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查干预范文（精选9篇）
筛查干预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查对象为安泽县府城、和川、冀氏、唐城4个镇35岁～64岁的农村妇女, 自愿参加并能接受检查者, 因非宫颈癌病变原因行子宫全切术者除外。
1.2 方法
根据国家《农村妇女宫颈癌实施方案》和《宫颈癌检查项目技术方案》要求进行检查。
1.2.1 妇幼站由专人负责登记符合条件的适龄妇女, 签署“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 填写“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及“宫颈癌检查个案登记表”。
1.2.2 由受过专门培训的妇科医生进行妇科常规检查, 包括询问病史 (月经史、性生活史、避孕史、生育史、现病史、既往病史、家族肿瘤史) 及盆腔检查, 同时做阴道分泌物/宫颈分泌物涂片革兰染色显微镜检查、宫颈脱落细胞检查、醋酸染色 (VIA) /复方碘染色 (VILI) 后肉眼观察检查。对宫颈脱落细胞检查或VIA/VILI检查可疑或异常者进行阴道镜检查, 阴道镜检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
1.3 诊断标准根据全国高等医学院教材《妇产科学》第七版的诊断标准[3]进行诊断。
2 结果
2.1 妇女患病情况及患病率
筛查2 000人, 共查出患者1 436例, 患病率为71.80%, 其中宫颈疾病1 071例, 患病率53.55%;阴道疾病613例, 患病率30.65%;盆腔疾病204例, 患病率为10.20%;外阴疾患42例, 患病率为2.10%;宫颈癌前病变9例, 患病率0.45%。
2.2 不同年龄段宫颈疾病患病情况
筛查2 000例农村妇女中, 不同年龄宫颈疾病与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CIN) 检出情况不同, 在各个年龄阶段均有发病, 但35岁～44岁年龄组最多见, 其次为45岁～55岁和55岁～64岁年龄段。见表1。
2.3 不同产次宫颈疾病患病情况
筛查2 000例农村妇女中, 宫颈疾病及宫颈癌前病变发病与产次有关, 产次越多的发病率越高。见表2。
2.4 不同文化程度宫颈疾病患病情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与宫颈疾病及癌前病变发病有关, 文化程度越低发病率越高。
2.5 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情况
筛查前对2 000名农村妇女进行了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 从中可以看出, 有503名妇女知晓宫颈癌防治知识, 占总筛查人数的25.15%;1 497名妇女不了解或不知晓, 占总筛查人数的74.85%。其中只有32人 (1.60%) 每年进行常规妇科检查。
3 讨论
3.1 分析
本次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情况结果显示, 我县农村妇女宫颈疾病患病率远远高于报道水平[4,5], 宫颈癌前病变9例, 患病率为0.45%, 高于全国检出率 (0.01%) 。分析其原因, 一是富裕程度不同。家庭经济收入的差异对农村妇女的身体健康影响较大, 家庭收入越高, 农村妇女对自己的健康越重视, 稍觉身体不适, 就会到医院进行诊治, 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身体检查。而相对贫困的农村妇女, 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 对自己所患疾病会选择拖或硬抗等办法, 久而久之就会延误最佳治疗期, 而使病情恶化。二是居住区域不同。我们这次重点对全县4个镇61个村的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情况可以看出, 居住在乡镇区域或乡镇周边村的农村妇女, 由于靠着乡镇卫生院, 医疗资源比较充裕, 方便诊治, 患病率偏低;而住在偏远农村的妇女, 由于远离乡镇所在地, 分布松散, 交通不便, 看病难, 患病率就较高。三是卫生习惯不同。由于卫生观念的差异、文化程度的高低、对宫颈疾病认识程度的深浅、对生殖保健知识了解的不同和卫生条件的优劣, 患病率不尽相同, 但大部分农村妇女没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四是孕产次数过多, 初次性交年龄过早, 也是宫颈疾病患病率高的原因之一。
3.2 对策
我县农村妇女宫颈疾病患病率远高于报道水平, 宫颈癌前病变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 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 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就能避免宫颈癌的发生。因此降低宫颈癌发病率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涉及到卫生、宣传、教育、人社、农业等相关部门, 必须密切配合, 齐心协力, 采取综合措施, 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首先, 要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形式, 广泛宣传宫颈癌相关知识。要利用巡回宣传服务车, 深入到偏远的乡村, 采取发放明白纸、义诊、送科学知识等方法, 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防病治病意识, 增强大卫生观念。宣传要彻底, 切实消灭宣传死角。第二, 要巩固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提高农民医保标准和报销范围, 解除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后顾之忧。第三, 要加大小城镇建设, 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县与乡、乡与村、村与村公路交通建设力度;在扶贫、贷款、扶助等向农村倾斜, 引导农民走脱贫致富之路, 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第四, 要加大培训力度。对乡村卫生人员进行技术服务和业务知识培训;对农村妇女分年龄段就生殖保健知识、妇幼保健知识、优生优育知识等相关知识进行培训, 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农村妇女防癌意识, 促进农村妇女自觉参加宫颈癌筛查。第五, 要加大乡村卫生院所建设。不断加大投入的力度, 购置必要的医疗器械, 改善乡村院所的医疗环境, 配备必要的技术人员,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确保宫颈癌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有效保护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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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干预 第2篇
一、目的 掌握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和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时制定有效控制干预措施，为近视儿童青少年提供针对性干预方法，保障和促进儿童青少年眼健康。
二、筛查学校、内容和方法 （一）筛查学校。XX高中、XX县初级中学、XX乡中学、XX县第二小学、XX中心校、XX县第X幼儿园、XX县XX幼儿园。
（二）筛查内容和方法。按照《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要求，对抽取的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测。小学、初中和高中每个年级至少抽取80名学生（每所小学至少抽取480名学生，每所初中、高中至少抽取240名学生）；
每所幼儿园至少抽取80名5岁半至6岁半儿童，不足部分由附近同等类型幼儿园和学校补充。
三、组织管理 （一）加强领导。
为强加近视筛查和干预的工作领导，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如下：
组 长：XX 县卫健局副局长 XX 县教育局副局长 副组长：XX 县卫健局疾控股负责人 XX 县教育局体艺卫专干 XX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XX 县医院副院长 成 员：XX 县疾控中心卫生科科长 XX 县医院五官科主任 XXXX高中副校长 XXXX县初级中学副校长 XXXX县XX中学副校长 XXXX县第X小学副校长 XXXX县XX中心校副校长 XXXX县第X幼儿园园长 XXXX县XX幼儿园园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主任由XX同志兼任，办公室下设筛查工作组，负责管理日常工作业务，其成员如下：
组 长：XX 县卫健局疾控股负责人（联络员）XX 县教育局体艺卫专干（联络员）副组长：XX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XX 县医院副院长 成 员：XX 县疾控中心卫生科科长 XX 县医院五官科主任 XXXX高中副校长 XXXX县初级中学副校长 XXXX县XX中学副校长 XXXX县第X小学副校长 XXXX县XX中心校副校长 XXXX县第X幼儿园园长 XXXX县XX幼儿园园长（二）工作职责。
1.县教育局。负责组织XX高中、县初级中学、XX中学、XX中心校、XX中心校、XX县第X幼儿园、XX县XX幼儿园的学生、儿童筛查工作。一是按筛查方法，确定每所学校各个年级筛查学生人员、人数及筛查预约时间，并制成表格（学生个人信息同学生信息系统内容）报县卫健局；
二是协助筛查医务人员开展筛查；
三是配合县疾控中心做好筛查数据汇总、整理、审核。
2.县卫健局。负责组织筛查医务人员队伍，按教育系统提供筛查学生信息和预约时间各学校开展筛查服务，负责组织县疾控中心对筛查数据汇总、整理、审核、报送。
四、近视儿童、青少年干预 （一）干预对象和范围。干预范围覆盖所有学校，针对筛查中，影响学生用眼不良行为、环境、卫生等主要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学校、家庭和学生中开展近视影响因素干预工作。
（二）干预内容和方法。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及社会全体人群，以全国爱眼日、学生营养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为契机，以近视防治知识为重点，开展近视防治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
1.专家进校园行动。组织眼科专家组定期到学校开展学生近视眼防控知识和技能宣讲，对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提高学生爱护眼睛意识。
2.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近视眼防控宣传。将近视眼防控宣传融入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等各种宣传活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宣传。使儿童、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合理作息、足量运动、良好姿势、均衡膳食等知识和技能，强化学生健康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3.开展改善学校教学生活环境行动。改善学校视觉环境，提高课桌椅符合率，降低近视发生风险。
4.开展健康父母行动。家长应加强对儿童健康用眼行为的日常监督工作，并主动掌握近视防控知识和技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引导孩子定期进行户外活动或体育锻炼，保证足量体力活动时间，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减少静坐、视屏和课外补习时间，关注家庭室内照明条件，配备符合孩子身高的桌椅，提醒孩子保持正确坐姿，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保障充足睡眠时间；
对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及时控制和延缓近视的发生发展，促进用眼健康。
四、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0年9月22前）。县卫健局和教育局组织制定县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和干预工作方案。
（二）确定筛查对象和筛查时间预约（2020年9月30日前）。县教育局组织相关学校与幼儿园开展筛查工作，即按筛查方法，确定每所学校各个年级筛查学生人员、人数及筛查预约时间，并制成表格（学生个人信息同学生信息系统内容）报县卫健局。
（三）组建医务人员筛查队（2020年10月8日前）县医院抽调医务骨干成立医务人员筛查队，填写附件1《XX县儿童表少年近视筛查医务人员名单》报县卫健局，做好学生筛查相关业务培训及筛查所需仪器、物品等准备工作。
（四）开展筛查工作（2020年10月9日-11月5日）。县卫生局和教育局联合组织筛查工作组到学校开展筛查。
（五）筛查数据整理（2020年11月5日-11月12日）。县疾控中心组织人员对筛查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审核。
（六）筛查数据上报（2020年11月15日前）。县疾控中心将汇总、整理、审核筛查数据形成报告，报送至县卫健局、教育局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其他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儿童青少年近视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及干预是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措施，各学校、医疗卫生单位要始终把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视力摆在首要位置。各学校、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强化总体设计、组织保障到位、落实措施到位、督促指导到位，确保筛查和干预工作顺利实施。
（二）健全机构，提升能力。将学校卫生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特别是县级疾控中心要进一步强化学校卫生科力量，建立队伍，加强培训，配齐设备，全面提升学校卫生工作能力。同时，县疾控中心要充分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加强对学校校医、保健老师等相关人员学生近视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三）监督指导，督促落实。县卫健局和教育局将适时对筛查和干预实施进行督导，对督导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对拒不执行工作等严重行为进行追责问责，确保监测和干预工作顺利开展，保证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评议考核要求，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六、质量控制 县人民医院使用符合要求的检测仪器和设备，加强对筛查工作人员培训后，严格按照筛查内容和方法开展筛查；
县疾制中心提供技术指导、质量控制；
县卫健局负责对县疾控中心和县人民医院进行筛查监督，与教育局共同组织开展筛查和加强现场质量控制，按质按量按时间完成上级筛查和干预工作任务。
县卫健局联系人：XX，联系方式：XX；
邮箱：XX@XX.com；
县教育局联系人：XX，联系方式：XX ；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分析及干预 第3篇
【关键词】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干预
【中图分类号】R-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8-0388-02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俗称“中风”，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及经济负担重的特点。现已成为我国国民第一位的死亡原因，[1]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显著降低其生活质量，对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负担，故脑卒中的“三早”预防尤其重要。本中心于2013年10月―2013年12月对辖区6152名居民进行初筛，针对筛查对象进行全面脑卒中风险评估。早期发现卒中高危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1对象和方法
1.1筛查对象。纳入标准：存在脑卒中高危因素但尚无症状的人群，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能力完成问卷调查及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纳入标准的辖区居民6152例，男2837例，女3315例，年龄35-83岁。
1.2筛查内容
1.2.1包括危险因素初筛，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颈动脉超声检查。
1.2.2筛查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吸烟和被动吸烟、糖尿病、房颤和其他心脏疾病、颈动脉狭窄、血脂异常、缺乏体力活动和超重、肥胖及生活方式不健康等。
1.3筛查方法。
1.3.1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包括年龄、性别、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和既往史、家族史等基本健康信息。
1.3.2以一对一询问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依据Framingham（弗明翰）量表对患者评分。Framingham（弗明翰）卒中风险评估模型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风险评分系统，使用广泛、操作简便，可作为普遍筛查的基本手段。[2]根据积分值换算10年脑卒中发病风险，≤5%为低风险，≥6%且<10%为中风险，≥10%为高风险。
1.3.3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统计患者得分，对危险因素分类分析，并对高风险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及干预。
2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
2.1 高血压病 无论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高血压是最主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2.2 糖尿病
2.3心脏疾病，如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尤其防止心房颤动引起栓子脱落造成脑栓塞。
2.4、 血脂代谢紊乱，极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最主要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抗动脉硬化脂蛋白。
2.5脑卒中史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TIA本身是缺血性中风分类的一个类型，也可以是脑梗塞的先兆或前区症状。
2.6吸烟与酗酒
2.7、血液流变学紊乱，特别是全血黏度增加时脑血流量下降，其中红细胞比积增高和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是缺血性中风的主要危险因素。
2.8、肥胖、超重
2. 9、 年龄和性别 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粥样硬化程度随年龄增高而增加。一般来说女性中风发病率低于男性。
2.10家族史 卒中家族史人群中近3代家族中有患脑卒中者，其发病率也高。
2.11其他危险因素 如不合理膳食、缺乏运动、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等因素。
其中脑卒中史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至少一项者被认为是高危人群。吸烟、缺乏锻炼、高血压、糖尿病、房颤、血脂异常、卒中家族史和超重这八项中至少三项者被认为是高危人群[3]。通过对脑卒中危险因素的认识并及时就诊、咨询，及早进行有效的行为干预、预防治疗，是可以达到减少和控制脑卒中发病、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3 脑卒中高危人群的防治
对脑卒中高危人群应给予一级预防指导，一级预防是指对有脑卒中危险因素但无脑卒中病史的个体发生脑卒中的预防。
3.1 高血压的治疗
高血压的主要并发症是脑卒中，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卒中的关键。[4]降压治疗要使血压达标，以期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和死亡总危险。一般高血压患者降压目标为 140/90mmHg 以下；高危患者血压目标更宜个体化，一般可为 130/80mmHg 以下。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应根据心血管总体风险，决定治疗措施。应对多种心血管等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及改善不良生活方式，预防高血压发生。降压药物应选择钙拮抗剂、ACEI、ARB、噻嗪类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以及由这些药物所组成的低剂量固定复方制剂均可作为高血压初始或维持治疗的药物选择药物。[5]治疗原则小剂量开始，开始治疗时使用小剂量药物以减少不良反应；联合用药 合理的药物联合，以达到最大的降压效果；适时调整方案，初始治疗方案无效，或有明显不能耐受的不良反应，可改用另一种治疗方案；尽可能使用长效降压药，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减轻血压波动，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与医生要密切合作，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合理治疗方案。
3.2 防治高脂血症
治疗措施主要有调整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降脂药物治疗，定期监测血脂水平，并根据血脂水平适当调整降脂药物的剂量和种类。
3.3 防治高血糖
糖尿病患者必须积极进行合理治疗，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应以控制总热量、控制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例、增加运动量、调节心态及生活方式等为主。要定期检测空腹血糖。根据血糖和胰岛素检测结果合理选择磺脲类、双胍类或胰岛素等药物治疗，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3.4 抗血小板预防用药
有脑卒中危险因素的人群可每日口服75～150 mg肠溶阿司匹林，18岁以下禁用。有胃出血倾向或有胃病的老年患者可选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
4 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干预
4.1 合理膳食
合理饮食、注意营养均衡。常食蔬菜，水果和富含维生素，纤维食物，增加优质蛋白质如豆制品，鱼虾，牛（酸）奶的摄入，少食一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品，如蛋黄、奶油、猪肝、猪脑等。饮食应遵循少量多餐，六七分饱，不暴饮暴食，晚餐避免过饱，控制食盐、食糖、保持大便通暢。
4.2 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提倡戒烟限酒，避免吸食二手烟。
4.3 适量运动，劳逸结合
去除久坐、以车代步等不良生活习惯，尽量选择快步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约15分钟或以上有氧运动，切忌运动强度过大，持续时间过长。[6]对待运动的科学态度是“贵在坚持，重在适度”。
4.4 心情舒畅，保证充足休息和睡眠
心理因素也可以影响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状态，保持良好的心态，保证规律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尽量减少情绪波动，保持乐观情绪，心情舒畅，对保持血压相对稳定、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开展脑卒中筛查与健康教育指导，提高对脑卒中危险因素的认识，如遗传、年龄、性别、族别、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颈动脉狭窄、吸烟、饮酒、不合理膳食、缺乏运动、肥胖、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等均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尽早发现危险因素并对其进行控制和干预，加强对高危人群生活方式的指导，如提倡合理膳食，积极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增加运动，劳逸结合，保持心情舒畅，并加强对脑卒中高危人群一级预防的指导，积极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监测及治疗，实现“三早”，对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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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干预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在线检索Pub Med和FMJS
(2002年1月2010年10月) , 检索词为NRS2002或营养风险筛查及临床结局。临床结局定义为并发症、住院时间、病死率、住院费用等终点指标, 而体重变化、能量摄入、营养状况参数的改变等不包括在内。仔细阅读入选文章, 对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
1.2 本研究涉及操作性定义
(1) 营养风险:指“现存的或潜在的营养和代谢状况所导致的疾病 (或手术) 后出现不利的临床结局的风险”。该定义所强调的营养风险是指与营养因素有关的出现不利的临床结局 (如并发症、手术后住院日等) 的风险, 而不是出现营养不良的风险。 (2) 营养不良 (不足) 、超重及肥胖:采用疾病控制中心中国肥胖问题工作小组制定的标准, 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18.5的患者结合临床, 评估为营养不良 (不足) , BMI 18.5~23.9为正常, BMI 24.0~27.9为超重, BMI≥28为肥胖。 (3) 术前营养支持 (adequate preoperative nutritional support) :定义为术前给予肠外或肠内的营养支持 (PN或EN≥5 d) 。 (4) 感染性并发症:采用美国胸科医师及重症医疗学会标准, 指在人体内原本无菌的组织中出现了病原体并经病原体培养结果证实, 且有与感染相应的临床症状、体征, 影像学或血液学方面的证据[10]。
2 结果
共检索出26篇文献与NRS2002有关, 其中8项研究涉及到临床结局。结果显示与无营养风险 (NRS<3分) 者相比, 有营养风险 (NRS≥3分) 者并发症及病死率增加, 住院时间延长, 住院费用增加[9]。有一项研究观察了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为随机对照研究, 将212例入院时被评定为具有营养风险 (NRS≥3分) 的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对干预组患者给予营养干预, 即由护士和营养师组成营养支持小组, 协助患者和医生计算能量及蛋白质需要量, 完善营养计划, 督促进食, 适当时给予关于肠外肠内营养的建议;对照组患者按住院患者的常规治疗护理进行。结果显示, 干预组患者进食量增加, 有并发症的患者接受营养干预可使住院时间缩短, 但2组患者总的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及平均住院时间差异无显著性。研究者认为可能与该研究中大多数患者为内科患者, 以及干预措施不是直接给予肠外肠内营养有关。此外, 该研究还采用多因素分析的方法, 将营养干预、年龄、营养状况、疾病严重程度、是否手术等因素对住院时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在其他影响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营养干预仍然能够使有并发症的患者住院时间缩短。
3 讨论
本研究对NRS2002与临床结局的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自NRS2002发表以后, 至今已有8项验证营养风险与临床结局关系的研究发表, 1项随机对照研究对有营养风险者进行营养干预并观察了临床结局与营养干预效果的关系, 但由于干预力度不足和病种特点, 没有看到干预对并发症等结局的影响。从统计学方法上说, 先用分层分析检验有营养风险患者中营养支持组与无营养支持组临床结局的差异, 然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混杂因素 (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营养状况、是否手术、医院及科室间差别等) 进行校正, 以检验在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情况下营养支持是否有保护作用。总之, 在有关临床结局的研究中, 并发症和住院时间应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目前可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 通过多因素分析方法排除营养支持之外因素的影响。通过该研究, 有望证实“营养支持是否对有营养风险患者有改善结局的影响”、“合理的营养支持能否使患者获益并减少总的医疗费用”。这对我们的服务对象 (患者) 来说是获益, 对国家来说是合理应用资源, 所以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营养风险筛查2002 (NRS2002) 和营养干预对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 检索出PubMed网站和FMJS (2002年1月—2010年10月) 中与NRS2002有关的文献, 从中选择涉及临床结局的研究, 对临床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结果 共检索出26篇文献与NRS2002有关, 其中8项研究涉及临床结局。临床结局包括并发症、住院时间、病死率和住院费用等终点指标, 其中并发症的判断标准和住院时间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与无营养风险 (NRS<3分) 者相比, 有营养风险 (NRS≥3分) 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增加, 住院时间延长, 住院费用增加。一项研究显示对有营养风险者进行营养干预可缩短其中有并发症患者的住院时间。结论 在有关临床结局的研究中, 并发症和住院时间应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营养支持对有营养风险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目前可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 通过多因素分析方法排除营养支持之外的混杂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营养风险,营养不足,营养干预,临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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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干预 第5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某村社区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 进行整体抽样, 抽取594例, 年龄16~94岁, 其中男282例 (47.47%) , 女312例 (52.53%) , 调查人群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因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有可比性。
1.2 方法
(1) 建立健康档案。采取入户调研和集中调研的方式, 对社区内居民进行档案建立, 并进行相关信息的录入以及糖尿病病史、家庭遗传因素、饮食健康因素等多方面的问卷调查, 综合整理相关信息。 (2) 确定已知患病人数。在档案建立完成后, 确定患者自身已知患病的人数, 并在档案中做标记。 (3) 筛查未知患者。在未知人群中进行集中筛查, 选取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依1999年WHO制定的诊断标准进行75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具体方法为:晚间确定为空腹, 次日早晨进行检测。饮用75g葡萄糖水, 2h后进行血糖值的检测。此方法是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最佳方法。将筛查结果记入档案。 (4) 初步干预。将已知患病的患者与筛查出患病的患者组织起来, 采取随机抽样, 分为三组:对照组、单一护理干预组和运动、护理联合干预组。干预时间为6个月, 比较干预效果, 初步确定社区可行性干预方案。具体干预内容见表1。
1.3 评价标准[2]
以1990年WHO糖尿病诊断及分型标准为判断依据, 正常OGTT值为:血糖<140mg/dl;糖尿病前期OGTT值为:血糖介于140~199mg/dl;糖尿病患者OGTT值为:血糖≥200mg/dl。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进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在排除27例已知糖尿病患者后, 对567例未知患者全部进行75g OGTT筛查, 共得到476例正常居民, 91例2型糖尿病患者, 筛查出患者占总筛查人数的16.05%。见表2。
2.2 594份健康档案中正常居民476例, 占80.13%;通过调查问卷确定的患者27例 (4.54%) , 男16例, 女11例;通过75g OGTT筛查所确定的患者91例 (15.32%) , 男52例, 女39例。老年组患病率高于青年组 (见表3) 。
2.3 初步干预6个月后, 单一护理干预组和运动、护理联合干预组的理论知识知晓率、饮食控制率、主观幸福率、合理运动率和血糖达标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4) 。
3 讨论
糖尿病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第三大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型糖尿病主要是由于人体内分泌的胰岛素水平达不到新陈代谢的要求, 从而使得血液中的葡萄糖堆积, 进而影响到正常糖代谢的生理状态[3,4,5]。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发展, 我国国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 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也呈现流行趋势, 并呈持续增加状态;由糖尿病引发的糖尿病并发症所致的身心病痛日益威胁着患者及患者家庭。因此, 早期关注糖尿病、早期筛查, 及时给予干预和治疗, 做好糖尿病的一级、二级防御、防治措施, 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糖尿病的相关病情的发生, 缓解患者的病痛及负担, 增加患者的生活幸福指数, 减少社会负担。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2型糖尿病的患病情况, 本研究做了关于农村社区2型糖尿病筛查及初步干预研究。本研究通过在农村社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选用调查问卷与75g OGTT相结合的方式, 共确定了118例2型糖尿病患者, 得出患病率为19.86%。对于如此高的患病率, 本院制定了相应的初步干预方式, 从干预结果来看, 此次初步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仅单一护理干预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使得血糖达标率上升了10%;不仅如此, 在使用了运动、护理联合干预后, 不但血糖达标率进一步上升接近50%, 而且患者的主观幸福率也明显上升, 各项生理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说明适当的运动对2型糖尿病具有改善作用。
在今后的农村社区糖尿病工作中, 应充分的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站作用, 及早筛查, 加强知识普及, 合理进行有效干预, 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 为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及生活幸福指数增添力量。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摘要：目的 构建农村地区社区人口健康档案, 掌握该地区人群中2型糖尿病的患病情况, 并探讨其初步干预方式, 为科学的防治2型糖尿病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和可行思路。方法 选取2013年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某村社区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 进行整体抽样, 抽取594例, 将问卷调查和生化检查相结合, 以1990年WHO糖尿病诊断及分型标准为判断依据, 对研究对象进行2型糖尿病筛查, 并结合相关条件对患者进行初步干预。结果 在排除27例已知糖尿病患者后, 对567例未知患者全部进行75g OGTT筛查, 共得到476例正常居民, 91例2型糖尿病患者, 筛查出患者占总筛查人数的16.05%。594份健康档案中正常居民476例, 占80.13%;通过调查问卷确定的患者27例 (4.54%) , 男16例, 女11例;通过75g OGTT筛查所确定的患者91例 (15.32%) , 男52例, 女39例。老年组患病率高于青年组。初步干预6个月后, 单一护理干预组和运动、护理联合干预组的理论知识知晓率、饮食控制率、主观幸福率、合理运动率和血糖达标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对农村人口中2型糖尿病的调查与筛查, 初步了解了该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 并对患者进行一定的干预, 较好地提高了群众对2型糖尿病知识的普及, 有效地控制了患者的病情, 为该地区2型糖尿病的诊断与防治夯实了基础。
关键词：医院, 乡村,糖尿病, 2型,筛查,干预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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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干预 第6篇
近年来,在美国,包括美国神经病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等在内的多家专业团体一直都在提倡ASD的早期常规筛查与干预。美国儿科学会提醒每位儿科医生在进行常规儿科随检时要心存警醒,对每名18~24个月的幼儿进行常规ASD一级筛查。一旦结果存疑,马上进入二级筛查;如果结果依然显示有ASD风险,应转入临床观察评估诊断和早期干预阶段[2]。该倡议得到了响应,最近的一项美国6个州的普查显示,60%的18个月幼儿和50%的24个月幼儿接受了ASD筛查[3],这个数据在6年前只8%[4]。研究还表明,在ASD的确诊方面,结合筛查的合理运用,比单纯依靠儿科医生的临床判断更有效。荷兰主导的一项ASD早期筛查项目中,研究者对某地区的健康护工或育婴人员进行“早期孤独症特质筛查问卷”(Early Screening of Autism Traits Questionnaire,EAST)的使用培训后,该地区的ASD平均确诊年龄从82.9个月下降到63.5个月,且在3岁之前发现并确诊ASD的概率比对照地区高9倍[5]。以上研究可见,ASD的早期筛查、诊断以及干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此类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拟对该领域国外相关研究和实践进行简单梳理,以期提供参考。
1 早期筛查
筛查是后续综合诊断和干预前的第一步,目的是对基本人口进行ASD风险的简要评估,和真正严谨的诊断程序相比,筛查有方便、快捷、较低专业操作要求等特征。根据使用对象、目的,筛查可以分为一级筛查和二级筛查。
1.1 一级筛查
一级筛查的对象是大量没有经过筛选的,假定其中大部分并无ASD风险的全部适龄婴幼儿,主要由儿科医生和早期婴幼儿护理机构在进行随访、随诊、疫苗接种时无差别实施。一级筛查从客观上要求简单易操作、容易评分和解释等。一级筛查可分为2种筛查策略:一种是使用专为ASD筛查设计的工具进行筛查,另一种假定ASD风险婴幼儿有诸如交流、语言发展、认知上的障碍,因此认为使用广泛性发展障碍筛查工具同样可取得较好的筛查效果[1]。
ASD专项筛查常用工具包括“幼儿孤独症筛查表”(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CHAT)[6]、“幼儿孤独症筛查表(修订版)”(Modified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M-CHAT)[7]、“1岁筛查问卷”(First Year Inventory,FYI)[8]和“早期孤独症特质筛查问卷”(EAST)[9]等,表1为相关工具的测量学指标汇总。
广泛性一级筛查的目的在于从人群中快速有效地寻找存在一定ASD风险的婴幼儿而不是确诊。因为ASD往往存在着认知、语言、行为、情感和社会互动性方面的早期症状。因此使用广泛性发展障碍筛查工具往往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常用工具包括“父母用发展状态评价量表”(Parents'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al Status,PEDS)[10]、“年龄与等级评价问卷”(第3版)(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Third E-dition,ASQ-3)[11]等。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广泛性发育障碍筛查工具进行ASD筛查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其测量学指标还知之甚少,使用的时候尚需谨慎。
注:*普通人口样本数据,#随诊或社区服务人口样本数据,△混合样本数据。
1.2 二级筛查
二级筛查的对象为一级筛查结果阳性的被试,主要由专业的早期干预机构或医院实施,用以把ASD风险婴幼儿与其他譬如广泛性发育障碍或语言发育迟缓相区别,为后续的诊断或干预提供依据,常见工具包括“幼儿孤独症筛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Autism in Toddlers,STAT)[12]、“儿童孤独症评价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CARS2)[13]、“吉列姆孤独症评价量表”(Gilliam Autism Rating Scale,GARS/GARS2)[14]、“社交问卷”(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SCQ)[15]、“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hedule for Infants,AOSI)[1]、“孤独症危险信号系统化观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 of Red Flag,SOFT)[1]等,表2为相关工具测量学指标汇总。
注:均为基于随诊或社区服务人口样本数据。
2 早期诊断
2.1 诊断标准与工具
研究表明,大约20%孤独症婴儿的家长早在10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觉察到孩子的异常,40%的家长在11~17个月的时候发现,还有40%在18~24个月的时候发现[16]。也就是说2岁之前,至少有80%的家长已经有了初步的怀疑。但因为筛查的缺乏,加之父母的忽视和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大部分的诊断都是在3~4岁以后[17]。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ASD的早期症状和表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这也直接反映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的修订上,核心症状分为两类:社会交流与社会互动(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SCSI)、限制性、重复性行为、兴趣和活动(Restricted,Repetitive Behaviors,Interests and Activities,RRBIA);若符合SCSI的3项标准和4项RRBIA标准中的2项,则可以确诊为ASD[18]。DSM第5版修订后的标准在4岁以下儿童的鉴别诊断中有着非常不错的敏感度(0.90~0.98),特异度(0.40~0.53)也较第4版有所改善[19]。
除上述标准外,专业人员会综合评价多个方面的信息从而帮助诊断。常见的专项诊断工具有“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第2版)”(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2,ADOS-2)、“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幼儿版)”(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toddler,ADOS-T)、“孤独症诊断访谈(修订版)”(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R)。其他往往还辅助发展能力和适应性功能方面的测量,如“Mullen早期学习量表”(Mullen Scales of Early Learning,MSEL)、“Bayley婴幼儿发展量表(第3版)”(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3,BSITD-3)、“交流与象征性行为问卷”(Communication and Symbolic Behaviors Scale,CSBS)、“Vineland适应性行为检查表(修订版)”(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s Schedule-revised)[20]。除此之外,还需进行遗传学、认知神经功能、家族遗传病史等方面的检查和了解。
综合来看,因为缺乏明显的生物学标志,ASD的主要诊断依据仍然是行为症状群的偏离程度,在生命早期所表现的症状具有较大的纵向稳定性,也就说早期诊断为ASD的婴幼儿在学龄期诊断为非ASD的概率很小,再次提示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现实“合法性”和必要性。
2.2 1岁之前的行为迹象
无论是父母报告和录像分析等回溯性研究,还是使用眼动追踪技术的前瞻性研究都发现,非常细微的发展区别在6个月的时候已经出现,研究者用无生命的玩具或物体、妈妈或其他抚养者分别吸引婴儿的注意力,发现和对照组相比,后来被诊断为ASD的婴儿在面对无生命物体时注意情况并无明显区别;但当面对妈妈等其他抚养者时,其注意情况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目光接触较少,视线在人脸上停留的时间较短,对妈妈的微笑和招呼做出的反应较少[21,22]。
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在面对静态照片和动态录像或真实场景,人物在从事各种不同具体行动时被试的眼动轨迹和注视时间存在差异。和正常发展的婴儿一样,当6个月时,后来被诊断为ASD的婴儿被呈现的是说话场景时,注视的也是表演者的脸,被呈现的是做三明治的场景时,注视的也是表演者的手;和静态照片相比,录像或真实场景中表演者的嘴更能引起注意;这些实验条件下,他们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对社会线索和场景的注意时长方面,后来被诊断为ASD的婴儿明显短于正常被试,他们的视线很快就会投向其他物品和环境因素,缺乏对社会线索和场景的持续稳定关注[23]。
在认知和语言发展方面,后来被诊断为ASD的婴儿在1岁之前开始出现手势理解困难,具有不会随着成人的手指转移视线、咿呀学语较少等特征,另外往往还伴随有运动神经控制困难所带来的坐姿、站立稳定性不足[24]。
2.3 1~3岁的行为迹象
1~3岁是幼儿生理、心理发展的快速时期,其社会互动、语言、想象性游戏等能力快速提高,ASD幼儿与正常幼儿的发展曲线差异开始凸显。
DSM第5版认为,若被试在互惠性社会情感、非语言性交流和与他人发展、保持社会关系并理解他人3个方面都有缺陷,则有可能患ASD[18],而这些症状在生命早期已有迹象。研究表明,ASD幼儿有明显社会情感交流缺陷,他们目光接触有限,即便有目光接触,也较少具有社会互动效应;他们与他人的情感互动较少,不懂得如何通过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状态,也无法理解他人的表情或从目光、手势中中获知情绪内容,无法模仿他人的肢体动作、脸部表情或发声。在语言能力出现之前,肢体语言的运用是其与外界交流的有限工具之一,但ASD婴儿肢体语言使用的频次、种类和总量仍和正常幼儿有差异,有时会出现把成年人的手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情况。语言能力出现的时间较正常幼儿晚,且内容有限、发音古怪,有时会有反复模仿他人或电视里面某一句话的情况。这些缺陷使得ASD幼儿无法获得正常同伴关系。即便是对父母,ASD幼儿也表现出较少的情感依恋[25,26,27,28]。
DSM第5版还认为,诊断ASD还必须符合“刻板、重复的行为或行为,反复操弄某个物体”“刻板遵守某些习惯、仪式化语言或非语言行为”“高度狭隘的兴趣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程度”和“对感觉输入反应敏感或迟钝”中的2项[18]。有的ASD幼儿表现出对物品摆放位置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和顺序打乱的“零容忍”,他们对某些习惯的打破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会使用破坏性的暴力行为进行报复或自残。他们可以常时间重复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而不自觉。有的ASD幼儿无法感知冷热,痛觉迟钝或过于敏感[29,30]。
3 早期干预
3.1 早期干预项目与方法
根据主导者和技术手段,早期干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1.1 家长实施干预
(1)早期社会互动项目(Early Social Interaction Project,ESI)[31]。该项目由Wetherby等推行,项目依照发展主义思路,提供给家长社会能力发展方面的相关知识培训,协助家长分析孩子的具体情况,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内容。通过每天的日常生活和活动,提高干预对象的社会互动能力。在2006年的一项干预实验研究中,17个平均年龄18个月的幼儿接受为期9周的短期“家长—幼儿”游戏干预,期间专业人士每周家访2 h加以指导和追踪。结果显示干预组前后主要社交目标变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和对照组比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联合注意干预(Joint Attention Intervention,JAI)[32]。该技术由Kasari设计,对家长进行联合注意干预和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ABA)技术的短期培训,核心要则包括:遵从孩子在游戏中的兴趣指引,模仿孩子的行为,和孩子讨论他正在干的行为,重复并扩展孩子的语言,给予矫正性反馈,靠近孩子坐并积极目光接触,环境调整以提高兴趣等。58名3~4岁经过JAI干预的ASD儿童在5年后的随访中显示出显著的语言发展干预效应。(3)联合注意调整学习(Joint Attention Mediated Learning,JAML)[33]。该技术由Schertz等设计,该项目主要包括人脸聚焦、轮流说话和三人互动3个阶段,聚焦、组织、鼓励、赋予意义和扩展5个调整学习策略。家长每周接受包括指导手册、记录表和录像指导,要求每天在家提供不少于30 min的专题干预。23名低于30月龄的幼儿接受JAML干预后,其人脸聚焦、语言发展和社交能力较对照组有干预效应。(4)丹佛早期开发模式———家长版(Parent-Implemented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P-ESDM)[34]。该技术是把著名的丹佛早期开发模式相关培训内容分成10个主题,每周培训1 h,连续12周,然后由家长回家实施。Sally等选取8名10~36个月ASD幼儿的家长进行培训,研究发现7名家长掌握了相关技术,干预后孩子们在语言发音、模仿、社会反应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34]。(5)关键反应训练(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PRT)[35]。该训练强调尊重孩子的兴趣,根据孩子的目标创造各种学习机会。通过给家长提供PRT指导手册并指导家长进行社会互动的干预训练,用以提高孩子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有研究使用该训练提高了2名2岁和1名4岁ASD儿童的社会互动能力、语言发展与目光接触[35]。(6)幼儿TEACCH方案(TEACCH for Toddlers)[36]。该方案是已经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的TEACCH方案的幼儿版,包括12周每周90 min的家长培训,前8周家长结合培训材料观看学习专业人士进行干预训练,后4周家长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独立训练。Welterlin等[36]的研究表明,2/3的ASD幼儿的症状有显著改善。
3.1.2 专业人士实施干预
丹佛早期开发模式(Early Start Denver Model,ESDM)[37]由Rogers等研发,认为ASD患者缺乏社会性交往动机,对于社会性回报缺乏敏感性。因此ESDM不仅通过课程调整行为,更强调改变社会认知重构社会语言信息的意义。ASD幼儿在家接受每周至少15 h的专业人士干预。研究发现该模式在提升幼儿智商(IQ)、促进语言和适应性行为发展方面有显著效果。
3.1.3 团队项目
Walden幼儿项目(Walden Toddler Program)[38]是第一个幼儿ASD融合教育干预项目,它以应用行为分析技术为基础,把ASD和正常发育幼儿混合进行每天4 h,每周5 d的干预,内容包括随机教学和其他实践证明有效的行为干预技术。另外,它主张干预应该遵从自然主义,在幼儿比较熟悉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它非常重视家长在干预当中所起的作用,每周提供4 h的入户培训。
儿童早期学校(Children's Toddler School)[39]由Stahmer倡导成立,是对Walden幼儿项目的拓展和延伸,在这个教育项目中,18~36个月ASD幼儿和正常发展幼儿接受每周15 h的融合教育,内容包括关键反应训练、随机教学等自然主义应用行为分析方法。它注重给幼儿提供适合促进其发展的语言、社交和自助课程,教室至少有4名教师,保证师生比不小于1∶3。
孤独症幼儿适合发展项目(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Treatment for Autism Project,Project DA-TA)[40]由Schwartz领导创立,主要针对12~36月龄幼儿。该项目每周提供2次,每次1.5 h与发育正常幼儿一起的融合游戏时间和每周3次、每次2 h的个性化干预。项目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团队指导,它注重家庭在干预当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每周2 h的入户培训,并要求进行每周5 h的家庭配合作业。
小学习者项目(Little Learners Project,Project LL)[41]为21~33个月的幼儿提供每天2.5 h、每周4 d、为期6个月的干预课程,师生比为3∶5。家长接受共33h的团队干预训练和每月1.5 h的家庭指导。教学内容强调自然主义路线,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目标。研究显示该项目对社交同步性方面有积极改善。
3.2 早期干预的发展趋势
研究表明,早期干预虽然无法完全治愈ASD,但对于语言发育迟缓、社会交往能力不足、刻板行为和兴趣等核心症状有较明显的效果。和其他发育障碍或3岁以后的ASD干预相比,国外ASD的早期干预有以下3个发展趋势:(1)倡导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在美国,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救助由“残障个体教育行动”(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IDEA)进行管理,分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部分和3~5岁的学前儿童。与以3~5岁以儿童为中心的模式(child-centered)不同,3岁之前的早期干预强调的对象是整个家庭,而不单单只是孩子[42]。研究表明,母亲的压力水平和ASD儿童的成长水平有负相关。Inalegwu[43]进一步把65名ASD分成4组进行高密度干预,结果表明,父母压力水平最低组干预效果最好;若父母压力水平较高,会拉低干预效果。因此,ASD的早期干预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父母在干预当中所起的作用。在干预中,父母即是配合者,同时也是学习者,一方面配合专业人士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接受专业人士的培训,学习如何进行干预时间外的家庭配合训练,并学习如何保持正确心态应对ASD带来的一系列生活变化。(2)干预形式、内容和方法多变灵活。3~5岁的干预治疗一般在特殊教育场所或诊疗机构进行,与此不同,IDEA建议3岁之前的ASD干预地点放在自然社会环境中,比如家中、社区公园或游泳池等[42]。因为3岁之前的婴幼儿较小,受外界环境影响大,这种“送干预上门”的形式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陌生环境、陌生人员对干预效果的影响。另外,除了既定的干预内容和程序外,专业人士需要了解每个家庭的家庭氛围、育儿理念、对ASD的了解程度、对干预的配合程度等,有针对性地设计“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干预方案,比如结合家庭实际布置安排幼儿学习如何浇花来进行运动神经训练,这样灵活的训练形式和内容、熟悉的训练环境有助于训练效果的提高。(3)注重远程干预指导。基于循证医学思想的ASD早期干预强调家庭在干预中的作用,强调在最自然合适的环境中提供个性化的干预内容,并及时根据情况做出干预调整。但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面临着专业人士的缺乏,时间、金钱等的大量耗费,边远地区开展难度大等实际困难,因此美国已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家长培训平台构建。家长可以通过网络和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上传家庭干预内容录像,下载干预指导范例视频和电子版指导手册等。研究发现,结合远程技术进行干预指导的家长有更强的干预信心,对干预技术掌握的也更准确[42]。
筛查干预 第7篇
1筛查前
1.1领导重视,组建队伍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作为“十二五”医改重大专项,院长高度重视,亲自担任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长,同时,与本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多次沟通,组建了基地医院和基层医院两支筛查队伍;明确了项目筛查工作负责人,并从临床科室抽调有流行病学调查经验的医生专门负责社区筛查工作的技术实施。通过组建各层工作队伍,对每一年度的筛查工作在整体和局部上均有着良好的把控。
1.2围绕方案,因地制宜
为了按时保质的完成本项筛查工作,我们对于国家脑防委每一年度下发的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技术方案》 均仔细研读。总体而言,本项目是以社区常住居民为基础的脑卒中筛查工作,每一年度需分别在城区和乡镇各选择一个社区作为项目筛查点。每次筛查前,我院联合本地疾控部门,结合本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整群抽样的原则 (以街道、行政村等为最小单位) 选择有一定的代表性,所在地政府重视,且当地基层卫生院医务人员参与积极性高,地区人群健康档案较完善,综合条件较好,交通便利 (便于居民随诊和高危人群长期追访) 的社区作为筛查点。在确定筛查点后,将该筛查点40岁以上全部常住居民(不论是否健康)列为待筛查对象,在当地居住超过半年以上者也列为待筛查对象。各筛查点需筛查的人群数量按照我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与乡镇常住人口数量比例 (40岁以上年龄分布) 基数确定,男女比例及各年龄段比例构成亦参考本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布。
本项目筛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脑卒中危险因素初筛(含体格检查、部分实验室检查、个体危险水平分级)、脑卒中高危人群复筛(含部分实验室检查、颈动脉超声检查等)。根据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流程,我们依据以下8+2项危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 (初筛):1高血压病史 ((≥140/90 mm Hg,1 mm Hg=0.133k Pa)或正在服用降压药;2房颤或明显的脉搏不齐;3吸烟;4血脂异常或未知;5糖尿病;6很少进行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的标准是每周锻炼≥3次、每次≥30分钟、持续时间超过1年;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者视为经常有体育锻炼);7明显超重或肥胖(BMI≥26 kg/㎡);8有脑卒中家族史。既往是否有脑卒中病史、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
对于脑卒中高危、中危和低危人群的判定:具有≥3项危险因素,或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既往有脑卒中者及三类中兼有者均评定为脑卒中高危人群;具有<3项危险因素,但患有慢性病 (高血压、糖尿病、心房颤动或瓣膜性心脏病) 者,评定为脑卒中中危人群;具有<3项危险因素,且无慢性病者为脑卒中低危人群。
根据上述的筛查内容与要求,我院首先联合各筛查点的基层医院,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和人员职责、根据各基层卫生院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宜的筛查流程,优化实施方案。
1.3宣传动员,积极培训
为了使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工作切实落到实处,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增强人民群众对本项民生工程的支持和认可,扩大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度,每一年度项目实施前夕,我院与基层医院积极进行宣传发动,利用多种形式对该项工作的意义进行宣传,包括邀请王陇德院士、凌锋教授来扬州举办健康大讲堂、开展“世界脑卒中纪念日” 活动,深入社区发放脑卒中防治的宣传材料、每周一次空中门诊广播、报纸刊载脑卒中防治知识、社区卫生工作者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宣传发放卒中危险评分卡等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每年的“世界脑卒中纪念日”前后,我院举行“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工作”的继续教育学习班,邀请了市、区等相关部门领导及相关专家进行授课,全面开展筛查人员的培训相关准备工作。培训对象包括我院和基层医院参与筛查工作的所有医务人员,培训内容包含脑卒中专业知识培训、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培训、筛查过程质量控制和数据网上填报的注意事项等;同时选调基层医院的超声科医生来我院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学习培训,为期1周。通过上述培训和学习,强化了专业队伍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保证了筛查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2筛查中
2.1深入基层,统一复筛
2012年度筛查项目由于是我院第一次承担,经验不足,开始主要是由基层医务人员初筛后立即通知高危或卒中 (TIA) 居民来我院进行进一步复筛,但由于居民的依从性参差不齐,加上某些农村乡镇地区距离我院较远,高危复筛到检率并不高,根据这种情况,我院及时调整方案,迅速抽调我院神经内科、 超声科医务人员以及研究生,组建我院 “下乡筛查团队”,自带仪器设备,深入社区基层进行复筛工作,通过调整,复筛的到检率明显提高。在2013—2014年的筛查工作中,我们吸取第一年的经验教训,初筛、复筛均在基层医院进行, 前期初筛时主要由基层医院医务人员上门进行“面对面”访视,筛选出需要复筛的高危人群,告知统一复筛的时间, 后期复筛由我院“下乡筛查团队”和基层医院协作在社区共同完成,为了提高居民复筛的依从性,我们对初筛的时间点选择尽量和基层慢病的体检随访保持一致,避免了居民因反复被通知体检而产生抵触情绪。
2.2把控质量,现场复核
由于初筛任务主要由基层医务人员完成,而初筛时居民基数大,基层医务人员上门时携带仪器设备受限,某些指标数据常常不能准确获得,如身高、体重和腰围等往往通过居民口述知晓,使得个人危险程度的分级产生一定的误差,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该项误差,我们将复筛人群扩大到中危,虽然此举会大大增加我院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但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我们通过加班加点,延长“下乡“时间,保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
在复筛现场,要求我院工作人员对初筛信息进行基本的核实,对于出现的个人信息偏差,现场予以纠正,而对于个别初筛信息大量不符者,及时查找原因,对于发现因基层医务人员工作不负责,存在胡编乱造情况者,追踪其责任人,视责任大小给予批评和处罚。为了充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在现场完成复筛资料的填写后,都由我院工作小组中的质控人员对调查表中的信息进行前后逻辑性检查,使得发现的问题尽量在居民在场的情况下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通过制作流程指示牌,安排导检人员,力保居民不漏检、不缺项。
3筛查后
3.1数据上报,专人负责
虽然我们在前期筛查现场进行了数据的严格质控,但最终要保证这些数据被准确的上报到“中国卒中数据中心”, 数据录入的环节也不能忽视,按照项目文件的相关要求,所有的数据录入工作由基层医院完成,但考虑到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较大,且数据录入需要懂电脑知识的年轻人员,如果把所有的录入任务交给基层,难以保证较高的质量, 因此,选择我院附属医学院的医学本科生,从学生会中挑选出较有责任心的同学从事高危人群的数据录入工作,这些学生有医学背景,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对电脑操作熟悉,有较多的空余时间, 将数据录入任务交给他们,可以保证较高的质量。
根据上报的数据分析,我们共筛查社区居民20 336人,年龄范围在40~96岁之间,其中城乡数量比例为1.29:1, 男女性别比例为0.96:1。既往脑卒中、 既往短暂性脑缺血、高危、中危及低危的比例 分别为1.57% 、 0.27% 、 8.43% 、24.69%和65.04%。被调查的乡镇居民的文化程度构成比依次为:小学52%,初/高中46%,大学或以上2%;而城区居民的文化程度构成比依次为:小学38% , 初/高中49% , 大学或以 上13%,城区的文化程度高于乡镇。在被调查的乡镇居民中,56%为农民,另外26%为工人;而城区居民的职业大多为工人,占62%,农民仅占1%。而对于个人月均医疗费用的支出,乡镇5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不到4%,而城区超过500元的人数比例则达到了8%。
3.2干预随访,迅速实施
为了充分实现筛查的意义,我们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社区居民,一周内出具检验检查结果,按照文件的要求, 对经过初筛评估为脑卒中中危、低危人群,以社区、乡镇基层医疗单位为主进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对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史者,根据相关疾病诊治指南给予指导干预。对筛查出脑卒中高危人群,根据相关疾病诊治指南给予指导干预,并建立追访档案,开展定期随访和规范化管理。对于其中疑似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血管超声检查明确颈动脉狭窄≥50%等有明确治疗指征的人群,应及时到基地医院进行规范化诊疗。治疗结束后,转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继续规范化干预管理。
4存在的问题
总结这3年来的筛查工作,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依从性一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通过媒体、报纸等多种方式充分宣传本次筛查的意义,基层医务人员、社区组织等全力动员,多次上门宣教筛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但仍有部分居民不愿接受。分析这些居民拒绝的原因:(1) 惧怕心理,害怕查出身体疾患;(2) 高龄、行动不便;(3) 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4) 期间外出;(5) 对筛查不信任;(6) 经济原因:害怕免费筛查出问题后,后续治疗会增加经济负担。而对于每一年度筛查后的随访,由于缺少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有相当一部分高危人群因不能得到后续的免费检查而失访,建议在今后的 工作中能 够增加人 财物力投 入,让疾控部门更多的参与到本项筛查工作中去,以便使这项利国利民的工程得以顺利落实,最终达到降低卒中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减轻卒中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疾病和经济负担。
摘要：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作为“十二五”医改重大专项,对建立社区脑卒中“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我院作为项目承担基地医院,已开展了3个年度的工作,结合3年来的筛查工作,对筛查前、筛查中及筛查后进行思考,并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该项目的下一步发展和完善可起到促进作用。
筛查干预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选取我院辖区内常住农村女性居民200例, 年龄35~59岁, 平均 (51.2±11.6) 岁,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128例, 小学文化水平54例, 文盲18例, 排除智力障碍、认知缺陷等精神疾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100例。两组研究对象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比较, 具有可比性 (P>0.05) 。
1.2 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指导, 观察组给予“两癌”知识针对性健康教育, 随访3个月后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两组研究对象对知识了解程度及筛查意愿性进行统计学分析[2]。健康教育方法:①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的基础上,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实施团队, 制定“两癌”筛查健康教育工作计划;②制定并发放“两癌”筛查健康教育手册, 手册内容详细包括两种癌症的定义、致病因素、临床表现、病情发生发展过程、疾病危害及“两癌”筛查重要性;③定期进行集中“两癌”知识专题讲座, 现场解答群众疑问, 提高农村女性对“两癌”知识的认知程度以及自我保健意识;④通过宣传栏、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 广泛宣传“两癌”筛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提高农村女性参与“两癌”筛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经t检验,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经χ2检验, 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对两种癌症知识了解程度比较:观察组女性对“两癌”早期症状、致病因素、早期预防及“两癌”筛查的意义等知识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对“两癌”筛查的意愿性比较:观察组女性愿意参加筛查者约占92.0%, 对照组愿意参加者约占36.0%,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据相关研究资料表明, 当前时期, 乳腺癌居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 其发病率全国合计为42.55/10万, 其中, 城市为51.91/10万, 农村为23.12/10万[3];而子宫颈癌发病位于女性恶性肿瘤第二位,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子宫颈癌新发病例近50万, 每年约有27万女性死于子宫颈癌, 其中约有80%的死亡病例发生于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是提高“两癌”治疗效果的关键[4], 开展“两癌”筛查及早诊断早治疗策略, 对降低“两癌”病死率操作简便而效果明显。
由于“两癌”筛查及早诊断早治疗工作需要得到广大妇女的认同和合作, 才能真正有效的进行。因此, 取得广大女性信任, 提高其主动筛查意愿性对促进“两癌”筛查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 由于多数女性对“两癌”知识缺乏了解, 日常生活中缺乏一定警惕性[5], 同时由于“两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或稍有不适, 在不影响生活或工作的情况下认为不用去医院检查或治疗, 对于农村女性由于受陈旧观念束缚, 思想守旧, 加之乳腺癌和子宫颈癌发病部位较为隐秘, 多数女性羞于参与普查。此外, 由于女性心理活动较大, 当周围有女性参与筛查发现患病时, 会造成自身心理恐惧, 害怕自己患病而拒绝参与筛查[6]。
本次研究发现, 未经健康教育培训的女性对“两癌”知识缺乏了解, 对“两癌”早期症状、致病因素、早期预防及筛查的意义等知识了解程度均不足50%, 因而参与“两癌”筛查的意愿性不高, 仅为36.0%。健康教育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项, 通过制定“两癌”筛查健康教育工作计划, 发放“两癌”筛查健康教育手册, 举办“两癌”知识专题讲座以及通过宣传栏、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 提高广大女性对“两癌”知识及筛查意义的了解程度, 从而提高了农村女性参与“两癌”筛查的意愿性。本次研究显示, 观察组经过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后, 愿意参与“两癌”筛查者可高达92.0%, 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 在农村开展“两癌”知识健康教育, 有助于提高农村女性参与“两癌”筛查意愿性, 对促进“两癌”筛查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对农村女性“两癌”筛查意愿性干预效果。方法 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选取我院辖区内常住农村女性居民200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100例。观察组给予“两癌”知识针对性健康教育, 对照组给予常规指导, 随访3个月后采用问卷调查法, 比较两组女性对“两癌”知识了解程度及“两癌”筛查意愿性。结果 观察组女性对“两癌”早期症状、致病因素、早期预防及“两癌”筛查的意义等知识了解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 观察组女性愿意参加“两癌”筛查者约占92.0%, 对照组愿意参加者约占36.0%,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农村开展“两癌”知识健康教育, 有助于提高农村女性参与“两癌”筛查意愿性。
关键词：健康教育,农村,女性,“两癌”筛查,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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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干预 第9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住院2型DM患者1320例,其中男性546例,女性774例,平均年龄58.3岁;糖尿病程1.5~8.5年,诊断均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剔除标准:出现足部溃疡或感染、下肢湿疹样变、大/小隐静脉曲张、高血压药物控制不良一年以上、明确诊断的腰臀部神经压迫引起的下肢静息痛或间歇性跛形、严重的肝肾疾病。
1.2 方法
1.2.1 肱动脉血压测量方法
患者平躺,袖带置于肘上两横指上,听诊器放于袖带内靠近肱二头肌内侧,两前臂血压各测量一次,以两者之高值作为肱动脉收缩压。
踝动脉血压测量方法:患者平躺,用Multi/Super DopplexⅡ型多普勒仪测量体表胫后动脉或足背动脉搏动点,听到动脉搏动音时,臂带气袖加压使血压表指示值比上臂高出3~4k Pa,当听到搏动音消失后缓慢放气,再次听到搏动音时,血压表的值即为踝动脉收缩压。
趾动脉血压测量方法:患者平躺,用专用袖带置于拇趾将光电容积描记探头固定于拇趾趾腹,当出现趾动脉波形时,气袖加压到26.56k Pa后,缓慢放气至趾动脉波形再次出现,读数血压值即为拇趾动脉压。
ABI=踝动脉压/肱动脉压。TBI=趾动脉压/肱动脉压。
1.2.2 筛选依据[1,6,7,8]
ABI≥0.9者加测TBI,且TBI≥0.9者PAD为阴性;ABI<0.9者PAD为阳性。0.5ABI<0.9提示血管有轻度狭窄,0.3ABI<0.5表示狭窄程度严重,ABI<0.3表示血管闭塞。
1.2.3 干预措施
经过筛查PAD阳性者,再行彩色B超检查,确诊为PAD者,除常规进行糖尿病血糖控制外,给予复方丹参液(四川开和,批号1004201)30ml和前列地尔液(北京泰德,批号2109P)10μg和分别加入5%葡萄糖250ml(加胰岛素抵消糖量,比例4g糖∶1单位胰岛素)和生理盐水250ml静脉滴注1次/d,疗程为住院期间。出院后长期口服复方丹参片(上海雷允上,批号10031702)。门诊随访:每三个月测定ABI一次(ABI≥0.9者加测TBI)。
2 结果
1320名DM患者中PAD阳性326例(占24.7%),经B超证实者321例(准确率98.5%),其中ABI为0.5~0.9者278例,0.3ABI<0.5者41例,ABI<0.3者2例。321例患者全部得到随访,随访时间2~3年,平均1.8年,PAD由阳性转为阴性者19例(占5.9%),ABI上升0.2及以上者51例(占15.9%),ABI无变化者239例(占74.5%),总有效率95.3%。ABI下降0.2及以上者15例(占4.7%),出现糖尿病足病3例(0.09%),按Strauss分级[9]属于B级。
3 讨论
糖尿病患者的下肢动脉疾病比非糖尿病发病率高20倍,8%的患者在诊断糖尿病时已存在下肢动脉疾病[7]。糖尿病的PAD是糖代谢紊乱导致的粥样硬化性疾病,有致残、致死可能。早期筛查及时干预[10]符合“防大于治”的方针,干预措施中血糖控制是首要的[11],任何对糖尿病PAD干预措施中最根本的是使血糖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其次才是改善循环功能状态。
一般来说ABI的检测已能很好地筛查出PAD,但ABI异常增高(≥1.3)者,可能出现PAD假阴性的结果[6],这是因为DM患者发生的下肢动脉硬化常出现动脉中层钙化,使血管弹性降低,踝动脉血压反而比肱动脉压高,因此ABI异常增高时要考虑到下肢动脉存在明显钙化,而下肢动脉钙化极少发生在未梢血管趾动脉;另外有研究表明[6]:DM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可通过使交感神经纤维受损直接影响外周循环,从而影响TBI,DM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者TBI降低。当ABI>0.9时,再结合TBI可以减少漏诊。本文糖尿病患者ABI阳性率为24.7%与文献报道的25.9%[6]较接近,阳性者经下肢彩超验证,准确率98.5%。
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如前列地尔[12]具有选择性地扩张阻塞部位的血管,增加侧支循环作用;有抗血小板聚集、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同时增加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从而降低血黏度,改善微循环;复方丹参可多部位、多层面和多靶点抑制血小板的活化及聚集功能,氧自由基含量下降,使细胞和血管内皮损伤减轻,保护细胞的完整性;丹参还能降低血栓素、内皮素含量,提高前列腺素、一氧化氮含量,外周阻力降低,从而保证有效灌注量。这些药理作用可帮助PAD患者阻断或逆转血管进一步的狭窄。
虽然早期干预后大多数PAD患者均能使病变不恶化或好转,但仍有极小数(4.7%)不理想,并出现糖尿病足病(0.09%),效果不如意的原因和这些患者平时对血糖的控制不好有关,他们中多数为年老体弱无人照顾,监测血糖的频率和规律均不能按医嘱来执行。
ABI配合TBI的筛查方法,具有检查无创性、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的特点,可以在PAD的初筛、病变严重程度的判断、病变进展的监测、病情的预后、干预措施的介入时间[8]等方面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避免糖尿病足的不利后果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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