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范文（精选10篇）
二孩家庭 第1篇
一、二孩家庭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 化解矛盾, 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和谐。
早在该政策出台以前, 已有不少家庭由于各种原因诞下“二宝”, 但不愉快甚至不幸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些事情, 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急需加强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化解矛盾, 避免将来悲剧的重演。
(二) 未雨绸缪, 给予幼儿良好的生存环境。
良好的生存环境包括生理环境和心理环境。 尽早进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减少幼儿积怨爆发的情况,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做好长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 心情愉悦地接受“二宝”, 同时帮助幼子女稳定生命健康和心理健康。 做好幼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 长子女更易与其和睦相处, 温馨友爱。
(三) 由己及人,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在幼儿踏入社会之前, 家庭便是他们尝试交往的主要场所, 二孩家庭尤其如此。 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孩子梳理自己的情绪、树立健全的人格等, 在与兄弟姐妹和谐相处的过程中, 培养分享、合作、互助等良好品质, 这对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十分有利。 当孩子能够处理好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问题, 再能推己及人并举一反三, 走出家庭以后, 他们的社会性的发展会更加顺畅。
二、二孩家庭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和原因
(一) 不和谐的环境氛围造成幼儿缺乏安全感, 长子女易自卑, 幼子女易敏感。
案例:洋洋 (男, 5岁) 家里添了一个小弟弟, 洋洋好像有了心事。
教师:你有个小弟弟了, 开心吗?
洋洋:不开心。 爸爸妈妈每天都抱着小弟弟, 不喜欢我了。
分析:洋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开始怀疑本身, 也质疑父母对自己的爱。 可能是对于外表, 可能是对于能力, 或者是对爱的不自信, 他们怀疑自我的价值。 长子女能够感受到家庭环境的悄然变化, 他们认为二孩后的家庭没有再给予他们足够的爱和鼓励, 他们会缺乏安全感, 产生自卑感。 幼子女如若一直无条件享受很多的爱, 今后稍有一丝爱的转移, 他们便会焦虑不安, 变得敏感。 4岁的多多就因为父母一同接送脚受伤的姐姐而大闹不止。
(二) 不正确的角色意识促使幼儿行为错乱, 长子女易自私, 幼子女易依赖。
案例:雯雯 (女, 5岁) 的妈妈怀孕了, 雯雯很不开心。
教师:你喜欢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吗?
雯雯:我喜欢小弟弟, 不喜欢小妹妹。
教师:为什么呢?
雯雯:小妹妹会跟我抢花裙子和芭比娃娃, 小弟弟会有自己的玩具。
分析:自私是人类的一种本性, 以自我为中心、自控力不足的幼儿更加容易受到自私本性的支配。 雯雯害怕有人跟她分享本来独有的东西, 她说的是物质上的, 其实还有精神上的。 很多幼儿从独生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非独生子女, 原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要与另一个比他更小的孩子分享一切, 如果长子女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哥哥和姐姐的角色, 这无疑就是个很大的冲击, 会激发本身的自私因子。 幼子女在家庭中经常被认为是“最弱小者”的角色, 受到格外多的保护, 自身倾向于依赖家庭或某个人, 这样的角色意识并不健康。 过于依赖, 无法使幼儿获得独立的人格, 并对参加各种活动产生障碍。
(三) 不公平的相处规则导致幼儿没有原则, 长子女易懦弱, 幼子女易任性。
案例:昊昊 (3岁, 男) 有个性格温和的小学一年级的哥哥, 相反, 昊昊的性格就比较任性强势。
昊昊:我想要玩这个玩具。
教师:可是朵朵先选了, 你可以等下跟朵朵商量轮流玩。
昊昊:我就要现在玩, 你们不好, 我哥哥就会让给我玩的 (地上打滚哭闹) 。
分析:如果不能立刻满足昊昊的要求, 他就会任性地哭闹打滚到大人妥协为止。 父母很宠爱昊昊, 哥哥在家中也是比较谦让的, 因此作为幼子女的昊昊就更加有恃无恐。 幼子女被认为需要更多关爱, 家庭成员大多对于幼小的“二宝”比较宽容和疼爱, 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满足, 但是长久以往, 幼子女认为自己的要求一定要被满足, 感受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没有原则约束, 会变得任性;长子女即使没有错, 被要求无条件忍让, 原则在他们的眼中渐渐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 他们渐渐不愿意在原则内争取自己的利益, 渐渐会变得懦弱不堪。“不公平”是长幼子女间矛盾的催化剂, 也是长幼子女性格极端的罪魁祸首。
三、二孩家庭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任务。 ” (2) 笔者认为以下所有解决方法均需由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共同配合完成。
(一) 营造和谐的情感氛围。
幼儿善于模仿, 他们从成人那里学会爱人的方式, 成人有责任为他们营造和谐的情感氛围推动幼儿心理的良性发展。《指南 》指出应 “创设温馨的人际环境, 让幼儿充分感受到亲情和关爱, 形成积极稳定的情绪情感 (3) ”。 幼儿生活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之中, 家庭中恩爱扶持的夫妻关系、幼儿园里轻松平等的师幼关系、社会上友善互助的民众关系, 都能够让幼儿感受相爱、享受被爱、学习关爱, 从而获得安全感、发展社会性。 爱和尊重是相互的, 在温馨的心理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幼儿, 怎会有严重的自卑或敏感行为呢?
(二) 树立正确的角色定位。
人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正确理解不同角色的含义是承担角色任务的良好开端。 但幼儿还没有能力把握不同角色的意义, 也没有能力自由转换并适应不同的角色, 他们需要帮助和引导。 对于长子女, 应提前告知弟妹即将到来, 以“娃娃家”等游戏的方式体验哥哥姐姐的角色, 给他们时间和方法过渡和适应。 有了“二宝”以后, 让长子女参与养护, 体验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会自己好好成长的同时呵护弟妹, 成为他们的榜样, 学会分享, 还能收获弟妹的爱。 《纲要》指出:“幼儿不是被动的 ‘被保护者 ’。 ” (4) 对于幼子女, 应给予其充分的机会发展自主性、发挥自己的价值, 让他体会到独立性, 增强自信心。 “大宝”不自私, “二宝”不依赖, 其乐融融。
(三) 建立平等的相处规则。
幼儿年龄虽小, 但眼睛雪亮、心思敏感, 在建立自己的处世规则之前, 他们从平时的点点滴滴都能够摸索出成人的原则。“不公平”的规则对长幼子女的原则意识均有不利影响。 典型的譬如“你是哥哥, 先跟弟弟道歉”的思维, 就有害幼儿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应建立“对事不对人”等公平的原则, 长子女遵循规则, 会自愿做出榜样, 而非无原则懦弱退缩;幼子女接受规则, 才能理解是非对错, 不会无底线肆无忌惮。 幼儿园和公共场所有固定的普适性规则, 在规则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不因年龄允许特例。 平等的规则是帮助幼儿建立原则意识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2013.
[2][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 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188.
[3]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5]王占吉.独生子女心理问题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 2009.
二孩满月致辞 第2篇
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前来参加我的弟弟——泽泽的满月之喜。我是朵朵，在我成长的十年里，爸爸就是一棵大树，他伸展出爱的双臂，紧紧地呵护着我和妈妈；妈妈是爱的港湾，温柔地把我的委屈、心酸和郁闷一一化解；我呀，就是他们贴心的小棉袄，用我的乖巧可爱，给他们带来欢笑。
十年后的2017年10月10日我的弟弟的出生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出生就有8斤重！我们给他取名泽泽，希望他以后做仁慈、恩泽的人！
在此，我要感谢爸爸妈妈把弟弟带来，让我荣升做了姐姐！希望我和弟弟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二孩家庭的全面保障计划 第3篇
汪先生，36岁，在外企工作，月入15000元。太太是企业会计，月入6000元左右，平时除了工作，汪太太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家里，因为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他们一家是标准的双职工家庭，目前，汪先生夫妇正在酝酿着一次改变。孩子有1岁了，平时有公婆帮忙照看，但两个孩子，老人一时忙不过来，汪太太就要时常请假自己照顾孩子。假请多了，汪太太就想索性辞职在家全职带孩子。
家庭资产方面，目前有一套市值200万元的三居室，是由公婆出的首付购买，汪先生夫妇自己每月还3600元贷款，还剩15年。至于每月的生活开销，大概需4000元。银行存款有20万元，基金定投账号有3万元。
如今太太要辞职，家庭重担就全落到汪先生一人头上。汪先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父母和妻女，他想给自己购买一份高保额的保险，希望有寿险规划师可以给他出出主意，他该买啥保险好，投保多高的保额合适？
需求分析：
根据汪先生家庭情况分析，如果汪太太辞职，那么汪先生就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家里的顶梁柱。对一个家庭而言，当经济来源主要集中于某一个人时，家庭风险就高度聚集在这位家庭财富创造者身上，一旦汪先生遭遇不测，那么整个家庭收入来源中断，整个家庭的生活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应当优先为家庭支柱汪先生投保重疾险和寿险。保费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再可以选择全家一起投保，让足额保障为全家一起共同抵挡风雨。
当今社会，随着医疗费用和物价的连年上涨，重疾险的保额也应当“水涨船高”，10万元额度早已不够用，20万是必备的，甚至50万元也不夸张。
汪先生在规划重疾险保额时，应当重点考虑三个部分。首先，当然是应对大病的治疗费用。根据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一项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包括住院、手术、器械、药物等），至少在10万～50万元左右，如果想要用进口药物和器械，或者病房条件更好些，则总费用更为昂贵。第二点要考虑的是，病人结束常规治疗离开医院后的恢复费用，包括康复、营养、护理等成本，这一部分的费用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而言，罹患重大疾病并成功接受治疗后，病人至少还需要两年的康复时间，但不少家庭出于经济考虑，病人在没有好好恢复的前提下，就匆匆回到职场工作，其实还是埋下了隐忧。第三部分，则要考虑弥补收入损失，特别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大病治疗期间，收入损失巨大，若能有高额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予补偿，则轻松不少。
根据汪先生的家庭财产配置情况及家人收入，为汪先生设计了一个涵盖寿险、大病、意外、医疗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计划。以下计划只针对汪先生本人保障需求设计。保障额度设计覆盖汪先生在“牛马之年”发生风险时确保家庭5～7年能够平稳过渡的寿险保障额度，保费额度控制在汪先生的年收入10%以内，使汪先生既有保障，又能够较少地影响家庭生活品质。
保险利益说明
意外医疗，因意外发生的门诊或住院费用（社保已补偿：按100%报销;社保未补偿：按80%报销），每次最高1万元，最长可续保至64周岁。
住院费用，因疾病或意外住院治疗费用（社保已补偿：按90%报销;社保未补偿：扣除500元后，按70%报销），每年最高10万元，最长可续保至64周岁。
住院津贴，因疾病或意外伤害住院治疗每天200元/天;每年180天为限。
重大疾病，经确诊后一次性全额给付，至少20万，保至100周岁。
全残保障金，至少70万。
意外身故保障金，至少170万，最长可续保至65周岁。
烧烫伤保险金，最高50万。
寿险保障金，至少120万，保至50岁（确保还贷期间拥有高额保障）。
二孩家庭 第4篇
一、数据、方法与样本基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源于2016年浙江省杭州市抽取的萧山区、江干区、余杭区和拱墅区四个区的调查数据,主要采用家庭2015年(即无二孩出生时)与2016年(即二孩出生后)的数据,调查员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问卷800份调查问卷实际发放696份,有效问卷689份。
基于不同地区家庭结构的差异性,为了分析家庭生育行为[4]对家庭经济效益的变化产生的影响,此次研究主要通过构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1],以V1,V2,V3,V4,V5,V6,V7和V8作为指标变化来衡量家庭消费变化。
(二)样本基本特征。本次研究受“二孩政策”家庭的约束,一方面,所有样本家庭的生育行为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规定;另一方面,家庭所在地区的差异性较小,人口结构较为相似。在各区结构差异性不大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四个区及街道(萧山城厢街,党山镇;江干丁桥镇,下沙街;余杭临平街,东湖街,径山镇,塘栖镇;拱墅半山镇,小河街道)进行调查。
1.调查样本家庭经济情况。从调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情况看,人均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家庭所占比例为40.11%%;人均年收入在50,000~80,000元之间的家庭占比例为23.27%;人均年收入在80,000~100,000元之间的家庭占比例为21.23%;人均年收入在10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比例为16.19%。从家庭年人均支出情况看,年人均支出在40,000元以下的家庭所占比例为30.49%;年人均支出在40,000~60,000元家庭所占比例为52.09%;人均年支出在60,000~80,000元家庭所占比例为8.81%;人均年支出在80,000元以上家庭所占比例为8.61%。
2.调查样本家庭生育孩子情况。本次调查的所有有效问卷中,样本均为原本已育有一孩,因政策实施生育二孩的家庭。其中萧山区一孩为女孩的占43%,拱墅区占53%,余杭区占60%,江干区占51%。
3.调查样本户籍类型。家庭的户籍类型也是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重大因素,在调查的689户家庭中,农业户口所占比例为23.5%,其中萧山区占12.3%,余杭区占47.1%,江干区占30.5%,拱墅区占10.1%。
二、生育二孩家庭的消费支出分析
(一)模型变量选择。此次研究主要通过构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以V1,V2,V3,V4,V5,V6,V7,V8作为指标变化来衡量家庭消费变化,在具体的变量选取上,本次选取这八个指标来衡量整个消费支出模型,在满足生育政策的前提条件下,家庭的前后消费变化可以进行明显对比,同时控制影响家庭消费的其他变量,如家庭的户籍类型,第一孩是否为女孩等影响家庭消费的变量,受问卷调查的局限性,家庭消费支出的数据都是分段数据,在模型中家庭消费支出采用分段数据的组中值代替的方式。
(二)模型的设计与估计。计算分析基于经济学家Lunch提出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其经济含义可描述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消费者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时间段的收入水平和价格;基本需求支出与非基本消费支出构成了总的消费支出,但是区别是收入水平对基本消费支出不产生影响,然而只有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后,才能把剩余收入用于安排其他非基本生活需求支出;假定边际消费倾向对所有人相同。ELES的具体数学模型为:
式中,Y-收入水平,V0-基本需求总支出,bi-边际消费倾向,Vi-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Pi-第I类商品的价格,qi-基本需求量。
最终得出:Piqi=ai+biV0(i=1,2,3...m)
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于杭州市二孩家庭的截面数据统计,可得出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在基本需求支出、边际消费倾向等方面的变化,从而能够准确预测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变动趋势,为生育政策实施提供有效意见分析。
1.ELES模型计算。利用模型计算出参数αi与βi的估计值,各项基本支出PiXi与Vi的值(表1),相关系数R均大于0.55,说明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各项商品与服务均能较好地用ELES模型拟合。以上八类消费支出均视为因变量,以居民收入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中间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系数均通过统计检验,从而使用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2015年,食品服饰的边际消费倾向βi为0.2285,居于最高位,同时二孩增加后为0.2381,同样居于八项中最高位,故杭州市城镇居民更倾向于食品服饰的消费,两年相较略有增加,但幅度不大。而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并没有显著增加,二孩的出生对于家庭的医疗支出方面的增加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其中可能由于家庭本身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基数就已经较大,从而相对而言家庭并没有很大倾向增加支出。其他因素来看,βi的差值均在0.01左右,不难看出,整体的趋势变化不明显。
2.杭州市二孩家庭居民消费支出分析。研究发现,相比于原先的家庭消费,二孩出生后家庭的整体消费支出增加,总增长17.56%,其中明显上升的是医疗保健,增长24.21%,二孩的出生使得家庭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家庭愿意为二孩的出生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其明显的效应使得家庭的总体支出增加,整个消费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而其在教育文化方面增长最小,原因为调查数据只研究二孩出生第一年,故具有局限性,教育支出并不构成主要支出方面,若进行跟踪调查,教育支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
八项指标总体平均上升17%,食品服饰与教育文化增加幅度最小,但由表1得出食品服饰的边际消费倾向仍是高的,虽然增加幅度小,但是家庭仍有极大意愿在食品服饰上增加消费。但是总体来看,新生儿的增加使家庭消费注重理性化,多数家庭并不会盲目增加支出,基于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多数家庭选择理性消费。
3.家庭基本消费需求分析。由表2分析得,不论在2015年及2016年,教育文化与居住成本所占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最大,对于家庭而言,这两项支出成为了主要的基本消费。相较于2015年家庭基本消费需求,二孩出生后家庭基本消
费需求整体比重上升,其中食品服饰、交通通信、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其他总体上升,虽然医疗保健比重下降,其整体消费支出增加,基本消费需求也上升,其中食品服饰基本消费需求比重变化不大,只上升了1.89%。
三、结语
二孩的出生并没有对整个家庭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基于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分析,各项指标均为略微上升,家庭生活成本的略微上升并没有使得原有家庭经济的平稳性受到影响,同时家庭也及时优化了家庭消费结构,更好地应对了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部分冲击。
在二孩问题上,同时可以通过控制成本从而实现家庭经济效益最大化,减少不必要支出,例如家庭设备、休闲娱乐、交通通信等消费均是可控的,可以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斟酌其增加的消费,从而能使得整个原先的家庭消费结构更趋于合理化。
同时在研究中发现,二孩的出生对于整个普通家庭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降低家庭对“全面二孩”的参与积极度,由于大部分家庭原本就为二孩的出生做好了心理与物质基础的准备,究其原先合理的消费结构与较好的收入水平,二孩的出生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更和谐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刘小平.青海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ELES模型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12~20
[2](美)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于学军.从承德人口控制模式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J].人口学刊,2012,3(1):50~54
全面二孩 第5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低于“十三五”生育规划的年均6‰的目标;20中国人口增长809万，也低于预期增长900万的年均目标。
“谁最不敢生二孩?就是那些书读得多，钱赚得少，在异地打拼的”，一位坚持一孩家庭的奶爸说的话，似乎戳中了很多在城市刚站稳脚跟的年轻人的心。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十个家庭，他们来自上海、广州、杭州、金华等地，覆盖了一二三线城市。其中最不敢、不愿意生的是一二线城市里收入中等、房贷压力大、教育期望值又高的所谓“中产阶级”或“新中产”，正如上文那位奶爸说的一样。
国家卫计委在有一个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人数分别占到74.5%、61.1%、60.5%。
这一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而托育服务严重短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此外，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或影响再生育的决策。
“独生爸妈”更愿意生二孩
今年34岁的清水是上海某985高校的教师，她的大女儿悠悠今年4岁了。年7月，悠悠的弟弟出生了，如今她儿女双全，是大家眼中的“人生赢家”。
之所以选择二孩，除了国家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契机外，也与她和丈夫作为独生子女那份孤独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母亲是医生，夜以继日的上班，我爸爸则整天呆在实验室。那个时候自己带一把钥匙，回家冷冰冰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觉很不好，我不想让女儿也有一个孤单的童年。”她说。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中，这几乎是所有二孩家庭主要的出发点：希望两个孩子有个伴，不那么孤单。这其中，特别是童年有缺失感的“独生爸妈”往往更愿意生二孩，希望在孩子身上弥补那份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
此外，因为是“独生爸妈”，双方父母可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都要更多，也是促使他们“敢生”的一个因素。
不过，幼小的孩子不一定对父母的好意时时买账，有些原本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变成二孩家庭后，要面临平衡两个孩子的问题，通常会表现为两个孩子为吸引大人注意而“争风吃醋”。
今年33岁的上海IT工程师胡胡有两个儿子，大宝4岁，二宝刚满两个月。“尽管怀孕的时候也经常做大宝的心理工作，但是二宝真正出生后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大宝还是会吃醋嫉妒，最崩溃的是二宝在哭闹的时候，大宝为了引起大人们的注意也故意哭闹。” 她说。
“大女儿今天到病房要拉妈妈，被拉开，要爬上小婴儿篮，也被拉开，觉得被嫌弃，眼神里都是落寂，回家说了几句话就哭了。”老婆最近刚生二孩的池先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大女儿才两岁半，已经懂得很多。
一线城市50-100万收入家庭不敢轻言二孩
对清水来说，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大部分工作是在家做的，但现在最大的困窘是，有了两个孩子后，工作经常被打断，尤其集中精力写论文时。“比如我刚写了300字，老大放学了，老二醒了，等过会我再写的时候就要从头再捋一遍思路，压力大的时候经常夜里睡不着。”
怀孕期间，为了不落下课程，她一直坚持上课上到生产。如今二宝还小，她要评副教授，今年的科研压力也比较大。
不止一位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了个孩子，颈椎病、腱鞘炎这些都无法避免地会加重。
不过，最折磨她们的还是睡眠的不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个整觉。
这几位二孩妈妈的作息呈现惊人的一致：每天6点多起床，7点多出门上班，晚上6点多下班到家，吃过晚饭后陪孩子做作业、洗澡、睡觉，基本都要过10点，等自己再收拾好睡觉就要11点多了，每天最多就睡六七个小时。
受访的这十位二孩妈妈中，有三位都不得不做了“全职妈妈”，随之而来的是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
几个年收入在50-100万人民币之间的上海二孩家庭表示，通常两个孩子上幼儿园前开销不大，主要是奶粉、尿不湿、衣服等，一年约在四五万。
“老大上幼儿园之后就贵了，学费一年5万，等老二也上了就得10万，那个时候估计一年得15万的花费。”一位上海妈妈说，幸亏公婆帮忙带孩子，否则还得请保姆照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这些二孩妈妈，带孩子的标准配置是两个老人，或者一个保姆加一个老人，或者自己全职在家加老人或保姆一名。“也就是必须得保证能有两个大人照顾两个小孩，不然是不敢生的。”
而生活在上海、广州、杭州这些地方，两个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每年的花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再加上基本上家家都有几十年的房贷，经济压力不小。
陈冉就是因此而坚决不要二孩的上海妈妈，虽然她和丈夫年收入可观，但两人都没有上海户籍，打算将孩子送到学费一年10万元的私立学校就读。
陈冉算了一笔账，如果是两个孩子，上学后一年光学费就要20多万，再加上家庭一年的房贷支出25万，这样不吃不喝就要近50万。而作为一个生活品质还不低的人，家庭的各种支出也不小。
不希望降低现有生活品质，也想集中物力财力和精力来培养一个孩子，是陈冉这样的很多一线城市妈妈的想法。
谁在生育二孩?
最近，山东省因为“最敢生”上了几次头条。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达到1846万，较20增长11.5%。但根据山东卫计委的数字，2016年山东省人口出生数量达到177万人，同比增加53万人，增幅为42.7%。其中一孩出生占出生总数的34.2%，同比增加15.7%;二孩出生占比63.3%，增幅为69.9%。
几位山东的受访者表示，现状确实如此，身边“能生的基本都在生(二孩)”。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中有的人认为这与山东各个城市整体的房价不高有关。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春节回乡的观察来看，二三线城市的同学或朋友似乎更热衷于生二孩，这与他们的生活成本、职业压力等都比一线城市低不无关系。
他们或有钱，或有闲，或没钱没闲但要求不高把孩子放在农村老家由老人带，而最不敢生的，正如前文的.那位上海奶爸所说，是那些“书读得多，钱赚得少，异地打拼的”。主要就是一二线城市所谓的新中产，在房贷、教育等压力之下，对二孩望而却步。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是否选择生二孩受经济、地域、受教育程度以及羊群效应等方面因素影响。
他指出，影响因素有经济问题、照料问题、个人事业发展等问题。“如果经济压力很大，但有父母帮助照料，可能就会生;如果经济压力不是很大，但家里没有人照料，也可能不生。”
另外，他指出，生不生二孩还有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因此会有个时间的变化。
“单独二孩”后家庭教育如何升级 第6篇
“二孩”不是家庭教育的负担
生二孩可以治疗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国内研究表明：许多独生子女家庭承认家庭教育的失败，认为独生子女存在着蛮横任性、自我中心、自理能力差、孤僻冷漠等问题。“二孩”的到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一些弊端。
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孩子不必整天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了真正的、更充实的“儿童世界”，有利于消除独生子女的孤独感，避免儿童早熟和过早的成人化。
“二孩”的到来，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家长对独生子女的过度关注和溺爱，使家庭教育更加回归理性。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唯一，家长会对孩子产生聚焦性关注，造成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供给”，产生溺爱。马卡连柯认为，溺爱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可怕的“毒药”。“二孩”的到来，改变了家庭的环境，分散了家长的关注和关爱，使家庭教育更加理性。
两个孩子的互动有利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双子女家庭为“头胎”提供了关怀和照顾弟弟、妹妹的机会，使其更具责任感；“二孩”也可以从哥哥、姐姐身上学会尊重、服从和关怀。两个孩子还可以相互分享、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形成良性竞争，促进自我全面发展。
“二孩”的出现，可以避免家长给予孩子过高期望，有利于孩子的和谐发展。许多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对孩子产生过高期望，给孩子“难以承受之重”，扭曲了儿童的天性，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在双子女家庭中，家长更能以平和的心态教育子女，给予孩子合理期望，更好地享受与子女共同成长的幸福，使孩子身心自然、和谐发展。
公平民主地对待子女让爱不失衡
“二孩”的出现也伴随着些许问题，处理不好“二孩”就会成为家庭教育之累。
在双子女家庭，“二孩”出生前，“头胎”处于“独生子女”的环境中，是被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小皇帝”，享受着父母全部的爱和关注。随着家中“二孩”的出生，家长会在一定时间内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二孩”身上，“头胎”孩子常会感到自己被冷落和抛弃，产生被边缘化的不安全感。这时，“头胎”孩子会把这种失衡怪罪于自己的弟弟、妹妹，从而对弟弟、妹妹产生怨恨。特别是“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长，由于“头胎”是女孩才生育“二孩”的，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因此，解决好“头胎”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双子女家庭教育成功的关键。
生二孩后，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经济、情感投入难度更大。调查发现，不想生育“二孩”的父母近八成是因为“经济不允许”，其次是由于“没精力照顾”。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不断攀高，“精养”孩子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二孩”的出生势必会增加家长的经济和身心负担，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家庭负担过重，容易造成有些家长的心态失衡，家长会觉得自己那么辛苦地给孩子赚钱，对孩子严厉点、要求高点也是应该的。
此外，“二孩”的出现需要父母更加努力工作，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减少，甚至出现隔代教育和留守儿童现象，影响儿童的智力和个性发展，还可能导致部分父母偏爱以及孩子发生攀比的现象。
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只有一个孩子，不会产生孩子间的比较和攀比现象，父母也不会对孩子偏爱。而在双子女家庭中，由于孩子发展水平、性别、长相、性格特征以及个人喜好等，父母极易产生对某个孩子的偏爱。被偏爱者容易骄横任性，被冷落者容易冷漠孤僻，更有甚者会仇恨社会。同时，双子女家庭孩子之间容易被比较和攀比，这种攀比处理不好会导致不良竞争，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父母的素质决定了两个孩子的幸福
家长是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家庭是孩子接触最早、生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环境，家长是家庭的主导者，家长素质决定着家庭教育的水平。无论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双子女家庭的教育，对于父母都是“身教重于言教”。
父母是孩子依恋和模仿的对象，对孩子的都个性、社会性发展甚至性别认知和婚恋观都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
因此，父母需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做好孩子的榜样，做到科学施教。
父母要做好“头胎”孩子的教育。在“二胎”来临之前，给“头胎”做好心理准备，使他明白有了弟弟、妹妹就有了玩伴，就多了一个爱他的人，使其对弟弟、妹妹的出生产生期待。为他提供机会体验帮助和关心他人的快乐，体会到作为哥哥或姐姐的自豪感，使他知道有了弟弟、妹妹父母仍会爱他。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要坚持正面教育，及时表扬“头胎”关爱弟弟、妹妹的行为。因此，“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就经常给他讲什么样的话，你不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不要给他讲什么样的话，即使是批评也不可以。”
父母要为第二个孩子的到来做充分的思想、经济准备。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父母之间要做好协商，取得家庭成员的支持，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不要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手足无措，更不能因生第二个孩子对自己工作产生了影响而迁怒于孩子。同时，父母要明白经济不是关键问题，幸福、温馨、积极向上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最为关键。养育孩子，最重要的是养护他们的心灵。
父母要充分发挥孩子之间的互动价值，这是双子女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双子女家庭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最突出的优点是有两个孩子，孩子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儿童成长具有比成人教育更大的价值。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父母要不断创造孩子之间交流的机会，通过孩子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合作分享、相互竞争等，培养孩子间深厚的亲情，最大限度降低因父母精力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
父母要树立科学的育儿观，防止偏爱和盲目攀比。夸美纽斯认为：“儿童比黄金更为珍贵，但比玻璃还脆弱。”父母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儿童稚嫩的心灵，尊重孩子的天性，科学施教，做好培植“根”的教育。“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那就是父母对子女之爱”。父母要学会站在孩子身后欣赏孩子的进步，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理想的寄托者和事业的继承人，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让孩子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由于遗传、成长环境、性别、个性等因素，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唯一”。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优秀的孩子可以是不一样的优秀。因此，没有必要对两个孩子进行横向对比，更不能偏爱、溺爱，否则会害了孩子。
父母要懂得欣赏孩子之间的差异，学会公平、民主的对待孩子，做到科学育儿，让双子女家庭孩子更健康、更幸福地成长。
面对“二孩时代” 第7篇
一项政策的出台, 其目的旨在化解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公平正义。在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资源相对缺乏的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做出了调整人口数量的“独生子女政策”, 从而提高了人口素质, 优化了资源配置,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时至今日,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人才红利势头未旺, 少子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的人口问题来临, 重建人口生态平衡成了当务之急。
维持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也是维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更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国家适时出台“二孩政策”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科学地研判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趋势地大背景下, 所做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面对社会的疑虑和担忧, 党和政府积极行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好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配套政策问题。于是我们看到, 党和国家将进一步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配套措施, 以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我们看到, 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 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我们看到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 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 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 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的愿景。我们还看到, 党和政府健全服务网络, 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研究完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 为生育、幼儿养育、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支持的努力。一系列的政策配套和基础构建无疑给社会各界注入了稳定剂, 不再让生与不生、想生不敢生成为困惑。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第8篇
这不是个例, 近来媒体还曝出一系列父母想要生二胎, 遭老大强烈反对的新闻。《沈阳晚报》就报道过沈阳铁西区李女士自从有了二胎, 大女儿赖在奶奶家半年不肯回家, 竟还改口奶奶为妈妈。如何让姐姐接受弟弟, 现如今成了李女士一家最大的难题。如此看来, 生“二孩”对许多人而言或许真的需要勇气。
2014年11月5日, 国家卫计委综合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中, 只有6%申请了二胎生育许可证。此前, 有人预计将会有一两百万对夫妇会借机生育二胎, 但目前递交申请的夫妻数量仅70万对, 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较大。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数十年, 到头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享受新的生育自由。
添丁不只是添双筷子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已满一年, 面对申请二胎人数预期与现实的差距, 人们不禁要问, 政策放开, 为何不生?有媒体随机采访了多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青年人, 发现多数人对这一政策表示欢迎。但出于现实的考虑, 许多人表示不愿生、不敢生, 还有“出去生”的意愿。
不愿生。公民不愿生育致使人口下降的状况, 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很普遍, 如欧洲各国及俄罗斯, 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 政府补贴鼓励生育也扭转不了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趋势。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的《人口报告》, 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日本青年人, 有20%将终生不婚不嫁, 低生育率将导致日本人口减少三分之一, 50年后全国仅有8千多万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在急速改变。《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发现, 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上世纪80年代是以1、2孩为主, 90年代以后则是以1孩为主。根据2010年的统计, 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选择不要孩子, 而广州、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中已经有60万个“丁克”家庭。而这些城市人群正是“单独二孩”政策的主要适用对象。
“一个孩子就已经够操心的了, 怀孕开始后就要全家总动员, 定期的孕检、产检更是让人疲于奔命。孩子出生之后, 要全身心照看孩子, 生病后忙着跑医院、找大夫, 心力交瘁。”李先生说, “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了,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 也过得很好。”据他介绍, 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选择做“丁克”, 过二人世界。
不敢生。生活压力大, 生活成本高, 入园难、上学难, 现实中的种种困难, 让很多父母, 尤其是80后父母, 想要“二孩”不容易, 而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 这些问题尤为突出。有调查显示, 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一线城市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最大顾虑。
“生”相对容易得多, “育”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社会学家徐安琪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显示,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 10年前的上海, 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若子女上大学再读研, 则高达48万元。10年后的今天, 抚养成本无疑更高。也就是说, 对大部分中国家庭, 生二胎是一个十足的经济考验。也有媒体调查显示, 育儿费用已经成为家庭第二大支出, 占家庭全部支出的24%, 仅次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家庭, 在育儿方面的投入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城市, 其中上海家庭育儿投入高居首位, 约3%的上海家庭每月在育儿上的投入超过5000元, 一年就高达6万元。
目前教育投入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投入, 80%的公立幼儿园平均每月费用在2000元以下, 私立幼儿园则明显偏高, 24%的私立幼儿园费用每月需2000-3000元, 有的甚至超过5000元。除此之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还为孩子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课外培训班。很多家长表示, 其他小孩都学这样那样的, 我不可能让我的小孩什么都不学, 不要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所以, 二胎是个奢侈品, 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
穷人“生不起”, 富人“出去生”。大陆一部分富人都有这种观念:“要么选择不生, 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按理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受益人群应该主要是包括家庭条件较好的独生子女以及城市公务员在内的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 他们又是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和在意的群体。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曾引起了大众对“翻墙生子”的热议, 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国内现阶段的公共服务或生活环境不满。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 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 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 中国占了最大份额) 。经济上的独立又给了中产阶级更多的选择, 比如赴美产子。2013年9月, 《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 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 超过了1万人。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 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 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另据香港《大公报》报道, 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 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消除“后顾之忧”是关键
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下, 不只是父母心疼子女太孤单, 独生子女这一庞大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为人关注。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1979年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互信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情绪上更为悲观”。报告称, 这将对中国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空巢老人缺少精神关爱, 则是“一胎政策”下的衍生课题。家庭养老一向是中国人传统的养老模式, 随着父辈们逐渐迈入老年,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然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 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 一些独生子女无力也无暇照顾老人, 已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今“单独二孩”真的来了, 民众反应却很冷淡。
面对“单独二孩”遇冷的问题, 国家卫计委综合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解释说, 这是因为今年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 各地实施的时间不一。从生育周期来说, 十月怀胎一朝生育, 今年不可能有太多婴儿出生。另外, 由于“单独两孩”涉及的人口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城市人口, 他们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转变, 尤其在政策允许以后, 很多年轻夫妇因为生育和养育成本问题, 或者工作和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原因, 不急于要孩子。赵延配说, 有些夫妇有了政策以后, 也不急于生了, 这也是一个方面。政策有滞后性, 至少到第二年、第三年才能看到整体生育水平是否有一个大的变化。
“二孩”的机会成本分析 第9篇
一、“经济人”夫妻对“二孩”的态度与机会成本的博弈
经济人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 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是指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 是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 也以享乐主义哲学为基础, 把人看成是非理性的, 天生懒惰而不喜欢工作的“自然人”。经济人理性选择假设是指个人在选定目标后对达成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据此涵义, “经济人”夫妻对“二孩政策”有积极与消极两种态度。
机会成本是指在资源有限条件下, 当把一定资源用于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于其他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由于资源有限, 如果在选择中放弃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 (首选) , 那么其机会成本将会是首选;而作出选择时, 应该要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 (机会成本最低的选项) , 而放弃选择机会成本最高的选项, 即失去越少越明智。 据此涵义, “经济人”夫妻对是否选择“二孩”要看机会成本的高低来确定, 机会成本高就放弃, 机会成本低就选择。
假设一对靠薪水生活的 “经济人”夫妻对是否选择“二孩”主要有货币、时间、精力和精神四个选项, 在不选择“二孩”时每个选项的效用为10, 其总效用就是40;如果在选择“二孩”时按每个选项所获得的正负效用去计算机会成本, 那么与机会成本博弈的过程如下:
“ 经济人” 夫妻可以选择不要 “ 二孩”和要“二孩”两种方式。 选择不要“二孩”时, 他们的原有总效用40 不变; 选择要“二孩”时, 他们以后的总效用将随各选项的效用变化而变化, 其减少的效用相当于其机会成本。比如货币10 万元, 如果拿去投资可能赚2 万元, 拿去养“二孩”就不能投资就不能赚到2 万元, 其机会成本折算成货币就是2 万元, 而这2 万元可能带给“经济人”夫妻其他方面的作用, 也就是效用, 既然2 万元赚头没了, 相当于2 万元的效用也就没了。
要“二孩”时, 将产生以下货币支出:妻子在怀孕期间的相关保健费用, 生“二孩”时的住院费用, “二孩”的抚育费用包括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二孩” 的教育费用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等。为了满足这些费用开支, 妻子在服装、化妆和美容等方面必须减少开支, 另外, 在怀孕后期与育婴阶段, 妻子不上班, 收入可能减少 (如在私企打工的女性) , 丈夫在抽烟、喝酒与搓麻将等方面必须减少开支, 夫妻在外出旅游、给双方父母的赡养费和提升自己能力的培训费等必须减少开支, 由于薪水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支出的速度, 夫妻有可能必须举债才能应付“二孩”所需的各种费用 (按市场价格, 如今养大一个孩子花费颇巨) 。由此来看, 要“二孩”时夫妻在货币方面的效用将大大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5, 其机会成本就是本该由自己花费的货币被挪为他用、减少的薪水收入和增加的举债等。
要“二孩”时, 将把原来的一些时间转变成现在的以下时间:妻子方面, 得把一段上班时间转变成怀孕后期与育婴阶段的时间, 得把大部分外出聚会和逛街时间转变成看管孩子的时间, 得把上班时的外出培训的部分时间转变成看管孩子的时间等。 丈夫方面, 得把外出应酬的部分时间转变成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间, 得把睡懒觉的全部时间转变看管孩子的时间, 得把业余在外吃喝玩乐的大部分时间转变成看管孩子的时间等。 夫妻方面, 得把共同外出旅游的部分时间转变成看管孩子的时间, 在孩子婴儿时期得把夜里休息的部分时间转变成看管孩子的时间等。由此来看, 要“二孩”时夫妻在时间方面的效用将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5, 其机会成本就是本该已经自由的时间却要被挪为他用和大大降低的自由度等。
要“二孩”时, 在本已很大的生活压力下有限的精力又将多花:夫妻在应付单位企业等的事情、升迁、关系和薪水等已经精疲力竭, 对于多出来的“二孩”, 要关心其健康、花费、学习和成长, 这有点像给满负荷的骆驼添加最后一根稻草, 要做到完美平衡才能不压垮骆驼, 平添的累是不少的。 由此来看, 要“二孩”时夫妻在精力方面的效用将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3, 其机会成本就是本该已经轻松的生活却要被多出的许多累活儿代替等。
要“二孩”时, 精神来自于自我感觉和外在舆论。 如果夫妻已经有一个儿子, “二孩” 是女子时效用将提升,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13;“二孩” 仍是儿子时效用将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7。 如果夫妻已经有一个女子, “二孩” 是儿子时效用将大大提升,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18 (这跟外在的评价和中国人固有的传宗接代思想有关) ;“二孩” 仍是女子时效用将较大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6。 如果夫妻已经有一个残疾子女, “二孩” 是健康子女时效用将大大提升,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20;“二孩” 仍是残疾子女时效用将巨大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30。 如果夫妻已经有一个子女, “一孩” 对 “二孩” 的出生绝大多数是不满情绪, 导致夫妻的效用降低, 可能由原来的10 变成8。由此来看, 要“二孩”时夫妻在精神方面的效用将提升或降低, 主要在于不确定因素, 其机会成本就是预期跟现实的差距。
综合四个选项与机会成本的博弈过程来看, 其结果如表一。
由表一可见, 在目前宏观与微观环境下, 不管 “经济人”夫妻在何选项下选择“二孩”, 其总效用都低于原有的效用;而对“经济人”夫妻是否选择“二孩”影响大的因素是货币和精神, 特别是精神方面, 由于不确定因素过多, 他们的态度应该是拒绝的。因此,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 即使全面实行“二孩”政策, 出生率也不会如预期那样在短期内提高。
二、促进全面“二孩”政策达到预期效果的建议
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主要目的在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应从经济人角度去考虑处于育龄阶段夫妻的处境, 调整或制定相关 “游戏规则”, 降低其要“二孩”的机会成本, 才能在预期里达到科学的出生率。
(一) 减轻货币压力
如今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很高, 必须降低生育者的货币压力, 比如在享受奖励方面, 不但要继续已经实现的很少的只生一孩的奖励, 而且应对体制内外的妇女差别对待, 应考虑给以私企的妇女在产假期间有基本的生活费。 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要降低教育成本, 延长义务教育为12 年等。
(二) 灵活时间空间
在时间方面, 可以考虑实行带薪休假的灵活放假制度, 在空间方面, 可以考虑实行阶段性的异地上班制度, 把不消在上班地方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拿去别处干, 使要“二孩”的夫妻在时间空间方面更充裕。
(三) 实行强制育检
对于要 “二孩”的夫妻, 必须强制育检, 以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和发生风险,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当然, 检查是免费的, 目的是以增进“二孩”的健康为主。这不是倒车历史, 而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有效前置关键环节。 适合生育的就生, 不适合生育的就别生, 作为“经济人”的夫妻从机会成本方面考虑, 应该会接纳这项对自己有利的措施的。
参考文献
[1]陈娟, 赵静.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个人分担问题[J].高教与经济, 2007.
二孩家庭 第10篇
杜老师解析：
作为大宝心理过渡期的第三期，母亲的“产后”阶段是最漫长，最复杂，也最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儿童成年以后的性格塑造、依恋关系、自我印象等都与这个时期有关。在这个阶段，“弟弟妹妹”不再是父母口中的抽象概念，他变成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需求、会哭会笑会行动的伴侣。更重要的是，随着二宝逐渐长大，大宝与二宝之间需要分享的东西越来越多，小到食品、衣服、玩具，大到父母的精力和旁人的关注，两个小生命从见面伊始就陷入了一场无形的竞争当中。在二宝刚出生的一两年，父母可能观察到以前“成熟懂事”的大宝突然表现出很多“退行现象”。比如原先已经可以自己如厕的大宝突然开始尿裤子了，原来已经分房可以自己入睡的大宝又提出要重新和爸爸妈妈睡在同一张床，已经可以用杯子喝奶的大宝重回奶瓶奶嘴……大宝的情绪波动变得很大，感情敏感而脆弱，还可能做出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调皮捣蛋”的事情。这些都表明大宝通过自己的观察，已经在心里感受到了来自弟弟妹妹的威胁，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父母提出抗议。这个时候请家长不要过度焦虑和指责，可以通过作用于大宝的生活来帮助他重拾自信心和安全感，从而为今后建立健康的同胞关系打下基础。
在讨论具体方法以前，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作为家有多宝的爸爸妈妈，在处理兄弟姐妹的关系上应该持有怎样的原则和出发点？有一些家长认为，对大宝和二宝的期望应该由出生顺序决定，大宝先于二宝来到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前几年是父母唯一的焦点，在二宝出生时又具备了一定的照顾自己和他人的能力，所以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应该负担起关爱、谦让和分享的责任，成为弟弟妹妹的守护者和榜样。另一些家长则觉得这样对大宝有失公允，两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手心手背，需要一视同仁、绝对公平地对待。还有一些家庭对两个或多个孩子的处理方式与儿童性别、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关。尽管这些角度各自有着自己的道理，但如果绝对地按照某一条来执行，又各自有弊端。试想如果我们口中反复强调二宝是爸爸妈妈送给大宝的玩伴，大宝可以教会二宝很多东西，而大宝最先经历的却是亲子时间的缺失和玩具的强行分享，“血缘之情”“手足之爱”又怎能从这些幼小的心灵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呢？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在大宝和二宝之间进行对比，试图在资源和回报上找到绝对的平衡，当大宝要求重新和爸妈同睡一张床、重新喝奶瓶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完全地满足他呢？此外，如果我们看到二宝比大宝表现得更听话的时候，是否会在孩子面前感慨，“瞧，弟弟妹妹才这么小，已经可以自己×××××，而你都这么大了，却还要爸爸妈妈帮忙。”
西方知名作家A d e l e Faber和Elaine Mazlish曾经在他们的畅销书《如何说孩子才能和平相处》里面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儿童最最需要的不是被公平对待，而是被有针对性地对待（Children dont ne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They need to be treated uniquely）。如果把大宝和二宝放在天平的两端，父母所要做的，并不是在开始就将其设定为无条件地倾斜，也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要保证绝对的水平、没有偏差，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动态中寻找平衡，在关注每个孩子特点和需要的基础上，在方法上因人而异，在投入上一视同仁。
以上面提到的大宝的“退行现象”为例子，我们并不需要按照照顾新生儿的方式重置大宝的生活，相反的，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从前和大宝的互动模式不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二宝的元素。对大宝说：“妈妈知道，小婴儿来到家里以后，我们每天有很多时间在照顾他，你觉得我们好像把你给忘了，或是觉得你不如他重要。但是妈妈要告诉你，我对你的爱完全没有减少，而且每当妈妈看到你爱小宝宝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会增加几分。喂奶、哄睡、换尿布是小婴儿才需要做的事情，而你作为我们的大宝贝，一定想和爸爸妈妈做一些大宝贝才能完成的事。不如你用妈妈照顾小宝的时间想一想，在等会儿和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里最想做哪件事情？等妈妈一会儿忙完了小宝，就马上过去看看，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