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1篇
商务英语是ESP(专业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广泛使用于国际商务交流活动中。它是连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活动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务英语翻译比普通的翻译更专业更正式,刘法公提出了三个翻译原则:诚实、准确和一致。实现忠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第一个步骤和原则。然而,文化信息等值是商务英语翻译中所追求的深层面的最终目标, 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且灵活使用。
2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
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是商业交流活动的关键。不同国家地区、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合作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 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转换。多样化的国家地区、历史背景、社会习俗、习惯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例如荷花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日本文化里,荷花常常和祭奠、幽灵世界联系在一起。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奉荷花为圣花,与其国内尊重佛教文化有关。在希腊神话里也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希腊人有荷叶饭的食俗,因此有些食品公司会使用“荷花”一词作为食品的品牌。
3奈 达的 “功能对等 ”理论和商务英语翻译
商务英语翻译除了掌握基本词汇、常见表达、用法和规则去实现翻译的忠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之外,译者也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这一因素。也就是说语义信息对等和文体信息等价是商务英语的翻译的基本层面。在这个基础层面之上要以目的语再 现源语言 的深层文 化信息。 翻译等值 (translationequivalence)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他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功能 ”理论 ,或“功能对等”理论 ,提倡翻译中的功能对等。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功能对等, 即译者必须争取对等,而不是一致(奈达,2004)。它的目标是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功能对等,而不是字面意义的对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语法对等 ;(3)文体对等 ;(4)风格对等。他提出 :“翻译就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2004)。
“再现信息”是翻译的主要任务 ,译者必须具备词法和语法知识来实现语义信息对等和文体信息的对等。正如我们所知文化信息是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无形的。有时,文化信息被语言形式所覆盖就会出现文化信息的丢失现象。很多人都熟悉运动品牌“Nike”。实际上,“Nike”在希腊神话中代表胜利、美丽和正义,这种文化内涵一直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当看到“Nike”,西方人自然就会联想到美好的事物。这项运动品牌在中国被翻译成“耐克”,有耐用耐磨之意。在这里,原词的文化内涵已经消失。我们看到这样的翻译只表达字面意思而没有传递文化信息。根据奈达的理论, 译者必须有一个形式上的调整来达到文化信息的对等。从本质上讲,翻译过程是动态的,任何适当的调整可以应用在必要的时候。这里,对等不同于数学中的“相等”概念,这是一个近似对等而非绝对。奈达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达到信息、形式、意义、源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的风格的对等。
根据奈达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 译者的遣词造句对目的语读者要能触发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效果。这样,原文的形式就必须有所改变或调整。但“只要这种变化遵循原语转换规则,坚持文脉一贯性原则和接受语的回译转换规则,就不仅可以保留信息,并且译文也忠实可靠”。例如,中国有部电影叫做《云水遥》,西方人不理解这三个汉字为何意, 就更不明白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什么。那如何让外国人可以理解呢?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做出适当的调整,将它译为“The Chinese Titanic”,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大家众所周知, 通过调整将异国文化与他们本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感,更容易理解《云水遥》这部电影的故事内容。
4结 语
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任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都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才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作为纽带的译者,周旋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 需要特别要了解本国与异国的文化差异及其成因,要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中消失,尽可能降低损失和避免增益。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必须争取对等,而不是一致, 商务英语翻译应遵守这一原则以达到交际的效果和交流上的对等,使译文达到与原文最贴近的等值。通过实现的语义信息对等、文体对等和文化信息的对等,促进商务交流更顺利、更成功。
摘要：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并有其自己的翻译原则。文化信息等值是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所追求的深层面的对等。然而,文化差异的存在常会导致商务英语翻译出现误解,甚至是尴尬。本文从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理论出发,阐述和分析了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信息等值现象,并提出一些实际方法来灵活处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以达到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信息等值,希望对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人士有所受益。
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文献标识码]A
哲学的反思是哲学发展的前提。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学习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普及到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普及运动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和教条化等倾向，也给我国的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负面影响。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反思这些哲学学习运动，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和“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
特别是在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和《红楼梦简论》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他于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解放”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与前几次学习运动不同，这场由哲学争论而引起的哲学学习热潮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自下而上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是一场较为自觉的哲学学习运动。这场大讨论尽管只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某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商榷，但其社会功能却是十分巨大的。它打破了我国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由此导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理论准备。
第五次全国性哲学学习运动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的。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以后，中央为了将全党、全国、全军的思想重新统一起来，再一次作出决定，要求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这场学习运动同前几次不同，它的范围始终局限在领导干部的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一般的群众中去。各种政治的和理论的甚至是一些非哲学的综合性刊物纷纷刊登哲学文章，也造成了较为浓厚的全国性哲学学习的气氛。
(二)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
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
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石头哲学”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
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第三，在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同时带有把哲学的理论争论等同于政治斗争的倾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差不多都是某种政治需要的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也就表现为哲学理论为政治服务。
然而，哲学毕竟不是政治，也决不能把哲学归结为政治。而我国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却流行着一种用政治来裁剪哲学和把哲学争论归结于政治斗争的倾向。一些人很善于揣摩一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习惯于把哲学的理论争论同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等同起来，统统贴上政治标签而加以打击和压制。被固定化了的哲学“原理”和被肢解了经典“语录”常常成为打人的“棍子”和压人的“帽子”，甚至演变为攻击性的运动。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经验化、实用化所造成的还主要是人们对哲学的反感和厌恶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政治化倾向则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敢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探讨，使我国的哲学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是停留于对经典著作、领导人言论和现实政策的注解，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哲学理论本身的深入和发展。
第四，在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尽管每一次哲学的学习运动的具体目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全国和全军的思想，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然而，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却出现了某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固定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与注解政治的风气相适应，人们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论述和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某种固定不变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引用经典，成为哲学论证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和模式。这种教条主义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的精神完全被这种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所取代，照背、照搬、照套、照抄不仅成为哲学学习的基本风气，而且也成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手段。
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反思建国以来我国的哲学学习和普及运动，我们又能得出些什么有益的结论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对周围事物相对稳定看法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由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是在一种潜移默化地过程中进行的，因而这种世界观常常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们比较自觉地将自己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同一种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增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总结人类思维成果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它不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的产生和形成，因此为了提高人们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有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必须要有思维的抽象，通过哲学理论的系统教育而使人民逐步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这才能真正使哲学的理论深入到群众去，因而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哲学的普及化。
其次。必须完整准确地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我们常常强调要坚持理论要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然而殊不知，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来就应当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它一方向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只是片面地要求理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忽视了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容易导致理论研究的经验化和实用化。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学习理论就应当而且必须了解和把握这个内在的逻辑，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理论，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恰恰是为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奠定理论的基础。
哲学不是注解现实的工具，而是研究和探讨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原则。一种真正能够立足于世的哲学理论，不仅要能够深入地研究现实和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必须能够通过对现实的研究而对现实未来的发展有所认识和探索，也就是说，一种真正彻底的理论必须具有某种超前或前瞻的性质。丢掉这种超前性或前瞻性，仅仅把哲学看作论证现实的工具，哲学就始终只能是一种永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东西。
就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言，哲学是世界观，是更基础的东西，而政治则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斗争中的某种具体运用。尽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哲学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说哲学确实应当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服务也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作理论的注释，而在于通过深入地研究现实而指出现实存在的根据和不足，并运用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去探索现实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新的和不断完善现实的各种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在政治的外面，而决不应当放到政治中间去甚至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无论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还是对现实的政治本身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也太深刻了。
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3篇
缩减式翻译是译者在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言语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从译入语角度出发，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元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而非盲目地缩减、删除原语信息。主要体现在译者可根据信息接受者的特点，将一些在有限时空中与认知活动无关紧要甚至毫不相关的信息进行删减节略，以凸显相关性更强的信息;对于信息接收者固有认知结构的缺乏，而在有限时空中又无法补充的信息可从略;对画面或音乐、动作等已提供了充分语境的信息也可以考虑进行缩减。
翻译实践中缩减法可分为三种：浓缩(condensation)、压缩性意译(reductive paraphrasing)和删除(deletion)。
电影台词翻译过程中多采用这种翻译策略。
1、 浓缩
眼中钉、肉中刺比喻最痛恶的人或事物，译者在翻译时直接将原语中的翻译成thorns in one’s flesh,显得简洁，同时这样在目的语中更能凸显其意义。
2、 压缩性意译
如：我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又多病。(i am too old and sick.)(《建国大业》)
古稀是中国人自古指七十高龄的说法。古稀之年表示人老的意思。而目的语也就是英语并没有这一概念，因此直接将这一成语翻译成old，将身体多病翻译成sick。
3、 删除
由于字幕翻译的时空局限性，译者在翻译时往往要对一些与故事发展关联性不强甚至没有关系的信息进行删除(deletion)，去粗存精，以有效地传达重要信息，减小目的语观众理解和接受的难度。
如：吃人家东西嘴短，要见的。(of course.)(《建国大业》)
吃人家东西嘴短是当时毛主席说的一种客套话，在交流时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若将此句也翻译出来势必会造成目的语观众的混淆。因此在翻译时直接将其删除，只要翻译出这句话所传达的意义即可，而且能凸现所要表达的重点信息。
二、 归化式
对于原语与目的语意义相差很大的词语应该采用归化(adaptation)的翻译方法。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旨在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当、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消除语言文化的障碍，为其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归化是用与原语词语有相同使用频度，但一般都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其优点就是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
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从那天开始，我们经常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但这样的翻译，对中国观众是难懂。在西方国家，豌豆和胡萝卜用做菜，因而用在一起来比喻关系的密切。对于中国观众不予理解，单纯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毫无疑问是不可取的。用归化的手法翻译为形影不离，中国观众对于这个词语的含义非常熟悉。译为形影不离既能准确表达阿甘的语义，又能保留原句的生动性让观众易于理解。
2、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to see you standing next to each other,i can’t help but feel excited.)
例
2、例3都是引自《建国大业》。在中国，跟长辈和上级说话时与同辈或下级说话时不一样，往往要使用某些尊称和敬辞。这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男女有别的，这也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敬辞或谦辞在汉语中的使用常常是讲话者有礼貌的一种表现。而在英语中，与长辈、领导谈话无需用特殊的词语，得注重语气。因此，在翻译时也应特别注意要根据译语的特点与习惯进行翻译。
三、直译
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4篇
摘 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包含丰富的墨家核心术语。墨家核心术语作为墨家思想的精华，其恰当的英译对墨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语料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以探寻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和方法。结果发现，方克涛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样，以直译、意译为主，辅以音译、汉字注释、同义词的方法，翻译形式多样，而其中包含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语料库
收稿日期：2021-08-18 修回日期：2021-10-03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墨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19BYY130）阶段性成果
墨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墨家术语是墨家思想的精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家核心术语英译，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助于促进墨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本文以方克涛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语料，以墨家核心术语为研究对象，探究方克涛的翻译策略、方法及其原因，以期为同类型作品的核心术语翻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
1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及其墨学部分
英语世界的“墨子”或“墨家”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处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1]。该百科全书由斯坦福大学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主办，将有关世界哲学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网站免费向大众开放，普及哲学知识。网站内容涵盖哲学流派、思想、人物、事件等，目前共有1600多个词条。内容全面，检索方便。词条编撰者多为哲学领域专家，内容审核严格，质量高，定期更新与修改。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学部分总计44 919词，分为《墨家》和《墨经》两篇，均由加拿大籍汉学家方克涛（Chris Fraser）撰写[2-3]，目前无中文版本。其中《墨家》于2002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墨经》于2005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方克涛现为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墨学研究，研究成果受到比利时、美国等国汉学家的认可。
在《墨家》篇，方克涛讨论了“墨子与墨家”“墨家十论”“追寻客观标准（‘法’的概念）”“认识论”“逻辑与论辩”“政治理论（尚贤）”“伦理学”“宗教”“历史影响和衰落”。在《墨经》篇，方克涛从后期墨家学说的聚焦点出发，阐述了“背景知识”“文本”“伦理学”“语言的哲学（名与实、言与举）”“认识论（知识）”“异同”“论辩与逻辑”。在文末，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墨子现有英文译本、西方相关论著和相关互联网资源，结构完整，内容真实可靠。方克涛撰写的词条并未一味地宣传墨家思想，而是通过翻译墨家核心术语以及部分墨家古句，分析和探讨了墨学重要观点。
2 国内外墨家核心术语研究综述
墨家核心术语研究与《墨子》和《墨经》的翻译密不可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墨家哲学术语的概念出发，集中研究了术语的内涵意义。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选译了《耕注》《贵义》《法仪》《十论》《墨经》，探讨了“三表法”“知识”“故”“法”“宇”“久”等术语的深层含义[4]。冯友兰的英文讲稿《中国哲学简史》翻译了《小取》全篇，节译了《公输》《公孟》《非儒》《十论》《墨经》等，阐释了“兼爱”“天志”“明鬼”“知识”“名”“辩”等术语[5]。陈荣捷（Chan W. T.）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翻译了《兼爱中》《天志上》《非命上》全篇，节译了《耕柱》《尚贤》《尚同》等，说明了“非攻”“非乐”“节葬”“尚同”“尚贤”等核心术语的含义[6]。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选译了《天志》《尚同》《经说》《经》《小取》的部分内容，分析了《墨经》中的“言”“坚白”“法”“类”“名”“故”“同异”“闻”“见”“辩”等术语。葛瑞汉（A. C. Graham）在《后期墨家的邏辑学、伦理及科学》全篇翻译了《墨经》四篇，为西方研究《墨经》奠定了重要基础。葛瑞汉对《十论》也有所讨论，对于“兼爱”“非攻”“尚同”“三表法”等进行了解释。戴卡琳（C. Defoort）翻译了《兼爱》上中下篇，认为“兼爱”是早期墨家的核心思想[7]。陈汉生（Chad H.）全篇翻译了《小取》，选译了《经》《经说》，对“三表法”“名”“言”“实”等墨家核心术语进行了拓展[8]。
由此可见，目前墨家核心术语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方面定性地探究术语的深层含义，对墨家术语翻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定量分析。因此，本文建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的英语单语语料库，选取一定的墨家核心术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探究方克涛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讨论其原因。
3 语料库建设及术语提取
构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语料库旨在对墨家核心术语英译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以考察其翻译策略和方法。首先从该百科全书网站下载墨学部分内容复制粘贴到Word文件中，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将“.+空格”替换为“.^p”进行分行，转换为txt格式等）;然后导入WordSmith Tools，使用WordList功能中的Statistics统计语料库基本信息（见表1）;建成语料库后运用AntConc检索。
形符指的是语料库总词数，类符指的是语料库中不同单词的数量，类符和形符之间的比率彰显词汇多样性，数值越大，词汇越丰富。由表1可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英文撰写，总体上少重复，词汇丰富。
为界定和提取墨家术语，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1）术语被定义为专业领域内指称概念的词或词组[9]，先通读英文语料，根据文中的注释、汉字提示和段落核心主题，初步确定墨家术语共96个;（2）使用AntConc软件中的检索功能和单词列表功能，统计词频，提取与第一步筛选后相符合的术语;（3）参考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的墨家术语，通过人工筛选，确定了48个墨家核心术语（见表2）。
通过AntConc工具检索统计48个墨家核心术语的频次，发现出现频次前10的是“辩”（193）、“知”（187）、“法”（180）、“利”（155）、“名”（110）、“类”（92）、“兼爱”（70）、故（66）、实（64）、说（48）。這些出现频次高的术语体现了墨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与冯友兰提出的后期墨家思想分为认识论、逻辑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相一致[5]：“知”代表认识论，“闻、说、亲、名、实、合、为”是对知识进行具体的分类;“辩”代表逻辑思想，《墨经》阐述了“辩”的目的、分类、原则、方法等;“法”“类”“故”是墨子提出的重要逻辑概念;“利”和“兼爱”代表社会政治思想;其余的墨家哲学术语便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补充，虽然在文中出现频次不高，但仍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参考已有研究，对墨家核心术语的阐述也有所侧重。
4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许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韦努蒂（L. Venuti）将翻译策略分为归化和异化[10]，而熊兵细分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11]。由于该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是哲学文本，哲学术语作为一种文化专有项，本文在分类上除采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借鉴了张南峰所总结的艾克希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12]，总结出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及方法，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翻译策略和方法，对提取的48个墨家核心术语英文译名进行归类，统计每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应的墨家核心术语译名在文中出现的频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4.1 从宏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归化和异化是两大翻译策略，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效果。“异化”的本质属性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原文作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学、文化特质，保留异国风味[11]。墨家思想深邃，有些术语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方克涛采用了汉字加拼音的方法，保留了中国文化。“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来替换源语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恪守、回归目的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规范[11]。方克涛在对墨家核心术语处理时，也会顺应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以意译的方法解释术语内涵，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墨家思想。统计方克涛翻译墨家核心术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归化为864次，异化为677次。
可见，方克涛处理墨家核心术语时，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且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哲学文本，作者主要意在普及世界哲学知识，所以对于晦涩难懂之处，方克涛采用了意译和释译的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接受。从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墨家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方克涛对于其逻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如“名”“实”，采取了直译+音译+汉字注释的方法，为西方读者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带来了便利。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翻译策略上，方克涛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英文撰写，主要面向西方世界读者。中西方思维差异较大，如果一味地保留原文的色彩，会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难度，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墨家核心术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色彩则会流失，所以方克涛在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同时，对一些术语进行音译+汉字注释的文内加注。由此可见，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也传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风貌。
4.2 从微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整理48个中文墨家核心术语对应的英文名称后，发现方克涛在处理多个术语时，使用了两种及以上的英文译名。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术语，方克涛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英译形式多样。结合具体的术语，笔者发现墨家核心术语翻译方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4.2.1 术语英译种类多样
对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种类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果如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只有一种英文译名的墨家核心术语有25个，出自早期墨家的有8个（尚贤、非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明鬼、兼），出自后期墨家的有17个（悖、害、重同、体同、类同、合同、狂举、虑、辟、侔、援、推、亲、闻、止、达名、私名）。其中，早期墨家思想的8个术语还历经英语名称的演变，方克涛在2007和2015年的版本给出了两种翻译，体现了概念的演变。例如“节用”“节葬”的“节”从2007年版的“Thrift”到2015年版的“Moderation”，“非攻”“非乐”“非命”的“非”从“Rejecting”到“Condemning”。以上演变体现了方克涛有从直译到意译的趋势，对术语内涵的理解也在改变，这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术语的含义。而后期墨家术语概念相对稳定，方克涛选用的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术语和英文译名之间一一对应。
此外，还有一些墨家核心术语内涵丰富，一种英文译名满足不了其意义的传达，对于这种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英文译名6种及以上的术语共有8个（法、实、辨、名、故、知、类、举）;具有5种英文译名的术语1个（是非）;具有4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3个（利、说、同异）;具有3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4个（兼爱、意、同、谓）;具有2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7个（天志、辞、亲知、是而然、说知、为、类名）。其中，翻译方法最多的术语为“法”，共有18种译名，方克涛对“法”所代表的概念，使用同义词来解释，例如“model or paradigm （fǎ法）”“fa （standard， model）”，在意译和音译的方法上进行变化。
方克涛的翻译方法根据术语内涵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具有一种内涵的术语，其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是意译的方法;针对有多种内涵的术语，译者翻译方法种类多样，处理灵活。
4.2.2 术语英译形式多样
方克涛对于术语的最终译名呈现，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英文译名在长短、单复数、词性等方面有差异。英文译名首次出现时译名较长，比如“天”译为Heaven （Tian， literally the sky），文内多以Heaven或Heaven （Tian）的形式出现。根据上下文，译名单复数也会改变，如“法”，一般用单数fǎ （model or standard）、model、standard、exemplar等，在谈及“三表法”及相关概念时则用复数fǎ 法 （models）、models、standards。根据句法的需要，同一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既有形容词，又有名词，如“同异”，既翻译成“sameness”（tóng同） and “difference” （yì異），又翻译成tóng/yì 同異（same/different）。
综上，方克涛对于术语的英文译名呈现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当术语首次出现时，术语通常较长，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会辅以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等文内加注。根据语境、句法的需要，术语单复数形式、词性会相应调整，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4.3 案例分析
根据图2，笔者选择了翻译方法种类多且在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2个墨家核心术语，“名”（110）和“实”（64）进行分析。
4.3.1 名
“名”是后期墨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名”在文中有9种译名，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
“音译+汉字注释”“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的翻译方法一般不单独出现，常作为直译或意译的辅助，在术语初次出现或者并列比较时使用，帮助英文读者理解术语“名”的内涵。各译名在形式上有单复数（names、name）、标点符号（“names”、names）、词性（naming、name）的差别。
例1.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
方译：The text continues by introducing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isputation： By names （míng 名）， mention stuff （shí 實）; by expressions （cí 辭）， put across thoughts （yì 意）; by explanations （shuō 說）， bring out reasons （gù故）. Accept and propose on the basis of kinds （lèi 類）.
例2. 名。物，達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
方译：They do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name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ir denotation （A78）： “all-reaching” names， such as ‘thing’ （wù物）， “reach to” or denote anything. “Kind” （lèi 類） names， such as ‘horse’， consistently “proceed to” （xíng 行 c.f. denote） all things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some feature. “Personal” or “private” names， such as the proper noun ‘Jack’， “stop-at” one thing only， the individual that bears the name. （A78）.
例3.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第47章，贵义）
方译：So as to my saying the blind don’t know white and black， it’s not by their naming， it’s by their selecting. （Book 47， “Valuing Duty”）
例1给出“名”的定义，即“举实”，例2说明了“名”的分类，即“达名”“类名”“私名”。从例1、例2中可以看出，当整句是在说明概念时，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会采用直译+（音译+汉字注释）（如例1）的方法;而当该术语表达字面意思时，则使用直译的方法（如例2）。例3中，“名”意为“给予名称”，译为“naming”，与“selecting”相对应，使用了动词词性。
对于不同古句中的“名”，方克涛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墨家思想对“名”与“辩”的关系有深刻的讨论。例1中，源语阐述了“辩”的基本领域，表达了相关概念内涵，“辩”的前提是“以名举实”，为了阐述此点，译者选用了增译和直译，在句子的开头使用增译表明原句的意义，对具体概念使用直译，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名”与“辩”的关系。
例2中，“名”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整句话运用了释译的方法，方便英文读者理解。例3中，原文通过举例表明“名”和“实”的关系，译文采用意译，使用了介词短语体现原句中所传达的辩证关系。
由“名”的翻译以及所在古句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到语境和术语概念内涵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选用最合适的方法。
4.3.2 实
在墨家学说中，“名”和“实”密不可分，“名”“实”具有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13]。“名”是认识事物的根本，而“实”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决定“名”，即取实予名。
范礼博还认为名实之差主要是对“实”的本身认识不清楚造成的[13]。从表5可以看出，针对“实”这个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个同义词，如stuff、things、objects、reality、events、situations，且不断变换形式，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如音译+汉字注释+（意译+解释）、意译等，给予“实”内涵多元的解释。如例1，“实”译为stuff （shí 實），和原句结构对应，各个术语译名形式也保持一致。
5 原因探究
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以归化策略为主，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辅以音译+汉字注释，翻译方法多样，不拘泥于规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5.1 文本类型
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达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效应，文本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使用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和信息[14]。《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科普世界哲学流派、事件、人物等，介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主题，属于信息型文本。该百科全书查找条目方便，对哲学主题的叙述条理清晰，侧重内容表达。此外，“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15]。方克涛所撰写的墨学部分作为“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在翻译墨学哲学术语及其所在古句时，注重信息内涵的传达，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一方面使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于术语进行拼音和汉字的加注，突出信息和客观性，忠实于源语，旨在将源语的含义准确表达出来。
5.2 翻译目的和读者类型
该百科全书编委会在“条目内容的指导原则”中写道：“《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作为权威的参考著作，适合哲学领域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对哲学话题权威讨论感兴趣的人使用。”[16]由此可见，该百科全书既需要提供权威的哲学资料，同时面向大众读者，还需要有科普性、趣味性、互动性，这对条目撰写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墨家思想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方克涛主要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根据源语的内涵与语境，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行为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考虑其语言接受习惯以及知识背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源语内容。
5.3 现有研究成果的影响
在方克涛撰写墨学部分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梳理墨家学说思想，形成了学术专著及论文，如胡适、冯友兰、陈荣捷、陈汉生等。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译著，而是围绕核心主题，翻译、阐释墨家核心术语和原文。方克涛参考了现有研究成果，例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在探讨墨家逻辑学的“知识”话题时，以解读术语含义为主，提供原文翻译作为支撑。方克涛对于墨学词条的撰写，同样以哲学内涵为主，原文翻译为辅，使用增译的方法，在句子开头表达源语的属性。在术语翻译上也有所借鉴，如胡适将“名”译为“name;names （predicables）;the predicate”，根据上下文语境使用直译或意译，且在文内加注，方译术语“名”参考了胡适的翻译，并在术语内涵上延伸了“words”这一含义。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会对译者翻译产生影响，且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会影响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在翻译处理方法上呈现多样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方克涛对于“知”“辩”“名”“实”“故”“法”等墨家核心术语较为关注，出现频次高且译名种类多，这些术语也是墨家认识论、逻辑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对于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克涛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且使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以意译和直译为主，伴有音译、汉字注释和同义词，根据术语内涵改变翻译方法，根据语境调整译文形式。可以看出，方克涛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要考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保留了原文的中国文化和思想风貌，其翻译主要受到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类型和前人著作的影响。
哲学典籍术语翻译需要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归化翻译;同时亦要以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拼音、汉字注释、插图、音视频）等辅助意译的传统翻译方法以进行部分異化处理，保留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特色，从而实现术语翻译的目标，促进墨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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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秀文（1972—），女，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辅助翻译、英语测试，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校级项目，出版专著《网络英语交互式学习研究》《外语交际测试理论与实践》，参编多本教材，在《外语界》《山东外语教学》《中国英语教学》《江苏社会科学》《外语学刊》等发表过多篇科研和教学论文。通信方式：xiaoyuwxw@126.com。
于晴（1998—），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方式：qing-yu@nuaa.edu.cn。
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5篇
【摘要】本论文选取开封旅游文化丛书为材料，以功能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其进行汉英翻译实践。并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对汉语旅游文本翻译进行探讨，以达到语言和文化的较好翻译效果。并由此得出结论：应用功能理论翻译汉语旅游文本，不仅有助于确定文本的基本翻译策略，还能实现特定文化语境下文本的交际目的，在传递信息和吸引游客方面都有很好表现。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旅游翻译 山陕甘会馆
【
【Key words】functionalism； tourism translation； Shan-Shaan-Gan Guild Hall
一、引言
在现今的汉语旅游文本翻译中，太多的错誤导致信息传递失真。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既做到语言之间成功的转换，又实现文化层面的完美诠释，这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译者的课题。本文将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翻译实例，探讨汉语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一些方法和策略，抛砖引玉，为汉语旅游文本翻译提供一些自己的想法。
二、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学者诺德（Nord）曾对功能翻译理论给过一个明确的定义：“翻译的‘功能主义’就是指专注于文本与翻译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的研究”。现代功能翻译理论基本上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主流，除了德国学者以外，英国学者纽马克（Newmark）提出的“文本功能分类说”和美国学者奈达（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论”也属于功能翻译理论的范畴。
1.功能翻译主导理论——“目的论”。“目的论”（Skopostheory）是德国功能派学者费米尔（Vermeer）和诺德（Nord）等提出来的，它形成了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流。其主要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选择翻译策略，而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和原文的功能。
2.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说。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在他的翻译理论中将语言功能和翻译结合起来。将各类文本体裁划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三大类，并明确指出“表达型文本”适合用语义翻译，而“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适合用交际翻译。
3.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是奈达基于他对《圣经》的翻译研究而提出来的，其原则同样把翻译和语言功能结合起来。他提出译者应该要用一种“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使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
从费米尔、诺德、纽马克和奈达等人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将翻译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注重文本或语言功能在翻译中的作用，这恰恰与实用性极强的旅游文本翻译的要求非常切合。旅游文本翻译特有的交际目的决定了它的“信息性”、“呼唤型”文本功能作用十分突出，而且大多以译文读者为中心，重译文功能轻原文形式。想有效解决旅游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策略和方向性问题，可以从功能翻译理论中寻求启示和理论依据。
三、汉语旅游文本特点及其功能
首先，汉语旅游文本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其本身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语言之间的对应，还应该保证原文本内文化信息在译文中的体现。这也是汉语旅游文本翻译的重点和难点。
其次，由于深受汉语古典山水诗词及山水游记散文等作品的影响，汉语旅游文本的语言表达常常伴有大量的对偶平行结构和四字短语，以求行文工整，声律对仗，文意对比，达到音形意皆美、诗情画意盎然的效果。而英语旅游文本大多简洁明了，结构严谨而不复杂，表达直观通俗，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语言的实用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又需要考虑读者的审美心理和语言习惯，不能一味地按汉语习惯在英译文中行文用字。
再次，汉语旅游文本属于典型的“呼唤型”文本，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诱导行动。而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语言交际，实现原文的功能与意图，以求信息接受的最大社会效应，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中国的景观与文化。所以翻译旅游资料时应该“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取向，以实现译文预期功能为重点”。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充分抓住“传播中国文化”和“实现译文预期功能”这两点关键，从原文中选取游客易于理解并乐于接受的旅游信息，在译文中予以表达。
四、《关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翻译方法及策略
本文选取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开封山陕甘会馆介绍中“美好心愿道吉祥”一章为材料进行分析。这一旅游文本最大的特点是语言优美，文言色彩浓重，历史文化信息量大，并含有大量的吉祥俗语和文化典故，这些也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下面将应用功能翻译理论，就具体例句翻译时所使用的方法及策略逐一进行分析。
1.注释性增译 （Amplification）。例1. 开封山陕甘会馆遍布着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
The auspicious motifs that appeals to the masse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Shan-Shaan-Gan Guild Hall in Kaifeng （Guild of merchants from Shan Xi， Shaan Xi and Gan Su provinces in Kaifeng city）.
如果不加注释，不要说外国游客，没有当地背景知识的中国游客也很少有人准确理解“山陕甘会馆”的意思。
例2. 龙，发展到明清时代，可谓竭尽其态、登峰造极。
By Ming （1368-1644A.D.） and Qing Dynasties （1644～1911A.D.）， the concept of dragon had reached its peak of perfection.
中國历史悠久，封建朝代更迭频繁，给出年代的起止时间，使外国读者对各个朝代所处的历史时期一目了然。
例3. 会馆的主人借助关羽关圣帝君的威灵和地位，大胆巧妙的雕刻了千姿百态、造型生动、色彩绚丽、气势非凡的“龙”。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prestige and status of Guan Yu or Emperor Guan （one of the best known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respected as the epitome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master of the guild hall boldly and tactfully engraved vivid， colorful and splendid dragons in a great variety of shapes and forms.
提到“关羽”、“关帝”，国人无不耳熟能详，但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外国游客是无从知晓其忠义的象征，其受人尊崇的地位。加入适当的注释，既不增加游客过多的阅读信息，又有助于外国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内在逻辑联系、了解中国文化。
2.修辞性省译 （Rhetoric Omission）。例1. 唐末五代下至明清，中国吉祥符画更加世俗化，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寄托理想，心愿和情感的重要形式。其直观形象和深长意味，不仅上达宫廷大内，王侯朱门，还下至市井瓦舍、茅屋柴扉，显露了其独有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During a thousand years from Tang Dynasty （618～907A.D.） to Qing Dynasty （1644～1911A.D.）， auspicious motifs were even more secularized， which became the anchor of ambitions， wishes and emotions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whole society. Their visual images and profound meanings， prevailing amo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revealed a unique and infectious vitality.
汉语行文用字多用四言八句，追求平行对偶。而英语写作讲究表达客观、简约，行文用字忌讳重复堆砌。原文中“唐末五代下至明清”，旨在说明年代起止，若一一将朝代译出，则译文状语冗长无比，破坏原文主旨表达。所以仅用“唐至清”一言以蔽之。而“上达宫廷大内，王侯朱门，还下至市井瓦舍、茅屋柴扉”表明的就是社会各个阶层，用“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恰好可以实现功能对等。
例2. 会馆的吉祥图案式样最多的还是反映广大人民追求生活美满、安居乐业、事业发达、人丁兴旺、家道昌盛、富贵平安、长寿延年、国泰民安等良好祝愿。
Most of them （the auspicious motifs） reflect people’s best wishes of pursuing happiness， wealth and health.
汉语原文中“生活美满、安居乐业、事业发达”等等纯粹是出于行文用字而无多大实际意义的表达，若全盘照直译出，势必破坏译文美感，所以必须对原文表达做出修改，只需表达“良好祝愿”即可，以有效吸引读者：
例3.“三阳开泰”的典故源于《易经》：“十月为坤卦，纯阳之象；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国人写文章喜欢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此处引经据典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三阳开泰”的出处。但是，所引的古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难以明白，对于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外国旅游者显然更是多此一举。纵然译者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引文的来龙去脉及其意义在英语中交代清楚，效果又会如何？不如将这些不影响原文中主要信息量的冗余部分删去，作如下处理，求得功能上的对等：The allusion of“Three Yangs bring bliss” comes from“Yi 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3.音译加注 （Transliteration and Explanation）。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语言显然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即文化空缺，当然也就没有现成的可套用的译法。（陈莉，2010）从目标语读者角度出发，音译加注是不同文化交流中常见的一种翻译方法，最适合解决文化词语空缺问题。
例1.综观会馆的吉祥图案，大多与福、禄、寿、喜有关。
Looking throughout Shan-Shaan-Gan Guild Hall， most motifs are concerned with Fu （good fortune）， Lu （fame and social status）， Shou （longevity） and Xi （joy and happiness）.
在汉语中，“福、禄、寿、喜”是四个具有特殊吉祥意义的汉字，此时文本翻译已不仅仅是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也在承担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音译加注效果比较好，使外国人既能读懂译文，又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出原文的文化核心。而随着认知度的提高，这些词也能像外来语一样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例2.在建筑、服饰、器物等上施以龙、凤、象、鹿、鹤、鱼等善灵纹样，寄意吉祥、美好，借以祈福；施以饕餮、夔、鸮、枭魈等恶灵纹样，寄意鉴戒、诅咒，借以镇邪。
Therefore， motifs of dragon， Chinese phoenix， elephant， deer， crane， fish， etc. were decorated on the buildings， clothes or artificial objects in order to pray for blessings. On the contrary， motifs of Tao Tie （a mythical ferocious and gluttonous animal）， Kui （a one-legged monster in fable）， Xiao （a kind of owl） and Xiao （demon in mountain like a mandrill）， were given the meaning of warning and curse.
象、鹿、鹤、鱼等常见动物可以直译，而“饕餮”、“夔”、“鸮”、“枭魈”等都属于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动物，属于“文化空缺”的特定词语。如果单纯用形象相似的动物名称替代，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本文所选取的材料中，凡是涉及“文化空缺”的词语，如“元宝”、“蟢子”等都基本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
4.直譯 （Literal Translation）。直译也是汉语旅游文本翻译中常见的一种方法，包括两层意思，逐字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和按照字面意思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在以传播文化为首要目的时，可采用直译法将汉语中特有文化内涵的词语“移植”到英语文化中去。
例1.“三纲五常”。“Three Cardinal Principles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例2.“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一百二十岁旧称“花甲重开”，一百四十岁为“古稀双庆”。“The greatest Shou is a hundred years， a medium Shou is eighty years and the lowest Shou is sixty.” In the past， a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old is called“Hua Jia （sixty years） blossoms again” and a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old is named“Double celebrations of Gu Xi （seventy years）”.
例3. 春秋时期又将天球分为五宫并配以五色，以北极星为中心的紫微垣宫，东宫青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四灵）。
An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the celestial sphere was separated to five palaces matched with different colors， the Purple Forbidden Enclosure Palace （with Polaris as its hub）， Azure Dragon of the East， White Tiger of the West， Vermilion Bird of the South and Murky Tortoise of the North. （These four animals are deemed Four Spirits）.
直译法可使译文简洁明快，又能保留汉语文化词语的原汁原味。然而不可否认，直译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逐字翻译是十分死板的，而且英汉在语言单位，句法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词语。
5.意译 （Free Translation）。意译就是按词语所表达的内在意思来进行翻译，舍弃了词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意义，着眼于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考虑到译文的效果，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调整，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例如：三元及第 Three top student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连中三元 Win the three highest literary degrees in succession；辈辈封侯 Preserve the rank of nobi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喜得连科 Congratulations on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ntinuously；六合同春 Full of vitality in six directions；四海长春Four seas in prosperity forever这些吉祥用语都有着各自的典故、谐音双关或暗示意义，但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只能牺牲其在汉语中特定的概念意义，而将其暗示的吉祥内容译出。
无论采用以上哪种方法，都应该从汉语旅游文本的目的和功能出发，“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取向，以实现译文预期功能为重点”，忠实准确地实现旅游文本的“信息传递”、“诱导行动”或“传播文化”等功能。
五、结语
通过对功能翻译理论学习和研究，我们认识到翻译是一个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复杂过程，对于汉语旅游文本的翻译来说，应该确立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原则，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传递信息”与“呼唤游客”的功能。本文围绕山陕甘会馆描述吉祥文化方面的文本进行了探讨和英汉对比实例分析，但就汉语旅游文本而言，其范围还远不止这些，景点介绍、旅游指南、告示标牌等在我们生活中都随处可见。尽管如此，通过本文翻译个案的分析，仍然总结出了汉语旅游文本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和规律来，希望对旅游翻译及传播中国文化多少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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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严大为（1980-），男，江苏苏州人，上海电机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
翻译理论功能理论范文第6篇
(A.Maslow)和罗杰斯(Carl R.Rogers,1902-1987).。
人本主义主张，心理学应当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将人的心理肢解为不完整的几个部分，应该研究正常的人，而且更应该关注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如热情、信念、生命、尊严等内容。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从全人教育的视角阐释了学习者整个人的成长历程，以发展人性;注重启发学习者的经验和创造潜能，引导其结合认知和经验，肯定自我，进而自我实现。人本主义学习理论重点研究如何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从自己的角度感知世界，发展出对世界的理解，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有别于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界的“第三种力量”，主张从人的直接经验和内部感受来了解人的心理，强调人的本性、尊严、理想和兴趣，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和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创造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目标是要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进行全面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行为主义将人类学习混同于一般动物学习，不能体现人类本身的特性，而认知心理学虽然重视人类认知结构，却忽视了人类情感、价值观、态度等最能体现人类特性的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要理解人的行为，必须理解他所知觉的世界，即必须从行为者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首先必须改变其信念和知觉。人本主义者特别关注学习者的个人知觉、情感、信念和意图，认为它们是导致人与人的差异的“内部行为”，因此他们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来构建学习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