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1篇
蜚声海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著作等身, 他是集国学大师、语言学大师、东方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学家为一体的传奇人物, 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 世人无可比拟。在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中, 对理论界轰动最大的是“大国学”思想, 季羡林先生在其他国学大师对国学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扩张了国学视野, 进一步提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 都应包括在国学范围之内, 还有敦煌学也应包括在里面, 还有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面的外来文化, 也都属于国学的范畴。
季羡林的大国学思想包括三大核心内容:第一就是他采取归纳和综合的思维方式, 对国学内容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主义思想探讨。他进一步指出:研究国学必须全面了解国学的各个方面, 不能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季老甚至指出, 除了以上之外, 国学还应该包括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第二就是和谐观, 季老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 它包括三个方面, 天人和谐、人人和谐和个人和谐, 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智慧。但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优秀文化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第三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人生四要。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 也是季老先生百年沧桑人生的独特写照。
二、季羡林国学思想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
季羡林先生关于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一系列散文中。伦理道德是在他的散文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语, 要着重处理的就是三个方面的关系, 那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己的关系。只有这三个方面都和谐了, 世界才能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 不是哪一个人的世界。每个人都要感恩生活, 善待自己, 善待大自然, 要用一颗慈善、平和的爱心来构建和谐, 无论对人还是对己, 都有益处。所以, 每个人都应牢记季老的期望,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责任, 对自己负责,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季羡林先生所倡导的“和谐”是有三个层面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人内心和谐。其中“和谐”的真正基础是“人内心和谐”。而正是这个“人内心和谐”又使他回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他说, 和谐是一种文化。我要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人合一, 个人合一, 三个层次, 缺一不可。而个人合一很重要, 讲的是个人修养。季老先生特别强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他心目中, 这是和谐的起点和必由之路。
如今社会高速发展、竞争无处不在, 且充满诱惑和迷茫。有的人为了钱、权不惜铤而走险, 于是浮躁、焦虑、抱怨充斥在我们周围, 却不知道当命运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却会留下一扇门。所以我们要调整好心态, 懂得感恩生活,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遇事多加思索, 学会换位思考, 少一些激进, 少一些怨气, 可能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事物更为本质, 更为真实的一面。
(一) 和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核心品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一个“和”字, 充分体现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文化主题。这个“和”字, 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一个简单的汉字, 不仅参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待人接物的处事智慧, 更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和”字, 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在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的一段, 33条走廊尤其引人注目, 那就是建设者专为藏羚羊设计的野生动物通道。便于藏羚羊等高原上的大型动物的迁徙, 不仅保护了它们的自然栖息环境, 而且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这是对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最好诠释。
(二) “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社会治理的伟大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重点。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它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 但是人类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 也对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人只注意到眼前, 对自然资源巧取豪夺, 完全忽略了生物圈整体联系, 忘记了人类和自然要和谐持续发展。
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关系, 必须走出“人类中心”的误区。人类也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 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次, 人类不仅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从自然中获取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使用价值;同时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要树立新的价值观念, 思虑长远, 除了从自然中获取, 还要考虑如何回报自然。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
构建和谐社会, 还必须要内心的和谐。唯有内心和谐了, 处事才会静心, 对人才有深情, 才能相守和自由。内心和谐是一种需要长期锻炼的素质, 是建立在认知健全、心里品质完善、明白事理和知荣明辱的基础上的。内心和谐是一种能力, 它要求我们守正心灵、控制情绪、演好角色、心无旁骛和追求卓越。内心和谐还是一种境界, 需要我们遇事以身作则而不计名利、品格高洁却不孤芳自赏、光明磊落又平易近人。内心和谐当然是一种力量, 它使我们难不倒、夸不到、诱不倒, 始终超越前行的一种冲劲。追求内心和谐, 是人生的长征, 是人生的课题和使命, 也是应尽的社会责任, 人人在其中, 没有旁观者。春风和春雨的和谐, 交织出了春天的桃红柳绿。阳光和云朵的和谐, 编织出了缤纷的彩霞。诗与曲的和谐, 奏出了动人的旋律, 悦耳的歌声。你与我的和谐编织出了和谐的社会, 美的画面。和谐之美带来祥和, 和谐之美带来幸福, 和谐之美带来进取的力量, 和谐之美, 温暖你我他。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中国的“和”文化, 坚持的是“以和为贵”、“有容乃大”格局;追求的是“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讲究的是“和而不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哲学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吸收“和”文化精髓, 内化新时代要求, 提炼升华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中国梦”是和平、富强、幸福的梦, 不是唯我独尊的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认同,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中国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世界谋发展的良方。一花独放不是春, 万紫千红春满园是中国人的理念。中国的发展与强大, 对其他国家来说不是威胁, 而是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 不仅将给全世界经济发展减负, 而且会带来更宝贵的经验。中国率先实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必将为全世界做出榜样和表率并减轻这个拥挤星球的压力。
这也是“中国方案”的核心, 是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和建设美好世界而提出的, 它体现了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 内涵丰富, 底蕴深厚,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和谐社会的写照, 具有强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它是将中华文明精神融入到了时代潮流多样化的发展之中, 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在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的一种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必将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带来巨大的影响, 是为世界发展带来的一种新的理念, 能使我们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大同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今天理解季羡林先生“和谐”思想, 看到我们党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对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标志着我们用和谐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 “和谐”作为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 即反映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是我们中华民族献给全世界的一份伟大礼物。
摘要:国学思想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如今, 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国学思想。季羡林的国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国学思想的优秀代表之一, 提出了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大国学”思想, 影响深远, 本文着重研究季老国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及其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意义。以期指导中国的和谐文化建设实践。
关键词:季羡林国学思想,和谐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季羡林谈国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
[2] 季羡林.中国人与中国文明[D].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10) .
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2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公共化可能是主流媒体重塑自身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和谐与公共
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这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主张。按理说,中国人的传统是推崇和为贵,和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但是,当中国官方把这个词汇政治化以后,和谐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被赋予了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词汇的官方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些词汇被官方钦定,赋予了官方色彩,这是一种官方话语权。词汇的官方化通常就是一种政治化。与此同时,可以联想到的是词汇的媒介化,比如,“小姐”这个词汇的媒介化就改变了这个词汇的时代意义,词汇媒介化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传播的频率,是一种词汇的社会化。词汇的媒介化常常是使得某些词汇变得流行起来,而这种流行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可能导致这些词汇粗俗化。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些的话,还能够看到词汇的学术化,也就是少数人使用的专业语言,这样的语言要求准确和客观,语言和语者存在某种脱节,不那么客观的人可以使用比较客观的语言。如果说政治语言是单向的。那么媒介语言就是双向的,而学术语言则是一种语言共同体。
那么,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两年极力强调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呢?除了新旧领导人交替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和意图吗?毕竟,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常常是靠口号来表达的,更何况中国在文革中口号泛滥,口号政治流行,如同口号型社会。实际上,中国官方近些年也提出了很多政治口号,但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学的范畴里,和谐社会的确是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关键词。小到家庭和谐,大到社会和谐,甚至可以推及到和谐世界,在战争与和平的全球语境中,和谐社会无疑充满着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即便如此,要想把和谐社会的概念推广到世界的话,仍然有可能引起西方人的某些困惑,毕竟,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观念还都依赖国家而生存。
和谐社会并非空谈,它至少有两个具体的概念,一个是以人为本,另外一个是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可以视为向公民社会靠拢,不是搞文革式的所谓自上而下的全民政治运动,而是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公民政治。而依法治国也不是搞多党制,而是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框架中寻求适度的分层治理。
显然,中国社会的这些政治构想都离不开传媒。长期以来,中国传媒的社会作用可以用一句古语来形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时传媒因为放卫星说假话而背上了长期的政治骂名。同样是传媒,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一马当先为中国的包产到户鼓与呼,充当了改革的急先锋。那么,造成传媒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最容易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这一直是中国传媒界的敏感话题,以至于在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中出现“群众喉舌”时,①引发了新闻界的特别关注,因为传统的提法强调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今天看,当年的这场争论似乎存在一个误区,双方都在突出极端性,把对方置于无路可退的地步,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并不是调和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公共性。
公共性
近些年,中国的传媒理论界引进丁西方公共广播的概念,这主要是针对英国的BBC而言。事实上,这些公共频道的概念与理论界的讨论差之甚远,它们更多是对撤销四级办台的一种补救,与公共性无关。
同样,公共新闻的概念也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几年前从美国引进的,只不过有点巧合的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电视节目是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与正统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相比,民生新闻似乎走的是下层路线,没有多少官气。中国官方一直鼓励新闻媒介“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说起来容易,但是对于中国的官方新闻来说却一向是个难题,似乎官方新闻更容易让“上面”满意。与之相反的是,民生新闻好像是天生的贴近派。很容易让“下面”满意,甚至许多人认为民生新闻过于琐碎,是新闻碎片化的典型。
围绕民生新闻的出路问题,很多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非常流行的就是公共新闻。但是,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会不会水土不服?尤其是新闻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社会公器的提法在中国就一直是敏感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官方似乎接受了公信力的说法。即便如此,这种嫁接是否有现实可能性?从全球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引进西方观念上存在某种错位,比如,新闻发言人机制,还有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或者美国已经开始衰退的现象引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某些误区。
依我看,一些学者之所以想到把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官方新闻和民生新闻之间缺少一个公共新闻话语层次。
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还主要是局限在学术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新媒介,尤其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构想。在中国,网络信息依然受到官方的控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全着或者突出了网络的意见集市功能。网络作为新媒体,它和旧媒体似乎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它的言论比信息更难控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一直是被张扬的。但是,这个“公”通常是和国家划等号的,中国人爱说国事家事,国事就是公事,家事就是私事,公永远大于私,再大的私事都是小事,再小的公事都是大事。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国事常常就等于官事。官就等于公。所以,中国的官方媒体总是以公共媒体自居,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多年居行业之首,显示出中国传媒行业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矛盾。
新媒介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人一直力图在传媒的公共性上有所突破,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增加自选动作,换句话说,就是在维护官方话语的同时,开拓公共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在不改变《新闻联播》节目的同时,加大对其他时段新闻节目的改革力度;许多党报采用的策略是稳定大报,搞活小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传媒的改革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不配套;另一方面是传媒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走人了商业性的误区,典型的是平民化和草根性时常变成商业化的运作口号。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新媒介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旧媒介的公共化,虽然这似乎并非新媒介的初衷,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新旧媒介互动的一个副产品。
上个世纪末,当新媒体在中国出现
时,很多人认为它是洪水猛兽。在官方眼中,它难以控制。而在传媒界看来,它会颠覆旧媒体。但是。今天来看,至少在中国,新媒体并没有取代旧媒体的主流媒体地位。不过新媒体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旧媒体向公共媒体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的互动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旧媒体,现在广播电视大量利用手机投票和短信进行互动;
第二,新媒体创造的言论公共空间改变了旧媒体对舆论的掌控,过去,中国的言论领域是典型的官方言论主导,以《人民日报》社论为代表,现在,中国的网络言论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民间舆论的角色;
第三,新媒体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旧媒体对信息的封锁,没有采访权似乎反而激发了新媒体的信息整合能力,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地域概念,如果说地方信息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旧媒体还能够形成有效的封锁,那么它在新媒体面前失灵了,新媒体让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信息全球化的影响。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这种互动也间接对当前中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政府很难像过去那样封锁消息了。这当然包括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难控制由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流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出台了更加具体的措施来阻止媒体的异地监督,但是。这种限制难以适用于新媒体,因为新媒体在中国通常不是以稳定的地方实体形式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流动的、匿名的和个体的,它无处不在,又如影随形,给媒体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其次,新旧媒体的互动给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平台。
最后,新旧媒体的互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几乎等同于官方话语,而官方话语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社会公话语的神秘,中国民生新闻的活跃可以视为社会私话语的激活。因此,公共话语的开放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开明程度。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和谐社会观念很容易被西方解读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共媒体的支持。因此,当前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推动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建设。
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公共化似乎和政府的和谐社会概念不谋而合,其中既有共识,也有些许无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中国的传媒正在向娱乐化倾斜,这使得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战,因此,公共化可能是主流媒体重塑自身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总之,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关系,媒体的公共化有助于改善中国主流媒体的党派媒介形象,同时,媒体的公共化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走向公共化的过程中,媒体自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而政府也会希望把媒体从潜在的对手变成天然的盟友,毕竟政府本身的政治改革也少不了媒体的帮助。在政府的政治改革设计中,媒体无疑是分层治理技术的重要工具,媒体的公共化并非私有化,它可以在不改变中国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创建一个政治变革的舆论缓冲地带。
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3篇
《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科技与生态文明建设》
任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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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0 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这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在我们看到国家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趋严重。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且严重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三鹿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告诉我们不仅看到科技给人类带来便利,更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所以中共十七大表示要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逐步实现能源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
关键字
环境污染
生态文明
科技
食品安全
可持续发展
引言
近年来环境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对人体,动植物都有巨大的危害。不同的污染会导致不同的危害,它会破坏个体的生长,代谢。如何解决好环境污染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问题。近年来,关于环境污染事件屡见不鲜,从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到转基因大豆,陕西凤翔数百儿童铅超标到重金属污染“菜篮子”等等,就在昨天青岛输油管道发生爆炸,造成47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重金属污染也随处可见。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花费了一百多年才将遭受生态破坏的环境恢复起来,而现在中国无疑是在走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以上的事件都说明了解决环境污染已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努力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文
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及改造能力大大加强,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总的来说,其实是科技的不断进步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愈加严重。比如: 1. 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
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文明不断进步,于是各种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不断升高,造成酸雨,对农作物及森林造成极大危害,也给水中生物带来严重灾难。含氟化学物质的使用如氟利昂对大气臭氧层造成破坏,使得大量紫外线从南极臭氧空洞射到地球,危害全球生物健康。最近两年频繁的雾霾天气也警告我们,治理大气污染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同时各种农药化肥及其他化学物质未经安全处理就排放到水体中,对水中动植物的生存造成严重危机。
2. 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可以将不同种生物的优良性状集中的同一个物种体内以为人类所用,也就是转基因技术。这当然给大家带来了好处,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其隐藏的危害。比如.可能对蝴蝶等昆虫造成伤害,可能影响周边的植物的生长,也可能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加抵抗力,或产生新的物种,之后一样有可能会伤害作物。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在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等靶标害虫危害的同时,对非靶标昆虫,特别是对天敌昆虫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转基因物种集中了多种生物的优良性状,因此在与其他物种生存中占据优势,造成物种入侵使得当地物种难以生存。 3. 水库建设,核能发电等对环境的破坏
水力发电会影响河川水域生态,对水中动植物生存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三峡大坝使得中华鲟无法洄游。火力电厂会排放污染物,排放出来的高温废水会产生热污染。核能电厂之废热及核废料,也可能破坏海域生态及环境,提高人类的致癌机率,潜在的核泄漏危险令人提心吊胆,例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在输配电及供电过程中,架设输配线路及变电设备产生的噪音、振动、电磁波辐射等,都会破坏水土及环境景观,同时也会威胁人们的健康。 4. 科技进步带来的战争危害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环境破坏的一大重要因素。但是冷兵器时代一场战争过后不过是对沿途的森林植被等的破坏,没有什么后续危害。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高科技不断应用于军事上,战斗机,坦克,导弹,火箭炮等各种武器层出不穷,使战争空前惨烈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大大增加。更有甚者,化学武器的使用使得战区及周围的无辜百姓深受其害,各种疾病发病率骤然上升,同时也危害了其他生物,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虽然核武器还未有使用,但是贫铀弹早就在战场亮相,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大量使用贫铀弹,虽然杀伤力巨大,但给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5. 垃圾带来的生态污染
由于经济增长迅速,城市化加快,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大量的生活垃圾随之产生,对环境造成污染。相比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更加的不易分解,且含有更多的有害物质,实验室以及化工企业产生的化学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尤为严重。
措施:面对这么多科技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后果,我们 也必须用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在项目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先评价,后建设。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高科技产业在产业机构中的比重。加大对新型能源开发与利用的科技支持,研究新技术新材料来减少能耗。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大对环保科技的投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
加大对环保科技的投入,增强环保科研院所的基础能力。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要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建立起先进的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执法监督体系,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环境保护的支撑能力。
(三) 促进技术研发与创新,大力发展环境科技,全方位应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治理。
目前,环境科技已成为世界各国促进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众多环境问题的解决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科技的研究对象、内容不断增多,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的内涵不断丰富。追求永续发展的环境科技主要包括:废物回收、水净化、污水处理、环境矫正、烟气处理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其目的是通过运用这些技术来达到节能减排的作用。 结语
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与进步的同时也会给环境造成危害,而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利用科技的进步去解决发展带来的危害,于是发展环境科技已成为治理环境污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为充分实现永续经营的目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改变以往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通过发展环境科技,将科技发展纳入到环境保护的体系之中,促进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密集型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4篇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科院社会工作系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一是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轻也不成,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倡导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因此,维护公平公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一、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一词为德国人首创,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解决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在传统上有两种定义,一为德国学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一为英美学界的定义,即社会政策是政府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综合起来看,社会政策就是一种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以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政策。
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失业和贫穷问题。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纳特在伦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所社区服务中心,称为汤恩比馆,由此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社区改良运动,并出现了最初的社区个案工作。这是最早的社会政策专业化的雏形。英国费边社的出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演变。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派别,注重缓进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提出设立社会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各种财政政策、立法渠道实现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提出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这需要社会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通过实现财政赤字政策、累进税收制和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达到扩大社会需求的目的。1941年英国的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撰写了题为《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是一个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英国以此报告为蓝本,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1948年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先后陷入了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困境,使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显现出来,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危机。欧洲和美国都先后对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以使社会经济得以协调、持续向前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关于贫困、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其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社会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社会政策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适时的实施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政策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使社会问题得到缓和或解决,使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协调发展,促使社会进步。
近30年来我国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如何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3;郑杭生,2003)。
二、社会政策的背景:中国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不断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住房、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不和谐的因素,正视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原因,探寻解决的途径。因此,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研究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背景。
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是“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也正呈逐渐拉大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90年代末期就变为0.4581。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仅仅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稍好。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更为糟糕的是,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当今,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主流曾认为,这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然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未扭转。
基尼系数的加大意味着社会已处于严重不公状态,而这种不公状态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就是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能力”包括贪污腐败、包括权钱交易,包括政策与制度的倾斜等等。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在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这种严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
2、医疗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这些感受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1992年 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在医疗系统涌现,卫生系统以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允许民营资本、外资进入医疗市场,即如同国企改革一样“国退民进”。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改,导致出现了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深圳天价医疗事件和药品价格的虚高等诸多事件,最终使医改失败。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5年的6623.3亿元,而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降至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而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在2001年达到60%。老百姓负担之重十分明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王绍光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9.3%,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7.2%,而中国则只负担了百分之39.4%。
王绍光分析说,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于政府负担,即使是穷人也能获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3、教育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教育为民族造就大量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失学儿童、因高昂学费把不少孩子隔在学校大门之外等。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教育的政策,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种种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原有的差距。
教育投入不足这首先是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的目标,却至今没有实现。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一直存在。二十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以下,1986年和2002年是两个高峰,但从来没有超过3.32%。其中的教训是,必须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投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和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三级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等级化的学校制度等等。它助长了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失衡,制造了严重的学校差距。
社会力量办学滞后 客观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区是55%,台湾地区是59%,韩国是80.5%。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
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因此,我国的社会力量办学亟待提高。
4、住房问题
近年来,住房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一路飙升的房价,让众多购房者望房兴叹。目前形成的以市场化取向为主房地产业,是住房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的迅速增涨与投资过热。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遭重创,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于是房地产成为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的年增长率,从1998年的13.7%迅速提高到200
3、2004年的30%左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额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199
7、1998年的12%迅速提高到这些年的接近20%。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好;另一方面,住房投资过热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金融信贷风险增大,经济产业结构协调等问题迅速凸现,各种能源、电力、建材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涨价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商品房价格的迅速上涨。自1997年以来,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一直呈上升势态,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过高的房价成为普通公众抱怨政府和谴责开发商的焦点。2004年的房价的涨幅甚至激增至15%。在个别地区,房价涨幅甚至接近30%。与此同时,住房投机已经从大城市迅速波及到许多中小城市。房价的迅速增长,超出普通家庭的承担能力。
住房供给结构失衡。这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商品房的大量空置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到2005年11月末已经达到1.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4.2%。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仅为606亿元,所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为4.6%,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监管不严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操作,许多经济适用住房项目都变相成为高档住宅,甚至引发了对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的极大争议。市场上对高档房屋的过份提供和对较低房价的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不足,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对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实施社会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保证了社会公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1、倡导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经济公正,也包括政治公正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公正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权利和同等发展机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间能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与其贡献相对等的有所差别但恰如其分的回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公正的含义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全社会要倡导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使其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首要价值。
2、社会政策天然的倾向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从产生之初,就天然地倾向社会弱势群体。19世纪以降,伴随工业革命等现代化运动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则在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1873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政策协会,其背景是19世纪下半期
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源泉的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工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风险,德国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并以法律形式颁布实施,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首开了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制度之先河。
中国已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上文所列的一些重点社会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问题,并且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焦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把关注民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把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减少贫困、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出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3、社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在1998年举行的“欧盟社会政策”论坛上,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T坚金斯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保护能够帮助促进和推动经济运行。无论是在欧盟层次上,还是在各成员国层次上,社会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发展已经获益良多。社会保护削弱会转换为糟糕的经济运行。反之亦然。从而形成消极和每况愈下的轮流恶化,形成低消费和人民被迫减少需求,反过来又造成企业裁减人员,经济发展缓慢或倒退。”坚金斯的观点对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好的思考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加之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压制。而低水平的消费会制约生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保障的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社会政策的制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中国目前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事业衰落。社会发展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人们对社会政策内容的理解往往比较狭窄,把社会政策等同于社会保障,或者是仅仅局限于一些应急性的措施。然而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清楚地揭示出社会政策的范畴远远大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也不同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切都以经济为“纲”,好像只要把经济搞好了,经济发展上去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政策似乎可以代替社会政策。从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种指导思想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实际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两种政策。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当把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来对待。惟有如此,才能将社会政策的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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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5篇
尊敬的党组织:
5月8日,我们进行了党校培训课的小组讨论活动,讨论的主题是“谈谈你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看法”。整个讨论过程中,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烈。通过此次小组讨论,我们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应该说,“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个概念的相继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型。它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我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
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核,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目的全新定位,即以人为本;对发展的路径全新探索,即统筹兼顾;对发展的标准全新界定,即增长度、发展度、持续度、协调度四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凸显了发展的价值。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现实过程中,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可持续发展。
有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党的十六大最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理念,明确“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并把其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发展和升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即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安定团结、各种矛盾得到妥善处理的社会。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两者相互促进。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社会目标才能得以提出并获得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具体落实。具体来说,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更全面更协调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同时,科学发展观提出“五统筹”、“五坚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因此从本质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与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统一。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新世纪的我们承担着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神圣历史使命。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武装自己,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同时,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学好本领,并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受教育、长知识、增才干、做贡献,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汇报人:张昌明
大学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范文第6篇
摘要:人生观教育对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为不同群体提供共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我们必须加强义利并重、利益兼顾的人生观教育,诚信友爱的人生观教育,积极进取、心理和谐的人生观教育,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平衡的人生观教育。在新时期人生观教育有新的特点,人生观教育注意发挥个体的主体性,不仅提供人生的范式,更提供发展人生的武器;人生观教育回归生活,不仅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更注重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教育;人生观教育尊重价值多元化,不仅注重灌输,更应注重引导。
关键词:和谐社会;人生观;教育
一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这说明思想道德教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能通过引导和帮助人们自我约束、宽容谅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提升境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1.人生观教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理应得到弘扬,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规范理应得到强化。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每一个人而言,只有确立科学的人生观,才能引导个人正确认识历史潮流,才能使人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只有进行人生观教育才能使人们自觉为国家、为社会、为集体、为他人的利益,竭尽全力地工作,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并真正懂得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只有进行人生观教育才能使人们提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增强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牢固树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信念和动力。
2.科学的人生观为不同群体提供共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尤其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整个社会具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迁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必然造成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间的矛盾与激荡,价值多元化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一些人放弃原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迷失方向,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主导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思想行为。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不能促成和谐;一个荣辱颠倒、是非混淆、美丑错位的社会更无法实现和谐。社会主义科学的人生观概括和提炼出了最基本的道德共识,即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正确的人生观,将其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现,从而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3.人生观教育有利于提高公民综合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力支持。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这三个方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素质的核心。人生观理论从多方面研究如何提高人的价值、创造人生业绩,教育、激励、推动人们自觉主动地提高自己的素质,成为兼有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生理心理健康的综合素质型公民。具备这种综合素质的公民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才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发活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担当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
具体而言,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素质,才能协调好自我的身心关系。正确的人生观,能够使人们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了解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自己的人生提供导向,从而也为自己的心理活动提供定位系统,为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奠定基础。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素质,才能协调好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利益和谐与社会和谐有着内在联系。人与人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和谐,要求个体必须自觉协调个人的本能及需要与他人的本能及需要的矛盾,变单赢为双赢或多赢。
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素质,才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平衡为前提和基础的,它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转换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便最妥善地利用资源和减少浪费。人们的消费生活尤其是享受需要的满足渗透着价值观念的影响,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曲折和缓慢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人生观教育,引导人们从人的本质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自觉地抵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建立合理适度消费的观念,为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们应进行怎样的人生观教育?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义利并重、利益兼顾的人生观教育。义利观是人生观的带根本性问题,历史上不同人生观的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也往往集中在义利观上。对义利问题的认识及其对待义利的态度构成人们人生观的内在灵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要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必须从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人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主张把义与利结合起来,把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前者摆在第一位而又充分兼顾二者,既不因为要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而忽视个人合法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不能因为要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个人利益体而忘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
所谓利益兼顾的人生观就是在人生的价值追求和评价上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利益兼顾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的正确主张,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公私兼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下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邓小
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为改革开放在价值观方面指明了方向。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期,确立义利并重、利益兼顾的人生观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义利并重、利益兼顾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两个“大多数”的前提下的,它有现实性,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一是针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广泛性的要求。只有讲利益兼顾,才能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的要求,才能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是针对大多数情况而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们之间发生了矛盾,必要的自我牺牲是高尚的,即在不牺牲个人利益就不能保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时,这种牺牲是必要的,但即使如此,也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牺牲,应该尽国家和集体所能,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发展。
在利益方面,不讲兼顾,只讲一头,和谐社会就缺乏现实的基础。计划经济时代,人生观教育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多,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比较少,甚至认为讲个人利益是可耻的。这样难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整个社会活力不足。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利益越来越受重视,关注个人利益也不再是一件羞耻之事,只要按社会要求去实现个人利益,就是光荣的。但有些人却只讲个人利益,少讲甚至根本不讲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以致见利忘义,使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滋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经验和事实已昭示人们,强调利益兼顾的人生观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诚信友爱的人生观教育。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而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是诚信友爱。这里讲的“诚信”,是指诚实守信,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守信就是重诺言,讲信誉,守信用,它要求在人生活动中要守时、守约、守诺,不作假,知行统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为人之本,是待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这不仅是历史上先哲们对人生哲理的概括,也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要求。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社会秩序来维持,而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和个人组成的:他们之间建立在利益制衡和诚信基础上的相互交往,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实质内容。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利益制衡具有强制性,诚信的作用有所弱化,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秩序主要以国家或政府信用来支撑的话,今天市场经济社会仅仅依靠国家或政府信用就远远不够了,它要求全社会所有群体和个人,在“个人诚信”层面上广泛建立起诚信关系,使诚信充分发挥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功能。这种整合功能体表为:
首先,诚信有助于提高社会组织的整体道德水平。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各种相应的制度与法规未有效建立,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的空间和机会比较多,失信行为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社会失信现象,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冲突。为维护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需要大力加强诚信道德建设,使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信守承诺,促使诚信真正成为人们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提升社会组织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实现理性化运作。
其次,诚信有利于社会组织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诚信是一个社会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无论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如何,诚信原则都是每个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诚信,社会中最基本的财产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各种物质财富就不可能被拥有、使用和保持,社会成员就不可能生产和分配他们为共同体生存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对诚信的有效履行,也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也就不会有联合的事业和系统的合作,更谈不上社会组织和人际之间的交往,社会组织的稳定与和谐将受到威胁。
再次,诚信可以增强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诚信是一个社会的责任问题,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对一个集体而言,诚信会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责任感,“我以集体为荣,集体以我为荣”。从个人角度,诚信要求人们对个人的言行负责,人无信则不立。诚信反映了个人的人品。一个社会组织的有效维持,诚信是最基本的底线。只有人际交往中相互信任,才可以消除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化解交往中的矛盾,才会有人际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
崇尚友爱,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这里的“爱人”,就是要对人有同情心,乐于关心人、善于帮助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人们不仅要敬爱自己的长辈,而且要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不仅要疼爱自己的子女,而且要扩大到疼爱别人的子女。墨子则提倡“兼相爱”、“爱无差等”,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人,不相欺侮,不相傲视,和睦相处。这些都凝结着人们共同的情感,体现着尊重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的道德要求。人们相互之间的友爱,使人性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它能够超越差别,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共同体的和谐,使之富于凝聚力。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是支撑和谐社会发展的道德支柱。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居住条件的改善使更多的人们有了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而同时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关心也遇到了新的课题,必须加以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关爱他人,关爱所有的人,但首先是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人去关爱。社会生活中“嫌贫爱富”的倾向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加以改变。在人生观教育中发扬关爱精神,也为建立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提供了思想基础,一些成功人士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关爱他人的人生观的引领下,会对慈善事业以更多的支持。
社会和谐要求社会成员以诚相待、相互包容、尊重个性。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要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第三,积极进取、心理和谐的人生观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它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社会各方面人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它倡导的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认为人生实践是一个创造过程,以开拓进取的态度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发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精神,始终保持蓬勃朝气,充分发挥创造力,就能领悟美好人生的真谛,提升生命的价值。
但这种进取的人生观又是与平和的心态、和谐的心理结合在一起的。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且社会竞争十分激烈,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正面临着巨大的心灵震撼。社会适应问题、学习就业问题、恋爱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家庭问题等,随时都会使我们陷入困惑之中。再加上社会上诸如分配不公、腐化奢侈等等现象如一股股强劲的潜流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些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忧虑、焦躁、沉闷、愤然,甚至无措。因此,心理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心理和谐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人的内心保持心理平衡,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具体来说,心理和谐首先表现为个体内部心理和谐,即个体内部心理成分(认知、情感、意志、个性等)的协调统一;其次表现为人事心理和谐,即人在处理事情时的冷静、适度和乐观;再次表现为人际心理和谐,即人与人交流上的默契和融洽。对内协调和对外适应是心理和谐的集中表现。
心理和谐,才能够比较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才能在人生进取的过程中减少或化解矛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例如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竞争,正确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它有助于激发竞争主体的进取心,有助于竞争主体客观地评价自我,扬长避短、展现才华、不断提高。但在竞争中缺乏平和的心态,把竞争推向极端,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就会造成道德的沦丧。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人与人之间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争取“双赢”。因此,应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心理和谐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是一个人对“人”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当一个人能以乐观而非悲观、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对待“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与缺陷、不足时,就会在与人交往中,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宽容、理解他人,有爱心,这就有利于建立起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相反,一个心胸狭隘、偏执的人,是不可能与他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的。许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过度关注自己的人,不仅难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与失败;而那些具有利他精神、宽容的人,生活更有快乐感、幸福感,人际关系更融洽。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要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客观地评价他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使人们“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这要求人们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心态是否平和与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紧密相关,盲目的攀比往往会使人失去心态的平衡,淡泊个人的名利也许更有利于心态的平和。
要保持人们的心理和谐,必须在健全社会各种制度的前提条件下,培育人们爱与尊重的内心世界,并把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目标有机协调起来;把社会规范与个人的欲望有机地协调起来,构建友善、宽容、互助等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使不满的情绪得到及时释放,不健康的心理得到及时矫正,让人真正体验到内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快乐,这样,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才能稳固。
第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平衡的人生观教育。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人是一个整体,物质性和精神性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人的生活的内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人们追求和关心物质利益无可厚非,人们可以合理合法地用自己的劳动、经营和创造,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和收入。劳动、技术、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可以按贡献参与分配。任何人只要付出了劳动,实现了价值,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和财富。物质利益是人们可以努力谋取的对象。
人们在生存需要满足后,要求过更好的生活,追求享乐和发展,这是人正当的需要,也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但如果把追求物质的感观的享乐和金钱变成人生唯一的生活目的,那就会使人生步入歧途。一些人贪污腐败,违法犯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分追求金钱和物质生活享受。显然,如果这种由物质利益激发起来的动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和规范,那就会朝恶的方向发展,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的私利,严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失范。
勿庸置疑,人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精神生活有表现出摆脱和超越物质生活需求的特征,也只有摆脱了物质性需求的羁绊而获得精神性满足的生活,才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只有在这样的精神生活追求中,个人才能激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和生命活力,提升人的智慧和爱心,促使人们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因而在人生观上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和谐,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等行为,引导人们追求超功利的生活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现代人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又使消费主义抬头,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和谐的人生观引导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生观教育应该赋予受教育者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能力,进而增进他们充实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并不能完全体现人之为人的完整意义和价值,人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才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是人追求的目的。今天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关心的不再是社会在物质资料上的贫困,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的难题不再是物质资料的贫困而是物质资料相对精神的极大富足;用弗洛姆的话来说,是富足中极度的贫瘠与无聊;人类在现代已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但这些都是物的奇迹,而天地间最大的奇迹——人,真正的人,正在迅速地消失。西方学者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物欲的极度膨胀容易导致精神的空虚和内心的扭曲。因而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就是人生观教育中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三
现代社会人生观教育内容上有了新的变化,人生观教育方式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这种特点如下:
第一,人生观教育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不仅提供人生的范式,更提供发展人生的武器。传统社会的个体具有极强
的依附性,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完全依附于血缘群体。这是因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一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而且传统社会发展缓慢且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生观教育的目标是把上一代人的经验和统治者的价值观作为范式,传递和提供给下一代,下一代在这种环境下也只能遵循和完全接受,教育对象的信念就是教育者的目标,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工具”,少数个体的主体性也往往被作为异端而抹杀得一干二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个体在历史发展中,从完全依附于群体到个体自主独立,个体的主体性不断得到提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原来隶属于群体的各成员才得以分化为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今天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尊重和发挥个体的主体性。与此相适应,人生观教育也就必须从提供人生范式的被动性目标转向提供人生的范式与发展人生的武器相结合的主动式目标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能使教育的引导与人生发展的内在需要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个体的主体性,完善自我,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另一方面使得人生观教育在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中能与时俱进,发挥它的人生导向功能。
第二,人生观教育回归生活,不仅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更注重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教育。过去的人生观教育中过分注重伦理道德及人格价值教育,人生丰富的内容被严重地狭隘化了,人的价值只剩下了道德价值,人们总为自己道德上的不纯洁或达不到道德高境界而焦虑,人似乎是为某种道德原则而生存,成为它的奴隶,人自身的生活及主体地位反而被忽略了。这种以人的理想化人格为诉求的教育,把道德价值作为人的最高追求目标,确实造就了一批道德楷模,但也形成了社会的道德虚伪,滋生了一些“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人们的过多的注意力转向了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去认识和改造外在的客观世界,窒息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格的全面发展。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创造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将人们带到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奇特的世界,于是人们必须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潜藏着的对生存的关怀、对发展的渴求和对幸福的向往的潜意识被不断地激活,成为当今社会人们价值追求的主旋律。现在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体自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个体的成功和发展,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幸福。他们希望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双赢,在追求社会的发展中也促进自我的发展,寻求一切发展的机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观教育也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面对人们丰富的生活,把尊重人、关心人和关爱人作为人生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良好氛围。
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并不否定人对道德的追求。道德本身是人的内在规定性,道德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生活,真正合乎人性的道德,一定有助于个体生命质量的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佛兰克认为生活高于道德,“道德具有推进个人良好生活之功能,而不是无端干扰它。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并非人为道德而存在”。人也不只是一个道德人,人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生活离不开道德,但道德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和唯一,人类的生活包含着比道德更为丰富和广阔的领域,只有那些被生活需要的道德才进入人的生活并指导人的生活。正如佛兰克所说:“道德规范并不涉及所有行为。人生及其理想要比道德及道德的目标更为宽广和丰富。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仅仅道德的满足并不能实现人类的希望。……我作为一个人的目的比作为一个道德自我的目的也更为宽广,这个目的包含了道德,却不仅仅是道德。”因而人生观教育在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更要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本身,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其终极指向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三,人生观教育尊重价值的多元化,不仅注重灌输,更应注重引导。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而稳定的社会,一元的和绝对至上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力量,人生观教育执行的就是社会这种统一的价值体系,它通过各种权威机构和手段向新一代灌输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以维护社会运转的秩序。这种人生观教育的规范整合功能非常强大,也具有绝对性,作为个体只能听命和服从于社会的规范。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由于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之间产生了广泛的联系和影响,这必然分解文化、价值体系及行为模式的一元性,形成多元的文化环境,使得任何个体人生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必然置于多元价值的联系中,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教育者的目标与教育对象的信念可能发生分离,因为教育对象在接受主导价值观念教化的同时,其它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地提出挑战,社会的价值导向并不能简单、直接决定个体行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人生观教育的价值目标对个体而言,仅仅是他确立人生价值信念的一个参考,有可能成为个体人生价值信念的养料和精神资源。面对这种情况,人生观教育应始终保持社会教育目标和个体信念之间的合理张力,突出教育对个体人生观念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体现社会的意志,在阶级社会中,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教育的性质。人生观教育引导的重点由告诉人们“做什么”转向引导人们认识“为什么”和“怎样选择”,激发他们的人生自觉,提高他们的自律水平。这时候“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在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引导人们在尊重多元文化基础上提高价值选择的层次。
责任编校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