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学习心得范文（精选6篇）
晋商学习心得 第1篇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
这学期选修了晋商与会计史研究这门课，原本以为会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但赵丽生老师的精彩讲述，让这么课程如此的有趣有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门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晋商的知识，这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晋商的精神。
说到晋商精神概括有这么几个字：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节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1．进取精神
山西商人具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晋商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2．敬业精神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晋商热衷于经营商业，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商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总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勤奋刻苦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的品德。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晋商还以谨慎闻名。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3．群体精神
“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以此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晋商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他们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
4．创新精神
晋商票号作为“现代银行乡下祖父”，曾经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百年辉煌，赢得了近代“北亚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其多层次的经营规模和创造的财富神话曾令世界瞩目。晋商票号无论其组织架构、经营制度、企业文化、产品创新等，毫不逊色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水平。创新在其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所起的决胜作用。没有创新，就没有晋商票号的昔日辉煌。
历史之所以选择票号由晋商创建，除了客观条件，如晋商最早采用股份制、商业网络发达、资本雄厚等。一个更重要因素，就是历史上的晋商一贯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如身股制、两权分离、“龙门帐”薄记制度等，都是由晋商创立并特有，积淀了深厚的公司管理经验和创新能量，这是其他商帮所无法企及的。晋商不仅是我国近代商业顶峰、财富顶峰，也是商业自主创新的顶峰。
晋商票号普遍实行“身股”制。所谓“身股”，又称“顶身股”。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此已有准确描述：“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是票号为激励员工，防范道德风险，无偿赠送给员工的股份。身股制为晋商首创，尤其在票号业中实行得最为规范。身股和银股一样享有定期分红，且身股分盈不分亏。身股的晋升是根据员工的等级、资历、贡献等依约定期调整。票号的身股因逐期增加，到清末已普遍超过银股。身股超出银股，意味着票号一半以上的盈利归属员工。身股制的实行，鲜明地体现了票号“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身股”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整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给票号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晋商成功的制胜武器。
两权分离制的执行模式最早也是由晋商创立，在近代票号业中实行得最为规范，最为彻底，劳资双方严格遵守。它是在以股份制为前提、以身股制为保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股份制、身股制等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票号的做强做大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是我国近代企业制度创新的又一次飞跃。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晋商票号在长期实行“联号制”经营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独特的执行模式。他们针对票号经营的各个环节制定了严格细密的管理制度（号规），如人才选拔与培训制度（择优保荐、培训科目）、员工行为规范（如著名的乔氏“十不准”）、保密制度（暗语公函）、市场准入制度（客户选择）、总分号联系制度（三日一函，五日一信）等等。有些制度十分苛刻，不近情理，如员工三年才可回家一趟，不许携带家眷，不准娶外省女性为妻，不准相互借钱、送礼，私人开口信件，禁止“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入号和财东荐人等。且对于违规的惩罚非常严厉。由于票号员工大都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体面身份，相应地违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在晋商票号史上，极少有员工背叛票号、贪渎谋私等损害票号利益和声誉的行为记录。有些制度看似苛刻无情，于今已不适用，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着内在道理，对于风险防范、强化企业执行力等起到保障作用。
晋商票号在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款项冒领之事。这不能不提到汇票的防伪创新。汇票由总号专门印制，各票号均有自己的专用纸张，印数严格控制，若有损坏须寄总号备案。汇票上暗藏票号标记（即“夹印”，妙似现在的水印），“夹印”防伪由票号独创。汇票由专人书写，其笔迹、印章由各分号备案。180多年前，晋商票号就已创造性地采用了汇票密押，即用汉字代表数字，年月日和银两数字均用汉字编码。编码由票号自行设计，并经常更换，外人无法仿制。
结语
晋商精神有很多，以上仅是我认为主要的晋商精神，其中的创新精神令我感受颇深。可谓成也创新，败也创新。晋商的辉煌离不开创新，而晋商最后的没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了昔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然而，晋商对我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它使得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他们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这些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晋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我为自己有着这样杰出的祖先们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是山西人感到无比的自豪！
晋商学习心得 第2篇
1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 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 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 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 化”的过程，
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 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 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 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向晋商学习“吃亏” 第3篇
不能只认钱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乔致庸祖父乔贵发是乔家商号的创始人。在乔致庸执掌乔家大权后，乔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山西票号的实力派。
乔家延续两百多年的兴衰是晋商五百年辉煌历史后期的写照，其动荡沉浮成为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绝好题材。《乔家大院》小说和电视剧抛开乔贵发的创业与乔致庸后代的没落故事，独独选取乔致庸这一段进行描述，胡玫对此有深刻理解。
“其实500年前晋商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人艰苦创业，以诚信待人，具有团队精神，然后胸怀大志，怀有天下，所以他们走遍天下，心里装着天下。但是，当我研读了乔致庸的这段故事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奥秘，乔致庸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讲得更有价值，因为他已经不穷了，他已经是一个财富的占有者了，他已经富甲一方，已经在那样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那么大的庄园，他的存银甚至超过了国库。”胡玫感慨，“乔致庸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怎样重视教育、怎样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
根据历史记载，乔致庸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股份制改革，提出佣人可以参股，这是非常先进的资本管理理念；他前期的银行改革背后所代表的“汇通天下”的理想影响了中国的金融史。
乔致庸对诚信一以贯之，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他以德用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两银子———结果有的拾钱自己留下，有的过而不拾，他以此看出后者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他认为这是好的人才，可以做掌柜。乔家重视文化教育，高薪聘用教师，佣人也要学习；不能只认钱，要懂中国传统，要求掌柜不喝花酒，不纳妾。
此外，作为晋商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他富有民族资本意识和爱国精神。“他最后花700万两存银护矿———买下一个对他来说毫无价值的矿，只是因为想把它从英国人手里买下来，想保护这个矿。”胡玫强调，“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更有冲击力，更有撞击力。”
经商首重信用
从商人乔致庸谈及商人的本质，胡玫承认，“本质上我觉得商人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如果他商业做得好的话，他应该是一个高智商的能够尔虞我诈，能够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见利忘义的这样一些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才算‘好商人’。”
但当她为拍戏来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建筑上刻的两个大字震撼了她的心：诚信。“看到建筑上刻的匾，上书‘学吃亏’三个大字的时候，我的心是为之震颤的。接着我也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怎么不写上‘利’，怎么不教育他的后代应该见利忘义呢？”
胡玫的疑问丝毫不奇怪。
历史上的乔致庸坚信中庸之道，他认为经商首先要重信用，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利。他的做法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人”这个词，不得不对商人做“活雷锋”才做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说一个商人在自己的钱财都无法顾及的情况下开仓赈济灾民，赈济十万灾民达20天之久，最后他自己也没有饭吃了，拿着银子到外省去买粮，可能吗？比如说当一个乞丐从他家走过，他们家狗从那儿路过咬了乞丐，把乞丐的衣服咬破了，他们家大东家、二东家、大奶奶、二奶奶出来给乞丐陪礼道歉，然后请乞丐吃饭，给乞丐做好量体裁衣的衣服送回去，可能吗？再比如说，逢年过节，他们家会拉着牛车挨家挨户送饺子面、送肉，可能吗？他为什么？他图什么？又比如说，他们家的大门口几十年了永远拴着三头牛，任何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可以拉着他们家的牛就去犁地，只要晚上送回来，粮食他们家喂，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整个一个‘活雷锋’，对吧，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除了赈济灾民，胡玫没有把上述事情在电视剧里加以表现，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敢拍出来，怕人家说是假的。“这难道不是个悲哀吗？”她问道。
呼唤儒商精神
“原先，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提倡晋商精神，晋商精神有什么可提倡的。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乔家大院，做了大量有关山西商人的调研以后我才理解了，我才找到了一种原始的创作冲动，就接了《乔家大院》这个戏。”胡玫总结接拍此戏的原因，认为她的冲动来自于对晋商精神理解的变化。
在胡玫的心目中，乔致庸就是晋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但是她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并不是仅仅要讲述一代晋商发展史，而是想让人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因此，我呼唤这种精神。”胡玫说，“我还想通过讲述历史，昭示今人，呼唤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良知，不要缺德，虽然你富裕了，你不要见利忘义，要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诚实守信为荣。”
当然，一部电视剧在现实面前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胡玫期待的是：“乔致庸这个人物触动了你内心的良知，这难道不好吗？我觉得很好。”
学学晋商的“三不” 第4篇
镜头回放一:在电影中，康老爷始终着眼于从自已儿子中找合适的接班人，但在用“掌柜”方面，却绝对是眼睛向外，从外人中物色。这种泾渭分明的人事体系时至今日仍在沿用。
解读：晋商管理票号的第一要务就是：“一不用”，即非山西人不用，凡“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不用。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制度的雏形，这一点现在的很多家族企业都做不到。家族企来如果不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容易形成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而规避这种局面的方式，就是凡“三爷”不用了。
镜头回放二：《白银帝国》中，老掌门人与自已的三儿子在管理上有分歧，
老掌门人喜欢用忠诚度大于专业度的人，因为他想把最专业的法宝留在自已手里；而他的三儿子却坚持用专业方面最厉害的人。
解读：其实父子二人都是为企业着想，他们的人才准则都是既有忠诚度又要有专业度，那么这种德才兼备的人到底去哪里挑选呢？晋商采用了企来内部培养的模式，那就是“二不得”原则：学徒入行试用期三年，且终生不得跳槽。
镜头回放三：算账分红，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是《白银帝国》中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场景。其中有一个细节：犯了错的家族虽然被追究了责任，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应得的红利，整个集团仍然分文不少的给付，这正是对“公平公正”原则的诠释。
解读
晋商精神 第5篇
山西商人
晋商精神核心内容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
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俭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晋商的进取精神
1.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2.强烈的开拓精神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3.不畏艰辛，敢于风险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敬业精神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美德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
山西乔家大院
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
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热衷经营商业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
勤奋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
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晋商的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一直有群体精神
山西镖局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来源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表现形式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唐朝论新晋商精神五大关键词
“李嘉诚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我说，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华人首富，不是他的决策如何正确，关键是李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发现一个错误之后能够立即改正这些错误。”8月4日，山西大同籍著名营销专家、全球第二大融资类门户网站――融资网首席执行官唐朝在太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唐朝作为在京工作的山西籍企业家，是很多著名网站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他一直利用这些阵地倡导新晋商精神，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先生还对他进行了专访。新晋商精神一：忠诚度
人才是第一核心竞争力，您认为新晋商应该树立怎样的人才观？
“培养正确的人才观，其实就是树立正确的新晋商精神。”唐朝认为：“无论是人才，还是新晋商，都离不开忠诚度――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
“物质属性的产品是钱能买来的，精神属性的产品是钱买不来的；忠诚度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产品，精神层面的产品只能靠精神的交换才能培养出来。”唐朝说。
忠诚度究竟该如何培养呢？
“既然忠诚度是精神产品，那么你就必须用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式去培养。落实到企业家身上，首先就是你的人品，人品是价值观决定的，因此企业家必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没有人会忠诚一个人格龌龊的领导者，只有领导者的思想高瞻远瞩、人格伟岸才能培养出忠诚度。”唐朝说。
为什么要培养人才的忠诚度？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死士相随。’这句话中提到的 ‘死士’是境界最高的忠诚度。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忠诚，能为你去死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才的忠诚度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唐朝认为，“忠诚度”是新晋商精神不可缺少的。新晋商精神二：凝聚力
除了“忠诚度”以外，您认为新晋商精神还应该包括什么？
凝聚力！
“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进入内战时期，当时国民党不仅在武器、人数、补给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国民党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要比解放军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强很多，许多国民党军队将领也是抗日名将，为什么三年就被打退到台湾去了？这就是凝聚力！因为解放军的凝聚力比国民党军队的凝聚力强。”唐朝说。
“当时每一个解放军战士都知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翻身做主人，就不用再受气，所以打仗就和每个战士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你说解放军能不打胜仗吗？”唐朝还说：“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准确地说，消灭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是有好处的――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国民党士兵没弄清楚为什么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于是就出现了打仗对当官的有利，对当兵的没利，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凝聚力。没有凝聚力的军队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当然也就注定会失败。”
唐朝特别强调：“在新晋商精神中，忠诚度和凝聚力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新晋商精神三：价值观
唐朝认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晋商精神的重要标志。他说：“在商业社会里，企业家是商人中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对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目前一个大家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企业家和公务人员是商业贿赂高发群体，而企业家通常又是行贿的主体，所以每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和正视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既然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公务人员个个清廉，那么我们企业家能不能再 ‘清高’一点？我们能不能多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别整天琢磨着如何收买张三或李四。我们能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享受财富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再心惊肉跳？因为我们问心无愧！”
您觉得新晋商怎样才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呢？
“商人要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商人的基本特性：合法的范围内追求最大化经济效益。好了，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现象：为什么买奔驰汽车的商人越来越多，偷奔驰的商人却很少？买奔驰能够张扬自我价值，从而满足自我需要；偷奔驰违反法律，不但无法张扬自我价值，还要进监狱。我们从这个逻辑关系中就可以看出，不是商人没有是非观念，关键是看你怎么引导？谁去引导？引导谁？”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拥有正确价值取向的榜样人物，这个榜样必须是个拥有大多数商人羡慕的财富，这个商人最好是新经济的代表，因为新经济对官僚体系的依赖性相对比较低，这个新榜样赚取财富的路径非常透明，容易让大多数商人确信不依靠商业贿赂不但能够赚取比商业贿赂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由于榜样的作用，再加上商人的基本属性以及正在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制约，相信新晋商都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唐朝说。新晋商精神四：责任感
您认为新晋商精神中还应该包括什么？
责任感！
唐朝认为，一提责任感，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慈善捐助、公益活动等等，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责任感”首先是社会责任，新晋商所要承担的第一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被片面放大，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错误地利用。当老板这只‘猫’看到使用商业贿赂的手段能够迅速获得巨额财富时，权力寻租蔚然成风，于是就发生了上海不良官员把老百姓活命的30多亿社保基金挪用给不法商人逐利的恶性事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指的法律，对于公司来说就是规章制度。‘规矩’后面的结果是‘方圆’，说的是如果没有‘规矩’，就成不了‘方圆’。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规’就是指的‘圆规’，‘矩’指的就是‘尺子’，意思是说，没有‘圆规’和‘尺子’就无法画出方和圆。后来这句话是说：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按照正常规则去运行。维护国家运行靠的是法律，维护企业运行靠的是规章制度。”
“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最低道德标准，大家之前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无法无天’，人类没有‘天’是不能生存的。”唐朝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晋商来说，责任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遵纪守法”。新晋商精神五：使命感
除了责任感之外，新晋商精神中还有哪些？
那就是“使命感”。
唐朝认为，新晋商精神中不能缺少使命感。他说：“作为新晋商，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强大，这就是新晋商的‘使命感’。”
晋商的人才理念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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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05月10日 15:42 华夏经纬网
晋商在经营中，十分珍视人才，凡是贤能之才，不讲亲疏血缘关系，总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招聘到本号重用。
什么样的人称之为人才呢?就是品德优秀或有某种专长的人，或德才兼备的人。
晋商的人才理念是：“经商之道，端赖得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晋商在这种人才理念的指导下，重才惜才成为其头等大事。
(一)选贤能，重托不疑
山西商号或票号在开办之初，当某个财东有足够的资金，决定要经办某种性质的商号时，其首要之事就是遴选一位理想中的大掌柜(或总经理)。大掌柜是整个号事经营管理的统帅，经营之成败优劣关键在此一举。因此各财东皆取唯才是举的方针，以事业利害为准绳，绝不讲亲疏血缘关系。
财东聘请大掌柜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介绍人推荐说项，一条是自己注意察访请进。不管是由哪条途径聘请，其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选贤能，唯才是举。经过推荐或察访，确定某人有胆有识，能攻善守，德才兼备，足以担任大掌柜之职，财东便以礼招聘，签订合同，明确身股份额(身股是以个人的智力或劳力顶股份，与财股平等参与红利分红。大掌柜或总经理的身股，一般定为
十厘，或叫一俸)，委以资本、经营、管理和人事全权。东家对任用的大掌柜，始终恪守“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道。当财东委托大掌柜全权上任之后，财东对号事平时概不过问干预，有的还在号规中明确规定，“东家不得干预号内人事，东家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这样，就给了大掌柜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完全的信任，让其大胆放手经营，全面发挥个人的智能才干，财东则静候年终或账期的决算报告。大掌柜既受财东的信赖与委托，又利益加身，便以忠义来回报财东的知遇之恩，“事事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崎岖前进。掌柜在任期间，如遇年终或账期结算出现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低下所致，财东不但不责怪掌柜，还加以劝慰，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继续再干。掌柜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加薪奖励;如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分号掌柜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敬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坐下席，自斟自饮，备受冷遇。如果连续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或掌柜只好自请辞职了。如遇“舞弊营私，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等，不稍宽容，毫无情而”。
据说，太谷曹家在东北的富生峻钱庄，在开办之初，曹东家曾聘用了一位很有才干的掌柜，但因种种原因，经营非常不利。这位掌柜在初任职的儿年间，竟将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东家向掌柜问清原因，觉得不是人为因素，且加慰勉，三番两次补足资金，鼓励其再干。后来，这位掌柜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策划了新的谋略，争得了转败为胜的转机，取得了丰盈的利润，不仅挽回了以前的损失，反而使富生峻成为信誉卓著的昌盛钱庄。之后，富生峻在这位掌柜的统领下，又新增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掌柜也成为当时效忠东家、聪慧干练的商场名将。
（二）是人才，全力聘用
晋商的财东们深知“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为了事业兴旺发达，纹尽脑汁去考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需要有机遇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旦错失良机，决断不力，即使发现人才，也很难得手。所以，财东们往往一发现人才，就想尽办法，全力以赴，绝不让人才跑掉。
介休北贾村侯氏第二十一代传人侯荫昌，承祖经商，到清道光年间其财力已十分雄厚。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侯氏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平遥西达蒲的李家开办的颜料庄于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侯氏开办的是蔚泰厚绸缎庄。该店与日昇昌票号同在平遥西大街路南，中间只隔着个小烧饼铺。侯财东亲眼看到日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汇兑业务十分兴隆，甚是眼红。侯氏有所心动，但苦于自己手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经营票号业，心有企盼而无人才举业，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的来临。
正当侯财东求贤若渴之时，恰逢日昇昌票号副经理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了矛盾，毛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排挤后便要求告辞出号，另谋生路。
侯财东深知毛鸿翙是个票号经营的行家里手，难得的人才，得知毛鸿翙要辞职的确切消息后，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用优厚的待遇聘用了毛鸿翙。道光六年(1826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组为票号，由毛鸿翙出任总经理。毛氏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后，一方而感恩于侯财东对他的赏识与信任，一方面又有与雷履泰较高低的心态，因而他气刚劲足，呕心沥血，锐意经营，使蔚泰厚业务燕蒸日上，如日方升。毛氏又请超山书院山长徐继畲帮助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对财东、经理、伙友职责、结账、探亲、账簿、信函等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使票号走上了制度化管理之路。仅一年的工夫，毛鸿翙在侯财东的全力信任与支持下，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展宏图，先后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绸缎布店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蔚字五联号”在毛鸿翙的策划下，业务不断扩大，声势越加显赫，事业突飞猛进，利润倍增，信誉卓著，分号遍布全国五十多个城市码头，一跃而成为可与日昇昌票号匹敌的著名票号。
我们再看看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大财东是如何爱才惜才，不失时机、全力以赴抓人才的。
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已是林立，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已成鼎立局而，各家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光绪十年(1884年)，乔财东先后将大德通、大德恒茶庄改组为票号。财东乔致庸投资票号业财力雄厚。但深感经营票号业的人才不足，业务进展缓慢。为了拓展票号业务，他思念人才心切，便托付复字号的各地分号掌柜们察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正在这时，乔致庸得到汉口方而传来的消息:原蔚长厚票号驻福州分号的经理阎维藩，因故已辞职，在还乡途中，现在正往汉口受将军恩寿的接待，不日将返乡回祁。乔致庸得到这一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乔致庸认为，阎氏既是票号经营人才，又善于结交官府，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人，要马上行动，以礼招聘，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时机。乔东家立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快备轿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人他家票号之手”。乔景仪深知父意，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迅速前往距祁县城20余公里的子洪口官道，等候迎接。不几日，阎维藩骑马来到了子洪口。乔景仪迎上前去，一边施礼，一边说明来意，并特意说明他父亲的殷切期望。阎维藩听了乔景仪之言语，大为感动，阎说:“乔家富甲三晋，财势显赫，名声远扬，能对我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说罢，乔景仪便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并说这是他父亲的安排。阎维藩是从大市面闯荡过来之人，又知书识礼，对乔家初次碰面便给予这么大的礼遇，只表谢意，不肯乘轿。乔、阎一番礼让，最后，阎氏只好把衣帽置于轿里，算是代他坐轿，骑马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归。阎到乔家，一番盛情款待，不在话下。之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受到乔致庸的十分器重，乔财东委以阎维藩大德恒总经理，给子身股一俸的待遇。阎维藩感激乔财东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主持大德恒票号的26年间，殚精竭虑，尽心运筹，使大德恒票号业务日新月异，生意兴隆，发展很快，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号25处。在阎维藩主持大德恒期间，由于阎氏的精明才干和应变之策，大
德恒平稳度过了战乱动荡的年代，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每三年一个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可分得红利一万两银子，平常年份也可分到七八千两银子。阎维藩为乔东家的票号金融业立下了上卓著的功绩。阎维藩也成为山西票号界一位不可多得的著名经营家。
（三）有才干，破格擢用
晋商的唯才是举的谋略，还表现在不拘一格擢用有才干者。按照常例，票号学徒须届满三年，才能取得帮账或外派的资格。但是，对于出类拔萃者则不按常例而破格提携。如宜统元年（1909年)，入志成信票号练习生(学徒)孟刚，因聪明能干，学习突出，入号仅半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帮账。
又如合盛元票号，财东是祁县人郭嵘，总经理是贺洪如。当甲午战争爆发后，东北局势混乱，票号在东北的业务严重受损。在这危难之际，财东郭嵘和总经理贺洪如慧眼识英才，破格擢用了年仅18岁的申树楷，委任为合盛元票号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并准其到分号之日，凡事均可自决处置。
申树楷是祁县申村的贫寒农家子弟，有幸入太谷县商业学校半工半读三年，学识大有长进。15岁时经人保荐入合盛元票号。进号后，他刻苦钻研业务，进步很快，三四年间就能精细干练并果断地处理属于自己分内的业务，深得东家和总经理的赏识。平时的一些业务会，还破例让他参加，他总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因而总经理更加器重他。申树楷接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后，不负东家和总经理所望。他立即整顿号务，察明形势，大胆开展业务，很快就使营口分号转危为安，不但使业务走上正轨，还有所收益。申树楷以营口为基地，大胆开拓，一方面与日商、俄商竞争发展;一方而抓紧时机向国外扩展业务。在得到总号的支持后，申树楷精心策划运作，冲破重重阻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吉林的边睡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了南奎山支号。此间，申树楷和东家郭嵘看到洋人在中国开办了汇丰、麦加利等诸多银行，其利在彼，我国的利益被其侵夺。他们认为，中国的票号与洋人的银行营业性质一般无二，而且我国在南洋群岛等地皆有从事工商业者，在欧洲、日本也有不少留学生，这些中国人在外的存放汇兑无不仰仗洋人，这样不但利源外流，中国人的商务也大受其阻。依此状况，何不派人远涉东瀛开设银行?主意一定，东家和总经理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派申树楷率若干精干伙友，携巨款，冒严寒，乘长风，破巨浪，赶赴日本神户创办支号。几经周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三十日，终于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申树楷想进一步开拓，但遇到了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的阻力。经过半年的国内国外周旋，申树楷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凡海外支店、出张所皆由申树楷任经理统管。这些海外支店和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经费及官方留学生的费用等款外，也为日商各界搞汇兑等业务。
祁县合盛元票号的东家和总经理唯才是举的谋略，破格擢用申树楷的举措，不仅使合盛元票号远渡日本设立银行获得成功，获得了利益，也为我国金融事业开创了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