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民俗文化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之一，而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历来也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难点之一，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又要让外国读者清晰明了。最近十几年兴起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可以说是最具中国色彩的翻译理论，为中国学者的汉英翻译提供了一条指导道路。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其中的译者中心和适应/选择原则来探究最具中国民俗代表性的十二生肖的翻译，为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翻译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俗文化词项 生态翻译学 十二生肖的翻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近十几年兴起的新的翻译理论，中国学者胡庚申为此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此理论以适应/选择原则为其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观念，更强调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十二生肖文化是中国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中国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之一，而关于十二生肖的翻译，除了虎、蛇、马、猴、狗的翻译比较统一，较少争议外，其他生肖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比如羊年的翻译，彭博社直接把它的全部翻译都列上去——the Year of the Sheep， Goat or Ram，显得极为可笑。生态翻译学的兴起恰好为这些生肖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本文旨在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译者中心和适应/选择原则来探究其更为恰当的翻译，为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翻译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于2001年起步，于2009年全面展开。纽马克是最早提出翻译生态这一术语，他把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翻译的生态学。其后不断有学者延伸和扩展翻译生态这一概念。而中国学者胡庚申、许建忠等则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依据他们对生态翻译学的定义，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和成因，进一步掌握翻译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翻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简单说，就是把生态学的各种理论和成果纳入到翻译研究当中去，考虑原作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一种翻译理论。其中胡庚申学者出版了《生态翻译学》一书来系统阐释生态翻译学，更提出了翻译要以译者为中心原则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1.译者为中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翻译的桥梁，一名译者的好坏，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翻译的效果如何。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胡庚申学者认为这一理论研究的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译者为中心这一翻译理念直接把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其更加强调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2.适应/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适应，也要选择，即适应中要有选择，选择中要有适应。其具体特征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也是一循环过程，求存、生效是适应的目的，优化选择是适应的手段；而选择则是汰弱留强。所以说最佳的翻译则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三、生态翻译学角度下的十二生肖翻译
民俗文化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难点之一，因为民俗文化中具有太多文化负载词，而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化，承载了民族感情。所以对这些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普遍都具有争议性，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道理。十二生肖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英文翻译历来都有争议。在此，笔者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剔除争议较少的虎、蛇、马、猴、狗的翻译，对剩下的生肖进行自己的翻译理解解析，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有所帮助。
1.鼠是“mouse”还是“rat”？对于鼠，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一种体型较小带毛，鼻子尖尖，尾巴长长的动物。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可以发现英语中的“mouse”和中文中的老鼠具有一样的特征，而“rat”只是像大老鼠。同时在文化寓意上，“mouse”更为流行，在外国人眼中是一种较为可爱的小动物。所以，在鼠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下，“mouse”更为适合。
2.牛是“bull”、“ox”还是“cow”？在中文，牛是勤劳的代言，同时也是力气非常大的一种动物。而在英文中“cow”多用于产牛奶的母牛；“ox”虽然是通常用于干农活的公牛，但是却是被阉割的牛，在中文中“阉”这个字通常都带有贬义；对于“bull”，英文解释为公牛，但是考虑到英文里这个词的周围生态环境，不难发现“bull”通常代表英勇，比如公牛队的名字就是“bull”。所以依据笔者的理解以及这些词的不同文化含义，“bull”更为合适。
3.兔是“rabbit”还是“hare”？在中国，一提到兔子，大家都会想起浑身白色毛发，体型较小的可爱小动物。而在英文词典中“rabbit”这一词的解释也跟中文里的兔子形象接近，体型小，有着长耳朵和柔软的皮毛；“hare”则被解释为与“rabbit”相似，但是体型较大，善跑。从中可以看出，“rabbit”一词更适合中文的生态环境，所以较为准确。
4.龙是“dragon”，“tiger”还是“Long”？众所周知，在英语里“dragon”是一种喷着火邪恶的怪物，而在中文里龙则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有明显不同的含义。所以曾有译者把亚洲四小龙翻译成“tiger”，或者直接音译“Long”。因为生肖里已经有虎的存在，所以“tiger”不可取。笔者考虑到随着近来中国地位形象在国际上的提升以及中华文化的输出，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龙已经有所了解，龙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生态环境已经有所改观，所以直译“dragon”比较合适。
5.羊是“sheep”还是“goat”？在中国，说到羊，大家都认为其性情温柔善良，夸赞某人脾气温柔，也会说“温顺的像只小绵羊一样”。在英语里面，“sheep”的解释直接对应绵羊，而“goat”则对应山羊。但是因为“goat”在英文里经常与贬义相连，且在圣经里也被解读为坏人。所以依据适应选择理论，“sheep”更为准确。
6.鸡是“chicken”、“cock”、“fowl”还是“rooster”？鸡在中文里一般是家禽，是统称。在英文里，“chicken”虽然也指家禽，但是却含有胆小鬼、懦夫的意思；“cock”指公鸡，同时还含有性器官的意思；“fowl”指家养的用来食用和生蛋的鸡，是鸡的通称；“rooster”是指成年的公鸡，跟“cock”的意思差不多。所以根据鸡在中文还有英文里的语言生态环境，剔除一些不恰当的意思，“fowl”这个通称更为合适。
7.猪是“pig”、“boar”还是“hog”？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所说的猪，一般都指人类所圈养的，可以被食用的，体型偏胖，四肢短小的家畜动物。虽然在猪年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享福之人，但是不可否认，猪在中国文化里也是好吃懒做、蠢笨的典型，经常会听到诸如“蠢笨如猪”这样的骂人之语。而在英语中，“boar”指的是野猪，公猪，也是英勇斗士的象征，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hog”指（供食用的）阉公猪，还有贪婪者的意思；“pig”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的解释非常符合中国人心中猪的形象，同时“pig”在英语里也可以被用来当骂人的话。综上，无论是在中西方的文化里面还是本身的语义上面，选择“pig”是更为贴切与精准的。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最近兴起的翻译理论，同时也是中国学者作出最大贡献的理论，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基础来看，其对中国人进行英文翻译尤其是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翻译者只有在了解并适应了两种文化的语言生态环境后，结合自己的知识与历史经验，选择合适的翻译才是最佳的翻译。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十二生肖的翻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3]李双梅.曾传生.也谈生态翻译三维原则——以海南特色民俗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4]刘白玉.对十二生肖汉英翻译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4）.
[5]刘淼.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过程[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12）.
[6]田英霖.英汉动物词汇的跨文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7.
[7]张雪晶.初探十二生肖的翻译[J].海外英语，2012，（4）.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与高中相比, 大学生英语教育已经不再需要面临极大的升学压力, 但是还是要经受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老师的教学方式与传统的应试教育别无二致, 在日常的教学中, 教师仍然将重点放在学生的写作、听力和阅读理解上, 并以通过四六级考试为最终目的。这种教学方法虽然能使学生对英语基础知识有一个扎实的掌握, 但对提高大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 特别是反映其能力和提高其英语能力的英语翻译, 影响不大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学生太过于依赖考试定势思维, 忽略了英语翻译中灵活运用的必要性。许多大学教师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很少提及这一点, 这导致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四年后仍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从而使学生的翻译能力达不到“信达雅”的要求, 甚至不能满足译者沟通的基本要求。这种老套的教学方法早已弊端横出, 这种教育方式下出来的孩子也必定是不合格产品。如今社会就业竞争如此残酷, 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 不具备竞争力, 那么必将被淘汰, 更别提能有机会接触更好的工作岗位了。英语翻译对于主修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 似乎进入大学英语就不再是自己学习的重点, 这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但这与教师的重视程度也十分有关, 许多教师在大学中主观上忽视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 在备课的过程中就有所疏忽, 这种忽略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拉低学生的翻译能力。只要在生活中用英语, 翻译便无处不在, 因此英语翻译的教学不应只是英语专业者的专利, 而是对所有学生而言都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
二、当下信息化技术环境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可以采用的新模式
近几年, 除了经济上的大跨越发展之外, 在网络信息技术上, 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也发生的巨大变化, 多媒体技术在以新姿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网络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在教育领域, 很多大学却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很多英语教师还在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对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几乎“视而不见”, 不懂得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方便和快捷, 忽视对英语课堂学习效率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 在利用信息化技术方面, 教育界确实没有走在时代的前端, 教学方式存在较为单一的问题。英语本应是一门沟通性很强的活跃课程, 很多大学英语教师却愿意将课讲成一潭死水。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教学和传统教学方式并不矛盾, 相反它们可以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优化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 尤其在英语翻译教学时, 增加师生之间、以及译者与机器之间的互动, 可以起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一) 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内客
一个人英语水平的体现就在于运用, 而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势必是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目前大学英语教材来看, 除英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之外, 英语教材中翻译占比很小。因此, 教师就应担负起更多的教学任务, 切实做到提高学生真正的英语水平, 而非考试能力, 弥补教材内容不足的缺陷。一个优秀的译者, 必定需要了解外国的语言使用习惯, 这些都有赖于本土文化背景的了解。教师可以利用信息网络, 搜集国外教学素材, 优化课堂内容。例如通过观看外国纪录片的形式, 熟悉英语的地道表达和正确发音, 也在潜移默化之中, 渗透外国历史背景的韵味。多媒体教学使课堂学习更具画面感, 大学英语老师在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时, 要充分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音响、立体等多种优势, 利用学生的感官刺激,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并缓解课堂的枯燥无味。
(二) 利用信息化技术, 提高大学英语网络教学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不仅体现在如今的高新科技上, 而且在教育行业也拥有十分强大的实用价值。如今学生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面临的学习任务越来越重, 涉猎的知识也越来越广, 英语的学习更是要紧跟国际, 强调专业和地道, 必须对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所了解并学习。信息技术的强大储存和搜索功能, 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载体。在课堂中, 及时搜索所讲内容, 利用视频、图片或案例,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一节课的时间十分有限, 课下教师也可以将未讲授到的内容传至网盘, 供学生自主学习。与此同时, 信息技术也是拉近师生距离, 增强师生互动的重要平台, 正如上文所言, 课堂时间有限, 英语老师也可通过社交媒体, 在课下与学生进行交流, 并根据学生专业或学习程度进行分组, 建立英语翻译的群组。同时学校也应利用多媒体技术, 搭建英语翻译考核平台, 让学生可以自学自测, 包括听说读写等方方面面的测试, 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节省宝贵时间, 找到学生学习盲区, 提高学习效率。
(三) 建立全面的翻译水平评价系统
为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翻译水平评价系统也十分必要。目前, 英语翻译能力的测试方式过于传统, 效率低下不说, 更是十分死板。语言本是一种十分灵活的工具。比如说, 利用信息技术, 使学生能够定期登录平台进行学习并进行口语交流, 教师也可以通过后台打分系统, 监督学生的学习。学生在课下也可以随时登陆, 不仅仅是完成学习任务, 更为学生提供了主动学习的平台, 这比传统的纸质考试要灵活许多。
三、结语
总得来说, 英语翻译教学不是枯燥的课本教学。大学的教师们, 应该在课堂上添加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元素, 增加老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为同学们创造一个表现自我, 相互交流、相互纠正的学习氛围。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 寓教于乐, 在互动中实践。在提高学生翻译英语能力水平的同时, 还能增进师生和同学们之间的感情。让同学们深刻的理解, 大学生英语, 不仅仅是掌握足够的单词或句式, 亦或通过四六级考试。而是真正的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上, 在日常生活中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 做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 成为一个具备翻译能力过硬的专业应用型全能型人才, 做到学以致用, 学有所用, 学有所成, 从而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让自己能在这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努力向更高的殿堂进发。
摘要：如今全球经济都在飞速的发展, 经济与信息化发展使各国联系日益紧密, 跨越国际的人际关系培养和商业合作日益频繁,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 大量优秀的翻译人才供不应求。但时代的发展对英语翻译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医学等专业性十分高的行业中, 一口流利的英语很可能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进入更高的岗位中。鉴于目前我们大学英语教育质量的欠缺, 如何提高大学生英语翻译水平将会是教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如今市场的需求绝不再是知识型翻译者, 应用型人才才是市场的热门。我们的教学工作也应紧跟时代, 传授知识应与实践相结合, 不仅为学生打好英语学习的理论基础, 更能使他们能灵活运用, 提高就业能力。在此, 笔者希望能以自身教学经验,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些许有用的借鉴。
关键词：信息技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参考文献
[1] 邓俊叶, 王琳.基于语块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 (1) :53-56.
[2] 刘晓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 2017 (10) :103-104.
[3] 欧丹.基于网络辅助大学英语翻译的教学模式分析[J].校园英语 (上旬) , 2017 (6) :23.
[4] 陈梅霞.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翻译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J].海外英语 (上) 2015 (12) :93-95.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宣传我国国家建设、发展政策的一次重大会议, 是各国了解中国发展现状的重要途径, 十九大报告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十九大文本的翻译涉及到对语言文字的掌握, 文化背景的理解, 翻译理论和策略的运用。
二、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始于2001年, 于2006年8月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 (Traslating Global Cultures:Towards Interdiscriplinary (Re) Construction) 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研究同时涉及“生态学”与“翻译学”, 最终以翻译学为落脚点和归宿, 对翻译活动系统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态翻译学从宏观角度对理论学说进行论述, 也从微观层面对翻译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原生态依归是对微观文本进行处理的一种翻译策略 (原生态既可以指原语又可以是译语生态) 。依归于原语生态指的是译者要高度地适应原语翻译生态环境, 属高度地异化处理, 优点是更准确地传达原文含义。依归于译语生态指的是译者要高度地适应译语翻译生态环境, 属于高度的归化处理 (目的是致力于将原语生态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转换为译语生态环境下的行为模式) , 更好地照顾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无论是依归于原语生态环境还是译语生态环境, 都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十九大报告英译本翻译策略的适应性选择
在翻译活动中, 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是准确传达话语内涵, 平衡语意和文化内涵, 减少理解误差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 译者要面对双语生态的制约 (源语生态和目标语生态) , 努力保持源语与目标语意义的平衡, 译者可择善而从为求存而择优, 从语言、文化、交际的原生态出发, 采用高度依归的策略来处理文本。
(一) 依归于原语生态的适应性选择
原语生态是指原语翻译生态环境, 保持并高度适应、服务依归于原语生态, 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原语的内涵, 达到交际意图。高度适应依归于原语生态包括语言形式、句子结构、修辞、作者的思路或思想感情、文化背景等层面。
例1: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例2:“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九大官方译法“照镜子、正衣冠”examining ourselves in the mirror, tidying our attire;“群众路线”mass line;“三严三实”Three Stricts and Three Earnests;“百花齐放、百家争鸣”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均属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以上词句或有其历史背景 (群众路线) 或有其隐含意义 (照镜子、正衣冠) 或明显带有中国特色 (三严三实) , 不容易找到达意又地道的英语表达, 所以很难避免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 或许刚开始外文读者不适应这种表达, 但当这些词汇成为中国某种常态表述, 外文读者对这些“中式英语”也能欣然接受了。
例3: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
近年来政治口号和政策术语的“数字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也越来越追求语言用词的对仗和工整。具体采用依归于原语生态还是译语生态, 取决于这些口号的宣传效果。例如“五位一体”, 十九大官方译文中是: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采用了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 而在十八大译文中则翻译为overall plan (总体计划) , 并加以解释:for promoting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这是因为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术语刚刚被提出, 传播度还不够, 若在十九大中还采用此类译法则显得累赘。“四个全面”译为: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也采用了依归于原语生态的翻译策略。
(二) 依归于译语生态的适应性选择
译语生态即译语生态翻译环境, 保持并高度适应、服务依归于译语生态环境, 可使译文更靠近目标语读者, 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更好地照顾目标语读者的表达习惯。
为了使原作的基因和血液在译文里依然保持流淌, 保持原文特有的滋味, 译者可采用高度依归策略处理文本以适应译语翻译生态环境。
例4: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越来越多的生活化接地气的语言出现在领导人口头讲话及会议中, 甚至在重要的政治文件中。“牛鼻子”是接地气的中国特色词语, 用来指“事物的主要矛盾或关键影响”。
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 同一词汇在本民族文化中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联想意义, 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仅仅有其指示意义, 翻译要跨过这种“文化障碍”, 译文舍弃原文中“牛鼻子”的表层含义, 将原文隐藏的内容和信息用依归于译语生态的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变通, 解释性意译整体译为We will relieve Beijing of functions nonessential to its role as the capitaland use this effort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直观达意且符合目标语的文化和表达习惯。
例5: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天宫、蛟龙、天眼、悟空”译为“Tiangong-2 space lab,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deep-sea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 and of the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FAST) Tianyan, the launch of the 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Wukong”运用依归译语生态的翻译策略, 采用音译加释义的方法, 即能使外文读者很容易理解原文的意思, 又不失中国文化特色与原文的汁味, 增加了译文的色彩和味道, 同时拉近了与外文读者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并能使世界各国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更好地了解。
四、结语
由于所处生态翻译环境不同, 依归于原语生态或译语生态都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求存而择优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二者没有优劣之分。
无论使用哪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意图达到好的交际效果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摘要：本文基于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中国特色词句, 以生态翻译学中的“依归”翻译策略, 从词汇、句子等层面对十九大报告英译文本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探究, 旨在为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同类文本的英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十九大,生态翻译学,特色词汇,依归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双语全文[1].中国日报英语点津网[2017-11-6].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19thcpcnationalcon gress/2017-11/06/content_34188086.htm.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中国翻译, 2010 (4) :62-67.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某些独立学院对大学英语中的翻译重视不够，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关注不够。本文借鉴错误分析法，通过实验对大学生汉英翻译中的错误规律进行分析，其结果对独立学院大英教学有很多启示。
关键词： 独立学院 非英语专业 汉英翻译错误规律 翻译教学
1.引言
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是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素质多样化需求的产物，鉴于社会对毕业生英语能力的认识多局限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于是大多数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仍然以应试四、六级为重要方向，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多注重词汇积累、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练习，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占分比例较小的翻译题目。实际上翻译能力和英语阅读写作能力紧密相连，学生从中可以巩固词汇用法、词语搭配、句型构造，从而可以提高英语综合能力，因此翻译教学在英语学习、教学中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当今社会翻译在对外合作交流及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日益明显，掌握这一能力会使独立学院学生在各行各业中更能施展才华。因此，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重视英语翻译教学。
那么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翻译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教师该如何入手提高他们的翻译能力呢？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给所执教班级布置了翻译实践作业，并参考英国应用语言学家Corder的错误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Corder认为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对了解和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了解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情况，发现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和还需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外语学习者是如何学习外语的，他们的学习步骤和策略是什么；错误分析对外语学习者本人也很有帮助，学习者通过分析自己所犯的错误，可以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根据Corder的错误分析理论，错误分析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收集分析材料；第二步，鉴别错误；第三步，对错误进行分类分组；第四步，解释错误产生的原因；第五步，改正错误。这一过程无论是作为教学中的学习环节，还是作为教师教学研究的环节，都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笔者将针对翻译作业中出现的问题，按照以上步骤进行整理研究，研究范围虽然小，但一沙见世界，希望能对独立学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有所启示。
2.实验设计
（1）实验目的：通过错误分析，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英语翻译中常犯的错误类型及其原因。
（2）实验对象：非英语专业本科某班大二学生29人，其中男生17人，女生12人。该班学生男女生成绩分布落差比较大，很能够代表独立学院两类大学生英语水平。
（3）实验过程：实验以翻译作业的形式进行，材料为10句汉译英句子，包含目前的热点话题、高频词汇和大学英语第四册部分常用词的用法。句子难度中等。
3.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方便起見，在收集错误例子的过程中主要是从technical errors（包括名词单复数、主谓不一致、时态误用、拼写错误、大小写错误等），expression errors（包括词性应用错误，词汇惯用法错误、搭配错误、用词错误等），textual errors（包括句子结构错误、条理不清等）这三个层面。
上表只选择三个错误层面出现数目较多的错误类型，不涵盖所有错误类型；另外一处错误可归纳为两种错误类型的，不重复统计，只选择典型错误进行归类，如technical errors包括的词性错用未重复计算在expression error之中。
上表大概可以反映独立学院学生汉英翻译中常见的错误类型，语法层面基本的错误还是难以避免，词汇量虽然有一些，但是对词汇的用法一知半解，对句子的构造模糊不清，反映了学生英语知识的薄弱点。从错误总数量和男女生错误数目的对比中，笔者发现男生所犯错误普遍较多，女生较少，男生的错误集中在句子语法层面，女生的错误则集中在词汇表达层面。原因也和该班男女生英语基础相关：女生拥有一定词汇量，具有初步的构词知识，掌握基本语法知识，有一定阅读翻译能力；男生则词汇量少，语法基础薄弱，构词造句能力差。
下文中笔者将从三个层面列举相应的例子对错误类型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3.1从technical errors层面来看。
主谓不一致：这里出错的原因一般为主语结构复杂，学生表达时不能正确分辨主语结构的核心词，直接就近保持一致。
“这些实验结果并非完全可以预知的。”
误译：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is not totally predictable.
名词单复数错误：如“各领域的兴趣”被翻译成“interests in various area”，既然是各领域那么area肯定是复数形式的。
时态误用和大小写错误：时态误用多是前后时态不一致，前面用了过去时态，后面习惯又回到了现在时态，如“Max thought his cancer is due to...”。
大小写错误主要是句子开头首字母没有大写，有很多学生还习惯于到处大写定冠词“the”的首字母“t”，这明显反映了学生的英语基础。还有一部分学生不知道缩略语要大写，将艾滋病写成“aids”。
3.2从expression errors层面来看。
单词惯用法错误：
“大学里讲座好处很多，比如它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误译：“...，such as it can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
出错原因是学生知道such as和for example都可以举例子，但是不了解such as后面一般不列举句子。
词性错用：
马克思将自己癌症的康复归因于自己坚定的信念。
误译：Marx thinks that his recovery of cancer due to his firm belief.”
不像汉语，英语中“due”是形容词，在应用时一定要加上be动词，学生出错原因应该是母语负迁移，忽略没有实义只有语法功能的be动词。
搭配错误：
“……培养他们对各领域的兴趣……”里面的“培养”被翻译为train，grow，raise，bring up等五花八门的词，但是英语熟练的人都能感到上述词在表达时浓重的中式意味。
词义重复：
“人类开发自然资源不应该以牺牲别的物种为代价。”
误译：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n’t be at the expense of sacrificing other species for the cost.
学生误译中显然是照着汉语意思和语序直译，生怕漏译，殊不知at the expense of本身都已经含有“牺牲”的意思了，不需要一再重复。
这一层面的错误是基础较好的学生，或者说样本中的女生犯错较多的地方，原因是基础好的学生掌握了相应的语法知识和单词数量，但是在具体应用时缺乏对单词的灵活运用，只认识单词的字典词条意思，不了解词性、具体语境中的意思，积极词汇及同义词汇缺少，用词单调，不知道对比单词的中英文差异。
3.3从textual errors层面来看。
主要是翻译句子时结构混乱，仅仅依赖中文句序，生搬硬套。
“世界现代化不断加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亚健康的威胁。”
误译：The world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people’s material life level rising，but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under sub-healthy threat.
当句子结构复杂时，基础不好的学生就容易搞不清句子的主干和分支，只好从头到尾字字逐译，但是汉语和英语句子结构差异很大，这样的结构只会使句子结构混乱，错误百出。
谓语缺乏：
“现在中国家庭中，爷爷奶奶在养孩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误译：Now in Chinese families，grandparent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aising the children.
上句中只有“playing”，显然缺乏谓语。学生翻译中漏掉谓语实际是还是时态、词性等基础语法词汇基础薄弱造成的。
谓语重复：
“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蔓延的。”
误译：Aids is began in the 1980s.
很多学生最初接触英语be动词是通过一些句型，如I am...He is...This is...，对照汉语，很多学生习惯上将is单纯地理解为“是”，尽管后来了解了is的功能，但是由于应用不熟练，仍然见到“是”即翻译为is。
句子层面的错误反映了学生不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句型结构的差异，对英语句型结构认识不足，翻译时仅仅依赖汉语思维。
4.实验对独立学院英语教学的启示
4.1对学生基础语法知识进行强化训练。
学生翻译作业中很多错误都与语法基础薄弱相关，如technical errors，structural errors。教师在翻译实践中可适当设置错误误区，让学生通过自我批改或者相互批改的方式，自我认识语法知识中的薄弱点，改正错误并最终达到防范错误的能力。教师也可以采取集中批注，在课堂上集中错误类型进行分析、归因，并针对错误类型，联系相关语法知识点，统一讲解，并布置作业强化训练，通过巩固基础来减少错误。
4.2培养学生词汇学习技巧，帮助他们树立语境意识。
英汉两种语言词汇浩如烟海，一词多义现象很多，大学英语教师在讲授单词时，不能只停留在单词字面意思上，要教会学生在翻译中，联系上下文体会词的语境义，了解词的搭配、感情色彩、适用场合，这样才能在应用中避免只求英汉字典意思对应，随便从同义词中抓一个就用。教师可鼓励学生通过阅读，写作提升对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善于利用字典、参考书和网络资源把握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培养对英语的语言直觉感。
4.3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
英语和汉语归属不同语系，英语是印欧语系，汉语则是汉藏语系。两种语言在音、形及句子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英语重形合，汉语句式则重意合，英语在组织信息方面表现为先陈述主要的、重要的信息，即句子结构以主谓结构为主，然后层层分支，句子中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连接词使用较多，从而在形合上呈层次性和有序性；汉语则与之相反，各部分关系松散，不拘泥于连接词，靠意义维系。学生在翻译中如果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常常会按照汉语结构逐步翻译。教师可在精读课文讲解时，有意识地进行语言分析，从句子各个成分翻译入手，引入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异分析，强化学生句子结构差异的认识，日积月累母语负迁移的现象可得到改善。
4.4适当传授基本翻译理论和技巧。
目前外研社《新编大学英语》课本已经将翻译作为每单元的学习环节，其中有简单翻译技巧的讲授和练习，但是由于大学英语课时有限，四、六级考试翻译所占比例较小等原因，这部分很少受到重视。其实，有意识地讲解基本翻译理论和技巧，比如直译、意译、增词法、减字法、转换、正反表达法、切分法等，结合每单元的精读课文中的实例，不仅有助于课文理解，而且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有促进作用。在实例分析讲解后，教师可通过从课外阅读材料中，网络上寻找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实例让学生进行翻译实践巩固练习，引导学生通过理解、表达、校核三个步骤学习英汉语特征，了解自己现有知识的薄弱环节，达到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5.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翻译作为英语综合能力的体现，虽然在各种考试中比例不大，但是其社会需求性很高，同时翻译能力提高对阅读写作能力也是相互促進的。目前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部分要求不高，重视不够。本文实验启示大学教师可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穿插翻译板块教学，可通过错误分析法有效了解学生的英语基础、学习情况，检查教学效果、制订合理教学计划，既补充巩固学生的基本语法知识，引导学生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句型结构方面的差异对比，又适当传授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实践练习，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使独立学院学生的英语能力达到的社会需求水平。
参考文献：
［1］Corder，S.P.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2］Constanza，G.Teaching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solutions［J］.Translation Journal，2000，Vol.4.
［3］Rod Elli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4］罗选民.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02，（4）.
［5］穆雷.翻译教学发展的途径［J］.中国翻译，2004，（5）.
［6］陶洪.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汉英翻译错误规律与教学研究［J］.上海科技翻译，2002，（2）.
［7］唐晓.错误分析法在大学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高教论坛，2008，（6）.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根据参与翻译评审英汉信息技术标准及辞书的体验，本文总结出在译审规范与术语定名时应注意的12条规则——基于规范；直译首选；名实照应；力避既占；类、数一致；弃繁就简；体察词外；勿宽勿严；全面寻词；求助经典；并列术语同构；统一各术语元。每條规则都举出两三个实例，加以查证、剖析和评点。本文旨在探讨科技术语的翻译和定名规则，并希望有助于探索英汉人助机译或机助人译科技文献的定名与选词决策。
关键词：科技术语翻译，术语学，定名规则，机器翻译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试听翻译；中西方视角；电影字幕翻译；中国武侠文化；社会文化因素
1.介绍
在过去的几十年，电影业和试听技术不断发展，试听翻译（也称作屏幕翻译）越来越吸引学术界的注意。尽管Karamitroglou （2000， p.10）曾经指出试听翻译不会在文学翻译中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字幕翻译的学术价值正越来越重要，不仅仅在学术价值方面，在实用价值方面也越来越体现。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兴起的电影视听翻译研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在翻译研究领域也越来越重要。电影字幕翻译在西方已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但在中国大陆发展还不太完善。尽管这样，中国大陆的电影字幕翻译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讨论电影字幕翻译在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分析字幕翻译将会集中于文化、技术限制和翻译技巧方面。另外，为了结合讨论一种具体体现中国文化的电影字幕形式，会结合中国武侠电影进行个案的具体分析。在最后部分，笔者基于目前视听翻译领域的发展讨论未来电影字幕翻译有关的方面。
关于研究意义，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该研究比较了中西方电影字幕的发展。通过比较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研究的领域比中国的要大。但是中国研究者正与国际研究集体形成联盟。第二，本文采用中国武术电影作为个案研究来讨论中国研究者采用了中国文化元素来研究在具体的中国文化中采取的视听翻译。尤其是，单个潜在的翻译中国武术电影的不足已经指出来了。最后是研究一些在试听翻译中先进的發展指出了跨学科方法是主要的趋势。
2.西方电影字幕翻译
在西方，电影从发展到走向成熟一共花了大概一个世纪的时间，电影字幕发展得非常快。并且，一些与之有关的学术研究已经背很多欧洲学者进行，几十年前就有学者研究电影和电影翻译（Yu 2015， p.500）。最有影响力的字幕研究团体是欧洲字幕研究团体，关于试听字幕口笔译会定期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在电影翻译方面，大概会包含三种形式，分别是字幕、配音和电影改编。电影字幕是西方最受外国观众欢迎的电影形式之一，因为对于外国观众来说，电影字幕会“更快速、更实惠、技术上更简单” （Yau 2014， p.493）。
当涉及到字幕这个概念，根据Shuttleworth and Moira’s （1997， p.161）的定义，这是一个电影和电视对话中提供同时进行的说明文字的过程。字幕是一种翻译形式已经被公认，不管它是介于语言之间的还是语言内部的。另外，对于描述副标题翻译，Nedergaard-Larsen （1993， p.208237）曾指出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将原来的语言文本转换成文字文本。但是字幕翻译不仅仅是转换源语言到目标语言，字幕翻译还要仔细考虑到很多复杂的限制因素，例如同时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素，文化术语和观众接受度等等。
试听产品（电视剧、电影、视频等等）的字幕翻译已经在欧洲学者中大量地调查，例如Nedergaard-Larsen（1993）， Guardini （1998）， Gottlieb （2000）， Karamitroglou （2000）， Chaume （2004）， Cronin （2009）等等，很多有启发性的见解也促使其提高。
Nedergaard-Larsen （1993）就字幕翻译中的文化方面曾经归类过并且讨论过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完成字幕翻译。根据他的想法，电影不再是理解一个工具，而是理解异域文化的一个方面。Guardini （1998）探讨了字幕翻译所要做的决定，在他发表的论文《做字幕翻译所要做的决定》一文中分析了配音的优势和特点，然后分析了英语电影翻译到意大利语中的字幕，指出字幕翻译会受到技术和文本的局限性。实际的例子和一些翻译方法都在那本书中提到。这些研究成功启发了做字幕翻译的工作者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运用正确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与Guardini （1998）研究不同的是，Gottlieb （2000）的研究是从电影字幕的技术层面进行的研究，例如，字幕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字幕和画面同时出现，字幕不应该干扰画面。在电影翻译技巧方面，Karamitroglou （2000， p.4）曾指出电影翻译技巧的四个类别：字幕、配音、叙述和自由评论。尽管这四个类别成功提出了大概框架，但它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它不适合所有的电影。
接着我们谈谈电影翻译更广泛的范围，Cronin （2009）介绍了一种电影翻译的方法，启发电影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例如电影和形态学相结合。Cronin的研究集中于电影中的译者角色，并且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内部空间转换的例子” （Planchenault 2010， p.431）。另外，为了更好地分析电影语言，Chaume （2004， p16- 22）建立了一系列“识别电影语言的编码”，其中包括了语言编码、辅助语言编码、音乐和特殊效果编码、声音安排编码、图像材料编码、图片编码、计划编码、移动编码、图解编码和句法编码。Chaume’s （2004）对电影语言的归类对于更好地理解试听文本组织试听的含义和其如何更好地建构语义框架提供了具体的图表。另外，需要考虑试听文本的本质，Taylor （2016， p.222236）提出了多模型分析框架，分析了在意大利语中视听文本对于视听材料非常重要。在分析电影的多模型语篇中，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译者如何在整体的多模型语篇中对其中的符号学敏感。因此，在泰勒的视听文本分析中，“符号影响”和“符号模型”所涉及的视觉框架、视觉形象和人体动作学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多语言符号系统帮助字幕翻译者和研究者探究字幕的多模型框架。
总之，西方学者对于电影字幕翻译探究了一系列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电影字幕翻译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翻译活动。的确，要构建一个适合所有的翻译实践规划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例如目标国家的文化传统，关注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电影制作者采用的方法等等，都会影响和限制译者的决定。电影翻译仍然在不断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知识和方法上不再局限于以前的那些方法，而是朝着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3.中国电影字幕翻译
不同于西方电影字幕翻译的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国大陆电影翻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在这之前，外国电影主要来自苏联，再由俄语翻译为中文。起步只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那时候经历改革开放，英文电影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市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关于英文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有明显的增长，同时也吸引了中国做电影翻译的学者的关注。长时间以来，电影字幕翻译只是被认为是一种的实践的技能而不是正规的学术翻译领域。所以中国电影翻译落后西方国家非常远。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一些翻译学者提出研究视听翻译。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主要集中与电影和电视剧字幕翻译的原则和技巧。有人探討了视听翻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则，讨论了视听翻译文本中五个限制因素：对话数量的限制、演员行动的限制、电影源语言自身特点的限制、文化指代不同的限制、双关语的限制。他的原则是具体和高校，但是他们仅仅是从他的经验中总结，缺乏字幕翻译的实践，所以导致系统性和理论的缺失。
除此以外，对于字幕翻译技巧，曾有人提出电影翻译在中国扮演这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呼吁中国学者和翻译者重视字幕翻译。在他的论文中，一方面，他提出中国视听翻译的地位一直没有被中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注意到，这可以体现在很多中国大学都没有开设这一专业。另一方面，他总结了电影语言（例如听、理解、顺时性、大众性和注释）的五个特征，并且根据电视剧的字幕翻译提出起点字幕翻译的原则。事实上，他的研究已经给中国字幕翻译的研究带来了启发，但是仍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视角讨论了中国电影字幕翻译，调查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电影翻译。有人简单的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电影翻译情况，探究了一些在配音和字幕电影翻译中技术的限制、特点和实用的方法。其他中国学者重视将具体的翻译理论应用到特定的电影翻译分析中去。例如，有人总结了电影《英雄》的字幕所设计到的字幕翻译的技巧。有人讨论了中文翻译成英语中字幕翻译的忠实原则和表达准确原则。还有人分别从翻译目的论、相关论和改写选择论分析了字幕翻译。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中国翻译学者结合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视听翻译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见解的观点。例如，有人运用勒夫瑞的改写理论结合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分析了好莱坞大片的字幕翻译改写。他结合史密斯夫妇来分析当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如何权衡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不同。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译者会更多地体现其中的娱乐因素，因为电影本身也是一个商业产品。但是，相对于原语文本，译者也会加入更多的幽默成分，这些成分在文本中没有体现，可以说是一种改写策略。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另外的例子是关于英语国家受欢迎的电视剧的字幕翻译研究。有人分析了美剧《纸牌屋》翻译到中文字幕时添加了一些意识形态。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美国电视剧中的政治隐喻；第二个层次是这个电视剧对应的中文翻译和它在中国发行的过程；第三层次是《纸牌屋》在审查提到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第四层次是，《纸牌屋》第二季能在中国发行的原因是其中一位高层政府官员对这个电视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总而言之，基于文学研究的调查，中国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文学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大部分的研究仍然是讨论字幕翻译的技巧，仅有一个已经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视听翻译文本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相反，西方学者迥然不同，范围更广，不仅仅探究在具体电影和视频中涉及的专门的翻译技巧，还探究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关系。毫无疑问，视听翻译研究仍然在不断发展并且在中国已经进步不少。
4.在电影字幕翻译中三个具体方面
除了回顾中西方字幕翻译研究，笔者简要讨论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三个方面：文化界限问题（Nedergaard-Larsen 1993， p.207-241）、技术限制和翻译技巧。
4.1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实在电影副标题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电影也是特定文化下的产物。Cronin （2009）指出文化、社会、移民、国家身份和全球化可以作为交叉学科的方面来研究电影字幕翻译。她分析电影字幕翻译在处理文化与语言矛盾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其他的研究者集中于如何通过阅读外国作品理解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Asad 1986 & Robinson 1997）。这背后隐藏的外国文化因素能够在电影中直接激发观众的感官。为了处理在电影字幕翻译中与文化有关的问题，Nedergaard-Larsen （1993， p.219） 提出了六点翻译技巧，分别是转换翻译、直接翻译、显化翻译、意译、适应目标语的翻译和省译。尽管这六个策略能解决很多文化问题，字幕译者必须要根据具体的文化问题仔细考虑，因为文化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是不可以翻译的。
4.2技术局限因素
在电影的副标题中技术局限因素不断被学者关注。字幕翻译者需要考虑时间局限性、空间的限制和布局（Karamitroglou 1998； Li 2001； Yan 2006； Yu 2013 et al）。每条字幕出现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上每幕出现一到三秒。为了让画面清晰，字幕通常在每个图里面只占两行（Yu 2013， p.9）。字幕翻译被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所以被成为“受限制的翻译” （Diaz-Cintas 1999）。因此，字幕翻译中涉及的时间和空间是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
4.3翻译技巧
在电影翻译研究中电影字幕翻译技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有声望的学者都会基于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发展一些理论（Gottlieb 2001， Qian 2000， Li 2001， Yu 2013 et al.）。Asimakoulas （2004， p.840）曾说因为时间空间的局限性，并且由于其中的同时性，字幕翻译必须非常地具体和清楚。Nedergaard-Larsen （1993， p.219）总结了在电影和字幕翻译中电影和电视剧的六种方法。这些方法是为了清除在字幕翻译中的障碍，可以被总结为借用转换、直接翻译、显化翻译，意译、改写和省译。Li （2001， p.39）和Yu （2013， p.59-62）也基于影视翻译的特点和局限性发展了影视翻译的四种翻译原则：标准化、简单化、同义替换和省译。根据具体的语境可以灵活和正确地使用视听文本翻译技巧，也就意味着字幕翻译不应该完全依赖原则和翻译方法。
5.中国武侠电影字幕翻译的辩证回顾
以上的部分，笔者主要讨论了中西方电影字幕翻译的发展不同，还有分析了三个具体的电影字幕翻译的具体议题。接下来我们讨论在中国武术电影中，视听翻译在中国的背景中具体和特别的情况。中国武术电影，又称为武侠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将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个案研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讨论在中国字幕翻译中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之间的差距，有些或许没有在中国武侠电影中出现，但在其他类型的电影形式中有出现。
中国武侠电影和中国国家形象和文化符号的象征之一。“武侠”这个词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韩非子时期的思想，在公元前300世纪。武侠在西方可以翻译为骑士。“武”指代“武术”，具有很强的中国元素在里面，“侠”指代“英雄”，在英语中也可以翻译为“骑士”。但是英语的翻译并不能完全对等汉语意思。
中国武侠电影，作为武术电影的一个分支，是包含中国元素的一种独特的存在，例如中国功夫、击剑术和中国历史时间。初次之外，中国传统哲学也通常在中国武侠电影中构成故事主线。武侠电影作为中国典型和最古老的中国电影形式之一（Teo 2009），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其语言也很流行。武侠语言被认为是国内外一种常用的语言，曾被记录“哪里有中国集体哪里就有武侠文化” （Chen 1994）。根据他的观点，武侠主要有三个主要因素：武、侠和传奇。这三个因素构建了有魅力的英雄传奇故事并且激发了读者的共鸣。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国家身份的认同。因此，中国武侠电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文化的形式并且对塑造中国文化和国家身份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大量的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且进入中国电影市场（Qian 2004， p.54）。与之相应的，中国电影也尝试着出口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形式，在出口到国外中，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它是以中国神秘色彩为导向的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其次，第二点是武侠电影的表现形式通常是通过绝妙的功夫和剑术。最后一点，它通常代表了中国古代人的精神特点。然而，在武侠电影中的语言和对话往往较少体现中国古代思想（例如孔子文化和道子文化），俚语往往对于外国观众来说很难弄清楚。因此，当翻译中国武侠电影成英语时，翻译技巧往往会根据具体的目被应用，并且希望最大化地将中国的文化传达给目标观众。
在中国电影翻译的研究中，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與翻译策咯和原则（Li 2001， Qian 2004， Yang 2006， Yu 2014 et al.），翻译转换（Li 2005， Chai 2001， Wang 2009 et al.）和应用到字幕翻译的翻译理论（Huang 2010）。不同的是，Zhou （2011， p. 80-83）讨论了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诗学和其中的翻译技巧的使用。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举例论证了中国武侠电影对于新加坡所传达的中国形象。还有些是研究中国武侠电影在翻译成英语时语言转换所使用的技巧，在中文武侠电影翻译成英文的研究还是不足。基于此，列出三点主要差距。
第一个差距是中国武侠电影往往某种程度上忽视中国研究者。一方面，中国学者考虑视听材料的字幕翻译和配音翻译往往不太学术导致学者都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武侠电影最早被认为是一种流行文化，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当作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因此，这就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作为电影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把它列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内容。
第二个差距是，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侠电影都是富有中国经典个性的人物角色。另一方面，故事的主线往往带有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这些对非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来说会感到很陌生。具体来说，中国武侠电影包含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因此，当提及到中国武侠文化背景，翻译往往由各种意识形态组成，因为“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任何翻译都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目标文本的选择和使用和有社会团体的兴趣、目标所决定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也决定着一个词汇和语法层面的文本本身” （Sch?ffner 2003， p.23-42）。然而，很多之前的研究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武侠电影看起来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或艺术形式的电影，它其实包含很多意识形态。因此，这第二个差距需要人们不断完善。
第三个差距是，作为国家电影的一种形式，中国武侠电影与其他的电影类别所展现的文化形象不同。然而，特殊的中国文化信息在翻译成英文时或许没有表达出来又或者没有办法实现完全对等。因此，没有系统地调查中国文化身份和区分中国武侠文化造成了很多内容无法翻译的直接原因。
在全球化和多媒体的时代，电影作为一种重要形式传达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中国文化形式的体现，潜移默化地传播这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语言包含了太多中国文化元素，所以有些并不能在中国文化中传达。另一方面，那些被翻译过来的字幕是被外国观众看到，但是实际上又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6.視听翻译新的发展
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字幕翻译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着变化。根据Yau （2014， p.496），视听翻译的学者已经将研究方向转向了正常的话题，例如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方面，进入了例如探究其中的权利关系和配音字幕的具体语境这样的话题。另外，“字幕组”翻译或者成为“由外国粉丝组成的翻译团队”正成为互联网翻译的一种形式。并且，根据Wang and Zhang （2017），中国的字幕组翻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迅速。基于此研究，中国字幕组网络翻译成为中国科技的一种体现。
7.总结
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西方字幕翻译，分别是字幕翻译观念、局限性和技巧。总的来说，对于电影字幕翻译，西方研究学者有更加广的研究范围：语言学，字符学、社会学等等，然而中国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其中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但是最近的几年中，中国学者也逐渐扩大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范围。
除了探究中西方字幕翻译的发展的不同，还探讨了三个字幕翻译主要的研究方面，例如文化指代方面、技术局限反面和翻译技巧方面。另外，此文针对特殊的中国特定，中国武侠电影进行分析其中的字幕翻译体现的中国情境，还说明了三个潜在的中国武术电影翻译可以被研究的领域。此文对未来中国电影的视听翻译和跨领域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Asimakoulas， D. （2004）. Towards a Model of Describing Humour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reek Subtitled Versions of Airplane！ and Naked Gun！.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49. No. 4. pp. 822-842.
[2]Bermann， S. （2014）. Translation and Film： Dubbing， Subtitling， Adaptation， and Remaking.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pp. 492-503）. Oxford， UK： John Wiley & Sons.
[3]Bateman， J.， & Schmidt， K. （2012）.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How films mean （Routledge studies in multimodality； 5）. New York： Routledge.
[4]Burchardt， A.， Lommel， A.， Bywood， L.， Harris， K.， & Popovi?， M. （2016）.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in an audiovisual context.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8（2）， 206-221.
[5]Chen， M. （1994）. Talking about Chinese martial arts movies. Contemporary Cinema. Vol. 4. pp. 68-75.
[6]Chaume， F. （2004）. Film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wo Disciplines at Stake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Meta， 49（1）， 12–24. doi：10.7202/009016ar
[7]Cronin， M. （2009）. Translation goes to the Mov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8]Chai， M. （2001）. Reconstruction， modification and nonequivalence of cultural image in film translation.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4. pp. 91-94.
[9]Christablelle， S. H. （2013）.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and China’s soft power in Singapore. China Media Research， 9（2）， 11-23.
[10]Díaz-Cintas， J. （1999）. Dubbing or subtitling： The eternal dilemma.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7（1）， 31-40.
[11]Guardini， P. （1998）. Decision-making in subtitling.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6（1）， 91-112.
[12]Gottileb， H. （1998）. Subtitling.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iton Studies， （Ed.）. by Mona Baker， pp. 24324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3]Holmes， J. （1988）.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v.7）. Amsterdam， Netherlands： Rodopi.
[14]Jian， L. I. （2012）.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Constraints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Mr. & Mrs. Smith in Chine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1（2）.
[15]Karamitroglou， F.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16]Kruger， J. L. （2016）. Psycholinguistics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8（2）， 276-287.
[17]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8]Li， Y. （2005）. O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scripts and TV drama scripts from cultur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Vol. 19， No.3 pp. 81-84.
[19]Lu Z.， Qi Z. & Fan， H. （2014） Projecting the Chineseness’：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31：3， pp. 320-335.
[20]Montse， C. & Zabalbeascoa， P. （2011）. Language variation in source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The case of L3 in film translation. Target. 23（1）， 113–130.
[21]Nedergaard-Larsen， B. （1993）. Culture-Bound Problems in Subtitling.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Vol.2， 207-241.
[22]Perez-González， L. （2006）. Fansubbing Anime： Insights into the Butterfly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14（4）， 267-268.
[23]Planchenault， G.， & Cronin， M. （2010）. Translation goes to the movies. Language in Society， 39（3）， 431.
[24]Qian， S. （2004）. The Present Status of Screen Translation in China. Meta， 49（1）， pp.52–58. doi：10.7202/009019ar.
[25]Robinson， D. （1997）. Translation and Empire.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6]Shuttleworth， M. & Moira C.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7]Sch?ffner， C. （2003）. Third Ways and new centres - ideological unity or difference？ In M. Calzada Pérez （Ed.），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 - 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 23-41.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8]Teo， S. （2009）. Chinese Martial Arts Cinema： The Wuxia Tradi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9]Taylor， C. J. （2013）. Multimodality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4， 98.
[30]Taylor， C. （2016）. The multimodal approach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8（2）， 222-236.
[31]Wang， D.， & Zhang， X. （2017）. Fansubbing in China.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9（2）， 301-318.
[32]Wang， N. （2009）. Deconstruction， postcolonial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n Venuti’s transl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s and Teaching. Serial no. 241. No. 4. pp. 51-56.
[33]Yu， H. （2015）. Film translation in China： Features and technical constraints of dubbing and subtitling English into Chinese. Babel， 61（4）， 493-510.
[34]Yau， W.-P. （2014） Translation and Film： Dubbing， Subtitling， Adaptation， and Remaking，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S. Bermann and C. Porter）， pp. 492503. John Wiley & Sons， Ltd， Oxford， UK
[35]Yang， Y. （2006）. A Review of the Movie Subtitling Transl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7， No. 4. pp. 93-97.
[36]Zhou， X. Jiang， S. & Qiu， L. （2011）. On Chinese languages cinema poetics.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5， No. 6. pp. 8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