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盘古文库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资料大全

来源：莲生三十二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精选6篇）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第1篇

2011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试题

（一）新闻基础

一名词解释15

1“定本”制度2《万国公报》3北大新闻研究会

二简答 20简述清政府制定的报刊出版法简述美国“便士报”兴起的背景，传播内容和特点

三论述 15

你对19世纪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评价和认识

新闻理论

一名词解释30公共新闻学 2法兰克福学派

二简答 20新闻与舆论的关系 2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内容和特点

三论述 20

联系实际谈谈网络环境下新闻媒体应如何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新闻业务

一简答 20

1录音采访特点及要求

2人物通讯特点和写作方法

二论述 15

联系实际谈谈电视现场报道的特点和要求。

三应用题15(800字评论)

新社武汉12月8日电(徐金波欧新梅)武汉市规模最大的现代服务业综合体及世界第三高楼——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暨绿地中心8日正式动工兴建，其核心部位将建一栋606米的超高层综合体建筑，这也是仅次于迪拜塔(800米)和上海中心(632米)的全球第三高楼。

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位于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之间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与汉口百年外滩隔江相望，是武汉市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项目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300亿元人民币。据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介绍，商务区核心部位将建设一栋606米的超高层综合体建筑，计划打造为集超五星级酒店、国际甲级办公、高档商业、顶级公寓等为一体的超高层城市综合体。5年内全部建成后，该楼将刷新武汉楼高的新纪录，成为仅次于正在兴建的上海中心大厦之后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出席奠基仪式的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称，该项目是武汉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后的一大力作，代表武汉的新高度、新未来，也标志着武汉的腾飞。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第2篇

新闻史

一、名词解释(5′×3)

1.“定本”制度

2.《万国公报》

3.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二、简答题(10′×2)

1.简述清政府制定的报刊出版法律

2.简述美国“便士报”兴起的社会背景、传播内容与特征

三、论述题(15′)

谈谈你对19世纪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认识和评价。

新闻理论

一、名词解释(5′×2)

1.公共新闻学

2.法兰克福学派

二、简答题(10′×2)

1.简述新闻与舆论的关系

2.简述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三、论述题(20′)

联系实际，谈谈网络环境下新闻媒体应该如何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新闻业务

一、简答题(10′×2)

1.简述录音采访的特点及其采访要求

2.简述人物通讯的特点和写作方法

二、论述题(15′)

结合实际，谈谈电视现场报道的特点和报道要求。

三、应用题(15′)

根据下述材料，写作一篇800字左右的评论。

武汉300亿建全球第三高楼

投资约300亿元，设计高度606米，8日破土动工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将打造成仅次于阿联酋迪拜塔和上海中心大厦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塔。消息一经发布，即引发了关于这幢超高建筑的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等方面的讨论。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由上海绿地集团投资建设，位于武昌滨江商务区，是汉沪两地迄今为止单笔投资额最大的合作项目，未来它将成为武汉规模最大的现代服务业综合体。其核心部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第3篇

《中国传媒科技》:您对未来五年传媒业及传媒教育发展趋势的看法。

喻国明:传媒业目前正处于巨变之中。不要说传媒教育、传媒研究者,就算是在一线的操作者,包括新媒体的操作者,都很难预测未来五年传媒业会是什么样子。就像五年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测今天的媒体、互联网会面临的情况一样。这是一个从底层基础,到规则,到界面层面的具体的表现形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对传媒教育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前不久,《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做第三版写作工作,为此召集了国内一线学者、研究者商讨,大家共同的观点是:过去许多传统的概念、原理随着时代变化正在失去它们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我们需要把握新现象、新规则、新潮流。而一般来说,传媒教育相对而言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传媒研究中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传媒研究不要过多地去追逐现象性层面的事物,因为这些东西尽管眩人耳目,但可能只代表一些暂时性、过程性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过多的研究精力放在那些上面,也许就会迷失对主要事物的把握。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希望把握那些最基础性的、很炫的东西,但精力和时间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无论从教学研究还是实践的角度来说,这种变革都有很大的好处,它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力,拓宽研究手段、研究平台、研究思路。我认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能看到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失效,而一些新生长的东西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新生长的东西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内在的要求是什么?其实还需要有一个相对持续和稳定的观察研究,才能得到。所以未来几年,整个传媒教育的学界同仁,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我们在交流、整合、探讨和互动上的节奏应该会加快,以便适应业界的快速变化。

从整个课程体系的建设上来看,也可能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一个课程体系一旦确定,可能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上学的时候,新闻写作的老师还在讲抗日战争中的新闻报道名篇,现在看来就觉得很可笑了。现在可能用五年以前的例子,大家都已经觉得老掉牙了。如今有许多机器写作,还有一些专业工作者依据角色定位呈现的事态性写作、解释性写作等等特色样式,新闻传播专业能力的体现是处在流动和变化中的。

另外,我想课程可以开得多一些,课程整体的厚重程度可以变得小一些。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后简称为“人大”),最近两三年也有这方面的改变。过去的课程都是三学分,每学期上17—18周,50多个课时。现在把相当一部分课程变成了两学分,每个学期可以安排更多的课程。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开拓传媒学子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动学生鉴别、分析和自我构建的过程。我们不要仅仅把学生当成一个知识灌输的对象,在新的技术时代,他们也要符合互联网的逻辑,他们应该成为能动的主体,并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自我构建、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课程方面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

总的来说,我想在未来五到十年里,传媒教育会呈现这样一种相对灵活多样、节奏加快的趋势。

课程建设要给学生更多选择空间

《中国传媒科技》:请您具体分享下人大新闻学院在课程体系构建上的做法。

喻国明:课程体系的构建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从总课时的角度来说,我们压缩了本科教育及研究生教育里对于总学分数的要求。过去有一段时间,本科四年要求170—180个学分,现在压缩到了160分以内。压缩课程并不是降低了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要求,而是说,当必读的课程压缩了之后,在减负的情况下,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让他们相对自由地去选学其他院系开设的、跟他们未来的工作设计和成长设计相关的一些课程。

第二,如前面提到的,从形式上来说,总课时虽然减少了,每一门课的学分数也减少了,课程更多了。这样可以使学生在一定的学分数的要求之下,能够学习更多的课程,而且选课的灵活度比过去要大。

第三,从应用上来看,增加了一些应用层面。比如全媒体的实验平台,它是几门相应的业务课的综合页面平台。在过去,新闻写作课有新闻写作的全媒体应用要求,评论课有评论的作业,采访课有采访的作业,采访的过程中又要用音频和视频……现在我们将各个专业的业务课打通,让老师们在共同的背景之下,商议采用同样的案例或者同样的要求,让学生们在使用多媒体平台的时候,能在一个任务之下,既可以练习写作、评论,又可以练习制作版面、网页等等。这样既可以为学生减负,而且各个老师也可以在相同的案例和要求之下,从自身的角度去点评,这样学生的收获也会更明确一些。

除了全媒体实验平台,我们从六年以前就开始做新闻传播的案例库,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写作模式、版面案例、经营案例、伦理案例、法制案例等等,从理论到实物的经典案例大概有几万条,非常庞大。建立案例库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学生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在相关的案例库中找到更多的形象生动的实际案例,增加自己对一个问题理解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其次,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之上,学生可以通过案例库扩展自己的视野,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发挥兴趣的余地。另外,本科生、研究生在写论文的时候,以及老师在备课时,也有更多的资源参考。这实际上就是把过去教师个人的、分割的资源,变成师生共同的资源,打打提高资源的共享程度。目前,这个案例库还只是我们新闻学院的师生可以使用,未来建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去分享。当然,案例库的建设是很花钱的,因为有很多案例的价值和可持续性是比较短的,就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更前沿的案例。

针对今天选择性过多,学科本身的确定性降低的现象,我们在三四年以前,开始在本科实行导师制。过去在西方国家,只有精英式的学校才对本科执行导师制。当然本科的导师制和研究生的导师制不完全一样,职能更宽泛些,除了对学生课业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外,还包括生活方面的指导,比如指导学生间的相处之道等。一般一位导师对应三四个本科生,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要在一起聊一聊。这至少让本科生在生活、学业上遇到问题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诉求对象,导师也有责任告诉或引导学生怎么解决问题。如今,传媒业现象性的东西太多、太烂,学生需要更多参照,更多的定力,去抓住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不至于走偏。

另外,在暑假,我们为大一到大三的学生安排了第三学期,也叫国际暑期学校。第三学期里主要完成两项工作,对研究生教育而言,邀请一些高水平的国外专家,用十几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上大课或者工作坊等多种形式,来提升研究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拓展他们对前沿学科的认识;对本科教育而言,让他们来辅修或者双修本专业之外的第二学位,也就是去上其他院系的专业课程。如果在三个第三学期里都能学满课程的话,拿到这个大的课程包里的32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第二学位;如果拿到的学分少一些,不够32分的话,还可以拿到辅修证书。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专业很丰富的、以社会人文学科为主的学校,第三学期的设置,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所高等院校里的学术资源,同时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来培养自己。

《中国传媒科技》:除了课程设计,在专业设置、实验室建设、对外合作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变革思路及举措有哪些?

喻国明:人大新闻学院的专业设置和教育部确立的学科目录是一致的,但是最近几年,“印刷出版专业”暂时停招。因为我们发现,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熟练工种,而是具有图书策划、组织能力的人,如果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个专业更适合研究生的教育。像印刷学院开设的印刷技术、流程等其实不太需要像人大这样的学校来培养,而研究生学习的是文化产业管理、营销、创意策划、版权等知识,这个本科生学习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更适合有了新闻传播或其他专业基础背景的研究生来修炼,所以我们现在把“印刷出版”归纳到研究生教育的环节里面。

传统意义上,新闻学专业是为报纸培养人才,当然现在对电视台、网站等能力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传播学专业主要是为媒介以外的企业、政府、公益组织等需要传播、品牌宣传的机构培养输送,这方面的教育主要是广告、公关方面的课程;广播电视专业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分类;另外就是新媒体专业。

我们学院的实验室有很多,比如多媒体实验室、照牌实验室;研究生用的认知科学实验室,里面有眼动仪、脑电仪等先进仪器;还有传播学时政研究实验室,可以进行焦点人群访谈;还有和商学、统计学院等学校其他部门合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等等。实验室里也有很多由媒体单位或媒体研究单位提供的一些资源库,比如央视索福瑞为我们提供了一年或两年以前的数据,学生们就可以对此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另外,我们正在和腾讯、百度合作建立大数据数据库,做好之后,也会为研究生、博士生的学术展开提供很好的研究资源。能够利用我们自己在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和地位,争取到更多资源,这也是我们的学术优势所在。

《中国传媒科技》:您刚刚提到了正在和腾讯、百度合作建立大数据库,研究生、博士生也会做一些数据研究分析,那么会不会利用微博、微信或一些新媒体呈现方式去做成果展示?

喻国明:这块是我们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成果展示和成果推广方面都比人大或者复旦大学等高校显得更加活跃和先进一些,人大、复旦作为老牌的新闻传播院系,做事相对显得沉稳和保守一些,对宣传性和传播性的东西不太重视,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展示窗口。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意,要有自己的微信、微博公号去做一些推广,包括我们自己的网站建设也已提上日程,希望学院官方网站能够成为与国际国内、业界学界以及学生交流的平台。过去做的确实乏善可陈,现在也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传媒教育更需要“因材施教”

《中国传媒科技》:“消磨个性和灵性”是对学校教育的担忧,贵学院在开发潜能、培养创意人才方面有何经验及案例?

喻国明: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 一个是在日常教育课程建设、培养体系方面。无论是从教学要求、教学内容还是课程体系上来看,要给学生一定的空间,不能绑得太死。这对于一所一流的学校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位老师在讲授一个专业的课程时,他的研究的特色就带来了他讲授内容的开放性,他是用一种研究性的思路而非封闭性的思路在授课,这种开放性就给学生一个比较大的思考空间,这也是一流学校和一流学者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能够给予学生开放性的启发和塑造空间。从课程体系的外在构造方面,现在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压缩课时量、增加课程丰富性、增加学生第二学位及辅修课程等的选择性,这些都给学生自我设计、人生规划提供一定的空间。

第二个增加灵性的方式比较特殊,比如像博士教育、硕士教育,或者说本科教育中的精英教育,这就需要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了。最近十多年以来,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更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做应用型教育,培养应用型的人才。比如从硕士培养来说,过去都是学术型硕士,现在有专业硕士等等。从整个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对我们这种排在前几位的学校而言,这种应用型教育并不是我们培养教育的全部,还有精英教育。

三年以前,我曾带队到欧洲做新闻传播教育考察,尤其是精英教育的考察。精英教育应该怎么做?比如在法国,他们有从本科开始一直到硕士、博士的一体化教育过程。我曾向学院和学校提交一份关于在人大新闻学院试行这种精英教育的报告,因为到人大来的学生都是很好的苗子,有些可能一开始就对实用感兴趣,比如就想当一名记者或者一个公关人才,但也有些人就是对学术、逻辑和研究本身有天然的特长和兴趣,那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些人发掘出来。比如在本科二年级开始,就由教师团队像招标一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参与一些研究项目,然后经过一年多的考评鉴别,寻找出理论天才或者学术上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大四时,他们不用去媒体等单位实习,而是在半年的实习期里,送他们到国外做交换生,让他们换一个参照系进行学术性的实习。回来以后再根据他们的成绩及素养,判断其是否能被推免硕士。在第四年,用学院里最好的几个知名教授形成导师组对他们进行集体培养,我们要用一个导师组而不是一位导师,是因为怕限制学生的专业兴趣方向,要让他们在最大的范围之内自由地去选择。然后会给他们一些课题,让他们独立担当,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项目,作为本科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同其他毕业生的相比更具有学术和研究高度。

在研究生阶段可以有一年的出国时间,在一些顶级的西方院校进行系统的培养。如果这一年的成果相对比较可观的话,就可以直博。博士阶段就要去完成大量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国内项目都能有更多的担当。利用这种方式,能减免他们在业务实习、找工作等方面的精力上的分散和中断,也有利于一以贯之地按照一个学术逻辑去培养。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和条件,如果每年到最后能筛选出8个、10个博士毕业,最后哪怕只有一个能成为非常优秀的、在理论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花费十多年时间也是值得的。

目前,校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和这样大致的思路,就看能不能从本科开始就有直博的通路。当然中间是可以调整和逐渐淘汰的。现在研究生有直博的,但本科生直接直博的目前还没有正式运营。

这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天才孩子培养的特殊考虑。像人大这种位居前列的学校,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有不同于其他院校的一些特殊办法。

《中国传媒科技》:您说的这种本科直博直通车的特殊培养方式主要是针对学术型的人才,那么对于实践型的精英培养,您有哪些考虑呢?

喻国明:实践型的人才在学校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学校只能培养粗坯,培养出具有很好的学术功底的基础性的材料。因为实践应用岗位是很具体的,甚至每家媒体有各自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具体要求,我们只能为一线的专业机构培养符合他们基础要求的、具有开放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人才。因为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无论在从器材设备,还是对于实践前沿冲击的现实压力而言,我们跟实践一线还有一定差距。

从上学期开始,腾讯在我们新闻学院开设一个系列课程,由腾讯邀请业界及互联网实体部门的领军人物,来介绍他们今天如何处理新闻内容、如何经营、如果做营销、如何提升品牌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地给本科生、研究生讲一线到底有哪些缩影、哪些想法、哪些变化和一些新的做法、案例等等,这些都是和实践前沿同步的。这有点像工科教育里的做法,比如清华大学的一汽大众教室,或者IBM教室等。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一线来培养学生,因为腾讯的要求和百度、阿里巴巴的要求还是会不一样。

传媒教育内容和思维需要扩张

《中国传媒科技》:近来有一批优秀传媒人,以及许多传统媒体经营者纷纷转型进入新媒体领域,有观点认为传统媒体教育的框架成为束缚,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需要打破思维定势。作为传媒教育者,您怎么看?

喻国明:肯定是这样的。反思我们过去的传统媒体教育,如果说今天是传播领域的新常态的话,过去的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和有局限。过去我们所做的教育,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就两方面,一个是为大多数人的共性需要服务,仅是传授内容制作技巧、方法、原则、规则等等,因为那时处理的是有限新闻窗,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传播服务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就是要找他们的共性需要,个性需要无法满足。另一个就是为主流价值形态进行宣传,讲授主流价值观的宣导规则、方法、技巧等等。

如果从业务形态的角度来说,过去的传播教育只满足了这两部分的需求,这两部分需求里有很大的缺陷。第一,从内容角度来说,缺少对分众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今天的微电影和微视频是怎么做的?它不是题材本身短小的问题,而是文化聚焦从对于大众的共性关心转移到对某种文化专属性需要的关注,它是文化属性适应范围收拢后带来新的内容的文化产品。而且,它的整个运作形态和大众传播也不一样,过去大众传播所有的投资都是花在渠道上,而现在在微电影、微视频这种微传播过程中,更看重的是人的创意,买本子,然后才是花一点钱去拍摄,渠道投放的花费几乎为零。所以从价值的投放角度来看,和大众传播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内容形式上的要求也明显不同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是缺少的,可见即使是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也是瘸腿的。所以今天有一个内容教育方面扩展的要求。

第二,我们过去很少强调营销和价值实现方式,而在今天,只有好内容,没有好的技术平台和好的用户洞察,恐怕也很难做好。所以今天的竞争是全环节、全要素竞争,内容为王的时代早就是一个伪命题了。纽约时报的内容很好,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在下降,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内容本身,还有渠道和市场洞察等问题,信息放不对位置就是垃圾。现在对于所有媒体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渠道失灵。过去我们认为只要把报刊发行到读者手里,把广播电视覆盖到观众身边就搭建完渠道了,现在不行了。社交媒介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信息的选择性和通路不需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了,只要通过朋友和其所连接的大V,就可以构建自己的信息获取平台。今天的渠道,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但是传统的渠道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人际关系渠道的。所以今天很多传统媒介,包括党和政府的一些宣传失灵,主要就在于渠道失灵。而我们在做传播媒介研究和教学的人,其实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地研究,还没能让它成为今天传播教育当中的一个必要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除此之外,我们现在需要扩张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用户调查技术。过去我们认为按照抽样原则发几份问卷就可以了,这种方式对于了解大众传播的市场需求是足够的,因为只需要了解大众需求的共性部分,不需要个性部分。但是当内容生产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和个性化的当下,问卷调查得到的信息就没用了,所以现在需要大数据,大数据可以多层次地去切割和定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和他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大数据分析会成为未来做传播的最基础性认识手段和最重要的工具的原因。

《中国传媒科技》:如何把握新媒体技术在传媒教育中的定位?

喻国明:技术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影响中国传媒变化的有三个因素: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始终具有革命性和引领性作用。今天的新格局、新常态不是因为党的政策开放或者市场发展导致的,是技术的革命性改变导致的。我们过去一直讲,不要技术决定论,要强调人的作用等等,这句话是有误区的。技术本身对于传媒业有决定性作用,并且真的导致了巨大的改变。

对于技术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传播效应和传播的构成方式的改变,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的确比较缺少,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方面。当然技术还是需要为人来服务的,它是在人的社会关联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当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当然不能脱离对人本身的研究。所以对于当下的技术主导制的社会改变,也需要有一种社会人文的关怀,并从社会人文的角度对它进行切分。哪些东西是比较机械性的?哪些是比较符合人性的?把这些问题搞更清楚之后,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就会有更温暖的感觉,就有一种为我所用,以人为本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对技术发展本身有更高层面的把握。其实技术发展一定是跟人的欲望、需求、价值和发展的逻辑关联在一起的,这实际上就是技术发展的基本特点。

90后传媒学子需重视社会观察视角

《中国传媒科技》:有人将90后、95后的孩子定义为真正关心自我、全球化的一代,digital kids。您对新一代传媒学子有何解读?

喻国明:90后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已经进入到学术培养的最高层次。90后这一代和80后、70后或者更老一些的人来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我感觉到他们的思维更开阔一些,对于历史、人文、社会的一些心理负担更放松一些,他们心中没有太多的刻板成见,无论这些刻板成见在我看来是否必要。他们可以更加以第三方或者后来人的方式去看待过去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遗产,无论是政治遗产还是文化遗产,他们的心态更平衡一些。比如,我是50后,我们经历过那时候共和国成长当中的风风雨雨,我们对于文革的、极左的东西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所以一旦那种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激烈的情绪,甚至以一种打标签的方式去回应。不像现在80后、90后,尤其是90后,他们整个成长环境相对来说更加温和,没有太多大起大伏、政治欺骗等等创伤,他们的心态更阳光一些,对于事物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和平和,所以他们对很多事物的接受度、开放度要高。

但是这代人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激情有点少,那种基于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社会意识等社会性的东西相对来说少一点。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造就的。我们成长的时代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社会,整个社会是以组织和机构的利益分配来进行运作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开始关注体制、社会等大面上的变化,然后才旁及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从整体到个体之间的逻辑思维关系,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而对于90后而言,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和体验这个社会,再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这个社会,所以他们更感性一些,更强调自我的价值和体验一些。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但是媒介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对于这代传媒人而言,要从个体的角度升华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角度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他们不但要有90后这一代人的特征,同时,传媒专业所需的社会素养、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要求他们有一种社会性观察的高度和自我意识。这可能对90后、00后来说,任务艰巨。

写在后面

的确如喻国明教授所说,在这个变革时代,传媒业有太多眩人耳目的现象性事物存在,传媒教育者需要对此进行判断,给予学生更多参照以加强学生的定力。对于学生而言,无论是学术派还是实践派,通过学校教育修炼好“学术功底”尤为关键。

关于毕业选择的问题,喻国明教授认为首先还是要看学生对未来有怎样的专业设计和人生设计。新闻传播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即便是以学术为追求的学生,有几年的实践历练也很重要。整个传媒业的发展不光是一个理论逻辑的产物,传播学研究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在里面。艺术就有一种权衡、一种比例,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妥协。完全在学校里做学术,可能会缺少对实践复杂变量、复杂环境平衡掌握的基本素养,造成理解问题相对理想化和简单化。而关于就业选择,喻国明教授有三点建议:去传统媒体进行系统训练、到顶级新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开拓眼界,或去小的成长型公司提升综合能力。喻国明教授并不支持年轻人创业,他认为创业前的积累阶段是不可或缺的。

传媒教育的变与不变,一直是传媒类院校教育改革的热点话题。业界急缺大量既具备扎实基本功又具有新媒体思维和眼界的跨学科融合型人才,学界则面临学科边界、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及知识体系再造等诸多挑战。究竟如何看待业界与学界、实践与理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传统教学与变革创新间的关系?

风暴眼中的中国传媒大学第4篇

对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老师和校友来说，“震惊”不足以形容数日前的那个傍晚。

11月24日17点5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教育部的通报：中国传媒大学的3名校领导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党委书记陈文申被通报批评，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被免职，另有5名学校干部因提供“虚假材料”被处理。

这条新闻迅速从各大新闻客户端弹出，无数媒体人推送了母校领导的处理决定，校友群炸开了锅。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陆续接到电话和微信：“你们学校出大事了。”

而他们自己却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学校能出什么大事？”这个建校61年，以自由、宽松著称的艺术类大学，成为中央第八巡视组10月31日进驻教育部以来，第一所被通报的高校。

超标的0.8平方米

2号楼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公楼，棕红色的墙体上嵌着校歌的词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位于这栋楼的9至11层。《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场看到，楼门前堆着十几块三合板，两个工人正往电梯里搬着钢条。他们要为6层的学院办公室做隔断。

在11月24日纪检部门的通报中，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的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这让“大屋换小屋”变得更为急迫。如今，中国传媒大学不少院系、行政单位的办公室都在打隔断。

“副校长有的超0.2平方米，有的超了0.6平方米。”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仅中纪委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就有50多起，至少已有36名高校官员落马。虽然高校领导因办公室超标被处理的案例并不少见，但鲜有因此而被免职的。

从中纪委网站公布这个通报开始，校长苏志武办公室的那扇暗红色房门就一直紧闭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苏志武雷厉风行，一向秒回短信、速接电话。但《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他的手机均处于关机状态。如今，这间办公室的房门背后已经过改造。按规定，校领导的办公用房应在30.2平方米以内，在改造之前，它的面积超标约0.8平方米。

而就在苏志武办公室的楼上，另一间办公室则充满紧张的气氛，工作人员来去匆匆。房间的格局一目了然：一进门是一张很大的L型暗红色方桌，它几乎占据了办公室长度的一半。桌子背后的一整面墙摆放着一个枣红色的书柜，里面塞满了书。两三盆绿色盆景放在窗前，屋里甚至没有开暖气，党委书记陈文申就坐在桌子后面，被整间屋子的寒意包裹着。对记者的不请自来，他有些抗拒。

11月24日，陈文申因在“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被通报批评。此时，陈文申已经自己开车上班将近一个月。

但在2015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却在向教育部汇报巡视整改情况时称，违规使用公车和超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学校所有公务用车已全部收归后勤处交通运输中心管理和统一调配使用，取消了学校领导的固定用车，校领导公务用车在全校范围内统一调配使用。

被免职的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图/CFP

事实上，11月初，在纪检部门结束第二次巡视后，校领导们才开始自己开车上班。那时，北京下了2015年的第一场大雪，日后被免职的副校长吕志胜当时开车还追了尾。

本次通报除了处理了上述3名校领导外，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财务处处长刘湧、后勤处处长周哲、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铁俊及秘书科副科长陈莹峰等5名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他们被处理的原因则是：“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时，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问题。”

“因为害怕处分，他们起先并不愿意提交（那些材料），但后面还是交出来了，这就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现在看来（之前的材料）就是不真实的。”陈文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复杂。”

24日，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姜纳新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并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周哲、陈莹峰则被免去了后勤处处长、秘书科副科长职务。刘湧、铁俊也被调离了原岗。

在这个敏感时期，这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缄默。

“我觉得很惭愧”

通告公布之后，不少媒体用“窝案”“一锅端”“地震”形容这次事件。

不少人认为，处罚“有些过了”。而对3位校领导个人的口碑，甚至有一边倒式的好评。

2012年8月，调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以前，陈文申几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他担任过北大人事处长、校长助理、常务副校长，分管人事、财务、行政、后勤、产业等。担任常务副校长期间，他和另一位校领导被称为校长手下的“两大干将”。

一位在北大与他共事二十多年的教授用“率真”评价陈文申，他曾因“太过公正”“不会绕弯子”而得罪人，不得不离开北大。“他最多是失察。我相信他的底线，自己应该是很到位的，但是你不能只自己到位。”这位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文申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说不严格。几乎每天中午，陈文申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附近的一食堂。“我遇见他很多次，从没见他上过二楼吃饭。”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食堂的二层是小炒，一层则是大锅饭，一楼最贵的菜是7.5元。

“我没在校外请过一顿饭，我自己也没有拿过一份礼品。但这不等于说我没错误。”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把手，陈文申向《中国新闻周刊》多次坦承，他在监管方面的确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2015年7月，陈文申还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八项规定的落实，认真查摆在纪律建设、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不严不实的问题，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然而，在传媒大学，八项规定在执行和监督上似乎变成了容易忽视的问题。校领导的公务用车有“两个18”的标准，一个是汽车排量在1.8t以下，一个是总价不能超过18万元。“我也是才弄明白这个标准，”陈文申坦言，“我觉得很惭愧，很惭愧。”他重复了一遍，而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他的口头禅，在整个交谈中，他多次重复这句话。

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务用车均购置于八项规定出台前。此前，几位校领导配备的公车是黑色奥迪，也就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超标的。这个被忽视的细节也成了后来校领导被处理的关键。

在中纪委发布的多起高校领导违纪通报中，“超标使用办公用车”“节日期间公车私用”等是最常见的违纪行为。

2015年2月5日，教育部纪检组通报称，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兼基地建设与成果管理处处长、学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万青云存在公车私用问题，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华中科技大学纪委给予万青云党内警告处分。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

显然，年初教育部的这次通报对于中国传媒大学来说并未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而如今，被通报之后，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务用车只剩下两辆使用了15年、几乎拉不开车门的桑塔纳。

“要做成事不得不有点犯规”

2012年6月12日，中国传媒大学也曾接受过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检查组的检查，检查组对传媒大学的预算、资产、财务三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曾经在财政部工作15年的副校长吕志胜，面对昔日的同事说：“这是对我校预算资产财务管理水平的一次检阅。”

但在3年后，教育部巡视组却发现，吕志胜作为分管学校财务的副校长，并没有正确履行行政监管职责。纪检部门的通报中称，他对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算和有关部门向组织报告不实等，负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在纪检部门的通报中，财务混乱的表述并不少见。2015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巡视复旦大学进行通报时，首先点名的问题就是“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

一位在学校任教超过20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就曾给苏志武发去短信，反映财务混乱的问题。有的老师在多个的学院授课，不同学院分别向财务处申报老师的工资，但工资没有细目，“最不清楚的是老师。这算不算财务混乱？”

当时苏志武迅速回复了短信，“会认真做”，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位学院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传媒大学的财务一直“严格得要命”，劳务费很难报销，一些老师做完项目后甚至很难拿到津贴，更不必说交通费。而这些费用却在北大、清华都可以报销，“他们的老师甚至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清华、北大）能报、你们不能？”

“光靠教育部给的钱，很多时候做不成事儿，要做成事儿不得不有点犯规。（一些项目）不请客，上级单位就是不批。”前述学院领导说。

2000年，中国传媒大学成为第五批教育部直属高校;2001年，正式列为“211”学校。在75所直属高校中，32所部署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干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而中国传媒大学则是局级单位，教育部可以直接决定其校领导的任免。

“楼新得像暴发户”

2015年11月，并不是纪检部门对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次巡视。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当时的巡视组组长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

2015年1月5日，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

陈文申和苏志武都出席了这次的反馈会，并当场表态：“立行立改，抓好整改。”

然而，这一次巡视还发现了一起陈年旧案。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时任图书馆长将3万元公款存入母亲名下。但事发后，学校并没能及时发现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在该图书馆长被判刑后，学校又发生了一起被内部人士称为“后勤案件”的事件，但这起案件甚至没有按规定上报驻教育部的纪检组。中国传媒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南广学院也曾因财务问题被调查，分管财务的时任副校长也因“行为不妥”而被免职。

这次，巡视组收到最强烈的意见是学校的基础建设。自从2006年5月苏志武担任校长以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将这所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教学楼、操场、游泳馆、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多个工程几乎同时进行。

2002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传媒大学“大兴土木”的节点。此前是人才和学科的深度发展，而在这之后则是硬件设施的高速建设。为了配合2004年的50周年校庆，学校早在2002年便开始兴建一批新校舍。但当时的建设工程远没有后来的浩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就因大兴土木而频发贪腐案件，直到2013年，高校的贪腐案件中有80%都与此相关。

朱玉泉也指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基建项目“周期长”。苏志武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5年9月，他说：“如果还不能完工，我们就不开学了。”这是他在操场上对工地负责人说的一句重话。但显然这句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学校的操场已经修了3年，至今没有完工，已经有3届学生，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

在校内人士看来，项目的缓慢运作是因为策划时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一些项目的预算论证也不够充分、细密。功能定位甚至并不明确，经常导致设计变更、功能变更，边建边改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建工程进度。学校建设资金需求与有限财力矛盾突出。中国传媒大学里的某个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一建就是10年。“我们这么多工地谁给钱啊？都是靠筹措的，” 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说，“很焦虑的。”

于是，“转工地”成了苏志武的习惯。他曾是插队知青，做过车间工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消散的农民气质。“很土”，不少老师这样形容他。除了出席正式活动，他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去学校各个工地转悠。有一次，他甚至穿着雨鞋，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拿着铁锹和工人们一起在修建的操场上铲土。

“我批评过他，”上述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校领导不应该这样。”另一位老师则更加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亲力亲为的事情应该由校领导做吗？他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是教学吗？”

“现在的楼新得像暴发户，基础设施越来越高大上，学术的东西却越来越沉沦。”一位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执着于硬件设施建设，是因为那些都是显性工程。现在学校的硬件发展远远超过了学术的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传媒行业的发展。”

不止一位老师流露出对上世纪80、90年代教学环境的留恋。那时中国的电视行业刚刚壮大，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刚好参与其中，相关学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虽然那时的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只是一栋9层的主楼，土路两边还趴着一堆低矮的灌木丛。

一些师生显然不能完全接受校园环境的改变。原有的草坪被挖开，建起了小桥流水;柏油路被撬开，铺上了石板，道路无比宽敞，但行人道消失了。“这些真的有必要吗？”不止一个人这样问。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出现一个英明的校长吗？”

纪检部门在反馈中提到，中国传媒大学在用人和干部选拔上听取民意不够，公信度不够高，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在执行纪律时也存在“好人主义”。一位与苏志武相熟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为了评职称，“把菜刀拍在了苏志武的办公桌上”，马上心愿得偿。

苏志武自1993年进入校领导班子，“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学院领导，有机会让学院得到优先发展。”一位老师说，“苏志武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会改变吗？”

曾有一位老师希望竞选学院领导。他有一次偶遇苏志武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雄心壮志。苏志武低着头，对他说：“当领导是要牺牲自己的，是要为大家服务的。”这个老师并不认同，开始大声地反驳他。苏志武沉默了很久，突然说了一句：“当领导，就是当孙子。”“他声音很小，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院系合并是近年来最令高校头疼的事。早在2002年，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在教育部主张的高校合并浪潮中并入中国传媒大学，这让传媒大学的校园面积增加至49.96万平方米，扩大了一倍。

也是从这两所学校的院系合并开始，老师们对学校的学科设计、学院安排产生了诸多不满。“有人论证过应该怎么合并吗？”一位老师甚至曾在合并后的学院大会上公开指责：“你们研究的煤和我们研究的媒不一样。”

此后，一些学院又因为院系领导的“权力斗争”陆续拆分成若干个学院。“行政高于教学，有些学院的拆分是极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人解释。”虽然并校浪潮中更多的大学是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但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科发展并不平衡。在一些弱势学院里，有的老师甚至至今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难完全按照专业、教学的发展科学地管理;这是所有高校都会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行政权力也缺乏有效的监督。中传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诸多高校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第5篇

新闻理论部分（50分）

名词解释：（5分/1）

1、新闻学

2、新闻政策

简答：（10分/1）

1、资本主义新闻事业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区别

2、新闻真实性的内涵

论述：（20分）

毛泽东的一段话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观点阐述

新闻史部分（50分）

名词解释：（5分/1）

1、“苏报”案

2、邵飘萍

简答：（10分/1）

1、简述20世纪20年代我国广播电台的创办情况

2、简述《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论述：（20分/1）

论述廉价报刊的创办和意义

新闻业务部分（50分）

名词解释：（5分/1）

1、编辑方针

2、同期声

简答：（10分/1）

1、主题设计的内容以及与主题先行的区别

2、电视述评与报纸述评的区别

写作题：（20分）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考研书目第6篇

新闻学（下设01新闻史 02新闻理论 03新闻业务 04网络新闻及新媒体 05报刊理论与实践），国际新闻学（含01国际新闻史论 02国际新闻业务 03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交流 04国际媒体），广播电视新闻学（下设01广播电视史 02外国广播电视 03电视新闻 04纪录片 05新闻摄影等若干方向），编辑出版学（下设01编辑出版业务 02出版经营与管理 03电子出版编辑），舆论学（下设01舆论学基础 02应用舆论学 03舆论调查）。

综合考试[新闻传播类]推荐参考书：

1）《文史要览》王振业等老师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383页，定价68元，折后价57.8元

新闻学基础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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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高等教育出版社定价25元折扣85折售价21.25元

4）《媒介批评》雷跃捷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0元折扣85折售价25.5元新闻业务——

5）《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修订二版)梁一高中国广电定价44.5元 85折售价37.8元

6）《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定价39.8元 8.5折售价33.83元

7）《新闻编辑》谭云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定价28.8元 8折售价23.04元

8）《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王振业、李舒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定价37元 8折售价2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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