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效率范文（精选12篇）
科技金融效率 第1篇
一、东莞市科技金融效率DEA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来分析东莞科技金融效率。鉴于DEA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为缩短篇幅,对DEA方法矩阵及模型的叙述省略。
由于研究与实验发展(R&D)资金投入产出情况能集中体现科技资金的对科技创新效率,因此,本文采用东莞市R&D投入产出情况(2009——2013年)中的样本数据来进行DEA效率分析,选取了两项产出指标:工业新产品产值、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两项投入指标:R&D经费内部支出、实验研究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合计。DEA需要有多个决策单元进行比较分析,而本文主要是分析东莞市的科技金融的效率,所以就用不同年份的东莞作为决策单元。DEA模型指标数据如表1(表1 DEA模型数据表)所示:
数据来源:《东莞统计年鉴2014》
利用DEAP2.1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DEA效率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表2 DEA效率表):
纯技术效率值(vrste)反映出决策单元(DMU)最优规模时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值(scale)反映的是实际生产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之间的差距;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综合技术效率值(crste)是对决策单元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使用效率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评价,效率值越接近1说明效率越高,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表示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是综合有效的,即同时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纯技术效率值(vrste)是1,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此时若未能达到综合有效,原因在于其规模无效,因此其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规模效益。DEA分析结果表明:2009年,东莞的R&D综合技术效率只有0.717,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太低,需要扩大投入;2010年,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快速上升至0.962,主要原因是东莞市大幅增加了R&D经费内部支出,增长幅度达80.87%,而当年的实验研究人员基本没有变化(具体情况见表3),由此可见,科技资金的投入是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随着投入的增加,2011年的综合效率达到最佳;2012年的综合技术效率有所下降(0.986),主要是纯技术效率下降,就是说当年的投入组合没有发挥最佳的生产效率,需要改善管理或者完善投入方式;2013年,在继续增加投入的情况下,R&D综合效率达到最优。
二、模型结论分析
通过DEA模型对东莞市科技金融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下两点:
1、大幅增加科技资金的投入量可以达到提高科技创新效率与能力的作用。
2010年,东莞市R&D经费内部支出增长幅度达80.87%,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快速上升至0.962。
2、改变和完善科技资金的投入方式,也能起到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和能力的效果。
2012年东莞市的R&D资金投入组合没有发挥最佳的生产效率;2013年,在继续增加投入、改善管理或者完善投入方式的情况下,R&D资金综合效率达到最优。
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科技金融新业态来提高科技资金的投入规模、完善科技资金的投入形式,以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和能力。
三、政策建议
1、鼓励东莞民间金融发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东莞民间金融体量庞大,由于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力度加大,这部分资金即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取得合理收益率,又要起到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出路之一就是发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东莞市应该建立专项资金来鼓励和引导民间金融建设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平台,对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平台实施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优惠等政策。
2、鼓励科技企业主动利用私募债券、股权投资、股权转让、新三板、IPO等方式融资。
2015年东莞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986家,但是2015年东莞市境内外上市企业只有32家(其中17家在A股上市、15家在境外上市),在广东省上市公司中的占比仍较低,上市公司数量与深圳、佛山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主要投资于创新创业企业的初创期,而企业进入成长期后,需要的资金量更大,但是其风险和收益相对较小,那么这个时期的科技企业就要积极利用IPO、“新三板”、私募股权、私募债券等融资方式来获得发展资金。
3、发展科技金融中介机构。
目前东莞缺乏专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政府对专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要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对科技金融中介机构的人才引进要安排鼓励措施。
4、完善科技金融担保和再担保体系。
由于科技企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必须降低科技信贷机构的贷款风险,科技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信贷。财政资金对科技融资政策性担保的覆盖面和力度始终有限,必须建立市场化广泛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不过,由于商业性的担保机构是审慎经营、趋利避险的,如果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化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此,应该采用“担保市场化,再担保政策化”的措施,把担保环节交给市场,形成科技融资的市场担保机制,而政府再对市场担保融资提供政策性再担保和补贴,从而形成广泛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
5、建立科技金融平台。
一个完整的科技金融体系,其参与的主体是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渠道是多样化,因此一个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需要一个科技金融平台支持其高效运行。应该由政府主导建设科技金融平台,其参与主体包括政府、资金需求方、资金供给方(天使投资机构、创业投资、互联网金融、科技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科技租赁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私募债券投资机构)、科技金融中介机构等,各参与主体在科技金融平台注册、各子平台者接入科技金融平台,政府承担科技金融平台建设、推广、维护、信息发布和数据统计、提供政策性担保和再担保、政策性补贴等服务。
参考文献
[1]赵昌文.《科技金融》[M].科学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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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孝武,柏宝春.关于进一步发展武汉新金融业态的思考[J].武汉金融,2012(4):10-14.
金融工程与金融效率问题研究论文 第2篇
内容预览：
自７０年代以来，金融管制普遍放松，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全球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促进了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风险管理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使金融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深刻的变化中，作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理论基础和技术保证的金融工程，于８０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中出现，并伴随和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变革。至９０年代，大规模、大范围地运用金融工程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来解决日益复杂的金融、财务问题的金融工程化趋势已不断加强，金融科学已从传统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阶段过渡至到了工程化的阶段，开始大规模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效益。金融工程已对全球的金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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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效率 第3篇
DEA即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简称，是1978年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 Charnes， W. W. Cooper和 E. Rhodes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效率评价方法，是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决策单元（DMU）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的一种分析方法。应用DEA方法进行评价时，无需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无需确定单元输入输出指标间的函数关系，因此排除了较多的主观因素，使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
一、江西省投入与产出的总体评价
江西省科技投入指标选取的是江西省财政科技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科技产出指标包括国内中文期刊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发明专利受理量、出版专著量、科技成果获奖数量等。在对现状进行阐述和评价时也是选取了这些指标用来说明江西省科技投入与产出绩效。近些年，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投入产出的效率，本文选用江西省“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科技投入与产出数据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以此展示在此十年间江西省科技投入与产出的总体效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江西省在“十五”期间，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增长速度来说，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增速较高，高于财政科技支出增速的16.17个百分点，然而其他各项投入以及产出的增速相对偏低，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增速以及出版的科技专著增速。但是江西省在“十一五”期间，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增速明显提高，比“十五”期间提升了21.34个百分点；同时，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增速也明显提高，几乎是“十五”期间增速的两倍；其他各项投入与产出增速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综合这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地方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等方面的增速都比较快，但科技活动人员与科技专著出版相对较低。因此，从上表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列举的5个指标中，只有3个增速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匹配性较为理想，由此初步断定，当前江西省的科技投入与产出还不协调，投入产出效果还需要再努力。
因此，通过对现有科技金融结合情况的阐述，提炼出科技金融融合指标体系，以江西省2003～2012年十年间的各项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在此期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对规模效率，并提出一系列使金融科技结合效率能够协调的政策建议。
二、江西省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分析
（一）构建江西省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指标体系
本文选取江西省2003～2012年江西省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关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下：
在金融投入指标的选取中，地方财政拨款有利于吸引较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队伍；地方财政拨款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刚好凸显出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以及支持力度，对地方科技金融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R&D经费支出特指R&D经费内部支出，这是反映某一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人均R&D经费可以很好地体现资金与人员配备情况，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产生。科技产出指标选取了技术开发带来的新产品价值、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专利申请授权量。其中，发明专利受理量是科技活动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技术开发新产品价值能更好的体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金融与科技融合的产物之一。
（二）江西省近十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具体情况
近十年来，江西省不断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财政支出的额度达到8倍左右，人均科研费用也是不断上升，在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技产出也是不断上升的。十年间，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的价值就增长了9倍左右，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以及专利申请授权量也是翻倍增加。仅2013年，全年通过省级科技主管部门鉴定的科技成果122项，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7项。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6938件，比上年增长36.0%；授权专利9970件，增长25.0%。全年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4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03.8亿元，增长10.8%；占GDP的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三、科技金融投入与产出效率评价分析
本文选用江西省2003-2012年每一年为决策单元格，假设在既定的投入下研究产出的有效性，运用DEAP Version 2.1 软件进行求解，得出了各单元格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有效性，如表4所示。
（一）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技术效率是假定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对各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各项投入与产出的因子进行线性整合，用整合后的比率表示投入与产出的效率。
技术效率为1，表明决策单元处于有效状态。决策单元投入产出相对均衡，实现了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大化或者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化。技术效率在0.9～1之间表明该决策单元处于相对有效状态，只要调整一下即可达到有效状态。技术效率在0.1～0.9之间表明此决策单元处于显著非有效状态，将需要较长时间调整方才能达到有效状态。技术效率在0～0.1之间则表明该决策单元基本处于无效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认真思考这样的投入产出状态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
从表3中不难发现，2003、2006、2011、2012年的技术效率均为有效得分1，表明在这些年份里江西省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对均衡，基本实现在既定投入下产出的最大化。而2004、2009、2010年这三年的技术效率得分均为0.9以下，这就表明这几年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处于非有效状态，在既定的投入下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需要长时间的调整才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他年份的技术效率得分均介于0.9～1之间，说明此时科技金融融合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只需要稍加调整即可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
（二）纯技术效率结果分析
纯技术效率是假设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在前面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当决策单元格纯技术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时，认为大多数是由于技术效率所引发的。通过对纯技术效率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金融融合的程度，揭示出是否存在金融投入冗余或技术产出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发现冗余或者不足的具体数量问题。endprint
从表3、表4的分析结果中发现，从2003～2012年十年间，有6年纯技术效率是有效的，分值均为1，即在这6年江西省金融科技融合效率相对均衡，既定的投入下达到了产出的最大化；4年纯技术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分值分布在0.9～1之间，即这4年江西省金融科技融合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仍然存在着投入冗余或者产出较少的情况，需要重新组合和调整资源配置，进一步达到纯技术效率的均衡状态，即既定金融投入下科技产出的最大化。表2中的数据资料也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说明。在2007～2010年这四年间，各项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产出却波动不大，甚至出现部分产出下降的情况，因此，需要调整金融各项投入、鼓励和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三）规模效益有效性分析
在表4中，可以很清楚的展示出在2003、2006、2011和2012年这四年的规模有效性为1，规模报酬不变，即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相匹配，不需要调整各项金融投入。其他年份规模效益有效性均低于1，属于规模报酬非有效性。这种非有效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如2007和2009年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即增加科技投入后，产出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投入的增长速度。二是像2004、2005、2008和2010年的规模有效性递减，即当各项金融投入同比例一起加大的时候，科技产出的增长速度明显小于金融投入的增长速度，产出金融融合状态不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DEA分析方法对江西省近十年科技金融结合的效率有效性与否进行评价分析，从结果中发现，在刚过去的十年里，仅有四年科技金融融合的规模效率是有效的，其余六年科技金融是出于非有效状态，其中，有四年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这就说明了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还是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协调。不是简单地减少投入或者说增加产出，而是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设，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有力的政策环境。2013年9月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并于2013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对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提出了8条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通过资金引导、贷款贴息、补助资金、保费补贴和创业风险投资引导等方式，支持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这为进一步加大地方的财政拨款，加大科技投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事实上，近两年江西的银行金融机构根据区域经济布局的要求，已在不断地加大对提高南昌核心增长极等核心增长区、战略性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入，不断完善融资新模式、融资服务手段等，满足小微企业以及科技型创新企业的信贷需求。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2年的金融科技融合效率保持协调，正是这些立法建设的结果。
第二，要建设和充分利用地方性的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解决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为止，江西省各地陆续不断建设关于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开通的有江西省科技金融网、就将科技网、南昌科技服务平台、萍乡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目的是为企业提供各种科技服务，但是目前为止，更新相对较慢，信息传达不畅，使用率不高。比如，南昌市科技服务平台自2008年启动至今，科技动态记录只有173条；九江市科技平台自2009年启动至今，工作动态记录有295条。这些数据无不表明目前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效率问题。所以各及政府要充分提高服务平台的使用率，达到信息畅通的目的。
第三，要重点解决创业企业风险投资引入问题。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风险性相对比较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引导而不是干涉的方法引入社会闲散资金，利用政府资金的有偿投资方式创新投资企业，再通过创新投资企业支持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的起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提升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如，2006年3月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中提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建议江西省可以由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等共同筹划创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科技金融结合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第四，要是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的服务创新以及扩充金融服务范围，不断拓展企业实体服务的新通道。在这点上，江西省可以借鉴广东省的经验，按照金融+科技+产业相融合的发展思路，建立创业投资集聚区，吸引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落户。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举措，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PE、VC等投资融资服务，提高江西省科技金融结合的效率，更好地进行科技创新的成果化和产业化。金融服务创新一定服务经济实体，服务企业的科技转化与产业发展，特别是要通过降低成本、增加实效的金融创新推动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点，努力打造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以及主打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为企业发展解决融资这一瓶颈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科技金融效率 第4篇
科技金融具有中国特色。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基础,但中小企业在初始成长阶段无法积累足够的内部留存,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及高风险特性,使其存在高度的融资约束,加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善,更需要科技金融政策在克服市场失灵、引导金融资本方面发挥作用。作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地区,天津市从2010年9月将“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全市的发展战略。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已出台各项科技金融政策62项,其中包括创业投资、科技信贷、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近40项(参考天津市科委网站、2013年《天津科技政策汇编》及天津市银监局会议资料整理)。截至2015年底,天津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五年前的1.25万家增加到7.32万家,科技小巨人企业由726家增加到3453家[1]。
国内外关于创新效率的研究,多以不同国家、地区和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投入视角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宏观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以天津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理论分析并结合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之特点,构建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比较,为在创新过程中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完善政策投入引导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机理
我国现阶段的科技金融主要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2]。科技金融机制在于金融资本参与创新活动,分担创新的高风险并分享创新的高回报[3]。尽管,国外没有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但近几年OECD国家对政策干预的研究呈上升趋势[4],包括创新基金、税收政策、政府补贴、风险投资等。
科技创新型企业初创期遭遇融资约束、融资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成本过高[5]。而融资约束源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导致的市场失灵,使得企业无力承担创新项目。政策是科技金融的灵魂[6]。一方面,创新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进行公共干预,以研发补贴等财税金融工具进行激励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政策资助可以帮助外部投资者识别新企业,承担“认证”角色,是克服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两大信息问题的途径之一[7]。
1.2 政策投入视角下的创新效率评价
创新是涉及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复杂过程[8],创新效率是指同等创新投入可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或更少的创新投入可获得相同的创新产出,被定义为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比率[9]。
宏观层面,Nasierowski和Arcelus[10],Guan和Chen[11]针对不同国家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与比较;Fritsch[12]、樊华和周德群[8]分别评价了欧洲11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区以及中国东、中、西部31个省域的创新效率,并对地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Thomas et al.[13]分析了美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研发效率,并将结果与金砖四国进行比较。微观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主要以工业企业[14,15]、高技术企业[16]、制造业企业[17]等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
政策投入视角下,仅有少数宏观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8][18]在传统人力与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将政府科技投入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但技术创新始终是基于微观主体的研发行为,宏观政策或产业政策的变化最终要落实到企业具体的研发投入产出上[19],企业的创新效率更能体现创新政策的作用效果[20]。
1.3 文献述评
已有研究表明,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及由于企业异质性带来的创新效率差异;对大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评价又忽略了数量多且富有生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见,科技金融政策投入视角下,对微观企业的创新效率评价非常匮乏,究其原因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数据可获得性较低,且政策对应的金融投入难以量化。
本文以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科技金融政策的作用机理分析,结合其创新特征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实现对具体政策投入的量化,利用DEA-BCC模型对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结合投影技术对投入、产出的配比情况进行分析;并从企业生命周期、所属行业及所有权性质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效率做具体评估。
2 研究设计
2.1 创新效率评价指标选取
投入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力与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科技创新需要资金作为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作为智力资本的载体,研发人员是重要的创意源泉。故不同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均将研发人员与研发经费作为重要的投入指标[8][10]。
产出方面,专利被普遍认为是科技创新的直接成果[16,17],为了剔除政府专利机构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国外研究常采用专利申请量代替授权量作为专利产出指标[21]。但不论是专利申请或授权只是把研发投入转化为知识产出,新技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经济价值的实现[22,23]。新产品销售收入代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水平,反映了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可以弥补专利在衡量创新产出方面的不足[16][23]。
评价创新效率需结合创新主体及创新过程的特点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与大中型企业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规模较小,研发经费投入较少,经营范围狭窄,创新实力也明显不足。因此本文选择“科技活动从业人员”和“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分别代表企业内部人力投入和研发投入,选择“主营业务收入”和“专利申请量”分别代表企业的经济产出和创新产出。此外,考虑到科技金融政策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不同政策对应的金融投入量为基础,选择单一企业获得的政策项目金额代表政策投入水平,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含义如表1。
2.2 评价方法与模型的选择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和随机前沿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是效率评价的典型方法。采用DEA模型评价企业创新效率,符合创新过程多投入、多产出的特征,而SFA模型通常用于评价多投入、单产出的情况[20]。由于DEA模型无需预先设定函数关系、确定指标权重,其评价结果更为科学与准确;基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投影分析,还能帮助企业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的情况下明确改进方向。
数据包络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构建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可以针对多指标投入、产出的同类型部门活动的相对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其中被评价单位称为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s,简称DMU)。DEA方法的基础模型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的目标函数是投入、产出指标的比率最大化。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总可以找到向量u、v使得投入产出比小于等于1,且比率越大越有效。具体模型如下:
BCC模型在CCR的基础上去掉了线性假设,是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模型构建,将技术效率(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其中TE=PTE×SE。同样在该模型中引入松弛变量,也可以将不等式约束变成等式约束,在考虑规模可变的情况下,当θ=1且S-、S+=0时,决策单元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有效;当θ<1时,决策单元既不是技术效率有效,也非最佳规模,且S-、S+≠0时,企业应减少投入或改善产出来实现相对效率。考虑到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创新效率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选择BBC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
3 数据挖掘与采集
3.1 问卷设计与企业调研
课题组基于天津市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特征的调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人员、创新财务与资产、创新活动产出及政府相关政策落实等问题进行调研。其中关于政策投入内容的设计是在文献、政策调研的基础上,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进行座谈,最终选取本市代表性较强的典型政策,包括周转资金项目、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科技打包贷款、天使基金项目、专利权质押贷款政策以及股权投资政策。
利用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库进行随机抽样,对天津市市内六区以及滨海新区等周边区县在内的2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87份,对获取的一手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效率评价提供了可行性。
3.2 统计分析
基于回收的问卷,从企业生命周期、所有权性质以及行业类型三个角度对调研企业进行描述性统计,并针对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3)。
由表2可以看出,118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70.94%的企业仍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从所有权性质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私人控股为主,占被调研总体的74.3%。从所属行业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涉及的行业领域呈现多元化态势,其中其他服务业、装备制造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均占到了总体的10%以上。
针对具体政策落实情况,在被调研企业中共有27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不同类型的政策扶持(存在同一企业享受多种政策的情况)。总体看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仍以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为主,不同政策之间、同一政策对不同企业在资助力度、覆盖范围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享受周转资金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的企业单项总数明显优于其他项目,受惠企业均超过了100家,覆盖范围更广。从政策金额来看,周转资金项目、股权投资金额以及科技打包贷款依次为平均资助力度最强的政策,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力度最弱。同一政策对不同企业的扶持金额波动幅度较大,且落实比例普遍较低,最高的周转资金项目为9.44%,而最低的股权投资仅为1.01%。
以上述277家科技中小企业为基础,在剔除残缺、异常数据后共得到235家企业作为创新效率评价的样本,符合DEA模型要求的样本数大于投入产出指标之和的两倍。其他相关指标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为消除指标存在的量纲差异,按照公式(4)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划归至某一正数区间,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对原始数据及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列示。
其中:,zij代表每个投入、产出指标的数值。
4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效率评价
利用DEAP2.1软件基于投入导向,采用多阶段算法,对样本企业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对得到的实证结果分别进行综合效率评价、投影分析和对比分析。
4.1 综合效率评价
评价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企业没有实现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见表5)。从体看来,235家样本企业中技术效率相对有效的企业仅有3家,即仅有1.28%的企业同时实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相对有效。若不考虑规模影响,纯技术效率(PTE)有效的企业为26家,即11.06%的企业体现出较强的资源利用能力,不存在浪费现象;但由于受到规模因素的影响,资源整体配置有效的企业仅为3家,可见规模因素是导致企业创新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此外,非DEA有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均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表明超过98%的企业可以通过适当的投入增加带来更高的产出,体现了良好的发展潜质。
通过分析样本企业的效率分布,发现90%以上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在0.8以上,而在资源配置方面,同区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仅占1.71%。由于创新效率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果的整合(TE=PTE*SE),规模效率低下直接导致了整体创新效率在0.8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不足2%。由表6可见,规模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佳是损害企业整体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发展还需要通过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效益。
4.2 创新改进———投影分析
通过投影分析,可以比较投入、产出的原始值与技术有效情况下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投影调整结果均以无量纲处理后的数据为基础,此处未列示),可以为创新效率非DEA有效的企业提供改进建议。
由表7可见,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而所谓的冗余(不足)是相对冗余(不足)而非绝对冗余(不足)[16]。由于非DEA有效的企业均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增加投入有助于获得规模收益。但现有规模水平下,政策投入、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之间的配置比例不合理造成的相对冗余,导致了企业整体的创新效率低下。创新投入应当在降低科技活动从业人员比例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政策投入和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企业未来应着重关注规模发展与内部管理,实现投入资源之间的平衡。
4.3 企业创新效率多视角评价
4.3.1 基于生命周期的对比评价。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可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初创期企业、成长期企业、壮大期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划分依据见《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计算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效率均值,发现随着企业经营发展的日趋成熟,企业的关注点逐步由资源利用转向内部管理和资源配置,使得规模效率(SE)逐步递增,而纯技术效率(PTE)则略微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企业的整体创新效率(TE)随着生命周期阶段的推进呈现递增态势。可见,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效率愈加成为企业整体创新水平提升的有效助力(见表8)。
4.3.2 基于不同行业类型的对比评价。
基于不同行业类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发现就单一行业而言,由于规模效率的贡献,装备制造业相比其他行业体现了较高的创新效率水平(TE均值=0.325)。而农、林、牧、渔业由于规模效率过低,导致整体创新效率排名垫底。此外,将单一行业进行归类,发现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分别在资源利用和资源配置方面表现出较强优势。新兴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均值要优于传统行业,但其规模效率均值要低于后者,导致整体创新效率略逊一筹。
上述分析表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要在保持规模效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化自身创新能力;新兴行业要在发挥创新优势的同时,借鉴传统行业的管理发展经验,新旧行业交替与企业发展的并行,将更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
4.3.3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对比评价。
按照所有权性质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发现就实现创新相对有效的企业数量来看,私人控股企业均明显优于其他企业。通过对比效率均值,发现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整体创新效率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说明国有控股的背景可能会为创立初期的企业带来了更好的管理资源与经验,使其在发展初期具备较强的规模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有制歧视导致的资源配置失衡。然而,OECD报告表明,中国国有企业或国家控制的企业占全国总研发投入的45%,而在发明专利和其他专利的应用中,其所占比重仅达35.3%和28.9%[24],表9也同样证明了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对劣势。
5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评价结果表明,天津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效率水平较低,尽管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由于规模因素导致资源配置能力较差,存在较为严重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基于生命周期、行业类型、所有权性质的横向对比,发现随着企业发展的不断成熟,整体创新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传统行业和具有国企背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具优势,使得其整体创新效率明显优于同类企业。
结合评价结果,为企业的创新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企业层面(1)未来应在保持高效资源利用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企业规模,完善内部管理体系,通过加大创新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比例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2)充分利用产业园区优势,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规模发展,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创新联盟,加强经验交流与技术合作,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有效路径;(3)以市场需求为创新导向,通过客户体验与反馈,提高市场认可度,缩短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以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政府层面(1)在科技金融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要在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政策落实比率的同时,注意平衡政策投入在不同行业、不同所有权性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的比重,注意引导创新投入由人力投入向经费投入倾斜,促进工艺升级、设备换代以实现技术改革,提高创新效率;(2)进一步完善创新成果评估体系与社会征信体系,通过信息共享、价值评估和信用评级的功能对接,进一步消除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完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3)搭建市场化平台,弥补创新成果与产业化发展之间存在的断层,以科技商业化带动区域经济转型。
浅析欠发达地区金融效率问题 第5篇
有限，根本满足不了。
由于欠发达地区长期存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金一直短缺，加以政策的针对性不强原因，经济发展仍受到极大制约，尤其受资金短缺的制约更为突出，造成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今仍有许多欠发达地区没有摆脱贫困状态。同时，欠发达地区的有限资金在管理、使用上，在发挥金融效率上也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为此，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在千方百计地争取多方面的资金扶持外，更应关注这些来之不易的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以下笔者浅谈提高金融效率的途径，与同行商榷。
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入，这两方面的资金使用情况怎样呢？据有关资料反映国家审计署最近一次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专向审计是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2月。期间，审计署组织17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对50个县的2001年至2002年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结果表明，50个县挤占挪用财政支农资金4.95亿元，主要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弥补经费、出借、经营、建房买车等，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额的10%。《经济参考报》日前在部分乡镇进行的采访调查，结果也十分惊人。乡村债务成为乡村发展的巨大障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稀有资金可能被用作偿还债务或其它方面所占用，而最需要或急需的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却无米下锅。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我们肩负的长期复杂的历史重任。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政策明确，目标清晰，作为主力，财政和金融部门应该义无反顾地按照中央政策要求和行业规范不遗余力地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是应尽的义务；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钱，一定要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资金安全，这又是不可摆脱的责任。
一、加强欠发达地区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欠发达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目前，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着信用观念淡薄、信用基础薄弱、信用体系缺失等问题，已经成为融资渠道不畅的瓶颈。其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横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透明度不够、执行没有连续性，朝令夕改；一些企业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借改革之机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等等，直接威胁着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着金融效率的提高。信用缺失，使得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使企业难于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因此，欠发达地区尽快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融资环境，吸引更多资金投入，既是欠发达地区缩短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关键所在，又对提高欠发达地区合理利用有限资金，提高金融效率，促进欠发达地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要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良好的信用环境，只有信用制度建设培育欠发达地区良好的信用环境，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企业培植特色经济，实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保证其经济健康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二、努力提高地方政府部门金融工作水平。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要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当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和投入，尤其是需要通过银行信贷、证券市场操作和债券发行等方式筹集大量的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资金。而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更应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效率，快速发展经济，实质上就是如何提高金融工作水平，更好地为地区发挥金融效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各级地方政府金融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处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差距。因此，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整体金融工作水平及提高地方金融效率作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抓好抓实。
首先，各级政府及部门要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不良的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因此，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增强金融安全意识。其次，各级地方政府要提高对信用建设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一个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好，企业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成本和各项交易成本，经营成本就会降低，就会吸引大量企业和民间资本流入该地区，金融部门也会把大量资金调往和投入该地区；相反，信用环境不好，各项市场成本上升，不仅不能吸引企业和民间资金流入，不能利用好金融资源，更会抽走本地资金。而且，信用环境不好，还会使企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增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机会成本。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把以改善信用环境为核心的金融生
态建设作为关键问题来对待，从战略高度认识其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花大气力抓好抓实。第三，各级地方政府要提高对欠发达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如何，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地区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该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地方金融是否稳定。因此，必须把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摆到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第四，各级地方政府要提高对加强金融知识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运行规律，增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金融意识，才能有效利用区域内各种金融资源，发挥金融资源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的作用。第五，要努力提高管理金融、有效利用金融资源的水平。要管理好地方金融机构，并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条件。要努力提高金融总体运行效率。通过创造良好信用环境、严厉制裁逃废、占压银行贷款等浪费金融资源行为，发挥财政贴息作用，健全信用担保体系等措施，提高其信贷投放和市场营销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促进金融资源在欠发达地区配置和循环。
要切实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规范政府和社会的不良经济行为。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之一。作为主导部门，地方政府要把建立和健全诚信文化作为本地改革和发展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并列为对下级政府政绩考核重要指标。要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强金融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合作，使重要非银行信用信息能够纳入到中央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当中。要加强对干扰正常市场交易的经济信息和造假行为的查处，消除统计失真现象。进一步推进信用村镇建设，扩大农村信用网络，持续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健全农村金融安全区。
要加强司法环境建设。就一个地区而言，如果该地区法制环境不好，不能公正司法，企业、个人、银行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证，经济秩序就会失衡，失信行为就会层出不穷。因此，加强司法环境建设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金融工作水平，提高地方金融效率的一个主要着力点。
三、用政策机制消除金融腐败
欠发达地区铲除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金融腐败，对于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效率，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在良性运转的基础上实现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反腐败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只有注重预防、着眼长远，既注重加强对金融部门权力的监督约束，又注重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金融腐败行为的滋生，金融反腐之战，攸关金融机构改革的顺利进程，攸关金融业乃至整个欠发达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攸关这个地区金融效率的提高。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已经架起了道道“防护网”，严防金融腐败的入侵。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金融机构应该积极配合，同力合作，以胜利的佳绩，还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发展一片明净的蓝天。
科技金融效率 第6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效率；研究
一、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性概述
所谓的“金融创新”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或是一种形式，或是一种实体，狭义地说，可以视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机构甚至金融市场的创生也扩散；从总体上来说，则包括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流程的创新。
相应的，“技术进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如果将实体经济机构看作是技术进步的载体，那么包括机构的一切活动要素都可视为技术要素，包括工具、技能、工艺、流程、要素等，在新的变量增加或陈旧要素被剔除的过程中，实现结构的优化；但结合我国经济实体部门来说，技术进步往往被理解为各种类型的知识积累、理念改进，对于现实经济的功能发挥，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并且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也承担着一定的验证风险。
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演进形式看，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基于原有程度的不满，为了实现效率的改善而进行的量变，从形式上说包括新产品、新流程、改进度等。
第二，从演进机制看，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都存在一定的颠覆性，同时也存在正溢出效应。一方面，进步的基础来源于原有形式的弊端反应，另一方面，已有技术或金融产品存量作为研究的新型要素。
第三，从发展过程看，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协同性更加突出，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中，科技进步必然带动金融创新，本质上说，是科技进步带动生产力发展，改变社会财富结构、形式、多少，进而为了满足市场而出现的金融创新；相应的，金融创新的能力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力量，正是在新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下，工业革命才得以在英国出现，这是一场技术与金融的完美联姻。
二、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
笔者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宏观经济体系的描述，实体经济生产部门通过资本（K）和人力资源（L）作为要素，即主要的投入部分，在市场行为中所得到商品、服务（Y），以上作为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的基本要素。但事实上，除了实体经济生产部门的内容，还要引入技术部门、金融创新部门，并将各自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水平进行投入，可视为金融产品的存量（F）；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详细区分一些外生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源内容。但相应的，技术水平的现状所派生的要素，以及金融产品现实存量，可以通过变量形式包括在内。假设aY，aA，aF，uY，uA，uF代表资本与人力资源在产品生产、金融创新部门、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可用以下公式表达出来：
其中，B和E分别为研发和创新的转移参数。考虑到技术研发与金融创新部门产出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可能性都存在，在此不对方程（2）、（3）中各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进行限制。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金融中介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它是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机构，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中介对金融创新、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就越大，甚至能够左右其运营效率。
三、金融中介效率分析
基于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研究，来证明协同演进模式中确定性增长路径的存在，对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人力资源等幂函数有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效率的平均值与人力资源总量以及增长效率相关，并反映了金融产品和服务一定的竞争作用性。
通过变量平稳性以及协整检验，主要是为了避免谬误回归，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变量的自然对数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一旦存在时间序列不稳的现象，应该对参与的各变量进行重新协整。
OLS回归分析除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余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0.93。F-statistic为64.08，Dubin-watson为1.60，但Durbin-Watson统计值介于上下界临界值之间，无法判断回归分析是否存在序列相关。
四、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经济性应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生产力规模、科学技术水平、金融服务能力三项内容，既是市场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检验对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体系前进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即便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但也属于正常弹性区间。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创新或技术水平保留一定的弹性强度，都可以实现对方的发展速度加；但同时，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不能够过分依赖对方，否则反而适得其反，出现经济衰落或技术倒退的现象，甚至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结合中国现状来说，金融创新的人力资源投入和中国金融中介效率之间有明显的正比例关系，中国大量劳动力资源所具备的“人口红利”特征，远远超过了基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力发展速度，也可以说，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对金融中介效率具有明显的不良作用。但同时，近年来中国金融中介效率的不断提升，也为鼓励金融创新奠定了条件。从未来发展角度说，要大量培养金融创新性人才，通过积极的金融手段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避免由于金融创新的不适应性，造成技术进步的不利情况。
参考文献：
[1]朱淑珍.双刃剑：金融创新中技术进步的影响[J].上海管理科学，2002（02）：58-60.
[2]Zvi Bodie.中国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前景展望——2001年中国金融国际论坛发言集萃[J].世界经济文汇，2003（02）：68-70.
[3]李媛媛，金浩.金融创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06）：497-501.
[4]李媛媛，金浩，张玉苗等.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15（03）：140-147.
科技金融效率 第7篇
1 文献回顾
1. 1 国内外研究成果梳理
耦合( Coupling) 理论描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机制。在良性互动下,各系统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以及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就是耦合效应。目前,耦合理论现已被广泛应用到创新管理、产业经济、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等研究领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Dubois & Gadde ( 2002) 把耦合理论运用于描述组织内部各部分、组织部门与整个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张首魁,党兴华等( 2005,2006) 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结点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耦合结构。方创琳,杨玉梅( 2006) 认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是开放的、非平衡的、具有非线性相互作用和自组织能力的动态涨落系统,二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郭金喜( 2007) 以复杂开放系统中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的耦合为基础,构建了传统产业升级模型。熊勇清,李世才( 2010)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存在着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郝生宾,于潮( 2008,2009,2011)认为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并提出了双螺旋耦合模型。
国内学者在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刘耀斌,宋学锋( 2005) 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模式分为耦合协调模式、基本协调模式、冲突模式、衰退模式和临界模式。郝生,于潮( 2008) 将耦合状态划分为低等耦合、中等耦合以及高等耦合三个阶段。熊勇清,李世才( 2010) 在传统的耦合关联度模型的基础上,将耦合发展类型分为衰退发展型、过渡发展型、初级发展型、中度发展型、良好发展型以及优质发展型等不同类型。黄瑞芬,王佩( 2011) 分析了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并进行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Perez ( 2002) 认为生产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金融资本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燃料。姚战琪,夏杰长( 2007) 认为科技对金融服务创新支持的关键是要加快现代金融服务技术工程的建设。曹东勃,秦若( 2009) 认为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与协同发展主导了技术———经济动态演化的过程。凌江怀,李颖( 2009) 针对金融约束长期存在的现状构建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路径、信贷融资支持路径和直接融资支持路径。张景安( 2010) 指出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互动中,银行与企业的互动创新尤为重要。洪银兴( 2011) 认为科技创新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技金融是当前金融创新一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部分学者尝试对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肖科( 2009) 运用灰色关联法、计量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策性金融对自主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明显,但间接推动作用不足。叶子荣,贾宪洲( 2010) 考察了我国1998 - 2007 年金融支持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发现科技财政对代表技术创新的发明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曹颢,尤建新等( 2011) 运用组间连接法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进行聚类分析,指出我国金融体制与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王宏起,徐玉莲( 2012)构建了系统有序度模型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基于2000 - 2010 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发展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瑞亚,张玉喜( 2014) 对我国28 个省级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公共金融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各省市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说明科技金融的实施对科技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1. 2 简要评述
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到,近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如现有关于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还是专注于二者单向关系的研究,或是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或是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的促进作用,且大多集中于区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系统的关系研究。同时,现阶段的相关文献中对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定量分析较为鲜见,特别是对特定产业发展中二者耦合关系的研究甚少。这可能是因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是两个复杂的巨系统,单独分析二者本身己经难度较大,而同时评价某个产业中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则更为困难。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它的发展成效会对国民经济、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内容是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没有技术支撑,就谈不上新兴产业的大发展。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其发展迫切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和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别融资机制,实现新兴产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具有互动、协同以及匹配的机制,运用耦合理论作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关系的基础分析工具是可能和适宜的。我们运用系统的序参量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耦合效应进行测度,从而系统梳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的耦合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理与影响程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耦合机理
科技创新可以被界定为科技领域内的不断突破与发展,它是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体。金融创新是利用新的观念、技术、管理方法或组织形式来改变金融体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它理应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以及金融安排创新等。而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构成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各组成要素之间共生、互动、匹配、协同,共同推动资源及要素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形成金融科技一体化的过程。可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度就是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系统间耦合及协调程度。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产业发展中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程度与协调程度,我们认为,特定产业发展中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高度耦合的产物就是科技金融一体化,即推动产业与金融机构间纵向分工与横向协作,结成有机联系的产业网络与经济网络,并以产业链和信息网络为纽带将政府、企业、金融中介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等连接成相互依存、合理分工、互助共进的一体化经济体。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梳理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机理( 图1) 。
3 模型构建
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程度进行度量之前,我们必须解决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两个子系统各自发展状态的考察问题,即提炼出决定两个子系统的序参量。序参量是代表系统演化过程中影响系统相变状态的核心变量。协同学原理指出,研究一个系统的整体运动时只需要在各种变量中找到一个或几个核心参量作为描述系统整体宏观秩序的最有效、最有决定性的参量,即系统的序参量。序参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是慢驰豫参量。
3. 1 序参量确定
吴大进( 1990) 指出,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对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我们把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定义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对系统耦合所作的贡献程度通常采用功效函数法来衡量。功效系数法又叫功效函数法,它是根据多目标规划原理,对每一项评价指标确定一个满意值和不允许值,以满意值为上限,以不允许值为下限,计算各指标实现满意值的程度,并以此确定各指标的分数,再经过加权平均进行综合,从而评价被研究对象的综合状况( 纪娟,2009) 。由此,我们设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两个子系统的功效函数。我们设变量 πi( i = 1,2,…,n)为各子系统的序参量,其值为Xi,Mi,Ni为其极限值。常见的功效函数有线性功效函数法、指数型功效函数法、对数型功效函数法以及幂函数型功效函数法,我们采用了线性功效函数法,因而子系统功效系数可表示为:
此功效函数满足0≤πi≤1,πi趋近于1 时表示该变量与系统最满意的表现越接近,越趋近于0 表示差距越大。考虑到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的有序程度的 “总贡献”需要通过集成方法论来实现,我们采用线性加权和法来确定两个子系统最终功效值:
其中,πi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φij为各个指标的权重,我们采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予以确定。
3. 2 耦合度函数
借鉴物理学中支路耦合度的概念以及定义,我们对多系统耦合度函数进行定义: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因为我们将上述函数简化为:
其中,π1,π2分别代表科技创新子系统与金融创新子系统的序参量功效值。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度H2∈[0,1],H2越大表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大。当H2= 0 时,科技创新子系统与金融创新子系统之间几乎处在断裂状态,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当H2= 1 时,两者之间则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耦合,彼此之间达到了共振状态。我们依据物理学中耦合层次的划分,进一步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的耦合程度分为低度耦合( 0≤H2≤0. 3) 、中度耦合( 0. 3 < H2≤0. 7) 和高度耦合( 0. 7 < H2≤1) 三个层次。
3. 3 耦合协调度函数
耦合度函数能够反映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子系统的耦合程度,但是也存在局限性。当两个子系统的功效函数上下限不一致时,这种局限性会使得我们的评测结果出现误差。这是因为,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子系统具有明显的复杂性,我们在评价其耦合程度时必须考虑多种评价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整体呈现较高耦合水平时,系统中各个评价指标间也会同时处于相同高度的耦合状态。这时,耦合度函数在解释两个子系统所构成的耦合系统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方面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建立系统耦合协调度函数来评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我们的耦合协调度函数为:
其中,α,β 为待定的参数,分别表征科技创新系统与金融创新两个子系统的功效值,根据变异系数法测定 α 和 β 的数值分别为0. 6785 和0. 3215。K为耦合协调度函数。C表示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协同指数,反映了其整体协同效应。同样地,我们也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不协调( K = 0) 、失谐协调( 0 < K≤0. 3) 、磨合协调( 0. 3 < K ≤0. 7 ) 、匹配协调( 0. 7 < H2< 1) 和完全协调( K = 1) 五个层次。
4 指标设定
4. 1 指标选取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的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的七大产业的相关数据不能从已有的统计年鉴或其他官方统计数据中直接得到。考虑到上市公司年报及其深度研究资料中会披露较为详尽的数据,且上市公司特别是行业龙头公司往往代表了产业发展的趋势,因而我们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产业中排名前十位的、共计70 家龙头上市公司2009 - -2013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万得金融资讯终端。
结合产业发展的特点,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可以从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进行评测,而金融创新子系统则可以从金融创新规模、金融创新绩效和金融创新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评测,指标见表1。
4. 2 权重确定
考虑到主观赋权法会出现权重确定的偏差,我们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具体方法如下:
①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j指标下第i年指标值的比重pij,即:
②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即ej= - k ∑im= 1pijlnpij其中,我们令k = 1 /lnm,m为指标取值的年数。
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对于给定的j,xij的差异性越小,则ej越大; 当xij全部相等时,ej= 1,此时对于确定权重,指标xij毫无作用; 当各方案的指标值相差越大时,ej越小,该项指标对于方案比较所起的作用越大。我们定义差异系数gj= 1- ej,当gj越大时,指标越重要。
④确定权重aj,即:
需要注意的是,在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在体系中的权重时,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指标值为负数时,不能直接计算比重或取对数,而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又不能随意删除负数据,因此必须对指标数据进行变换。我们采用以下方法对熵值法进行改进。
⑤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 x'ij= ( xij- j) /Sj其中j为第j项指标值的均值,Sj为第j项指标值的标准差。
⑥转换后的数据,为消除负值,可将坐标平移,令: Zij= b + x'ij,其中b为平均移幅
⑦用Zij代替xij按照上述步骤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如下( 见表1) 。
5 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产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测算,得到如下结果( 见表2、表3) 。
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认识( 图1、图2) :
图1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度比较
图2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协调度比较
( 1) 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度总体趋势来看,除了在个别年份( 2013 年新信息技术产业、新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达到了高度耦合) 达到高度耦合状态,大多处于中度耦合状态。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之间测度结果表现出明显差异,这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序参量极限值不一致对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表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在不同年份会产生明显变化。如图1 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产业并未出现类似于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的平稳上升的趋势,且五年耦合度均值表现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依然处于中度耦合的阶段,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发展尚未形成良性互动耦合机制,这也可能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 2)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来看,近乎平行的耦合度曲线簇反映出各产业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从各个产业耦合协调程度来看,新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较高,特别是新信息技术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2011 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领先于其他产业的匹配趋势。节能环保产业耦合协调度最低,虽然其数值也在逐年上升,但是始终和其他产业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表3 显示,2013 年以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协调度均未达到0. 7 的匹配协调数值门槛,2013 年也只有新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材料产业达到这一阶段,这表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系统内部各指标之间协同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系统协同效率的提升。
6 结论建议
在 “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亟须培育和激发内生动力,急需构建 “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发展模式的运行效率并不尽如人意。
6. 1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的整体效率水平较低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除了在个别年份( 2013年新信息技术产业、新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达到了高度耦合) 达到高度耦合状态,整体处于中度耦合状态。同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整体上升趋势,并且均呈现出起伏波动的状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效率的提升趋势并不明显。
6. 2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耦合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之间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耦合效率测度结果表现出明显异质性,分行业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明显差异。新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无论在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上都有良好表现,而节能环保产业与其他产业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上都显示出显著差距,细分产业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耦合效率上的差异可见一斑。
6. 3 中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着力点在于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两轮驱动
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新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竞争力优势较为明显的产业。可见,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系统地推进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针对产业中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发展而言,我们应当一是推动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开放共赢的重大技术创新联盟,解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企业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局面,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 二是推进完善以金融创新为支撑的需求型创新激励政策,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需求不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提升企业发展效益; 三是发挥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构建完整的创业投资链,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完善天使投资机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降低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突破资源限制,加速创新资源及成果的流动,提升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程度,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强大的协同发展动力,从而切实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有效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摘要：以物理学耦合概念为基础,深入探究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09--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定量评价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效率,在此基础上探索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浅议金融工程发展对金融效率的影响 第8篇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效率,全球化
一、金融工程的发展
金融工程,英文Financial Engineering。该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自20 世纪50 年代至今,金融的创新与变革一直在持续。各种金融管理技术,金融投资基金的出现,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变革。金融工程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露面。直至今日席卷全球,使得金融创新不断的提升,从而推动了金融创新不断革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都在广泛的应用金融工程技术来处理各种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的各种金融以及财务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一种大的趋势于流行。通过利用金融工程,为市场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积极作用。在金融领域的影响意义非常深远。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影响
金融工程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金融市场中为了达到更高的效率而出现的产物。所以它对于金融的效率提升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力。使得金融效率显著的提高。
(一)金融工程能科学化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由于金融行业的自身特性,具有更大的不可控风险,各类金融资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经营管理中的经营决策以及后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因其供需关系复杂化,价格波动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资产风险,所有需要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对各种经营决策要有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就学要金融工程系统化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可以更加精准的判断风险与收益最大化,提高金融效率。
(二)能够为有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现在的金融服务已不单单是传统的金融借贷服务。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如何跟好的提升服务质量,金融机构必须利用金融工程的方法全方位,综合的制定金融市场服务政策,促使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三)金融工程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和服务项目。
一直以来,金融领域商品种类和服务项目种类是权衡金融效率的高低的因素之一,商品与项目的丰富可以扩大投资者的投资面。建立有效投资组合。为投资者提供能够有效投资组合的机会。从而创造出来的丰富新型金融工具多元化了选择对象,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四)有助于发现金融商品的均衡价格。
对于金融市场,金融商品的价格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价格没有处于一个均衡的位置,就存在很大的漏洞。造成金融资金的损失,要解金融商品价格的均衡问题,就必须利用金融工程中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组合出新型金融工具。不管是哪方面原因导致金融商品价格出现异常,都可以通过金融工程观察到。并通过有效措施进行调整。
(五)有效降低金融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在一定角度上讲,金融工程就是风险管理,由于金融市场的自身特性。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商品价格波动大使收益与风险都较大,金融工程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其系统越日益完善,它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对风险需求不断的增强的环境下进步的,所以在控制上有一整套完善的风险控制方法。
(六)减少交易成本,提升融资效率。
现代金融市场中,资金融通网络、支付清算系统、各种市场组织形式都是利用金融工程技术设计开发出来的。无论从交易的便利性、实效性都极大的节省了成本,从技术与物质条件诸多方面可以满足现代金融市场的需求。另外随着现代电子通信产业、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的使用无纸化交易与远程终端联网交易等方式,使资金流通进一步加快。简化交易流程,节省了交易时间,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交易成本,提升融资效率。
三、金融工程的改进措施
首先,需要加快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结合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环境与特征,主动学习西方成熟金融工程技术,积极养风险管理水平。其次,加强金融工程的信息基础建设,加快金融信息网络建设并不断完善,努力推进市场经济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从而为金融工程的进步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条件。还需要重视对金融工程的人才培养,加大对金融工程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金融效率能够在金融工程的作用下显著提高。金融工程从经营决策、金融服务质量、创造金融商品、商品价格的均衡、风险控制、交易效率方面对金融效率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对全球自由化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振山.金融效率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7.
[2]丁丽.金融工程:金融创瓣的技术保证[J].市场与发展,1998,(6).
[3]蔡志强.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J].经济评论,1999,(1).教学与研2000年第3期(总第71期)
中国农村金融融资效率分析 第9篇
2013年3月5日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毫不放松地抓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其中特别强调,要大力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三农”的金融支持,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关键是增加信贷投入,提高融资效率。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109 987.78亿元,三农支出9 937.55亿元,约占总支出的9%,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当前,低下的融资效率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农村资金大规模流向城市。其次,农村信贷机构对农村本身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够。一是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二是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不明确。三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在农收缩。四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风险控制相对过度。五是国家政策优势不明显导致掌握大规模资金的农村信用社呈现出非农化、城市化的倾向。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 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ized Credit Paradigm)(主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将大量低息贷款和政策性资金注入农村,存在资金回收率低的缺陷),强调市场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为了有效提高农村储蓄动力、维持农村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利率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itz为首的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基础。尽管农村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要求政府介入其中,但前提是必须具有完善的体制结构。Ghatk(2000)、Laffont & N’Guessan(2000)等的研究表明,小组贷款能够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同时,强调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高交易成本问题。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金融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高成本要求有高利率予以覆盖、农村金融机构与客户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村金融市场普遍缺乏抵押担保等因素形成了农村金融业务的高风险和高成本。何广文(2005)等认为,避免农村金融机构危机和农村金融组织系统重组的高成本,需要构建需求型导向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
2.政府在农村金融中的角色和定位的研究
政府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一是过高的市场化均衡利率对农村信贷资金的需求造成影响;二是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如何进行补贴最为有效。三是垄断条件下的农村金融市场价格自由决定现象带来的是农村金融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
三、我国农村金融融资效率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现状
截至2012年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及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村镇银行、财务公司农村贷款余额14.54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62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2.73万亿元,分别占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23.1%、5.8%和4.3%。近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成绩显著。一是建成了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的政策性农村金融、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性金融、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金融、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二是建立了农村金融创新机制,出现了林权抵押贷款以及多户联保等多种新型的贷款模式。
但是,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单一,而四大国有银行逐步撤销农村营业网点。而且,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脱农倾向,再加之农村基本金融服务发展滞后,更增加了农村信贷的风险。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现状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等;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等。其中尤以第三种最为典型。现在的私人钱庄多是一些私人资金中介组织,它以经营者的自有资金作为担保,低息借入,高息贷出,赚取借贷利差。
根据学者们迄今为止所做的统计推断,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其资金范围在2 000亿—14 000亿元之间,较为可信的范围为8 000亿—14 000亿元。这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有强大的金融支持作用。但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仅是依靠“信用”这一道德范围的约束,有时甚至要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资金链的循环,严重阻碍了农村金融的正规化。
四、我国农村金融融资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脱农倾向,农村资金外流情况严重
2007年,农行、农发行、信用社、邮政储蓄四类机构在县域吸收的储蓄存款总额大约在12万亿以上,当年全部涉农贷款大约在5万亿左右。按此估算,农村资金外流大约在7万亿左右。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导致农村资金大规模流向城市,还造成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地域范围向外拓延。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减少、信贷资金短缺的局面。
(二)农村信用环境制约农村金融发展
在农村,农民所拥有的财产,如土地、房屋等,为集体所有性质,无法形成金融机构能普遍接受的抵押物。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加快,缺乏资金的农户只能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生产规模。而那些有能力从金融机构贷款的人,往往会将这部分贷款以较高的利率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户和中小企业,这样就形成了隐名贷款,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所以,农村金融机构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慎贷”的情况。
(三)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
一方面,随着国有银行的不断撤出,农村的金融供给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很难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生产急需的资金。在现行的信贷政策下,农民和中小企业难以得到需要的贷款,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使得收入提高速度放缓,进一步造成存款增长缓慢,形成了农村金融的恶性循环。
(四)农村基本金融服务发展落后
受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约束,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设备陈旧,且覆盖面小,难以满足农民对现代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更谈不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较为偏远的山区,金融服务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农民参与金融活动成本较高,而且,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单一,主要是存贷款和简单的中间业务,无法满足农村地区日渐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五、提高我国农村金融融资效率的建议
(一)加强农村基本金融服务
农村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农民对现代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需求,农村资金才有可能留在农村金融机构。首先,必须积极发展现代支付工具,在具备条件的场所广泛布设ATM机和POS机,积极发展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现代金融业务,扩大网点的覆盖面。其次,应增加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和范围,加快金融服务功能转变,大力发展多元化中间业务而不是简单停留在存贷款业务。对金融空白的乡镇加强督促,努力使偏远农村地区农民受益。
(二)构建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
以重庆农商行的成功为例,建立农村金融体系尤为重要。在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其次,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但并不降低准入门槛。同时,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作用,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不可唯利是图盲目撤并农村网点。
(三)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长生于农村,发展于农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增强“三农”服务的功能。据此,首先,地方政府要制订、实施因地制宜的发展规划,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其次,政府要坚持“政企分开”的政府职能改革要求,不直接参与到农村信用社的日常业务活动中来。
(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
科技金融效率 第10篇
关键词：借贷约束,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
一、引言
近年来, 我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但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农村金融功能日渐弱化, 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农村金融制度严重滞后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广大农户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服务范围之外, 非正规金融异常活跃, 却又屡屡受限, 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变的规律性, 对于构建现代农业金融制度,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国内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领域。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体制的缺陷以及改革方向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结构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当前的现状, 从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动因分析来探寻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规律性。在分析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历程的基础上, 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我国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外在趋势和内在逻辑, 提出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是在多方利益体合力的作用下推动的。其中, 突出了农户借贷约束、金融机构效率等因素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所起的诱致性作用。
二、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历程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经历了改革准备期、改革期、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还是不足以扭转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趋势, 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准备期, 在配合人民公社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下, 政府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 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 只在业务上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开展农村合作基金会试点, 鼓励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开展多种融资方式的探索。1987年, 在黑龙江等试验区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规范化试验, 逐步建立了合作金融组织的新制度框架。
改革初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启动带来非国有部门的扩张, 加大了对资金的需求, 农村资金开始向非农部门和城市流动。1992年, 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改革加速。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服务不足的情况下, 民间金融组织以及借贷业务发展迅速。1996年, 提出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政府决定全面收缩县级及以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 并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撤销, 民间金融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独大的局面。
改革深化期, 从2003年开始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进行改革。2004年完善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业发展银行、农村民间金融改革试点和农业保险改革试点等。2006年开始, 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 开始进行农村民间金融改革试点, 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措施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改善, 但由于是局部试点, 所以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
从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出, 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外在推动力量。同时也发现, 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和改革, 对改变城乡金融资源失衡的局面、引导金融资源回流农村有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因分析
1.农户借贷约束
(1) 农户借贷选择权约束。
在广大农村地区, 借贷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是政府主导型的, 对于政府强制安排的正规金融机构, 大多数符合借贷条件的农户却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一方面,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上吸纳的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了城市部门。就此而言, 城市部门享有了农村市场所不能享有的租金。这种租金直接导致了各经济主体相对收益的不同。另一方面, 也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异常活跃。
由于制度因素约束, 农户具有不同的借贷选择权。一些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能够得到借贷, 具有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双重选择权;而另一些农户由于本身不具备在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借贷, 或者是具备了借贷的条件也无法获得借贷。有限的正规金融资源大多被富裕和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所运用。[1]农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只能到达20%~25%的农户, [2]更多的农户不得不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因此, 通过正规金融, 借贷的选择权就受到约束。在前者, 由于拥有双重选择权, 实质上是享受了现行制度带来的“租金”效应。这是由于制度规定下的约束, 在此制度下的农户 (资金需求方) 、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机构 (资金供给方) 等市场主体间的博弈互动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比重的变动, 进而影响到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变迁。
(2) 农户借贷结构限制。
同样, 借贷结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所垄断, 其所提供的金融信贷服务却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户的金融需求。一方面, 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只能有一小部分农户中的富裕者、地位特殊者等获得;另一方面, 即便是贫困农户申请到了借贷, 但却还是不能满足该农户生产、生活对资金的需求程度, 不得不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由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利率差异, 容易激发农户中特别群体的“寻租”行为, 导致部分利润被挤占。一方面资金没有得到较好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寻租行为导致的利益挤占使得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对农村市场金融资源要素投入的积极性, 由此影响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动态演进。
在农村, 农户信贷的需求主要是生产投入与消费信贷。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 针对农业生产的周期性, 生产投入也不一样, 对资金的需求量和时间也不同。一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农业项目则需要大额长期贷款;农业生产周期长, 风险大, 却没有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丰富的农业保险、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来分担农业中的双重风险。另一方面, 农户消费信贷需要小额信贷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尤其是贫穷农户还包括教育、医疗等需求。而当前农村市场, 农户可选择的金融服务主要是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 贷款结构主要是以短期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小额存单抵押贷款和少量的联保贷款为主, 且传统单一的金融资源信贷供给都不充分, 复合型金融服务严重匮乏甚至是空白。相对于城市居民可选择的金融服务, 农户的借贷结构受到很大限制, 根本不能实现对农户需求的较大比例满足。由此可见, 农户面临借贷选择权约束和借贷结构限制的双重约束。
2.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
(1) 农村金融市场二元分割。
尽管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但其实行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信贷资源供给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金融资源不能有效合理的配置。而农村非正式金融却在多次打压与取缔下异军突起, 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 信贷市场分割, 形成二元农村金融市场, 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局面。
以农户为代表的农村市场各经济主体的内在金融需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内在结构和制度安排, 也注定会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的非正规与正规金融的二元分割与共存现状。[3]同时,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 也是影响金融市场结构与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面对农村市场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用一贯的贷款监督机制又会面临高昂的成本, 导致入不敷出。在当前的情况下,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受到很大限制, 未能实现效率最优。而另一方面, 各种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此时就信息收集与处理表现出特定的优势。它通过提供隐含保险, 以关系型信任替代实物抵押, 以自我实施的声誉机制与集体惩罚机制的社会性约束相结合的履约机制, 依靠重复博弈交易所产生的信任合作机制, 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4]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来获取借方的信息, 规避了正规金融机构在收集和处理这种信息方面的劣势。并且, 非正规金融机构凭借完全信息优势, 使得农户在向其借贷时的困难程度大大降低, 并且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 程序会非常简单。因此, 在大量的市场需求之下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 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正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突出特点在金融市场的体现。
(2) 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缺失。
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收集上存在很大困难, 因此, 本文借鉴刘仁伍的比较方式, 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其他非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比较。选取14家商业银行, 分成三组, 分别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国资背景浓厚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 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 (非国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 并将其归总为虚拟意义上的3家银行, 以2001~2004年为数据取样的时间段, 运用DEA方法测算虚拟3家银行的平均效率 (见表1) 。结果显示, 无论是技术效率, 还是配置效率或者是成本效率,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明显低于国资背景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料来源:刘仁伍:《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
面对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多的农村金融需求, 正规金融供给却一直呈现相对萎缩的趋势, 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这就是很多学者提出过的金融缺口。不但在量上存在缺口, 在质上也存在严重的单一性。从农户借贷结构约束可以看出, 这就导致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效率。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政府金融监管, 在功能和制度供给上表现出较好的市场适应性、能动性和灵活性。但是, 也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脱离了政府的金融管制和正式的法律制度保障, 造成非正规金融隐含着较大的风险因素, 且对于其中的交易行为不能进行很好的约束, 容易引发一定程度的风险和矛盾。并且也由于此因素, 使得与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实现正常的金融服务交流, 无法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现代金融交易的类似票据清算、异地支付等服务, 因此带来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运行。
由此可见,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各有其比较优势和劣势。在正规金融机构低效率、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低下的情况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正是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而出现的, 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共同演进, 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制度结构。
3.农村金融资源的重新整合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依赖于国家金融体制、经济体制, 是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并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 没能很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没能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过程, 一方面政府在其中从外部制定规则,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内各利益参与主体又在内部做出行为准则, 双方不断地调整博弈, 共同推进了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当前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不仅制定规则, 而且本身通过对金融资源的分配, 影响着其他参与主体。同时, 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不断演进, 使得从原有的政府完全主导已经演变成为政府和多方利益参与主体共同参与资源配置的局面。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 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更迭是由农村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内生和政府外部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特别强调农户借贷选择权约束、金融机构效率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重要作用, 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是政府和农村金融体系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合力”而形成的, 并且这一结构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当前结构下的农村金融制度运行效率不高, 建立“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农村金融制度演进中政府的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斯认为, 制度环境影响着生产激励和交易成本。我国政府在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过程中, 要尽量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建立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
(1) 减少政府干预。
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 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满足广大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 使农村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2) 大力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 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 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适当剥离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 减轻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 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3) 加大对利率市场化的政策支持。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建设意义重大, 应继续加大支农扶持力度,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加大信用创建力度, 尽快提高信用水平, 有效防控信用风险。金融体系内要分工协作, 防止金融市场过渡竞争, 促进金融与经济和谐双赢发展。
2.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农村特有的伦理道德、圈层结构、乡土文化等非市场因素的存在, 事实上是对市场信息的一种补充, 有效地解决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5]因此, 有必要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 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1) 明确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
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 创造有利条件助其跨越发展中的障碍, 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的行政管制, 杜绝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和限制, 营造宽松积极的金融竞争环境, 力争让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满足农村金融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
(2) 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行业监管和法律保护。
非正规金融在行业监管和法律保护下, 可以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确保非正规金融机构客户的利益。并且将信用关系纳入正式的制度调节范围, 相关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经济纠纷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避免农村经济社会不安定隐患。
3.提高正规金融机构效率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是要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结合在一起, 发挥各自的市场优势, 形成“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因此, 正规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关系着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层次, 关系着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性。
(1) 形成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金融服务模式。
根据农户与城镇居民不同的需求特征, 诸如当地文化、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等, 制定适合农村市场的金融服务方式, 对申请方式、办理程序、产品设计等, 尽可能按照农户借贷行为特点, 以农户借贷需求为导向来定位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按照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周期性, 根据不同阶段生产对资金在规模和周期上的不同, 制定不同种类的融资方式, 推出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产品, 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
(2) 拓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服务范围。
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 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 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建立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 提供保险、信托投资、租赁、信用担保、咨询等金融服务;建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导, 商业农业保险为辅的农业保险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
参考文献
[1]叶敬忠, 朱炎洁.社会学视角的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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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杰, 支晓津, 刘东.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二元分离和融合:经济发展视角的一个解释[J].贵州社会科学, 2006, (05) .
对提高金融教学效率的探索 第11篇
一、当前中专金融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符合学生学习能力与水平
学习成绩不好，想早点就业是很多家长和学生选择中专教育的原因，而中专学生本身的学习基础并不好，学习能力也较差。而现今的一些中专金融专业教学目标的设定#课程的设置并不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水平。他们把对大专或是本科金融專业的人才培养计划用到中专生上，教学针对性不强，还给学生造成了较大的学习压力，易使学生失去对金融学习的信心。
（二）教学内容滞后性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
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而现阶段中专金融专业使用的教材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却与时代发展没有进行很好的联系，学生学习的知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与要求。书上的理论没有及时地更新，教师的教学内容总是一成不变，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还缺少实践，学生对于学习会产生消极的想法，没有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专教育的教学目的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现阶段的教学内容，学会运用所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自主学习，并培养其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这将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终身发展都起到积极的影响。学生若掌握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外或是工作后就可以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发展自己。而现今的中专金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往往只注重学生是否明白了本节的学习内容，不会有深层次的要求，没有让学生愿意学，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
二、提高中专金融教学效率的方法
（一）改变金融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的转变有利于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了实现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金融学教师首先需要改变金融教学观念，实现从注重金融知识传授向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质培养的教学模式的转变。传统的金融教学观念往往片而强调金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金融知识而的铺垫，低估了学生金融知识存量的广度和深度，低估了学生学习金融知识的能力和潜质。程序化的金融知识传授和按部就班的金融教学阻碍了学生开展金融学术探究的激情和个性的发展。实际上，金融学专业的每一名学生都有着小同的知识和智力结构，都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比较特殊的学习方法。这就需要金融学教师打破传统的金融理论与金融实务的知识传授、学生被动学习和注重金融基础知识铺垫的教学观念，尽快树立金融理论与金融实务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三位一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辩证统一的教学观念，按照金融知识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一体化的模式，开展以金融前沿理论、重要金融理论问题和金融实务问题分析、研究为导向的探究性教学观念，鼓励学生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高校金融教学的传统模式比较注重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主要靠听、记笔记等方式在教师讲授范围内接收、消化讲授内容，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从而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空间，这种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和记的单向式教学方式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主体，高度尊重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应当在教学中提倡交流与互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互动，有助于将教学重心从“教”转移到“学”，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其次，搞好课堂的交流与互动。如，以提问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思考;组织课堂讨论、辩论，激活学生的思想，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刻，学会将所学知识加以综合运用;通过教师讲评，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并从中得到更多启示和学习收获。
（三）充分运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通过对案例的介绍、讨论、分析、讲评、总结，使学生身临其位、如临其境分析并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自1918年出现于美国以来，效果神奇，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并很快被推广到西方各学校。案例教学法在被引入我国的20年当中，逐渐被教师和学生及企业界发现和运用，特别是在管理学教学中由于其卓越的教学效果而备受青睐。通过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广泛开展课堂讨论，学生的参与热情高涨，兴趣备增，思维活跃，可以充分体现主体教育原则，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强化了教学效果，又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逻辑判断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能促使教师全面提高业务水平，做出更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科研成果。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必然有助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效果的显著提高。
（四）多媒体网络教育的导入
传统的金融教学偏重于教，学生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小，接触的金融案例分析较少;函授和电视大学则偏重于学，与老师的交流不够，高层次的师生探讨商榷机会太少，这都不利于新时期适用型金融人才的快速生成。而且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周期愈来愈短，公民获取知识的欲望越发强烈，适应这种需求，非凡的教学创意、独特的教学设计必将推动和主宰教学的变革。这与教育消费者追求的各取所需的知识资源、个性化课程设训练。个性化学习方式是一拍即合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正是凭借引领潮流的个性化设计，并以有效知识供给，必将赢得教育消费市场上的主导权。
完善金融体系,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第12篇
关键词：金融体系,报酬率,效率,风险
1 对资金利用效率的解读
市场经济是用效率说话的, 所谓效率, 作为一个科技名词被定义为有用功率对驱动功率之比值。就经济活动而言, 效率是指产出与投入的比, 单位产出需要的投入越少, 或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 效率越高。对金融市场而言, 效率表现在对资金的利用方面, 单位资金投入带来的回报越高, 效率越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一般以资金的报酬率这一相对指标来衡量, 报酬率越高, 资金的利用效率越高。当然, 效率的高低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标准。资金的报酬率也被人们习惯的称为资金的价格。在商品市场上, 供给与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在资金市场上, 资金的价格同样受供给与需求的影响, 但不仅仅于此, 与商品交易不同的是, 资金的交易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从资金提供者的角度看, 资金的出让在前, 而资金的回报在后, 资金的交易价格即使在交易达成时有约定, 资金的回报也未必能如约实现, 因此, 风险是资金交易中不能忽略的因素。资金的回报实现的不确定性越大, 资金的提供者承担的风险越大, 他对资金报酬率要求的越高。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这一观点做了很好的诠释。
资金的报酬率从风险的角度剖析, 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无风险报酬率, 第二部分是风险溢价。无风险报酬率一般采用同期国债收益率, 因为在所有的融资活动中, 国债的资金提供者承担的风险是最低的, 等同于无风险。而风险溢价部分要视资金使用者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了。对于风险的承担者而言, 只要是融资活动, 必定要冒风险的, 因此, 提高资金的利益效率并不等同于彻底消除风险, 而应该是在尽可能的降低风险的前提下, 争取更多的回报。
2 金融体系对资金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一个经济体中, 金融体系对资金的流向与流量的安排对整体经济的走向起着决定作用。人们常说的优化资源配置, 其实现的前提是优化资金的配置。而对资金是否实现了优化配置表象上看是资金是否提供了很好的报酬率, 实质是资金是否提供给了经济体中效率高的需求方, 因此资金能否实现优化配置直接取决于资金是否以恰当的方式提供给了恰当的资金使用者, 这直接取决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处置能力。
2.1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所谓直接融资是指在金融体系中, 资金的提供方与资金的需求方作为交易的当事双方, 通过对融资工具如股票或债券的买卖形成了直接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所谓间接融资是指在金融体系中, 资金的提供方与资金的需求方并不直接交易, 而是提供方将资金提供给金融中介机构如商业银行, 资金的需求方从金融中介机构那里获得资金, 提供方的资金最终流向需求方是经过两次融资活动实现的, 在两次融资过程中, 金融中介机构承担着双重角色, 对资金的提供方他是债务人, 对资金的需求方他又是债权人, 而资金的供求双方没有形成直接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有所长, 一般来说, 直接融资面向社会公众, 融资程序复杂时间长费用高, 但直接融资方式可以满足大规模资金需求, 所以直接融资的比较优势在于提供大规模的长期资本性资金。间接融资由金融中介机构掌握主动权, 程序简单时间短费用低, 但金融中介机构自身的资金规模有限且资金来源期限较短, 所以间接融资的比较优势在于提供相对小规模的短期流动性资金。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风险控制实现的条件是不同的。在直接融资方式下, 风险的控制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因为直接融资的风险最终由资金的提供方承担, 资金的提供方由众多分散的投资人构成, 而投资人个体难以对资金使用者实施有效的约束与监督。所以直接融资的风险只是相对分散给了单个投资人, 总体风险并没有降低, 因此必须从保护单个投资人的利益着手, 通过规范市场行为而降低市场系统风险。在这个背景下, 融资方信息是否充分披露, 投资人是否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资产组合, 市场有没有为投资者提供风险转移机制, 市场交易行为是否公正等在控制市场系统风险中应重点关注。也就是说市场有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及其是否被正确实施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 美国的金融市场是最完善的, 这是因为美国有相对完善的金融立法与严格的执法为其保驾护航。在1929年大危机时期, 恐慌情绪弥漫着整个金融系统, 罗斯福新政从对金融系统的整顿开始, 通过一系列的金融立法规范并约束金融活动, 通过严格的执法监督金融活动, 从此美国的金融市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也正是由于美国的金融监管系统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交易监管的缺失而累积的风险爆发。因此, 交易规则的建立、交易规则的执行与交易过程的监督是保证直接融资方式下资金能够被有效利用的必要条件。
在间接融资过程中, 风险最终由金融中介机构承担, 金融中介机构作为资金的提供方在融资过程中可以通对投资对象的选择、合约条款的规定、以及对投资对象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来降低自己的风险, 同时金融中介机构还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分散风险。因此, 在间接融资方式下, 资金能否被有效利用的关键取决于金融中介机构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的高低, 具体表现为金融中介机构对优质投资对象的甄别能力、对资金的定价水平、对投资对象资金使用过程监督的力度、对自身资产结构的调整水平等。
2.2 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是指融资活动中, 资金的供求双方最终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融资是指融资活动中, 资金的供求双方最终形成了所有权关系。对融资方而言, 债权融资的吸引力在于债务利息支出的所得税抵减效应, 以及财务杠杆收益, 缺陷在于融资方要担负还本付息的压力, 财务风险高。相对来说, 股权融资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 财务风险相对小, 但股东要求的回报高, 而且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还会稀释现有股东权益, 降低股东收益水平。在债权融资方式下, 资金能否被有效利用的关键在于对融资方的信用水平、偿付能力的评估是否准确, 以及对不同信用水平、不同偿付能力的融资方在资金价格上是否做到了区别对待。债权融资不是收益率越高越好, 也不是收益率越低越好, 而是对不同的融资方, 要以不同的收益率区别对待, 这样能确保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要做到这一点, 金融体系必须具备信息的及时搜集能力, 风险的动态衡量能力及对金融资产的灵活定价能力。
在股权融资方式下, 资金是否被有效利用主要体现在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具体表现为股东对公司获利的要求能否得到兑现。中小股东是股权融资方式下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虽然是公司名义上的所有者, 但实质上无论对公司的经营战略还是公司的人事安排以及公司盈利分配政策的制定他们都没有话语权, 因此他们的投资获利主要是通过被动的参与公司的盈利分配实现的。因此, 中小股东的权益得到保障就意味着公司的获利能力是有保障的, 也就意味着公司对资金的利用是有效的。保障中小股东权益, 需要政府立法方面的制度安排, 也需要中介机构的积极参与。
3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3.1 金融产品定价基础欠缺。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金融产品定价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核心,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解决金融产品定价的基础问题。金融产品定价最重要的依据是定价的参考体系, 最有资格作为其他金融产品定价参考的是国债。金融产品的价格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一是无风险收益, 二是风险溢价。无风险收益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所能得到的收益率, 它是所有金融产品定价的基础。无风险收益率理应选择与金融产品具有相同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 而我国目前的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 短期和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较小, 15年期以上的国债品种较少, 5~15年期国债在可流通国债中占绝对比重。国债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 不能为其他的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风险溢价是指投资者因承受投资的不确定性而要求的超过无风险收益的部分。风险是实时变动的, 因此金融产品的风险衡量也处于实时变动中, 所以金融产品的风险溢价主要是通过产品的市场交易价格的实时变化实现的, 风险低的产品交易价格高, 收益率低, 风险高的产品交易价格低, 收益率高。也就是说, 风险溢价是参照无风险收益产品市场价格确定的, 由于我国缺少短期与长期国债, 因此其他金融产品的风险溢价无从考量。
3.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 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均衡、合理的金融结构是重要影响因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 重要一点即在于当时亚洲各经济体过分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畸形融资结构。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金融市场总能以恰当的方式满足不同经济实体运行中出现的资金需求。金融市场结构合理才能保证融资活动健康有序, 才能保证资金有效利用。
在我国,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集中表现为: (1) 银行信贷规模过大, 资本市场发展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融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 直接融资为辅, 债券市场规模偏小, 公司债券市场融资占比严重偏低。2001至2007年, 中国境内直接融资筹资额与同期银行贷款增加额之比分别为9.50%、4.11%、2.97%、4.49%、2.05%、8.38%和21.95%, 2009年直接融资规模达到2万亿, 但与银行信贷9.5万元的规模比还是比重偏低。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企业债券融资占到企业融资总额的比重一般超过20%, 甚至达到40%, 企业债市场占据了资本市场的中心地位。在我国债券市场中, 政府债券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国库券和央行票据占债券市场的比重达到近70%, 且大部分为5-10年的中长期债券, 企业债券占的比重非常小。 (2) 银行信贷资产结构不合理。我国银行业长期存在着存款活期化和贷款中长期化的现象, 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长期融资功能, 导致银行存贷款期限结构错配。相关数据显示, 2007年底, 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整个贷款比重的50%左右;到2009年10月底, 这一比重达到了54.5%左右。
4 我国金融体系缺陷对资金利用效率的影响
评价资金是否被有效利用的标准应该是: (1) 资金配置的现状与实体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是否相符; (2) 金融体系对资金配置现存偏差的纠正是否及时有效。基于上述标准, 我国的资金利用效应极低。主要表现在: (1) 资金配置现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支持严重不足; (2) 金融系统对资金配置的纠偏能力严重不足。
由于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小, 金融产品种类少, 数量小, 能够取得进入市场融资的通行证是所有企业的梦想, 供不应求现象的本身就决定了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定价不能反映产品本身的真实价值, 人们的市场行为不是受价格信号的影响, 而是在投机心里的驱使下的短期逐利。由此造成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失真, 价格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无从体现, 导致靠金融投资快速致富的投机盛行, 资金的配置严重扭曲, 金融体系根本无力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 金融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的测算, 以2009年前五个月5.8万亿的贷款规模来计算, 约1.16万亿的信贷资金流入到了股市上。此外,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9年前五个月的票据融资额为1.7万亿元, 占全部信贷资金比例约在30%左右。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银行资金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 自我膨胀, 而不为实体经济服务, 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同时也推高房地产的价格。
直接融资规模有限, 银行信贷成为众多资金需求者追逐的目标, 银行信贷需求呈刚性需求, 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 银行的贷款行为不是靠利率水平变动来调节, 而要靠贷款规模这一行政性指标来限制, 资金的价格信号失灵, 也就不存在以风险定价格, 以价格影响供求了, 金融体系对资金配置的纠偏也就没有了着力点。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 我国金融系统的所有制歧视现象长期存在。一直以来国企资金充裕, 民企资金紧张, 银行放贷优先支持国企, A股市场也有一个潜在的为国企融资开辟的“绿色通道”, 票据市场融资国企也是主流。而真正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民企一直在资金的夹缝中生存。社会资源的配置以所有制为标准而不是用效率说话, 这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
5 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议
5.1 完善国债期限结构, 构建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收益率曲线是描述具有相同信用质量但是期限不同的债券之间的收益率关系的图形。由于国债没有违约风险而且流动性很强, 人们一般观察国债市场来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 就是描述某一时点上一组上市交易的国债的收益率和它们所余期限之间关系的曲线。反映国债市场短期、中期、长期利率的基本变化趋势, 是收益率曲线最基本的功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 国债收益率曲线不仅是国债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析工具, 而且还是包括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期货、期权等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
完善国债期限结构是构建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前提, 我国应从改革国债发行管理体制入手, 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充分发挥国债的金融功能, 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数量, 形成合理的国债期限结构, 建立3个月、半年、1年、3年、5年和7年期等基准国债的定期滚动发行制度和增发制度, 促进国债发行期限均衡化, 为编制完整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提供基础条件。
5.2 完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风险特征, 对资金的需求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市场的投资者个体也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因此,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对金融市场进行细分, 才能更方便地满足不同性质的投资者与融资者的金融需求,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市场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企业能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本需求的资本市场的结构安排。必须重视的是, 完善的金融体系必须有一个结构合理的投资群体,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量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有实证研究表明, 中小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供应群体。发展机构投资者无论对于市场投资行为的理性化, 还是金融产品创新以及促进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衔接都是必不可少的。
5.3 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