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抑郁症范文（精选5篇）

儿童抑郁症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7月~2015年6月来本院进行治疗的100例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50例。其中观察组中男27例,女23例,平均年龄(16.21±1.26)岁,平均病程(6.20±3.49)个月。对照组中男28例,女22例,平均年龄(17.05±1.12)岁,平均病程(6.50±4.42)个月。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舍曲林进行治疗,具体为:患者的初始用药剂量为25 mg/d,在2周之内要将用药剂量增加到100~200 mg/d。观察组采用箱庭治疗法进行治疗,具体为:患者的治疗时间为8周,在这段时间内,一共要对其进行8次箱庭治疗,如果患者存在有睡眠障碍,则可以遵医嘱给予其安定类药物治疗。对患者进行箱庭治疗1次/周,治疗时间为40~60 min/次,每次都要指导患者完成1个箱庭作品的制作。箱庭治疗的具体步骤为:在制作之前与患者进行谈话、进行箱庭作品的制作、对箱庭作品进行体验、对话与交流、将箱庭作品拆除。在患者每次接受箱庭治疗结束之前,指导患者自己命名箱庭作品、对作品的主题进行讲解、完成自我像的定位、结束箱庭治疗之后对作品进行自我体验、与治疗者共同分享作品,并且将制作之后的感受表达出来。在每次作品完成之后要拍照,将其存档。在得到患者允许的情况下,治疗师才可以将患者的作品拆除。治疗师要结合患者作品的具体变化情况对其进行适当引导。采用箱庭治疗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的主要目的在于将患者的抑郁情绪有效减轻或者缓解,将其心理冲突充分暴露,并且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中长期治疗的主要目标在于重构患者认知,帮助其重新塑造信心,将其心理防御能力提高,对其个性与心理健康发展进行有效促进。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2、4、8周的HAMD评分以及CGI-EI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HAMD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HAMD评分为(27.30±4.45)分,治疗2周后为(19.90±3.70)分,治疗4周后为(12.00±1.94)分,治疗8周后为(8.90±2.56)分;对照组患者治疗前HAMD评分为(28.10±4.12)分,治疗2周后为(16.50±2.46)分,治疗4周后为(12.80±1.69)分,治疗8周后为(8.40±2.07)分。治疗2周时,观察组的HAMD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但治疗4、8周后,两组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CGI-EI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2周后的CGI-EI为(2.70±0.48),治疗4周后为(2.20±0.75),治疗8周后为(2.50±0.80);对照组治疗2周后的CGI-EI为(2.50±0.42),治疗4周后为(1.90±0.57),治疗8周后为(2.30±0.82)。治疗2、4、8周后,观察组的CGI-EI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研究显示,有大部分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述情障碍[3]。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上存在着诸多争议,总体上包括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这几种类型[4]。通常情况下,药物治疗会在不同程度上促使患者出现各种不良反应,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箱庭治疗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低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属于该治疗方式的主要适用对象[5]。在箱庭治疗这一治疗模式下,患者经过了抑郁情绪呈现、冲突暴露、回归与转化、整合应用以及前进这几个阶段,患者从自我像模糊不清到自我像清晰呈现。这种治疗方式强调为患者提供一个受保护、自由的空间,确保其能够充分放松,并且处于自由的状态,能够帮助其在情绪上进行合理的表达与宣泄,对其认知进行重构与调整,进而为患者提供心理上的帮助与支持,使其摆脱抑郁情绪的干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2周时,观察组的HAMD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但治疗4、8周后,两组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4、8周后,观察组的CGI-EI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知,箱庭治疗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起效较慢,但是对患者进行4、8周治疗后,能够获得与药物治疗相近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摘要：目的 研究儿童青少年抑郁症采用箱庭治疗的效果。方法 100例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舍曲林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箱庭治疗法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2周时,观察组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为(19.90±3.70)分高于对照组的(16.50±2.46)分(P<0.05)。但治疗4、8周后,两组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4、8周后,观察组的临床疗效总评量表-疗效指数(CGI-EI)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箱庭治疗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起效较慢,但是对患者进行4、8周治疗后,能够获得与药物治疗相近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值得广泛推广。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箱庭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朱晓茜.舍曲林联合认知训练治疗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观察.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6,11(3):233-235.

[2]王熙,孙莹,安静,等.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性别差异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34(9):893-896.

[3]陈林,邸晓兰.精神卫生系列讲座:老年期、孕产期及儿童青少年期抑郁症的识别和干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15,9(6):463-465.

[4]毛宁,徐聪.儿童、青少年抑郁症DTI及MRS的研究进展.医学影像学杂志,2014,24(3):481-483.

治疗儿童抑郁症的方法 第2篇

要改变对孩子的不正确的态度。要多关心他们，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对他们多加开导，避免专制的家长作风，让孩子把自己心中的积郁倾吐出来，想办法解决或合理地解释，使孩子满意。让孩子能从内心深处感到父母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世上最疼爱他的人。这样，孩子的忧郁心境就会得到改善。

2、不要对孩子管得太多、太厉害。

因为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喜欢在同代人中寻找欢乐，寻求共处。他们往往对父母过多的干涉表示反感，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3、要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

尽量安排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增进他们与同龄儿童的交往，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他们的心理境界。

4、症状明显的忧郁症儿童，应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忧郁药物。

目前常用的药物有多虑平、阿米替林、氯丙咪嗪及麦普替林。其中，以麦普替林疗效最好，副作用最小，深受家长欢迎，唯价格较高。对于有强迫症状的儿童忧郁症，则以氯丙咪嗪效果最佳。(上诉药物推荐源自网络，慎重起见，请按医生要求服药。)

学习困难与儿童期抑郁症 第3篇

关于学习困难的病因目前还不十分明了，已知的病固有分娩时损伤对大脑皮层的影响，遗传因素决定的大脑皮层特定区域的发育异常或延迟，以及罕见的局灶性频发皮层发作性放电。这三种原因都可累及大脑皮层的任何区域，影响其功能。儿童期内源性抑郁症似与右侧大脑半球及额叶皮层功能失调有关。如果原先已有任何一侧大脑半球的皮层功能失调，则抑郁症可使此功能失调的症状加重。

对小学学龄儿童出现学习困难可进行以下4个检查步骤来作初步评价：

1、通过适当的筛选测验以排除视觉与听觉障碍所致的学业成绩不佳。

2、必须仔细检查有无重症抑郁的存在。对于抑郁症可通过抗抑郁药治疗(如阿米替林、丙咪嗪和、多虑平等)而迅速获得改善，此时，儿童的认识功能及学业成绩也会随之明显进步。

3，注意检查神经行为症状及大脑侧性功能失调的体征。有两个简易的检查方法值得介绍：一是让儿童一足外侧落地，象罗圈腿似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正常儿童这样行走时，双手摆动自然而对称；如单侧大脑功能有失调，则对侧手臂会向外向前，同时腕关节弯曲，各指收拢。另一种检查方法是让儿童仰卧，肢体伸直而且放松；如一足外旋，则说明对侧大脑半球功能失调：

4.对疑有认知功能减退的儿童应进行WISC检查(韦克斯勒智力评定量表)，如语言智商明显低于操作智商，提示左半球功能失调；如操作智商明显低于语言智商;提示右半球的功能失调。对于有右半球功能失调者，必须仔细检查有无隐匿的或明显的儿童期抑郁症的存在。

对于经过神经行为检查及WISC检查发现有一侧大脑功能失调的儿童，应进行神经心理学成套测验，以确定大脑功能失调的详细情况。这样做有利于制订因材施教的教育计划，帮助儿童发挥其极少受损的另一侧大脑半球的功能，提高学习技能，从而保证其学习成功与自信心的提高。

儿童早期抑郁的预测因素 第4篇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儿童抑郁症, 而且一些研究已经证明, 儿童早期抑郁可以被诊断。但是, 究竟哪一种变量可以预测儿童早期抑郁, 这些预测因素是否与儿童其他发展阶段的预测因素类似, 目前还不清楚。

对此, 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系的Sara J.Bufferd进行了一项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儿童早期抑郁的预测因素与成年人和老年人的预测因素相似。该研究结果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杂志上。这是一项多方法、多被调查者的纵向研究, 研究对象为一个大型社区的3~6岁儿童。在他们3岁时评估他们6岁时的抑郁发作预测因素, 包括:儿童精神病理学 (通过父母诊断会谈评估) 、儿童性情、同龄人功能教师评分、父母精神病理学 (通过诊断会谈评估) 和心理社会坏境 (父母的敌意、家庭应激原和父母教育) 。研究结果显示, 若干变量预测了儿童6岁时的抑郁发作, 包括:儿童焦虑症病史、难以自制的儿童性情、较差的同龄人功能、父母情感障碍、焦虑和物质滥用既往史, 早期和最近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和父母教育。

从该研究来看, 儿童早期抑郁的预测因素与成年人和老年人的预测因素相似。这也说明, 在儿童早期进行干预非常必要。

儿童抑郁症 第5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09年12月15日在河南省新乡市某高校69个班中整群随机抽取25个大学一年级本科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50份,收回有效问卷733份,有效率为97.73%。男生288名,女生445名;年龄17~ 26岁,平均(21.08±1.08)岁。

1.2 工具

1.2.1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 –D)[6]

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20个条目,要求受试者说明1周内相应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度,1~4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本文用字母D代表抑郁总分)。

1.2.2 儿童虐待史问卷(CECA.Q)[7]

由Bifulco 等于2002年编制,主要用于回顾性调查成年人在童年时是否遭受过来自于父母角色扶养人的虐待情况,包括躯体、性或精神方面的虐待,该量表在我国已证实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本文主要利用躯体虐待部分。对条目的回答被量化为5个等级分值。从1到5分值依次是“绝对是、是、不确定、不是、绝对不是”,其中一些条目反向计分。分别由受试者评定其充当父、母角色抚养人是否存有施虐的情况。分值越高,表明遭受精神虐待的程度越大。

1.2.3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8]

该量表由88项反映个性的问题组成。按测验手册计算出精神质(P)、内外倾向(E)、神经质(N)及掩饰度(L)4个分量表的T分。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1.2.4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6]

由姜乾金等编制,全量表共20项,对于每种应对方式采取1到5级评分法,1肯定不是,5为肯定是,从测试结果中可得到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2个维度。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3 方法

按难易程度将各量表装订成册,被试可以不记名(因本研究是系列研究,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建议留下姓名、学号,以便进入下一阶段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专门培训的调查员讲解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有关指导语,现场填答后收回。调查人员现场随机抽取学生75人(占被试的10%),对学生回答的针对是否遭受虐待的条目进行核实,准确率为98.7%。

1.4 统计学分析

全部资料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受试大学生儿童期遭受躯体虐待的基本情况

受试733名大学生中遭受躯体虐待者共34人,占总人数的4.64%,不同性别大学生躯体虐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儿童期躯体虐待组与非虐组大学生背景变量间的比较

童年期遭受躯体虐待的大学生在抑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非虐待组,内外向维度上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童年期躯体虐待组神经质、精神质得分均显著高于非受虐组。童年期躯体受虐组消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非受虐组,积极应对得分则显著低于非受虐组。见表1。

2.3 儿童期躯体受虐与非受虐大学生人格、应对方式与抑郁的相关关系

儿童期受虐组与非受虐组的抑郁得分与人格及应对方式上,除受虐组的精神质(P)无相关外,其余各变量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2。

注:**P<0.01。

2.4 受虐组与非受虐组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

由于抑郁与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等人口学资料未见显著的相关,所以仅将与抑郁相关的人格与应对方式对受虐组和非受虐组分别进行stepwise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童年期受躯体虐待组的大学生人格中的神经质、内外向对抑郁有显著的影响,可以解释抑郁总变异的62.5%;童年时期未遭受躯体虐待的大学生神经质、内外向及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显著,可以解释抑郁总变异的44.4%。见表3。

注:**P<0.01。

3 讨论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同种族、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儿童虐待[9]。本研究中,儿童期遭受躯体虐待占被试总数的4.64%,不同性别的躯体虐待报告率无差别,低于国内相关报道结果[10,11]。土耳其988名大学生儿童期躯体虐待检出率为53.3%[12]。国内外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或是受回顾偏差的影响。此外,本研究中调查个体16岁之前遭受来自父母抚养者经常性的殴打或器械伤害为主的躯体虐待,由于各评估工具的侧重不同而造成结果的差异,使得结果间缺乏可比性,也可能是造成结果与以往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见建立评估儿童期躯体受虐评价的标准是儿童受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另外,较低的报告率亦可能与社会对儿童虐待问题的重视与干预的成效有关。

虽然被试儿童期躯体受虐比例低于其他研究,但儿童期遭受躯体虐待的大学生在抑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非虐待组,与以往研究[13]一致,再次证实儿童期遭受虐待可能对个体心理造成的影响。就人格特征而言,内外向维度在躯体受虐还是非受虐组间不存在差异。一般认为,内外向维度与个体组的气质类型密切相关,主要受生物遗传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神经质、精神质的人格特征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受自身与外界双重因素的作用,受童年期躯体虐待经历对个体情绪稳定性与精神质影响可能较大。本研究也得出躯体虐待组情绪更趋不稳定、精神质的结果。有研究显示,个体儿童期遭受的虐待经历对其应对方式有明显的负性影响[14]。本研究儿童期遭受躯体虐待的大学生较非受虐者更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相关分析显示,无论受虐组与非受虐组抑郁情绪的产生都与应对方式有显著相关关系。虽然有报道精神质与内外向、神经质的人格特征对抑郁均有密切关系,但也有研究证实,内向、神经质的人格特征才是抑郁的特质特征[3],这一观点即在受躯体虐待组相关分析中表现明显,又可从精神质对抑郁的影响在2组回归分析结果中均不显著里得到进一步验证。回归分析还显示,躯体虐待组与非受虐组在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是不一致的。在非受虐组人格和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的产生均存在显著影响,而受虐组仅有人格对抑郁情绪的产生发挥作用。提示对于童年期未遭受躯体虐待大学生,培养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与塑造良好的人格特征,是预防与降低抑郁情绪发生的重要途径;对于童年期遭受躯体虐待的大学生而言,其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人格特征,对这一群体的抑郁情绪进行干预时,需要侧重的并非是调整个体的应对方式,而是更加重视人格上的重塑。所以,从根本上减少儿童期躯体虐待发生的角度出发,给儿童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注重良好的人格培养,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