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协调发展范文（精选12篇）
资源协调发展 第1篇
1 农业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农业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它限制或规定着粮食生产发展, 并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1 农业资源是粮食生产物质基础
农业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农业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粮食是土地、水资源密集型产品, 发展粮食就意味着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资源, 尤其是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耕地和水资源。
土地资源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 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气候资源由人类生产、生活及其整个生命系统所必须的光照、温度 (热量) 、降水 (水分) 、气压、风、气体成分等构成, 这些气候要素及大气成分共同构成人类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自然条件。气候资源既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 又为生物提供了不同量的光、热、水、空气等能量和物质资源, 是粮食生产最基础的资源之一。粮食生产既有社会再生产过程, 也有自然再生产过程。粮食生产活动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造, 以及对生物生命活动过程的促进和控制, 使生物再生产过程按照人类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目的来进行。
1.2 资源稀缺制约着粮食产量增长的规模和速度
资源总量约束影响着长期粮食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由于有些资源稀缺程度高, 所造成的资源约束会使粮食生产得到抑制。比如:耕地和水资源不足, 已经成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主要的资源性障碍。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中国耕地面积已从1998年的12964.2万hm2, 减少到2005年的12208.3万hm2。平均每年递减0.85%, 年均减少110万hm2。全国有14个省 (自治区) 的人均耕地不足667㎡, 有6个省 (自治区) 的人均耕地不到334㎡, 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573.62㎡警戒线。从水资源来看, 目前受旱面积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133万hm2上升到2667万hm2左右, 旱灾面积由333万hm2上升到近1333万hm2, 每年旱灾导致的粮食减产占全部灾害损失的50%以上。
1.3 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导致粮食生产布局上的不平衡
以水资源为例,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m3, 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全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国耕地36%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 而占总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 南涝北旱现象十分突出, 水旱灾害频繁。北方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其经流量仅占全国的6%, 却支持着全国近40%的人口粮食需求。水资源的不均衡对粮食生产布局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耕地分布也不均衡。人均耕地大于0.13hm2的12个省 (区) 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南方四省 (广东、福建、江苏、浙江) 和北京、天津、上海人均耕地不足0.067hm2。全国有将近1/3的县人均耕地低于0.053hm2。资源分布地域差异导致粮食生产在布局上的不平衡。
2 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作用机制
假定人们进行粮食生产活动而没有对资源环境系统给予任何补偿和保护。设:Q粮食总产量;A粮食生产过程中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Q0初期粮食产量, A0初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则, 粮食生产与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之间具有如下函数关系:Q=f (A) 。各种资源的组合结构不同, 粮食产量也不同。
如果资源尚未充分利用, 则资源的边际产出非常大, 且逞递增趋势。当粮食产量增加到一定水平时, 各种资源的消耗速度日益增加, 农业资源系统出现了警戒信号 (设为A1) 。此时的资源组合结构与资源的消耗结构日益不协调, 虽有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 但各种资源的边际产出开始呈递减态势。在粮食生产发展的这一阶段, 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未引起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粮食的产量目标是在资源系统趋于崩溃的警戒点范围内, 使粮食产量达到最大化。因此, 这一阶段粮食生产的特征是资源大量投入的粗放型生产。
由此可以得出, Q与A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式中:k资源利用的技术系数。k越大, 单位资源利用的粮食产量越高。
初始条件:A=a0, Q=Q0 (a0和Q0为粮食生产某时刻的资源开发强度和粮食产量, 且a0
式 (1) 两端对A求积分, 并代入初始条件, 得:
式 (2) 拐点处 (A0, Q0) 的坐标值为:
图1所示, 在拐点的左侧, 即A
上述问题的规划模型为:
由此可以对粮食生产与农业资源的作用机制进行如下概括:粮食生产以农业资源作为物质基础, 由于粮食生产对资源系统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到了环境系统,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会对环境产生较小的改变。当自然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时, 粮食产量会不断增加。如果过度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 将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当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 其强度如果超过了环境的承截能力, 反过来会影响粮食生产, 环境也会恶化乃至崩溃。
3 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近年来,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尚不牢固。根据预测, 2010年和2020年中国国内粮食消费量将分别达到5016亿㎏和5418亿㎏。依据95%的自给率, 2010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应达到5亿t, 2020年达到5.36亿t。如何处理好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 以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粮食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十分重要。
3.1 积极推进技术替代资源
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指出:“技术的变革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背景下对所提出的一个特殊问题做出的一个成功的解答。目前,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0.2%,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数的2.37%, 也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0.65%的平均数。政府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据测算, 农业科研投资如按6%的速度递增, 2015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会达到60%, 2030年可达到70%。
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 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农业技术, 从资源消耗型技术为主转向资源节约型为主, 从而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粮食产出, 实现以技术替代资源的战略。需要重点研发的技术包括:一是加快开发高产适用技术。加大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高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力度, 提高单产水平;二是重视农业灌溉技术和节水技术的研发,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根据测算, 农业用水利用效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 可节水300亿m3;三是改善化肥施用技术。由于化肥施用技术水平低, 不仅造成浪费, 而且带来污染, 破坏生态环境, 应努力在化肥类型、化肥剂型、成分含量、施用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 努力取得突破;四是植物保护防治技术。重点是研发能够增强种抗病虫害能力的技术, 特别是生物技术。
3.2 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
任何资源配置活动都是在既定制度和经济政策下进行的, 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无疑是这些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逻辑结果。通过改革或调整有关的制度和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 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资源稀缺的又一重要途径。
首先, 应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占用耕地, 实施藏粮于土的计划, 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切实保护耕地, 建立严格的用地审批制度, 建立国家级耕地保护区, 严格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把基本农田落实到户和地块, 使每一块土地的信息公开透明, 便于社会监督。在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中, 明确提高补充耕地的质量要求。加大对乱占滥用耕地行为的惩处力度, 确保基本农田不转为非农用地。其次, 加大改造中低产田的投入, 增加“沃土工程”的实施规模和范围, 尽快建立全国耕地质量动态鉴测和预警系统。用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民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3.3 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必须重视对农业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在投资政策取向上应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的方针, 确定财政投资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在中央政府加大投资的同时, 省级政府要积极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 以优质专用良种育繁、病虫害防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现代农机装备、粮食加工转化项目为重点, 完善配套工程项目, 与此同时, 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步伐, 完善配套工程项目。重视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 地方中型水源的开发和中小河流的治理, 挖掘水资源利用潜力。积极开展田间排灌、小型灌区和非灌区抗旱水源, 丘陵地区和其他干旱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等田间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3.4 实现农业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是指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所有利用的资源数量同时变动, 从而引起粮食生产规模变动时所发生的产量和效益变动的情况。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引起了产量增加, 收益扩大, 则是规模经济;反之, 则是规模不经济, 应鼓励实施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稳定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要向种粮大户倾斜, 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以达到资源的最佳利用和最佳的经济效益。要创新粮食生产的组织经营制度,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 鼓励国有粮食企业、中介组织等采取订单收购, 建立粮油生产基地等手段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发展粮食产业化中介组织, 对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的市场化服务。
发展粮食规模经营要和减少农村劳动力同步推进, 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平均水平。因此, 要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 促进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 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摘要：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的“瓶颈”。粮食生产以农业资源为物质基础。如果过度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 不仅会影响粮食生产, 而且也会使环境更加恶化。因此, 应积极推进技术替代资源战略, 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实现农业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关键词：农业资源,粮食生产,资源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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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第2篇
SHAN DONG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学 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班 级：勘查1002班 姓 名：陈兆波 学 号：1011106063 摘要：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在广袤的国土上有着丰富的地质矿产资源，但是平均到个人，我国的地质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却很少，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矿产资源作为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矿业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 同时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涉及到多个领域, 并快速高科技产业渗透。因此,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高度现代化的将来, 矿业对经济的发展均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 没有矿业的发展, 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没有矿产资源的国家, 是政治、经济上难以真正独立和危机四伏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 在大力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 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矿山企业、矿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却对此仍然视而不见, 置若罔闻, 仍在无任何环保措施下无序地对矿产资源滥采乱挖。他们仍然坚持认为, 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无关大局, 待经济发展了再来治理环境。虽然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有矛盾, 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二者是可以协调统一的。关键词：矿产资源 开发 环境 协调发展 1我国地质矿产资源的现状分析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化石能源等地质矿产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我国的地质矿产供求关系在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和消耗下变得 异常复杂和严峻。地质矿产的供求矛盾已经日益突出，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矿产的需求速度已经赶上过着超过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速度。绝大多部分的一次能源、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原材料来源于矿产资源，地质矿产资源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地质矿产的年产量增长速度超过了我国矿产勘探储量的增长速度，并且我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增长需求已经超过我国矿产资源的产量，一些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矿产资源的进口量占比已经达到警戒水平，矿产资源储备的整体保证水平在急速下降。2我国矿产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矿藏中有稀土、钨这些优势矿种，但是在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主要矿种中铁、锰、锌、铝等矿产存在选矿难，贫矿多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不同程度上都影响着我国地质矿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我国铁矿石的平均品位比较低，比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43％低十个点，这就使得中国在高精度仪器设备的研制生产中需要大批量进口高品质的铁矿石。在我国已知的170余种矿产资源中，探明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其他主要地质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些还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根据我国对地质矿产利用率的调查分析，中国矿产资源的平均回收率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工业废渣的综合利用率仅为0．29，这就造成了我国大量矿产资源的浪费，同时带来的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不科学合理的矿区勘探开发利用使得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自然灾害频发，土壤沙漠化问题日益严峻，而这些问题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3地质矿产协调发展战略 3.1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准人条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工作规律，科学设置矿业权。矿业权设置必须符合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矿产生产开发规划和矿区总体发展规划。严禁“大矿小开”和在勘查阶段“化整为零”。进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的企业或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业绩、资质，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及管理和科技人才队伍。提高勘查项目最低投入标准，严格探矿权延续条件，积极探索实行探矿权延续登记退出机制。探矿权每延续一次，地质勘查工作应达到一个更高的符合规范要求的地质勘查阶段，并缩减勘查面积。严禁以任何方式圈占资源。对于取得探矿权1年内不开展实质性勘查工作，取得采矿权2年内不进行正规矿山建设或矿山建设达不到开发方案设计规模和安全生产技术要求的矿业权人，除不再对其办理新的探矿权、采矿权，暂停其参加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资格外，由国土资源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置。对钼矿资源勘查开采实行总量调控、严格准人。建立政府指导调控和市场性调节及行业组织自发约束相结合的产量调节机制。3.2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和各类保护区占压重要矿产资源。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压覆审批制度，除国家、省重大工程外，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和各类工业项目、工业园区建设不得压覆有重要价值的矿产资源。各地新设各类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生态功能区，应征求同级国土资源部门的意见，尽量做到不占压或少占压矿产资源。已经设立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生态功能区内确有重大开发价值的矿区或矿产地，需调整保护范围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报批。3.3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环境保护工作。一．探矿权人及勘查单位在开展地质勘查工作过程中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意识，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二．矿山开采前，矿山开采企业要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和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经审批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上报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通过审批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方可办理采矿许可证。矿山开采期间，要将各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措施分阶段落实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过程中，同时进行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在试生产期间，开展环境保护阶段验收，向所在地(市)环境保护部门申请核发排污许可证。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严格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环境准入和审批程序，全面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和矿山建设期、开采期的环境监督检查。督促勘查单位与矿山企业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和矿山开采项目，限期进行整改。同时，严格审核试生产，核发排污许可证，督促企业开展排污申报登记工作，建立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项目环境全过程监管机制。3.4加大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力度。各地要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对煤炭塌陷区，铝土矿、钼矿、铁矿、水泥灰岩剥采区，石油、天然气、岩盐及天然碱抽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明确治理责任，保证治理措施落实到位。严格落实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新建和已投产的矿山企业要足额缴存保证金，按要求制定矿山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方案，切实履行矿山环境恢复与治理责任。对由于历史原因矿权灭失矿山的环境治理，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也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市场运作方式，加快治理与恢复的进程。3.5建立绿色矿业开发模式 绿色矿业开发模式包括以下个方面的内容。第区域生态环境容量与矿业开发规模的协调性。为此, 在矿产开发前要同时进行区域环境评价和制定区域矿业发展规划使二者协调。矿产资源开发经济价值与生态环境资源社会价值的协调性。为此, 要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矿产采、选、冶过程对环境的最小扰动和最小污染, 使开发的矿产资源及矿山其周围生态环境具有相同的价值。矿产资源开发速度与生态环境资源开发速度的协调性。即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期、中期、后期均有相关的矿山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并按同一速度进行, 矿山闭坑的同时或稍晚即完成矿山环境的根本治理和生态修复。4.区域协调发展克服 “资源诅咒” 效应 矿产资源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可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矿产资源开发中“资源诅咒” 效应的形成，主要源于资源地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资源的粗放开发、资源开发收入的投资转化率低、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极化等。为此，欠发达地区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克服 “资源诅咒” 效应。4.1 降低对资源部门的依赖度 资源开发强度及区域对资源产业的依赖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资源的高强度开发会导致资源快速消耗、资源财富的迅速涌现、生态环境急剧变化，使相应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革难以适应这一变化，必然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随着矿产资源开发部门规模的扩大和产值比重的提高，就会吸纳大量社会生产要素，抑制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使地区贸易结构恶化。根据世界资源开发的历史经验，一般资源产业产值占区域总产值的比例以 30%为红线，超过这一界限就会不可逆转的使区域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区域发展已经对资源产业形成了很高的依赖度，所以，今后应该重视能源资源的开发质量，走稳步适度的能源开发道路。4.2 提高资源开发集约度 提高资源开发集约度，一方面要走技术型开发道路，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要提高资源加工的附加值。通过技术投入，利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开发价值，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开发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创造产值的比重，增强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资源开发的技术含量提高，既有利于培养人才和提高区域科技水平，又使资源开发部门与制造业部门技术水平接近，降低劳动力等要素在二者之间流动的障碍，有利于推动产业部门的平衡协调发展，消除资源部门的不利影响。4.3 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多样化 在资源开发中需要充分发挥资源部门的带动作用，发展资源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不断推动资源部门的产业升级，能源矿产开发部门的产业升级主要围绕能源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炼油、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建材等部门。既要发挥能源矿产产业优势，又不能囿于能源产业，从整个产业体系上要实现由资源部门为主导向制造业部门、服务业为主导的升级，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积极的寻找和挖掘区域各种发展优势提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4.4 重视积累和投资 应该把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收益视为该区域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资本，合理使用资源收益。在我国过去的资源开发中，由于对资源开发部门的利润缺乏合理的控制，这些部门往往获得了超额利润，但没有用丰厚的利润投资技术开发，而是主要用于提高职工的福利水平，造成了公共财富的流失。我们可以参照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从国家层面把能源收益中的一部分提取建立能源基金，主要作为能源收益保留给子孙后代，也可以通过合理运作创造收益，用于统筹平衡资源地的建设和发展投资。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把能源税收更多的用于投资，投资于发展制造业、科技事业、公共基础事业，改善区域发展环境。特别要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制造业资本积累率高，人才、技术资源占有量大，而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具有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是资源型地区脱离资源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4.5 加强制度建设 伴随资源开发过程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动，这就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建设的跟进，用以调整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公共利益、调整企业与地方关系等。在我国现行的能源开发体制下，贫穷落后的资源地区在与资源开发企业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使资源地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屡禁不止的 “偷油” 事件折射着资源区域与资源企业的利益冲突，也是显露了区域对自身资源利益的诉求。所以在国家和区域层面都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平衡企业与地方的关系，企业在大量掘取资源的同时也应对地方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要限制单一的资源输出性的开发模式，需要制定资源企业在资源地的加工比例指标，推动资源企业在资源地的资源深加工发展，促进资源企业与资源区域的协同发展。对资源开发中快速增长的税收收入如何统筹分配，要形成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这都需要未雨绸缪，否则很容易产生权力滥用和腐败。资源开发利用的是区域生态环境资源，这一资源应属区域全体人口所共有，一定要保证全体人口的受益，避免资源收益被少数人或少数利益集团占有。4.6 重视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培育 欠发达地区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在减少、产业在更替，唯有科技和人才优势是区域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欠发达地区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人力资源开发落后和科技实力薄弱，应该利用资源开发收入优先投资教育科技发展，打破经济与文化落后相互抑制的不良反馈。庆阳市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推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人口的产业转移以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形成为前提，本区资源开发产业具有高技术、专业化的特点，这些企业选用人才考虑的是专业技术，不受地域限制，给本区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为此，本区应该面向市场制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和发展，提高区域人口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和文化基础，增强适应不同职业和技术层次的就业能力。既要通过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扩大区域经济规模，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区内非农化就业率，又要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输出水平。同时，应注重科技投入，扩大对应用研究项目的立项和资助范围，积极发展适应本区域的应用技术，解决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许多技术难题，全面提升区域科技水平，以科技事业的稳步推进推动区域优势的不断发挥。基于上述的分析，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首先，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在耗竭性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矿产资源的储量 质量及市场的需求情况来确定其征收标准，达到矿产资源耗竭性补偿的条件，维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实现资源配置和代际公平；再次，征收矿业城市和环境补偿费；最后，改进矿产资源的行政管理方式；另外，我国资源无价的观念制约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当务之急应该从思想上不断改变人们的认识，进而改进体制和政策，最终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达到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参考文献: [ 1] 朱训.论矿业可持续发展[J].中国矿业, 2000, 9(1): 1-6.[ 2] 王玉平.矿产开发中的环境问题[N].中国矿业报,2001-04：5-12 [ 3] 关玉萍, 董锁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创新构建绿色经济制度[ J].世界环境, 2000,（4）：14-17.[ 4] 罗梅，徐争启，马代光．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概论[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1（4）：5-6 [ 5] 刘劲松中国矿产资源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经济研究 2009.2（2）：8-9 [ 6] 姜建军.保护地质环境, 保护地球[ J].中国地质2000, 27(8): 33-35.
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探究 第3篇
【关键词】资源保护；经济发展；协调
2010年8月，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周边突发泥石流灾害，泥石流灾害给全县带来了无法磨灭的灾难阴影。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再一次向人们敲响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警钟。舟曲的特大泥石流灾难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那么该如何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互相推动的，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的都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促进作用。
发展经济必须保护资源，一味的发展经济，而不重视保护资源，久而久之就会使资源匮乏、引起自然灾害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舟曲的特大泥石流灾难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但是在舟曲灾后重建中当地政府大力推行水电、矿产招商引资，立项审批的水电站多达68个之多，密布在舟曲境内的白龙江及其支流之上。重建后的舟曲，为了大力的发展经济，增加财政，以至于忽略了曾经那个特大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与阴影。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该如何正视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立法选择
（一）关于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思潮
1．零增长论
“零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的代表是“罗马俱乐部”[1]，其代表作就是《增长的极限》[1]。
在报告中得出了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的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这就是有名的“零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人类要用停止发展经济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这显然对于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停止了经济发展，那社会就将停滞不前，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2．经济发展决定论
经济发展决定论是一种主张经济增长是解决人类基本经济问题和增进社会福利之先决条件的观点。该理论是与“零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理论。该理论虽然有其合理之处，即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问题，但是实质上，这一理论主张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3．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是独立的、分割的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二）我国立法关于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规定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都对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做了相关的规定。
虽然这些规定都体现出了我国环境法所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同时我们看出我国现行的法律所规定的这一原则只是一个宏观性的规定，虽然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可操作性却是很难。
三、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在总结、分析现有理论、现实的基础上反思应该如何的协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的保护环境。
（一）坚持环境优先原则
环境优先原则虽然在我国没有明确的确立，但是環境优先原则已被普遍的认同，笔者认为，环境优先原则应该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的时候，经济利益要让位于环境利益的原则。坚持环境优先原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在环境法中的体现，也是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充分体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以环境优先原则代替可持续发展原则，使之成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切实有力的坚持环境优先原则。
（二）推进循环经济的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是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关的一种理论，它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3]。循环经济所主张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经济活动原则，是环境保护的新发展，体现出了传统的环境保护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一些新制度，这些新的制度，对于解决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都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协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就要推进循环经济法理论。
（三）明确政府的职责
我国环境法贯彻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原则，应当尤其重视以下几个领域：决策领域、经济和技术领域、环境监督管理领域。[4]这些领域，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与责任上。笔者认为，在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中，政府的职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的发展、规划都与政府的职责息息相关，只有明确政府的职责，让各地政府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该如何协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样才使得环保不只是一句空话，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张国华.《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立法选择——兼论循环经济法与环境保护法的关系》[J].政治论丛,2007年12月第6期.
[2]王灿发.《法学环境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5页.
[3]周珂.《环境法》（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39页.
1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被称为“无形的学院”，其宗旨是要促进人们对全球系统各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进制定新政策和行动
2王灿发著：《法学环境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5页
3宇宙飞船理论是指：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就好比是一艘在宇宙中飞行的宇宙飞船，它需要依靠自身的能源不断的前行，如果对飞船自身有限的资源过度的索取，就会加速飞船的灭亡；而如果对飞船自身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循环利用，将会延缓飞船的寿命。
4《环境法》（第二版），周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45页
资源协调发展 第4篇
人力资源对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较大, 这对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具大的影响, 针对这一现状, 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利用信贷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 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价值, 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 在资本市场上, 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1999年我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 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 还贷期限为8年, 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 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 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 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 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 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 而是因为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 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以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 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 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二、增加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 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 严重地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堪忧, 这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 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 2000年,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三分之二, 中部地区的支出甚至不足东部的二分之一, 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
三、深化认识, 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 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等口号, 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然而, 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尚需深化。主要表现在: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 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 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慢, 且效益不易测度, 各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各地均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等) , 然而由于投入不足, 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 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
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 各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 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
如在广大农村, 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 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 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 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 扩大人力资本总量。
3、在人才培养方面, 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 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
只重视普通教育, 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 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因此, 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 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四、加大教育投入,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 增加公共教育投入, 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和有效的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 1999年, 达到2.79%。但是,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比重仍然偏低。1980年~1995年, 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 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 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目前, 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年, 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 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 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然而,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财力也不尽相同, 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 将资金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 因为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 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 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较多, 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第5篇
(一)人口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主要由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将面临着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四个高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凸显，如何更好的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偏低，人口就业难，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问题带来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资源供应等问题长期恶化，生态环境长期处于不良状态，得不到有效的缓解。
人口的素质低下，人力资源投资少，导致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发挥不出，更严重的是这已经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一个重大包袱。
人口的迅速增长对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安置，新的劳动力又处于待业状态，数亿失业大军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人口的剧增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40年达到峰值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
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二)资源问题
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从资源总量上来说是一个资源大国，具体到平均人口就是一个资源小国。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急剧短缺，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以及资源的.浪费引发的资源结构性短缺。
例如，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大多是一些对经济建设需求小的金属矿，劣质能源占的比例高，贫矿过多导致开采冶炼的成本提高。
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的持续减少，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虽然科学技术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某些资源的衰竭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环境资源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状态。
例如农业资源的日益紧张，人口增多，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缺，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使中国将长期被严重的粮食紧张所困扰，严重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三)环境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迅速蔓延，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
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必须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人口的发展史，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口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方面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影响深刻;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危及到人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正面临着最为严峻的环境考验，生存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环境承载力已经到达了临界点，但是人口还在持续的增长，这已经侵害到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一旦环境政策出现松动，将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后果。
二、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我们的后代需求产生危害的前提下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当代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日益问题突出，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目前情况下，要想发展国家经济都无法回避人口、资源、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
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及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与自然辩证法有共通之处，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所以我们又有了另一种说法，自然辩证法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下，我们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
因而，想要做到可持续房展，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继续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高度重视劳动人口就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鼓励科技创新，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开发和使用新能源，保护国家稀缺资源，避免资源浪费。
3.积极倡导并鼓励节约型消费方式，加强环保的宣传，建设生态文明4.减少工业“三废”排放，加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植树造林，保护濒危物种，逐步改善生态平衡。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节能减排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人口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遏制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其带来的负面效果诸如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资源协调发展 第6篇
北京市各级政府近些年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但仍不能满足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服务需求。自2008年至2012年，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从1160.7亿元增长至1789.2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处于20%以上。能源、公共服务业、交通运输、邮政电信等领域的投资也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北京人口增长更快，2012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069.3万人，2013年为2114.8万人，比2012年增加45.5万人，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41‰。基础设施人均占有量偏低，特别是交通、公共服务、能源等领域投资难以适应人口增长的速度。综合来看，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分布不均匀。从区域分布看，核心城区与远郊区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分布不均衡态势。就基础教育设施配套建设而言，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城、东城和海淀，而大兴、房山、通州、顺义、平谷、密云等远郊区县的重点中小学数量非常少。北京市重点小学有33所，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全市70所市级幼儿园示范园中，城六区有52所，远郊区县仅有18所，可见优质小学和学前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从医疗卫生设施来看，全市72家三级医院中，三环以内达到35家；五环以内达到54家，占全市总量的75%。天通苑、回龙观、上地、通州等典型的人口相对密集的郊区县新城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匮乏。从交通基础设施来看，通州、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郊区县的轨道交通不发达，仅有1-2条地铁线，有的区县如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等还没有通地铁。基础设施建设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在核心城区，从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人口膨胀、产业过度集聚、交通拥堵等压力。因此，尽管北京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每年50万-60万人口的净流入导致基础设施远不能满足各类承载对象的需求，“超载”现象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
第二，交通基础设施难以适应强大的公共交通需求。北京产业或企业主要集中在四环或五环以内，特别是10号线周边、国贸CBD等区域写字楼过于密集、产业及人口集中度过高，轨道交通建设不配套、轨道交通密度不够，加上核心城区的房价高涨，租房成本不断攀升，使得更多的人选择到远郊区县居住，结果导致上下班的“潮汐现象”。有限的地铁线路和公交车，难以应对时间性的人口出行需求，排队进地铁压力还将长期存在。由于不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更多的地铁线路，地铁拥挤、公交拥挤、机动车拥堵等现象短时间内难以得到缓解。
第三，水务基础设施难以解决水资源短缺。2013年，北京继续加大对水务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力度，供水、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较大程度提升，功能不断增强。但从总体上看，北京水资源短缺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水危机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国际标准衡量，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则不到100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0，成为全国人均水资源最少的地区。随着城市扩张、产业发展和人口膨胀，北京地表水系不断断流、干涸，地下水严重超采，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发展的最大瓶颈。
第四，能源环保设施建设效果不够明显。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剧增，导致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能源环保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北京人口增长速度。一方面，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2013年北京能源消费总量达到7354.2万吨标准煤，刷新2012年的7177.7万吨标准煤的历史最高纪录。另一方面，煤炭占能源消费结构的主导地位，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低碳绿色能源比重依然较小，导致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依然偏高。北京在低碳绿色能源、环保设施建设上投入力度不够，还没有发挥低碳绿色能源设施转变首都能源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提升作用。
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北京基础设施建设对策和建议
北京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转变发展方式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要求，因此人口增长、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问题对首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需求。针对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增加核心区轨道交通密度，扩大周边地区的轨道交通覆盖面。因为轨道交通的布局、延伸会影响或引导产业企业布局与发展，进而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与分布，减少核心区人口压力、资源压力与环境压力。所以当前要增加核心区轨道交通密度，增加远郊区县的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增加北京与河北省、天津市邻近区县的轨道交通建设，依托轨道交通设施的均衡发展和配套建设，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均衡协调发展。此外，还要加快首都城际铁路网和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建设，促进北京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二，多渠道提高节水能力，加强排水系统建设，提高水资源承载力。一是应多渠道提高节水能力，继续推广灌溉节水技术，统筹雨洪利用与城市排水、道路建设与排水需求、管网建设与河道治理；二要充分利用好南水北调的开源条件，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主张和倡导循环利用和多次使用，减少浪费水的现象，从意识、用水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减少水耗；三要加大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厂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扩大再生水使用和推广覆盖面；四是应启动海水淡化和引渤入京工程建设，加强前期技术和政策层面的相关研究，结合产业发展、城市规划、人口均衡布局等战略发展问题，以海水淡化破解首都水资源危机。
第三，加强城市能源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新能源比重。北京能源消费总量近些年来呈现增长态势，能源消费刚性需求压力较大，需要加强城市能源配套设施建设，提高能源供给能力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和低碳新能源开发。一是加快建设大尺度城市森林，完善城市绿化的配套设施建设，推动园林绿化为改善首都城市环境、减缓雾霾天气、构建生态宜居、生态休闲环境服务；二是加强城市绿地、绿色建筑建设，拓展城市绿色空间；三是加强对胡同街巷的绿化设施建设，构建文化遗产与绿色景观相呼应的特色文化街区。此外，基于北京资源能源匮乏的现实，应加强对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太阳能等低碳新能源，提高低碳新能源的供给比重，促进能源结构转型。
nlc202309031601
第四，重视远郊区县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对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引导作用。一要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各层级、各行业、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基础设施整体运行效率，为首都城市运转提供保障；二是在空间层面，要统筹旧城与新城、核心区与远郊区县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质量，从首都城市圈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强与河北省、天津市周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三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重视最新技术、产品、工艺运用于首都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发挥和提升基础设施对首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第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同发展的综合评价与管理。一要创新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运行的有效机制，提升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建设、管理、维护水平，构建多样运作机制；二要建立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机制，加强对现有基础设施情况的统计、评价和监管，及时解决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反馈，加快维修和改造，提高基础设施运行的群众满意度；三是建立基础设施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群众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管理等多领域的参与作用，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北京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建设与管理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四是重视基础设施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突出作用，把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方面，提高基础设施综合承载力与运行绩效。
参考文献：
[1]北京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仇保兴.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迈向生态文明时代[J].中国园林，2010（7）：1-5.
[3]石莎莎，史安娜，张鑫，张菊梅.可持续视角下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J].湖南社会科学，2009（2）：112-114.
[4]张耘，陆小成，刘小明，杨风寿.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2-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杨松.北京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市场化开放范围研究[J].管理观察，2014（33）：12-14.
[6]崔烜.北京水危机：人均水量仅极度缺水线1/5[N].时代周报，2012-6-5.
（责任编辑：赵静）
新疆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研究 第7篇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转变的一个过程,城镇化的主体是已经在城镇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农民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会使得部分耕地非农化,耕地资源的变化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此同时,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排名126名以后,耕地总面积仅占世界9%, 却要供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处理好这一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首要考虑的关键点。因此,研究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相关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新疆地处西北干旱区,具有“非灌不植”的地理特殊性,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领土的1/6,而绿洲面积只占4.7%,沿河流、呈斑块状分布,因此新疆的城市具有典型的绿洲特色,而绿洲又是受干旱区自然和人文因素双重影响的脆弱型生态系统,同时,它也是城镇化进展的物质基础,耕地是绿洲中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再生性,耕地资源的保护更关系到保障粮食安全。在以往研究中,研究新疆人口- 耕地- 粮食相关分析、动态变化分析、动力机制分析的研究较多,而新疆耕地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相对较少。同时,近年来新疆在国际大环境以及国家各项政策支持下,城镇化发展迅速,也是西部各省区发展较快、后备耕地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增粮发展空间,是中国最具潜力的粮食生产接替区,因此,对新疆耕地资源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耕地资源变化情况
(一)城镇化综合水平情况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而且体现在经济、产业结构、社会公共生活的优化上,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均衡城镇化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是城镇化发展新的评价标准,它更能反映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水平。因此,原来以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故笔者采用综合指数评价的方法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现状进行综合评价,综合指标主要包含四个指标层:C1人口城镇化;C2经济城镇化;C3社会公共生活;C4城乡一体化。通过这四个层面以及其包含的19个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利用软件SPSS19.0分析,具体结果如下(表1):
注：1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为平衡统计口径城镇就业比重 x4 采用二三产就业比重代替；3以上权重是对标准化后的各指标运用熵值法进行计算所得结果。
Á注：综合评价模型为：C=c[c1，c2，c3，c4]，c1代表人口城镇化，c2代表经济城镇化，c3代表社会公共生活，c4代表城乡一体化
从表2和图1可以看出,城镇化综合水平总体上是持续增长的,2009年到2010年出现大幅度发展,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C3在2009年至2010年有显著变动,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于城市公共福利投入增大从而使其变化显著。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公共生活、城乡一体化四个方面中,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变动幅度不大,而经济城镇化水平、社会公共生活水平呈现增长趋势,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新疆人口基数相对不大,因而人口城镇化水平C1增长的变动幅度不大;新疆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东部省区滞后,同时在财力、人才、管理水平等有限,因而对于城乡一体化C4的推进相对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新疆发展进行大力支持,在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引进投资等政策支撑下,新疆经济城镇化水平C2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也相对扩大社会公共福利力量投入,在就业、医疗、医保方面做了相应的改善,因而,社会公共生活水平C3不断增长。
(二)耕地资源变动情况
新疆自建国以来耕地面积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图2),从1949年至2013年65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291.49万公顷,年均增加耕地面积4.48万公顷;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0.279公顷/ 人增长到1960年达到最大值0.45825公顷/ 人,从1960年开始持续下降,到2013年减少到0.182公顷/ 人。
三、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面积的计量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新疆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引起土地城镇化,而土地城镇化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耕地资源,而新型城镇化又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公共生活和城乡一体化四个层面,将2001年— 2013年城镇化综合水平C以及人口城镇化C1、经济城镇化C2、 社会公共生活C3、城乡一体化C4分别与耕地面积Y做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系数r的大小来确定城镇化综合水平以及相关四个层面对耕地资源变动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
运用Eviews软件做Spearman相关性分析,得到城镇化综合水平C、人口城镇化C1、经济城镇化C2、社会公共生活C3、城乡一体化C4与耕地资源Y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816,0.146, 0.677,0.723,0.824。
从上可知,新疆的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之间是高度相关, 与此同时,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人口、经济、社会公共生活、城乡一体化与耕地之间都是有一定的关联,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变化会对耕地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图1可知,2001—2013年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呈平稳增长趋势,城镇化发展必然会产生城市用地扩张,新城区、城郊、城乡结合部等区域会产生占用耕地的不可避免,城镇化发展刺激政府扩大开发土地,同时,通过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又通过土地复垦、扩大开发等手段填补占用耕地资源,从而使耕地资源增加,使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呈现一定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发展趋势。
新疆城镇化发展有自身的特点,总体上人均密度不高,因而人口城镇化相比东部省区对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程度不高, 而经济发展、社会公共福利加大、城乡一体化推进都会增加城市用地的扩张,从而占用部分耕地,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通过“占补”等相关方式又使得耕地资源呈现正向增长的趋势。
(二)协调性分析
1.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度分析。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定量指标,是一个时间概念,表现为某一状态的值。
耕地资源与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度就是定量描述区域一定的城镇化水平阶段,耕地资源承载力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程度。
借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以及前人的研究,建立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模型为:
CXY=(X+Y)/√(X2+Y2)
式中:x代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y代表耕地资源的变化速率;CXY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1.414≤CXY≤ 1.414。协调度的类型和特征如下表3:
注：为避免与协调度 C 混淆，此处及下方用 X 代表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表 1 指标层 X 含义不同，Y 代表耕地
2.协调度计算结果和分析。根据计量分析,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新疆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从2001年不协调,到2005年协调,然后再从2006年的不协调一直发展到2013年的基本协调状态。
第一阶段:从2002年到2005年,从不协调状态一直发展为基本协调状态。分析原因:
2002年、2003年新疆总的耕地面积从3364.66千公顷减少到3319.99千公顷,达到这一时期最低值,说明城镇化发展呈粗放型,城镇扩展占用部分耕地资源,使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呈 “不协调”状态。
第二阶段:从2006年不协调状态到2007年的基本协调状态,并且一直平稳持续到2010年。分析原因:城镇化综合水平从2005年40.8%下降至2006年的37.3%, 城镇化综合水平的降低使得其协调度较低。
第三阶段:从2011年不协调,逐步发展2013年基本协调状态。分析原因:2011年、2012年新疆总的耕地面积虽然未发生变化,由于复垦耕地资源包含其中所以总的耕地面积未发生变化, 但实际原来的耕地资源必然是下降的,同时,城镇化综合水平在减少,因而协调度较低,从2012年到2013年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基础公共设施投入,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协调度上升到基本协调状态。
(三)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分析
1. 研究方法。VAR模型由2011年诺贝尔奖得主Sim’s于1980年提出,促进了对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是当今世界主流模型之一,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项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
2.脉冲响应结果和分析。(1)对耕地资源Y与城镇化综合水平X、人口城镇化水平X1、经济城镇化水平X、社会公共生活X3、城乡一体化X4做平稳性检验,建立VARYX、VARYX1、 VARYX2、VARYX3、VARYX4模型;(2)通过eviews操作,进行AR根检验,VARYX、VARYX1、VARYX3、VARYX4均平稳,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其次,对Y、X2分别取自然对数得ln Y、ln X2,再对ln X2做差分,建立VAR模型,检验平稳;(3)通过检验,以上各模型均平稳,所以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为便于对研究内容的分析,笔者只选取了相应的Y对X、X1、X2、X3、X4的脉冲响函数,得到图3和图4,由图3可知,在短时期内,给城镇化综合水平X一个单位的标准误差项的冲击,耕地面积Y变化在第3期正向影响37个单位达到最大值,冲击作用持续,从第7期响应逐渐趋于0。呈现正向稳定效应收敛趋向。说明短时期内耕地面积变动受城镇化综合水平变动的影响,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呈现正向响应关系。从图4可以看出,给X1一个单位的标准误差项冲击,Y的变化在第3期响应达到最大107个单位,方向是正向收敛的;给X2一个单位的标准误差项冲击,Y的变动情况是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0.019,正向响应;从左下角图可以判断,给X3一个单位的冲击,Y的增长变动方向是负向的,在第3期达到-12,然后逐渐趋向于零;给X4一个单位的标准误差项冲击, Y在第3期达到的最大响应94个单位,然后逐渐下降并且在第9期开始向负向发展。综上可以得出:当给人口城镇化增长率一个正向冲击,对耕地资源在短期内是正向影响,说明人口向城镇转移、经济水平的聚集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引起城市占用耕地, 而“占补平衡”使得耕地资源同样也是增长的;而社会公共生活水平增长对耕地资源的增长是较小的负影响,城市公共生活水平推进对于城市用地的扩展影响较小,进而不存在“占补”的过程,耕地资源变动不会增加,同时在原有基础上由于新疆特殊的生态脆弱型因素反而呈减少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新疆处在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的同时, 虽总的耕地资源未减少,但人口数量是持续增长的,因而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减少趋势。
2.2002年-2013年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之间是呈现正向发展关系,城镇化综合水平持续增长,耕地资源缓慢增加并且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说明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 城镇扩展,土地开发机会增多,导致耕地资源增长停滞。
3. 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从2002年至2013年,由“不协调- 基本协调- 不协调- 基本协调”的变化, 协调度不高,说明新疆城镇化发展相对较粗放,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合理规划、统筹发展。
4.脉冲响应是短期影响,通过分析,可知,在一定的周期内,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对新疆耕地资源是正向影响的关系,而城镇化综合质量又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公共生活、 城乡一体化,其中耕地资源对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一个单位的标准误差项冲击的响应为正向的,社会公共生活影响不显著。
(二)建议
1.合理调控新疆耕地资源与城镇化的发展,确保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合理开发。新疆的耕地资源相对东部省区丰富,但是受管理水平、撂荒、水资源稀缺、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影响,耕地资源也会存在浪费和不合理利用情况,为使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相关部门应预先做好调控工作,避免资源的浪费。
2.健全耕地流转保护法律政策,确保耕地资源的安全有效的动态平衡管理。这样不仅能够缓解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占用耕地压力,而且可以减少违法占用,缓解各利益方矛盾。
3.合理推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避免盲目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后续问题。新型城镇化重在提高城镇化的综合水平,而不是简单的人口增多、城区扩大,更应该合理考虑转移人口后的生存发展、公共福利问题以及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这样才能使城镇化带来的收获利益均等化,城乡差距缩小、各地区统筹协调发展。
4.创新土地管理模式,实现行政管理水平的高效和优化。通过对土地流转、复垦、承包等政策调整,例如可以对复垦耕地进行补贴、低等级土地和废弃土地再利用等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 从而促进耕地资源增加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通过数字化、智慧土地管理,可以高效地对耕地资源进行监控管理;相关土地信息公开化,以减少不合理利益倾向的耕地流转,进而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公平健康运行。
摘要：以新疆整体为研究区,借助环境、经济、城市相关专家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发展关系;文章采用综合评价指数、Spearman相关性分析、协调度模型建立以及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等方法揭示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动的相关性和协调性。结果表明:2002年-2013年新疆城镇化综合水平与耕地资源呈现正向发展关系,同时运用脉冲响应分析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公共生活、城乡一体化对耕地的影响作用,为新疆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资源协调发展 第8篇
因此, 我们有必要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配置问题, 借鉴国内外关于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先进经验, 提出在“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的农村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方案。
1“三化”协调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分析
“三化”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在于资源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配置不合理、机制不完善。促进“三化”协调发展, 必须探索建立工农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和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 促进“人、地、钱”等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因此, 解决好“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对促进“三化”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城镇化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 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样离不开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当前, 河南省尽管劳动力总量富余, 但还存在着素质不适应、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等问题。因此要合理配置农村人力资源。
1.1 农村人口数量大, 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观重要的作用, 是反映农民素质的主要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素质以及思想意识状况等, 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起着主导作用。有关研究表明, 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 总的趋势是随着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农业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也逐步提高。
在农村, 很多农民抱怨承担子女的学费负担太重, 孩子上不起学, 有的不得不选择辍学。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已成为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这导致了教师工资拖欠严重、学生上不起学、学校欠债严重、办学条件以及设施落后等。从总体上说, 我国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力度不够, 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1.2 农村教育结构不够合理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农村教育结也逐渐改变过去单一基础教育的方式, 逐渐多元化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成人教育随着需求的增长也逐渐发展起来, 但我国农村教育结果还存在着较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 教育体系封闭, 各级各类教育缺乏衔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所占比重过小且发展严重滞后等。
农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农村新一代人力资源, 开发既有人力资源, 提高他们的各种素质。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调整, 这样对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许多农村居民不满足于基础教育的普及, 他们更希望学习新的技术和本领, 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所以现如今不合理的农村教育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农村的教育结构有待调整。
1.3 缺乏一整套人力资源开发的计划和组织的体系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缺乏一整套人力资源开发的计划和组织的体系, 有些地区实施培训似乎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 缺乏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急迫感, 积极性和自觉性, 乡村干部接受继续教育, 多数都是应付了事, 事倍功半, 并利用学习机会逃脱工作, 借机旅游等, 造成国家财产流失。人才培训的无计划性、盲目性, 以及人力资源使用脱节, 在农村普遍存在, 不能使人力资源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实质是资源的浪费。
2“三化”协调发展对农村人力资源配置需求
根据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现状, 结合“三化”协调发展的思想, 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各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1) 通过对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现状的调查分析, “三化”的协调发展对农村人力资源整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有的人力资源结构与质量不能满足“三化”的快速发展。
(2) 工业化进程中, 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为非农产业, 尤其是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促使工业总量快速扩张, 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 对农村人口的产业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3) 城镇化进程中,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伴随推进城镇规模的扩张, 将现有的部分农村发展为城镇, 农村变为城镇势必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 “有地无工”农民的增加将给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带来严重的威胁。
(4)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源的水平, 与河南省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确保粮食安全对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需求相矛盾。
3“三化”协调发展进程中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方案
在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背景下需要特别关注人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问题, 尤其要努力促进人才由城到乡的流动, 加大城市教师、医务人员、文化工作者支援农村的力度, 鼓励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及那些已积累一定资本或经验的外出打工者到农村服务、创业, 为农村经济提供更多的人力与社会资本, 以助推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源如何在城乡间、在不同产业间配置, 政府应怎样发挥自身的宏观调配作用, 是“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与工业化相匹配
实现农民在三产之间的合理配置, 前提是提高其素质。实施职业技能义务培训,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 实现农民工向河南省需求的产业工人转变, 增强农村人力资源职业培训。
实施定期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更重要的是经济中整体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有利于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和技术创新, 直接带来生产率的增长, 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
同时加强我省产业集聚区的整体规划, 实现新型工业化, 提高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改革户籍制度,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同时更新观念, 实现从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到优化“配置”的观念转变。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并不是户籍制度本身, 而是要剥离嵌入在户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二元制度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不平等待遇。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 必须同时加强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公共就业服务和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政府相关部门相应配套措施的改革。
3.2 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与城镇化相匹配
城镇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 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这每一个方面都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镇化的本质是人, 是人的城镇化或者人的现代化, 离开了人, 各个方面的转变既没有意义也不能进行。因此, 各个学科的学者在许多农村城镇化进行研究时就应该关注到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创业政策环境,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就业, 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在现代服务业方面, 河南面临的困难也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从产业结构上而言, 服务业落后于制造业, 表明这个地方城市化、市场化水平低, 围绕现代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也同样落后。
政府应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 加大对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利用等方面服务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对吸收就业多、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低等服务类企业, 按照其吸收就业人员数量给予补贴或所得税优惠;另外, 对从事农业灌溉、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涉农服务业项目所得, 按规定也免征企业所得税;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资源配置效率,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资金供给紧张、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保险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低, 应积极发展地方金融。一是适当赋予农村民间金融合作组织的合法地位;二是完善政策性银行的建制, 发挥其政策导向、政府调控、示范引导、信用保障的作用;三是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 将其改建成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发挥其支农的基础性作用;四是构建新型农业保险体系。
3.3 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匹配
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率, 吸引农村劳动力资源在一产就业;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高农业从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 影响整个经济内多个部门的生产、创新, 带来生产率的增长。河南省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必须加强信息化建设。关于农村信息化建设, 首要的是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互联网覆盖不到位问题上, 政府应出面协调, 指定相关电信运营公司解决;在资金投入上, 政府对农村互联网这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补贴;在互联网使用方面, 政府应加强乱收费治理, 使农村家庭支付的成本与城市家庭支付的成本一样多。另外, 还需有组织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信息搜集、识别、加工与应用、预测分析的专业培训。
参考文献
[1]肖鹤,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河南样本”[N].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
资源协调发展 第9篇
“协调”与“发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协调”是指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种要素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其描述的是系统内外各种要素配合得当的一种状态。“发展”则是指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种要素自身的变化过程, 其描述的是系统内外各要素运动变化的过程。而“协调发展”所强调的是系统内外各要素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的动态概念。它所涉及的面更加的宏观, 不仅仅指单个系统或要素的增长, 更多强调的是多系统多要素综合性的发展与协调。
二、协调发展理论
1. 协调发展的概念。
协调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进程中, 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其发展模式不断反思与改进的产物。协调发展理论最初萌芽于农业, 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成形。协调发展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宁波大学商学院的熊德平教授将协调发展定义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总目标, 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子系统与总系统, 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协调, 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
2.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指经济与环境这两个开放的系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 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另外一方的发展为代价, 片面地强调自身的发展。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子系统是绝对平均的, 他们之间是有主次之分的。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 经济发展应当处于核心和首要的地位, 而保持生态平衡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绝不能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以及长久的时间去弥补。协调发展理论可以从理论上克服区域经济, 以及社会活动的片面性和局部性, 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和协调区域发展过程中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实现各要素的优化配置, 使总效益得到最大化。但是, 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投入上, 过高的资源消耗、过大的污染物排放, 使得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多重压力。因此,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其间的矛盾, 让经济与环境得到协调发展。
三、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现状
1. 衡水湖湿地简介。
水湖湿地位于河北省衡水市境内, 地处华北平原东南部。衡水湖于2003年经批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是内陆淡水湿地型生态系统和国家一、二级珍稀保护鸟类。2004年7月衡水湖湿地保护区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保护区总面积共187.87平方千米, 湖面积75平方千米, 平均水深3米到4米, 蓄水量达2.22亿立方米。分东西两个湖区, 目前只有东湖常年蓄水, 水源主要引自黄河。
衡水湖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湖泊湿地, 呈现出鲜明的生物多样性特征, 具有举足轻重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同时由于该湿地地理位置特殊, 距离城市较近, 位于人口密集区, 因此与城市的关系甚为密切, 是管理型和发展型的保护区。衡水湖湿地的资源配置既要考虑到自然和生态生态问题, 也要考虑人与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
2. 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SWOT分析。
通过SWOT分析法客观地分析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的现状, 通过对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状况的优劣势、机会, 以及威胁的综合评估与分析, 合理的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构, 适当的变动资源配置的策略, 以实现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从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的SWOT模型中不难看出, 衡水湖湿地自身条件具有很大的优势, 水体面积较大, 湿地内鸟类物种众多, 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但是也面临着众多的威胁, 例如:由于自然和认为的原因导致近年来湿地水量的减少, 以及水质的下降;由于公众对生态系统保护意识的淡薄, 导致湿地内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
针对衡水湖湿地资源的现状, 应借助其自身的优势, 把握发展机遇, 改善劣势, 减少存在的威胁。为促进周边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衡水湖湿地资源的配置做出适时适度的优化与调整。
四、优化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1. 严格依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湿地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 完善已有的保护衡水湖湿地资源的政策法规, 政府坚持依法行政。
2. 突破单一的由政府出资的资金筹措形式, 力争借助外力, 积极探索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等新的融资渠道。
3. 进行衡水湖湿地资源的配置要坚持以保持原生态为前提, 科学的做出长远规划。
4. 利用区位优势, 聚集周边人才。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吸引人才, 或聘请专业人才对湿地建设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1]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赵蓓蓓.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1, 9[2]赵蓓蓓.衡水湖湿地资源配置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1, 9
[3]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资源协调发展 第10篇
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 土地面积103万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丰富。其中人均水资源总量和林地总面积处于全国中上水平, 并富产煤炭、锰、铜、硫铁和磷等矿产资源, 是全国的资源基地。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中显现出一定优势:是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最佳区位之一;地处中华腹地, 对全国市场具有高度的可达性;是我国承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主要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粮食主产区, 对粮食安全有着重大积极影响。因此, 中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使中部地区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如2008—2012年, 中部经济增长速度为12.3%, 高于全国近3个百分点, 同时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但与全国类似, 中部地区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却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鉴于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战略区位优势和相对较好的发展基础, 分析其协调发展格局, 揭示其演化趋势, 提出可行性发展策略, 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
二、文献综述
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 尤其是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 (博尔丁, 1966) , 以及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和贝克曼于20世纪70年代指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问题根源是系统间的协调”。1987年,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清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综合归纳起来, 研究成果一般集中于三个方面: (1) 两者关系的研究:较为著名的有Daly (1991) 认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前提;Sachs与Warner (2001) 认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Theodore Panayotou (2003) 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 (2) 两者协调的评价:吴玉鸣 (2008年) 和王婧静 (2011) 等分别以世界上5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31个省域、珠江三角洲等为样本, 对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 (3) 两者协调的实现路径:张慧毅等 (2007) 和刘承良等 (2013) 以发展中国家和武汉市为例, 提出了协调发展的路径。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丰富, 但具体针对性不足, 尤其缺乏对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性的方向。
三、指标赋权及协调度的计算
在协调评价中, 初步分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 需给出指标权重、系统发展综合指数, 以及协调发展的计算方法。
(一)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对于子系统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尽量做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在分析现有两大类方法 (主题赋权法、客观赋权法) 优缺点的基础上, 决定采用熵权法。熵权法是依据指标数据的差异性大小确定指标的权重, 计算的基本步骤为:先求出各个省区各项指标值的比重, 再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 最后通过计算各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反映了各指标下各个省区子系统指标数据值的差异性大小, 指标的数据差异性越大, 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 特别地是当指标数据完全相等时, 差异性系数最小。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
(二) 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根据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及指标值, 利用主成份投影法进行综合指数计算, 主成份投影法是一种多指标决策与综合评价的方法。其计算过程如下:先进行指标规范化, 根据指标的属性类型界定, 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子系统的指标基本属于成本型指标和效益型指标;再用前面求出的指标权重对决策矩阵进行加权处理, 得到赋权后的决策矩阵;为消除指标间的重叠信息, 再对指标值进行正交变换;最后, 求出各决策向量在理想决策向量方向上的投影, 以各决策向量的投影值作为各个省区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12]。
(三) 协调度的计算与评价标准
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计算模型为:
式中Zj、Ej和Rj为分别为中部地区第j个省区的协调度、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 k为系统的调节系数, k≥2, 在此取为2, 易知1>Zj>0, 且Zj越大, 表明第j个省区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越协调。
同时, 为了更好地反映两个子系统的协调水平, 采用如下模型计算协调发展度:
式中Lj为协调发展度;Tj=w1Ej+w2Rj, w1和w2设定w1和w2分别取值为0.5。
根据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得分, 将两者都分别划分为七大类, 如表1所示。
注:每一组的组值上限归入本组, 组值下限归入前一组。
四、实证分析
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度进行评价, 首先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 再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以及中部六省的《统计年鉴》等。
(一)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区域性、动态性、系统性、层次性及完备性原则, 按三级层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包含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统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三个二级指标;资源环境子系统包括资源与利用、环境压力和环境治理三个二级指标, 具体的指标及其性质如表2所示。
(二) 协调性的空间格局分析
经计算得经济发展子系统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及其评价结果, 如表3所示。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均处于协调状态, 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水平为0.336, 资源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平均水平为0.635, 协调度平均水平为0.819, 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协调发展度一般, 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三个省区处于Ⅲ级水平, 安徽省、山西省和江西省三个省区处于Ⅳ级水平;协调发展度平均水平为0.631, 处于Ⅲ级水平, 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
(三) 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分析
计算得出中部地区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及协调度, 如表4所示。2000—2011年的12年间, 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有逐渐改善的趋势, 数值基本是不断增大的。经济系统综合发展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资源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倒“U”型, 拐点峰值出现于2006年。中部地区复合系统发展过程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6年, 复合系统协调度从0.357到0.443, 属濒临失调型;第二阶段为2007年, 复合系统协调度为0.533, 属初步协调型;第三阶段为2008—2009年, 复合系统协调度分别为0.631和0.717, 属中度协调型;第四阶段为2010—2011年, 复合系统协调度分别为0.792和0.819, 过渡到良好协调型。但协调发展度还较低, 从0.331到0.631, 评价自Ⅴ级上升到Ⅲ级, 分为三个阶段, 2000—2005年属于Ⅴ级水平, 2006—2009年属Ⅳ级水平, 2010-2011年属Ⅲ级水平, 与协调度的划分基本相同。
五、政策建议
为实现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发展中部地区生态经济, 最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鉴于本文得出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虽然不高, 但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均基本远远好于其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所以中部地区可以利用其资源环境优势,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花卉、绿色农业、绿色工业、绿色旅游等绿色生态经济, 促进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生态经济优势。
(二) 建立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加大环保投资力度
中部地区虽然面积不大, 人口不多, 但各个地区较有特色。为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避开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 应该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升级, 实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战略, 对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进行整治,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与消费模式。
(三) 坚持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虽然中部地区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一直在提高, 但存在一定的环境隐患。随着中部地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及政绩导向追求, 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已出现苗头。因此在中部地区发展过程中, 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 大力提倡低碳工业、低碳生活, 坚决抵制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行为。
摘要：本文在构建中部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 运用熵权法和主成分投影法, 以2000-2011年为样本区间, 对中部地区六省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进行计算, 实证分析其空间格局和时间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六省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性已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空间分布格局, 有渐渐向好的倒“U”型发展态势。
关键词：中部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主成分投影法
参考文献
[1]范恒山.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 2013 (1) .
[2]张颖, 陈艳.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潜力与减排效应估算[J].宏观经济管理, 201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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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eodore Panayotou.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2003 (2) :45-72.
协调人地关系，保障土地资源安全 第11篇
人地关系矛盾
《经济》：当前威胁我国土地资源安全的主要原因是？
石玉林：主要是人为原因，即人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人为的粗放型经营，破坏资源环境，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方式破坏土地资源，滥垦、滥伐，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来获取经济发展。当前这种高耗、低效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使原本短缺的土地资源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经济》：具体来说，我国在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石玉林：在土地的保护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边治理边破坏。近年的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牧还草、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政策都旨在保护土地资源安全。但是，虽然和过去相比，土地退化有一定的遏制，但是整体上并没有好转，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是330多万吨，被污染耕地是3250万亩，这个数据可能还偏小。有调查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3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1.05亿亩。大量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物为50%～60%。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污染从城市转到农村，在向郊区扩散。
从土地的利用方面来讲，我们是粗放的利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率低且存在浪费现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大量土地被征用，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城镇利用的土地相当于现代城镇的7.8%。也就是说，圈下来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利用，用的话也是粗放的利用，容积率也不高。而且在建筑用地中，60%的土地资源占用的是耕地。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少，即便精耕细作，却存在污染严重的现象。比如我国最富饶的土地，黑土地，在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农民都不给黑土地施肥。另外，由于耕种方式不科学，为了方便而采取顺坡耕种方式，造成了现在大概每年都有0.3到1厘米的优质土壤流失。
三大安全战略
《经济》：您对我国土地资源安全战略的建议是什么？现行土地资源安全战略中需要改进的有哪些？
石玉林：土地资源安全战略应该以维护土地的健康、确保土地的安全，以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支持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简单来讲，就是健康、安全、可持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安排、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
首先，保护好土地资源。把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保护好，把未被污染的土地资源先保护起来。对于已经被污染的土地，通过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其质量。
第二，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要建立资源集约型的社会体系，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所以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体来说，节约就是要节地、节水，节时、节肥。采用套种、复种、混种的方式精耕细作。
此外，不能片面强调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劳动力的效益的同时还应强调土地的效益。我们要考虑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只考虑大面积土地的机械化，而不考虑土地实际情况是不对的。搞机械化的强调大型机器的使用，但是，南方小面积的耕地的作业，是不能依靠大型机械化解决的。过去有小型拖拉机，现在没有了，农民只能用牛耕地，这实际上是退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南方可以一年二、三熟的耕地，现在是一年一、二熟，甚至有些农民连早稻都不种了，而是外出打工。因为农村冬闲田产量不高，劳动力又缺乏，耕地收入太低。在农业补贴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了，比如，我们国家近几年才免征农业税费，而发达国家早就免了，而且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也和发达国家差了很多。所以，国家必须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第三，加强建设，建设好16亿亩基本农田，能保护多少就保护多少。16亿亩基本农田的产出占我国全部耕地产出量的90%以上，保持它的数量、质量稳定即基本上保证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专项制度与法规，依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随意改变其用途。此外，还要适当地改造耕地质量，把坏的变成好的，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
《经济》：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一直都是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所提倡的安全战略，那么为什么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如此难以实现？
石玉林：这受制于5个因素，分别是：发展阶段、投资力度、技术水平、农民素质、管理水平。
首先，我国所处的发展水平制约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第二，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投资力度不够。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要有科学技术和设备来支持，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另外，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例，未来如能改造0.1亿公顷低产田，以投资额度7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7500亿元；改造0.1亿公顷中产田，以投资额度4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4500亿元。这些投入不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因此国家必须要加大投入。
第三，科学技术水平有限。
第四，农民素质有待提高。信息化的东西，农民不懂。但是只有提高农民素质水平，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五，管理理念不正确，政策有误区。制定政策的人建设工程，却不建设配套设施，相关的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配套。重工程、轻管理，重开源、轻节流，重大型、轻小型现象严重。比如圈下来的闲置的、利用率低的土地，应该管理起来，用法律来约束它。从数量上来说，耕地面临的最大的、实质上的挑战就是建设占用耕地增多，这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人定胜天是片面、不科学的。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转变人的管理理念，这样才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第12篇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也已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才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人才资源开发[1]。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要求人才资源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然而如何判断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因为管理上的需要,不同的学者将经济发展作为主线和参照系,分别从人口与经济、环境与经济、科技与经济、教育与经济、资源与经济、生态与经济和文化与经济等不同侧面展开了对协调发展评价方法研究,如许玲、李新杰、张林、王琳[2,3,4,5]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关于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方法研究也不断地吸引着相关学者的注意,如刘兵以多目标模糊综合评判为依据,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方法,构建了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对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6];初铭畅[7]采用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人力资源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析法对人力资源与经济协调度进行实证评价研究。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评价方法,构建出综合评价人才资源开发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静态协调度及动态协调度模型。
1 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内涵
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相对较高的那一部分劳动者能力的总和。人才资源开发是以发掘、培养、配置和使用人才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和过程[8]。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所构成的整个系统中,协调性是指处在整个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它反映了系统发展中各部分之间的一致程度和配合程度,反映了内部各构成要素间的合作、互补、同步等情况。协调性倾向于对系统间配合状态的描述,对于协调性的“好”与“差”等不同程度的状态描述,往往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指标或者标准,即所谓的“协调度”或者“协调指数”等等。衡量系统之间或者要素之间协调发展状况的定量指标将其称之为协调度(协调指数)[9]。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这样理解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即为一定区域内人才资源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及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状态,这一状态可以通过协调度(协调指数)等相对的指标加以描述。
2 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是正确选取指标,按照系统性、科学性、相关性、广泛性原则,根据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的内涵及其关键因素,对人才资源开发及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指标进行筛选,构建出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2.2 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本文将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建立综合评价方法,具体评价方案如图1 所示。
按照图1 提供的评价方案及前文构建出的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人才资源与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然后再对其进行回归拟合分析,最后计算出人才与经济这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静态协调度及动态协调度。其中,静态协调度反映了两个系统在某一时点的协调性,动态协调度则反映了两个系统在不同的时间点中协调性的变动趋势。
(1)静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u(i / j)为人才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发展的协调性指数,u(i / j)为人才系统对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程度,u(j / i)经济系统对人才系统发展的适应度;x、y分别为人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x′、y′分别为经济系统对人才系统以及人才系统对经济系统需求的最佳综合发展指数;s2是人才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
(2)动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Cs(t-i)为系统在不同时点静态协调度的值,任意两个不同时点t2> t1,如果Cd(t2)>Cd(t1),则说明系统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3 结语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的数学模型,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人才资源系统和经济系统各要素所包含的主要信息,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来反映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然后,对人才资源与经济这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进行回归拟合,建立反映发展协调性的指数量化模型,用协调指数来判断两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该模型避免了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以及仅用主成分分析法中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对于评价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功.论人力资源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J].才智,2010(9):207.
[2]王琳.天津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研究[J].天津经济,2015(1):23-26.
[3]许玲.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研究——基于2004年和2011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4(1):24-29.
[4]李新杰.河南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路径及预警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4.
[5]张林,谢小凤.西部省区科技-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J].管理新世界,2014(3):28-34.
[6]刘兵,李劲松.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经济与人才系统的协调性判定[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5):70-74.
[7]初铭畅.辽宁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源与经济协调度评价实证研究[J].区域经济,2013(8):139-142.
[8]肖俊.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D].湖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