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角范文（精选11篇）
认识论视角 第1篇
现代哲学是在反思和扬弃近代哲学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研究主题, 但受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 近代认识论研究出现困境, 面临着认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向以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为客观基础, 表现为:新人本主义用个人主体和非理性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类主体和理性, 导致传统认知方法的变更和认识主体地位的提升;法兰克福学派和解构主义发动的对传统形而上学根基的批判, 致使认识主客体关系的转变和认识结构主导地位的建立。本文试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分析现代认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及其对坚持党的思想认识路线的意义等问题。
二、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哲学认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
从词源上来看, “形而上学”一般被译为“物理学之后”, 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在这部书中, 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定义为研究“是者”, 即基本性的一门学问。所以传统形而上学追求世界的本源, 探索存在的本质, 从而达到对绝对和确定性的把握。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 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同一性思想、理性崇拜和庞大的概念体系。
传统形而上学在哲学史上曾盛极一时。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再到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 都力图构建包罗万象的庞大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 其中黑格尔哲学达到了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最高峰。但在近现代, 传统形而上学开始走向衰败。由于工业实践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率先在形而上学体系上打开缺口, 提出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 即把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来源, 并且试图抹去形而上学中的价值追求和超验倾向。在经验主义的现代变形——实证主义那里, 实证主义者干脆把超验的自在之物悬置, 并公然声称只讨论现象界的问题, 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代替抽象和思辨, 用实证的科学知识置换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相对的现象学则走向了另一条路, 胡塞尔用直接意向取代间接意向, 试图消除认识的前见。在本体上, 胡塞尔的意向试图把握总体, 但又反对任何对总体的限制, 这样就动摇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外, 工业化实践导致人类社会发生巨大改变, 各种新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 而传统形而上学面对这些新问题却束手无策。在现实问题的步步紧逼下, 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形而上学不得不沦落到被批判的尴尬境地。
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必然导致传统认识论框架的坍塌。通过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哲学表现出整体框架和理论旨趣的转化。我们依据这些变化, 分别分析它对现代认识论研究方向的影响。
传统形而上学认识方法是以主客二分框架为基础的“看”, 也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这种认识方式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洞喻说”, 人只有借助理念之光才能认知外部世界。在近代, 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方法论第一原则, 把“洞喻说”衍化成了各种由表象和概念构成的庞大的认识论体系。“看”本身已经预设了看的主体和被看的客体, 也就意味着人和世界被作为现成之物和待定之物而分离。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认识, 无需用存在者加以规定。一旦认识主体“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为物”。那么这种认知方法必然导致存在被存在者所遮蔽。所以他提出用直接领悟、阐释和澄明的方法取代传统的认知方法。海德格尔的这种认知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启发。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 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这种认知方式最直接的来源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排斥传统认识模式中的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 而要直接面对事物本身。但胡塞尔往往把事物本身当作先验世界, 从而无法与他所批判的经验概念相区别。海德格尔去除了无法说清的先验世界, 把事物本身还原到具有当下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过程, 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
近代以来, 由于机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人也从自然襁褓中挣脱出来, 自然从以前的支配力量下降到人类实践的对象。人类的信心开始膨胀, 幻想自己成为驾驭自然的主体, 世界被人为的二元化。在认识论中的表现就是由“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 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移到人自身。在哲学史上的表现是:强调客观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哲学迅速被强调自我意识的青年黑格尔派所取代, 费尔巴哈则直接用“感性的人”取代“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 曾经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上帝的变种, 他的庞大理论体系实际是披着理性外衣的神学体系。当然, 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也被施蒂纳批判为神位的更迭, 施蒂纳强烈要求回归到现实中的个体——“唯一者”, 这就是新人本主义批判形而上学的起点。克尔凯郭尔说:“人们可以说, 我是个体的一刹那, 但我不愿意是以一个体系中的一章或一节。”新人本主义注重个人体验, 并用人的非理性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 用个人主体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类主体。
萨特针锋相对地用“存在先于本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先于存在”。本质先于存在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特征, 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分有说”中, 即任何具体的存在都分有本质的理念, 这就意味着先有本质理念, 后有具体的存在。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则继承了这点, 当黑格尔把人当作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异化时, 也就表明人的本质 (绝对精神) 先于人的存在, 同时也意味着人的主体性还是受到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限制。存在先于本质则取消了一切传统社会价值的约束, 充分释放了人的主体性。人之所以为人, 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无需借助人的本质。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 什么都不是。这并不是说人可以为所欲为, 而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 勇敢地担负起存在的责任。
三、新人本主义的认识论逻辑体系
新人本主义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 高扬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中, 自身却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追求现象“多”背后的本质“一”。新人本主义 (个人本位) 和旧人本主义 (类本位) 一样, 都没有逃出这个“同一性”怪圈, 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逻辑。在自然领域, 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泛滥, 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最终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 这是对人类主体性的讽刺。在社会领域, 人类主体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 其结果却表现为主体自身的缺位和异化, 人不能成为自身的主人。具体到认识论领域, 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问题。传统经验主义者存在一个预设, 把对现实对象的认识等同于现实对象, 即把抽象出来的本质“一”看作是现实对象的最实在部分。可事实在于, 主体的认识是主体自身能动的认知结果, 而且整个认知过程都是在客体对象之外完成的。把认识结果本质设定为现实对象后, 这就又会成为同一性逻辑, 认识与对象的同一。传统理性主义者则是把客观对象直接指认为理性或心念的产物, 这里的“一”已经不再是从客观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本质, 而直接就是理性, 但仍然存在同一性逻辑, 理性与对象的同一。所以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在于砸碎“同一性”逻辑, 这又与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的实质在于主体将自己从客体中抽离出来, 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强权力, 这种权力必然造成人对物的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实证主义者放弃对客体进行形而上的追问, 其实是把客体下降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目的是更好地奴役客体。新人本主义者在突出主体作用的同时, 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基始性地位, 认为客观世界只有与个人生存相联系才能被人领悟和揭示。海德格尔说:“到底有没有一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能否证明?”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由在世的此在提出的。除了此在, 还有谁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客体的基始性地位并没有因为人类主体地位的增强而有丝毫转变。阿多诺批判道:“主体一旦完全脱离客体, 就把客体纳入自己的规范;主体吞没客体, 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它还是客体本身。”针对形而上学的旧病复发, 阿多诺把矛头瞄准了形而上学的根基——同一性逻辑。他用否定辩证法彻底根除了形而上学同一性理论, 并提出独特的“星丛理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强制性线性奴役, 而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的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星丛, 理论思维围着它的概念转, 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 而是靠一种组合”。哈贝马斯也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的基础之上提出“主体间性”, 根本目的都是要强调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的共在和联系的作用。
四、认识论研究方向转变对坚持党的思想认识路线的意义
上述分析显示, 认识论是随着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新人本主义用个人体验和非理性, 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类主体和理性, 在认识论中的表现则在于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和突出了认识主体的作用。二是阿多诺等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发动的对形而上学的根基“同一性”的批判, 在认识论中的表现则在于改变了认识主客体的关系和突出了认识结构的作用。这两个层次在逻辑关系上是递进的, 如果没有区分这两个层次, 很容易把前后两种认识论研究方向对立, 甚至看成是自相矛盾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哲学研究也逐渐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影响不仅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而且加深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认识。首先, 打破“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认识框架,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认识路线。“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把个人的主观意志当作行动的指南, 完全抹杀了纷繁复杂世界的客观性。人的主观意志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一”, 然后用本质“一”去统摄客观现象世界的“多”。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党的思想路线。其次, 在科学的思想认识路线的指引下, 迅速摆脱以往脱离实践的抽象追问,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能否实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最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决策体现了我党对“怎样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深刻转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公民意识”、“生态文明”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新概念也超出了以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 并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认识思维方式的特点。
概而言之, 研究形而上学批判与认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之间的关系, 不仅对推动哲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由于受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近代认识论研究出现了困境。现代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类主体和理性, 摧毁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根基.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现代性转变。现代哲学是在反思和扬弃近代哲学基础上形成的。
关键词：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认识论,认识主体,认识结构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认识论视角 第2篇
一、战略品牌管理视角与理念
凯文・凯勒教授认为品牌战略管理首先要形成一个开放的品牌管理视角与理念，它是品牌管理战略的基础。我们知道，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是商品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形式的整合。在当代社会中品牌及其意义可能更加具有象征性、感性、体验性，是无形的，即与品牌所代表的观念、精神有关，它表达的是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战略品牌管理是对建立、维护和巩固品牌这一全过程的管理，其核心思想就是有效监控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的发展，只有通过品牌管理才能实现品牌的愿景。
凯勒教授拓展了以往的品牌资产概念内涵。他认为所谓“品牌资产”就是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而不是由企业财务会计所决定和由企业营销业绩所决定的量化观点。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是由企业通过长期的品牌战略管理在顾客心智上产生的品牌知识所致。品牌的力量存在于消费者心中，是消费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该品牌的感受和认知。当顾客表现出更喜欢一个产品，或更喜欢该产品的营销方式时，品牌就具有积极的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在21世纪，消费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品牌来评价相同的产品。消费者通过过去用这种产品的经验和它的销售计划了解该品牌。他们分析品牌，找出满意和不满意的。特别是当消费者的生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紧急和时间紧迫时，一个品牌简化购买决策和降低风险的能力可能是无价的。凯勒教授这一全新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理论视野，为其品牌管理思想的确定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凯勒教授的战略品牌管理理论告诉我们，未来的品牌管理战略就是要管理好“顾客的大脑”，因为你的品牌是经过消费者认可才建立起来的。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模型，凯勒主张创建强势品牌应包括以下步骤：(1)建立适当的品牌形象;(2)创造适当的品牌含义;(3)引起顾客对品牌的正面反应;(4)创建与顾客之间适当的品牌联系。具体通过品牌出现、品牌性能、品牌形象、品牌判断、品牌感受和品牌共鸣六个阶段实现强势品牌的建立。
二、品牌管理要素与品牌资产构成核心成份
凯勒教授认为创建品牌资产更是一项品牌营销活动，具体包括选择品牌要素、设计营销方案、整合营销沟通、利用次极品牌杠杆以及评估品牌资产的来源等。其中品牌要素选择又是重要的一环。所谓品牌要素是指那些能标记和区分品牌的要素，主要有：品牌名称、URL、标识、图标、形象代表、广告语、广告曲以及包装等。可以通过选择品牌要素来提高消费者的品牌认知，进而形成强有力的、偏好的、独特的品牌联想。在品牌要素选择与设计要遵循以下标准。第一，品牌要素的组合要有内在的可记忆性，能使消费者回忆或容易识别。第二，品牌要素的组合要有内在的含义，能告诉消费者该产品门类的性质或该品牌的特别之处及优越之处。品牌要素所传递的信息，不一定仅仅与该产品相关，还可以体现该品牌的个性，反映使用者的形象或展现一种情感。第三，品牌要素所表达的信息并不一定与产品本身有联系，也许仅仅是一种内在的吸引力或可爱性。第四，品牌要素的组合要在产品大类内和产品大类间具有可转换性，也能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以及不同的细分市场。第五，品牌要素的组合要能灵活地适应一个时段的变化。最后，品牌要素的组合要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且能在竞争中最大限度地自我保护。
凯勒教授认为品牌管理的任务主要集中在设计(或加强)品牌视觉形象方面以及品牌联想和建立深度的消费者与品牌关系方面。然而不少企业在品牌视觉设计的力量又经常被低估，像英特尔、可口可乐和万事达卡等品牌单凭它们的外观形象就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些品牌无处不在，其外观形象不但在每次购买活动时激发人们想到它们，还影响了人们的品牌认知，
像英特尔这样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视觉形象，就已经让人们给予它们领导者、成功者、高品质甚至是激情和动力的评价。记住:对一个主导品牌，品牌心理认知结构中的首选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术的角度讲，品牌资产是由关于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营销效应的不同反应构成。从消费者行为和品牌认知心理角度来看，品牌资产有三个关键成分。一是品牌资产起源于消费者反应的差别。如果没有差别，该品牌的产品基本上被归类为一般产品。于是这种产品的竞争或许就常以价格为基础。二是产生这些差别是由于消费者关于品牌知识的不同所致。品牌知识是由与品牌相关的全部想法、感觉形象、经验、信念等组成。所以，品牌必须使消费者相信它是强大的、有利的、独特的。三是构成品牌资产的消费者的不同反应，即反映在与一个品牌营销各方面有关的知觉、偏爱和行为上。有研究认为，品牌资产的关键利益主要有：品牌产品性能的改善、有更高的忠诚度、在竞争性市场行为中有较少的弱点、在市场危机中有更少的弱点以便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等。
三、品牌建设核心要义就是科学的品牌定位与品牌资产的增值
综上所述，要实现战略品牌管理，最重要的目标是如何在消费者头脑中进行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使用品牌的目标消费者。第二，参照系即对品牌消费终点目标的描述。第三，差异点即要回答自己的品牌为什么是最优秀的。第四，相信理由即对参照系和差异点提供支持性证据。
根据上述内容品牌定位的具体步骤如下：确定目标市场和竞争的性质以及理想的差异点和共同点联想。其中确定合适的竞争参照结构取决于对消费者行为和消费者观念集合的理解，这里的观念是指消费者在进行市场品牌选择时所进行的考虑。差异点是指那些品牌所独有的，同时也是强有力的、受消费者偏好影响的品牌联想。差异点联想的确定基于吸引力和可传达性标准，这些综合起来决定了品牌营销的水平和期望的品牌定位所需要的成本。另一方面，共同点则是指那些不一定是品牌所独有的或事实上与其他品牌所共有的品牌联想。产品大类共同点联想是指消费者认为作为某一特定产品大类中正规的、可信任的产品所必须具有的品牌联想。竞争性共同点联想是指专为抵消竞争对手差异点而设计的品牌联想。品牌定位正是基于这四个因素来确定，并据此决定理想的品牌知识结构。
由于品牌资产的增值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品牌心理的变化，对品牌资产来源的评估就显得格外重要。凯勒教授认为当顾客对某个品牌有了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并在记忆中存在着强有力的、偏好的、独特的品牌联想时，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就随之产生。但品牌资产增值主要是由影响顾客品牌联想的三个因素决定，这对分析品牌资产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品牌联想强度。它是指接收的信息受到加工的数量和质量的函数。某人对一个品牌信息思考得越深且能更多地与已有的品牌知识相关联，由此而产生的品牌联想的强度就越大。有助于增强品牌联想强度的两个因素是：信息与个人的相关性和信息的一致性。
第二，偏好性。偏好的品牌联想是指那些适应消费者需求，并能成功地通过产品和营销活动传递给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品牌联想可直接与一种产品相关，也可与非产品(如用途或使用者形象)相关。
第三，独特性。要想建立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的不同反应，就必须将该品牌与独特的、有意义的差异点联系在一起，从而为顾客提供该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使顾客明白为何应当购买该产品。
这三个因素对品牌经理人来说就是，营销不仅要充分了解消费者如何购物，如何使用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消费者对各种品牌的认识、判断以及感受。评估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的来源其实质就是评估品牌认知与品牌形象的各个方面，因为正是它才导致了品牌资产价值的差异。
综上所述，凯勒教授的战略品牌管理理论为今天经理人的品牌管理决策提供了更全面、更长远的视角。其理论的创新点在从艺术与科学统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建设和管理品牌的理论架构，同时这一理论架构又有坚实的现代心理学基础，使我们能够深入地解析消费者品牌知识的结构及其激活规律，这正是品牌资产增值的关键，这也为我国的品牌建设研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这正是我们对品牌理论研究所缺少的，也是我们与西方管理理论的差距之所在。
作者丁家永：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广告与品牌心理学
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认识 第3篇
【关键词】档案整理；新视角；档案整理原则
一、档案整理工作现存的问题
（一）对档案整理缺乏认识。一些企业对档案整理工作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对档案整理工作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致使档案整理工作迟迟不能落实。产生这一现状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档案整理人员的匮缺，企业的在职人员几乎都不具备档案整理的专业素养，不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档案归档工作。2.档案整理从业人员的年龄因素，由于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向老龄化，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技能的培训，从而导致档案整理工作的水平低下，对档案的搜集、归档等任务不能及时有效的完成，有的还会出现遗漏、错收等现象。3.多数企业的档案馆都是办公、保管以及调阅合为一体的工作状态，没有对档案工作各阶段有所区分，一定程度上对档案馆的服务影响非常大。
（二）档案整理的意识薄弱。相对于企业而言，档案整理工作一般都是在所有工作的最后进行，这种工作性质也导致档案整理不受外界人士重视，工作成绩不乐观的因素。甚至很多人认为档案整理只是单纯的记录，不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观念。这一系列不良意识，使档案整理工作的重要程度和必要性没有得到企业相关领导的充分认识，有一部分企业甚至对档案整理工作出现了抵触情绪，认为档案资料归档没有实用，还劳民伤财，这些都是导致档案整理工作合理化有序进行的因素。
（三）档案整理缺乏方法。在档案整理中存在的一系列因素，都对案整理人员的工作有了延续，使得他们对自身的工作存在质疑，也认问档案整理工作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进行，只安排少数人员看管好档案就可以了。同时企业还缺乏重视，致使档案整理工作一直按照传统的工作方法进行，一切都是老思想、老观念，这与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大相径庭，出现了格格不入的落后现象，档案归档工作缺少信息化、数字化的方法，也缺少高效的专业整理方法。
（四）档案整理缺乏规范流程。规范的档案整理工作，应配备统一、科学、标准的工作流程或操作手册，而目前的档案整理更显随意性、人为性。制度与规范没有体现在工作中，这样容易对档案的实用价值产生严重影响。
二、现代档案整理技术
（一）传统档案整理技术的局限性。长久来看，传统的档案信息整理技术在整个档案工作中都占据一定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就是档案信息整理的实质。实体档案整理的工作环境是纸质档案，通过对档案文件的时间排序来展现各档案间的历史必然联系，从而记录整个档案整理工作的技术方法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实体档案的整理技术在现代档案整理工作中慢慢显露出弊端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档案整理工作必然要顺应社会的发展。随着大量电子文件的出现，使实体档案整理工作遇到了技术上无法攻克的难题，失去了固有的工作效用 。因为电子文件是储存在计算机硬盘上的，其位置和排列方式都是由系统自助生成，而且还有一定的逻辑和算法。这样就导致档案整理人员不能触及到电子档案的实体，也不能对电子档案文件来进行记录。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档案的整理技术提升就势在必行。
（二）现代档案整理技术的提出。传统的档案整理技术也只能记录历史的一个层面，不能达到档案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地记录本质要求。面对电子文件，档案工作者完全丧失了对文件的实际操作权，也就是说，传统的档案整理工作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要想出色的完成档案整理工作，就必须掌握更先进的技术，能够同时使用各种载体整理技术去实现档案整理工作的现代化需要 。
三、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工作
（一）强化档案整理人员的知识技能培训。要让档案整理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其从业人员就应当接受相应的教育，使工作更科学，方法更先进。首先应配置先进的档案整理设备，建立档案信息化系统、档案查询网络、完善档案快速录入设施，并教育员工熟练掌握设备的使用与系统的组成。另外，新视角不仅是档案整理新技术的运用，还是从业人员思想与观念的变革。单位还应引进年轻的档案整理人才，实现档案整理工作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转换，使档案整理水平大大提高。
（二）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信息化。在新视角下，档案的电子信息化已是大势所趋，而要建立一套档案整理的信息化系统，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条形码与二维码技术。信息工业的飞速發展使条形码成为验证商品信息必不可少的部分，二维码也在近几年开始流行于网络世界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档案整理也可借鉴这样的先进技术，将每一份档案归入一个条形码或二维码，大大方便日后的查询与管理。第二，数据库技术。目前的数据库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为档案整理的电子信息化提供了重要手段。企业单位可通过建立档案数据库，将档案整理电子化，简化日后的管理与查询。第三，加强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要完善上文所说的设备，就应投入足够的资金。
（三）档认清案整理的重要性。1. 保存经济成果，成为日后主张经济利益的凭证；2. 对企业来说，档案是质量的证明和追溯的依据；3. 档案还包含了技术开发的过程与经验；4. 档案的整理也是企业单位文化的积累，一本档案包含了单位发展历程与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档案人员的编制、档案工作规模、档案数量的定制等都应提上日程。这样，才能完成档案整理的建设与完善，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档案整理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人才引进，建立完善的电子信息化档案整理系统，加大档案整理资金投入三个方面下功夫，就能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档案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安春.全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认识[J].才智，2013（8）
[2]钱玉娟.浅谈全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认识.东方企业文化，2015.
认识论视角 第4篇
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发展靠时间推动,按先后次序发展而成的格局自然流畅,具有现实的仿真性。从20世纪以来,作家们开始对空间与结构表现出十足的偏爱,在编排上尽量跳出原有时间规律,采用时序颠倒、跳跃、分割的手法展现意识之流的纵横驰骋。如在《尤利西斯》这部意识流小说中,作者描述了主人公于1904年6月16日早晨八时到次日凌晨二时共十八小时内的日常经历。虽然所有事件的展开看似按时间顺序行进,但期间随着主人公意识之流的泛滥,每一分钟都被无限放大,时刻仅仅只是人物现实存在的提醒罢了,空间承载性的描写变得重要,所有文本材料都犹如一个个断层,空间地呈现在文本中,因此《尤利西斯》的时空意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 空间理论
空间理论是近代后现代学中的一个热点。20世纪前半叶的文学给予了时间不少关注,阐述了许多关于时间和历史、社会及社会关系的话题。随着20世纪末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创作开始给空间留出反思余地,表现为作家对现实多元特征的关注,如建筑、城市、地理等(陆扬2004:31)。由于空间开放性和多维度等特征,其在表征意义时的观念形态有多种变化。
本文探讨的三种“空间认识论”来源于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Edward Soja)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第一空间认识论”所认识的对象是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手段来作直接把握,其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陆扬2004:32)。换言之,在文学作品中,第一空间表征为具体现实存在,是人物、事件、情节开展的场合和环境依托,其营造手段是读者真实感受作品意图,产生情感共鸣的前提和关键因素。
“第二空间认识论”可视为第一空间认识论的封闭和限制客观性的反动。索雅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空间形式更多的是将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表征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的个性化的活动(陆扬2004:32)。本文认为,区别于第一空间的物质维度,第二空间更多的是在精神维度展开其观念的构建。在文学创作中,第二空间多以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的方式呼应或反差外在现实的客观存在,对其建构能揭示性格特征、思想活动以及意识情感,是读者走进人物内心空间的重要渠道。
“第三空间认识论”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索雅承认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空间这一概念,是有意识或用灵活的术语尽可能把握观念、事件、表象以及意义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为此他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陆扬2004:31-32)。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第三空间既是两者的包容,又是对两者的超越。在文学作品中,第三空间广义上展现人物、事件、矛盾等发展轨迹,是第一空间元素和第二空间元素在更广阔舞台上的合作、冲突、妥协或相得益彰的演绎,这样的融合往往能更全面地展示作品中意图突显的真实面貌,带给读者更为真实可信的体验。
2《幸福》中“空间认识论”的体现
短篇小说《幸福》的故事情节简单,讲述了女主人公从下午到傍晚的情感历程,经历了从极度幸福到幸福感幻灭的过程。小说以独特的写作手法著称,文中叙述视角的特点、象征和印象主义手法的运用、语言特点、女性主义的体现使该其在文坛上拥有经久不衰的影响(陈晓菊,芮渝萍2009,李从容2006,王敏琴,杨璐2006)。本文立足于索雅的“空间认识论”,试图理解和阐释小说是如何结合空间展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
2.1 第一空间
对于女主人公所处的第一空间,即在对物质维度的勾勒中,小说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模式,即叙述者常使用从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描述。对于女主人的家庭、生活、自身处境、周围环境的观察均融入她眼光的参与,虽然很大程度上主人公的视角不一定是可靠描述,但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会有冷静的分析,并理出与事实不相符的线索,于是发展成平行的双轨行进解读,互相比较参考以此深刻见证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小说开头并未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仅仅只是呈现一幅场景空间,描绘了柏莎在第一空间经历的一些日常行为习惯:一个三十岁的少妇,胸中汹涌着莫名的幸福感,时常情不自禁地蹦跳放笑;此番描写勾勒了人物的一种印象:生理成熟但心理却未开化;生活处于无忧无虑的状态。虽然她声称内心幸福无比,但其所处的环境却与情感格格不入。小说在对她家庭环境的描述中呈现出阴暗、银灰的色调,与她火光冲天的第二空间反差明显,这一对比暗示了柏莎体会到的幸福感只是错误的推断或不可靠的幻觉,因为现实环境已向她展开了冰冷、不友善的面目。她不愿打开房间里的灯,让光明到来,只是一意孤行地买些颜色鲜艳的水果来搭配或弱化肃杀的气氛,这一行为暗示了她在这种异样的家庭地位中无力的反抗或妥协。甚至在与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她依然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阻力以及自身尴尬的家庭地位。在刚进入孩子的物理空间时,母子之间的氛围祥和融洽,孩子呈现出对母亲天然亲近的本能,但即使是在这样自然的家庭关系中,依然有来自保姆的干涉;作为母亲,她只能“站着观察孩子,两手双垂,像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站在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富家小姐面前”,这种物理阻隔在柏莎的心中投射阴影和敌意,迫使她进行反抗,于是她决绝地要求给孩子喂食,但之后还是被来自第一空间的物理因素(电话)所打扰,造成柏莎在这个空间中败下阵来。以上的分析展现了柏莎在第一空间中体现的软弱妥协性,其根由是心智上的不成熟或自身缺乏确定价值等原因。其次,在与丈夫哈里的关系中,柏莎也时常呈现出被动的、盲目遵从的地位。在和丈夫谈话时,柏莎时常被他热情、迷人气质和好斗的激情所吸引,始终未能察觉其言语行为背后的偷情阴谋。因此,柏莎拥有的也始终是所谓婚姻融洽的水中倒影,未能在真实的岸上体会婚姻该有的尊重、忠诚和欢愉的体验。
2.2 第二空间
小说的叙述视角由于融入了主人公的眼光,所以在讲述中时常加入柏莎精神空间的活动,即第二空间。小说中洋溢的柏莎不可言状的幸福感,正是她精神空间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小说开头描写了她胸中的幸福火焰:“仿佛忽然间嘴里吞下一块黄昏时分明亮的太阳,在胸中燃烧发亮,一簇细密的光芒辐射到每一粒细胞,每根手指和脚趾”。这种幸福感的由来是否清晰留给读者很大的疑问。读者可以读出,柏莎体会到的幸福感不过是表象看似辉煌的物质堆砌:拥有年轻,拥有看似爱她如初的丈夫和可爱孩子,无需为金钱担忧,拥有豪宅;有时尚的朋友圈子等等,总之她觉得拥有一切她想要拥有的,禁不住喃喃自语:“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然而这种物质积木堆砌而成的生活假象虚幻脆弱,因为她的处境缺少完满婚姻和生活的管钥,即家庭生活中该拥有的平等的地位和尊严,独立的人格和人生追求,夫妻双方对婚姻的忠诚和尊重,陪伴孩子的成长,拥有与朋友坦诚沟通的机会。因此,柏莎的幸福不过只是:“一层薄薄的遮盖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空洞生活的覆盖物”(陈晓菊,芮渝萍2009:41)。
其次,柏莎对女友富尔顿小姐的爱慕也直接体现了柏莎的内心世界矛盾的感情纠葛。在她们第一次见面时,这个“美丽、浑身银色,有着厚重的眼睑,露出似是而非的笑容,好像她是靠听觉而非视觉生活”的富尔顿小姐对柏莎产生了致命的诱惑,并浑身洋溢起幸福感,这种赤裸裸的爱慕表现了她同性恋倾向可能性。柏莎在丈夫面前极力为富尔顿小姐辩护,试图让他不厌恶富尔顿小姐。对话中,柏莎竟然平生第一次对她的丈夫产生了欲望,“等到客人走后,她将在黑暗静谧的房子里,在暖暖的床上,告诉丈夫自己和富尔顿小姐的心灵沟通”。可见是柏莎对富尔顿小姐的同性之爱唤起了柏莎对异性的爱恋。因此在柏莎第二空间的情感领域里占据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纠葛,且都处于不稳定和缺乏实质性的状态。
2.3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包容,是将第一空间的元素和第二空间的元素在更广阔舞台上的演绎,是主观和客观,真实和想象,精神与内容的交互融合、升华的过程。小说中,作者对梨树意象的把握就是在第三空间这个广阔维度中展开的一场主人公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成长自我的过程。
意象建立在花园里开满白色花朵的梨树身上。梨树第一次出场是在和煦阳光下,翡翠绿的天空中,被柏莎想象成自己的化身,体现其对永恒幸福的追求。所以每当“所有发生的一切似乎再次注入她那快要洋溢出来的幸福之杯中”时,柏莎内心又唤起了那棵梨树。此外,柏莎还把自己打扮成梨树的模样:“一身洁白的礼服,绿鞋子和长筒袜。不是这会儿刻意如此。她在客厅窗前几个小时前就在酝酿了”。然而即使如此和谐的画面也被无情地干扰:一只灰色的猫,腆着肚子,后面跟着黑猫,悄无声息地来临。这一突兀的阴影投射到柏莎祥和平静的第二空间,使她不寒而栗。第一空间中猫的意象给她留下了憎恶的内心反应,这种情感元素在第二空间中不断活跃,产生了互通的动态效果,以至于在富尔顿小姐离开时,她的内心又投射出之前灰猫阴影的意象:“她离开时,埃迪跟在后面,好像黑猫尾随在那只灰猫后面”。这种意象元素的迁移互通是基于第三空间的平台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中的元素进行互相投射的效果。
梨树第二次出现是在月光下,柏莎和富尔顿小姐肩并肩注视着这棵梨树,“宛如蜡烛的火焰,在清澈的空气里,越烧越旺,越升越高,仿佛要融到月亮的边缘”。两个女人身处相同的第一空间,借助梨树共享的意象,在第二空间里各自编织内心的情感网络:柏莎视自己为梨树,把富尔顿小姐视为月亮,两人在面对梨树交流的时刻,柏莎的第二空间实现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交合,柏莎的同性恋倾向得以实现。而对于富尔顿小姐来说,她却把梨树看做哈里了,所以她会在离开时对柏莎说:“你那棵可爱的梨树”,暗示与她偷情的正是柏莎的丈夫哈里。
梨树第三次出现是在柏莎发现哈里和富尔顿小姐的私情之后,她跑到窗前去看那棵梨树。第一空间的梨树依然亭亭玉立,可是柏莎第二空间里的那棵代表幸福的梨树在不经意的一瞥中轰然崩塌,她问自己:“怎么办才好呢”。直到小说的结尾,当真相显露出来,柏莎的成长才真正开始。小说的主题就是揭示主人公如何从蒙蔽状态,通过对事实理解的顿悟,带来人物心灵成长的过程。柏莎若能理解梨树带给她的真正含义,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身心的独立和自身价值,就能远离幸福的怪圈,获得真正的幸福。
3 结束语
空间作为永恒的命题将伴随人类探索外界、自身或最高意义上的思考而一直被讨论下去,而在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也会因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特殊结构和形式而成为作家笔下多姿文学大厦的砖石。曼斯菲尔德用空间这些砖瓦堆砌了柏莎缺少根基的幸福大厦,在生活展开的狡黠的阴谋暗算中轰然崩塌。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的笔触对全过程娓娓道来,展示了最动人的瞬间和迷离恍惚难以捕捉的情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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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04(4):31-37.
[3]爱德华·索雅.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陈晓菊,芮渝萍.析曼斯菲尔德《幸福》的反讽艺术[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5):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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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敏琴,杨璐.《幸福》中柏莎的心路历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6(1):91-95.
[7]王欣,石坚.时间主题的空间形式:福克纳叙事的空间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7(5):124-130.
辨证视角下数学教学关系的再认识 第5篇
一、数学教学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数学新课程改革所涉及到的原则中，主体性原则是重点，数学教学必须确保所有学生主动参与到数学教学过程中。结合数学教学实践，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表现在数学教学的不同环节，因此，教师要善于于见缝插针处给予学生表现的机会。例如，在教学完一个数学概念后，请学生进行当堂复述；讲授完经典例题后，擦掉解答过程，有针对性地让学生上台再次板演等，对于符合教师期待的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表扬，对于不能较好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给予他们反思的机会，以此养成他们积极参与、主动表现的良好习惯。诚然，数学教学中，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并不排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的呈现、教学评价的运用等都少不了教师的倾力所为。当然，我们强调教师主导地位并非强化教师的课堂权威，而是倡导师生平等理念下，教师能够结合数学学科的特点，用心设计好每一节课，尤其要转变教学观念，改变以往单一课堂教授模式，要通过运用幽默的教学语言、设置别开生面的课堂教学情境，把学生从繁琐的数学计算、千篇一律的数学论证中解放出来，从而变枯燥的数学知识为激发学生求知欲的刺激物，树立学生学习信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在椭圆内容教学之初，为了使学生对椭圆的概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教师可以从宏观角度谈及地球以及人造卫星的运行轨道；从微观层面细述诸如圆的直观图，甚至是圆萝卜切片等，这种形象、直观的阐述方式容易刺激学生的思维，在学生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不仅为教师突出椭圆定义这一教学重点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教师教学椭圆标准方程、为学生掌握椭圆方程的化简提供重要支撑。
二、数学教学中能力提升与基础夯实的关系
数学教学中不乏有教师常常把教学重点放在指导学生对难题的攻克层面，片面认为学生只要掌握了难题的解答技巧就自然能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学习能力，果真如此？其实不然。数学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生只有在掌握住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之后才能发挥想象，接受更大的学习挑战，也容易悟出教师所认为的其它数学教学重、难点知识，从而游刃有余地参与数学学习过程，否则难以达成教师心目中的学习目标。我们知道，数学教学中的诸多思想方法，包括转化思想法、类比归纳法、数形结合法等都是教师在平时教学基础知识中不断渗透的，没有任何基础知识支撑的高标准、严要求对学生而言无疑是数学学习的“空中楼阁”。例如，数学命题学习主要涉及到对数学公理、公式、定理和法则的学习，其复杂程度是学生数学概念学习所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学生要准确掌握命题的结构，以及明确命题的条件和结论都离不开数学概念这一基础知识的支撑。因此，教师脱离数学概念这一基本内容的教学，一味提升数学命题知识的教学是难以达成教学目标的。当然，重视数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要妥善解决教学中的各种弊端，尤其要防止教学中一味诱发学生套用所学公式、定理进行习题强化训练情形的发生，因为巩固所学知识、夯实学习基础忌讳机械模仿、生搬硬套，这样做，学生的思维只能在一个较低水平重复运行，难以有所突破，最终试图通过数学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诚然，学生数学学习不是简单地套用公式和定理，而应该在认识定理、公式中蕴含的数学思想、解题方法和表现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目的，达到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提高的效果。
三、数学教学中应用意识与情意发展的关系
数学教学所承担的学生能力培养任务非常明确，诸如运算能力的培养、空间想象力的培养、逻辑思维力的培养等等，学生上述能力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更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数学教学只有凸显应用意识才能彰显数学魅力。因此，我们教师必须让学生知晓数学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会提出、分析和解决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问题，从而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学知识的理解。当然，达成学生数学应用意识仅凭学生捕捉生活中存在着的丰富的数学信息，尝试用数学眼光提出问题；仅凭学生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是不够的，因为学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无法简单与学生单一数学学习过程划等号，我们只有同时重视学生情意过程的发展才能确保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学得扎实、学得快乐，不断形成数学应用意识。因此，我们教师还要通过各种举措重视学生积极情感的培养，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热情。例如，在等差数列求和公式内容教学时，为了激发学生本知识学习热情，笔者首先讲授了被誉为德国数学奇才高斯的故事：“读小学时，高斯就表现了非凡的数学天赋，课堂上当老师要求学生计算一道算术题1+2+3……+100等于多少时，几乎在老师读完题目的同时高斯就给出了答案5050，再看班级中的其它同学还在一个数一个数挨个相加呢，那么，数学奇才高斯究竟用了怎样的方法如此快速的给出了答案呢；这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数学知识又有怎样的启发呢？在今天学完等差数列求和方法后我们将会有所收获。”无疑，学生听到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传奇故事，更会对本知识的学习充满期待。
总之，数学教学中，我们教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学习实际，善于运用辨证的观点审视数学教学关系，使数学教学中各组成因素有机结合、协同发展。
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认识 第6篇
一目前档案整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档案整理缺乏认识
由于部分单位对档案整理工作的认识不足, 缺乏足够的人力财力投入, 导致档案整理工作一直没有落到实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档案整理人员稀缺, 在职人员有的不具备档案整理专业素质, 不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归档的任务, 还有的档案整理人员虽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 但是由于上级缺乏重视, 引起员工对工作的忽视, 出现工作不认真, 态度不端正的情况。 (2) 档案整理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 偏向老龄化, 缺乏专业技能培训, 导致业务水平低下, 档案的搜集、归档、数字化、装订等任务均不能有效完成, 甚至出现遗漏、误收等现象。 (3) 由于档案馆大多是办公、保管、调阅为一体, 没有很好的区分, 对档案馆的服务性产生了影响。
2. 档案整理意识薄弱
对单位而言, 档案整理往往处于工作的尾端, 工作性质导致其不容易出成绩, 不受外界重视, 甚至被认为是单纯的记录工作, 不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种种不良意识导致档案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部分单位还对资料归档工作产生了抵触情绪, 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档案整理工作的有效有序进行。
3. 档案整理缺乏方法
由于前文提到的因素, 档案整理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认识偏差, 他们认为档案整理不重要甚至不需要进行, 只需看好档案即可;同时单位又缺乏足够重视, 导致档案整理还是由老一辈员工按照传统方法进行, 这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与科技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档案归档缺少数字化、信息化, 也缺少高效实用的整理方法。
4. 档案整理缺乏规范流程
规范的档案整理工作, 应配备统一、科学、标准的工作流程或操作手册, 而目前的档案整理更显随意性、人为性。制度与规范没有体现在工作中, 这样容易对档案的实用价值产生严重影响。
二新视角下档案整理的方法
1. 强化档案整理人员的知识技能培训
要让档案整理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其从业人员就应当接受相应的教育, 使工作更科学, 方法更先进。首先应配置先进的档案整理设备, 建立档案信息化系统、档案查询网络、完善档案快速录入设施, 并教育员工熟练掌握设备的使用与系统的组成。另外, 新视角不仅是档案整理新技术的运用, 还是从业人员思想与观念的变革。对于档案的新载体、新种类、新材料, 设备的新技术、新功能、新知识, 都需要活跃的思想来驾驭。因此, 单位还应引进年轻的档案整理人才, 实现档案整理工作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转换, 使档案整理水平大大提高。
2. 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信息化
在新视角下, 档案的电子信息化已是大势所趋, 而要建立一套档案整理的信息化系统,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 条形码与二维码技术。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使条形码成为验证商品信息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维码也在近几年开始流行于网络世界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档案整理也可借鉴这样的先进技术, 将每一份档案归入一个条形码或二维码, 大大方便日后的查询与管理。第二, 数据库技术。目前的数据库技术已相当成熟, 这为档案整理的电子信息化提供了重要手段。企业单位可通过建立档案数据库, 将档案整理电子化, 简化日后的管理与查询。第三, 加强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要完善上文所说的设备, 就应投入足够的资金。首先, 单位应认识到档案整理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保存经济成果, 成为日后主张经济利益的凭证; (2) 对企业来说, 档案是质量的证明和追溯的依据; (3) 档案还包含了技术开发的过程与经验; (4) 档案的整理也是企业单位文化的积累, 一本档案包含了单位发展历程与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明确了档案整理的重要性, 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就应保证整理工作有充足的物质保障, 要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完善档案整理的相关要求。档案人员的编制、档案工作规模、档案数量的定制等都应提上日程。这样, 才能完成档案整理的建设与完善, 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档案整理工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从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人才引进, 建立完善的电子信息化档案整理系统, 加大档案整理资金投入三个方面下功夫, 就能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档案整理工作。
摘要：有了春秋战国的史料记载, 才有了司马迁《史记》的千古流芳, 这就是档案的最初作用。档案整理作为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 在社会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 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档案整理工作中的不足, 并对改进方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视角,档案整理
参考文献
[1]柳美丽.全新视角下的档案整理认识[D].天津师范大学, 2009
从文化视角认识当前的武术发展 第7篇
1 从文化视角对武术概念的认识
“概念是人们用于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纽结,概念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以准确的内涵定义是对武术科学认识和研究的前提。任何一项运动或许都包括其外在形式和内在文化思想两重性,武术作为体育项目有别于其它项目的显著特性是武术含有更为深厚的哲学内涵与文化启示。武术的发展包括其技术发展的一面,也包括其文化发展的一面,因此对武术概念进行定义时不但要体现其技术特点的一面,应充分体现其文化特性的一面,是外在运动形式与文化思想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对中华武术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1 对武术概念的回眸
1957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武术性质问题的讨论,21位与会者一致认为:“武术有技击的性质和特点,尤其在古代。现代武术是体育,以健身为目的;并认为它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民族形式体育的内容之一”。这是一次关于武术概念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武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进行论述,也标志着人们开始从攻防技击等外在形式向内在文化意识的高度认识武术。在1961年出版的《武术》对武术概念中,强调了武术是一种“民族形式体育”,是“民族文化遗产”;在1978年出版的《武术》对武术概念中,指出武术是“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强化了武术的体育属性。1988年举行的全国武术专题论文研讨会上,将武术概念表述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此概念明确指明武术是“传统体育项目”,其中“内外兼修”体现了武术的浓厚文化内涵意识。此概念在后来被频繁引用,近年来随着武术科研的快速发展,有多位学者对武术概念有过不同定义,如王岗(2006)在《传统武术文化在武术现代化中的价值取向》中将武术定义为“武术是以攻防技击动作为素材,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理论依据;以套路、搏斗和功法练习等运动形式为载体,以传统武术习练和现代武术竞赛为实施手段和存在方式;以实现增强体质、陶冶情操、培养意志、提高攻防技能、张扬民族传统文化为目的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徐伟军(2006)在《武术的嬗变与发展》中将武术定义为“武术是以徒手和器械攻防动作为基本内容,以拳种方式传习,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技击类体育项目”。2009年7月9日至11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召开的武术定义和武术礼仪研讨会,将武术定义表述为“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并报中国武术研究院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认定。
1.2 从文化性对武术概念的认识
从文化性认识武术,不言而喻武术有其浓厚的文化特性和文化传承规律,武术具有广博的内涵,哲理深刻等优越文化特色,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与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不同时期技击经验与人类社会文明在众多武术人大脑意识中的结晶,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上述各种定义中并没有突出武术的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性,武术的定义应体现武术的继承与发展这对辨证关系,不但要突出继承性,更要注重发展性,这也是武术具有悠久历史,强大的生命力所在;武术在继承与发展中,不断产生出新的拳种,不同风格拳种和武术门派,不断丰富武术的种类和形式,形成了一庞大的体系,具有多种外在的运动形式,但纵观各拳种和各门派的武术,外在运动形式都是以技击内容为素材或是由技击素材在运动形式上演变而来。各拳种和各门派武术在产生与发展时受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熏陶和滋养,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内涵,这就是武术浓厚的文化特征所在,实质上,武术的产生和技击性及武术整体都属于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武术原本就是一种技击文化,因此在武术定义时,应体现武术多样化的外在运动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对内外辨证关系。因此笔者把武术的概念理解为:“武术是以技击为素材,具有多样化的外在运动形式,以丰富的文化思想为内涵,并在各历史时期不断继承和发展的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以此概述体现出武术的“外在与内在”、“继承与发展”的各种辨证关系。
2 从文化视角对武术复杂多样化形式的认识
2.1 从文化视角对武术多样化形式发展的分析
与其说“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内外兼修并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是因为它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1],不如说是武术不断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而使其发展成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内外兼修并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中华武术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拼搏、成长中积累、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和思维在搏斗技术的运用、演变、创造过程中有着独特之处”[2],其中传统意识和思维就是传统文化在人脑中的体现,我国地缘辽阔、民族众多、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决定了我国丰富而多样化的传统文化,这种多样化的文化进而决定了武术形式的多样性。各武术门派和拳种的产生其实都是各时期武术技击运用理念在武术人脑中形成的,而理念又受其当时文化思想背景的重要影响,其技击特点就体现在不同拳种各异的外在运动形式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不同武术门派和拳种的“形”,而其包含的不同内在原理特性与文化思想就体现为不同武术门派和拳种的“神”,所以不同门派和拳种,在产生时都有其各异的外在运动风格和内在文化哲理,有些拳种是在前有拳种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也就具有多种文化内涵,如太极拳就具有阴阳、养生等哲学理论;而有些拳种在各传承时期又受各武术继承人本身武技运用特点和其内在观念思想的影响,又会派生出不同风格和特点的传统流派,如太极拳有陈式、杨式、吴式等传统流派。所以纵观各武术门派和拳种都是不同的技击理念与不同文化思想观念结合的产物,武术的产生和发展受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使它在各方面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表现为它的民族文化特点。因此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与积累,丰富的文化思想在种类门派繁多的武术上得以体现,也因此武术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了丰富的武术文化。所以在理解武术时,不管它是什么门派和拳种,都是技法与特定文化思想的结合,体现出不同的外在运动方式和内在的文化特性,也就是外在的“形”与内在“神”的结合,也因此可以透过纷繁复杂多样的武术形式清楚地了解武术的一般规律。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各种门派和拳种的武术学练时,只有理解其武术的“神”,也就是了解各不同种类武术文化内涵,遇“神”于“形”之中,才能顺利地学成各种类的武术,练出各拳种的武术味道来。
2.2 从文化视角对武术多样化认识的意义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研究者们和武术学练者们都认同的观点,但从武术所含的文化角度去认识武术,还是从文化的大角度去认识武术,结果则是不同的,武术文化只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形式,从武术所含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武术,视角较窄,往往产生“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从文化的大角度去认识武术,视角则宽,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武术内涵深刻,种类繁多,就连许多武术家都觉得武术复杂难以了解,学武术入门难,许多国外人爱好中华武术却很难理解和学好武术,有些千里迢迢来中国学习武术,学了几年却还是不懂中国武术到底是什么,练了长时间的武术还是没有那种武术味道,武术认识和学习的许多难点源于没有了解武术的“神”,许多学者对武术的“神”有过许多独特见解和阐述,但笔者认为“神”与武术所含有的文化特性密切相关,在武术学练中外在“形”或者说是“技”没有表现出的那种武术气质和味道,主要源于没有了解武术“神”,没有把“行与神”或“技法与文化”结合,正如国外人难以练成的那种味道,主要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其外化成的行为方式不同而造成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了解中国文化及至武术文化和由其指向的运动行为方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士不能理解和认识武术文化,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偏见,阻碍着武术走向国际,但武术向世界范围的发展,又必须大量培养西方的武术人才,因此在培养武术技法时,同样使其接受对应的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以武带文,文武并举,方能奏效,这也是武术走向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3 从文化视角对当前武术发展困境的分析
3.1 武术发展的困境
回眸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体育从19世纪末实质性地传入我国,并逐渐在我国体育中取得了的主导地位,对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了挤压之势,“我们不仅接受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同时还在效仿奥林匹克模式改变着我们本民族的传统体育”[3]。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多少国人期待武术进入奥运,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武术被国际奥委会封杀于门外。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世界武术锦标赛,遭遇冷落,在竞技体育领域,武术也一直处在边路“小卒”的位置上,甚至有人把当前中国武术认为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大众与学校体育中,西方体育项目广泛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体育活动的主流,当前许多外来武术又纷纷抢滩中国,吸引了无数的国人,许多原本学习武术的人改学跆拳道、柔道、合气道等外来武术,且势头越演越烈,更使中华武术陷入了窘迫局面。有学者在分析中国武术发展时,对武术的竞技化现状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武术应该回归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对武术回归自己的发展道路理解为是与世无争,走自己原本的道路,那将是武术的发展之路越来越窄,最后是条绝路。
3.2 从武术发展困境的文化视角分析
“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强势等于经济的强势,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4],因此从20世纪以来,武术受到西方体育的强势挤压,是由西方经济与文化及政治的强势决定的,这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我们应遵从社会发展规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实施,以科学发展的视野对待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武术,对许多外来武术纷纷抢滩中国其实我们不要泄气,我们中华武术也同样在国外寻求发展,我国许多的武术家在国外开设了中华武术馆,传播中华武术,吸引着无数的外国人,这就是文化全球传播和各民族文化相互竞争的表现,虽然中国武术在国外发展缓慢,与跆拳道、柔道等外国武技相比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武术的发展问题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把握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才能把握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能更好的去解决中国武术发展的问题。我国有着丰富、深奥的传统文化,同样武术有着广博深厚的文化内涵,复杂多样化的运动形式等特点,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其这些特点同时也带来发展上的问题,国外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就连我们自己的国人也感觉迷惑,不像跆拳道、柔道等武技那样单一,内涵浅显容易被人接受。当然武术发展还存在包装、宣传等不足之处,但文化发展的问题才是关键,“文化是人们行为方式的自动导向系统,指挥人的一举一动,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持续起作用的因素”[5],单靠武术家在国外传授武术,没有健康的文化传播,那只能永远停留在形式上,就像伊索寓言中“狐狸请客”的故事一样会败兴而归,武术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就无法体现,武术就不能健康的走向世界,不能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武术发展的道路也就越走越窄。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经济、政治安全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文化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武术的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应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和价值,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只有随着时代、实践的不断发展而获得新的内涵,才能顺应社会的变化,不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武术的发展当然要尊重我们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示本民族的辉煌与壮美,但也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不同民族的交流中,经过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经过相互交流、借鉴与融合,我们的武术才能不断的创新与发展。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社会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造、更新和升华,才能使武术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4 从文化发展方式寻找当前武术发展之路
武术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个部分,是宏扬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武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息息相关,武术的价值功能与各时期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是一致的,也只有如此,武术才能有其继承与发展的生命力,否则武术就会被人类遗忘和抛弃。因此从文化性的视角研究武术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文化发展视角探究武术发展的方式和规律是武术的文化特性赋予的科学选择。
4.1 武术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
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广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武术不仅要技术发展的一面,也需要其文化性发展的一面,武术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内容,武术的哲学价值、教育功能、情感纽带、审美价值等方面所显现出的独特文化品位,始终与中华民族大的文化系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武术文化性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既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规律。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取我国古代各种文化思想丰富其自身,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变化着的存在与发展。武术的现代和未来发展不能割断它由之而来的历史传统,但也不能脱离其所存在发展的现代和未来社会现实制约性,武术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的是人,而人总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寻找构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形态”[6],这就决定了武术的现代发展不能被传统的惯性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负,需要正确地对待传统,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造性的发展。
4.2 积极回应现代化的挑战,科学对待武术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文化思想上的选择
武术要适合现代和未来社会的生长环境,就需要立足现代。武术对现代和未来社会人们生活的客观效应如何,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的文化态度,武术要发展,就必须勇于正视现实的人类文化,进行冷峻的批判与反思,以寻找与新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的文化精神结构与价值观念。只有对武术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价值转换,才能实现传统意识与现代和未来的对接,实现武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真正的融合。当前世界所存在多元文化,武术的发展需积极面对各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与挑战,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选择以广泛吸取世界有益文化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正如2010年6月份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接受采访时表述的“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任何真正的传统总是向未来开放的,关注武术文化的主体性与创生性,这才是真正的对武术传统的负责,也才是真正地继承了武术的传统和实现武术的现代发展。面对当前东、西方文化及体育思想的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对立,武术的发展要超越它们的对立,需要从全球性角度着眼,把武术的发展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予以审视,在宏观坐标中对武术现代化予以定位,并制定出合理的武术发展战略。
4.3 当前体育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决定武术的多元发展方向
把武术视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面向当前世界的发展,当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体育文化时,不难发展体育文化已高度广泛的进入了世界人们的生活中,各层次体育领域都成了各国为自身体育发展与推广而争夺的“战场”,特别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本,不管是在社会大众体育,还是竞技体育领域西方体育都占据了主要地位,形成了对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体育的挤压和威胁,我国武术的现代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也面临着严峻的障碍与挑战。但我们只有积极应对,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效地向世界传播武术,以更新的意识赋予武术新的发展活力,特别是面对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差异,使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价值转换以符合社会大众体育生活和竞技体育领域发展需求上,并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立足于本土,积极面向世界,坚持多领域多层次的多元发展方向。在武术面向竞技体育发展的层面时,把握竞技领域层面至高的奥林匹克比赛远动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武术的价值有创造性地转化,积极向最高竞技领域方向发展;在面向社会大众体育领域,应把握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充分利用武术丰富的形式内涵的同时,为寻找与不同民族人民相符合的文化精神结构与价值观念,也应积极对武术传统文化思想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价值转换,以形成多层次多方向的发展方向。
5 小结
从文化视角认识武术和研究武术的发展之路,是武术深厚的文化特性赋予的科学选择,武术发展“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回应现代化的挑战,科学对待传统与现代文化思想上的选择、多元多层次发展方向”也是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向世界展示我国优秀文化背景下的重要举措。在经历了多年的对武术继承与发展倡导下,使运动技术层次和比赛规则产生了许多的改造,使武术在外在的运动形式上趋向于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但在武术的内在本质文化性方向的继承与发展处于明显的滞后性,也因此出现了中国武术思想与西方体育思想之间长期的冲撞而成了武术走向世界服务世界的障碍,我们不是为了武术走向世界去顺从西方思想或重新创造一种武术思想,而是结合时代精神,对武术文化内涵进行合理的继承与科学改造,以实现武术的繁荣与发展。
摘要：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读,从文化视角对武术的概念、武术多样化的历史形成及武术发展的困境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武术多样化的形成,武术的发展只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从文化发展视角探究武术发展的方式和规律是武术的文化特性赋予的科学选择,并提出了“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回应现代化的挑战,科学对待武术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文化思想上的选择、在当前体育文化发展的多元背景下从多层次多元方向发展”的武术发展之路,以供武术现代化的发展作为参考。
认识论视角 第8篇
一、着眼于学生的课程
着眼于学生的课程，即学生作为课程实践主体，从学生出发来理解的课程，可以称之为学生课程。学生课程，“学”是其主要特征，要突出学生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学习自由”是其指导思想。着眼于学生的课程，体现为在“学习自由”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
国内外学者对学习自由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认为，学习自由包括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1]罗素(B.Russell)将学习自由划分为：“学与不学的自由”;“学什么的自由”; (学生) “观点的自由”。[2]国内有学者认为，学习自由除了布鲁贝克所指涉的内容外，还应包括选择教师的自由和转专业、转学的自由等，并在这些自由中，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即选择课程的自由居于核心地位。[3]还有学者认为，学习自由就是人类的自由精神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体现，是一种在教师指导或帮助下自愿、自觉和自主的学习状态或权利。[4]可见，“学习自由”首先意味着学习者的一种权力。
学习自由的思想源远流长，是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源头的中世纪大学被历史学家珀金(Harold Perkin)称为“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5]中世纪的行会、教会、修道院就对大学的兴起及其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行会作为中世纪欧洲最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由商人或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动集聚起来而形成的。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原型学者行会(Universitas)是模仿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者行会的产物。中世纪最著名的学者行会有意大利博洛尼亚城从事法律研究的“学生行会”，和巴黎由研究神学的学者和教师组成的“教师行会”。作为“学生行会”，学生有权聘请教师、决定教授内容、安排教授的时间和地点等等事宜。经由此，一种民主的大学管理模式逐渐形成，如，在波隆拿大学，学生自己制定制度来管理学生生活，调节内部关系，每个学生都有投票权来选举院长、雇用教师，并对涉及大学的重要事务进行表决。“大学像城市公社一样，是以共同誓约的道德关系与法律关系为基础的学生公社。”[6]可见，在作为源头的中世纪大学中，学习自由的思想已在萌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学习自由的思想和实践一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人创建的柏林大学自开办之日起就宣告把“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作为办学的根本思想。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包括教学和研究自由，也包括了学习自由。正如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在给友人的信中所指出，学术自由就是“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而“学的自由”指“学生在教授的正确方法指导下，在专业学习上拥有探讨、怀疑、不赞同和向权威提出批评的自由，有选择教师和学习什么的权力，在教育管理上参与评议的权力”。[7]这是教育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学习自由，并对学习自由的内涵做出具体的阐述。受洪堡思想和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的德国大学生有广泛的学习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课程，选择教师，甚至可以自由转学。当时的德国大学，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必修和选修之分，学生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学什么。这种流动性和学习项目的自由选择，使得大学生可以自由结伴进行讨论，也可以独立工作，甚至有机会与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正是由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包括大学生拥有学习的自由，使得德国大学的模式成为“19世纪的大学理想”。这种理想为欧美各国所羡慕和仿效，并以德国模式为范本完成了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近代化。
关于学习自由的理性认识，反映在各个时代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之中。布鲁贝克在阐述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时候，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基于这样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但主要是认识方面的。即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性，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8]由此可见，学术自由实际上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主要涉及大学与政府、教会、经济团体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学习自由不仅要受制于这类宏观层面的矛盾关系，而且还要受制于教育内部微观层面的矛盾关系，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关系。一般说来，学生的学习自由主要是掌握在教育者，尤其是教育决策者和校长手中，并且往往是先有了教学和研究自由，学习自由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学生的学习自由主要掌握在教育者，尤其是教育决策者和校长手中，所以，他们的教育思想就成为制约学习自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教育思想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观。即大学传授的知识是永恒、固定、已知的，还是变化的、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二是学生观。主要涉及教育者对学生的角色定位和对学生智能状况的基本估价。如大学生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还是知识的探索者;大学生的主体性是否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大学生是否具备了选择的能力等。从教育史来看，柏林大学重视学习自由，是与洪堡独特的知识观、学生观分不开的。洪堡认为，“大学根本就不应该设置任何禁区，唯有对学问的无限探究支配一切。”学问是无穷尽的，科学是没有终结的。新型的大学应该不是单纯学习既定的知识，还必须把科学和知识作为始终处于探索和解决之中，所以教学和研究要结合起来，每所大学自身就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体。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他们所从事的是教学性研究;大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
对于学习自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理性，还可以从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来寻求依据。高等教育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是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9]高等教育这一本质特征，使它的教育目标比普通教育有更大的模糊性，它的教育过程也比普通教育有更大的自由性和探索性。另外，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已趋于成熟，尤其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得到相当的发展，因此已具有较强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
如上所述，着眼于学生的课程，就是在“学习自由”思想指导下的课程实践。在这种课程观念下，学生是自然的课程主体，课程也反映为学生作为实践主体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制度性一面的课程(培养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是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现实中，传统的“传递中心课程”(即教师单向地向学生传递“制度化知识”[10]的课程)应当让位于“对话中心课程”，[11]“选修制”从而自然地成为大学课程的呈现方式。
二、着眼于教师的课程
着眼于教师的课程，即教师作为课程实践主体，从教师出发来理解课程，可以称之为教师课程。作为教师课程，“教”是其主要特征。教师作为教育实践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体现，“教学自由”是其必然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教师的课程，是在“教学自由”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
作为德国大学制度的精髓学术自由的原则，强调一个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首先是“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工作场所”。学术自由有两层涵义，一是教学自由，二是学习自由。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保障、相互促进。作为教学自由，首先意味着大学教授的职位是有保障的;他可以自由讲授坚定是真理的知识;在研究过程中和发表其成果时，有调查研究任何问题的自由，教会、政府、党派以及陈旧的传统，都不能干预他的研究和教学。回顾历史，学术自由的原则是经过数百年才在德国大学形成的。公元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了一项保证学者安全活动的法令，规定学者在国内受到保护，如遭到任何不合法的伤害将予以补偿。该法令被看作是向学者保证其学术活动不会招致惩罚的最早的步骤。1219年，教皇颁布命令，规定未经其明确同意，巴黎主教不得开除任何教师的教籍或学生的学籍。在16世纪早期，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学者中制定了自律措施，从一定程度上为学者提供了相当的自由保障。到柏林大学成立时，学术自由已然成为德国大学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大学是德意志帝国王冠上的一颗宝珠，那么这颗宝珠的核心便是学术自由。[12]
“教学自由”的思想体现在大学课程中，意味着大学教师有“教什么”和“怎么教”的自由，它反映为大学教师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的展现，我们还可以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找到生动的描述。他采用儒家经典《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义，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3]这就是说，在大学课程教学中，不应该规定教师必须教什么，应该怎么教，从而把大学教师排斥在制度性的课程之外。相反，大学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大学课程的开发者，大学教师的学术旨趣，大学教师的学术信仰，大学教师的学术成长历程等，本然的就是大学课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所谓“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大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首先就蕴含在大学教师对知识的不断探究和创新的丰富内涵之中。
如此说来，大学教师(在这里，大学教师突出地表现为教授群体)在大学课程中究竟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权力呢?简单的说就是制定大学课程相关政策的权力。如，就课程设置来说，一个系、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步骤和方法，为此而设计的整套课程，课程的程度和种类，以及不同种类和程度的课程之间的分配和衔接，都应当由教师来确定。在这样一个总体的计划以及每个教师的特定教席的约束之下，每个教师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如何讲授这门课程，是应由教师自己决定的事务。当然，就像学生录取和学位授予一样，为了制定这样的政策和做出有关的决定，教师必然要凭借一定的形式和方式，比如教授会议等等这里涉及到较为专门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具体方式当然会因校而异，但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类组织必须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这些基本权利在教师中间是平等分享的，因而无论政策的制订还是具体的决定都应当通过民主的形式。
着眼于教师的课程，强调“教学自由”的思想指导。教师享有“教什么”“怎么教”的权力。大学教师不是课程(培养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的局外人，而是课程本然的开发者，他本身也是课程不可分的一部分。如何保证大学教师的这种权力?合理的教师制度是其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缺乏合理的教师制度是中国大学最大的弊端之一，这自然也就是妨碍一些大学提升水平甚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主要障碍。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做法，教职终身制是对教师教学自由权力的基本保障。
三、着眼于大学的课程
着眼于大学的课程，即大学作为课程实践主体，从大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课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校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管理”是其主要特征，要突出大学在课程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制度性的课程建设是其根本的出发点。制度性的课程建设(在此，要突出课程管理的特点)，是为教师课程和学生课程服务的，其最终目的还是落在学生的发展上。学校课程的理想目标就是如何促进教师更好的“教”，以保障学生更好的“学”。
学校课程是伴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大学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而日益显现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我们当前的课程改革，可以说主要是体现在大学这一层次上。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机构和组织，伴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知识的发展、学生需求的多样化，如何管理是其必然的话题。课程中的诸多问题，在大学这个层次上，主要成为了一种制度上的问题，“管理”是其基本的特征。
学校课程管理伴随着大学主体地位的提升，在当今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成为大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有它一定的必然性的。回顾历史，大学主体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大学的外部力量必然要求大学担当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大学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单个大学的人数的增多、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意味着大学总数的增多，众多的大学为了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不同大学的特色得以显现，并成为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标尺，从而意味着大学主体性的增强。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促进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综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提出要建立新型高等院校，即前瞻性大学(Pro-active University)。1998年巴黎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世界行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中提出了“前瞻性大学”的10条要求。《宣言》中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职责，反映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新发展，新大学不仅不是与世界隔绝的“象牙之塔”，不单是培养人才、发展知识为社会所用，而是地区、国家乃至全球问题解决的自觉参入者和积极组织者。可见，伴随着大学在社会的中心地位的加强，大学的外部力量已经要求大学要增强主体意识，发挥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主体作用。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功能的扩展，大学观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纽曼的笔下，“理想的大学”是“乡村”，在弗莱克斯纳的笔下，“现代的大学”是“城镇”，而在克拉克科尔的笔下，“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中心城市。正如科尔所说，纽曼的“大学观”仍然有它的拥护者主要是人文主义者、通才和本科生，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仍有其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专门家和研究生，“多元巨型大学观”有它的追随者主要是管理者(现在很多教师也属于管理者)、广大的社会领导者。[14]如何管理大学?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在筹措经费方面，在吸引优秀学生方面，在引进优秀教师方面等，大学之间的竞争必将趋向激烈化，从而大学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也将得到高度的显现。
以改革求发展，大学纷纷把改革作为谋求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当中，课程改革必然要成为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发展，可以说一部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的课程改革史。而在大学课程改革当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一支优秀的课程改革专家队伍。
四、着眼于国家的课程
着眼于国家的课程，即国家(政府)作为课程实践主体，从国家(政府)出发来理解课程，可以称之为国家课程。作为国家课程，“政策性”是其主要特征，要突出国家在课程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政策性的课程建设是其根本的出发点。政策性的课程建设，主要是把握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使大学为更好的人才培养服务，其落脚点是在课程的标准上。国家课程的目标就是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专门人才”，体现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目的中，就是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长期以来，过于强势的国家课程是我国大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习惯于把国家课程作为大学课程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一种基于专业设置基础上的大一统课程。这种课程观的形成，其根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走的是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学的发展道路，它一经产生，就处于社会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不是大学经由发展，由其所具有的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功能而自然的获取的，而是外部社会力量赋予的。这样虽然有利于大学得到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更多的重视和支持，从而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但同时是伴随着外部力量的侵蚀，大学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弱化甚至是丧失。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成长的特定环境。在民族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国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产生是希图来医治“国家顽疾”的一处方子。中国大学的发展，伴随着“民族国家统整”和“工业社会建设”两大运动的展开，大学为社会发展所“用”被强调到极致，如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大学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大学依附于政治，成为行政的附属机构;大学依附于经济，成为一种类似于公司和企业的组织。大学是什么?成为了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反思问题。
这种过于强势的国家课程，带来的实践效果是：一方面，它强调课程的计划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大学课程的高度计划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保证了大学课程在实施中的高效性，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数量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上都有了基本保证，从而有利于大学培养出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各式人才。如，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大学课程进行的三次统一修订，其对国家战难时期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起到了监督作用，对大学在国难时期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各式人才在政策上作了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提倡“专才教育”，其为特殊历史时期国家建设需要所培养大量的、急需的各式人才，作了充分的政策保证。可见，服务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成为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最主要的规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了特定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实利”观念之下，在“民族国家统整”和“工业社会建设”的运动中，这种过于强势的“国家课程”的发展取代了大学课程的丰富内涵。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一说到大学课程，就指称为国家大一统的课程，一种基于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说到大学教学，就是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之下，以各式教材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授受。学生在大学的成长历程，就是培养大学生成为既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在思想上积极要求向上的“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从而导致了国家课程对大学课程、教师课程、学生课程的过度挤压和遮蔽，大学作为课程主体的主体意识的弱化和丧失，教师充当知识授受“技师”，学生充当知识授受的“产品”。其结果只能是学生、教师和大学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和淡化，学生、教师和大学作为实践主体的创造性被磨蚀乃至扼杀。
国家(政府)作为大学课程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如何体现?着眼于国家的课程，如何保证国家的课程目标得以更好的实现?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关键就在于处理好国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诚然，大学课程的建设和发展要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反映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但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长远需要，也有眼前需要，有长远利益也有眼前利益。历史证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需要和眼前需要、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并不都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如何保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是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反映为长远利益，就需要作为特殊的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大学，增强和提高自身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大学主体性的增强、自觉性的提高，就反映为大学坚守自身发展逻辑的意义。经由一千年多年的发展，被实践所证明的，反映为大学自身逻辑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念，在我国当前的大学发展中，更强调其时代的意义。着眼于国家的课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证大学能够自觉体现出自身逻辑的有关大学课程政策保障。比如，从法律上保证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课程权利，通过拨款制度引导大学课程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
五、结语
以上从课程实践主体出发来认识和反思大学课程：我国大学课程的实态，是在多元实践主体的课程权利博弈中表现出来的;我国大学课程的症结，在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大学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作用下所导致的多元课程实践主体的权利失衡。作为强势的国家课程过度挤压和遮蔽了学校课程、教师课程和学生课程，导致了大学、教师和学生作为课程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弱化和丧失。大学在大一统的国家课程面前异化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制造厂，教师在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面前异化为知识授受的“技工”，学生在学教材、背教材、考教材中异化为机械的“产品”。显然，这种大学课程观念有悖于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导致了大学作为社会特殊机构和组织的“创造性”的失落。改革大学课程，需要我们从大学课程权利主体的视角出发，遵循大学发展规律，彰显大学精神，使国家课程、大学课程、教师课程和学生课程各定其位，各行其是，统一协调，和谐共存。
注释
1[1][8][9] (美)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53, 42, 2..
2[2] (英) 波兰特?罗素.自由之路 (下) [M].许峰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532.
3[3]李均.论“学习自由”[J].高等教育研究, 2000, (3) :18-21.
4[4]石中英.论学生的学习自由[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2, (4) :6-9.
5[5] (美) 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24.
6[6] (英)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214.
7[7]张宝昆.人的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J].外国教育动态, 1988, (1) .
8[10]所谓“制度化知识”, 日本学者佐藤学认为是指拥有这样四种性质的知识:第一, 这种知识是在现代被视为真理与真实的学术 (科学、技术和艺术) 中, 被政府、教育部的审定这一“滤纸”通过的知识。第二, 这种知识是可以给学生“明白的传递”的, 亦即变换、简要成可供传递的语言 (文字、活字) 这样一种制度 (约束的事件) 。第三, 这种知识在许多场合是现代学术中已经明确的结论 (正解) 。亦即, 学生无须经过学术的论争、辩论来学习, 而是通过审定教科书使之学习被视为正解的结论。第四, 这种知识由于是上所述限定的框架内的知识, 不能超越这个框架。参见: (日) 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22.
9[11]在此, “对话中心课程”概念是采用了日本课程专家佐藤学在其著作《课程与教师》中的说法。佐藤学认为, 现代“传递中心课程”所秉持的“平等”“注重环境甚于学生的先天性”“学术与教育结合”三项教育价值是现代课程改革应该继承和坚守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递中心课程”在现实中产生了诸多的弊端, 那么作为课程改革的追求, 就是要剔出这种“传递中心课程”的弊端。这种课程的“理想”, 佐藤学把它称之为“对话中心课程”“对话中心课程”是一种课程理想, 未必有明确的形态。参见: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22-29.
10[12]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中册) [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380.
11[13]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J].读书, 2002, (3) :134.
新课改视角下教师权威的认识与重构 第9篇
一、教师权威解析
新课程教学本质上是一种对话、交流与知识建构的活动。师生互相信任, 相互尊重, 平等交往, 合作探求真理。教师在师生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地位的这种定位, 一方面说明教师已经不是发号施令者, 另一方面也表明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抛弃。新课改背景下, 我们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教师的权威, 而是呼唤一种新的理性的教师权威观。弗洛姆曾经说过:“理性的教师权威产生于健全的能力之中。”它是国家、社会赋予教师的教育权力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从而使学生内心生成的对教师依赖和服从的一种力量, 是学校教育权威的集中体现。教师权威具有内隐性、建构性、过程性、感召性等特点。
二、当前教师权威弱化的影响因素
(一) 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实施
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追求的是平等、民主、开放、创新的理念, 导致了人们对课堂教学价值、教学秩序观、师生观、课程观、教师职业素质、教师角色的转变及重构的要求, 从而对教师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新课改的实施, 并不意味着教师权威的消失, 而是对教师权威的一种新的解读。
(二) 教师角色的模糊性和不适应性
按照社会学理论, 当社会期望随着社会变迁发生变化时, 人们必须调整自身的角色行为以符合新的社会期望的要求, 否则将导致角色冲突和不适应。当前有相当多的教师对自身在新课改中扮演的角色认识还十分模糊, 在实践中难免处处碰壁;一些教师虽然正努力向新角色转变, 但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应, 很容易又回到老路上去。这种模糊性和不适应性造成了教师权威的弱化。
(三) 学生获得信息途径的多样性
网络时代的到来, 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带来教育资源的多样化和教育过程的个性化, 使教师不再成为分配教育资源的唯一阶层, 不再拥有绝对的知识优势, 从而导致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
(四) 文本的开放性和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文本的开放性使教育也具有开放性。于是, 师生对文本可以有各自独立的理解, 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更多的是承担中介的角色, 教育活动具有了人文意义, 也使得以往的教师权威失去了意义。研究性学习内容、方法的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师生对教材的依赖, 也降低了教师作为学习结果的评判权威;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学习进程的操纵, 学习的生成性对教师传统权威也提出了挑战。
(五) 经济收入因素
教师经济收入的微薄, 使得人们对该职业敬而远之, 从而影响到教师从教的积极性, 影响到教师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 进而影响到教师权威的树立。
三、教师权威的重构
在新课改背景下,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权力主义必遭摒弃, 而“去权威化”的想法也显得有些激进。我们倡导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理性的教师权威:
(一) 从形式权威来看
1. 加强教师准入制度建设和培训工作
目前, 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素养水平还比较低, 知识结构比较陈旧, 缺乏对新理念的敏感性, 其教学行为相对缺乏理性的指导, 容易滑向权力主义。因此, 一方面应当强化教师准入制度, 严把教师入门关;另一方面, 加强教师培训, 特别是职业道德建设, 大力宣扬改革理念, 尤其要从教师文化导向和内心需要入手, 引导教师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
2. 健全并落实教育法规, 对教师实行充分的教学赋权
健全并落实教育法规, 切实保障教师的制度权威, 是建构教师权威的基础。因此, 在实践中应当赋予教师充分的自主权。即教师必须有相应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形象。对教师充分赋权是新课程实施中确立教师权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管理的教学必将是无序的, 而离开一定手段的管理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新课程情境中教师权威的建立和维护必须依赖于教师有充分的行使教学管理的权力, 并有相应的手段来保证这种权力的发挥。
此外, 还要破除教师被公众当作工具的形象, 即教师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使孩子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 而是使孩子获得知识并得到正常的成长, 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 为教师权威的树立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 从个人权威来看
1. 彰显独特个性的人格魅力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工作中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教师人格的基础上, 只有从教师人格的源泉中才能涌现出教育力量。”教师人格魅力是教师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加强教师权威, 必须彰显教师的人格魅力。它包括教师的道德修养、人格修养和良好的性格特征。
(1) 道德修养是教师人格魅力的基础。重视道德修养, 特别是职业道德修养, 是提升教师人格魅力的主要途径。教师要“言教”更要“身教”,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尊重和热爱学生, 以高雅的“品格”拨动学生的心弦, 以馨香的“品德”叩击学生的心扉;以楷模形象赢得学生的敬仰和尊重。这样, 学生怎不“亲其师, 信其道?”
(2) 教师的人格魅力源于健全的人格修养。人格高尚的教师会对学生心理产生强劲的辐射力和同化力, 唤醒学生的情意力量,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从而达到自我管理和高效学习的境界。教师的爱岗敬业、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甘愿平等、团结协作、知行统一、以身作则, 都是无形的教育资源, 都是影响学生的重要教育力量。
(3) 教师的人格魅力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首先教师应具有善良的性格, 善待每一位学生, 不因个人的好恶高看或歧视学生。其次教师对待学生要保持宽容、信任的态度, 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信任学生的能力, 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 遇到困难时要耐心纠正和指导, 尽可能地去发现学生的优点, 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2. 转换教师角色
教师定位自己什么样的角色, 就会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这是赢得教师权威的角色保证。新课程教学要求教师承担比以往更为繁杂的角色, 在“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是学生成长的促进者, 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指导者。教师应树立一切为学生发展的理念, 不能只关注学科知识, 关注分数, 而要更多地去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1) 变传递型为引导型。新课改“开放教育”特征决定了教师的新角色:由事件的重述者和知识的传递者, 转型为学生学习的刺激者和协调者。教师要做好领航员, 其主要领航手段是激发、促进和协助, 而不再是传递和灌输。
(2) 变复制型为创造型。复制型教师表现为:照本宣科, 条条框框, 简单仿制。创造型教师则大不相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感召力, 采取开放、启发、引导的方式, 使学生天然的“向师性”得到发展。
(3) 变清晰型为模糊型。新课改使教师成了学习者的形象, 学生带着自己的意义视界来到课堂。在与教师、与文本视界的平等沟通与互动中达到“视界融合”, 从而获得新的意义, 实现自我超越和更新。在视界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种境界有利于促进互动活动。
(4) 变专制型为民主型。民主型权威是在教育教学中, 充分发扬民主, 为学生创造宽松的课堂气氛, 让学生全方位参与教学活动及班级管理。师生相互磋商, 相互合作, 不能凭借职业权威凌驾学生之上, 实施专制式教学与管理。教师权威正是在充分发扬教学民主的过程中确立的。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就是一个典型。
3. 强化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 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业务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断强化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才能拓宽专业知识, 完善知识结构, 更新教育教学技能, 才不会落伍于时代的发展, 成为学生眼中的“老古董”。教师专业成长是重构教师权威的必由之路。
(1) 专业知识。不断获得专业理论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纬度。教师不但要具备相当水平的通识知识, 维持正常教学及不断自我学习的能力, 而且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 满足专业教师的要求, 才能在教学中表现出个人的特色。一个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教师在教学中才能吸引学生, 学生也会为其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2) 专业能力。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其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首先必须具有完成正常教学的基本能力, 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学科教学能力、理解他人与交往的能力、管理能力。其次, 作为专业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能力的高低往往成为学生评价教师的标准之一, 能力高的教师就会受到学生的尊敬, 在学生心目中也有很高威望。
(3) 专业精神。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热爱程度及工作的积极性直接关系着教师教育水平和效果的高低。教育是一种需要长期摸索、钻研并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情感的职业, 教师必须有敬业精神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能够克服长期形成的职业倦怠。教师的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精神, 本身就为学生树立了一个楷模, 学生不但为教师的精神所感动, 同时也让学生从内心加以追随。
(4) 专业智慧。具有专业智慧是教师专业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教师的专业智慧表现为教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能准确判断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并能根据实际情况快速化解各种教学矛盾的机智。如在教学过程中使紧张的师生关系变得融洽等, 这些专业智慧恰恰就是教师赢得学生尊重和依赖的品质, 这也是建构教师权威的重要条件。
认识论视角 第10篇
【关键词】:电子政务知识管理 电子政务系统
中图分类号：G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39-01
一、知识管理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必要性
知识管理作为识别、管理和共享政府所拥有的信息资源的方法, 其目标是快速而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 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行政人员，建立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是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的来说知识管理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通过知识管理充分发掘已有信息的价值，通过对知识（包括隐形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优化组合来挖掘政府的知识与信息的内在潜力，提高政府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质量。
(2)通过知识管理利用和共享政府部门的各种经验和知识，形成整体的动态的经验知识库，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3)通过知识管理对政府部门中无序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和实时性的有效管理，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再利用。
(4)利用知识管理的工具，设计出全新逻辑的电子政务业务规范，从公众的角度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能，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政府各个部门无缝隙整合的一站式体验的电子政府。
二、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知识管理的内容
(1) 政府部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政府信息的整合,主要是将分散于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上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整合,打破目前各个政府部门及社会上所存在信息孤岛问题,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和相互操作,为政府行政和“一站式”服务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 政府知识的挖掘。政府各部门自动化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可获得影响政府部门工作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增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提高政府工作的创新能力和人员素质。
(3) 建设各类政府数据库及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各类数据库及网络平台的建设,收集政府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咨询等,为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实现政府所有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从而使公共信息资源得到加值利用,达到政府知识管理的目标。
三、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流程
有人将电子政务系统中知识管理的核心流程分为: 知识获取、知识分类、知识储存、知识共享、知识利用五个环节。但是笔者认为应该在知识获取环节之前还应加个知识收集环节，也就是说在对知识获取之前，应该充分分析所需求的知识，剔除不需要的知识，也就是知识筛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机关通过各种渠道和技术手段来识别需要的相关知识，也就是为知识获取做铺垫的过程，笔者认为此过程非常重要，不能从属于知识获取环节。下面分别介绍下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流程的几个环节。
(1)知识获取。指政府进行知识的获得与学习。在政府中，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两种。所谓内部渠道就是指通过政府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通过交流和知识挖掘得到新的知识；外部渠道是指从政府机关外部获得的知识，主要包括专门的政府智囊团、各类咨询公司以及大众。
(2)知识分类。知识的分类，是有效运用知识的基础。在电子政务活动中，将产生海量的、纷繁复杂的知识。公务员要在行政工作中快速的检索到所需要的知识，提高知识查找效率，则需要对相关知识按其内容、用途进行科学的分类，而且还可以通过合并和分解来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有用的知识。
(3)知识存储。知识的存储过程实际上也是建设知识库的过程。实施电子政务需要整合和管理政府信息资源，如公务员从文件、数据库、Web页面等各种途径获取大量的信息，运用知识管理的技术发现有用信息，挖掘出能够创新管理的关键知识，按照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文档形式存储到知识仓库中。这样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一旦公务员遇到了问题，只要联机查询即可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知识，不仅使工作效率提高，而且也提高了公民、法人的满意度以及政府的威信，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4)知识共享。知识共享可以理解为知识的传播。知识经过传播后, 才能产生价值, 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开放性的知识共享机制，建立各种知识交流平台，利用各种渠道进行知识的共享。比如, 政府部门的每周例会、工作总结、经验交流会、各类培训、内部网各个部门的工作展示等都是一种知识共享的过程。
(5)知识利用。知识的利用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利用知识处理政府的事务性工作；二是在政府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政府的各个层面的业务进行创新。
政府对知识应用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根据用途对知识进行分类管理，在应用知识之前，必须首先识别知识的作用。第二，建立一个应用知识进行科学决策的平台，鼓励各级领导在进行决策时应用各种相关知识，包括领导自己的经验知识，也包括通过知识获取手段得到的其他隐性知识；第三，对各职能部门在知识获取、共享和应用方面的管理情况进行评估，并作为衡量其成绩的指标之一。
小结
随着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 政府部门内部及政府部门之间共享政务信息的需求日益突出, 政务信息的社会共享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通过建设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目前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在我国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电子政务领域的深入应用，定能够使政府部门的办公效率和社会服务水平日益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铭.《电子政务—世界潮流的领跑者》.
[2] 郝淑红. 知识管理——电子政务的新焦点[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5,(03).
[3] 柳巧玲. 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政府知识管理[J].经济师 , 2005,(07).
[4] 李志义. 谈电子政务中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3,(06) .
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的认识 第11篇
一、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
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者的助手和参谋, 其具备防护、调节、反馈、参谋的功能。因此, 恰当地运用内部控制, 并切实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 是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关键。
从财务管理的视角来看, 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主要有:
一是提高会计信息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会计信息是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有效经营企业、准确判断企业经营状况、正确制订发展战略和及时处理经营活动存在问题的重要参考, 因此, 必须通过内部控制来尽量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从而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
二是确保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内部控制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审批程序、检查监督等, 防止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出现偏差, 及时纠正失误, 有效控制并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三是对企业员工具有制约和激励作用。与财务管理对企业各项业务执行情况进行控制与监督一样, 内部控制对管理活动具有制约作用, 从而真实反映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 同时通过真实反映员工绩效, 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高工作效率。
四是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内部控制可以对企业资金收支、结余以及各项资产、营销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防止企业资金及资产流失, 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
五是为审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准确和真实性, 更能检查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从而为审计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总之, 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极大地避免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二、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内部监督, 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企业内部控制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要的监督过程, 但很多企业由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内控组织机构不健全, 在实际工作中监督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由于缺乏内部控制, 企业会计工作秩序混乱,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会计凭证管理混乱, 从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企业内控工作基础薄弱。很多企业管理基础薄弱, 管理随意性大, 预 (决) 算工作不规范, 使各职能部门的信息不畅通, 导致一些业务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 难以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是风险管理水平低。企业的经营管理会面临各方面的经营风险, 如筹资风险、投资风险、担保风险、信用风险等, 辨识和分析风险, 确认高风险领域以加强管理, 是内部控制的关键组成要素, 但仍有很多企业对风险的认识不够。
四是会计的监督职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监督是会计人员的职能之一, 但由于企业管理者受传统经营理念的束缚, 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无法发挥, 普遍存在监管手段落后和监督不力的现象。
三、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是建立内控体系, 健全内控制度。企业应从现代管理制度的层面着手, 在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的前提下, 建立内部控制机构, 并适当提高部门权限, 增强内控机构的独立性, 使内控机构能够真正发挥对企业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 健全内控制度, 不断根据外部发展环境及企业发展实际进行适当调整, 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状况。
二是加强内部监督。企业应加强对内控机构工作的监督与评估, 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工作中存在的漏洞,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修正,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同时, 要给予内部审计部门相应的地位和权限, 使之独立于被审计部门, 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是加强风险评估。企业应加强经营活动中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如资产风险、财务风险、信息风险等, 并及早确定风险领域, 避免企业经营风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是加强授权审批控制。授权批准是指单位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时, 必须经过规定程序的授权批准。企业应明确授权批准的范围、授权批准的程序、授权批准的责任等, 实行重大业务和事项集体审批制度, 降低经营风险。
五是提高企业管理者的内控意识和会计人员的素质。企业管理者对内控工作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成败, 只有不断增强其对内控的认识以及企业管理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的顺利进行。同时, 企业会计人员是内部控制工作的主要实施人员, 必须建立一支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素质的会计队伍, 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与专业技能水平, 并着力培训一支具有相关岗位工作技能的综合型复合人才队伍, 为企业内部控制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摘要：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保证资金安全完整的重要工具, 也是控制经营风险、有效实现企业各项发展战略与目标的有力手段。而财务管理则涉及到企业每个涉及资金流动的经营活动, 对保障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 分析了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财务管理,企业内部控制,作用,对策
参考文献
[1]吴英红, 常宇胜.关于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探讨[J].理论界, 2004 (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