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理论范文（精选12篇）

二元结构理论 第1篇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以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现象，传统部门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而现代部门是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发展落后的根源在于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的道路即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使得传统部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出而提高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现代部门随着廉价劳动力的转入而增加利润进而扩大生产规模。

20世纪六十年代，费景汉、拉尼斯注意到农业剩余的作用，并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因其脱胎于刘易斯模型，后人将其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农业是依靠输出剩余劳动力而获得发展的传统部门，农业积累的产生和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是同步的，工业部门充当着自身持续发展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动力源泉，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最原始的含义。

新古典经济学家乔根森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创立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必要条件，且农业剩余越大，现代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顺利。

综上可见，不管是基于古典角度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还是基于新古典角度的乔根森模型，都将农业部门资源(农业剩余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作为工业化的道路，他们都认为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及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经济特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二元性自然不可避免。又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情远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复杂，其经济结构二元性自然也有更多的争议。学术界对中国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不同观点：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根本不发生整体关联的“二极经济结构”;每一“元”中存在优势与落后并存的大小不等的“经济元”构成的“环二元经济结构”;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结构”;由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组成的“四元经济结构”。

本文基于利特尔对二元性的评述，把中国二元经济划分成农业与非农业两种结构，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的结构，具体表现为一元作为乡村农业，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与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而将其他的乡镇企业、农村工业等看作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过渡形式。这种二元经济划分方法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意义。因为中国乡村农业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低下的生产率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非农业经济也正是采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基于对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本文使用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比值的二元对比系数测度二元经济结构，揭示中国建国后二元经济结构产值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情况，进而评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我们定义以下指标：P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产值;Pm=现代部门产值;Pt+Pm=P, P=GDP总量;L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就业人数;Lm=现代部门就业人数;Lt+Lm=L, L表示就业人数总量;Rt=(Pt/P)∶(Lt/L)=传统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Rm=(Pm/P)∶(Lm/L)=现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就可以表示为R=Rt/Rm。

一般认为，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程度正相关，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反差越显著。图1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1978年后得到改善后，从九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加剧，以至于2008年的二元结构强度与1952年相当。(图1)

数据来源：1952～1977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元经济结构实质是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而这种不合理配置短期内会造成处于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扩大，长远来看会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现阶段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关注的“三农”问题。

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成因分类。由世界各国发展史可将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在大量农业剩余基础上自发生成的与农业部门密切联系的非农部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更倾向于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不同在于其非农部门脱胎于农业部门，且两大类部门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主要代表国家是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

第二类，殖民者的入侵造成殖民地国家发展不平衡。外部入侵的资本更偏向于将殖民地资本回报率高的现代部门变成为与自己国家产业链结合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与殖民地内部的农业相结合;对传统部门则因其低回报率而没有投资动力，由此形成了殖民地国家在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种成因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源。

第三类，国家政府主导的政策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刚性。这一种类型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二种成因背景下的延续，20世纪五十年代殖民地相继独立，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要迅速发展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建立工业体系最初只能用内部积累的方式，即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历程。中国明清时期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冶炼业等非农部门与占主体地位的农业部门并存可看作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雏形。但是，后来随着当政者一系列阻止商业发展的政策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这种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被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输入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进一步对二元经济结构人为固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元经济结构的人为固化，以揭示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情况。

1、改革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新中国成立时的客观环境，决定了新中国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奠定了中国经济面貌，形成了之后经济改革的背景。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严重违背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的，为使重工业能优先发展，国家采取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对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并通过制定低价的收购农产品政策，把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农产品统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还具有从农村转移资金的功能，而这种转移资金的功能又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是统购统销的制度保障。1953～1978年中国农民通过低价交售农产品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金额为5, 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服务的，建国初期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没有特别的限制，在1953年国家按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与自发性迁徙并存。而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镇人口大规模增加意味着粮食统销对象的增加。为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则必须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中央政府各部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使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严格限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基本定型。

农业剩余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转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最初成因。

2、改革后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如果说改革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政府的有意为之，则改革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徘徊不变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思想上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隐形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改革开放后，尽管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产品定价趋于市场化，但是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资料显示，农产品生产价格1978～2008年仅增加了9.8%，且个别年度波动较大;与此同时，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1980～2008年增加了457.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2008年增加了290.7%。

这种新型的价格剪刀差表面上是源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实际上却源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对粮食价格和粮食流通渠道的控制。价格体制改革中，粮食价格是放开最晚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是最晚的。至2004年国家才明确规定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第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粮食是一种需求刚性的商品，如果供方能有效控制供给量会带来价格大幅度攀升，对供方非常有利。但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却使这一效果难以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严格控制农地非农用途来确保粮食供给过剩状态;另一方面国家保持巨额的储备粮食干预市场，使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价徘徊。

(2)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农民工”这一词汇的产生反映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严重不对等。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其工作是为工业部门服务。在中国，农民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代表着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远远低于城市水平，且其工资水平也与拥有城市户籍的正规职工的工资水平相去甚远。

在这里，农民工更倾向于刘易斯指出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在刘易斯模型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同时即意味着其转移到城市，即刘易斯模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依然是农业部门的身份，尚不能享受城市部门的福利待遇。

(3)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另一个表现在于政府借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无条件地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将相当一部分土地的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启动资本。

中国的土地制度因用途不同，沿着不同的路径在深化。农地制度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演进，而非农地制度却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方向演进。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而导致土地权利结构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是现行中国土地制度最大的缺陷。农业用地变为非农用地必须有国家将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而农民只能获得土地农业用途收益的几倍，其中巨大的级差收益支撑起“经营城市”所需的资金。

四、结论

事实证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第一次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现状，并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得出传统部门资源(主要是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资源)向现代部门转移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学术上的一次伟大创新。但从中国的实践上来看，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为核心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不仅没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反而成为固化原有殖民地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工具，其实践结果证明其与该理论提出的初衷背道而驰。

摘要：20世纪五十年代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学界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讨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发现刘易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核心思想不仅没有消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反而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根源。由此得出结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结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成因,中国实践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 (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城乡二元结构 第2篇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

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何重要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

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

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城乡二元结构浅析 第3篇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农业

[作者简介]董文明(1980-),男,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姚燕青(1978-),男,河北尚义人,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老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

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这60年是中国摆脱沉沦走向振兴的60年,是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60年。60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一结构的实质是什么,它在我国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结构,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未来改革中面对的切实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

城乡二元结构的三层含义:其一,城乡二元的存在,即城市和乡村两个具有不同的经济活动和聚居方式的存在;其二,城乡二元体制,即在城市和乡村实行不同的政策和制度,或对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实行两种有差异的政策和制度;其三,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比如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高等,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收入低等。

从上述三层含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还是居住地的不同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它的实质在于城乡所实行的两种不同政策和制度。这种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刚性的,是历史的产物;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流动频繁,所以刚性的东西逐渐被软性的东西替代,即收入和消费水平。但无论哪种从根源来看还在于城乡实行的两种不同制度。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与我国的封建制度、地理环境、交通、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在此本文仅就建国后的历史状况、制度变化谈一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新中国是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现代工业,没有资本条件。只有人多,但人多并不等于人力资本高,甚至不等于人的身体健康。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何发展经济,当时党和国家从全局考虑同时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二是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看,新中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很难在短期内为农业提供支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捷径,而且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劳动投入,这些资金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对外侵略来实现,因此只能在国内由农业来解决。而投入到重工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所有非农业的劳动,也需要依靠农业生产的粮食来养活。由此对一个人口基数大,生产力落后,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面对这种压力和挑战,中共中央为稳定社会、保障我国工业化发展需要,采取人为手段在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约束性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同时在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而农民则没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

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其它相关制度相结合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也就逐步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弊

城乡二元结构是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结构,其结果也正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

(一)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二元结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二元结构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严重阻碍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现为:

第一,影响了农民的自我实现。二元结构使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被人为弱化,不能享有正常的国民待遇。首先带来的是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教育不公、城乡失衡,国家教育投入明显地重城市,轻农村。最好的设施、师资和管理等公共教育资源流向城市。而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校舍简陋,师资匮乏。其次是延续50多年的现行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固化了城乡差别。还有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难以在党政机关求职等等。这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同时建国后我国为发展工业实行了“挖农补工”政策,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吸取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来满足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此外,国家还通过税费从苦不堪言的农民身上收取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第二,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甚至低于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若没有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远高于现在。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三,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或障碍,不仅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而且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会因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现象的继续存在而受到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受农民收入下降的影响,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从而影响与供给有关的产业结构发展。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功绩。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为实现赶超现代化形成的,它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合理性。正是这一结构,为我国完成内向型积累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球赢家提供了可能。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完全分开了城市和乡村,也使农村无代价的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原料和资金。建国初期,我国粮食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的形成使城市所需的农副产品及城市工业所需的粮食原料都由农村提供,同时城市工业以轻工产品与农民进行不平等交换,其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发展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原始资本。有人估算这个剪刀差总共有6000到8000亿元。由于当时工业水平有限,我国外贸的主要来源也是农副产品的出口。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储备了大量人力资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文明发达而著称的国家,农业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这些农民可以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缺口正是由农民实现的,改革开放后30年这些农民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动力之一。何新早就说过,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新中国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迅速,社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但在这60年中我国始终保持着变而不乱的状态,原因何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不说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起作用。这一结构使我国有一个稳定的农村和庞大而稳定的农民群体。在现实中农民家庭一般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两种,其中务农收入可以简单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务工收入则成了家庭储蓄。这样,一个农民家庭不仅能在农村中过上体面的生活,还可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当经济发展形势大好时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能回到家乡进行短暂的休息,过田园生活,因为他们手中还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这就是农村、农民稳定的原因所在,同样这些也为我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争取了更多回旋的时间和空间。

四、结束语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后发国家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安排下形成的。它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它在一定条件下帮助我国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赢得了一席之地。同时它也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社会不满和强烈反对。改革开放的30年也已经过去,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一项事业也应当是三十而立,是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刻了。

[参考文献]

[1]潘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M].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9.

[2]陆学艺.伟大的历程—改革开放30年[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3]何新.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J].三农中国,2003.

[4]刘德文.浅议城乡二元结构之弊[EB/OL].http//blog.sina.com.cn

二元结构理论 第4篇

一、审计学二元结构教学模式概述

二元结构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增加模拟实践的部分, 把审计实务操作引入课堂, 这样一来, 就能形成理论教学和实务操作二元融合一体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审计学教学模式中, 过分重视理论教学内容, 而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 导致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实际操作能力比较有限。二元结构教学模式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考试成绩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设计, 目的是要实现审计教学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最佳组合。首先, 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的审计理论知识, 为了深化理解, 加入一些实际的案例, 能够帮助灵活掌握关键知识点。讲解完成之后, 可以进行基础理论的单项模拟实训。其次, 在审计理论知识讲授的过程中, 在实验室进行综合审计高仿真模拟实践, 从而考察学生对理论体系的理解程度, 并针对性的调整教学方案以及后期的复习计划。最后, 结审计学二元结构的教学特点, 设计科学合理的成绩考核体系, 最后的考试结果需要由学生的平时表现、期末考试成绩以及实训考核成绩组成。

二、审计理论教学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是对财务报表的合法性以及公允性发表意见, 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要根据审计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审计方法。审计方法从之前账项基础审计发展到目前的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方式, 这种审计方式需要对审计风险做出系统性的分析和评价, 从而根据评价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审计计划, 在拟定审计程序时必须结合被审计单位的现实情况。和以往审计方式不同的是, 风险基础审计扩大了审计视野, 并改变了审计思路, 将风险评估与应对放在了最主要的位置。同时,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还应用了风险评估和控制这两个手段。综合上述内容可以发现, 在目前的审计模式下, 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应该更高, 学生必须站在注册会计师的立场上, 借助风险模型来进行审计工作, 对当前的审计环境以及对审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做出合理的分析。同时, 目前的审计行业执业规范中, 对从业人员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要求, 不仅需要掌握基础的审计理论知识, 还要有良好的技术应用能力、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 以及管理和组织方面的能力,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审计人员在多变的职业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才能, 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阶段, 必须强化信息技术以及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 以及欺诈识别与持续经营的评价能力。

三、二元结构模式在审计理论教学模式创新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

案例教学模式的重点是学生的案例分析必须与老师的总结分析保持紧凑性、互动性以及连续性。首先, 老师对案例的基本背景进行简单介绍, 然后引导学生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对该案例进行分析。其次, 将学生分成讨论小组, 小组成员之间互相交流看法。讨论完成之后, 每个小组派出一名学生总结发言。最后, 老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 一方面是要肯定学生想法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另一方面要指出存在的漏洞。除此之外, 老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将案例分析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提出来, 并结合实践为学生解疑答惑, 从而深化学生的理解。比如, 以摩托罗拉天津芯片厂作为讨论案例, 老师首先对该厂的背景进行介绍, 然后引导学生分析摩托罗拉公司的发展现状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 还有具体的合同及客户类型、实际控制人和关联方等, 从而了解到该厂投资失败的原因与投资方式不合理而引发资金链断裂、全球及我国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性变化有关。

2、审计实习软件的应用

利用实习软件可以老师完成对学生的课堂理论知识扩充, 以及单项实训目标。审计学中有很多理论难点和重点, 在讲解这些内容的时候, 老师可以借助软件进行直观演示, 这样将抽象内容具象化。同时, 为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可以根据课程进度以及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课堂软件操作。学校还可以开发一个审计实习软件平台, 学生能够随时自由登陆平台进行操作练习。及时巩固当天学习的知识, 加深理解和记忆。

3、实验室高仿真综合模拟实训

作为二元结构教学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 在实验室进行高仿真综合模拟实训, 更加方便学生对审计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因为单纯的审计理论知识点比较枯燥难懂, 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 很多人靠死记硬背, 学习进度比较慢。而该实训环节是针对理论知识和审计工作的全部流程进行综合系统的模拟训练, 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有利于系统的掌握实践技能。在该实训系统中, 包括了模拟审计机构的构架, 审计工作的全部流程模拟资料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等。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熟悉审计全流程的基本程序, 提前掌握审计工作的基本方法, 并接触到一些基本的审计工作资料, 从而使课堂教学与工作实践接轨。

4、审计学二元结构模式的成绩考核体系

通过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 保证考核方法的科学合理性, 提高考核过程的公平公正性能够及时检验二元结构教学模式的应用成果以及学生实际能力的提升情况。一般情况下, 要采用3+1 的成绩考核体系, 就是将学生的平时成绩、实训成绩以及期末成绩综合起来。其中, 平时成绩的考核比较麻烦, 也最容易带入老师的个人感情色彩, 因此为了提高成绩的公正性, 可以让学生打分, 然后再加入老师的打分, 作为最终的个人成绩, 分数比例可以占到最终分数的30%。实训成绩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审计软件操作能力以及模拟实训表现情况, 比例占到总成绩的30%。期末成绩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考题上不能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考核, 需要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

四、结论

利用二元结构教学模式对审计学课堂进行创新, 极大的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的不足, 不再片面的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而是将理论实践并重, 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理论, 在理论学习中掌握实践需要的基本知识构架。但是, 二元结构教学模式对老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学生的掌握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结合当前的教学现状灵活运用。

摘要：审计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学科, 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理念, 构建二元结构教学体系,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本文首先概述了审计学的二元结构教学模式, 然后提出了在课堂上应用的重要性, 最后总结了具体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审计理论,教学模式,二元教学

参考文献

[1]张晶, 王明珠.审计学“二元结构”教学模式的构面设计[J].山西农经, 2015 (06) :109.

[2]王明珠.审计学“二元结构”教学模式的构建基础与应用[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 28 (02) :90.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5篇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有三层含义[4]：一是指城乡之间生产1

要素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指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指城乡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融合一体，其实质在于从法律和政策上切实保障农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 下） 第6篇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探索

传媒产品二元市场的概念，在1989 年，由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提出。在其《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一书中指出：“从经济角度看，媒介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原因为其在所谓的二元产品市场（dual product market）中运作。

国内关于传媒经营、传媒营销方面的著作甚多，不能一一详述。其中“二元市场”结构成为“芯片”，而后，互联网媒体的崛起，传媒业市场竞争加剧，助推“二元市场”向统一的“二元聚合”定位的战略高度演进。传媒营销者在冲锋陷阵的战火中，潜意识里又成了指导其服务广告主或商家的圭臬。

近处审视传媒营销理论发展轨迹，有一条脉络清晰可辨：“二次销售”、“双市场理论”，“传媒营销体系“的确立，“竞争战略“、“完美结合”的“重要性”，整个轨迹为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铺设了层层梯度分明的台阶。

启蒙阶段：二次销售理论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至21 世纪初，传媒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传媒经营概念的出现，刷新了学院派的新闻传播学，其后，传媒营销概念的诞生，从理论上实现了传媒从“产品”到“销售”，再向“营销”的升级，在各大传媒营销著作的蛛丝马迹中，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的概念逐渐清晰剥离出来。

传媒经营理念发轫初期，更多带着群体智慧的“二次销售理论”成为共识。“二次销售”理论认为，传媒产品第一次销售的是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内容，以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以获得广告收益。后来，也有学者将传媒融入整合营销理念，提出传媒产品应该可以实现“N 次购买”。在传媒营销理念发展的“销售时代”，

传媒产品的“二元市场”结构开始闪现。

探索阶段：双市场理论

到了2005 年前后，以UGC 为特征的Web2.0社会化媒体大军突飞猛进，带来了内容生产模式革命。“寒冬论”引发报业大讨论，“机遇论”迎头应对，传统媒体当局者开始惊醒，寻求应战和逆转路径。传统媒体从21 世纪之初的“触网”潮朝着“融网”应变；从单一媒体形态走向“全媒体”布局；资本运营，品牌价值输出，传统媒体如过江之鲫，各显神通。各种理论际遇性地集中爆发。传媒经营理念从“经验总结型”向“理论推动型”转变，销售观念开始升级为市场观念。“二元市场”学说正式确立，二者必须统一定位亦为一些学者所强调。

实战派：2004 年《媒介营销案例分析》出街，本书从营销系统角度出发， 市场细分、定位、产品、价格、渠道、品牌、关系营销、战略等市场营销环节，以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为传媒界提供“不一样”的研究价值。书中以传媒的二次销售的经营模式为基础，明确提出“细分受众市场”和“细分广告市场”的说法，认为“什么样的受众决定什么样的广告”，

“读者市场的细分与广告市场的细分必然一致”。

理论派：双市场理论

2005 年，《当代传播》第5 期刊出《传媒影响力的双市场营销策略》，（作者为何镇飚、王兴华），明确提出传媒“双市场理论”。

传媒市场是一个二次售卖的市场，从交换对象的不同和需求满足的不同，可以被分为“受众市场”和“广告主市场”两个市场。并以4PS 理论、4C理论和5R 理论来对这两个市场进行梳理，从中发现两个市场的差异和关联。同时提出传媒必须运用整合营销传播手段，在消费者细分的基础上，挖掘核心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对这两个市场进行统一定位，用一种声音进行传播，从而确定双市场营销战略，实现在两个市场的影响力营销协同和整合，

达到传媒影响力营销效果的最优。“双重策略，一种声音”是传媒影响力营销的发展趋势。

启示：以上实战派和理论派都有共性。传媒经营观念上从“二次销售”向“双市场”转变，将传媒产品细分“受众市场”和“广告主市场”，并指出必须对这两个市场进行统一定位，用一种声音进行传播。这为传媒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类同的观点：“媒体有两个市场消费对象，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商。读者消费的是媒体产品，广告商消费的是读者注意力，或者说媒体影响力。媒体在产品市场和广告市场这两种市场运作时，一个市场的表现可以影响到另一个市场的表现。所以，在这两个市场之间寻找出‘交叉性群体’，提高两个不同市场群体的重合度极为重要。目标受众和广告目标消费者的‘重合度’越高，媒体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就越高。”

《传媒策划与营销——基于市场整合与竞争的观点》中指出传媒产品消费者“具有‘二重性’”，并认为：传媒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受众。报纸是编辑和印发给读者看的，传媒产品首先必须得到受众的认同。同时，广告客户也是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即广告客户需要利用传媒产品来发布广告信息。传媒市场实际上是传媒生产者与受众和广告商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启示：传媒产品市场的二重性被越来越来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同并进行论述。

明晰阶段：传媒营销理论体系

2004 年，《传媒营销管理——一种影响力经济空间内的操作方式》一书面世，明确了传媒营销观念，“使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学与传媒学，较为贴切地融合起来”， 书中引入了“注意力”、“影响力”概念，从理论及案例两方面入手，对传媒营销的基本理念、管理体系、市场调研、组合规划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传媒广告收入部分放在“传媒收入结构模式类型”中进行了阐述。

启示：传媒研究开始从新闻传播层面向传媒营销层面研究转型之作，完整的传媒营销体系为传媒市场从一元定位（只进行受众市场定位）向二元定位（受众市场定位+ 广告主市场定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策划界也在这方面做过探索：孔繁任《摊牌》一书中：运用整合营销观点对媒体办刊模式进行梳理。

启示：整合营销观点下的传媒营销流程是逆向思维，从广告主及其它商业赞助出发，即从传媒产品主要埋单方需求角度思考，再到传媒产品设置及自身营销，先有广告主市场的第一元的定位再到读者市场的第二元定位。

2005 年，《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以南方报业成功实践为基础首次提出媒体多品牌发展战略思想，并首次清晰地将传媒经营提升到传媒竞争战略高度，把传媒竞争分为新闻产品竞争、媒体运营竞争和报业产业竞争三个层次竞争模式。

书中在媒体运营竞争中指出：为获得广告，媒体首先找到广告主需要影响的人群，再明确这个人群对新闻信息内容、加工、制作上的偏好，做出差异化的媒体产品，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发行渠道达到广告客户需要的覆盖效果。

启示：将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提升到竞争战略高度。

出窍阶段：传媒影响力营销体系

《影响力营销》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关于传媒‘影响力营销’体系的框架”。以电视为例， 解释了传媒品牌影响力生产和传媒品牌影响力贩卖的营销过程，以及评估体系。文中指出影响力是“媒体广告经营的‘撑杆跳’”。

并指出，“从长远发展看，经营好媒体影响力，取决于两个层面：一是媒体品质和社会公信力所构建成的影响力平台，这是经营影响力的战略基础；二是，要将影响力转化为市场销售力，实现影响力的市场效益变现。只有两者完美结合，媒体才能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启示：“两者完美结合”，揭示了二元市场必须以影响力为轴心，进行“聚合”的重要性。传媒产品实现二元市场的“聚合”，一手托两家，才能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扩散阶段：二元聚合定位泛营销时代

互联网媒体更是像一匹争脱束缚的野马，在二元市场中大行其道。

传媒人内心不竭的创意，在各自平台上各显神通，让二元聚合定位应用实践无处不飞花。二元聚合定位，除了解决自身出世时价值创新的战略问题，同时在二元聚合平台搭建完成后，以此为原理，玩转“二元市场”，不断刷新传统营销模式，发起一拔拔超越传统售卖媒体产品注意力、贩卖影响力层次的营销暴动。

角色功能革命：传媒业市场化的进程，数字营销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摧枯拉朽，推动传媒角色工具化，掀起传媒产品功能由“信息流”向“意识流”演化，“全媒体”向全“意识流”媒体转化浪潮。下图②为新浪乐居EJU 电商为地产项目构建的工具化媒介平台。反过来，工具化媒介通过参股、自行采集真实传播源，向具公信力的传统

媒体属性转变。比如：去年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携手对国内外优质视频版权内容进行采购，除丰富视频内容，有效使版权价格回归理性价值区间外，高调打造正版派视频形象；腾讯通过资本运作参股财新传媒；自媒体官方微博要吸引更多粉丝持续的关注和互动，必须有更多更有创意的原创内容等。

传媒角色工具化同时，工具化媒介传媒属性化。

沟通模式革命：2010 年， 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 社会化媒体时代，改变了原来二元市场的沟通模式。原来“企业—传统媒体—消费者”的单向沟通模式，变成了“企业—传媒平台—消费者—企业”直接沟通的双向循环回合模式，如图③。

营销模式革命：

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传统媒体二元市场营销模式，直接把买家和卖家聚合在一个平台上运营，中间没有媒介介质。当买家集聚到一定规模，而且相对稳定时，电商平台就成了一个媒介平台进行电商营销。为卖家提供完整营销工具，全程介入消费决策路径（AISAS 模式），除了“两者完美结合”外实现一站式在线全营销。

异曲同工：2010 年，腾讯提出“泛关系链营销方法论“，“其本质是在线营销，即在提供完整的泛关系链营销产品工具的基础上，全程介入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帮助品牌迅速实现对目标用户的大范围覆盖，进行可信、持续、有效的互动沟通，并在此过程中利用口碑在好友关系链间形成品牌信息的再传播。”

传媒产品以互联网创新技术为“二元市场”打造一体化营销平台解决方案。

思维模式革命：传媒营销从“买点”到“卖点”倒立思维模式的诞生。买点是单个广告主或具备某种相似特征的一群广告主的需求。广告主存在五个需求层次：广告传播需求、危机公关需求、行业群体归属需求、行业话语权需求、价值模式需求等；卖点是传媒产品为其定制的营销资源或营销工具。传媒业重构，八仙过海，各大传媒营销人员按企业所需提供定制营销服务。传媒产品的卖点可以是频道、是栏目；可以是注意力、可以是影响力；可以

是在线营销工具，直通车、钻石展位、关键词；可以是传媒的社会资源、专家资源；可以是活动项目，可以是创意；可以是副产品、子产品；可以是品牌输出等等。比如淘宝的超级卖霸、电视的企业品牌联播、报纸的特刊等，性质类似，围绕一群商家或广告主的需求，针对其目标群体策动主题性捆绑促销活动，此类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互联网公司在聚合平台上，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不断完善产品设计、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样是“倒立”着行走。

赢利模式裂变：新兴互联网媒体，其赢利结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二元结构（比如报纸的广告+ 发行模式），在用户价值创新过程中带来持续的多元赢利模式。二元聚合定位迈向泛营销时代。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原则

1） 平衡原则

① 新闻内容与市场经营的平衡。一方面，传媒产品必须保持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经营的平衡，在经营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必须将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必须实现新闻传播内容与广告内容的平衡。一份有影响力的传媒产品，新闻传播内容与广告内容的比例设置，不能喧宾夺主，新闻内容必须占优势份额。

② 传媒产品作为“两个市场”的聚合平台，必须双管齐下，不能顾此失彼，否则难以为继。

③ 广告主的目标群体与传媒产品的受众或用户的平衡。在传媒产品营销过程中实现两个群体间的“重合度”，“一致性”。

2） 动态原则

根据市场走势，动态调整产品内容或内容版块结构。报纸的改版、扩版，电视媒体的栏目增删，电商平台的品类调整等，都是为了提高内容的关注度，在动态中实现、维护广告主的目标群体与传媒产品的受众或用户的重合度，更大程度地放大两个群体的数量和质量。

3） 核心原则

传媒产品进行二元聚合定位后的营销核心就是围绕二定位进行传媒品牌影响力营销。

4） 其它原则

二元结构理论 第7篇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经典理论模型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A刘易斯的两部门转化模型为起点经过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等人的发展完善而成的一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型。

1954年, 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著名论文。在这一论文中, 刘易斯首先提出, 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 即“资本主义”部门和“生存”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即一般所讲的现代部门, 其中主要为工业部门。生存部门即一般所讲的传统农业部门。刘易斯假设农业部门只使用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 现代部门只使用劳动和资本;现代部门不断地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在假定土地、人口 (劳动力) 和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 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 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只要现代部门所提供的工资与农业部门的工资能够形成一个一定的差额, 就能够诱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所以, 只要现代部门的利润能够成为新的投资, 就能够促成更多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 经济自然就可能获得发展。当现代部门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 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将提高, 并逐渐与现代部门达到一致, 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

在图1中, OA表示全部劳动力, AE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N1Q1N5Q5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需求曲线, 即现代部门扩张过程中的劳动需求曲线的变化过程, SI曲线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AG为农业部门每个劳动力的收入, SG为现代部门所提供的工资与农业部门的收入的差额。在这一过程中, 只要SG存在, 农业劳动力就会不断转移到现代部门, 而且这种转移并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值的下降, 国家的经济也会由此获得持续的增长, 其增长的路径就是两部门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但当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AE全部转移之后, 也就是工业劳动需求曲线达到N4Q4以后, 农业中也就不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 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 农业产值就可能出现下降, 农产品就会短缺, 于是农产品价格就会提高, 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自然也就会提高, 这时工业部门要想获得新的劳动力, 就唯有提高工资。所以在点Q4之后, 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就开始向上倾斜。农业部门也会由此转化为现代部门, 二元经济结构由此消失。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但是, 这一模型本身也存在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二是忽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鉴于此,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其合著的《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一书中, 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的核心, 在于农业部门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剩余满足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之需要。问题的另一面是, 现代部门得到的由这种农业剩余加上工业利润投资所供应的资金, 是否增长得足够快, 去吸收再分配的劳动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必定会在两个部门中的资本积累 (主要配置到非农业部门) 和技术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状况, 从而完成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建立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 见图2: (1)

此模型中沿用刘易斯模型中的两个基本的假设, 即土地是个常数, 人口或劳动力已知。另加上一条假设, 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不变。为了分析简便, 这一图中省去工业扩张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供给曲线依然为SI, OA依然为劳动力总量。图中的ADI为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为了更好地说明后面的问题, 这里忽略掉刘易斯模型中为吸引劳动力转移而使现代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收入之间应有的差额, 假设只要现代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就可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为了便于分析, 图中加上了一条农业部门的人均产量曲线GKH, 这一曲线有一个不变斜率, 表示的是在农业部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而导致人均产量的变化。只要保证人均产量曲线在GKH上运行,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与人均产量的乘积不变, 即AG*OA=DK*OD=FP*OF, 也就是保证农产品总量保持不变。根据这一模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AD) 与刘易斯模型没有区别。在这一阶段, 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当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时, 农业的总产量不受任何影响, 农业部门的人均产量曲线在GKH上运行。当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完毕, 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阶段 (DE) 。第二阶段, 现代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是那些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现代部门工资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劳动力时, 农业总产量就会下降, 这时的农业部门的人均产量曲线开始偏离GKH曲线, 从K点开始转变为KR曲线, KR曲线的斜率小于原有斜率, 即农业劳动力数量与人均产量的乘积小于以前, 如FC*OF

在图3中, 由于工业扩张的同时农业生产率也在提高, 特别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 人均耕地能力在提高, 所以总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地增加, 也就是短缺点D会不断地向右移动 (D1D2D3) , 即第二阶段来的越来越晚。而同时, 同样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必然向上移动, 从而导致商业化点E不断地向左移动 (E1E2E3) , 也就是第三阶段来的越来越早。照此发展下去, 或迟或早, D点和E点会重合, 也就是第二阶段消失, 经济发展中不再存在一个农产品短缺阶段, 农业部门人均产量曲线一直为GKH, 当然这时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也就会由原来的SUI变为SPH, 工业化的同时粮食危机也就不再出现。

由此看来, 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化能够顺利进行, 主要需要以下几个基本条件:①现代部门的扩张足够快, 对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有足够的需求。②工业化的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避免了工业化的同时出现粮食危机。③考虑到现代部门所要求的劳动力素质一般应高于传统农业部门, 所以, 还要求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具备转移到现代部门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中印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分析

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 主要是由于两次大的改革。一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就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二是农产品市场及与此相关的农产品补贴的改革。我国农产品以前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制度, 不存在真正的市场, 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 也就开始逐渐改革统购统销制度, 最终建立起了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以及对农民的直接种粮补贴制度。

印度当代农业经营模式形成的时间要早于我国, 可以说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 这主要是由于独立之后进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废除殖民地时代的中间人制度以及重新分配土地。不过印度土地的重新分配不是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再重新分配, 而是规定土地所有者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将大土地所有者超出最高限额的土地收归公有, 再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村劳动者。另外, 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一定的农业改革, 主要是废除各邦对于农产品交换的地区限制, 建立一个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中印农业经营模式虽在不同时期形成, 但最终形成的模式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 首先, 两国在土地经营模式上极为接近, 都是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为基本土地经营模式。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 我国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6.26亩, 种植9亩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3.4%, 而30亩以上的仅占1.9%。 (2) 而据印度农业统计, 1985～1986年度, 占印度农业人口58%的边际农每户占有土地也在1公顷 (15亩) 以下, 另有占印度农业人口32%的小土地占有者每户占有土地也仅为1公顷～4公顷。 (3) 其次, 经过改革之后, 两国也都基本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但是, 两国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 我国土地的经营规模比印度更小, 而且更为平均。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少于印度, 而改革之初我国农业人口比重又高于印度, 所以户均规模小于印度是必然的。另外, 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 土地承包权完全实行的是按农业人口平均分配, 并进行好次搭配, 故土地的占有是极为平均的;而印度虽从独立后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然而, 一方面, 其土地改革并不是按人口均分土地;另一方面, 是这一政策执行本身就不彻底, 所以, 印度土地的占有是不均匀的, 虽然绝大多数印度农户经营规模很小, 但仍有少量的农户占有较多的土地, 如占印度农业人口2%的大土地占有者每户占有土地均在10公顷以上, 占印度农业人口8%的中等占有者每户占有土地也在4～10公顷。④其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制, 农民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转移土地承包权, 但绝对不能买卖土地。而印度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 土地可以买卖。也就是说, 印度农村土地的转移比中国更加灵活。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角度来看, 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下并不能避免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农产品短缺阶段。这是因为,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业土地的集中经营非常困难。一是由于农户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不可能通过买卖的方式集中;二是由于土地的极度分割, 即便进行一定的转移后, 接受转移的农户得到的仍然是大量分散的小块土地, 故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很难出现。这样一来, 我国的农业就出现了长期只适合于手工劳动, 不适合于机械化经营。也正因为如此, 在这一制度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仅没有提高, 相反还有所下降。1979年和2001年每千名农业劳动力拥有的拖拉机数量没有任何变化, 都是2台, 而每百公顷可耕地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则从76台下降为70台。 (4) 这就可能导致当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达到一定程度, 也就是达到短缺点后, 我国的耕地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耕种, 甚至可能出现抛荒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生物化学技术水平没有相当的提高来抵消这种耕地无效耕种或抛荒的影响, 短缺阶段实际上就无法避免, 也就是说, 在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下,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可能出现图2的情形。而出现这一情形之后, 粮食安全问题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时,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就会面临着一个两难:一是继续工业化就可能导致粮食危机;二是为了防止粮食危机就只有停止工业化。这一情况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曾经已经出现。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98～2003) 。

但是, 对于印度来说, 其农业的基本经营模式并不会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造成障碍, 事实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印度农业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机械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 到本世纪初, 在其总体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我国的情况下, 其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甚至还超过了我国, 见表2。

另外, 印度的粮食产量也没有出现持续减少的情况, 见表3。

资料来源:《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

资料来源:India Government: 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www.indiabudget.nic.in。

也就是说, 就农业的经营模式而言, 印度并不存在一个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两难问题,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经典模型来看, 印度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应该比我国更顺利。但是,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的实际来看, 印度在这方面的成绩实际上却明显不如我国, 见表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88) 》,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8年。

这其中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印度现代部门的扩张速度远远不及中国, 特别是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发展远远不及我国。印度自上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政府以来, 一直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而并不重视发展基本消费品制造业, 这种产业政策的结果, 一方面造就了今天印度“软件超级大国”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使基本消费品制造业严重落后。印度高度发达的软件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极为有限, 基本消费品制造业的严重落后使印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够, 从而对于经济结构转化的拉力明显不足。二是印度农村人口的素质过于低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 印度成年女性中的文盲率仍高达60%左右, 成年男性的文盲率也高达35%左右。 (5) 这些文盲基本上都在印度的农村地区, 这就使大量的印度农业人口缺乏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基本素质, 从而使印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推力也严重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 为了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顺利进行, 对于我国来说, 关键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革, 也就是建立一种适当的土地制度, 使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后土地能迅速地转移到剩下的农业人口手中, 从而消除工业化与粮食安全两难。对于印度来说, 关键是切实提高国民素质, 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现代产业。

三、中印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前景比较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印先后推出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以来, 两国都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印度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摆脱低收入国家的身份, 但与此同时, 中印都出现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鉴于此, 本世纪初, 中印两国先后推出了新的农村发展战略, 我国在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并于2006年开始全面展开。印度则在2004年大选期间由原总理瓦杰帕伊正式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口号, 后来当选的新总理曼辛格基本上接着推行了这一战略。由此, 中印两国都开启了新一轮的农村改革。

我国的改革措施主要有:①加大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力度, 大力推广优良品种, 并进行测土施肥, 同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农业的产业化。②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乡村公路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③免除农业税,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切实减轻农业负担。④加强农村各项社会建设, 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⑤改善农村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以及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等。

印度的改革措施主要有:①推广生物和转基因技术运用, 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 这是印度第二次绿色革命最核心的内容。②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修筑农村公路和建设农村通讯网、电力网等, 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力度。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④促进农民就业, 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从当前已经推出的措施来看, 一方面, 两国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 都把加强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 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作为重要内容;另一方面, 两国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 我国的措施更全面, 着眼点是农村, 试图从整体上改变农村落后的状况;而印度的着眼点是农业, 主要是通过促进农业的发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其次, 我国把制度建设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 而印度的重点仍在技术领域, 可以说, 基本上是原来“绿色革命”的进一步深化。

从长远来说, 像中印这样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 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转化, 因为农业产出受土地的制约而缺乏太大的弹性, 所以农业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有赖于农业人口的减少。所以, 中印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有利于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也就是说, 中印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必须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从前文的分析来看, 为了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顺利进行, 对于我国来说, 关键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革, 消除工业化与粮食安全两难。对于印度来说, 关键是切实提高国民素质, 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现代产业。所以, 对于中国来说,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本身, 核心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而对于印度来说, 问题的解决却并不完全在农业本身, 而在于现代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问题。由此看来, 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 我国的前景明显好于印度, 因为我国不仅有着整体的战略眼光, 而且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特别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把加强土地制度的流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所以, 只要我国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进行适当的制度创新, 找到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流转制度, 最终就能够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两难问题, 从而为农村的发展乃至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对于印度来说, 其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更依赖于现代部门特别是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的发展, 虽然2004年上台的辛格政府已经提出了制造业振兴的政策, 但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 效果并不明显。另外, 印度农村人口的素质不仅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且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传统有着重大关系, 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此, 笔者认为, 印度暂时只能从技术的角度出发, 尽量提高农业产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 可以说, 其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尚需较长的时间。

注释

1 为了便于理解, 这部分的论述对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图形进行了适当的变化, 原模型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总产出三个图表示, 本文简化成一个图, 其中加入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均产量曲线。

2 张秀生主编:《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印) 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 雷启淮、李德昌、文富德、戴永红等译:《1990年印度农业统计一览》,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

4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经济发展指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

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变迁分析 第8篇

对于制度安排的选择, 诺斯和戴维斯将其分为三类:个人的制度安排、自愿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制度安排。林毅夫将前二类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而将政府制度安排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从我国建国初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来看, 本文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度变迁属于政府强制性质的制度安排。在建国初期, 国家为了发展工业积累资金, 人为的实行了城乡割裂的户籍以及就业制度, 并以户籍制度安排为基础, 发展起来一系列偏向城镇居民的政策, 包括前文所述的导致城乡收入与福利差距的各种二元制度安排。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国家采用传统的农业部门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这种发展方式, 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随着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 一方面, 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思路要求统一城乡二元市场,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提出的目标是全民的小康, 如果占人口多数的农村达不到小康要求, 则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人均GDP虽然逐年上升, 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 然而国内人们的购买力水平如果跟不上, 产品也只好到国外找市场。但发展内部市场则始终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首要选择, 国家经常提到的拉动内需政策可以看作是这种统一的、均衡的发展战略产生的制度需求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 由于二元城乡结构的存在, 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不断扩大, 则会给经济系统的平衡发展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因此, 总体说来, 从追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我国在现阶段开始产生了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需求。

从建国以来制度变迁的历程上看, 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与变迁, 始终沿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需求而产生与演变。而国家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出发点, 从时间上, 可以按下面思路来推断:国家从建国之初的城乡割裂的体制需求, 到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 再到改革开放要求打破这二元体制的新的需求的产生, 就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制度需求在时间上所走过的轨迹。而以国家为主导的改革, 即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也必将依循这样的轨迹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在城乡关系上都存在着“重城轻农”的观念倾向。近几年,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关系中深层次的矛盾及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其实在2002年, 中共十六大就首次将城乡二元结构正式写入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命题, 表明了政府对打破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的决心。

但是, “重城轻农”不只是一个观念问题, 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变迁及制度安排的发生虽然是政府做的决策, 但政策的决定最终还是利益集团力量对比与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中, 农民的人数最多, 但却是一个弱势集团, 总体上较低的农民人力资本水平使其独立意识和组织程度很差, 其意愿和要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其权利和利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实施, 反而经常遭到侵犯和损害。

如果考虑到与弱势群体相对立的优势群体, 可以用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的分析框架加以考察。因为优势群体有更多的施加左右政策的影响, 并行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优势。一旦这种相对力量的优势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轨迹被锁定 (Lock in) , 就很难被打破。这个二元结构陷阱当然对缩小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异相当不利。

林光彬 (2004) 指出我国农民的公民权力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4 (有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为证) , 收入不足城镇居民的1/6 (包括城镇居民隐性收入) , 税费负担超过城镇居民的数倍, 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不及城镇居民的1/10。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发展需要经济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依赖作用, 等级的不平等、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资源与要素缺乏充分的流动性、机会不均等、缺乏社会保障, 都降低了农民人力资本水平, 妨碍了财富的最大生产, 反过来又影响财富的公平分配与收入差距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分配问题, 更是一个制度问题。

论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9篇

持续的、不断攀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关键在于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它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 因此实现城乡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 彻底根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制度为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设置了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 这就为每一个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 制约着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当制度约束有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助于解决不付费的免费搭车行为时, 它就能以比较低的代价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2]

一、从政府方面而言, 完善制度的具体措施

1. 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界定产权,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有效解决外部经济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制度赋予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 而没有土地所有权, 权利的排他性不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很难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加强产权立法保护力度, 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让农民和市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

2. 改革城乡二元财税体制, 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 加快建立以工带农, 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格局, 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结构和投向, 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建立财政支农基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同时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的力度, 突出支出重点, 提高使用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减轻农民负担, 使农民能够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人公平竞争。

3. 放活农村体制,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 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合形式,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社会化程度;完善粮食流通体制, 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3]。

4. 建设服务型政府, 实行“有限”政府的目标, 防止权力滥用。

权力是公共产品, 应该为公众服务。对于政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严格规范, 防止权力的“寻租”行为, 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 不应该直接干预市场经济, 不应该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而要为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设良好的体制环境, 提供优质的服务, 以保证公平, 体现正义。

5. 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对初次分配的修正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的修正。保护弱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要逐步把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使农民与市民能够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公平的竞争而无后顾之忧。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 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 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

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是平等自由, 每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 自由进出市场, 他们的利益追求不同, 需要调节。当前中国改革中关键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残缺, 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他们的利益不能建成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 既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又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要建立合理的利益结构,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市场经济要给予每个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机会。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了。“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 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4]对于农民提高收入, 缩小差距, 就业是关键。而“弱势群体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的劳动力, 因此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 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5]。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产生经济活力, 因此, 要保障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流动畅通, 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以缩小城乡差距。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 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后我们必须淡化“城市偏向”, 着眼于弱化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按照平等的原则, 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调整和规范城乡关系, 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地位, 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以加快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协调发展。消除制度化障碍, 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 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建立新型的城乡平衡发展战略, 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6]同时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 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四、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社会效益。“当没有其他的措施来保证收入差距不致于太悬殊时, 不断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使弱势群体彻底摆脱贫困, 形成持久的拉平差距的趋势”。努力推进教育机会的平等, 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提高, 提高人的素质, 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逐步实现劳动者起点的一致。同时也为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 中国融入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 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成为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准则。人类的发展最终将消灭“一部分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上”的不平等现象。社会要想迅速发展, 必须保障大多数人享受发展的实惠, 以此达到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才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正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赘瘤, 消解它是大势所趋。坚持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准则。从二元走向一体, 实现经济正义,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城乡经济互补, 为彻底消除城乡对立, 建立新型城乡互动关系, 实现城乡一体化准备条件;实现经济正义, 对中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顺利实现现代化, 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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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6 (, 1) .

中国的“二元”结构6宗罪 第10篇

首先简单的介绍我国的二元结构与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我国, 自建国以后户籍制度主要有过三次较为重大的改革。自1954年开始, 虽然《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居民的迁徙自由, 然而实际上中央已经逐渐的加大对军民自由流通自由迁徙的限制和约束, 逐渐将人民附着在较为固定范围的土地上面。其中在第二次改革, 即1958年1月9日, 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户籍制度由此建立。至此居民被明显的按照其居住地区的差异划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 同时分别配以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与此同时的, 中国居民也被限制了自由, 被贴上了具有城乡差别的标签, 甚至是被划分了等级。因为从后来的情形来看, 两种居民的经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重大的差别。自1953年至1957年间, 党中央相继出台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等, 从此“社会盲流”这一极富侮辱性的词语也被冠与那些为了追求权利平等、生活幸福而来到城市的农村人民。

其次, 因为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实行相应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可否认, 这种将人民划分等级区别对待的行为给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均带来了明显的困扰, 这也是随后中国近几十年来因户籍制度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下面让我们来逐一思考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

1、城乡发展极为不均衡, 贫富差距极大。据据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5.0, 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显示, 当基尼系数超过4.5, 则说明该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 居民收入分配不平均, 存在严重的社会隐患。全国范围内的物力、人力资源都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二线城市地区, 中国经济被明显划分为带状, 相比较来说, 中西部大范围农村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动力都比较低下, 而且处于一个资源大量输出的角色之中。在促进东部“先富”的国家号召中处于“被积极”状态, 然而在“先富带动后福”回馈环节中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同时, 整体来说, 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 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随之可能引发政府公信力不足, 政策效力不明显, 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2、贫富差距加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 还会严重的影响投资生产环节, 给较为贫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当一个国家90%的财富都掌握在5%的富人手中时,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 这是对财富资本极大的浪费, 将使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利用率大幅下降。同时因为这90%的财富所对应只有5%的需求, 这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供过于求的状况, 正是导致产品过剩、消费不足重要原因。同时, 财富的过度集聚剥夺95%的居民的在投资方面的机会, 因为所剩下来的10%的财富可能只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 甚至可能还不足以维持, 就更不用说去进行额外的理性投资了, 相应的就更别说所谓的资本收益回报。零投资必然导致零资本回报, 所以90%的人们只能吃本来并不充足的固定工资。另外, 还有极少数一部分农村居民, 通过自己的勤劳和积累, 手中虽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投资行为, 但是因为缺乏相应健全的投资市场、制度支持和投资讯息, 阻碍了他们的投资发展。一些来自温州地方的资本就反应出, 在市场的风向标下寻觅着金钱的味道时, 道路且被“制度”和“体制”所阻, 受到了限制, 活力明显下降, 产生资本浪费。

3、二元户籍制度根本上是一种不公平的, 对人类人身权利藐视和歧视人权的表现。他强行地将人们贴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标签, 区分出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居民的差别。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城乡之间居民也有明显的差别。农村人口在享受其应该享受的平等的合法的居民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更可怕的, 这种人权的藐视却顺理成章的成为一种有制度保证的行为, 直接反应在社会权益的差别对代上。比如在政治权利、社保、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等等方面, 城市居民都无条件得大大优于农村居民。

有多少的农村居民因为贫穷看不起病, 有多少的农村居民因生病将原本殷实的家庭“拖累”到家徒四壁的窘境, 河南上蔡县告诉你;有多少的农村孩子读不起书干脆回家帮农, 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告诉你;有多少的农民离开故土只身走入钢筋水泥林立大都市, 欲用自己的血和汗为城市的建设出一份力, 为自己赢得一个那个优越的生活, 却饱受着冷眼、嘲笑和非议, 农民工兄弟告诉你他们将告诉你这种实际将居民等级化的病态做法, 严重的违背了“人人生来平等”的基本观念, 这种实际上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与歧视的行为为他们带来了多少困扰和伤害。

4、伴随着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稳定, 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也出现了一种相应的二元人口的心理, 即农村人口的仇富心理, 以及城市居民自身病态的“优越感”, 甚至是对农村居民的蔑视心理。现在打开网页, 论坛里、贴吧里随处可见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凶猛对骂的场景。不少农村人愤慨:农民辛苦一辈子, 费尽体力只能获得安身立命, 而城市人口往往不仅外表光鲜, 且因为周围环境的机会多, 信息多, 动用脑力进行投机行为甚至就可一夜暴富。更有甚者是借助于父辈或者祖父辈已经积累下的财富等基础, 自一出生就直接步入富人的行列, 社会地位高人一等。而我们的确似乎从来不曾听过哪个“富二代”是农村常住人口。

因为缺少机遇、信息、地域优势等等的农村不会营造出一种如此适合个人发展、财富积累的环境。这种情况必定会造成农村“劳苦大众”的不满甚至愤怒。所以现如今才会有那么多对于“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议论。而可悲的是, 城市人口也常以较高的身份地位自居, 从骨子里已逐渐适应并形成城市居民“高人一等”的观念, 这无不是一种愚昧、自欺的认知。殊不知, 摩天大厦林立, 柏油立交高架, 市容市貌规建, 哪一样少得了父老乡亲们呐!

5、二元的户籍制度导致严峻的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我国现在急切地需要一场劳动力“大解放”。削弱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 解放劳动力的自由流通, 以及落实平等待遇;加强劳动力自身修养素质, 解放劳动力以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现在世界对于中国的论调是:如今的中国已经逐渐失去了10年前的廉价劳动力过剩的优势, 在生产、加工等环节优势的弱化, 将促使中国逐渐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而这一角色将被一些南亚和中非国家所代替。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至少我认为其实我国依然潜在有较大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未被发觉。而这将取决与农村与城市劳动力的交流和自由流动的程度。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本来是从保护城市的目的出发, 提高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 缓解城市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压力, 反而导致了农民工潮的问题, 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城市病现象”。其实诀窍亦似“鲧禹治水”。城市的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机械科技) 与我国农村的较为原始的土地使用方式 (人力) 本身就是相互矛盾, 相互排斥的。降低城乡劳动力之间的阻隔, 互通有无, 意味农民可以轻易地在城市寻找到合适自身能力, 有利自身发展的工作, 同时, 淡化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水平和待遇的差别, 城市的劳动力也可以更欣欣然地在非城市地区需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打开新的就业前景。只有将各种各样的劳动力自由的安排在真正有需要他们的工作岗位上, 才能从根本上将这一矛盾最小化, 充分发挥出13亿中国人民潜在的劳动力资本。从另一个角度说, 或许那时高校学生对于专业的“歧视”也将减弱, 也许地质学、农学也会像金融学、国际贸易一样成为热门专业。这实际上是对人性正确的理解, 对人们自身正确发展的合理引导。那么, 削弱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应该的第一步。

6、另外, 随着国家“农转非”政策的一步步推行, 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又爆发出了新的问题“半城市化现象”。它是在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 “半城市化”地区发展态势与城市貌合神离, 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 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而且没有充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 自身权利的不到保障, 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相比于世代安家于农村的农村人口来说也没有土地等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其实质是犹如“被遗忘的”一批人, 被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夹缝求生, 进退两难。同时因为半城市化地区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资源不足, 而且得不到政府的有效重视和管理, 容易产生社会治安差, 犯罪率高等问题。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我市195万村民变市民”这是6月8日《重庆商报》的一则新闻标题。但是看到这则标题更多的不是感慨政府“农转非”的成果多么显著, 效率多么高, 而是想到更多的是“留守儿童”, “强征耕地”, “强拆强买”等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星斗, 完善抑或废除, 学术研究, 2009, (10)

[3]、郎雪云, 国二元户籍制度与户籍歧视的伦理思考

城乡二元文明结构的文学解读 第11篇

一、城市文明从物质层面对乡村文明的反哺

在《白虎寨》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本传达的一种信息，那就是城市文明从物质层面对乡村文明的反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化，尤其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农村，从传统的文明之根开始被慢慢抛弃，农村文明受到极大地威胁。当城市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平面化背景、数字化信息的时候，乡村文明仍然被“敲梆岩”隔阻着，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但是，现行的流动人口政策使农村劳动力、农村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这些人，于是成为城市文明的宣传队、运输队，把城市文明带回到农村。农村的固有文明在城市文明的强大冲击下，在物质的层面上可谓不堪一击，于是，城市文明迅速地实现对乡村文明的物质反哺，从而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逐渐统一步骤。在小说中，这种物质的反哺可谓贯穿始终。尤其受到白虎寨庇佑的老赵书记经历荣华退休后回白虎寨斥巨资修路，就是“反哺”最有力的说明。这种反哺，不仅是物质上的反哺，还是情感上的回馈。当然，现在提出的“一体化”建设，“城镇化”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但是真正实现，尚需时日。小说中白虎寨修公路、通电、使用摩托车、通讯公司建基站、农民使用手机、购置打米机、使用电脑、加工魔芋产品、开展订单农业、网上购销、修建小别墅等都是这种反哺的体现，没有这种反哺，乡村文明发展将极其缓慢。这种反哺，为乡村的发展或者说“城镇化”的推进节约时间，实现提速。小说中，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实现农村寨子的初步脱贫，在约十年的时间完成，这就是反哺的功劳。

二、乡村文明从精神层面对城市文明的浸润

《白虎寨》体现的又一层意思是乡村文明对城市文明有浸润作用。中国大地，自建国到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建设突飞猛进，但是，精神文化上却没有实现很好的匹配。城市文明在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那些带有明显印痕的“城市病”、“外国病”，这些病在浮躁、焦虑、虚荣、虚空的现代城市里得不到很好的治愈，乡村文明在这种时候就对城市文明进行浸润。从某个角度讲，乡村文明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这个意义上看就是对现在城市文明进行矫正。在小说中，这种现象时时可见。如白虎寨的村民在接待上级和客人时，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舍得在城市里车流中救护被撞的女孩，舍得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为急需救治的人付药钱、敢于冒着名声被辱的危险救助弃婴、敢于在陌生的城市里见义勇为等等。很大程度上讲，乡村文明代表和传承着友善、坚韧、助人、信义、真诚、正义、报恩、礼貌等中国的传统美德，尤其和城市文明对比，这种坚守更加执着和普遍。这些社会现象正是在近年我们常常见诸报端和网络的，城市里的人已经见怪不怪，而乡村的人却从传统文化、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维护和坚守，从而完成对城市文明的浸润，使城市文明从喧嚣中回归到宁静的本质和传统的轨迹上，实现物质与精神文明的配套发展。

三、城乡二元文明碰撞中的取舍与整合

城乡二元文明结构的空间里，必然会发生二者的碰撞。小说其实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展示，也对如何取舍、整合进行了说明和暗示。城市文明在对乡村文明的反哺中所突显出来的很多问题被作者进行了暗示，例如过度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生态失衡、打工妹从城市中带回来的“硅胶物品”、卖淫嫖娼行为、城市里黑心商贩用假币换农民工的钱、城里有的不法分子设赌局骗初次进程人员的钱、还有养鸡场的女老板勾引打工仔等等，这都是城市文明中堕落、负面的一面；而乡村文明中“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显然是落后的表现；对政府的决策动辄采取粗暴的干预和抵制也是不法制、不理智的表现；乡镇及村干部的家长作风、欺上瞒下的行为，在村里选举中出现的一些变相贿选行为等等，主要表现为激情与法制、科学与蒙昧的冲突。作品基本上用三条法则完成对城乡二元文明冲突的整合，那就是人性、传统和法制。这是文明延续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和文学的法则。小说告诉大家，即使是在农村发展产业，同样注意生态保护；即使是修公路，也要注意保护天然的旅游资源；即使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但是仍然坚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即使是倡导自由恋爱，但是依然注重保持传统的伦理道德等等，这些都是对二元文明进行的整合。

四、城乡二元文明结构的文学解读与现实关照

《白虎寨》是现实和记忆中的农村场景描绘，是城乡二元文明结构碰撞、找寻突破口的思维表象，也是对现实的文学关照，是对农村建设与改革的探索性贡献。文中的“白虎寨”，是贫困的化身，既是有着白虎图腾的土家武陵地区的落后农村真实写照，也是在中国大地上广大农村角落中存在的事实；“敲梆岩”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也是喻指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走向富裕的重重阻隔；“幺妹子”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家妹子，而是代指那些热爱家乡、追求幸福生活、有知识、有眼光的农村年轻人，她们才是农村致富的希望和主力；“四眼”等那些关心农村改革发展的年轻人才、企业家、退休领导，他们共同的农村情怀是推进农村进步的外力，是真正的“大爱”，是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力量。作品中对农村贫困根源的剖析、对农民所急所需、对基层与上层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表述与解释，在此基础上表达出作者的思考与建议。农村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城市文明的反哺，不论是从物质硬件还是从科学文化软件都需要这种反哺，部门帮扶、消茅工程、产业发展、退耕还林、新建交通、解决人畜饮水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当前农村尤其是恩施农村建设中政府采取的有效方式。小说也告诉了我们，要珍视优秀的农村、民间文化，小说中描绘的跳丧、划采莲船、吹号、织西兰卡普，都是民间文化的瑰宝，他们会在市场中实现自己重新的定位，焕发出艺术魅力和经济、文化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对产业发展、农村基层建设的剖析与探讨与很多现行行之有效的政策实现吻合，例如“双轮驱动”、例如把农村小学的校长、乡村医生纳入村领导班子，这都是从实际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农村的出路在产业发展，农村的建设方向是城镇化，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教育问题、是医疗问题，应该从这些方面进行考虑解决，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开了通向富裕幸福的“敲梆岩”隧道，才有“白虎寨”的未来，才有所有贫困农村改变面貌的希望！

小说结尾，本来实现了原定脱贫目标的白虎寨，在国家重新划定贫困线后，又要开始脱贫的战斗，耐人寻味。不仅是白虎寨，中国的广大农村，整个中华民族，永远都要不断奋斗和前进，永远要不断刷新，与时俱进！因为只有奋进才能实现梦想！梦想不灭，奋斗不止。一家，一国，一世界，莫不如此。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警钟。

（作者单位：湖北恩施州文联）

二元结构理论 第12篇

二元对立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 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问题分析, 百度百科定义其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关于二元对立的原则在中西方文化当中均有深刻表现和阐释, 例如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美与丑、爱与恨、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抗、勇敢与怯懦等问题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美丑、善恶、高下、道与非道、有为与无为等哲学问题的形成, 均系对二元对立思想的哲学认识与阐释, 传播最为广泛的成语故事所反映的二元对立思想也非常充分, 如南辕北辙、舍近求远、舍生取义、瞻前顾后、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否极泰来、仰观俯察等都饱含着深刻的意蕴与哲思。

电影中二元对立原则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加强电影冲突, 使电影视听语言更具有表现力。二元对立原则在电影中的应用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题内涵:爱与恨、忠诚与背叛、承担与逃避、接受与拒绝等;

2.对照关系:个人与历史、个人与集体、现实与梦想、现实与虚幻等;

3.人物性格:好与坏、红与黑、正义与非正义、正面势力与反面势力、本地或原住民

与外来者、年长者与年少者、白人与黑人、弱者与强者等;

4.场面调度:远与近、动与静、多与少等;

5.技术语言:冷与暖、黑与白、有色与无色、方言与普通话等;

6.道具应用:被禁锢的心灵与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风筝与被束缚的人;镜子内外的虚幻与现实等。

诸多层面上的表现, 使二元对立成为影视剧创作和电影拍摄中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成就了大批优秀电影, 反之优秀电影对二元对立原则的不断创新使用则使之更丰富、更深刻。结合电影的进一步分析则可以更清晰地解读其表现力之强大。

二、电影《艋舺》中的二元对立

电影《艋舺》就由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一部青春动作片, 也是一部以台湾黑道为题材的影片, 2010年正式公映。黑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张力的题材, 导演用“文艺”的气质表现了一群个性鲜明的青年、一个剧烈转变中的戏剧化时代、一个欢乐与悲情浓浓地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故事。故事深深地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阮经天、赵又廷、凤小岳和钮承泽的倾情演出, 其特的表现艺术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如浓烈而俗艳的色彩、生动而嘈杂的市井生活、奇特的黑道规则, 背景时代特有的台湾时尚文化……在浪漫而浓烈的、让人动情的兄弟情义中, 穿插进现实而残酷的、让人唏嘘的恩怨仇恨。这部青春动作片与闻名的香港同题材动作片有相似之处, 但浓郁的台湾地方风情使它与香港青春黑帮动作片有了明显的区分。如果说香港黑帮电影以英雄气概取胜的话, 那么台湾的黑帮电影则以细腻情怀让观众不能释怀。这部影片中大量应用了二元对立原则进行整体建构和细节刻画, 作品的张力在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以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叙事效果。

(一) 主题的二元对立

这是一个关于“黑道”的故事。黑道这个题材在世界电影史上有诸多精彩表现, 如美国的《教父》、巴西的《上帝之城》、南非的《黑帮暴徒》、香港的《英雄本色》等。作为类型片中的动作片, 黑道故事不仅突出了“情义”“忠诚”、惊心动魄的生死相赌、落拓潇洒的年少时光, 而且把黑道英雄打造成为观众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偶像, 把青春的美好与热血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令影迷 (尤其是青春少年) 们热血沸腾。好的黑道电影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更重要的是通常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使观众充分领略理想的美好、现实的残酷、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嘲弄和种种交织在一起所表现的生的激烈与死的悲壮, 是平凡的人生不可企及的梦, 也是《艋舺》导演钮承泽的梦。在接受采访时, 钮承泽说:“为什么黑帮电影会吸引我, 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家酒, 是男人的欲望城市, 因为那些黑帮中人的独特价值观。跟一般人比起来,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伤害你的身体, 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 他们处在一种没有明天的生命状态之中, 这种状态是一种很有张力的戏剧空间, 在里面你就看到了人性, 这是一个很好说故事的场所, 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在这部黑帮青春动作片中, 导演将人物设置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去演绎他们黑道人生, 有评论说是因为它的爆烈与温柔相济打动了许多人, 其实更打动人的是人物纠缠于忠诚与背叛、黑道与义气、传统与现代这些复杂主题之中, 人生的选择和最终的结局永远悖离初衷, 是在时代机器快速运转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种种冲突。

(二) 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

1.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

个体与集体是较为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组。电影《艋舺》通过蚊子与太子帮、蚊子与庙口黑帮、和尚与庙口黑帮等几组人物关系, 将个体与集体的对立关系以不同形式和意义表现出来, 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复杂。

蚊子是外省来的插班生, 作为个体, 他是孤独的, 外部环境的孤独与他无父的内心孤独交织在一起, 奠定了这一人物的悲剧底色。作为无组织的个体, 他受到了狗仔孩帮的欺负, 因为他打架时的机敏, 被太子帮接收, 自此他开始产生归属感。他问和尚为什么要让他进太子帮, 和尚说:“因为五个指头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蚊子进了太子帮后, 他的青春才有了新的光彩。太子帮为他报仇狠揍了狗仔孩;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朋友们给他买新衣服;和尚撞坏了他的悠悠球, 精心地为他买了新的;他们甚至还带他去妓院……这一切使他走出个体困境, 走向集体温暖。蚊子坚定地认为一旦踏入黑道, 就一定要忠诚于自己的老大, 虽然他是胆小的人, 但他内心将混黑道必须的忠诚与黑道内外共有的义气理解成为统一的信念。最终和尚杀死了Geta, 与蚊子所在的集体以及他内心的归属感形成对立, 于是他在痛苦的情感纠结和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驱使下杀了和尚。他因为一支鸡腿踏入黑道, 这支鸡腿恰好印证了他个体的单纯。当他的单纯与复杂的现实发生冲突时, 单纯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忠诚, 还有坚强和坚定。在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毅然选择了集体。

与蚊子形成对比的则是和尚。电影一开始, 就专门对和尚与庙口的密切关系、与志龙的亲密关系做了介绍, 从而巩固了他作为庙口黑帮一员的身份, 无疑他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体。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 他与这个集体的冲突逐渐升级, 先是他被Geta打得半死, 随后是父亲与Geta的恩仇浮出, 文谦和灰狼的出现则为他实现个人理想和复仇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于是他果断地从庙口黑帮中游离出来, 加入了新的利益集团。这一切似乎合乎情理的个体发展恰恰形成了他与整个庙口的对立。他的悲剧恰好说明, 黑道中失去集体的个体终将毁灭。

2.强与弱的二元对立

这一组对立关系以志龙与和尚、蚊子与灰狼、志龙与Geta、蚊子与小玲姐四组人物关系加以呈现。

(1) 志龙与和尚

志龙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也是太子帮的大哥。他表现上象一个大哥一样带着自己的兄弟们招摇过市混世界, 但骨子里却非常懦弱, 狗仔孩的死是他失去理智的结果, 但他没有能气出来担当;父亲的死需要他站出来为支撑混乱局面, 但他只会躲在仓库里哭;混战中受伤的他再次躲在仓库里哭, 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惊慌;甚至连他的理想也是“空洞”的当大哥。他的大哥人生是靠和尚来拼的。与志龙相比, 和尚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在这一对大哥与小弟的组合中, 强弱关系呈逆向表现。

(2) 蚊子与灰狼

“灰狼”是蚊子母亲的前男友, 是“罩着”他母亲的人。他们都来自外省, 但“灰狼”是一匹来扩张势力的恶狼, 不管受不受欢迎, 他都要强势进入;与灰狼完全不同, 蚊子虽然也来自外省, 但他就是一个蚊子一样的小人物, 一个连安全感都没有的小人物, 加入当地黑帮使他得以立足, 被吸纳进庙口黑帮后他的外省身份被掩盖起来。加之灰狼当年对小玲姐“不负责任”的离开, 使他在帮派立场和私人情感上都与之形成对立。当他的同伴以羡慕的口气谈论着灰狼的气派时, 他甚至不屑一顾。但他也分明感受到灰狼的强大, 希望在自己“跑路”后他能照顾自己的母亲, 从托付这一行为看, 他对灰狼开始产生信任。当灰狼告诉他:“风往哪边吹, 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风, 等到遍体鳞伤以后, 才知道, 原来我们都是草”, 他因满怀仇恨并没有理解灰狼话中寄寓的深意, 再次表明他们之间的同而不和。强大的灰狼与弱小的蚊子形成了强烈对比, 一个是要来侵占庙口的黑社会老大, 一个却是混入本地黑社会的小弟;一个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手段, 一个却思想保守, 忠诚于自己的帮派。成熟与幼稚、现代与保守、父与子、爱与恨这些二元对立在他们的身上浓烈地交织在一起。

(3) 志龙和Geta

作为老大的儿子, 志龙从小就被认定为未来的老大, 但实际上的他并不具有老大的胆识和气魄。当他们五人一起谈理想时, 他的理想是当和尚说自己的志向是当大哥, 他追问“你是要造反吗?”和尚说:“我要是当了大哥, 你就是大哥的大哥”, 他即释然, 也就是说他只要当和尚的大哥就够了, 真正的天下是要和尚去替他拼的;他的女朋友被狗仔孩凌辱, 他极度愤怒, 非要置其于死地。当狗仔孩真的死掉后, 他却表现出极度恐慌;Geta盛怒, 他没有像和尚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担当;父亲死后, 他不是激愤报仇, 而是因惧怕仇家斩草除根, 按母亲的意愿躲在仓库里哭泣。志龙的懦弱通过细节充分展示, 这与他父亲的强与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蚊子与小玲姐

蚊子看上去很强大, 很勇猛, 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可以为Geta报仇, 可以给小凝未来, 但最终他的誓言在幼稚的冲动和残酷的现实中迅速烟消云散。蚊子的母亲小玲姐平凡得像一棵草, 但她却顽强地用一生去爱一个人、等待一个人。她将生活的苦难埋于内心, 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静静地等待儿子的长大, 甚至隐瞒灰狼与儿子的关系。她以内心的宁静包容了一切波澜壮阔的世事纷争。与母亲相比, 蚊子显得苍白而虚弱。

3.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关系

这一对立主题是通过和尚与Geta、和尚与蚊子两组关系进行诠释的。在这两组关系中, 又贯穿着现实与理想的二元思想。

(1) 和尚与Geta

在整部电影中, 和尚与Geta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Geta作为庙口老大, 平时表现得随和、敦厚, 一旦遇到事情, 却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老大:不允许手下人用枪, 认为那是下等人的武器;不接受外省帮的加入, 认为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不接受现代管理思想并且没有面对时代变化的意识, 当外省帮提出可以一起做生意时, 他说:“我们窝在艋胛做点小生意就够了, 外面的事我们也不懂”。和尚是庙口黑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人, 他有胆有识、智勇双全, 讲义气、有谋略, 敢于承担、勇于创新, 一心想做大哥。Geta就杀死狗仔孩一事对他们进行惩罚时, 他表现出与Geta的强烈对抗, 这也预示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获知父亲被Geta砍掉了胳膊且夺去了老大的位子这一恩怨历史则成为他杀掉Geta最好的理由。在和尚的Geta的对比中, 传统与现代是最突出的二元对立。Geta因为保守排斥现代化的武器——枪, 最后却死在枪下。和尚锐意现代变革, 却殒命于蚊子手中的“扁钻” (黑帮传统刀具中最不起眼的武器) 。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纠缠, 最终都淹没在巨大而残酷的时代、社会洪流之中。Geta忠于传统, 但也死于传统的保守, 他背叛的是兄弟之情, 没有当日对和尚父亲的残害, 也没有日后和尚的复仇。和尚忠于理想, 因为理想他背叛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帮派, 为追求理想而丧生。

(2) 和尚与蚊子

影片中和尚与蚊子是一对关系密切的二元组。他们两个具有诸多的共性特征:脑子灵活、身手敏捷, 有明确的人生理想,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共性使他们很快成为最好的兄弟。和尚将蚊子引入黑道, 并将黑道的生存法则倾心传授, 他的开拓精神和变革思想以及与Geta之间力量的较量促使他迅速成长, 同时也成为他背叛庙口、背叛兄弟的反力, 将他推向了悲剧的深渊。蚊子与他有太多的不同, 没有野心, 没有在帮派里争取个人利益的目标, 他只想安稳地做一个小弟, 在庙口黑帮温暖的大世界里安然地追寻他温柔的樱花梦, 加之对Geta在精神上的“认父”仪式的完成, 内心的单纯成就了他的忠诚。初次见面, 蚊子还是一个玩溜溜球的单纯的高中生, 而和尚已然是黑社会成长中的实力派, 小小的溜溜球见证了他们友情的建立与破灭。

除了以上三个角度多层面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 电影中还有多个二元对立组, 如色彩使用上, 青、白、灰与桔、黄、粉形成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 为残酷的青春点染了丝丝温情, 把外部世界同心灵世界通过色彩加以区隔, 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种面向, 丰富了电影的意义;语言的使用上, 闽南语和国语分别表达着不同身份、不同帮派、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纠葛, 通过语言的对立建构起新的空间, 表达着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对立关系;人物性格塑造时, 则注重每一个重要角色丰富人格魅力的展示, Geta的亲切与残酷、灰狼的柔情与无情、和尚的温情与冷面、蚊子的柔弱与坚强等等。多个二元对立组建构了整个作品的多维空间, 并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表意功能, 使整个作品刚柔相济, 与其它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共同成就了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经典黑帮片, 是台湾新生代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