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精选5篇）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我院于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收治的90例口腔修复患者作为临床观察对象。其中男47例, 女43例, 年龄19~75岁, 平均年龄 (42.3±12.4) 岁。纳入标准:年龄18岁的健康成年人;患者语言交流能力无异常、无认知障碍及精神疾病;自愿加入本次研究, 并在知情书上签字;参加研究的患者能积极配合调查问卷进行临床检查[2]。

1.2 方法:在患者进行口腔修复治疗前, 进行临床检查。主要内容为采用一次性口腔镜、探针等工具对受试者缺牙部位、缺牙数目、余留牙齿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其中余留牙齿健康状况检查包括断裂、有误龋齿、松动情况等, 同时对患者所选择的修复类型进行记录。采用《口腔健康影响度量表》与《咀嚼功能自评量表》对患者在口腔修复治疗前进行问卷调查[3]。《口腔健康影响度量表》分为7个领域共14个条目, 分别为功能限制、生理性疼痛、心里不适、生理障碍、心理障碍、社交障碍及残障。总分0~56分, 患者得分越高, 表明OHRQo L越差;《咀嚼功能自评量表》采用8种不同的食物调查患者的咀嚼难易度。8种食物分别为:面包、米饭、肉类、苹果、青菜、甘蔗、黄瓜和花生。该问卷从主观方面评价患者咀嚼功能状况, 采用6个层次进行计分 (1=咀嚼很容易, 2=咀嚼有轻微困难, 我可以适应, 3=咀嚼有困难, 我难以适应, 4=咀嚼很困难, 但我必须吃这种食物, 5=咀嚼很困难, 但我可以选择不吃这种食物, 6=我并不回避这种食物, 而是我从来不吃这种食物) , 得分越高, 说明患者对该食物的咀嚼功能越差。在患者经过8周的治疗后, 进行微信回访调查。调查问卷依旧为《口腔健康影响度量表》与《咀嚼功能自评量表》, 对参与研究的患者进行逐条询问。对比治疗前后OHRQo L评分。

1.3 统计学分析:用SPSS 17.0软件系统进行分析, 所有计量资料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全部90例患者当中, 选择单冠修复的有22例, 选择可摘局部义齿 (RDP) 修复的有20例, 选择固定义齿 (FDP) 的有24例, 选择种植义齿的 (ID) 有24例。所有患者修复治疗后OHRQo L评分均显著低于修复治疗前,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单冠修复患者在接受治疗前, 最常存在的负面影响为“吃东西不舒服”, 所占比例为31.18% (7/22) , 其次为“明显感觉疼痛”, 所占比例18.18% (4/22) 。经过治疗后量表各项条目负面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RDP患者在接受治疗前, 最常存在的负面影响为“吃东西不舒服”, 所占比例为55.0% (11/20) , 其次为“在他人面前不自在”, 所占比例为35.0% (7/20) 。经过治疗后主要负面影响为“只从西不舒服”, 所占比例为15.0% (3/20) , 其次为“明显疼痛”, 所占比例为10% (2/20) 。其余在“影响发音”、“吃东西不舒服”等条目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FDP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除“社交障碍”外, 其余各项条目治疗后得分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修复前最常存在的负面影响为“吃东西不舒服”, 所占比例为54.17% (13/24) , 其次为“社交障碍”, 所占比例为37.50% (9/24) 。这两个条目在治疗前后的负面影响有明显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ID患者在接受修复治疗后, 除“残障”外, 其余各项条目治疗后得分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修复前最常存在的负面影响为“吃东西不舒服”, 所占比例为45.83% (11/24) , 其次为“心理不适”, 所占比例为58.83 (14/24) 。这两个条目在治疗前后的负面影响有明显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患者心理健康、身体功能、社会活动等方面。OHRQo L对研究危害口腔健康的因素及选择治疗口腔疾病的方法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4,5]。我院通过长期的临床治疗中, 收集了大量对患者OHRQo L影响的资料。一般情况下, 患者主要采取的修复治疗方法为单冠修复及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正逐渐上升, 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选择种植义齿进行治疗。综上所述, 修复口腔治疗对口腔健康对患者生活质量有着重大影响,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研究修复治疗对口腔健康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于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收治的90例口腔修复治疗患者作为临床观察对象, 对其修复前后的口腔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患者OHRQo L评分高低有所不同, 但治疗后评分均低于治疗前。结论 修复治疗对提高患者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口腔健康,修复治疗,生活质量,分析

参考文献

[1]蒋聪敏.修复治疗对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5, 10 (25) :112-113.

[2]黄冬梅, 张倩, 郭建徕, 等.口腔修复治疗效果主观评价—250例调查分析[J].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2014, 30 (3) :161-164.

[3]邵明超, 张倩, 李健宁, 等.牙列缺损修复治疗对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J].齐鲁医学杂志, 2014, 29 (6) :522-524.

[4]蒋聪敏.修复治疗对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5, 10 (25) :112-113.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第2篇

1 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老化,口腔组织和身体其他各处组织一样明显地随着衰老而变化,增龄变化的组织对疾病的易感性增加,修复能力减弱,加上老年人不可避免地患有某些全身疾患,影响了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林焕彩等[4]研究发现,广东省老年人有牙齿或口腔疼痛的占63%,46%觉得自己口腔健康情况差,39%认为自己牙齿外观不好,10%因为牙齿不好看而不敢笑,14%因为牙齿不好看或口臭等口腔问题避免谈话,40%不能吃硬的食物(如苹果、花生)。我国香港地区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于22%的老年病人有4颗以上的龋齿,27%的老年病人可咬合的牙齿不足8对,60%的病人有牙结石和食物残渣[5]。国外已有较多此类研究,西班牙31%的65岁以上老年病人存在缺牙状况[6],加拿大85岁以上无牙的老年人更是达到了66%[7]。可见老年病人存在着严重的口腔健康问题。

2 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

2.1 老年人口腔相关健康生命质量现状

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常常导致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降低。国外关于口腔生命质量的研究较多,澳大利亚Gagliardi等[8]的研究认为普通的牙齿治疗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美国Reed等[9]通过对137例居家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口腔生命质量较差,37%的人存在严重的口腔健康问题。土耳其Ozcelik等[10]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牙周手术后治疗的病人较非手术治疗的病人术后1周的口腔生命质量差。法国Veyrune等[11]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佩戴义齿12周后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口腔生命质量。国内关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仅见广东地区的一项调查性研究[4],结果提示广东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较差。

2.2 老年人口腔健康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2.2.1 人口学因素

多项研究显示,大多数女性,各种口腔生活质量问题均有较高比例[4,12]。林焕彩等[4]的研究显示,经济较不富裕与牙齿外观不好、因牙齿不好看不敢笑和不能吃硬的食物有关,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12,13]。教育程度低者较多报告不能咬硬的食物,但与其他的口腔生活质量问题无关。Chen等[12]研究显示,教育程度低者其口腔症状多、自我感觉的口腔健康状况及口腔的社会和生理功能均较差。国外其他一些研究也认为,教育程度低者口腔生活质量较差[13,14]。

2.2.2 口腔健康状况

国外大多数研究表明,龋齿和失牙与自我感觉的口腔健康状况和牙齿外观存在负相关关系[15]。数个研究显示,失牙数多与口腔咀嚼能力差和避免谈话有关[13,16,17]。林焕彩等[4]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龋齿多、失牙多者与多个单项的口腔生命质量有关并对总体口腔生命质量有影响,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似。也有牙周健康状况与口腔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Loker等[13,14,18]的研究未发现,牙周健康状况与口腔生活质量有明显关联。

2.2.3 心理和社会因素

除了口腔健康对老年生命质量有密切关系外,老年人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因素也影响着生命质量。我国学者发现经济较不富裕与牙齿外观不好、因牙齿不好看不敢笑和不能吃硬的食物有关[4],研究结果与Locker等[13]的报道相一致。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低者口腔生命质量较差[4]。

2.2.4 医疗保健服务

国外研究通常认为,定期看牙医者其自我感觉的口腔健康状况和口腔的功能状况均较佳[13,19]。但国内一项研究发现,使用牙科服务多者1 年内有牙齿或口腔疼痛的比例高,自觉口腔健康较差,总体的口腔生活质量也较差,这可能与我国老年人的预防性就诊行为差有关[20]。因此,在对老年人的口腔生命质量进行评估时,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因素中去考虑。

3 口腔健康及相关生命质量的评估工具

3.1 口腔健康状况评估工具

运用于护理机构的口腔健康评估工具已有发表,但是很少有信度和效度的评价。唯一发表的综合性的用于护理机构,可由护士评估的口腔健康评估工具是1995年Kayser-Jones等[21]研制的简明口腔状况评估表(brief oral health status examination,BOHSE),该表共有10个条目。其他黏膜或口腔卫生评估工具也有发展,但是这些工具都没有提供口腔卫生的综合检查。2003年澳大利亚卫生和老年部进行了一项研究,将BOHSE的内容和条目进行了简化,形成了口腔健康评估表(oral health assessment tool,OHAT)。2005年Chalmers等[22]对OHAT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评价,其内部相关系数为0.78,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目前该量表包括8个条目:口唇情况、舌头、牙肉及组织、唾液、真牙、义齿、口腔卫生、牙痛。每个条目的评分为0分~2分,总分越低口腔健康状况越好。

3.2 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评价工具

2004 年全国爱牙日主题为“口腔健康与生命质量”,中心口号是“促进口腔健康,提高生命质量”[23]。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ora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OHRQOL)是反映口腔疾病对病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影响的综合评估。仅仅通过客观的临床检查来衡量口腔疾病对病人日常生活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是不全面的。描述性统计学资料得出,不良的OHRQOL与牙齿脱落情况[24]、龋齿、种族[25]等有关。研究表明,促进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有利于生命质量的提高[26]。一般的生命质量量表,如36项医疗结局研究量表(medical outcomes study short-form,MOS SF-36)等不能识别出口腔疾病病人在社会接受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其对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测评不如口腔疾病特异性量表敏感有效[27]。口腔疾病特异性量表主要有以下几种。

3.2.1 主观口腔健康状况指数(subjective oral health state index,SOHSI)

SOHSI由Locker等[28]设计,包括咀嚼困难、言语受限、疼痛和其他症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交往不便、日常活动受限等8个方面。SOHSI最初用于老年人大规模的口腔健康调查,该指数对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口腔状况的反映均较敏感[29]。

3.2.2 日常生活牙齿影响指数(dental impact of daily living,DIDL)

DIDL主要用来评价牙齿状况对生命质量的影响,由牙齿外观、疼痛、舒适感、功能受限和总体影响5个部分组成,基本问卷包括36个条目。对条目的评价分3个层次并有相对应的计分(+1=有正面影响;0=有影响,但并不是完全负面的;-1=有负面影响)。每个尺度的权重通过个人回答总得分除以该尺度总的可能得分计算。该尺度的得分为所得权重再乘以个人在该尺度的回答总得分。各尺度分数相加得到总分[30]。

3.2.3 口腔健康影响量表(oral health impact profile,OHIP)

OHIP由Slade等[31]提出,包括功能受限、疼痛、躯体能力障碍、心理不适和社会功能障碍、心理障碍、残障等7个领域的49个条目。对条目内容的自我评价包括5个层次并有相对应的计分(0=从未,1=很少,2=有时,3=经常,4=很经常),每1条目都有1个权重,分数越高表明口腔健康状况越差。其最大优点是对评价标准条目的陈述都来自有代表性的病人群体,是所有评价标准中最精确者。同时OHIP还研制有一些短小版本,适用于大版本不适用的环境,如OHIP-14,OHIP-20 等。

3.2.4 日常生活口腔影响量表(oral impact on daily performance,OIDP)

OIDP试图量化1天中口腔问题对8个日常行为影响的相对频率。8个日常行为包括进食并享受食物、清楚的发音和说话、清洁牙齿、睡觉和放松、微笑或大笑和毫无困窘表现牙齿、能够控制日常情感而不易怒、承担主要工作和社会角色以及享受与人交流。评价影响频率的尺度为0~5,0为在过去的6个月从没有影响,5为在过去的6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影响。回答者必须评估影响的严重程度从1~5。每个条目的分数是频率的分数乘以严重程度的分数,各个条目分数相加得到总分[30]。

3.2.5 老年口腔健康评价指数(geriatric oral health assessment index,GOHAI)

GOHAI由Atchison等[32]于1990年提出,包括生理功能、心理社会功能和疼痛与不适3个方面的12条问题,对老年人的生命质量进行测评,总分12分~60分,分数越高表明口腔健康生命质量越好。作为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测评工具,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GOHAI中文版是我国学者于2003年研制[33],按照国际生命质量评价( IQOLA) 项目的标准程序,对GOHAI进行翻译、回译和文化调适,建立起GOHAI中文版。GOHAI中文版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1,分半信度系数0.80,条目-量表相关系数在0.3~0.71;重测相关系数为0.866 (P<0.01)[34]。经研究证明,GOHAI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性质,更能被我国各种层次、各种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接受。

4 小结

目前,国外关于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研究较多,国内还缺乏此类研究。由于老年人对口腔健康重视不够,口腔状况较差,严重影响到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口腔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估工具的开发为老年人口腔生命质量的调查和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了客观依据。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老年人口腔保健意识的提高、新的口腔护理用品和方法的运用、采取多种健康教育形式提高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及相关生命质量。

摘要：介绍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现状、老年人口腔相关生命质量的研究现况以及人口学、心理、社会等影响因素,综述老年人口腔健康及相关生命质量的评估工具。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第3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所有学生及其家长为对象,剔除无法获得身高、体重数据者和消瘦者。共发放1 723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 562份(90.66%)。其中男生793名,女生769名;初一、初二和初三学生分别为539,446和577名。年龄为(13.24±1.03)岁。

1.2 方法

从海淀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获得学生身高、体重数据,计算BMI后,根据BMI筛查标准判定超重和肥胖[3],根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大城市学生BMI的P5判定消瘦[4]。

由学生问卷获得年龄、性别、年级数据。由家长问卷获得家庭月人均收入(1~7分)、父亲文化(1~4分)、母亲文化(1~4分)、父亲职业(1~5分)、母亲职业(1~5分),5题得分之和即为社会经济地位得分(SES,5~25分)。

采用Varni等[5]开发的儿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4.0(PedsQLTM4.0)学生问卷测量生活质量。该问卷共23个条目,每一条目都是调查近1个月来某事件的发生频率,分0(从来没有)、1(几乎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4(一直有)5个等级进行评价,分别记100,75,50,25,0分。这些条目构成躯体功能(8条目)、情感功能(5条目)、社会功能(5条目)和学校功能(5条目)4个维度,分别计算各维度因子得分、社会心理因子得分(包含情感功能、社会功能、学校功能3个维度)和总分因子得分(包含所有4个维度),因子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

1.3 统计分析

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用SAS 9.1分析。采用χ2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组间均数比较。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学生SES为(20.90±3.32)分;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6.45%和12.42%,年级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超重率(20.93%)和肥胖率(17.15%)显著高于女生(11.83%和7.54%,P值均<0.01)。见表1。

2.2 超重、肥胖男生的生活质量

男生总分、躯体功能维度得分均表现为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超重组和肥胖组总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生活质量得分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超重、肥胖女生的生活质量

女生社会功能维度得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发现肥胖组和超重组、肥胖组和正常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正常组和超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他各得分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注:△正常组和超重组比较,P<0.05;◇正常组和肥胖组比较,P<0.05;*超重组和肥胖组比较,P<0.05。

注:◇正常组和肥胖组比较,P<0.05;*超重组和肥胖组比较,P<0.05。

3 讨论

有研究报道,超重、肥胖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至少在某些维度明显降低,最常见是躯体功能[6,7,8,9,10,11,12]和社会功能[6,7,8,9,10,11],学校功能和情感功能也有报道。本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男生的躯体功能和生活质量总分、女生的社会功能明显下降,提示超重、肥胖学生的生活质量更低,干预肥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研究显示,超重、肥胖对男、女生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模式,表现为对男生主要影响躯体功能,对女生则影响社会功能,因此干预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方面,超重、肥胖会影响男生的躯体功能,进而影响其整体健康状况。Sung等[13]发现,超重、肥胖儿童青少年自觉躯体功能状况和实际运动能力均显著降低,提示超重、肥胖男生躯体功能降低和实际运动能力降低有关。此外,男生比女生在躯体上活跃,对躯体功能更重视,因此更可能感觉到躯体功能下降。鼓励超重、肥胖男生参加体育运动不仅是控制体重的重要措施,还可能是改善其躯体功能和整体健康状况的首选策略。然而,躯体功能降低可能影响学生的运动自信,阻碍其参与运动,对干预造成不利影响。如何促使超重、肥胖男生开始运动,进而达到运动提高躯体功能状态树立运动自信坚持运动的良性循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超重、肥胖会影响女生的社会功能。研究发现,超重、肥胖儿童青少年常遭受教师、家长或同伴故意或非故意的取笑,在同伴中不受欢迎,被同伴孤立[14,15],其社会不适在轻度肥胖时即可发生[9]。本研究中女生社会功能降低主要与同伴的戏弄有关。这可能因为女生普遍希望身材苗条且更关注自身体重[15],导致肥胖女生更容易遭遇或感知到同伴的负向评论,甚至夸大这种评论。减少对肥胖者的负向评论,引导肥胖者正确对待这些评论,是干预女生肥胖时应该考虑的策略。此外,有研究发现,增加社会支持,采取减少看电视时间、提高运动水平和参加俱乐部等措施可以改善肥胖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功能[14],这也是值得关注的策略。

摘要：目的探讨超重、肥胖对初中生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使用PedsQLTM4.0问卷,对某中学正常体重、超重、肥胖组初中生进行生活质量调查分析。结果超重、肥胖男生躯体功能维度得分和总分均明显低于正常组,肥胖女生社会功能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肥胖组(P值均<0.05)。结论超重、肥胖对男、女初中生生活质量的影响模式不同,干预时应采取不同策略。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第4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11年6月至2013年3月我院住院的房颤患者87例,其中男50例,女37例,年龄43 ~ 82岁。 排除标准: ( 1 ) 有心脏瓣 膜病史,左室射血 分数 ( LVEF) 低于30% ; ( 2) 无法阅读或有沟通障碍者; ( 3) 曾行射频消融术; ( 4) 装有心脏起搏器或可植入心律除颤器的患者; ( 5) 甲状腺功能亢进; ( 6) 因心脏外科手术导致的房颤患者。所做研究均征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中有72例 ( 82. 8% ) 患者有中度高血压病史,23例( 26. 4% ) 患有糖尿病,房颤病程1 ~ 290个月,平均( 54. 3 ± 85. 2) 个月,其中34( 39. 1% ) 为阵发性房颤,23例( 26. 5% ) 为持续性房颤,30例( 34. 5% ) 为永久性房颤。有43例( 49. 4% ) 患者间断服药控制,5例( 5. 7% ) 服用抗抑郁药,2例( 2. 3% ) 服用抗焦虑药,19例( 21. 8% ) 服用抗凝药物,57例( 65. 5% )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

1.2方法

患者填写HRQL调查问卷,利用通用医学结果调查36项简表第二版( SF-36v2) 来测试。所有参与者均采用焦虑状态量表( STAI) 测量焦虑症状,采用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 BDI-Ⅱ) 测量抑郁状态。为了确定房颤患者HRQL的预测因素,生物学、心理学、个人社会领域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都需要评估。

1.3统计学处理

连续变量采用正态检验,正态分布变量包括年龄、 BDI-Ⅱ、SF-36 PCS评分。STAI采用自然对数转换来规范化,SF-36 MCS采用二次根转换。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来探讨每一项与SF-36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HRQL的预测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的变量的结果来源于HRQL调查问卷的所得数据( SF-36v2) 。

2结果

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性别、抑郁、焦虑、永久性房颤在SF-36躯体部分中显著预测( R2= 0. 372,P < 0. 001) , 占方差的37. 2% 。性别和抑郁症状是SF-36躯体部分重要的独立预测指标,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有更高的躯体部分得分,即更好的生活质量,抑郁症状得分较低的患者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在4个变量中,性别是最强的预测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年龄、性别、抑郁、焦虑、永久性房颤在SF-36精神部分中显著预测 ( R2= 0. 468,P < 0. 001 ) ,占方差的46. 8% ,在SF-36精神部分,焦虑和抑郁症状是较强的独立预测因素,焦虑和抑郁症状得分较低的患者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在5个变量中,焦虑是最强的预测指标。见表1。

注: SF-36 MCS 为 SF-36 精神部分; SF-36 PCS 为 SF-36 躯

3讨论

房颤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达0. 4% ~ 1. 0%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步升高,80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可达10% 以上[2,6,7]。目前对房颤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射频消融治疗也有相当高的复发率,因此有不少房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抑郁、焦虑情绪,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7,8],房颤患者的HRQL值得临床医护人员的关注。本研究入选87例房颤患者,评价房颤患者HRQL预测因素,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评价一系列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变量因素,发现女性房颤患者表现为更差的HRQL,与其他的文献[9]报道一致; 而且焦虑和抑郁症状是房颤患者的HRQL重要的独立预测因素。研究[10,11]表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心脏病史、心脏射血分数、房颤类型、房颤发作频率、确诊时间、服用药物,这些条件均相同的的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表现为更差的躯体HRQL。提示女性患者可能对房颤症状的感知有独特的反应,抑郁是其中最显著的相关性因素,而这种反应与较差的HRQL结果相关。房颤的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更容易发作,复发频率更高,心率更快。这表明相比男性患者,女性患者表现为更强的躯体功能损害,而不是心理损害。

焦虑症状与较差的心理功能相关,抑郁症状与较差的躯体及心理功能相关,焦虑、抑郁症状也与较重的房颤相关症状相关。本研究发现,在房颤患者中有11. 5% 表现有严重的焦虑症状。焦虑症状是SF-36v2精神因素中最强的预测因素。抑郁症状通过相关的认知和行为过程,有可能导致较差的躯体和心理功能,较重的房颤相关症状。抑郁情绪有可能会增加心律不齐,减少患者日常活动。通过持续的过度恐惧、与自我觉醒相关的烦躁、躁动症、失眠症,焦虑有可能会导致较差的心理功能、较重的房颤相关症状。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情绪低落、恐惧,长久保持抑郁焦虑症状 和较差的HRQL,并因此形 成一个恶 性循环[12,13]。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第5篇

1资料与方法

1.1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手术顺利并在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进行术后化疗,术后病理确诊为宫颈癌者;2Karnofsky(卡氏)评分≥60分者; 3与家属共同生活,且家属作为日常陪护者;4入选家属为日常关系最亲密且陪护时间最长的健康者; 5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自愿配合本研究。 排除标准:1远处转移或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 2预期生存期<6个月;3有严重术后并发症者;4合并严重心、脑、肺、肝、肾等器官功能障碍者;5患者或家属有精神疾病史。

1.2对象

以2010年1月~2015年1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182例及其家属182名为研究对象。 2010年1月~2013年6月入院化疗的90例患者为对照组,2013年6月~2015年1月入院化疗的92例患者为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年龄33~70岁,平均(45.32±9.29) 岁; 临床分期:Ⅰ 期32例,Ⅱ 期38例, Ⅲa期20例;文化程度:中学35例,大专或本科34例, 硕士及以上21例;家属90名,年龄25~58岁,平均(35.92 ±5.39) 岁, 男33名, 女57名, 日均陪护时间( 4 . 83 ± 1 . 24 ) h 。 观察组患者年龄36 ~ 71岁, 平均(46.32±8.56)岁;临床分期:Ⅰ期33例,Ⅱ期40例,Ⅲ a期19例;文化程度:中学38例,大专或本科30例硕士及以上24例;家属92名,年龄27~59岁,平均(36.55 ±4.37) 岁, 男36名, 女56名, 日均陪护时间(4.75±1.18)h。 两组患者及家属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以患者为主的健康教育,包括不良情绪干预,并配合宫颈癌疾病知识、手术治疗知识、化疗及其他辅助治疗知识、生活行为方式指导、并发症预防知识及出院指导等内容,采用一对一床旁教育方式。 观察组采用家属同步健康教育,主要分为患者教育、家属教育和共同教育3个方面。 (1)患者教育1心理干预:由我院专业心理咨询师指导,采用专业心理学量表进行心理特征分析。 针对宫颈癌患者心理特征进行心理干预,分别采用护士床边一对一心理疏导和情绪引导,通过语言交流、倾听和鼓励帮助患者纾解心理压力、面对压力源、应对压力;每周组织同期化疗患者进行团体心理治疗, 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由心理咨询师和护士配合进行话题引导、建立团体交流秩序和平等互信心理基础,逐步引导患者说出自己认为最严重的情绪问题及诱发事件,团体共同为其分析具体问题的不合理性,并在咨询师的引导下进行辨证认知训练,从而建立正确的认知问题和应对问题的方式,咨询师和护士的配合进行鼓励和激励,诱导正面情绪[4]。 2生活行为指导:在心理干预关于应对方式的基础上,对患者日常生活行为进行具体指导,如与病友、家人相处方式建议,自我形象管理建议,自我健康行为管理建议,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建议等,促进患者从自我管理到与环境融合的状态。 3放松训练:教育患者学会自我放松的运动,如腹式呼吸、冥想;推荐患者阅读、观看正面情绪书籍和影视节目,听轻松舒缓的音乐等。4疾病相关知识教育:采用多媒体、宣传册、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宫颈癌相关知识宣教,内容以浅显易懂为主。 (2)家属教育:由护士对家属进行一对一患者日常护理教育,并进行心理干预,倾听家属需求给予解答和疏导; 组织同期家属进行一次团体教育,包括健康知识、患者心理特征教育以及家属团体心理引导,方法与患者团体心理治疗相似。 (3)共同教育:在患者教育和家属教育的基础上在患者和家属共同在场时引导两者相互敞开心扉, 鼓励相互理解,共同面对治疗和康复。 在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遵循保密原则和尊重个人意愿的原则。

1.3评价工具

干预前和干预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社会支持量表、生活质量核心量表(EORTC QLQ-C30)对患者进行调查,同时采用C型行为问卷对患者家属进行调查。 1SDS:包含2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制,已被广泛应用于门诊及住院患者的抑郁评价,时效性为过去1周,采用标准分评价(粗分×1.25所得整数部分),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53分为抑郁[5]。2TCSQ:包含2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制,分为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两个因子, 因子得分越高该特征越明显,中国常模消极应对为(23.58±8.41)分,积极应对为(30.22±8.72)分[6]。3社会支持量表:包含10个条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对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评分越高社会支持越高[6]。 4C型行为问卷:共97题,采用4级评分制,分为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愤怒向外、理智、情绪控制、 乐观、社会支持分量表,得分越高该特征越明显[7]。5EORTC QLQ-C30:共30题,分为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5个功能维度和疼痛、疲乏、恶心呕吐3个症状维度,各维度采用标准分0~100分,功能维度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症状维度评分越高症状越明显[8]。 所有问卷均现场完成,全部回收,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Pearson直线相关系数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TCSQ及社会支持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SDS、TCSQ及社会支持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SDS、消极应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积极应对、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1。

注:t1、P1为干预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t2、P2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t3、P3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t4、P4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SDS:抑郁自评量表;TCSQ: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2.2两组患者干预前后EORTC QLQ-C30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EORTC QLQ-C30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疲乏、 恶心呕吐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2。

2.3两组家属干预前后C型行为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家属C型行为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家属焦虑、抑郁、 愤怒、愤怒向内、愤怒向外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3。

注:t1、P1为干预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t2、P2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t3、P3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t4、P4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EORTC QLQ-C30:生活质量核心量表

2.4患者SDS与家属C型行为评分的关系

SDS评分与家属C型行为评分经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显示,SDS评分与家属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外评分呈正相关(r=0.345、0.542、0.325、0.412,均P < 0.05),与家属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评分呈负相关(r=-0.429、-0.431、-0.358,均P < 0.05),与家属愤怒向内无显著相关(r=0.102,P > 0.05)。

3讨论

手术和化疗是宫颈癌治疗的重要策略,但手术不仅导致身体创伤,由此导致生殖功能损害使患者进一步受到心理打击,化疗使出现脱发、恶心、疲乏等不良反应加剧生活质量下降和不良情绪。 研究显示,恶性肿瘤患者抑郁发生率约为67.6%[9], 是主要的心理问题。抑郁状态受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有关,引起情绪异常的同时可导致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细胞免疫是机体主要的抗癌机制,患者抵抗力下降也会影响对化疗的耐受,从而对化疗效果的发挥、生活质量产生不良影响[10]。 患者家属是恶性疾病、危重疾病患者主要照顾者,研究表明,来自医疗、 患者、社会、家庭的压力不利于照看者健康,极易出现不良心理状态[11]。 C型行为特征也被称为易患癌行为特征,以压抑为主要行为特点,C型行为在恶性肿瘤患者及其家属中发生率均较高,而家属作为患者最亲近的人, 行为和情绪也可能对患者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 家属心理健康及健康教育需求逐渐受到重视[12]因此,本研究采用家属同步健康教育方式对观察组患者及家属进行干预, 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SDS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 且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对缓解患者抑郁状态的效果较传统健康教育方式更明显。

注:t1、P1为干预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t2、P2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t3、P3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t4、P4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家属同步健康教育以患者和家属为主要对象,兼顾两者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并将两者的交流互动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心理干预是患者和家属的主要教育内容,由专业心理咨询师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剖析,使患者在团体治疗中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压力源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团体的帮助下去面对这些对自己产生心理伤害的事件,在团体治疗中每一个患者都能感受到来自团体的支持,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而减少孤独、无助感,逐渐扭转回避型应对模式,建立面对疾病的勇气;引导患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并给予正面情绪刺激;完成正式问题、应对问题、乐观积极的心理转变过程[13]。 家属教育也主要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而重点在于让家属理解患者、纾解压抑情绪、纠正不良的行为方式,并从家属团体中获得支持[14]。 患者和家属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在重大疾病面前由于各自的顾虑、担忧而产生误会和不理解,甚至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产生嫌隙。 因此,健康教育将两者共同教育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在完成各自心理干预后,对患者和家属在日常护理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引导两者相互敞开心扉,促进理解,增强抗癌治疗过程的协同合作[15]。

本研究对患者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积极应对评分明显提高占据优势,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明显提高,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通过健康教育心理干预促进患者对心理压力的积极应对态度,从而更易于感受到外界支持也更为自信,有利于改善抑郁状态。 观察组生活质量改善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其中情绪功能改善最为明显。 观察组家属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愤怒向外评分明显降低,其中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是主要压抑型行为特征家属同步健康教育使之得到缓解,愤怒外向评分反映个体情绪发泄能力,但在宫颈癌患者家属心理干预中应强调正确的情绪调节,而不是发泄,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影响[16,17,18];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等积极因子评分明显提高。 进一步分析显示,SDS评分与家属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外评分呈正相关,与家属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评分呈负相关,说明对宫颈癌家属的同步教育有助于改善家属的C型行为并有利于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普遍存在抑郁情绪,家属的情绪行为可能促进患者抑郁症状,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并改善家属情绪行为。

摘要：目的 分析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对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抑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及家属C型行为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0年1月2015年1月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182例及182名家属为研究对象,按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90例和观察组92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式,观察组采用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干预前、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量表、生活质量核心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同时采用C型行为问卷对患者家属进行调查。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SDS、消极应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积极应对、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疲乏、恶心呕吐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家属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愤怒向外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SDS评分与家属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外评分呈正相关(r=0.345、0.542、0.325、0.412,均P<0.05),与家属情绪控制、乐观、社会支持评分呈负相关(r=-0.429、-0.431、-0.358,均P<0.05)。结论 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普遍存在抑郁情绪,家属的情绪行为可能影响患者抑郁症状,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并改善家属情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