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已经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在国家对文化产业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当前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传承和创新发展。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成熟，为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本文在梳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利用当前最尖端的数字化技术，把原有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把新媒体技术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深层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现代化反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数字化；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区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继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根基。山东是文化大省，拥有诸多艺术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项，省级名录751项；国家级传承人52名，省级传承人309名；1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3个国家级和3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依托如此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当稳步推进，但在实际的调查中却发现，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堪忧，社会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生存环境，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堪忧。
2017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布了《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指出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最严峻的问题——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老龄化严重；[2]目前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非遗传承人人口比例约占50%，而且大多数传承人已近耄年，体力与精力状况下降，因此无法系统地展示其自身的技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1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3]提出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手段——动漫、网络剧、微电影等形式传播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来看，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是大势所趋。
数字化技术体系可分为狭义数字化和广义数字化。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主要指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知识类、实践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图片、音频、视频、交互展示等方式，进行数字化保存和传播；作为一个与之不同的概念，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体系是一个非专项的、具象化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共享和综合服务平台，其中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采集、数字资源存储、数字资源管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展示数字传播和数字消费等。[4]
随着近年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技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在以数字化为方法被重新整合，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大趋势。很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不例外。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保护提供有力保障；（2）数字化管理和生产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有效支撑；（3）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提供稳定平台；（4）数字化消费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提供广泛空间。[5]
一、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现状
（一）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
山东省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文化土壤优渥，但与之相异的是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意识急需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的第三产业文化经济推动力不足，资源难开发，后劲跟不上。传统守旧观念积习深重的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故步自封，创新思维缺乏，甚至觉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也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费时费力。由于此类偏见思想的限制，山东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未能得到相应的重视。像高密扑灰年画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莒县过门笺也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日渐淡化等，此类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引入一種全新的传承方式来突破传统的守旧观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尤为重要。
（二）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引导
当前，山东许多城市都在鼓励年轻人参与非物质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但是整体上缺乏官方机构的引领，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力度太弱，山东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正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宣传体系尚且不完善，能传播积极正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普及到广大群众当中。高密聂家庄泥塑在塑料、毛绒玩具大量普及的冲击下，丧失了自身的优势，消费市场消失殆尽发展陷入困境；潍坊风筝制作是一项传统技艺，但是近年来不少工艺人使用碳素钢管代替丝绢面和竹条，影响了潍坊风筝地方特色的表达，使潍坊风筝制作技艺受到冲击。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亟需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三）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
与物质文化遗产所进行的的考古发掘再进行整理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活态性的艺术形态，从其产生到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演变。这之间的传承关系离不开人际间的交流，所以，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首先是要培养传承人。当前现有最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式，主要是非书面传承，以家庭式传承和师徒制两种传承形式为主。在家庭式传承中，传承人基本上都是口口相传，遵从上一辈人所口述的经验和技艺，机械地照葫芦画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与时俱进，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师徒式传承限制了传承人的数量。另外，口传身授的传统技艺难以流传和继承，这就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传”“消失”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虽然有官方的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专门对杨家埠年画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创新，但是由于年轻人对此传统制作技艺缺乏兴趣，发展仍然艰难。
二、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一）客观真实性
影像数字化是数字化继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之一，影像数字化的表现形式有图片存储、网络电视、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利用数字化影像技术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传承人、文化特色进行扫描拍摄，以此真实地再现其声音、内容、画面和主题等。剪纸是山东的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形式之一，其制作方式是用剪刀在纸上剪出各种形态的动物、福字等，正是由于其制作工艺以及材料的特殊性不便于长期存储，因而制约了其发展。因此，可以利用数字化影像纪录片以及图片的形式加以保护传承，图片形式可以非常直观而且真实地展现剪纸的艺术形式，影像纪录片可以实时记录其制作流程、制作工艺以及制作方法。
（二）集成便携性
新媒体技术能将海量的实物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数字化，改变传统的单一实物存在形式，数字化技术能够基本实现视听、交互、虚拟现实技术三位一体，相比传统的实物存储方式占用更少的空间保存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料。像传统的石雕、木雕等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体积大都比较庞大，不便于整体展示，观者观赏研究需要亲自到发源地去实地考察，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宣传力度小，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利用数字化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图像采集、视频展示、3d模型再现等，再通过APP或者公众号之类的新媒体形式进行推送，能随时随地轻便简洁地让观者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以及作品，更能激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热情。
（三）即时互动性
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新媒体工具的普及更替使信息的有效传播扩散日益简单，手持移动设备的普及从量化程度上实现了用户之间的在线即时信息分享。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使广大群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更加方便，从而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支持，激发受众群体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工作当中，进而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维度，增强其吸引力。正如2014年3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6]所述：“这与其他众多领域一样，基于网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将越来越成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普通人关注视野的最佳途径，也将越来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与传承的主要信息源泉与实现途径。”在这并不算长的时间内，基于移动互联、社交媒体与网络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速度超出预期。[7]
（四）娱乐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泛娱乐的时代，现当代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受各种书面化理论教条的束缚，喜欢接触各种新鲜的事物，追求个性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数字化进程在这一点上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丰富了用户的全方位体验，以通过视觉听觉感受、虚拟现实等具有娱乐性的体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现代化，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用视听语言、多感官语言、可交互语言等为年轻受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中生动切实地描述与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2018年11月20日，在APPstore中上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第三方应用程序已有十余个，比如2015年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线的“非遗在中国”“非遗宝”“长江非遗”等。故宫博物院于2017年为宣传故宫文物推出了一款手机版第三方应用程序，每天推送一件文物配上文物的图片和简短文字介绍，这种逐个介绍、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到位，教育性极高。
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继承与保护的策略
（一）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前，山东现有的利用媒体进行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有制作纪录片、网站宣传，电视传播等传统的宣传方式，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形式应该与时俱进，更加多元化、先进化。合理地利用数字化技术的优势，通过移动终端信息传播、交互式传播方式等，全方位立体式传播渠道来增强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深层次的认知，培养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意识，进而提高全社会继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1.移动终端媒体信息传播
移动终端媒体是指由个人的移动终端设备和无线信息传播技术而实现的新的传媒方式，是无线互联网和数码移动产品结合的产物。智能手机是当前移动终端最流行的载体。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不断普及，APP这个词也慢慢流行开来。APP的信息流转形式是通过服务商将新闻、娱乐、资源、信息等内容，通过手机上所安装的APP应用软件传递给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传统方式的保护与继承方式只能延缓其消失的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和传承的作用。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从根本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传播得更远。因此，扩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认知度是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数字化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移动终端的信息源，并通过终端媒体将非物质文化知识传递给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受众群体。[8]
2.交互式传播方式
交互式传播方式指的是发讯者发送讯息给受众群体，受众群体把接收讯息的实际反馈再返还给发讯者，进而收集受众群体的实际反馈并加以利用，同时经过不断的整理筛选之后再次把讯息传送给受众群体。简而言之，交互式传播的本质是其交互性。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中，交互式传播就其傳播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反馈式交互和体验式交互。反馈式交互的执行程序可以简单表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通过网络以及电子接收设备传递给受众群体，受众群体接收到此信息后将自己的理解以及意见反馈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这种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工作提供了更丰富的意见和建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体验式交互对于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观者可以运用相关的程序应用来亲手操作，进而更加深入地体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例如，LEGO官方就推出了一款软件—LEGO digital design，用户可以在电脑上利用乐高现有的小元素拼凑自己喜欢的玩具，因此可以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零件和所需零件的数量，以此为依据进行购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可以借鉴此类软件让观者随时随地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乐趣，起到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增强保护意识的作用。
（二）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个与现代隔绝孤立存在的个体，在发展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必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本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既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在物质生活有了极大丰富之后，人们便会对精神层面有更高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属于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相关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刘吉发在《文化创意产业视角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模式设计——对陕北民间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到，创意产业作为开拓性的“艺术、知识、休闲、娱乐的新产业形态”，可以“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市场，保护新一代创意消费群体，促进经济领域文化意识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9]。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第三产业，需要特别注重开发游戏产品及影视动漫作品，利用手机、电视、等网络平台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
2008年，美国的梦工厂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全球热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三年之后《功夫熊猫II》卷土重来，这部影片将中国传统的武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结合，拍摄出了世界瞩目的影片，世界各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无独有偶，近期莱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锡雕与腾讯游戏进行合作，制作了游戏中的道具宝盒，锡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网络游戏的创新结合，为更多年轻人了解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搭建了新的推广平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一些成功案例更加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要运用现代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就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
（三）完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和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文化与精神的缩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或地区文化价值的客观需求，政府承担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力巨大，其中的商业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传承、发展和创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如何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我国目前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201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从立法层面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有法可依，[10]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相关工作涉及的领域深、跨度大，其中包含的问题也是不一而足，错综复杂，尤其是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时间及其原创权归属问题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存在实施性执行困难。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更加丰富多样，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法规滞后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更为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应强化立法工作、细化法令条文、加大执法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更多的法律层面保护。在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2000年5月26日云南省通过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的颁布首次以立法角度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为国家和其他省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提供了开创性的参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正式提上日程。2001年9月26 日，安徽淮南市颁布了《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保护个体民间艺术表现形式；2002年7月30日，《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也已通过，宁夏、浙江、江苏等地也相继出台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人的地方性法规。？在各省区纷纷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创举之下，山东省应积极借鉴其他省区立法、执法经验，尽快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四、结语
数字化技术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山东未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趋势和途径。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技术保护时，不能仅停留在提升数字化技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好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保护、继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山东省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可以让后代能够体会到山东特有的传统文化内涵，这是我们这一代山东人肩负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工作困难与机会并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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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琛（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任雪玲（1970-），女，汉族，山东青州，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数字技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传统图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题。
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物质激励存在的问题
（一）激励方式单一
物质激励的方式主要是实物奖励或是金钱奖励，激励方式单一且窄。这种激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但是奖励的范围如果太大，相当于没有奖励，无法很好的起到激励效果。另外，由于这种激励方式往往和员工的业绩挂钩，而业绩的多少又取决于员工的素质，也就是说员工为企业带来越多效益，员工就能获得更多奖励。如果一直使用这种奖励方式，由于员工的工作水平有高有低，这种奖励势必集中在前者的少数人身上，这将大大降低大部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
（二）加重企业管理成本
企业使用物质激励的方式，增加了管理成本，势必会加重企业负担。虽然在一定程度是能够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增加任何成本都会让企业利润减少，增加的成本可能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
（三）加大管理难度
物质激励的获利者往往是少数人，竞争十分激烈。但是，物质激励的结果却往往取决于管理者的意见，因此，可能出现暗箱操作等不公正的现象，一旦员工认为结果有失偏颇，就会激起员工对于管理者的对立情绪，从而加大了管理难度，降低管理效率。
二、非物质激励的优势
（一）奖励范围大
与物质奖励的方式相反，非物质奖励可以给予多数员工在不同层面上的精神激励，奖励面十分广泛。由于奖励不是集中于少数人的身上，所以可以调动大多数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二）节约企业成本
非物质奖励偏向于精神方面的激励，企业在物质方面的支出减少，也就不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从而也不会造成企业利润的减少。非物质激励是一种低成本的激励方式，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三）有利于创造和谐的企业文化
物质激励可能会导致企业员工的利益冲突，而非物质激励由于其奖励范围广，能够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非物质激励能够令大部分员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减少了员工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企业文化。
三、将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物质激励的弊端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很好的被非物质激励分散或者抵消。但是物质激励有一定的好处和必要之处，也不能直接摒弃。因此，应该结合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的优势之处，更好的提供企业的管理水平。
（一）协调好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的关系
企业重视非物质激励的同时，并不是要用非物质激励来取代物质激励，也不是要弱化物质激励的功能，而是将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激励体系。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类似于点与面的关系，物质激励集中于少部分人群中，即为点;而非物质激励的对象囊括了大多数人，即为面。两者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激励制度最好的效果，因此，非物质激励对于物质激励来说是一种有益补充。
（二）深入调查，了解员工需求
企业不能想当然的制定非物质激励，精神层面上的奖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员工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奖励方式。对于在温饱线以上的员工来说，物质奖励的效果往往不那么显著，可以多给予一些精神上的奖励，比如工作荣誉、职业培训等;而那些明显处于温饱线以下，需要养家糊口的员工来说，应该多给予一些物质激励。这种有针对性的激励制度，才能最大的发挥出员工的工作潜力，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
为了更好的实现企业目标，激励员工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激励的效果是否达到目的，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估手段进行评估。首先，可以通过奖励后员工的工作业绩来表现;其次，可以观察其他未获奖的员工的工作效率是否改变，被奖励员工是否发挥了积极模范作用;最后，还可以观察整体员工工作水平是否提高。
结束语：
因此，企业应该改变以往单一的物质激励，将非物质激励作为物质激励的补充，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促使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摘要：在以前,大多数企业传统的激励员工的方式主要是用物质激励,但是现在员工的工资水平渐渐平稳且足够生存,物质激励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物质激励已经无法满足员工的内在需求,员工开始注重物质激励以外的非物质激励。因此,本文将分析探讨该如何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保留物质激励的同时,企业也要注重非物质激励对员工工作所产生的效果。
关键词：企业与员工,物质激励,非物质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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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 全球专利状况分析
截至2013年底, 涉及水热法处理生物质的全球专利申请共计678件。本文在这一数据基础上从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 国家区域分布, 各国、各区域污泥处理领域市场, 申请动向以及专利布局情况等几方面对生物质水热处理技术领域的全球专利状况进行分析。
1.1 发展趋势分析
生物质水热处理技术的专利申请发展趋势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 全球专利申请总体发展趋势;2) 中、美、欧、日、韩五方专利申请发展趋势。其中, 所有数据均以目前已公开的专利文献量为基础统计得到, 不区分申请与授权。
图1显示了生物质水热处理技术全球原创专利申请总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该技术领域在1970年首次出现专利申请, 申请量仅为1件, 其后每年均存在不同数量专利申请, 这种申请量较低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97年。到1998年该领域专利申请量终于上升到12件, 同时在1998-2011年间, 该领域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持续上涨的阶段, 其中, 年申请量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 该年申请量达到了98件。
由图2中的各四方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出, 生物质水热处理技术在这几年间总体呈增长趋势, 但是各个国家的申请量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在中、美、日、欧、韩五方中, 日本的总体申请量最高, 同时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研究也开展较早, 和欧洲地区一样均在七十年代其开始了研究工作, 同时日本相关专利申请量从整体上来看与全球申请量变化趋势趋同, 且其在2007年以前虽然申请量也较低, 但仍然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这可以说明, 在日本应该存在这一定数量的该领域的基础性专利文献。对于欧、美来说, 这两个地区虽然在众多技术领域均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 并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但是在生物质水热处理领域这两个地区申请量一直较低, 其中欧洲地区的研究工作虽然开展较早, 但是申请量一直很低, 而美国相关技术研究开展较晚, 但是近几年申请量有所增加。而我国, 则是五方中开展技术研究最晚的国家, 但是我国科研开展的连续较强, 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保有一定的专利数量, 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 并且在2011年开始, 我国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20年间日本一直占据领先优势, 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和本土资源极不匹配, 日本资源有限, 其势必不惜一切代价做好环境治理工作, 因此日本的污泥处理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从2001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从2001年的最高申请量1384件下降至2010年的474件;美国的污泥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平稳的水平, 涨幅波动不大, 20年间, 最高申请量为224件, 最低申请量为141件;欧洲的申请量变化幅度也较小, 20年间, 最高申请量和最低申请量分别为376件和215件。综上可见, 日本在污泥处理领域已经遥遥领先。日本真正开始污泥利用始于70年代, 主要作为肥料用于农业, 发展到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为中心, 作为工业用的原材料, 2010年前将其发展为火力发电用燃料。日本一直坚持污泥焚烧处理, 日本70%左右的湿污泥都是通过干化、焚烧的处置方法达到最大的减量化, 焚烧后的渣作为建材资源再利用。近几年, 由于能源价格飙升, 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 日本污泥处理处置的技术路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日本将污泥的生物质利用、能源化利用作为重点和突破点, 这相对于过去几十年单纯的污泥处理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在这2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和上述三个国家、地区相比, 中国污泥处理技术起步较晚, 一方面这与中国专利制度起步较晚具有必然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1.2 技术领域分析
对全球专利的技术主题开展分析, 以IPC分类号为分析对象, 对全球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分类号的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申请量前十名的分类号中, 主要涉及污泥的处理及其装置、固体废物的破坏或将固体废物转变为有用或无害的东西以及利用低于或高于大气压力使物质发生化学或物理变化的方法, 同时在排名前十的分类好中还有涉及类似固体燃料产品以及含碳产品的生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主要涉及方向, 首先, 对于原料来说, 其涉及污泥处理的专利申请数量最高, 可见采用水热技术处理或处置污泥也是, 使得污泥能够充分的得到减量化、无害化以及资源化, 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分支。其次, 该领域在制备含碳产品时, 已经不仅仅把生产目标放在固体燃料的生产上, 同时也涉及其他更加精细的含碳材料的生产, 这就说明, 研究人员已经不仅仅把研究重点放在, 粗放的生产生物质燃料上, 同时也对更加下游或者更加具体的产品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2 非专利技术研究现状
70年代初, Appell (4) 使用Na2CO3为催化剂, 在水和高沸点溶剂混合物中, 用压力为14-24 MPa的CO/H2混合气将木片液化为重油, 反应温度300-350℃, 反应时间约1 h, 油产率可达40-60%, 总收率可达95-99%, 从而揭开了生物质超临界液化制取液体燃料的新篇章。生物质制油的这些特点,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美国能源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在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联合研发了LBL工艺, LBL法的木材液化油得率为绝干木材质量的35%左右。元素分析结果表明, 液化油中含碳81.4%、氢7.8%、氧10.8%, 相对密度1.10, 发热量35900 J/g。日本国家污染和再生资源研究院采用CO/水/碱金属催化剂进行生物质液化, 油产率50%, 热值35000 J/g, 德国联邦森林和林产品研究中心研发了一步法催化加氢液化工艺, 这些工艺的研发都进一步降低了生物质高压液化反应条件的苛刻要求, 提高了液化反应产率, 甚至可以使产率达到80%以上, 在大规模应用上都具有一定的潜力。在我国, 屈一新等以水做溶剂研究生物质液化, 考察了反应温度、时间、生物质/水的比率对液体产物中重油产率的影响。李文志等 (5) 研究了纤维素连续催化水解。白鲁刚等 (6) 对生物质与煤的共液化进行研究, 选用硫铁化物为催化剂进行煤与生物质加氢共液化。曲先锋等 (7) 研究了生物质在超临界水中的热解反应。生物质液化技术是将低品位生物质能转变为方便利用的液体能源的途径之一, 但该项技术尚未成熟, 在技术、经济和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例如直接液化得到的生物质液化油必需经过改质提升才能作为燃料使用, 品位提升已成为生物质直接液化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另外, 该技术生产液体燃料的成本远高于化石燃料。
3 专利技术与非专利技术之间的借鉴关系
3.1 专利与非专利技术现状对比
对比水热法处理生物质领域的专利技术与非专利技术我们不难发现, 在该领域, 专利技术表现的并不是很活跃, 与非专利技术的活跃程度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差, 这从一定程度说明了, 这项技术对于实际生产的指导意义仍然较低, 很多科研始终停留在试验室阶段。
3.2 专利技术与非专利技术的相互指导作用
首先, 从非专利文献的撰写角度来看, 在绝大多数非专利文献的引言部分, 都会涉及对于现有技术发展的总结, 但是其中很少会提及专利文献, 这种现象在国内非专利文献上更为突出, 这也说明国内研究者在科研阶段对于专利文献的关注较少, 而对于国内科研人员来说, 在科研过程中则基本上不会对国外专利文献进行关注, 当然这也与科研人员对于专利检索工具的使用较为生疏有关。
其次, 从对于现有技术的了解角度来看。国内科研人员了解现有技术的手段主要通过, 国内外综述文献以及国外较为前沿的非专利文献, 试图从综述文献上摸清技术发展的脉络, 从外文科研文献上找到领域的前沿问题, 从而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或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但是综述文献往往是一种现有技术的罗列, 从技术内容上来看它往往只涉及技术领域的某一个分支, 而很难涉及整个技术领域的发展情况, 同时在现有技术罗列的过程中, 往往逻辑性较低, 不能使得研究人员充分了解技术发展的前因后果, 容易造成理解的片面性。而在对于技术领域的发展脉络没有搞清之前就盲目的投入科研的选题工作, 则可能会造成科研方向的偏差。但是如果研究人员能够从专利发展的角度去了解技术领域, 尤其是国外在很多领域的发展上比我国的开展要提前很多年, 通过了解那些较为原始的专利技术, 并了解整个技术发展的脉络, 则可以给科研人员呈现出, 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新的突破点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这对于后续科研工作的开展则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最后, 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都是科研过程中重要的资源, 从非专利文献中, 我们能够获得更多涉及方法原理上的技术信息, 从原理出发能够更多的对实际应用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解决。同时, 从专利文献中, 我们能够获得更加贴近实际的技术信息, 使得科研人员能够了解到, 现实应用中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将会得到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结果。
摘要：本文以全球水热法处理生物质领域的专利申请为分析样本, 从发展趋势, 国家区域分布和全球专利技术分布等多维度, 分析了全球水热法处理生物质技术整体发展状况, 通过对专利技术与非专利技术角度的回顾与展望, 可以使得该领域的科研人员了解现实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获得更具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水热法,生物质处理,专利,非专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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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是对来自新社会背景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再生产过程, 是一个以政府、学者和社会为支柱, 多党参与的学术、政治实践和文化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较而言, 其无体性、人为性的特征格外突出, 需要长期持续的人工操作, 以确保它在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持续闪耀。继创建了政府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目录保护体系后, 胡集书会于2006年被录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民俗的形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的典型代表。
胡集书会作为一种民俗, 依民众的自觉参与而存在。目前, 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减弱, 于是政府在背后极力保护, 需要保护本身就是落后或者发展势头减弱的标志, 但是这种保护又不存在普通法律事件中的主体、客体与事实要件, 在进行保护时, 更偏重于行政力量, 所以在对其进行法律层面的保护时, 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此文在分析胡集书会存在原因、兴盛原因、式微原因、政府保护原因的基础上, 结合现状展开论述, 推导出自己的观点, 仅作为笔者对于非遗文化的法律保护的研究。
二、胡集书会历史沿袭及发展现状
(一) 胡集书会解读
胡集书会本身为曲艺集市盛会, 最早源于曲艺艺人的竞技活动, 后因时间地点的确定性, 逐渐演变为以联谊为主、具有习俗性质的自发性汉族民间曲艺交流活动, 参会人员热情高涨, 场面隆重盛大, 与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 并称为全国两大书会。2006年5月20日, 山东省惠民县申报的“胡集书会”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类别:民俗;编号:Ⅹ-59) 。此项举措标志着对胡集书会给予历史文化上的肯定, 使其不再在民间原生态发展, 而是使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人接受, 受人保护。
(二) 胡集书会于胡集发扬光大原因分析
曲艺古镇胡集镇 (惠民县) , 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的新兴生态城市滨州市以西26.5公里处, 作为鲁北地区的交通中心和经贸中心市场, 经过近八百年的历史发展, 交易活动繁荣, 繁茂的经济活动为胡集书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胡集镇本身具备悠久的说书传统, 当地群众多爱“听书”, 所在鲁北地区的曲艺传统浓厚, 种类繁多, 类似于吕剧、京剧等戏种多受当地人喜爱, 当地人还存在“请书”传统, 但逢婚嫁、丧葬等家中大事必将“请书”以示重视, 此现象为曲艺艺人提供广阔的市场。笔者为胡集镇人, 听家中老人说, 现今年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年轻时都曾参加过村里组织的戏曲班子, 可见曲艺在胡集镇之盛。
(三) 胡集书会发展历程
根据《惠民县志》的说法, 胡集书会有三个来源:一为说书艺人借助于胡集书会的繁茂, 登台献艺, 逐渐发展成势;二为书会原先存在于当地县城惠民县, 后因宋末战乱迁至惠民县最大的镇胡集镇, 并于此发展传承;三为南说“渔鼓”, 北说“落子”, 艺人争斗, 不断发展门派, 后和好共创说书盛世的佳话。当地人以第三种说法为准。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具体的存在时间, 但是根据艺人们和当地人的口述可推测, 胡集书会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就其发展而言, 它可以大致分为元朝至清朝的鼎盛时期, 20世纪上半叶的滞后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期四个主要阶段。2
改革开放后, 文化开始重新复兴的步伐, 胡集书会借助这一机遇, 于2006年入选为国家首批非遗, 且在政府的帮助下日益壮大, 但是不可否认, 胡集书会已然失去原生态存在的能力, 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而存在, 这种现状隐藏的是胡集书会的衰落。但是要想寻求更好地发展, 法律层面的保护无疑是基础性的保护。
2011年2月25日, 我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第一款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并在第二款第 (四) 项中找到了有关于“民俗”的款目, 胡集书会作为民俗形式的典型代表, 依法作为法律保护的客体去寻求其立法的意义所在。
三、胡集书会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 侧重法律保护原因分析
法律的价值在于以自身价值观察和理解生命现象为必要性和基础。胡集书会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 有独立的价值及现实保存, 延续和继承的方式, 这是立法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但是就目前为止的保护现状而言, 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基于现行完善的法律体系, 非遗文化法律保护更倾向于法律与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 道德和其他价值观的相互依存。就此, 在探讨非遗文化的典型代表胡集书会时, 应从胡集书会发展历史的思考上, 探究现状背后存在的原因, 结合现有举措及未来设想, 进行自我思考, 全面看待胡集书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共性基础下做出的自我个性表达。
自身权利主体不确定, 权利主体是指参与法律关系并享有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人。但是胡集书会的产生不仅仅是特定群体的功劳, 这种由人们的兴趣自发而生的价值追求也很难追究到具体的个人或者团体, 几乎不存在在权利主体界定问题。我们只能从对其进行贡献的相关主体层面去探讨, 围绕政府、学者、公众和曲艺人四方展开。
胡集书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种, 其自身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非很密切。作为一名法学生, 为何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文件不断涌现, 这引起我很大疑问, 面对胡集书会这一素材时,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有一知半解。
(二) 法律保护现有措施
1. 立法保护
(1) 国际立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是由“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演变而来的, 其出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寻求保护的意义存在。1972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 提出了世界遗产的概念, 但并未对具体涵括内容包括款目进行阐述。2003年10月, 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正式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即“被群体、社区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观念所述、表现形式、社会实践、技能和知识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并接着以列举的形式进行该定义的阐述“如上文第一段所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但是并未见直接针对于民俗有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款目, 对于这一定义的拓展延伸的定义能否使胡集书会得到法律保护, 尚无明确的适用依据。
其他国家也颁布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律。1975年, 1996年和2004年, 日本分别对建立“国宝”制度进行了多次修订。菲律宾于1997年制定了“土著权利法”及其规则, 以保护土著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传资源和科学技术, 保护菲律宾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国内立法保护
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 我国已根据“公约”的要求将其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国内法。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制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4, 省市政府部门也从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出发, 制定相关法规, 如山东省颁布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通过制定具体条文进行立法保护。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时, 由于主体的不确定性, 保护存在困难。对于客体因素, 标志性客体主要从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和传统识别性标志三类出发5, 但是目前为止, 胡集书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仍因为客体独创性无法确定和查证, 导致困难重重。
虽然胡集书会发展至今未曾出现违法侵权现象, 这与它自身形式的特殊性脱离不了关系, 但是在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侵权事由时有发生, 阻却类似现象的基础在于, 建立完备的法律救济体系。事前救济, 在于阻却违法事由的发生, 制定奖励机制, 针对于对胡集书会传承做出突出贡献者, 给予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当然, 对于以自己直接或间接的行为造成胡集书会流失, 甚至于是灭亡的个人或团体给予行政、经济, 甚者是刑事制度上的惩罚, 此种事后追究侵权主体的事后救济也应当发挥其弥补性效力。建议将两者相结合共同致力于胡集书会的法律救济6, 更好在立法保护上发挥应尽的作用。
2. 行政保护
(1) 政府在指导保护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胡集镇当地政府遵循国务院“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 借鉴中央政府的非遗文化保护做法, 设立文化站, 划拨专项经费, 建立胡集书会展览馆, 归档整理图片视频资料, 增加消夏书场, 采用线上线下宣传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真实性, 完整性和继承性原则的指导下, 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 形成保护体制。胡集书会的形成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活动, 其开展所需客体的曲艺表演是自己单独存在的, 依托人数众多的热闹集市存在, 无人主导, 无人举办, 曲艺艺人乘兴而来, 群众乘兴而归, 一旦失去群众根基必然导致艺人的流失, 进而导致胡集书会的败落, 如何使这场千百年来的曲艺集市盛会得以长存, 政府在提供资源进行维持的单项措施下, 也应该重视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因素。
(2) 政府鼓励来自不同阶级书会爱好者的多方面支持
胡集书会的主体现由三方构成, 说书人, 听书人, 胡集镇政府。胡集镇政府在发展书会过程中也得到了来自不同主体及其他群体的支持, 主要为学者、说书人、听书人以及当地传习者四方。
支持学者理论研究, 为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的王加华副教授, 以生态民俗学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 曾于2009年2011年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主持过中国节日志胡集书会子项目并针对于胡集书会发表过《当下民间说书艺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以胡集书会参会艺人为中心的探讨》、《“你”怎么看:胡集书会保护与传承的艺人视角》等论文著作。韩克顺曾就胡集书会书写过《胡集书会》一书, 以表达自己对于胡集书会的敬意。学者们对民俗文化的智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该文化的层次与高度, 在融会贯通中发挥自身的文化再创造能力, 不与社会脱轨, 又不失自我独特风范。
鼓励公众参与, 形成学术保护热潮。公共是非遗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主体。经过对胡集书会蕴含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发现, 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限于形式, 更多人倾向于一种游乐的场所或者是一种娱乐形式, 或者仅仅就是胡集当地的一个规模较大的集会。但是一种文化存在的根基是一片热忱的文化土壤和一种得以起源的精神支持, 虽然历史渊源的盛会不复存在, 但是交流切磋技艺, 增长自己本领的精神应该由后人继续延续下去。
鼓励曲艺文化传承人主动参与, 实现曲艺文化再创造。非遗传承人是指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 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 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 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7。胡集书会展现给大众的是以曲艺为表演内容而存在的集会形式, 规范传承内容, 界定传承主体时, 应将曲艺艺人的表演考虑在内, 此举关系到群众情绪高涨与否, 胡集书会是否达到举办的高潮。
培养本地艺人, 提供传习场所。胡集当地现仅剩一位七十岁高龄的白桥村弹弦艺人, 缺乏文化土壤和曲艺传承人, 胡集书会的开展不过是政府用来停留这种形式的不得已手段。胡集当地政府和胡集书会研究会也为此担忧, 经讨论决定, 文化部门与教育部门形成一致意见, 在胡集当地小学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开展第二学堂, 组建胡集镇的当地小班子, 由政府出资外聘老师, 进行长期的培训学习, 毕竟曲艺练习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先天的嗓子条件, 后期的长期努力才可能打造一位弹唱名家。在兴趣的基础上, 给予进行学习的便利条件是胡集书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项重大举措。
(3) 实现专业管理, 申请社会团体法人, 成立胡集书会研究会
2018年3月初, 胡集镇前文化站站长胡同利先生向滨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申请了“滨州市胡集书会研究会”社团法人登记证明, 成立胡集书会研究会, 其主要职责为:“挖掘胡集书会历史, 整理胡集书会资料, 研究胡集书会发展规律, 总结胡集书会经验, 打造胡集书会品牌, 弘扬胡集书会文化。”
四、有关于胡集书会法律保护的思考
(一) 法律保护实质内容剖析
胡集书会受法律保护部分是其依存于文化进行自我发展与自我创造的部分, 但是深究这种文化概念, 其本身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理念, 无法从具体的主体、客体、流传形式完成刻意维持的生存状态。其本身所蕴含的是一种有关于信仰、价值、意愿的精神理念。这种抽象存在的理念所根植的是一方土地百姓、一定时空历史下对于某种精神因素的追随, 而落实到胡集书会上, 其更多代表的是在胡集书会兴起到繁盛再到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兴起时百姓群众的娱乐消遣、曲艺艺人的养家糊口、不同曲艺种类之间的竞争与团结合作意识及兄友弟恭的家族精神。胡集书会之所以在历史改革的潮流中式微, 不是因为源自于群众和艺人的精神追求不再, 而是那种迫切且急需的渴望不再存在, 仪式感流于形式, 神圣感伴随着人们更高的物质追求不复存在, 随即在历史潮流中的胡集书会民俗文化不得不依靠于法律层面的政策性保护去实现自身的依存。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有关于立法目的要求中出现的“认定”“记录”“建档”“传承”“传播”的立法诉求,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解释为一种法律概念。虽未对其具体的保护措施、保护形式、有权保护主体加以具体限制, 但是在“保存、发扬、传承”的宏观精神框架下对其进行限定, 使其能够提供持续的认同感, 进而增加人们群众对于这种民俗文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信仰, 这才是法律保护的本质所在。
(二) 法律保护的中心思想
胡集书会的兴盛原因依前文所述, 经济、地理、文化因素, 各占重要方面, 但是这些方面中, 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优势不减反增, 但是对应的是需要进行法律保护的胡集书会, 可见文化因素在胡集书会的兴盛中尤为重要。不妨细细分析一下文化因素产生原因, 对擂打台的视觉冲击, “请书”的传统习俗, 喜听曲艺的内心感受, 一年仅一次的新奇感, 娱乐项目缺失下的弥足珍贵等等。但是“请书”习俗不再畅行, 艺人无生存之地, 逐渐走失。快节奏和新兴文化的冲击, 人们内心浮躁, 年轻曲艺爱好者逐渐走失, 老年曲艺爱好者逐渐减少。科技的进步, 拉近人们之间距离的同时, 也使事物变得透明, 不再神秘, 现场观看的兴趣大大降低。所以在进行胡集书会的法律保护时, 要注意一些重要内容的保留, 以及增加符合现在人们兴趣的内容, 继往开来, 才能历久弥新, 长久发展。
(三) 法律保护的侧重点
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法律保护出现, 本身就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濒临灭绝的事物。对于非遗文化的真实展现, 赖以寄存于当时的乡民社会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但是伴随着工业时代和新思潮的更迭, 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逐渐消失, 如何在当代的保护中, 将这样一种被视为落后的文化, 重新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是我们在构建其保护体系时不容忘记的着力点。此文中, 胡集书会在后期“政府买单, 送书下乡”过程中, 将原本是由民间自发请书的重要环节收归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政府作为民俗文化保护的主导力, 但是其背后隐藏的一个事实是胡集书会已经丧失民间需求。
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引领的文化, 胡集书会更多地追求在于来自广大民众基础的认同感, 原生态的保护不仅仅是意味着还原原貌, 更多在于使其中的精神因素满足当代人的精神渴求。如何形成系统保护体系且不人为刻意, 是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深入思考的问题。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动态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反映出某些社会阶段的价值取向和主流社会群体的精神追求。伴随着工业革命热潮的来袭和人们精神欲望的扩张, 随即产生非物质文化逐渐脱离当今时代人们价值追求的现象。胡集书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相同的现状, 保护隐藏着衰落的现实, 而法律层面保护是一重要举措, 此文意在探究现状背后的原因, 结合现有措施, 完善法律保护下的胡集书会发展脉络, 寻求宏观保护下个体发展的立足点。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胡集书会,现状举措,法律保护
注释
1[1]百度百科, 有关于“惠民县胡集书会”词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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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对我国的城市污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生物-生态修复技术的具体治理案例，为以后的城市河道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城市河道；污染；治理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18.06.049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避免不了对河道或者空气造成污染，不少企业排放的工业污水含有许多化学物质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经常将生活废水直接排放到周围的河流中，这些污水的排放已大大超出了河水自身的过滤净化能力，久而久之，河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堆满垃圾的河流不仅影响城市美观性，而且发出的臭味令人难忍。我国不少城市和地区还存在污水处理系统不完善或者没有安装的情况，这种基础措施建设的滞后性导致生活垃圾未经分类或者过滤就直接排放到清澈的河水中，而相关人员没有重视对河道垃圾的定期清理和维护，导致河道污染现象愈发严重。长时间的污染打破了河水自身的平衡性，河水质量大大降低，一些生物也随之死亡，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调查报告显示，在对我国众多河流和湖泊进行质量检测后，发现污染现象和污染指数都大大超标，这种现象不利于城市河水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严重违反了我国政府倡导的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治理城市河道污染，最重要的是恢复城市河道的自身生态功能。文章对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对我国治理城市河道污染提供了建议[1]。
1 生物-生物修复技术在治理城市河道污染上的应用
（1）河道的两岸对于保护河水环境以及治理城市河道污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掌握的传统护坡技术已经可以从容应对洪水的侵袭，通过在河水两岸进行施工，采取建造丁坝，混凝土等技术虽然对河岸进行了巩固，但在施工过程中非常容易破坏河水河道的原有生态环境，打破了河水自身的净化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研究出了一种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在德国，他们利用“近自然型”的保护河道的理念进行建设；在美国，一种可以进行降解的生物纤维被广泛地应用在河道修理中，这是一种非常环保，贴近自然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而在我国，不少专家也开始了对利用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进行治理河道污染的研究，不少措施都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比如种植植物，采取土壤生物工程进行河道整治，这种生物-生态修复技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甚至能通过植物涵养水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河水内部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建立合理的生态环境结构[2]。
（2）在进行城市河道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利用微生物的净化功能是非常方便有效的。因为大量微生物具有降解河水中的污染物的作用，通过降解、过滤达到净化河水的作用。目前，我国已经研发出了许多微生物技术，比如通过科学技术为河水创建适宜微生物生长的良好环境，向河水中投放一种人工研发合成的微生物抑菌溶剂。通过这些自然或者非自然的微生物环境，吸收河水中的细菌和化学有害物质。这种微生物强化技术已经在不少河流污染治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修复好了上奥塘水体以及治理好了恶臭河水。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还可以刺激河水底部的泥土中的微生物，使其加快运动，进行新陈代谢，加快对河水的净化和循环，将恶臭水体进行降解。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一些具有降解污染物的菌种，对城市河道污染进行治理。微生物的净化能力非常好，而且利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大量的经费，是一种性价比非常高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是我国治理城市污染河道最普遍的方法之一[3]。
（3）利用植物进行净化河水、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它的原理是通过大量种植植物，用植物来吸附污染物，等过一段时间后，将植物转移或者运走，顺便就运走了河水污染物。植物相当于转运河水污染物的载体，通过长时间的吸附和转移，进行城市污染河道治理。植物不仅可以利用自身的根茎叶等器官对化学物质以及河水污染物进行吸附，还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利用植物吸附这种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在实际城市河水污染治理中已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案例。每一种植物作用的发挥都会受到水体环境的影响，具体的选择应当要结合治理的河道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调研，匹配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植物[4]。
（4）在河流周围建设人工湿地也是利用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进行城市河水污染的方法之一。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肺，对保护生态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和水生植物进行对污染河水的治理和修复。根据河水具体情况的不同，可以选用不同的人工湿地，比如表面流湿地或者垂直流湿地。因为不同形式的湿地对河流的净化修复能力不同，只有选择最合适的人工湿地对城市污染河道进行治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经过多年实地研究显示，利用人工湿地进行河水污染治理具有非常多的优点，比如耗费能源少、具有美观性、便于管理等。这种生物-生态修复技术近几年来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技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因为人工湿地是一种大面积的工程建设，需要占用很多的土地，而且工艺技术比较复杂，需要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2 结语
本文对于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来进行城市污染河道治理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具有很多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应该对河水受到污染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对症下药，多管齐下，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污染河道进行修复，结合其他的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共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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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4-14
作者简介：冯垚（1986-），男，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河道流域生态修复。
非物质农村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对机器意识的研究，是人工智能哲学领域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按照研究目标与内容的不同，可将机器意识的研究分为五种类别：面向感知意识实现的(MC-P)、面向具体特性意识实现的(MC-C)、面向机制意识实现的(MC-A)、面向自我意识实现的(MC-S)和面向感受意识实现的(MC-Q)。人工智能哲学和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前四类的机器意识研究是切实可行的，而MC-Q的研究则面临着许多争议。援引佛教唯识论的五蕴学说对意识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前四类的机器意识都具有意向性，而MC—Q则不具有意向性。对于机器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应该搁置有争论的主观体验方面的实现研究，围绕意向性意识能力，采用仿脑与量子计算思想相结合的策略，来开发具有一定意向能力的机器人。
关键词：人工智能哲学；机器意识；五蕴学说；意向性
一、机器意识研究策略分析
在过去十年，人们再次高度关注意识问题，并有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此领域开展工作。人们也开始使用计算模型来检验意识理论，并已有一些推测认为这最终可能导致实际拥有意识这种奇妙状态的、更为智能的机器。这类研究逐渐被称为“机器意识”的研究。早期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比较初步，研究工作较少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甚至前些年提到“机器意识”还有不合时宜的顾虑。但随着最近十年的发展，机器意识现在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合法研究领域。
从研究策略来看，机器意识的研究主要分为算法构造策略(A)与仿脑构造策略(B)两种途径。所谓算法构造策略，就是不考虑人类脑机制的借鉴，纯粹采用机器算法策略来进行机器意识的研究(Algorithm)；所谓仿脑构造策略，就是充分借鉴人脑意识的发生机制(Brain-Inspiration)，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生物物理机制来进行机器意识的研究。在具体的实现方法上，仿脑构造策略可以分为如下三种具体方法。
(1)规则计算方法(R)。规则计算方法与认知科学中的符号系统范式相对应，其实质性观点简单说就是：心智内部具有对世界的“表征”，并可以根据“规则”来操作或操纵这些表征。这一范式的基本方法是探究智能或认知是怎样经由理性符号表征的操作而成为可能的，并认为这就是认知的本质。
(2)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N)。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具有各种相互联系的神经单元组成的集合，每个单元具有极为简化的人脑神经元的特性。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与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范式相对应，其核心概念是“并行分布处理”，即认知或智能是从大量单一处理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
(3)量子计算方法(Q)。机器意识实现的另一种途径是采用量子物理学方法来进行意识的建模研究。在这方面，Amoveso等人首先开启了深入研究的先河。到21世纪，Woolf给出了用于视觉意识的量子方法。作为这种机器意识途径的进一步发展，Gao提出了意识的一种量子理论，研究了量子塌缩与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假定量子塌缩是一种客观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意识的产生过程。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量子计算方法。量子理论描述意识产生机制的有效性并不是说物质的量子活动可以直接产生意识，而是强调意识产生机制与量子机制具有跨越尺度的自相似性。正是因为这样，近年来意识的量子模型有快速发展的动向，如Mureika从类量子计算的角度提出的一种意识涌现的物理理论、Savtchenko给出的一种同步振荡神经网络以及Schroeder提出的奇妙统一意识能够用量子力学的形式化代数来描述观点等，都为意识的量子计算建模提供了新的基础，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二、机器意识现状的分类综述
参照Gamez在综述机器意识的研究进展中所提出的机器意识分类体系，按照研究目标与内容的不同，可将目前机器意识的研究划分为如下五个不同的类别，并作为我们后面讨论机器意识能否达成最终目标的分析依据。
(1)具有意识表现的机器感知模型(MC-P)
早期的机器意识研究主要是在机器感知处理中引入意识机制，因此是属于MC-P类型的机器意识研究。比如Aleksander的有关视觉觉知模型以及Taylor提出的三段阶意识的神经网络模型，都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Aleksander提出的一个视觉觉知人工神经系统，主要是通过图像学习处理将所感知的虚拟世界完全描述出来，而系统中的意识则定义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可覆盖性的状态，神经系统被赋予了表现颜色及形状的能力并予以“意识性”编码形成图像。当然系统也体现出诸如重构能力、短长期记忆、注意力、对颜色及形体的辨识反应、物体命名以及范畴分类方面的能力。
不过，总体上讲，由于此类研究工作的特点是帮助机器更加有效地进行感知，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某种更高阶的监督或注意机制，因此，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伴随性意识的实现，可以看做是有监控的关注性元感知计算机制的实现。
(2)具有认知特性及其行为表现的机器意识(MC-C)
迄今为止，已经研制了许多介于意识与认知能力之间，诸如语言、想象、情感等的基于神经联结主义方法实现的系统。
就语言而言，早在1989年，Angel就曾经给出了一个基于语言与主体的意识机器的体系结构。在体现意识的情感表现研究中，Ogiso使用人工意识流实现了一种机器人情感表达的方法，Igarashi则开发了情感意识机器人并给出了一些模仿行为的实现。在意识想象方面，Less-er给出了一种机器意识的联想神经网络，而Clowes基于涉身的概念，对机器意识与想象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应该指出，MC-C类型的机器意识研究是一种强势模式，从简单的算法程序到基于模拟神经元的系统等都有研究。这种类型的实现方法比较广泛，所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认知能力，包括语言、想象、情感等内部模型以及适应环境的外部表现行为等。因此，通常行为测验是检验此类系统是否具有意识的主要途径。
(3)具有人类意识相对应机制的意识机器(MC-A)
对意识产生机制及其机器模拟实现的研究，对于机器意识研究而言，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研究方面，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开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类研究常常从理论到模型来检验意识认知理论，成为机器意识最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
MC-A机器意识研究的主要成果有Baars的全局工作空间、Crick的神经同步振荡理论、Tononi的高级信息整合系统，以及基于这些理论开展的大量具体机器实现方面的研究。
此类研究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首先必须对人类的意识产生机制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基于这样的了解基础，来实现机器的意识机制。因此，很多这类研究通常采用仿脑构造策略来进行。
(4)拥有自我感觉的机器意识(MC-S)
有关机器自我意识的研究，是机器意识实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98年，Mulhauser首先
对意识与自我意识如何能够进行机器实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接着Kawamura采用多主体认知结构体系开发了一个具有自我感觉的机器人，Suzuki则开发了能够区别自我与他人的意识机器人并进行了行为模仿实验，Luaces曾使用模块神经网络来实现人工智能体的自我意识。
比较系统的研究是Samsonovich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基于图式建立了一个自我意识模型并进行系统实现。在该机器系统中，其认知体系结构是围绕着对应于系统自我“意识”的图式展开的，据称这些图式(schemas)能够处理的数据项不但包括语义知识、行动要素，而且还包括感觉质(qualia)。
当然，对于机器是否拥有自我意识的客观检验是十分困难的，关键在于机器的“自我”的指称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5)拥有奇妙意识体验状态的机器(MC-Q)
由于前四种类型的机器意识研究都是针对与意识相关联的现象进行建模，并没有声称具有真正的奇妙意识体验状态，因而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无争议的。但机器意识第五个方面的研究却涉及更多的哲学问题，因为其涉及拥有真正奇妙意识体验的机器——这种意义上的机器已经不仅仅是意识研究的工具，而是实际具有意识体验的机器。
Aleksander领导的课题组长期开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主要给出了有关意识的公理系统及其神经表征建模实现，比较强调采用虚拟计算机器来建模意识，包括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与奇妙体验状态学(Phenomenology)。功能主义取向导致基于传统程序设计算法的方法，奇妙体验状态学取向则导致神经网络分析方法。
三、对机器意识研究的哲学评论
由于涉及心灵的一些本质问题，机器意识研究一开始就引起了哲学上的广泛关注。有的专门讨论机器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讨论机器意识所会面临的困难，包括像心灵(mind)、感受质(qualia)和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这些回避不了的、显而易见的困难问题，以及一些与意识相关的认知加工，如感知、想象、动机和内部言语等方面的技术挑战。
首先，在传统人工智能研究的哲学讨论中，通常按照Searle标准分为强与弱两类：弱人工智能的观点主要是把机器看做是研究心智的有力工具，而强人工智能则认为机器不仅仅是研究心智的一个工具，而且通过巧妙编程的机器能够具备心智的能力。根据Searle的论述，强人工智能试图创建某种人类意义上心智的东西，而弱人工智能则是使用人类可理解的相同符号对心智进行建模处理。这种区分类似于Franklin对奇妙意识与功能意识所做的区分，也与意识的难易问题(该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介绍)区分相关联。这样，实际上建立了心智的外部表现与真实心智之间的对立，由此可以在MC-Q与强AI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而把其余四类研究当做弱AI的研究的延续看待。
针对机器意识而言，在传统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批评中，中文之屋的思想实验主要是用来批评MC-Q的，也就是说即使机器人外观行为像人类(处理汉字)一样成功，也无法说明这些机器具有人类一样的奇妙意识状态(甚至没有任何意义的理解或意向性)。在机器意识的研究者那里，对这一批评意见的回应是基于符号所指的观念：如果中文之屋的文字与非符号表示相关联，比如图像或声音，那么系统可以理解符号的意义并拥有指向该意义的内部状态。也就是说，开发具有指称意向对象的机器是可能的。
人工通用智能(AGI)秉承早期人工智能的初衷，围绕着通用智能的实现问题，试图再现人类的所有智能行为，因此往往与MC-C的研究有着密切关联。不过，有可能按照AGI对智能的定义，一些与意识有关的认知特性与行为可能被排除在智能行为之外，也有可能AGI包括所有MC-C关注的内容。AGI与MC-C的差别主要是：MC-C主要关注人类意识的认知特性与行为表现，而AGI关心的是通用智能特性与行为表现。AGI能否实现完全是一个开放问题，一些AGI系统也开展有关意识机制方面的研究工作(MC-A)。当然，不能排除AGI系统具有奇妙意识体验状态的可能(MC-Q)。因此，AGI的研究工作及其哲学取向与机器意识研究最为接近。
其次，从脑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认知神经科学也开展了一些神经建模的研究，包括与意识有关的神经模型；认知科学特别是神经联结主义也同样建立有关跟MC-C相关的认知计算模型，当然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揭示人类意识的运行规律，大多数并不关心机器意识的实现问题。倒是往往在意识的难易问题上，对机器意识的实现问题给出了颇多的启发。
从理论上讲，意识的难问题确实并不能完全摧毁MC-Q工作的可能性，因为即使意识如其所说是一个难问题，还是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MC-Q研究是具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其一，探询机器的奇妙意识以及建立模型能够增进我们对人类意识的理解，从而使我们更加接近难问题的解决。其二，到目前为止，机器是否具有意识仍然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即使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这是否就是对意识难问题的解决，起码可以迫使我们承认机器拥有意识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其三，即使在没有理解奇妙意识成因的情况下，创建允许意识在一个系统中涌现的条件是可能的。其四，即使我们放弃在机器中所开展的类似研究，将来采用芯片来替换部分脑的研究也会迫使我们处理1人类中的MC-Q问题。
再次，我们来讨论涉及对机器意识研究争议最大的奇妙意识体验状态人工合成奇妙体验状态学。人工合成奇妙体验状态学(Synthetic phenomenology)是机器意识工作涌现出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术语是Jordan于1998年提出的，专指奇妙状态的人工合成。在机器意识研究学会内部，该术语更多地用来确指人工系统是否具有意识状态的能力以及当意识状态出现时对其奇妙状态的描述，并成为意识能力的一种标准。那么机器能够拥有这种奇妙的意识状态吗?Kiverstein以“机器人能够具有自己的主观观点吗”为标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清晰的分析。他指出，怀疑机器意识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论点：一方面，认为我们的神经生物系统是特有的，而我们的神经生物系统唯有共有的就是主观体验；另一方面，认为机器仅仅是一个蛇神(zombie)而已，除了机器还是机器，不可能具有任何主观体验的东西。这也是代表目前大多数批评意见的观点。
当然，面对哲学界的这些批评意见，机器意识的研究可以采取弱AI的观点，也即把奇妙体验意识从心智概念中分离出来，将机器看做是没有MC-Q意义上意识的心智，这样就完全可能建立一个没有MC-Q意义上意识的强AI机器，从而回避哲学界的批评。
四、机器意识与唯识五蕴
早在机器意识研究起步阶段，我们在《无心的机器》一书观点的基础上，就对机器意识实现可能性问题提出过一些哲学上的反思，建议采用“自然机制+算法”的研究途径来开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以下将对“意识”的本质与构成进行分析，以便根据不同的实现目标与内容，来给出
关于机器能否拥有意识能力的更为详细的分析结果。
图1给出了意识运行机制的一种框架示意图，物质运动变化创生万物，生物所基于的生理活动支持着神经活动，神经活动涌现意识，意识感受生理表现并指导意向性活动的实现，从而反观认知万物之理。
这里必须注意两个要点：其一，不是所有的神经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所有的意识活动是有意向性的；其二，必须区分感受与感知之间的根本差别，感受是无意向性意识活动，是对内在身体与情感的状态体验(往往与感受质有密切关系)，感知是认知的初级阶段，是对外在事物有意向性的认识活动。比如，眼睛看事物是感知，看久了眼睛酸痛是感受，不能混为一谈。眼睛看事物，事物就是意向对象，所以感知是意向性活动；看久了眼睛酸痛是一种状态体验，没有意向对象，因此感受尽管有意识体验，但不是意向性活动。
现在，如果我们把心理活动界定为一切有意识的神经活动，那么就可以将我们的讨论与佛教唯识学所研究的心识问题相互关联起来，也即我们可以采用五蕴八识的唯识体系对意识活动的构成进行详尽的分析。
佛教唯识学中的五蕴包括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心理范畴，是横向分析心识的一种学说。八识包括眼识、鼻识、耳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是纵向看待心识的一种学说。两种学说通过心法学说(包括色法、心所法、不相应法、心法等)的联络，就形成了完整的唯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不考虑宗教本体哲学上的需要所设立的末那与阿赖耶互相为根的两识，那么作为心理学说而言，唯识学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意识展开的。
第一，前五识归为色蕴，对应的心法称为色法，相当于当代心理学中的感知，其意识的作用称为五俱意识(所谓“俱”，就是伴随)。如果这种感知是真实外境的感知，则其伴随性意识称为同缘意识；如果是有错觉的感知，则称不同缘意识；如果这种感知活动产生后像效应，则称为五后意识(属于不相应法)。一般而言，色蕴对应的心理活动都是有意向对象的，因此属于意向心理活动。
第二，受蕴是一种心所法(具体的心理能力)，主要是指身体与情感状态的感受。注意这里要区分身识中的身体状态感受与色蕴是完全不同的心理能力，身识相当于触觉，是一种感知能力；身体状态的感受不是感知能力，而是感受身体疼痛、暖冷等的体验能力。受蕴的心理活动，虽然具有意识，但不具有意向对象，因此不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三，想蕴是另一种心所法，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话讲，就是狭义的思维能力，如思考、记忆、想象等。想蕴属于认知的高级阶段，显然是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四，行蕴也是一种心所法，主要指一切造作之心法，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话讲，就是动机、欲望、意愿、行为等。唯识学中的“行”，与“业”的概念相互关联，一般分为三种，即身业(行动)、语业(说话)和意业(思想)，但都强调有意作为的方面，因此行蕴也属于意向性心理活动。
第五，识蕴是整体统一的心法，更加强调的是后两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的心法，现代西方的认知科学尚无对应的概念。识蕴主要强调的是返观能力，即对根本心识的悟解能力。
总之，色蕴是色法(感知能力)，受蕴、想蕴、行蕴都是心所法(具体的心理能力)，它们本身就是具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统归于心法)。其中色法的意识作用是伴随性的五俱意识，其他三蕴的意识作用与伴随性的意识则又有不同，称为独散意识(受蕴、想蕴、行蕴所涉及的意识，是一种周遍性意识活动)。当然，如果所有意识作用出现在梦中，唯识学中则另外称之为梦中意识(做梦时的意识活动，属于不相应法)。在唯识学的五蕴学说中，识蕴比较复杂，是唯识理论特别单列的一种根本心法，除了强调自我意识的末那识“我执”外，更加强调达到定中意识的阿赖耶识“解脱”，属于去意向性心理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人们的心理活动中，意识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现象，其起作用的方式也是多样性的。对于目前的机器意识研究而言，实际上我们涉及的只有独散意识与五俱同缘意识。比如MC-Q涉及受蕴性独散意识，MC-C涉及行蕴性独散意识，MC-P涉及伴随性意识、MC-s涉及识蕴中的自我意识，MC-A涉及的是心法的意识活动本身的机制问题。其他像不相应法的梦中意识、五后意识、定中意识、五俱不同缘意识等都还没有涉及。
显然，对于机器而言，真正困难的意识实现问题则是受蕴性独散意识(体验性意识)与识蕴性意识两个方面。一个涉及无意向心理活动的表征问题，一个涉及去意向性心理活动的表征问题，都是目前计算理论与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讲，机器最有可能实现的意识能力部分应当是那些具有意向性的意识能力(色蕴、想蕴与行蕴)，即唯识学心法中的色法与若干心所法。
实际上，由于意向性正是构建非体验性智能的前提条件，并可以通过Freeman所提出的一种意图(指向目标的)动力学模型来实现，因此机器意识的研究应该朝向意向性心智能力实现的目标开展研究。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意向性意识活动一定伴随有意向对象，于是就可以对此进行计算表证，并完成其相关的计算任务。当然，考虑到意向对象的涌现性，采用的实现方法依然是我们建议的“自然机制+算法”的方法。
当前，开展机器意识的研究工作应该集中在前三类研究中，并以实现意向性心理能力为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机器意识的真正出路。
五、结论
总之，在对不同机器意识研究的归类分析基础上，通过援引唯识学的意识分析学说体系对意识能力进行分解分析，我们发现，把目前有关机器意识的研究分为面向感知意识实现的(MC-P)、面向具体特性意识实现的(MC-C)、面向机制意识实现的(MC-A)、面向自我意识实现的(MC-S)以及面向感受意识实现的(MC-Q)等五个类别，就可以同唯识学中意识的五蕴学说相对比，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其中的本质问题所在。对于机器意识研究与开发，应该搁置有争论的主观体验方面(身心感受)的实现研究，围绕意向性意识能力(环境感知、认知推理、语言交流、想象思维、情感发生、行为控制)，采用仿脑与量子计算思想相结合的策略，开发具有一定意向能力的机器人，并应用到社会服务领域。
注释：
[1][4]周昌乐：《意识计算模型的研究综述》，《中国人工智能进展》，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76页。
[2][3]熊哲宏：《认知科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179页。
[5]Woolf NJ，Hameroff SR，A quantum approach to visual consciousness，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1，vol.5，no.11，pp.472-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