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执行功能训练（精选4篇）

儿童执行功能训练 第1篇

当前对执行功能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执行功能是指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 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 以保证认知系统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实行特定目标的一般性控制机制;它的本质就是对其它认知过程进行控制和调节, 而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产生协调有序的、具有目的性的行为。简单来说, 执行功能是指有机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

周晓林整理了Smith和Jonides对执行功能五种过程的阐述: (1) 注意和抑制, 即将注意力集中于相关的信息和加工过程, 抑制无关的信息和过程; (2) 任务管理, 即复杂的任务的切割和安排, 在几个任务之间转换注意力; (3) 做计划, 即为实现某一目标, 对一些子任务的完成做时间或空间上的安排; (4) 监控, 即更新和检查工作记忆中的内容, 以决定在序列任务中的下一步; (5) 编码, 即在工作记忆中对事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编码组织。另外, 也归纳了Rabbitt对执行控制七个特征的描述:1) 为完成新异任务所必须;2) 不仅仅关注当前的内在和外在环境, 以构造对过去的解释, 而且试图对将来产生主动的控制;3) 为启动新的行为系列、中断正在执行的反应所必需;4) 为阻止不恰当的行为反应所必须;5) 执行控制能够从一项任务迅速转向另一项任务;6) 为监控自己的表现、纠正错误、改变计划、或意识到新的机会和可能性所必需;7) 执行控制使得注意能够长时间地保持。综上可见, 执行功能作为认知的重要方面, 可能与人类许多高级心理功能有密切关系, 其在个体能力的发展和对环境适应的协调方面起重要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 更多研究者通过对执行功能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 执行功能这个复杂的认知结构包含一系列可分离的独立成分。2000年, 美国心理学家Miyake等首次使用潜变量分析方法,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发现了注意转换能力、记忆刷新能力和抑制优势反应能力三种相对独立的执行功能。在此基础上, 2005年, 中国心理学家陈天勇、李德明运用同样的方法, 以142名18~85岁的健康成年人为被试, 对其九项执行功能任务的成绩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 九项任务与对应执行功能间的因子负荷较高 (汇聚性效度好) , 而不同执行功能间的相关较低 (鉴别性效度好) 。2006年, 英国心理学家Helen等以51名小学生为被试进行的任务转换、刷新和抑制三种执行功能的可分离性实验也表明, 年龄为11~12岁的小学生中存在抑制功能和刷新功能的可分离性。当前, 文献中提及最多的是三种执行功能的成分:抑制控制、转换和刷新。

二、执行功能的测量

执行功能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验任务与执行功能概念的界定密切相关。早期把执行功能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研究范式时, 主要采用比较宽泛的认知实验模式, 如威斯康星卡片分类, THO、随机数字生成、OTA等。但随着执行功能的可分离性得到验证, 为了满足针对更具体的认知过程的测量, 当前对不同执行功能成分所使用的测查方法也不一样, 且趋向于更敏感、更简单的测量方式。再者, 不同的研究者常根据其具体的研究目的而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或修改相应的刺激材料及实验参数去测量不同群体的同一执行功能成分, 由此而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执行功能测试方式。执行功能的各种测量方法主要是以被试的反应时、正确率为指标, 因此, 常借助于各种计算机软件编制实验程序, 如Visual Basic、Visual C++、Delphi、E-prime等软件。计算机通过被试的按键反应或麦克风语音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及正确率, 可以实现更为精确的数据收集。

当前对于执行功能的测量任务, 很多研究者都关注任务的纯度问题, 即所使用的任务所测查的是否只是某一种执行功能, 换言之, 即所能测出某种执行功能的效度问题。因此, 很多研究者还致力于实验范式的改进, 如对不同年龄阶段经常使用的任务范式也有所不同。下面简单阐述抑制控制及转换功能的任务范式。

抑制控制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 当前研究者更为关注对它的考察, 因此, 抑制控制研究的任务有很多, 如较为经典的是Stroop范式, 其次还有信号抑制任务、反向线索任务、白天黑夜任务、Go-No go任务、返回抑制任务、汉诺塔任务、负启动范式等。

转换功能的具体体现是当两项任务竞争同一认知资源时, 对这两项任务相互转换的控制过程, 这是一种在指导语指引下的、内源性的注意控制机制, 因此, 通常采用任务转换范式来研究转换加工, 如数字-字母任务、加-减法任务、词类转换任务、局部-整体任务等。

刷新体现了人们不断对记忆中内容进行修正的能力, 对于刷新功能的研究常采用活动记忆范式 (Running Memory Paradigm) 、N-Back (n-back paradigm) 范式、Palladino记忆刷新任务和知识刷新任务等。记忆刷新功能是工作记忆中央执行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 是根据任务的目标, 对工作记忆中的内容进行持续修正, 以便纳入新信息的能力。

三、国外对儿童执行功能进行训练的研究概况

国外率先开展了对执行功能障碍儿童的干预研究, 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来自临床治疗的证据, 对注意障碍多动综合症 (ADH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儿童的认知训练表明, 通过训练可以提高儿童的自我控制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用指导语训练儿童控制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如训练儿童完成作业, 训练程序是:首先让儿童观察父母或老师大声自言自语的作业, 然后在儿童作业时, 在旁述说指导语指导儿童做作业, 进而让儿童自己边说指导语边做作业。事实证明, 这种方法能大大减少儿童的多动或冲动行为。

Marlowe等 (2000) 认为, 儿童执行功能障碍往往伴随着高级语言功能障碍, 儿童高级内部语言缺失更容易导致执行功能缺陷, 根据这一理论, 他们假设通过训练和强化儿童内部语言, 可以提高对复杂任务和自我调控行为的语言中介调节作用, 于是, 他们采用认知行为方式, 对执行功能障碍儿童进行训练, 训练儿童的内部语言监控这样一种元认知策略。结果表明, 训练对改善儿童的执行功能障碍, 提高儿童的执行能力是有效的。

此外, Kerns和他的同事对学龄期的ADHD儿童进行了注意力训练, 结果显示能有效改善持续性注意能力和抑制控制能力, 但没有改善工作记忆 (Kerns, Eso&Thomson, 1999) 。Klingberg和他的同事对7~12岁的ADHD儿童进行了为期五周的密集训练, 结果显示能改善儿童的工作记忆、抑制控制能力和推理能力 (Klingberg, Forssberg&Westerberg, 2002;Klingberg, Fernell, Olesen, Johnson, Gustafsson, Dahlstr觟m, Gillberg, Forssberg&Westerberg, 2005) 。Thorell和他的同事对65名4~5岁的正常儿童开展了工作记忆训练和抑制控制训练, 结果显示训练没有提高抑制控制能力, 但显著改善了工作记忆 (Thorell LB, Lindqvist S, Bergman S, Bohlin G&Klingberg T, 2008) 。

国外的训练研究大多集中在多动症儿童 (ADHD) 、学习障碍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发展有缺陷的人身上, 对正常儿童中执行功能发展相对滞后的儿童的训练研究很少。

四、国内对儿童执行功能进行训练的研究概况

国内对执行功能的训练研究开展得很少, 仅有四项, 但针对的都是正常儿童中执行功能发展相对滞后的儿童, 与国外的训练研究形成了互补。

丁芳 (2004) 考察了幼儿的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训练效应, 他们使用卡片分类任务、日/夜stroop和熊/龙stroop任务对3~4岁的幼儿进行抑制控制训练, 结果表明, 抑制控制任务训练影响了幼儿在所有抑制控制任务上的表现, 证明了训练的有效性。

文萍 (2007) 考察了36名8~9岁的正常儿童的抑制控制训练效应, 使用日/夜stroop任务和听句子广度任务进行抑制控制训练, 研究结果发现, 两个抑制控制训练组在三种执行功能任务上的后测得分都显著高于控制组, 说明抑制控制训练对执行功能产生了影响, 抑制控制能力的训练促进了儿童在执行功能任务上的表现成绩。

李凌云 (2007) 对36名正常儿童进行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 考察训练前后执行功能是否有变化, 结果发现策略训练后刷新功能有显著提高, 转换功能有较大提高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抑制控制无明显变化。

陈英和等 (2009) 考察了40名二、四、六年级儿童的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训练效应, 使用改编的Stroop任务、改编的类别颜色转换任务和改编的cossi模块任务进行训练, 结果显示对工作记忆表现水平较低的儿童较难通过记忆训练得到显著的提高;而对抑制或认知灵活性表现水平较低的儿童进行相应的训练, 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在这些任务上的表现,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有效的训练对提高小学儿童执行功能具有积极作用。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 发现执行功能的训练研究关注执行功能发展相对滞后的正常儿童还是太少;训练多是对某个子功能进行训练, 带来的是某个子功能上的提高;而且训练内容多是具体任务式, 即如果要训练转换功能, 就用转换任务范式中的一种来进行训练。

摘要：执行功能是指有机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 是目前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执行功能是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儿童的执行功能进行训练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对儿童未来的学习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介绍了国内外对儿童执行功能进行训练的研究开展状况。

关键词：儿童执行功能,抑制控制,训练

参考文献

[1]文萍.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文萍, 李红, 等.6~11岁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研究[J].心理学探新, 2007, (3) :38-43.

[3]Kerns, K.A., Eso, K., &Thomson, J.Investigation of a direct intervention for improving attention in young children with ADHD[J].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1999, (16) , 273-295.

论儿童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第2篇

一、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的研究

认为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发展存在相关基于以下几条理由: (1) 年龄发展的一致性。有研究认为, 执行性功能重要的发展变化出现在3~6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期是学前期, 可见儿童执行性功能发展变化的时间也是心理理论显著进步的时间。 (2) 脑部位的一致性。如同执行性功能, 脑成像研究显示额叶也是心理理论能力发生的部位。 (3) 孤独症个体。一般来说, 心理理论缺失的孤独症个体, 同时也伴有执行功能障碍。

1、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具有功能上的依赖关系 (因果论) 。

(1) 执行功能发展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Russell (1996) 认为, 行动监控是初期自我觉知的前提, 反过来自我觉知又是建立心理理论所必需的。所以可以说, 行动监控就是心理理论的前提。因为行动监控是执行性功能的重要方面, 因此又可认为执行性功能是心理理论的前提, 也就是说, 没有执行性功能就不能有心理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执行功能发展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Perner等 (2002) 对有ADHD危险的儿童的执行控制和高级心理理论的研究显示:实验组在执行功能上的缺损与控制组差异显著, 而高级心理理论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出现了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分离, 这在一结果不支持后期的心理理论由前期的执行控制能力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 (2) 心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执行功能的发展。心理理论的发展也可能引起了执行功能的提高。Perner等人已指出元表征能力对儿童自觉控制行动是必要的。他们提出儿童要成功完成执行任务, 必须能够表征他们的行动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障碍, 例如先前学习或惯常反应趋势。就这种观点来看, 自我监察过程要求表达高级状态的手段, 即是说, 需要心理理论。因此, 发展不完好的心理理论可能会引起执行功能的缺失。

2、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平行发展的关系。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功能依赖关系无法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心理理论任务 (如错误信念任务) 与特定的执行性功能任务 (需要抑制反应的倾向) 在同一年龄掌握。有观点认为, 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是两个平行发展的心理过程。 (1) 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包含共同成分。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在同一年龄掌握可能是因为两者包含有共同的成分。廖渝等研究显示:膝跳反射任务, DCCS任务与“知否问题”三者间有显著的相关, 且其高相关在排除年龄及语言能力的影响后仍保持显著, “双表征区分结构”可能是三者间共同的成分, 说明心理理论的意图理解的成分与执行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抑制控制 (Inhibitory ControlIC) 是心理理论包含的执行性成分。无论是心理理论任务还是执行功能任务, 如果儿童不能较好地克服当时的优势倾向或优势想法的影响, 那么他们就不能顺利地通过任务。同时不同抑制控制的难度水平在幼儿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同。某些心理理论任务包含工作记忆、计划能力等执行性成分。在心理理论任务中, 儿童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作记忆能力才能记住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完成心理理论任务。规则使用可能是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共同成分。规则使用是执行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Frye等人假设仅仅含有嵌入规则结构的任务才会与心理理论相关, 据此假设他们认为标准心理理论测验任务与很多执行功能任务均涉及到规则的使用, 即均要求儿童使用高级规则来选择条件并从中作出推理。Zelazo等对抑郁症患者研究显示, 不同的抑郁程度心理理论与规则使用相关不同, 严重损伤者两者不相关, 中等损伤者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与规则使用表现呈高相关, r=0.82。 (2) 第三种认知成分的影响。另外, 两者可能受第三种认知成分的影响而导致其发展时间的一致性。有研究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第三种认知成分是语言。心理理论发展和执行功能发展在聋童身上表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有可能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本身可能就是两种独立的心理现象, 二者在正常儿童身上的发展一致性只是一种巧合, 在聋童身上的发展才反映了其真实关系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语言究竟在儿童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发展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以及这种作用的影响深远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3、从脑机制研究看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针对这些可能的关系, 一部分研究者企图通过另一个途径脑机制研究来探讨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及其与执行功能的关系问题。如果心理理论的发展确实与执行功能的发展有关, 那么在解决与心理理论有关的问题时, 其神经机制必然涉及到大脑中与执行功能有关的区域。目前还不能简单的给心理理论定一个具体的脑区位置, 但是心理理论很可能是受一个联系广泛的环路来调节的, 其中前额叶中部和眶额皮层似乎是主要成份;杏仁核也可能是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到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大脑某些区域是共同的。大致来看, 额叶与心理理论有关, 执行功能也是受前额叶控制的, 所以可认为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处于共同的脑区域。

二、展望

儿童执行功能训练 第3篇

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To M) 是对自己和他人愿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的认识, 以及对基于心理状态而产生的相应行为的预测与解释。心理理论所研究的心理状态包括:错误信念、假装、欺骗等, 其中错误信念是心理理论的关键。信念是对外部世界的表征, 信念可能正确可能错误, 学界普遍将错误信念任务的通过视为儿童掌握了心理理论的标志。意外地点任务、意外内容任务、外表—真实任务是错误信念的经典研究范式。研究表明, 3~6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年龄分界线为4岁。

2 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EF) 通常是指个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执行功能有3种主要成分: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WM) , 抑制控制 (Inhibitory Control, IC) , 认知灵活性或定势转变 (Set Shifting, SS) 。其中, 抑制控制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执行功能的研究范式十分丰富, 如优势规则抑制任务、矛盾冲突任务、问题解决任务、图片工作记忆任务、心理理论任务、延迟满足任务等。其中A非B, 维度变化卡片分类 (DCCS) , 延迟任务等更是成为经典的研究范式。研究发现, 儿童的执行功能从1岁开始发展, 12岁左右很多EF指标达到成人水平, 3~5岁是其关键发展期。

3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关系

3.1 相关研究

3.1.1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相关

学前期是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期, 所以研究往往以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 采用数个心理理论及执行功能的研究任务的结合 (task battery) , 这些任务分别反映执行功能或心理理论的不同方面。例如可能包含不同执行功能成分的任务:DCCS任务拥有IC与WM的结合成分, 延时任务只有IC成分;心理理论任务可分别从三种角度划分为测量自我信念任务与他人信念任务, 测量信念、愿望、假装等方面的任务, 解释性错误信念任务与预测性错误信念任务。采用不同的任务有助于确定究竟是EF的哪些维度与心理理论的哪些方面有关。通过测查儿童EF与To M成绩, 控制或者不控制年龄、家庭背景、语言能力等变量, 研究者们考察各种条件下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具体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相关关系显著。Wellman的元分析表明执行功能任务与心理理论任务之间相关为0.6, 在排除年龄、言语能力等控制变量后, 这种相关仍然显著。对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各成分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 抑制控制 (IC) 可能是欺骗的本质特征, 即使控制年龄、语言能力变量之后二者仍显著相关, 而控制这些变量后IC与错误信念相关不显著。解释性错误信念任务与抑制控制的关联比预测性错误信念任务与抑制控制的关联更大, 说明在心理理论的发展中不是抑制控制单单起作用那么简单。独立的抑制控制 (IC) 并非造成EF与To M相关的单一因素, EF与To M的联系应该有更为深层的机制。Carlson和Moses分别用冲突EF任务与延时EF任务研究EF与To M关系, 发现冲突EF任务 (IC与WM结合) 相比延时EF任务 (单纯IC) 更能有效预测错误信念任务。说明抑制控制 (IC) 跟工作记忆 (WM) 的结合才是错误信念任务的显著预测指标。

3.1.2 有限制的相关

EF与To M的关系也不能理解为To M任务包含EF任务那么简单, Perner等发现解释版本的错误信念任务与卡片分类任务相关很显著r=.65, 而在控制年龄、智力之后, 单纯IC的EF任务与错误信念任务相关小, 这可以说明, 即使是不包含明显IC要求的错误信念任务, 执行功能仍对其起到了作用, 而且不仅仅是抑制控制那么简单。执行功能可能只在需要刷新表征以保持跟客观事实一致的心理理论任务中才起作用, 而对那些纯粹客观的心理理论任务不起作用。

3.2 两者关系的神经脑机制研究

社会知觉成分相关脑区为杏仁核, 社会认知相关脑区为前额叶皮层。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共同涉及到了前额叶。Bach等考察了一位前额叶切除病患的To M能力与EF水平, 发现病患的高级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严重受损, 而一级心理理论与心理状态认知能力均未受损。这说明执行功能并非心理理论的必要条件。Fine等人研究一例杏仁核受损的被试, 发现其心理状态表征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但执行功能未受损伤, 说明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相互独立。

3.3 因果研究

3.3.1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互为前提

一些研究发现心理理论的发展以执行功能为前提。如Hughes观察儿童在一年前与一年后EF与To M成绩。一年前的EF成绩可以用来预测一年后的To M成绩, 反之则不。Flynn等对21名儿童抑制控制与错误信念间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研究, 发现大多数人通过执行抑制任务早于他们获得心理理论;同时他发现, 儿童的执行功能是稳定提高的, 而心理理论发展则不稳定, 甚至发生退回现象。Benson也发现执行功能好的儿童比不良的儿童更能通过训练而获得心理理论的发展。作为心理理论的前提, 执行功能可能影响心理理论的发生 (发生说) , 或者影响心理理论的表达 (表达说) 。表达说认为, 儿童已经拥有了信念表征能力, 但由于执行功能发展滞后, 无法抑制对真实状态的表达, 所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失败。发生说则认为儿童的执行能力能够使儿童远离当前刺激, 能在当前刺激的表征水平上进行反应。只有具有正常的执行功能, 心理理论才会顺利产生。Wellman的元分析结果支持发生说,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表达说。

而支持心理理论是执行功能前提的观点则认为, 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良好理解, 能够使儿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与行动。

3.3.2 二者的发展都以某些共同因素为前提

Frye等人则认为EF与To M有共同的前提。他们提出认知复杂性与控制理论。该理论认为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错误信念任务拥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嵌套规则。Frye发现, 2.5岁儿童只能执行单一的一级规则, 3岁儿童只能执行一对一级规则的整合, 4岁以上儿童才可用更高规则来整合两对规则。由此来看, 4岁前儿童不能通过执行功能DCCS任务与错误信念任务, 因为他们还不能在两种不同的条件下转换。

4 小结与展望

纵观该领域的发展, 我们发现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相关, 且EF的不同成分能够预测To M的不同维度, 心理理论的执行功能说也为研究所支持。认知神经研究也显示EF与To M的密切关系。同时, 该领域也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如各种EF和To M任务是否能反映其声称的内容?认知神经研究的样本小、伦理上只能选取成人被试。这些问题要求将来的研究关注于范式的改进和大样本的认知神经研究;同时二者因果关系的研究也仍有重要价值。

摘要：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行为的推测与解释, 执行功能是个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 作为一般认知能力的执行功能和作为社会认知能力的心理理论之间相关显著。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可能互为前提, 也可能以某个共同因素为前提。范式改进、两者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以及大样本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将成为今后此领域的发展方向。

儿童执行功能训练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眼科门诊系统矫治、随访及复查记录完整的单纯性近视性弱视儿童共102例(172眼),年龄3~17岁,初治年龄2~11岁,男57例(93眼),女45例(79眼),并选取同期在眼科门诊就诊的非弱视的近视儿童65例(130眼)作为对照组。通过回顾病历及询问家长,收集患儿曾行弱视治疗的所有方法、每种方法的治疗时间、每次复查时矫正视力及近视度数变化情况、治疗依从性等资料。近视性弱视的诊断参照1996年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2]制定的弱视定义,对<4岁儿童的弱视诊断参考“标准”中有关说明,定为矫正远视力4.8(0.6)。

1.2 检查方法

视力: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裸眼及矫正视力。眼位:采用33 cm角膜映光法、同视机检查。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前节,直接眼底镜检查眼底及注视性质。排除眼部器质性病变及先天性因素导致的眼病后,5周岁以下患儿用1%阿托品眼膏连续散瞳3 d,每天3次,5周岁以上者以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散瞳,每5 min 1次,连续4次。散瞳成功后用TOPCON的KR7100P电脑验光仪结合带状光检影镜检查,记录屈光度数,确定最佳矫正视力及所需球镜度数。

1.3 治疗

患儿配戴合适度数的矫正眼镜后,分别使用红光闪烁治疗仪、近距离视功能训练,以及红光闪烁治疗仪和近距离视功能训练联合治疗3种不同方法进行弱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所有患儿3个月至半年复查1次戴镜视力,每年散瞳验光1次,根据屈光度及视力改善情况,调整戴镜度数及治疗方法。37名患儿(70眼)治疗过程中先后采用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每种方法至少持续1年。入选患儿弱视治疗时间最长为12年,最短1年2个月,48名患儿(89眼)每种方法的持续时间达两年或两年以上。

1.4 疗效评价

疗效评价按中华眼科学会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2]的评价标准。无效:治疗后视力提高<2行或不变甚至退步。进步:视力提高2行或2行以上。基本治愈:视力提高至0.9或以上。痊愈:经过3年随访,视力仍保持正常。近视度数变化:度数增加<0.5 D为轻度变化,度数增加0.5~1.0 D为中度变化,≥1.25 D为显著变化。

1.5 统计学处理

以1年为单位时间,分别统计3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及对近视度数增加的影响。采用SPSS 11.5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资料统计

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组平均年龄(7.62±0.22)岁,屈光度分布为-1.00~-9.50 D,平均屈光度为(-4.25±0.32)D;近距离视功能训练平均年龄(6.87±0.45)岁,屈光度分布为-0.75~-8.50 D,平均屈光度为(-3.75±0.43) D;联合治疗组平均年龄(6.51±0.33)岁,屈光度分布为-0.50~-9.00 D,平均屈光度为(-4.25±0.37) D。单纯近视对照组平均年龄(7.06±0.65)岁,屈光度分布为-0.50~-10.00 D,平均屈光度为(-4.25±0.41) D。各组年龄、性别、屈光度、弱视程度经统计学处理,均为P>0.05。

2.2 疗效

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与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组及联合治疗组疗效相近,3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χ2=2.74,P>0.05),见表1。

注:( )中为所占百分比

2.3 近视度数变化

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近视度数增加程度高于单纯近视对照组,两组有显著性差异(χ2=6.26,P<0.05);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与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组比较,两者近视度数增加有显著性差异(χ2=18.03,P<0.05);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与联合治疗组比较,近视度数增加无显著性差异(χ2=0.38,P>0.05);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组近视增加度数与单纯近视对照组接近,两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χ2=4.76,P>0.05)。见表2。

注:( )中为所占百分比

3 讨 论

近视性弱视的临床治疗效果不佳,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难题。儿童近视性弱视主要是近视眼长期妨碍外界物体对视网膜的刺激,致使视网膜成像模糊,出现视功能发育受到抑制,视觉发育延迟所致。儿童近视性弱视疗效之所以差,首先是由于按儿童屈光发展的趋势来说,儿童眼轴长度随生长发育而增长,近视度数明显存在加深的趋势[3],而远视度数则有降低的趋势,故综合治疗效果不及远视性弱视。其次,近视性弱视,尤其是高度近视性弱视,矫正视力通常很差,许多病人可能合并眼底病变,而临床上未能进行检查予以排除,所以这种矫正视力低下的情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视,却潜在地影响了弱视治疗的效果。另外,弱视的治疗与近视度数的加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近视患儿看近物相对清晰,异常的是远视力,近视性弱视缺少的视觉刺激是远距离目力的刺激,而弱视治疗过程中的近距离视功能训练增加了近距离目力的使用,会加重近视眼的屈光度增长。

对于屈光不正性弱视的治疗,首先要配戴合适度数的矫正眼镜,使得外界物体在视网膜形成清晰物象。在保证视网膜清晰物像的前提下,适当地进行增视训练,更有利于唤醒黄斑部“休眠”的视锥细胞及视觉通道,并兴奋视觉中枢。近距离视功能训练是对弱视眼的一种特别应用锻炼,有利于视觉发育和视力提高,应用于临床各种类型弱视的治疗,效果显著,是儿童弱视治疗成功的重要环节。弱视治疗仪辅助训练,如海丁格光刷、红光闪烁、后像疗法等,利用色光唤醒视锥细胞或视中枢细胞,通过增加视细胞的敏感性而间接増视,是目前临床使用较多的弱视辅助治疗手段。

Holmes等[4]对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的研究表明,它可提高视力,但统计学上与其他治疗方法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显示,单独应用红光闪烁治疗仪和近距离视功能训练治疗效果无显著差异,而在红光闪烁治疗仪的基础上联合应用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疗效也没有获得显著性提高(P>0.05)。本研究中,近视性弱视治疗的有效率为44.5%,基本治愈率为3.8%,低于闫磐石[5](痊愈率40.0%)和叶采华[6](有效率81.03%,痊愈率56.90%)的报道。弱视治疗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申长礼等[7]报道,弱视治愈时间最少为3个月,最长为7年,平均2.5年。近视性弱视相较其他类型弱视,需花费更长的治疗时间。本研究观察对象中弱视治疗时间最长为12年,仅有1人,平均治疗时间为1.9年,故治愈率明显较低。

本研究中,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近视度数增加程度明显高于单纯近视对照组(P<0.05),与单独使用红光闪烁治疗仪比较,近距离视功能训练也明显加剧了近视度数的增加(P<0.05)。1年内近视度数增加大于1.5 D和0.5~1.0 D之间者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组为25.0%和50.0%,联合治疗组为13.8%和50.8%,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组5.4%和55.9%。单独使用红光闪烁治疗仪治疗者近视度数逐年增加情况与单纯近视者接近(P>0.05)。以上结果显示,近距离视功能训练确实具有加剧近视度数增加的作用。

临床上针对近视性弱视的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收集近视性弱视儿童临床病例,回顾性获得其治疗资料,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各个病例的历史资料。但也正因为是回顾性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受到限制,如患儿治疗的依从性、家长的监督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可信度。这个问题可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通过延长研究时限、增加研究病例数、定期跟踪随访等得以改进。

综上所述,在近视性弱视的治疗中,近距离视功能训练与使用红光闪烁治疗仪疗效相近,联合应用两种方法疗效无显著提高。而较之其他治疗方法,近距离视功能训练加剧了近视性弱视儿童近视度数的加深。因此,在近视性弱视的临床治疗中,应该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尽量减少或避免进行近距离视功能训练,转而采取其他治疗方法。由于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要求治疗过程中要定期复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从而保证获得最优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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