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概论论文（精选6篇）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第1篇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班级金融10-3班姓名张晓菲学号0 9 1 0 4 2 4 4指 导 教 师林涛
2012年11月10日
“拼爹时代”的思考
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年仅20岁的富二代胡斌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跑车在杭州繁华的街头与朋友“飙车”，将看完电影、正在穿过斑马线回家的25岁青年谭卓当场撞死。事后这位富二代表现轻松，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无独有偶，2010年10月16日晚，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了两名女生，但司机并未停车相反还去女生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男子却高喊“我爸是李刚！”后经记者了解，两位被撞女生一死一重伤，而男子所叫嚣的父亲李刚则为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我爸是李刚”，让人好悲伤，从中折射了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很早以来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家庭的出生，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有一个“好爸爸”，就有一个好前程，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如今，许多人就以“我爸是XX”作为成才的捷径，作为进步的筹码，也作为违法乱纪的资本。有家网站做了项调查，发现70%多的男孩子表示没房没车可以结婚。但是同样70%多的女孩子表示，没车没房还是不结婚。有人说，现在80后和90后的男孩子是最可怜的一代，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贫二代的问题，比起富二代和官二代更加令人困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而且现实已经表明他们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有比常人更优越的条件，起点高，脱离了与这个社会相处的主体——普通群众，他们也没有适应大众的基本能力。对于那50%的纨绔子弟，父母给予他们的是豪宅、名车，让他们进的是国内外顶尖级的学府，私人培训课上他们学的是高雅音乐欣赏、萨克斯的入门学习等高级爱好的培训，以及绅士淑女聚会等高人一等的社交技能。所以有种说法就说现在80后90后，将来男孩子最可怜的最惨的是：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跟富二代竞争。对于一些“穷二代”和“农二代”而言，就是噩梦。
经过此次事件，李刚和李刚的儿子在网络蹿红，“我爸是李刚”
也不免成为网络流行语。人们在惋惜花季女生夭亡的背后，是对权势之子的深深不屑与痛恨。其实官二代之所以如此嚣张，起因还是在现实中见惯爸爸的权力无所不能、屡试不爽——能够轻而易举打破司法、行政各领域之间的壁垒，完成权力通吃。很多爸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喊的也是“我是领导”。前不久，兰州旅游局局长在一起交通纠纷引发的冲突中就向群众叫嚣“我是局长”；此后，马鞍山市一名区旅游局局长在殴打中学生的时候也放言“我是领导”。
儿子们喊“我爸是领导”，老爸们直接喊“我是领导”。现在不仅官二代身份在代际相承，连思维方式也是拷贝老爸，说白了，特权思想也在代际相传，只是官二代由于涉世未深，态度会比官一代更加恶劣、嚣张。缺乏监督的权力不仅会匪化，也会遗传，只是这种遗传基因先天就发育不良，自然也结不出成熟的果。
长期被特权思想所左右，极容易变成特权思想的傀儡，遇事趋向简单化、极端化，只认权力这个“硬通货”，而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加无视生命的可贵——这既是部分官爸爸的通病，也是部分官二代的问题。真正解决特权思想的代际遗传还需彻底打破特权思想的产生渠道，依靠公开、透明、有效的权力监督方式先遏制住爸爸的特权，儿子们自然也就无法嚣张。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第2篇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第3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高低语境文化,对比
高语境与低语境概念系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Hall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对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学者运用此理论研究文化冲突和如何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依存互动进一步增强，带来了包括思维特征、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语言规范、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会反映出自己的背景文化，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和障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和学习对方的文化，对双方的文化交际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采取有效的交际模式，灵活动态地应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和障碍，从而提高交际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高语境交际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学者霍尔(Hall, 1959)指出了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霍尔进而从交际与感知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化异同的有效方式，他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它包括使用语言的一切主客观因素。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而低语境编码则主要体现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通过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
二、不同的文化渊源导致高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的差异
高语境文化可以溯源到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源流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德为核心，倡导仁爱和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2]孔子的论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使得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内敛而含蓄、敏感而善感、谨慎而不张扬、自省而睿智。总之，“和”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在交际时以建立和维护和谐关系为宗旨，强调集体主义，这就使得中国文化成为高语境文化。佛教在社群伦理上主张：中和礼让、社群为本，在经济伦理上主张义利统一、以义生利。具体地讲，中国人是把利益建立在人情关系的基础上，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人际和谐，尽量避免公开冲突，回避言辞角逐，遵循“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世原则。道家的核心是仁、义、礼，人与人交际时讲究仁道，注重礼节，当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以义为先。所有这些使得高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注重和谐、内隐而含蓄。
低语境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很多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在思想上集中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集中体现在自由竞争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等多方面的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与倡导。[3]西方人有较强的竞争精神，在处世上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使得低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说话明了，反应外露，而不受太多的规范的限制;他们注重的是交际中平等，如果双方存在利益分割，则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情关系。
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导致人际交流上的冲突
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每种文化在其准则、规范、行为模式的表面下，都有着整套的价值系统、社会习俗、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心理取向、思维特征等，正是这些决定了语言的使用。这两者的关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交际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 对沉默的态度。
在低语境文化中，人际交往主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沉默是需要填补的空间，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对于交谈中出现的沉默会感到尴尬。西方有的学者甚至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患有“交际恐惧症”甚至是“精神病”的表现。美国人乐于侃侃而谈，崇尚能言善辩，尽量回避沉默，一旦出现，人们就会竭力用语言来填补。而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却认为沉默具有交际功能，并不是交谈中的空缺。中国人十分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又可以是欣然默认、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又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恰到好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因此有人称它为“默语”，认为它是超越语言力量的一种高超的转换方式。[4]沉默代表有涵养、谨慎、稳重。总之，在高语境文化中，保持沉默是得到赞扬的。
2. 螺旋式思维和直线式思维交流。
高低语境的文化特点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文化”的螺旋式思维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是归纳型语言，[5]人们通常要等到高语境的发话者把话说完才能了解会话意图。英美文化的思维特点是直线型的，因而英美语言是演绎型语言，几乎没什么客套语，即使有也非常简洁。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外交流中，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好摆弄虚话、空话。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对这一现象有生动的例述：“很多商务代表团招商引资时仿照国家领导人出访说话，如首讲如何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来到美丽的塞纳河畔，再讲勤劳智慧的法国人民如何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讲中法友好，四讲华夏有5000年文明，等等。招商内容却置于末尾，匆匆带过。还有的代表团在交流中照稿宣读：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我们会采取平等互利原则，实现双赢。我们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雄厚，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我们欢迎大家到我市投资’”[5]以上发言，使法国人如堕五里雾中，他们不知道何谓热土，商机如何无限，何谓平等互利，双赢目标是什么。中国人以大观小，先铺垫后切入正题的思维方式，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交际环境，以免单刀直入显得突兀。西方人预热阶段短，开门见山，是典型的低语境言谈方式。因此，中国人营造的这种高语境的氛围，对西方人来说，多属冗余信息，真正需要的信息量却远远不够，不仅套话连篇，而且环境氛围提供太多，所以西方人觉得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部分对交际差异的分析，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一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1. 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在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进行交流时，要注意彼此在交流理念、言语风格、会话方式、礼貌客套和写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面对交际模式的差异要求同存异包容理解。当高低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一定要用对方的交际思维来阐释对方的交际行为，在翻译时要注意两者的转换。比如：中国的诗句要翻译成英语，就需要用很多英语来阐释其中的意境。相反，把英语翻译成中文，则要注意用词精炼、恰当。[6]谈判时，如果对方是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那么双方交易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
2. 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人在交际上存在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所以交际者应了解不同地区交际者的言语交际方式，以及语气语调语音习惯，从而减少由于地区差异导致的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北方人说话相对硬气直爽，而南方人则说话柔气委婉。
3. 对于交际中的差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具体到每个交际者，他们的交际模式不尽相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某个交际者也许说话直接，开门见山，这时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不要因此而认为对方不注重礼节或不注重情面。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也许说话含蓄，这时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要理解对方的说话模式，进一步领悟对方的意图。
4. 高低语境文化中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国，人们有可能采取高介入的谈话方式，而在低语境文化下的德国，人们有可能使用高体贴时的会话方式。相似的，在低语境文化中也发现高语境文化的渗透。[7]
五、结语
虽然高、低语境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高语境文化中发现低语境的行为，而在低语境中也可以发现高语境的行为，但文化的高、低语境属性是整体上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不同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高、低语境的研究让我们对交际过程中人们注重什么、忽视什么有清楚的认识，并对不同语境文化中交际的模式和差异有总体的认识。而对它们各自的成因和特征的探究则可以提高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预测能力，并增强我们的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际实践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 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Garden City N.Y..Context and Mean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A Read-er, 1976.
[2]叶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J].浙江社会科学, 2007, (2) :133.
[3]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 2009, 22, (4) :51-53.
[4]李杰群.非言语交际概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报刊文摘[N].2003-05-27 (B1) .
[6]张春星, 张春月.高语境信息词汇的语用翻译研究[J].外语学刊, 2008, (3) :123.
[7]马识途, 唐德根.试论如何在高语境与低语境间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J].云梦学刊, 2003, (5) :118-119.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制度概论 第4篇
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正在日益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前途。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贸易安排。其旨在促进区域内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而且其基本制度都呈现出成熟的法制化特征。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强调国家主权，其主权的让渡是有限的。正是由于这个根本原因，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法律制度方面呈现其独特性。本文只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规则进行论述，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制度可以为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安排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法律制度 冲突 解决 借鉴
一、北美区域贸易法律制度的构建背景
18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使得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留下了领土宿怨，但其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近160年的时间内没有相互发生过战争。在1916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当墨西哥领袖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的一座小城后，约翰•皮尔辛将军率领部队跨过边界追击墨西哥军队，但无果而终。然而，这也几乎算不上一次真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美国不仅和自己的近邻和平相处150多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也不存在军事紧张状态。美加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边界，美墨边界是世界上第三长的边界。但是在这两条边界上都没有驻军防守，尤其在墨西哥边界有很多关税和移民机构，但却没有任何军事堡垒。在成员国经济总量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也存在重大的差别。在北美，美国的经济绝对的占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总量大约是加拿大的10倍，大约是墨西哥的20倍。
“北美”这个词并不能使人想起任何特别的东西，它只代表地图上所描绘的北美大陆形状。150年和平的历史和美国强势地位的占据，催生了一种北美三个国家间“分立”的观念，加拿大和墨西哥尤其持有这种观念。美国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些，而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当然对此很重视。而“主权”这个词在北美具有一种特殊的强制力。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初衷不是来自美国。它起初来自加拿大，并最终导致了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完成。建立北美大陆范围的自由贸易区的想法来源于墨西哥，尤其是墨西哥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政府，萨利纳斯总统将其作为一种开放自由市场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手段。
二、立法机制与法律体系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机构是由3个政府内阁级的代表组成的“自由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称为秘书处的一个常设机构进行协助。他们的功能是劝解、调解性质，并没有被授予一般意义的立法权，只是在协定规定的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例如在NAFTA争端解决小组所采用的程序规则中，自由贸易委员会才有一定的立法权。
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授權其主管机构“自由贸易委员会”以立法权，自贸委员会没有进行“二级立法”的权利，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法律体系较为单一，只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相关附件构成。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效力，就美国来讲，在美国的宪法体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条约的地位。条约和联邦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在最高法原则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效力高于所有与之不相符合的州法律。它的效力也优于其他在其之前制定的联邦法律。与所有的条约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从属于美国宪法和其他在其后制定的联邦法律。如果美国国会废除了整个的或部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层面上违反约定，这将引起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责任。然而，一个美国法院如果必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一个后来制定的联邦法律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它将适用这个后来的联邦法律。与此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绝对没有与欧盟法律一样的“直接效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否定了“直接效果”的观念。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不应当授予一个成员国公民起诉另一个成员国的私权利。一个公民是否应当基于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起诉自己国家的政府，这个问题应当完全由该国家的国内法决定。根据美国法律，很确定规定不存在私人起诉的权利。也就是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是一个“自动生效的条约”。总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纯粹涉及的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义务。
三、法律冲突与争端解决
北美自由贸易区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机构以承担起协调法律冲突和矛盾的重担。它主要是在法律结构和法律技术层面去发掘调和法律的手段，并试图通过两个层面的结合为法律冲突的解决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例如，在调和有关健康、环境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明确承认每个成员国有权制定自己国家这些方面的法律，但是同时认为成员国有义务“共同合作”以努力融合他们的法律，并考虑科学的“风险分析”和被世界公认的标准。它不仅禁止成员国使用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法律作为一种随意的贸易歧视或隐蔽的贸易限制，还要求其建立相互承认成员国之间产品标准的机制。
北美自由贸易区解决不同的争端时都有相应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几乎都是由成员国派代表参加，而并没有像欧盟法院那样的超国家机构的存在。如在第20章所规定的一般争端解决程序中，有科学审查局、自由贸易委员会和工作组。同时，从争端解决的模式上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模式融合了外交和司法两种方式，具有灵活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在外交方式中，所有的几种机制中，都强调了磋商和谈判程序。在面临一个争议时，成员国政府被号召起来进行磋商并努力合作以达成一个决议。如果协商不成，他们可以去寻求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调解。如果外交方式不能很好的解决争端，成员国开始启动司法程序，即如果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调解失败了，其可以指认一个仲裁专家组，开始依据仲裁程序进行仲裁。这种仲裁程序主要体现在NAFTA第11章规定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同时，仲裁专家组做出的最终结论是“报告”而不是一个“裁决”，专家组的报告要求争议双方要“通常的依据该报告”来处理问题。如果通过上述程序他们还是不能解决争议，那么争议双方只能依靠自己来处理这个争议。最基本的原则是，一方唯一的制裁方法是从另一方那里收回“相等价值的利益”。这也是GATT处理争议程序所遵循的最基本的遵循义务对等原则。由此可见，专家组的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性。
北美自由贸易区本身并没有创设独特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在与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投资和协定通常解释有关的争议方面，这是 NAFTA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特点。NAFTA总共规定了几套适用范围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分别是第11章规定的缔约国与另一缔约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其中除了自设一个程序外，还引用了三个国际仲裁程序供当事人选择；第19章规定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事项的审查与争端解决程序；第20章所规定的一般争端解决程序；NAFTA 的两个分协定《北美环境合作协定》和《北美劳工合作协定》建立了各自的争端解决机制，分别适用于环境问题争端和劳工问题争端的解决。
我国目前正在参与或将要推动的区域贸易安排与NAFTA具有更强的相似性，例如，我国和东盟10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冰岛等国（地区）无论在历史、经济和地理背景，还是在立法体系、法律制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点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很类似。因此，我国在和这些国家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的法律框架时，应当主要借鉴NAFTA较为简洁、松散的组织机构和温和的法律制度，比如温和的争端解决机制等。设立争端解决机制用法律方法解决一个国家内各区域的争端，对于实现中国区域贸易一体化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减少矛盾，避免冲突升级，促进区内法律秩序的稳定，更好地保障各方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代中现.中国区域贸易一体化法律制度研究——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王贵国.区域安排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杨丽艳.东盟的法律和政策与现代国际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吴志攀,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 第5篇
“两希”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它们以独特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世界。“两希”文化指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都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希腊罗马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就是因为古希腊罗马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无数璀璨夺目的文化成果，达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由此，古希腊文化及以后作为希腊文化继承者的罗马文化，启迪了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没有古希腊文化及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在宗教神话、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等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对其后的西方文明乃至当今的世界文化发展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那时候所创造的艺术作品，直到现在还能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而哲学、科学思想则奠定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的基础。下面谈一下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古希腊罗马神话文化为后世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根基
古希腊的宗教与神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说就是古希腊的各种神灵信仰是神话传说的思想基础，而神话传说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宗教，神话是宗教的核心。继《荷马史诗》之后的《神谱》，把古希腊诸神纳入一个单一的世系，创造了以宙斯为首的12位主神谱系。由此可见，古希腊宗教体系的确立以及宗教教义的充实与完善，神话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古希腊以神话为根基的宗教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古希腊宗教没有经典教义，没有教会组织及神职人员,这种宗教的世俗性是希腊城邦理性主义的萌芽。从根本上说,希腊重视现世生活，宗教活动在他们看来只是现实生活的补充，并不要求来世灵魂的解脱。其次，“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联系，为希腊及以后的西方世界创作无数优秀的文艺作品提供了不竭的题材。古希腊的神是高度人格化的，不仅神的外形为人体，而且神性既高于人性又同于人性。神与人之间会有联系,有往来，人的行动会体现出支持他的那位神的意志，人类的战争、统治、生活乃至生命，都会被神不同程度地支配,而人类也会因不满神的专制选择反抗神。这些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特有的人神关系，自然会被文艺作家们所利用，发挥他们的无限想象，在文艺作品中展现神人世界。如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希腊神话向西欧传播的来源之一。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二、古希腊罗马开启了世界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奠定了哲学派别的基础
古希腊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就是西方哲学的本身，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所指出的：“古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的自由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首先在认识论方面,为希腊哲学发展迈出第一步的是“智者学派”，他们持着“自然论”和“约定论”的观点。“自然论”者认为,人与社会的诸多习俗和制度是从自然而来的，有其自然的依据，是人自身难以认识与改变的这种观点否定了人的认识能力，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约定论”者主张社会的习俗和制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并无永恒自然的依据。这观点虽然突出了人的认识主体地位,但他们否定了自然规律对于人认识的决定性，否认了人主体认识的客观内容主要是自然，逐步变成了“相对论”观点。然而说到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奠基人，还要算古希腊人文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研究从自然转向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提高个人的素质和完善
个人品德，是一种“可知论”。
三、古希腊罗马学艺术成就促成了西方文化的史诗和悲剧
《荷马史诗》是欧洲最早的文学巨著,成为欧洲文学的渊源，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她的语言生动流畅、构思精巧严密，结构布局得当，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希腊古典时代起，《荷马史诗》就成为学生必读作品,至今仍是当代欧洲人学习文学时的必修一课。但丁称荷马为“诗人之王”；马克思也称《伊利亚特》是“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它“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它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攀的范本。
除了史诗，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另一伟大成就是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时期的悲剧。当时雅典先后涌现出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是第一位重要的悲剧诗人，有“悲剧之父”之称。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已为数很少，而其中又以取材于希腊神话《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最为出名。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人，据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戏剧演出时的布景、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而流传至今的。索福克勒斯是三大悲剧家中最具有才华的一位。他大约写了130部悲剧,现存的仅有七部，其中又以《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最为杰出。在他的著作里突破了抒情诗式的悲剧形式，诗歌队退到台外，减少合唱的作用，加强了戏剧的作用，使悲剧艺术趋于完善。三大悲剧诗人的最后一位欧里庇得斯写过90多部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18部，如《美狄亚》、《安德洛玛克》、《特洛伊妇女》等。在他的作品中，命运实际上已是人物自身的性格，所以他的悲剧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以此表现发生在家庭伦理关系方面的可悲事件。由于这一特点，欧里庇得斯被认为是开创西方家庭问题剧的第一人。
由此可见，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化确实有着根源性的影响。
但是古罗马被蛮族摧毁后，欧洲陷入了黑暗。蛮族目不识丁，到处烧杀抢掠，摧毁了古罗马的文明，摧毁了欧洲的文明成就。而基督教教会，则成了中世纪黑暗中，保存文明火种的明灯。由于教会的长期系统的传承，不管是文字，还是书籍，都保存了下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基督教义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对于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所强调的内容，大部可以在基督教义化中找到其根源。我们常常以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与我国的集体主义进行比较，其实，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出于基督教《圣经》中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的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个人主义在西方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进步。
对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进步与改变”也可以在基督教的信条中找到相对应的答案。从耶稣为改变整个世界而降生，到他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再到耶稣基督的再次复活。基督教教义告诫其信奉者的是万物都是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进步的。人们所需要坚信和做到的是破除旧的事物的枷锁，不断地向前前行。正如创世纪，复活等等基督教教义和信条所提倡的。本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就职竞选时以“改变”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提倡只有改变才能为美国带来进步和才能让美国保持先进。他的成功就出自于他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精准把握。
二、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义学的影响
义学艺术是体现文化的最好体现。在基督教义化的影响下，西方在学显现出了独有的特点。基督教文化在义学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基督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通过隐喻的基督形象来阐释自己的基督宗教思想，以及以基督精神来审理世俗社会。这使得基督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悲惨世界》
中蹲了19年监狱的苦役犯冉阿让，意外地闯进了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临走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主教不加追究反而加送了一对银烛台，他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雨果在这里真切的体现出了基督文化中的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力量的思想。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有意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行陪衬和烘托，这又多以典故引用的形式来表达和诠释，更丰富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义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三、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所体现出的文化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也有这充分的体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制度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基督教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部有神性，天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后来，尽管人因对上帝的叛离而导致了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人的神性从未因此消失。这个神性赋予了人作为被创造物固有的尊荣，权利，幸福与慈爱。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基督教认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人权是天赋的，作为地上之国的人类世界必须保障这一天赋的人权，并通过立宪表现出来。通过立宪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基于基督教对人类理性坚定不移的信赖。理性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正是在每个人理性即自利自保，趋利避害本能指引下，人们才会并能够订立契约组成国家。这也解释了在政治上保护人权的主张。
由于基督教文化的缘故，福利国家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政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宪法又有效地辅助了这项政策，这一切所说明的并不是一个巧合。这涉及基督教义化中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救赎与行善。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有两条：第一，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圣经》强调对穷人的关心和爱：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基督教对人类命运的普世关怀，不但肯定了个人，即自爱和自我，的价值，而且也肯定了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恪守共同的法则，共营社会政治生活。这就充分的解释了西方国家优越的福利政策。
综上所述，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世界的根本文化，已经渗透到它的每个领域，共同构建了整个西方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方汉文--《西方文化概论》；
2.刘文荣--《西方文化之旅》；
3.刘小荣--《希腊古典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
企业文化概论论文 第6篇
摘要：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的竞争。因此一个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想构建怎么样的企业文化很重要。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经过提炼和升华形成的社会习俗、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观念意识的总和。不同的国家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人本思想、贵和尚中的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对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有利于培育忠诚文化、和谐文化、企业家的修己安人等；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比如：不利于创新文化的建设，易形成中庸文化，权力差距大，压抑了员工参与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培育等。所以，了解传统文化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就至关重要。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史催生出了众多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哺育现代文明的重要养料。诸子百家的大量思想涉及管理领域，如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倡导仁义中庸，注重修身；法家坚持信赏必罚，重视法治；兵家追求正合奇胜，讲究权变；墨家强调兼爱交利，尚贤使能，成为今天企业管理思想来源的重要宝库。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管理
正文: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等传统思想，而张岱年与方克立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说到，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什么用呢？在众多成功的企业案例中，不难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在日常的企业管理当中，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有哪些。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而轻“智”，那就是错误的很。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就是智的一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博采了道、佛、法、兵、墨等各家之言，最终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法制、家族制为背景、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包容各家所言的多元型传统文化。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底蕴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大规模兴起始于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斗争、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反映在各学派的典籍、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使现代企业管理注重员工的利益。儒家思想中，“仁”，仁爱，“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精义所在。许慎《说文解字》也作如此解释:“仁，亲也”。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尊重自己的员工，理解支持他们，信任宽容他们，关心体贴他们，从而有效培育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信任度，企业真心为员工着想，就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像里兹酒店集团的格言：We are ladies and gentle men who serve the ladies and gentle men，这一宗旨深深地渗透到公司的每一管理层。马里奥特的管理风格是以“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信条为前提，员工受到尊重，他们会对工作更有信心、感兴趣，并对自己的工作满意。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使现代企业的管理重视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并且崇尚和谐。推崇集体主义，有利于培育忠诚的企业文化。关于这一方面，《荀子•王制》中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组成一个群体，是人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这样的群体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即在有大的相同共性的群体中再以小共性划分出来的组织。如在企业中，再以组织结构、伦理结构以及管理结构等来划分为不同的小群体。有了这种划分，才能形成人类生存的保证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标志着社会分工化和组织有序化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亲密配合，在工作中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无论是在内地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他们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管理理念和成功经营秘诀的文化底蕴。这种大“群”小“分”的组织管理所带来的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以“宽容、仁爱、平均”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再辅以现代企业管理手段，成为华人在海外所创企业的显著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又如日本企业强调团队精神、家族精神、集体及爱国精神等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和借鉴了儒家文化的特点。儒家治国和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和为贵”。这种和谐观，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追求管理系统的和谐、稳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方面推崇“天人一家”，在对人的管理方面强调“情理合一”，从而在管理的不同阶段和层次上达到相互交融合一。千百年来，“和为贵”、“和气生财”已成为国人一般的生意经。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博采众长的特点，也使得现代企业的管理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大庆油田的企业精神，就是由铁人王进喜的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而形成的新时代的“铁人精神”。王进喜的老铁人精神，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神；新铁人精神在继承和发扬老铁人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了现代的科学发展观，使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相结合的新内涵。再如，海尔集团的管理模式的公式：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公式中的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其实质也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而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其实质就是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因此，海尔文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文化”的一个范例。但是，在我国像大庆油田和海尔这样的企业毕竟还不是很多，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上面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起到的都是积极作用，但是，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传统文化对于企业也存在着消极的影响。比如，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关于集体主义的培养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这对于员工对企业忠诚固然有利，但是，如果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压抑了个人创新精神，将不利于组织创新文化的塑造。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强调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力量，忽视了群体中每个个体作为最积极的行为主体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使人们难以坚持个人的看法，企业家不敢大胆实施自己的改革方案，不愿显示个人的力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糟粕，比如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任人唯亲。这使得现代企业在管理中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外人”很难进入决策的中心，公司的决策权往往集中在才识平庸的亲戚手中，这对于企业日常管理产生巨大的隐患，也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对于上面分析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的作用，我觉得应当辩证看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企业管理的过程，企业应当注意的有很多。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措施。首先企业应当懂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挖掘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企业文化因素，并将其发扬光大。国内有很多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应用中华传统文化，实施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我们应当从这些书籍中吸取其中的精华。其次，我们应当推广优秀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企业应当整理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企业的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将其纳入企业文化体系之中，为企业所用。最后，我认为应当注重教育。需要对于企业管理者的教育，当然也需要对于员工的教育，只有在企业中形成一种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才能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作用于现代企业建设，今天的企业应该自勉自励，兢兢业业，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决不姑息，果断地抛弃，即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同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开放型的，必须兼收并蓄，企
业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同时，还应结合本企业状况，充分吸收国内外优秀文化建设经验，以便形成本企业独有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希望企业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建设的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为企业效力。
参考文献：
1.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