予传统新鲜的血液，达到传统音乐文化母体与现代音乐创作恰到好处的结合，昭示出时代的精神风范。论其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这就好像父母生下的爱子，虽然他（她）继承着父母的遗传因子，然，他（她）是一个全新的人。作曲家笔下的作品，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理所当然地应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只要我们认真去欣赏晓丹的《哪吒闹海》（宁岗词）、《齐天大圣》（李幼容词）、《小将岳云》（李幼容词）、《天蓬元帅》（李众词）《击鼓传花》（魏德泮词）等就可略见一斑。当然，晓丹也不是无端地排外，相反他十分重视对西洋作曲技法、外国经典少儿歌曲创作经验的学习和运用，他作曲的《小小八音盒》（李幼容词）就“洋味”十足，所异样的是所谓的“洋”，是“西为中用”的“洋”。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写少儿歌曲必须有深厚的儿童生活积淀。晓丹身体力行，充分实践了这一点，这是他能够用儿童的视角去体察童心世界，写出充满童心、童趣、童稚，反映出孩子们丰富多彩生活的精品佳作的“本钱”。《党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心田》（刘崇仁词）、《我们美丽的祖国》、《祖国最亲，妈妈最好》（石顺义词），放飞着当代儿童的理想、信念和追求；《采一束鲜花》（肖纬词）、《谢谢妈妈》（丁晓春词），饱蘸着孩子对母亲的深情厚谊；《滚雪球》（丁晓春词）、《旋转的小足球》（陈奎及词），使我们似乎看到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忘情嬉戏；《蓝蜻蜓》（胡宏伟词》、《美丽的翠鸟》（玄惠敏词），小朋友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情景让人们历历在目。晓丹的少儿歌曲，涉猎的生活面很广，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作品的相继问世，那是晓丹长期的儿童生活积累给了他灵感和金钥匙。他常常到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中间，悉心观察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指导他们歌唱。在录音棚里，他从不放过小歌手歌唱中的一字一音，耐心辅导，启发、诱导小演员的感情，帮助他们找到对于音乐的感觉。久而久之，他逐渐成了孩子们的知心朋友。生活虽然是创作的源泉，但作曲家的作品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生活的简单模拟和再现，它是经过精心地加工提炼出来的高于生活的艺术品。其实，根雕一定比原生态的树根漂亮，石雕肯定比原生态的石头美丽，少儿歌曲当然比原汁原味的儿童生活更加靓丽……或许艺术的伟大就在于此，大自然和社会中的人都要模仿艺术而不是相反。晓丹瞄准了这一点，他用歌曲去塑造孩子们的灵魂，用儿歌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
我常常想，没有美就没有音乐，没有情就没有歌，美和情的完美融合是少儿歌曲创作的灵魂，也是音乐艺术的特质。晓丹的少儿歌曲音乐创作从来都是严肃、认真和充满激情的，其作品是动人的美和炽热的情交织融汇在一起的。他能根据幼儿、儿童、少年的不同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准确定位，构思出适合各年龄层次孩子们演唱的融时代性、民族性、群众性、教育性、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作品来。他以饱满的热情、纯熟的写作技巧，刻意追求作品的意境美、旋律美、节奏美、结构美、和声织体美、音乐编配美。儿歌艺术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千人一面的同一性，而在于独树一帜的独特性。也就是说，要创新，要有个性。晓丹常对同行们说，诗有“诗眼”，歌也应该有“歌眼”。 创新并不是一首歌的每一个乐句都是新的，关键在于要有情与美的别具一格的爆发点，要有“歌眼”，让人听后久久不可忘怀。我觉得，紧紧抓住情与美的完美融合，这就是晓丹儿歌创作的制胜法宝，这就是晓丹创作的秘诀。美，缘于情；情，缘于爱。晓丹爱孩子、爱他们五彩斑斓的生活、爱给他们写歌。是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唤来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美动听的歌曲，这就是爱得到的应有回报。
在我同晓丹相处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歌好人更好，也许这就是音乐界常常议论的歌品与人品的关系吧。一位作曲家的成就莫过于他的名字和作品能够载入教材，而他先后有20多首歌被编入九年义务教育的教科书中。应该说他在儿童歌曲创作方面大获成功，这是他天才加勤奋使然，这是他健全人格的再现。在不凡的成就面前，他却经常对朋友们谦恭地说：“我只会给孩子们写些小曲，汪玲的幼儿歌曲、潘振声的儿童歌曲、李群的少年歌曲创作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乐于助人，诲人不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晓丹帮助不计其数的作者修改过作品，他以编辑家的睿智，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奇思妙想，常常对作品提出许多可圈可点的建议，建构起最佳的修改方案。他十分尊重作者，修改时他会用刀片轻轻刮去原作中需要修改的音符。“一音之师”，令作者们大受裨益。修改后，从不署名，更不要报酬，中午反倒请作者喝顿小酒。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的至高境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道出了要交朋会友的哲理。晓丹是一位以心会友的人，他不仅能处理好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而且更能处理好与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他的朋友遍及全国各地，这其中有政府官员，有音乐界的前辈、同行、业余作者，有少年宫的老师，有热爱歌唱的孩童以及家长们等。凡是同晓丹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被他的热情、率直、中肯、真挚、谦和、无私和实打实的作风所感动。他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到近得不能再近的境地，真可谓是朋友加兄弟。他作为《音乐生活》的总编辑，作为全国卡拉ok电视大赛艺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在组织创作、评选作品、评奖时不妒贤嫉能，毫无门户之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搞小圈子，这在目前我国文艺界的现实生活中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要秉公评选，推举新人新作。同时，还要扶老携幼，在作品面前人人平等。”正因为如此，每届大赛都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新作品，部分曲目在孩子们中间广泛流传，久唱不衰，并被编选在教材之中。正因为如此，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小歌手，有的已经步入歌唱艺术的殿堂。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创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经得起考验的创作队伍。在某种意义上说，晓丹功不可没。身正，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歌品和人品是一对孪生的姐妹，但人品往往决定着歌的品位，只有高尚的人品，才能催生出高品位的歌曲来。它们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假如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要德艺双馨。晓丹双赢了，所以站到了少儿歌曲创作的鳌头。
歌唱是人类最基本的音乐艺术活动，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更需要以歌声为伴，在快乐阳光里健康茁壮地成长，度过人生最美好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少儿歌曲创作也并不像有些人所云的“小儿科”，它照样是大意境、大手笔、大智慧，经典的作品将会与世界永存的。一个幼儿园教师写的《祝你生日快乐》，至今不是全世界每天演唱率最高的吗？再说，就是“小儿科”又怎么了，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天天陪伴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吗？诚然，对于作曲家来讲，尽管创作少儿歌曲是一件利空的事，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则是一件利好的大喜事。人所共知，呕心沥血地教育后代，这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啊。创作灵感如潮奔涌，艺术青春熠熠生辉。“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热切企盼播洒快乐阳光的使者晓丹，永远为孩子们放歌，能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让美丽的童心更加灿烂，永远充满快乐的阳光！
晶日（笔名）吕行义 辽宁省儿童音乐学会副主席，原大连市旅顺口区光荣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