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范文（精选10篇）

日本侵华战争 第1篇

不宣而战, 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宣战的战争。1907年《战争开始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 除非有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 彼此间不应开始敌对行为。警告的形式应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是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按照此规定, 没有向对方宣战就发动战争是非法的。

日本政府在1937 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之后, 在中日双方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的战争状态下, 仍然不对中国宣战, 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因素。

一、不宣而战可以煽动国内人民的情绪, 逃避战争的责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中这样表述:“1931年, 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 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 攻占沈阳。不到半年, 侵占整个东北。”“1935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连串事件, 总称‘华北事变’。大批日本关东军入关, 威逼平津。”“1937年7月7日夜, 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日本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随后日本派遣陆军十多万人入侵中国。”从教材的表述中可以得知日本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蓄谋已久的。

1937年8月15日, 日本针对中国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 发表声明进行全国总动员, 宣布“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 促使南京政府觉醒, 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1937年9月4 日, 天皇颁布《致第72届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 宣称日本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 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 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 并号召他的臣民 “配合今日之时局, 忠诚奉公, 同心协力, 达到所期待之目的”。[1]日本政府在国内大量散布“惩膺暴支 (惩罚横暴反日的支那人) ”的主张, 并到中国驻日使馆前“游行示威”, 以达到其煽动国民仇华情绪的目的, 最终达到掩盖其侵华战争的目的。

事实上,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国际法由限制战争逐渐发展到了禁止战争, 并提出首先“对他国宣战者”即为侵略行为。[2]也正是因为这样, 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 日本历届政府都没有对中国宣战。虽然从事实上而言, 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就是侵略战争, 但是日本却根据侵略定义公约的规定, 极力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行为, 企图逃避战争责任。到现在日本依然有不少人“不承认日中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3], 甚至日本的新教科书把日本描写成战争的“受害者”, 提出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4]

二、不宣而战可以不遵守已签署的国际条约, 免受条约约束

日本是个岛国, 资源缺乏, 很多物资都要依赖进口。因此日本不宣战就可以不用遵守已经签署的国际条约的约束。正如宋美龄在 《不宣而战之战争可以肆无忌惮》中所讲:日本方今以种种事实证明, 不宣而战之战争, 如何可以征服弱国, 如何可以毋须遵守束缚正式战争之种种国际公法, 因此而尽量利用之。[5]

按照美国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中立法》, 禁止美国公民向国际战争的交战国售卖军火。也就是说不能对交战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和军需品。而正是因为日本的不宣战, 避免了该禁运条款。 据日本 《外交通讯》报: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的20%来自美国, 1939年日本进口石油的90%来自美国。

纵观整个战争, 很多日本人没有把与中国的战事看做“战争”, 就连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都认为“只有与世人公认的强敌英美开战才是战争”[6]。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之下, 日本的不宣战使得日本从来就没有遵照战争国际公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例如, 甲级战犯武藤章在东京审判时即宣称, 作战抓捕的人员就不是“战俘”, 不能享有《日内瓦公约》里规定的权利。[7]也正因为如此, 在他们的眼中30多万南京城中居民或士兵的屠杀, 就成了“战死”或“准战死”了。

三、不宣而战可以继续推行其“以华制华”策略, 扶植傀儡政权

1937年12月, 日本攻陷中国都城南京。为了诱降蒋介石, 灭亡中国, 先后三次发表《近卫声明》。1938年1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发表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8]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此后, 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回国, 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 月20日离开横滨回国。虽然两国没有明确宣布断交, 但事实上日本已经不承认国民政府代表中国了, 自然就不会对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宣战了。

与此同时,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战线的延长、兵员的增加, 日本的物资已明显不足, 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日本改变了既定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侵华政策, 继而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为了达到此目的, 日本着力扶植傀儡政权。

其实早在1937年12月, 日本就在沦陷区北平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沦陷后, 日本于1938年3月又组织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 在日本的全力打造下, 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虽然, 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汪精卫的“国民政府”, 并称之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 但是日本却称之为“南京国民政府”, 同年11月, 日本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正式“建交”, 承认其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代表中国, 仅把该政府看成是一个地方政权, 自然就不会对一个不合法的地方政权宣战了。

注释

1[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中译本, 第1卷第1分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2[2]详见1928年8月“非战公约”具体条款, 国际条约集:1924-1931[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亦可参考1933年7月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

3[3][日]姬田光义.日中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60周年[J].世界, 月刊7月号.

4[4]皇家盛.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警示与思考[J].淮北煤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10) .

5[5]孟国祥, 费迅.关于日本对中国战而不宣问题的研究[J].民国档案, 1998 (4) .

6[6][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7[7]洛河.日本侵华战争与战俘问题[J].抗日战争史研究, 1997 (4) .

标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事件是 第2篇

一、单选题

1、标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事件是？(A)

Ａ、７．７事变Ｂ、９．１８事变Ｃ、８．１３事变D.、12．9运动

2、关于世界观，下列正确的包括：(B)

A、世界观要统一，宿舍同学与我意见不一致，我一定要说服他。

B、人生观与世界观紧密相连。

C、世界观完全来自书本，尤其是教科书。D、世界观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

3、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A）为核心。

A、为人民服务B、集体主义 C、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D、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4、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B）正式实施。

A、2005年8月25日B、2006年3月1日

C、2005年12月1日 D、2006年8月25日

5、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不服的，可以（C）

A、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B、申请上一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复议

C、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D、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6、能够说明宪法是根本法的是：(D)

A、宪法是法B、宪法规定国家的所有制度

C、宪法和基本法律一样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D、宪法具有特殊的制定和修改程序7、17周岁的公民刘某在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打工，所得收入足以维持个人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刘某为：（D）

A、无民事行为能力人B、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人

C、限制民事权利能力人D、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8、马某将张某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偷回家中，经其妻规劝后马某悔悟，在张某未发觉的情况下，又偷偷地把这台笔记本电脑送回原处。马某的行为属于：（B）

A、犯罪中止B、犯罪既遂C、犯罪未遂D、不构成犯罪

9、人际关系的建立不应注重这样的因素：（B）

A、真诚和善良B、背景和关系C、性格和气质D、人格特征

10、人生具有这样的特点：（D）

A、追逐财富的物质性B、被动性C、可再现性D、不可逆转性

二、多选题

1、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ABC)

A、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B、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

C、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

D、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党与非党的特殊联盟

2、人生价值的评价应做到哪几个坚持？(ABCD)

A、能力与贡献相统一B、物质贡献与精神贡献相统一

C、完善自身与贡献社会相统一D、动机与效果相统一

3、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包括(ABCD)

A、爱国守法B、明礼诚信C、团结友善D、敬业奉献

4、公共秩序主要包括（ABCD）。

A、工作秩序B、学习秩序C、网络秩序D、娱乐秩序

5、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处理了人事争议的法定途径有（ACD）

A、控告B、调解C、仲裁D、申诉

6、以下关于法的基本特征表述正确的是：（ABCD）

A、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B、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

C、法以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D、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

7、以下对我国刑法有关溯及力的问题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理解正确的有：（AC）

A、原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新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适用原刑法

B、原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新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适用新刑法

C、原刑法规定为犯罪，新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适用新刑法

D、新旧刑法都规定为犯罪，并且未超过追诉时效的，哪个法律处罚较重就适用哪个法律

8、下列哪些看法是违反平等原则的：（AC）

A、世界上的职业是有高低之分的，总统比厨师要高贵；

B、对于自己的交往对象有一定选择，不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交朋友；

C、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划分；D、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分。

9、处理好学业和爱情的关系是大学生不可回避的课题的原因是：（AB）

A、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B、大学阶段的学业要求

C、大学的生活太寂寞D、不谈恋爱会被人看不起

10、理想和信念对大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体现在：（ABC）

A、定力作用B、定向作用C、动力作用D、快乐作用

三、辨析题

1、既然“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台湾就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行使民族自决权。

参考答案：错。

（1）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已明确； “主权在民”是指主权属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台湾的主权，应属于包括台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2）以“主权在民”为借口，企图以“公民投票”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必将把台湾人民引向灾难。

2、所谓反对拜金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传统道德，鄙视金钱，因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参考答案：错。应该承认对金钱的需要。反对拜金主义是指防止成为金钱的奴隶，忘记金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这不意味着否认自己对钱的需要。

3、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参考答案：对。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要广。法律实际上也是道德规范，但只调整最基本的道德。

4、法律规范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其它社会规范。

参考答案：对。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必须运用风俗、道德、纪律、法律、宗教等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中，法律规范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其它社会规范。

5、由于婚姻是自由的，我们大学生想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

参考答案：错。结婚要达到一定年龄，《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为结婚法定婚龄。

6、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法，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方法。

参考答案：错。我国物权的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都必须以外部可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法，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方法。

7、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法定事由而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中止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继续计算。

参考答案：错。

1、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法定事由而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中止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8、面对一个不良的群体，我们只能被同化。

参考答案：错。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有主观能动性，人有选择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人有可能不会被同化。

9、心理有困扰的人，都会在精神上有问题。

参考答案：错。精神上有问题，一般都属于精神类疾病，而心理有困扰不会必然与精神疾病相连。苦恼、困难、家事等都可能造成心理的困扰。

10、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其中学会做事是四大支柱的关键和核心，也是教育的目的和根本。

参考答案：错。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其中学会做人才是四大支柱的关键和核心，也是教育的目的和根本。

四、材料分析题1、1950年，数学家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向祖国。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1979，华罗庚应邀去英国讲学，题目是《为百万人的数学》。海报贴在街头，连饭馆老板都关心这次演讲。伦敦数学学会秘书长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只能期望我们的数学界能把您的榜样铭记在心，而去做些实际成绩来。“在这次讲学途中，一位外国朋友问他：”华教授，您一定成了百万富翁了！“他以为应用数学是门赚大钱的买卖。华罗庚笑着回答：”我的确很富有，我在这十多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学者问他：”华教授，您不为自己回国感到后悔吗？“华罗庚含笑笑道：”不，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祖国！"

问：请谈谈你对数学家华罗庚爱国情感的感想。

答案：（1）强烈的爱国情感，可以使人树立远大的生活目标；（2）强烈的爱国情感，可以使人产生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3）强烈的爱国情感，能够激发人的聪明才智；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个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

2、现实生活中的经常出现德福矛盾。比如一个生意人因恪守诚信而亏本了；他的邻居却因制假贩假拥有了灯红酒绿、香车美女的生活；一个好心的司机在公路上将一个被车撞成重伤的老人送进医院后，被老人的家属缠上了，从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真正的肇事者逍遥于责任之外；一个学习刻苦、追求真才实学的大学生成绩只在中上；另一个大学生凭着临时突击、甚至舞弊却拿了奖学金。等等。

材料二:古人云：“吾日三醒吾身，为人某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而习乎”。

材料三: 《礼记.中庸》中说：“道义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盗也，是故君子诫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问题:

（1）谈谈当你面对这些德福矛盾时，你将如何选择？你认为如何才能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

（2）材料二和材料三,是中国哪种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你认为大学生应如何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

参考答案：

（1）结合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选择。指出面对德福矛盾，只有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坚守道德底线。

（2）慎独。道德修养贵在自觉。要有进行道德修养的强烈动机，应积极主动地进行道德修养，学会自知自胜、自我扬弃。要认识和把握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学思并重、省察克治、慎独自律、积善成德、知行统一。

3、A、B是夫妻，有一子C一女D，C和E是夫妻，有一子F，E有兄弟G。某日，A、B、F一同去大连旅行，不幸遇上空难全部遇难。经查明，A、B有存款10万元，房屋一套。A、B曾立下遗嘱：房子归C所有，D继承5万元存款。C、D两人还没来得及分割财产，C突然遭遇车祸死亡。问：

（1）本案中应该如何确定死者的先后顺序？

（2）A、B两人的遗产（房子一套、存款10万元）应当如何继承？

参考答案：

（1）死亡的先后顺序： A、B、F都有继承人，则长辈先死亡。A、B辈分相同，推断同时死亡。

日本侵华战争 第3篇

关键词：侵华战争；“他者”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妇女解放观

中图分类号：1313.0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4-0130-05

1938年8月、11月，日本军部先后两次派出知名作家组成“笔部队”赴中国战场采访报导。“笔部队”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以及多篇描写侵华战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芙美子极力美化战争，宣传日本皇军的救世思想。《运命之旅》是林芙美子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通过“他者”展现了日本女作家对侵华战争的思想认识。

一、认识“他者”的视角

法国形象学者布吕奈尔认为：“一个国家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运命之旅》中刻画的“他者”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从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他者”形象的形成有其公众心理的历史文化背景。

侵华文学的创作，主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些作品中，从军作家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恣意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歪曲与丑化，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建构“侵略有功”论和“皇军救世”观，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寻找合法性依据。日本军部号召文学家协力战争，且对具体创作有明文规定。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准则。强制性的规定必然对作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家不能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遭遇即为最好的实证。

一个作家或集团若把异国现实看成是绝对落后，则必然于主管上带有一种先天的憎恶之情且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象征模式。在将中国视为敌人、失败者、日本的战利品的叙事过程中，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加入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与个人的主观情感。

(一)对中国军队的歪曲

《运命之旅》是日军攻陷南京后，林芙美子眼中所看到的中国士兵、百姓和首都败落的景象。正文之前编辑对此作了评价：由于作者“事变后和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数度到中国以及南方战线从军”，这篇作品“很可以表现出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黄土和四襟结婚不久即遭南京陷落，作家就主人公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南京失陷的景象。

林芙美子从几个角度描绘南京之战中中国士兵形象。在她眼中，中国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不仅战斗能力很差，而且军纪涣散，还经常掠夺百姓财物。

穿灰色军服和卡西色短洋服袴的兵士们，这时候也如雪崩似的挤进了南京街，这些乌合的兵士们从闭着门的商店里，毫不客气地拿出东西来，很使得逃剩下的民众们叫苦。

从四川来的兵干得最厉害，所以丢下家而逃去的人们，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跑了。

假若日本军队来到南京时，这些性子粗暴的乌合的队伍又该把南京市街化为焦土而往别的地方雪崩似的逃去吧?来了就跑，民众这样的批评着。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在中国人“国民性”中，体现出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作家眼中的中国民众狡猾、自私、阴险、愚蠢而又贪生怕死，这些特征都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这种种族偏见，成为整个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6日一1989年1月7日)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总体表征。

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形象的歪曲，源于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认知。《运命之旅》这篇小说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认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者”的视角。《运命之旅》中出现的几组中国军队如湖南兵与四川兵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的场面，无非是说明“中国军队的腐败行为给南京制造了混乱局面”。而对中国士兵的杀戮则成为日军维持治安的“合法性暴力”。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本文人视为缺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国家，而侵略就成为维护秩序的合理性理由。诚如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意识：“事件的发生在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激怒了损失惨重的日本军所致。”这成为日军实行暴虐的“正当性的强调”。林芙美子是“笔部队”赴中国战场的第一批成员，先后去过北平、南京、武汉等战场。作为特派记者，林芙美子是最早乘卡车进入南京的，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场面。《运命之旅》这篇小说是完全站在歪曲历史的国家主义立场上，编造的一份掩盖日本军队残暴和兽性的谎言。一场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和平的景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运命之旅》实际上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作家以诋毁、丑化中国人的方式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

二、“皇军拯救”观与“日中亲善”

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狡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人的善良、诚实、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为了粉饰太平，林芙美子在《运命之旅》中不断宣扬日本军队“军纪整然”，日本士兵与南京市民“和平相处”的假相。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疯狂地屠杀30万中国军民，这一数字目前仍为保守数字。林芙美子只字不提屠杀场面，却将日军美化成中国人的救世主。这些“不曾见过的整然的兵士”对待中国百姓和蔼可亲，非但不杀人，还给难民分发面包。致使黄土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起来：“湖南的兵士们又曾给过我们什么了呢。”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鬼子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侵略军俨然是一支秋毫不犯、纪律严明的“文明之师”、“礼仪之师”，这更加深了与湖南兵和四川兵胡作非为、腐败作风的对比。“皇军”所到之处，中国民众拿着太阳旗夹道欢迎，向“皇军”恭敬行礼，小孩子更是与“皇军”玩耍成一片。日军占领几个月后的南京，“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体现“日中亲善”的具体能指。“报馆的记者先生们，人人都很亲切，把在以前生涯中未曾吃着过的昂贵的罐头打开给了黄土”。黄土还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感到皇恩浩荡。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宣抚工作，武装侵略与文化宣传齐头并进。所谓宣抚，就是向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宣传，以稳定占领区民众的思想。侵华时期日军的宣抚工作在小山荣三的《战时宣传论》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反共的实际目的。”作品曾多次出现黄土离开无锡时主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人生是塞翁失马，把运命委之于天。”小说末尾表达了作家对《运命之旅》的真正寓意：南京失陷，对黄土等中国人来说焉知不是因祸得福?

“大陆的日本侵略性战争行为，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构建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林芙美子在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个信息：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军纪整然的日本军给无秩序的南京带来了建设的新气象。因此，小说起名《运命之旅》意即黄土们的命运由此转变。林芙美子的这些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术界把对大陆的“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著书立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1939年有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42年有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等。其中，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在这里，丸山学提出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建设”的谬论，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而“笔部队”作家将这一谬论具体文学化，使侵略战争带来的血腥、残暴的场面得以美化和遮蔽。

林芙美子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代表了“笔部队”作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笔部队”作家对“他者(中国)”的创造层面上，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张扬，它所呈现的是主体(日本)——他者(中国)的对应关系。“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明治维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日本海外扩张政策和对华战略研究思想深深地干预着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并渗入到侵华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内涵中去。《运命之旅》很能代表“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他者(中国)”形象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战略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表达的是一个异己的文化印象，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战略研究“大陆政策”的影响，反映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日本军部创作规则强制性干预以及作家本人的趋势功利思想等多重因素，因此，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作了铺垫。

三、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的国家主义和战争观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日本人权运动也随之发展，日本优秀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关注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普及女子教育是明治维新最显著的功绩之一。女子教育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明治、大正时期，在易卜生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对“新女性”观的体会和认识唤起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1911年，日本最早的女权组织——蓝袜子文学社成立并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具有“新女性”观的女性作者在文学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在追求自我表现中寻求着女性的解放。女作家热衷于自传体的心理描写，这种传统叙事手法使她们只能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主题和题材，女性文学发展越来越受局限，于是女作家们渴望对“女性原则”重新定义。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林芙美子的创作大多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空间，以自我经历为题材表现对贫穷和挫折的反抗。林芙美子在加入“笔部队”之前的文学创作大多具有自叙传成分。当代日本学者中村光夫评价“她的创作特色在于表现出地地道道的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感觉及其缺点则超过了别人，她不是摆脱，而是充分利用，有时甚至是利用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林芙美子早期的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形式描写幼年的生活体验。她曾做过摊贩、临时女佣、女工、女招待等，尝尽了东京最下层生活的艰辛。林芙美子的个性力图使创作题材有所突破，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代表作《流浪记》同样采用私生活手记的形式，一经发表引起了轰动。作品描述了一个青春年华的女性，面对饥饿与屈辱的不断威逼，全力抗争，内心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流浪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作家总是抱着某种希望，勇往直前地生活在逆流之中。“正如她所‘自信的那样，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只要大城市的生活及其‘文化依然吸引着青年男女，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贫穷、屈辱和青春，喜爱《流浪记》的读者就不会消失”。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意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内阁情报部号召作家协力战争。战争为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日本文坛绝大多数作家创作发生了转向。林芙美子也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机会，于1937年作为

《每日新闻》特派员派往中国战场，1938年8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第一批成员奔赴中国前线。林芙美子由此创作的从军记和描写战争的侵华文学，使她一时名声大噪，被当时的日本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这些侵华文学的确使林芙美子的创作突破了狭小的女性自叙传空间，但她极力地附庸和迎合日本主导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却使她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

林芙美子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在她笔下，战争之前和战争之中的“他者(中国)”形象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我最初到中国旅行去的，是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天，以后就记不清去了多少次，然而我到中国去多少次都是愉快的。那时候，画画的人好像去得很多，作家到中国去的，是仅少的。

可见，战前的中国给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吸引她“愉快的”去了“多少次”。

中国人也使作家倍感亲切。

从上海曾经去过杭州苏州，虽然是一个独身女子的旅客，我并没有感到过什么不安，钱也费不了多少。就可以得到很愉快的旅行。那时候中日之间的风云就很有着不平静的地方，可是我一回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在杭州住过一家秀英旅舍，茶役待我都是很亲切的。

战前作家中国游记中的“他者”以正面形象出现。作家抱着对中华文化倾慕的心情来到中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博大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如此美妙。无论是北京街头的“兔爷儿”还是国粹京剧，也无论是民间文化的集散地天桥还是秦始皇抵御外侮的万里长城……都深深地吸引着作家流连忘返。法国学者吕布奈尔说：“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林芙美子战前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融入了作家情感的、主观的因素。中国是一个蕴含了唐诗和陶渊明气魄的伟大中华：“我以为中国底文字是伟大的，时常想着有了机会，到中国去看看。”

然而，当伟大的中华成为本民族侵略的目标时，她眼中的一切美好都变成了丑陋。中国人也变成了“支那人”，而她对“支那人”的憎恶显示了作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女作家对生灵涂炭的冷漠令人惊讶!无怪乎她在《运命之旅》对南京陷落的描述中有意识地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美化了侵略战争。当美好的中国和善良的中国人成为作家猎取功名的目标时，作家的情感也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与军部的诱惑驱使着作家以笔为枪，自觉地为侵略战争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林芙美子一生都在为改变个人命运进行不懈的奋斗。对战争的投机使林芙美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出身寒门的林芙美子在侵华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暴发户般的庸俗习气，表明了女权主义在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中自身的脆弱，因此，其思想和情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大语境感召下发生异化和转向不可避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在振兴殖民地建设和继续扩张中，号召日本妇女协力战争。大量的日本妇女从狭小的厨房走进了矿山、工厂，走上了生产线。女性的社会就业率大增。以市川房枝为首的女权运动领导人迫于政府和军部的巨大压力，在观望和痛苦的思考后屈服于军部，表示转向。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在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等四大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下，卷入战时体制中，助纣为虐，成为侵略战争铳后的主力军。当时中国国统区发行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半月刊刊载了对日本妇女现状的描述：现代日本妇女，不幸被驱入贤妻良母主义、爱国主义的轨道之上。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劳动的结果是直接支持了侵略战争。当代日本学者村上信彦曾对此评价：“从站在妇女解放立场上的女性史的角度，这段时期没有任何正面因素，也就是说是女性史负面的时代。”

为追求竞选权和社会主体地位，女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系是女权主义者缺乏更坚定的妇女解放的精神信仰，因此，建立在狭窄的功利思想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观没有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正像妇运领袖市川房枝所认为的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下解放出来。但她的解放观不是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而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看待妇女解放的。在她那里，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画上了等号。

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比起普通的日本妇女，其精神上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创作的战争文学都从不同侧面履行了军部交付的使命。例如，日军军部明确规定了参加武汉会战的“笔部队”作家的写作目的：向国民报导日军英勇奋战的实况和占领区内建设的情况，以使国民奋起。这些作品对激发日本本土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日本的各种学术研究都被有意淡化了“笔部队”作家的恶劣行径。而在中国近年日本文学研究中对“笔部队”作家的不光彩历史也极少提及甚或忽略不计。例如，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1986年第1期，刊载了“林芙美子特辑”，其中几篇评论林芙美子的文章对其战争行为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南京后，芙美子以《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到南京从事所谓的‘报导。后来，芙美子本人的《流浪记》也被禁止出售。到了战争后期，一切文学活动都被迫停止。”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里，林芙美子俨然战争的受害者。作者并未了解林芙美子在侵华时期大红大紫的暴发户经历，反而为其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掩盖和混淆：“尽管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浮云》更为突出。”《浮云》是林芙美子战后创作的描写日本战败惨相的作品，但作家战后的反战行为不能代表其在战争中的侵略行径。战后，国际社会并未对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文化侵略和协力行为追究其战争责任，反而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战后反对原子弹爆炸以及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中发出的声音。日本女作家的社会意识在战争期间异化为协助战争的力度这一问题被学术界大大忽视了。

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益诱惑，吸引了大批日本作家回到官方体制内。日本军部制定的政策像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作家被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群体的狂热之中。这说明日本文人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因此，在强大的时代语境中极易动摇立场。侵华时期，只有少数几位日本作家像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等保持了文学家可贵的节操和良知，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并未起到反战的作用。除鹿地亘夫妇和长谷川稻子流亡中国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加入了日本法西斯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文人的无意识里。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军国主义提出质疑，相反，借助这种运行机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空间。大量的日本作家不惜丧失文学家应有的良知借助于战争而飞黄腾达。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角色时指出：“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在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空间里，应该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包括一场战争的合理性，但这种行为的前提必须具有“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景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正像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日本女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行为和作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妇女解放观的狭隘和薄弱，同时也说明了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屈移。在和平的前提下，超越国家民族的妇女解放尽管很难实现，但却是全世界妇女应该努力的方向。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毒气弹问题 第4篇

毒气炮时曰“列低炮”, 又名“氯气炮”, 乃氯气与炮弹合制而成。炮弹落地炸开, 即有氯气冒出, 钻入人的鼻孔之中, 使人毙命。侵略联军在天津战场上曾数次使用, 罪魁祸首乃是英国人。战事期间, 《申报》即对此给予了未点名的谴责报道:敌人之攻天津城何以民人竟死亡殆尽, 曰此用氯气炮之故也。考氯气一物, 医家用之解毒, 然其性实甚毒烈, 入口鼻可立毙。西人取以实炮中, 不待弹及其身, 但使其气吸入口鼻中, 罔有不迷蒙而仆者, 然其残忍实出情理之外, 故泰西战阵之上鲜有用以毙敌人者[2]。饱受战争之苦的国人对此更是记忆尤深。一位战事亲历者所写的《遇难日记》中即有这样的记述, 而且更直接点名此事为英人所为:本日 (六月十四日即公历7月10日) 下午从英国新运到大炮二尊, 名列低炮, 此炮自制就以来, 只于非洲交战时用过一次, 据闻炮弹开放后, 在一百码地内之人, 一闻其气, 无不晕死。至天明十五日, 租界洋兵当放新到之列低炮并大炮约四五百门, 守城之华兵, 势不能支, 当向京城退去, 日本兵遂据有津城西门[3]172。

毒气炮, 这种在当时来说杀伤力极强的新式武器投入战争乃为国际公法所不容。事实上, 在英、法、德等国19世纪中期研制出化学武器后不久, 早在1874年签订的《布鲁塞尔公约》中即首次写入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染毒武器”条款;后在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中又重申了上述规定, 英国人亦仅在非洲殖民战争中使用过一次。然而, 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 侵略联军竟针对中国士兵和平民数次灭绝人性地投入使用, 致使大量的清军官兵和无辜的平民百姓丧生, 实为惨绝人寰。据北京市、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记载:此次英国铁甲船到津运此炮 (指列低炮) 二尊, 放过数次, 有一次, 中一炮台, 台人一时均死;又一次, 适军中购马600匹, 中之即死。在进攻天津城厢的战斗中, 侵略联军遭到守城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阻击, 日本兵遇地雷伏击, 伤亡六七百人, 侵略者恼羞成怒, 遂开放列低炮, “马军 (马玉崑所统之武卫左军) 死者无数, 乃退扎杨村、北仓等处。”[4]82在北仓战役中, 侵略联军遭到广大爱国清军官兵的强烈抵抗, 于是故伎重施, 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记载》:七月十一日 (公历8月5日) , 各国联军在北仓与乱兵、团匪及李鉴帅勤王师血战良久, 华军奋勇异常, 西军死伤不下两千人, 旋经英国兵队用列低毒药炮攻之, 华军始不支而败[5]172。据查有李秉衡统辖的勤王师并未参与北仓的战斗, 但北仓之战侵略者使用列低炮的事实应当不容置疑。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振江先生在为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所撰写的文章《庚子百年祭》中也有对英军使用毒气弹的简单介绍, 并给予揭露和强烈谴责。陈振江先生在文中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清军官兵在北仓战斗中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精确的射击技术一举摧毁了英军的毒气炮, 英军为自己的可耻失败而感到沮丧和丢脸, 因而至今不曾公开这一历史真相[6]10。

毒气炮作为刚刚面世的杀人利器, 其巨大的杀伤力以及所造成的心理恐惧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时人对此有如下的描述:至十六日 (公历7月12日) , 津郡城厢内外, 已无华兵踪迹, 城内唯死人满地, 房屋无存, 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 各死尸倒地者, 身无伤痕居多。盖列低炮系毒药掺配而成, 炮弹落地, 即有绿气冒出, 钻入鼻孔内者, 即不自知其殉命。甚至城破之后, 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 擎抢倚墙, 怒目而立, 一若将欲开放者, 然及墙近视之, 始知已中炮气而毙, 只以其身倚站在墙, 故未仆地, 列低炮之残毒, 有如此者[7]148。《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天津城厢) 华尸以千计, 俱系毒气炮所毙, 城内人亦多系毒气炮薰死, 死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 持枪如欲开放状, 近视之亦为毒炮薰毙[4]83。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第5篇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一、学习目标

1、.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

2、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

3、掌握《辛丑条约》的内容，理解《辛丑条约》对中国的危害

二、学习重点

辛丑条约的内容以及影响

三、学习难点

《辛丑条约》的影响

四、学法指导

学会从历史图片中提取历史信息

五、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

（一）自主学习解决以下问题：

1、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是什么？

2、列举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罪行。

3、《辛丑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二）合作探究，解决以下问题：

《辛丑条约》对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六、基础检测

1.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是在 A.1898年 B.1899年

C.1900年

D.1901年

2.率领八国联军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的英国海军司令是 A.瓦德西 B.西摩尔

C.克林德

D.华尔

3.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下列条约中，赔款最多的是

A.《辛丑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南京条约》 4.下列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侵略者攻占北京的是

①鸦片战争②第二次鸦片战争③甲午中日战争④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5.下列条款不属于《辛丑条约》的是

A.赔款白银2亿两

B.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 C.拆毁大沽炮台

D.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 6.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的主要表现是 A.允许外国公使驻进北京

B.拆毁大沽炮台

C.赔偿白银4.5亿两

D.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

7.“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揭示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 A.清政府政治腐败，激起人民反抗

B.清政府加强了反帝斗争 C.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激化

D.山东、直隶下层百姓生活困难，进行反清活动 8.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目的是

A.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B.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C.强迫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 D.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9.下列各项，各个不平等条约与其主要影响对应关系正确的是 ①《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北京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③《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④《马关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10.下列条约没有割地、通商条款的条约是

日本侵华借口的背后 第6篇

日本1931年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早在120年前的甲午海战，如果把中国做成殖民地，它就安了心。不过，即便如此，它还是会向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院子里窥视、扔砖头，直到打家劫舍，再次占了另外人家的家。如此反复，及至遂了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和美梦，直至统治整个地球。这个意思绝非记者杜撰，君不闻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即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其侵略世界意图自明。

不过，日本虽然难以捉摸，但还是有他们的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它的侵略本性与野心，所奉行的海盗逻辑，以及颠倒黑白的借口。为此，记者先后采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王卫星以及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明，和他们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

日军的借口种类繁多背后的用心蓄谋已久

日本在几次侵华战争中都是在外交上或者军事上制造借口来发动的。而且是在战争发动后反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向受害国。他们还在舆论上制造借口，大打舆论战，不惜造谣污蔑之能事，以便使自己的侵略具有正当性。

正如有则寓言所说，狼和羊在同一条小溪上喝水。狼为了吃羊，就说：你为什么搅脏了我喝的水？羊说：我在下游，怎么会弄脏你的水呢？但狼不管这些，还是把那头可怜的羊吃了。看来，日本似乎就是那头狼。

中日甲午战争也是日军经过26年精心准备后设圈套找借口发动的。当年日军借口朝鲜是个独立国家，在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日军出兵朝鲜找借口，再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而且，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刺杀清朝赴日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就是日本右翼组织“神刀馆”成员小山丰太郎所为。

近一点的9·18事变他们所制造的借口便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属于日本管理的铁路，于是迫不及待地向张学良东北军的北大营发起进攻，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占领整个东北。7·7卢沟桥事变，他们所制造的借口是演习时有个日本兵失踪了。实际上，这个拉肚子的日本兵这时已经回来了。但日军隐瞒了实情，继续以寻找失踪的日军士兵为由，强行要求进入到宛平城搜查，以至演变成7·7卢沟桥事变。日本背后隐藏的目的是通过占领华北再占领整个中国。淞沪会战，日本人所制造的借口是日本的侨民受到了伤害。其目的就是想从海上将中国东南部重镇上海撕开一个缺口，以便打进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灭亡中国。

近年来，陆续有一些日军侵华罪证被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地图。这些令人惊叹的地图，足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有种标示日期为“昭和三年”也就是1928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开始测绘是什么时间？肯定更早），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画得清清楚楚。甚至偏远山村的资源，日本人比中国人还清楚。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无烟煤，质量特优。有中国学者1917年留学日本，发现在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

日本获得中国地图，有两种途径，一是窃取地图，更多的是在战前派遣特务秘密测绘。早在1873年，就有日本人化装潜入中国华南、台湾等地，搜集军事情报、秘密测绘地图。有些特务伪装成和尚、喇嘛搜集情报、测绘地理。为了学会当地语言，甚至带着六七岁的孩子一起潜伏。为了侵占中国，日本不知为此花费了多少人力、使用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手段。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这充分表明日本人对中国图谋已久，发动战争时的借口，不过是其侵占图谋的公开实施而已。

制造舆论掩盖借口妄图占领“正当理由”制高点

同时，日本还制造舆论、掩盖甚至美化借口，说中国是蛮荒之地、民不聊生，需要依靠日本人来帮助兴邦，从而实现大东亚共同繁荣。又说，我们到你们中国来，是为了摆脱外国人对你们的殖民统治。总之，他们到中国来，是帮助中国人，并不是要灭亡中国。

郭必强告诉记者，日本在舆论上善于占领制高点。现在安倍晋三大谈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当年日本打中国时就大讲特讲中国落伍了，中国军阀混战，中国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现在安倍极力掩盖、粉饰日本当年的侵略政策，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一个甲级战犯。对于长辈的失败，安倍从来不甘心，他选择在“731”号飞机上摆造型，选择侵略别国的日子宣示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为复活军国主义找借口。作为一国的首相，安倍不惜亲自跳上第一线，口口声声鼓噪“中国威胁”，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叫嚷，说你认为我是军国主义，那我就是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疯狂到如此地步，这点特别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郭必强说，安倍以及他的政府对于东京审判的定性，总体是不敢否定，但却在局部枝节大做文章，想用局部否定的卑鄙做法来达到他否定总体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上，当年东京法庭有严格的认定，既是约数，也是定数。因此，安倍等人在枝节上提出所谓的疑义就是要把不明真相的人们引上歧途，欺骗国际舆论。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揭露。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术界如果有疑问，我们可以讨论。但对于日本右翼出于政治策略的否定，我们不去与其讨论。

日本很善于宣传，事实上歪曲了的宣传也是一种借口。日本右翼经常把自己的可耻行为如侵略行径、屠杀别国民众的罪行粉饰成正义之举。当年他们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是中国人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事件的危机以至战争的根源。同时刻意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十分可怕的庞然大物，而自己则是挑战邪恶的帝国勇士。他们除了自己大造舆论，在宣传上颠倒是非，还花金钱买通西方多家通讯社，收买这些通讯社为自己发布通稿，以起到欺骗世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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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的逻辑是强盗逻辑再想得逞已不那么容易

日本经济产业省东北亚科科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津上俊哉说：“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基于‘俄国将会攻打过来’的猜想而积极扩充军备。现在的安倍政府同样基于‘中国将会攻打过来’的猜想而扩军备战。现在的政府应该以史为鉴，严防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不过，现在的安倍政府会以史为鉴吗？如果安倍政府能以史为鉴，就不会以中国为假想敌了。

王卫星告诉记者，日本右翼美化战争，认为他们发动的战争带给被占领国家以幸福，这种逻辑就叫做强盗逻辑，这种逻辑就是侵略逻辑。日本战败后拿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为借口，每年大肆纪念，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而不谈他们对中国、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以此来淡化、抵消其侵略罪行。

王卫星说，安倍政府认为自己经济上是个大国，为什么政治上、军事上不能做大国？我为什么不能正常化？这又是在强词夺理。你不承认历史上的侵略，你不反省，能做“正常化”的大国吗？对此，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全世界人们都要警惕。

郭必强告诉记者，中华文明5000 年，虽然近代弱了，但有光辉的历史，我们从不侵略别国。但日本不这样，日本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是侵略的历史。日本在国内的势力被统一后，就一直大肆对外侵略。因此，日本右翼要掩盖自己的侵略史实，生怕别人识破。特别在教科书问题上动不动就删除侵略别国的历史，使日本的年轻一代隔离历史。

总之，日本右翼势力的逻辑就是海盗逻辑、侵略逻辑。他们说没有侵略你就是没有侵略你，你中国人抗日了，你妨碍我了，我就要打你。我们的人死了，就是国家的英烈，所以我们要参拜靖国神社。

郭必强还指出，日本把14位甲级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他们认为东京审判是强者对弱者的审判，所以不公平，因此他们要推翻和平宪法，要解禁集体自卫权，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我们要问，你们究竟还要什么样的正常？

我们知道，有正常头脑的人会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讨论问题，只有这种具有海盗逻辑、侵略逻辑的人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逻辑思维。

陈明告诉记者，日本侵略别国，核心问题就是强盗逻辑，它侵略中国所具有的这种逻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地理上看，中国地大物博，离日本近，够得着，好统治。从经济上看，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它的土地只有中国云南大小，资源贫乏。中国就像一片桑叶，日本是蚕，缺少桑叶，就总想着要来吃“桑叶”。从文化上看，日本虽然学习中国，但中国人讲谦让，讲和为贵，而日本人却讲武士道，凶残好斗，喜欢征服别人，所以一时得逞。

陈明说，日本右翼讲中国人威胁他，这既是强盗逻辑，也是一个政治借口，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已承诺一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不侵略别国。在这种情况下，还说中国威胁他，只能说明他们害怕中国国力的发展对其不利，所以它以中国威胁来说事，它想，中国过去不怎么强，怎么一下就这么强大起来？无形之中，惯于欺负弱小国家的日本紧张起来。因此，我们说，作为具有强盗逻辑的日本右翼，他们要不这么想反而就不正常了。其实，中日在经济上可以相互竞争，但竞争和威胁是两码事。你不能把中国强大说成是威胁，这是违背常理的。

陈明说，至于安倍政府口口声声说要做正常国家，其目的就是想在海外打仗。现在有和平宪法限制了他，他的侵略野心达不到，强盗逻辑行不通，因此，安倍急着打开这扇门。

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既要保持警惕，又要看到现在虽然有复活的苗头，但安倍政府不可能老执政下去。而且要想复活军国主义，受制因素还有很多，不是你有强盗逻辑，想要复活就能立即复活的。

陈明还告诉记者，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安倍现在所提出来的“积极和平主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政府自己制定的，而“积极和平主义”则是与美国紧密配合的一种主义。当然，这个主义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有用，并且具有蒙骗性，所以安倍满世界到处鼓吹。如果允许安倍按照“积极和平主义”去做，世界最后可能“和平”了，不过那是“和”到了他的“大东亚共荣圈”、世界“共荣圈”里去了。

右翼势力野心不死中日及世界人民必须保持警惕

日本右翼野心不死，时不时地闹腾一下，尤其安倍上台，他的政府更是成了右翼的代表，妄图利用国家力量推动复活军国主义。为此，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作为曾经常驻中国的一位日本记者、日本讲谈社《现代周刊》副主编近藤大介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中国却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沦为了‘沉睡的巨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于日本人‘对中认识’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日本人不再将中国视为‘值得尊敬的文明大国’。”他还说到：“自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的精英们纷纷留学日本，就连后来的‘中国国父’孙中山也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寻求革命援助。由于这种‘中日逆转’一直延续了100多年的时间，所以‘日本>中国’甚至‘日本就是亚洲的代表’之类的‘认识’深深扎根在了日本人的脑海里”。

当然，这位记者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但关键问题是日本的野心不是在中国衰弱了以后才有的，它的侵略野心在中国清代以前强盛时早就存在。只不过它的国力还达不到向别国发动侵略战争而已。

随着《波茨坦公告》发表60周年的到来，中国重温二战成果及维护战后地区的新秩序，这是十分正常的举动。但是，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却发表了《中国在威胁还是捍卫战后地区秩序》进行质疑。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与其呼应，明确表示了中国是东亚地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美国与日本是同盟国，日本媒体网站的答案和美国人报告对中国的污蔑如出一辙。

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参观波茨坦时强调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二战对人类的教训，我们要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和平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而日本政府官房长官菅义伟马上就跳出来反驳说是李克强总理对二战的历史无知，这完全是一副贼喊捉贼的强盗嘴脸。日本政府甚至对中国与俄国打算在2015年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表示抗议。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政府以及无赖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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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梳理一下，究竟是谁无知。安倍晋三伙同右翼势力，以“积极和平主义”之名，行尚武示强之实，频频对战后国际秩序发起挑战。安倍还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战后日本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动。而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日本战败投降后所制定的，其本身就是维护战后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日本之所以不喜欢《波茨坦公告》，说别人无知，实际上他们心中比谁都清楚。他们有个以日美等国单方面签定的“旧金山和约”偏袒着日本。自以为有美国人撑腰，所以“理直气壮”，想以这个《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以及《开罗宣言》。安倍等人的海盗嘴脸和行径可谓欲盖弥彰，他们以为谎言说多了就成了真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安倍政府从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到挑战“河野谈话”、“村山谈话”，以至于在参拜靖国神社之外，还不忘到硫磺岛、缅甸祭拜二战阵亡的日军亡魂。这些举动，不是为侵略历史翻案，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又是什么？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后国际秩序不是安倍政府想掩盖就掩盖得了的。日本人古代时就学习中国，想必知道中国战国时就有“螳臂挡车”这个典故。奉劝安倍晋三及其政府，不要在用复活军国主义的“螳臂”来挡战后国际秩序的“车轮”了。硬挡下去，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螳臂”的！

寄希望于日本人民期待恢复中日友好关系

王卫星对记者说，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右翼和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不能混合，否则将不利于中日友好。我与日本驻华大使等日本朋友有过交往，他们也基本上比较正直，对日本侵华有正确的认识。日本的一些政要如村山富市等都反对安倍等右翼的不当做法。

王卫星认为，安倍及日本右翼的政策影响了一批人，使得他们态度变得暧昧，但安倍不能完全代表日本政府。不过，安倍是当下日本政府的首相，他利用首相的权力与他的内阁合力使右翼分子达到了原先不易达到的目的。

日本确实有不少友好人士，他们正视历史，以历史为鉴，希望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友好相处。日本民间就有不少友好团体为中日友好在做贡献，如日本铭心会松冈环女士，记者采访过她。她曾坚持29次到中国南京参加南京国际和平集会，祭奠南京被侵华日军所屠杀的30万亡灵。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69周年纪念日，松冈环女士在参加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时说，日本军队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史实，可是这些年来，日本右翼不断否定历史，并且在近期又出现重整军备的行为，这样的举动令人愤慨。中国政府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这是对30万受难者及其遗属的极大安慰。作为日本政府应认真反省战争并正式谢罪，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这样才能赢得理解。

这样的日本朋友值得大家尊敬，但是，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据近藤大介称，2013年日本内阁每年秋季所进行的“你对中国有好感吗”民意调查中，做出肯定的回答的仅为18.1%，而做出否定回答的则高达80.7%。他说，据一位内阁官员透露，2014年回答“对中国有好感”的被调查者比例将会跌到10%左右。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这说明安倍以政府名义所推动的右翼做法，对日本人民是有影响的。毋庸置疑，日本现在朝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快了。安倍政府迷惑或者裹挟了不少日本民众，把他们往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推行。但我们相信，纸里包不住火，大多数日本人民终究会看清安倍右翼势力的真面目，重回中日友好大道上来。我们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本文珍贵档案照片均摄自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浅析日本侵华时期对长芦盐场的掠夺 第7篇

一、日本对长芦盐场的开发及掠夺

早在1936 年的时候, 日本就迫使当时华北地方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解除对日禁盐令, 签订了统制和向日本输出长芦盐的协定, 随后华北亲日政权向日本输盐7 万吨。七七事变后, 河北全部成为沦陷区, 日本迫不及待的霸占了长芦盐场。1939 年, 日本设立了专门掠夺长芦盐的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垄断了长芦盐的产销。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掠夺长芦盐主要是通过该公司实现的。华北盐业公司是日本侵华期间掠夺长芦盐最大的垄断公司, 华北盐业公司的前身是日本在大连设立的兴中公司。日本为了加快长芦盐的开发和掠夺, 由日本在华北最大的资源垄断公司华北开发公司出资2500 万收购了兴中公司的盐业部, 其中日方出资1875 万,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资625 万, 以中国普通法人的资格在天津注册成立。华北盐业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盐的生产、加工、再制、买卖和移出入;对中国制盐者资金的通融。[2]华北盐业公司成立之前, 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大本营兴亚院就为华北盐业公司制订了掠夺长芦盐的计划:一是恢复汉沽、新河、邓沽旧盐滩的生产;二是开辟大清河、大沽、大神堂为新盐田。从而扩大盐田面积, 最大限度的掠夺长芦盐。

日本占领河北以后, 将长芦盐运使司与长芦稽核所合并, 成立了长芦盐务管理局。长芦盐务管理局被日本人操控, 成为日本掠夺长芦盐的工具。同时为了恢复旧滩, 日本又设立了开发新滩委员会以及兴芦开滩公店、新河裕民滩业公店、蛏青凤滩业公店。华北盐业公司向这些开滩委员会和滩业公店贷款, 让他们恢复和开发盐滩。据统计, 1938—1941 年, 华北盐业公司及其前身兴中公司共贷款给汉沽蛏青凤滩业公店、汉沽开发新滩委员会、兴芦开滩公店1490026 元;1939—1940 年贷给塘沽永兴包晒滩业公店82475 元;1938—1940 年贷给邓沽开发新滩委员会296000 元;1938-1940 年贷给新河裕民公店739000 元。[3]华北盐业公司通过贷款的方式开发盐滩取得了成效, 1937—1943年, 接受贷款的滩业开发委员会和滩业公店共计恢复旧滩和开发新滩96720 亩。同时, 华北盐业公司在继承兴中公司近百万的土地上自行开发新盐田20 余万亩。华北盐业公司还通过低价收买兼并长芦盐田, 如海辛庄盐田, 裕民盐田。[4]到抗日战争结束时, 长芦盐田已经由抗战前的16 万亩上升到47 万亩, 从而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对长芦盐的贪婪和掠夺。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掠夺长芦盐的数量。芮和林《日本侵华时期的长芦盐区》中指出, 1937—1945 年的8 年间, 长芦盐区共产盐629 万吨, 这期间, 被日寇掠走404 万吨。[5]丁长清, 唐仁粤主编的《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中指出, 1937—1945年8 年间日本共从长芦盐场掠夺原盐344 万吨。[6]根据河北省档案馆《长芦盐务局》的档案统计, 仅1939—1945 年华北盐业公司就从长芦向日本输盐319 万吨。同时期日本还在在长芦设立了一些小盐业公司, 以及华北盐业公司的前身兴中公司在1937—1938 年间掠夺长芦盐的数量, 粗略估计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掠夺长芦盐的数量应该在400 万吨左右, 因此芮和林的估算404 万吨应该更为接近准确数字。

二、日本掠夺长芦盐的影响

长芦盐主要销售于华北的河北、河南、山东, 尤其是河北, 这个省份人民的食盐基本依赖于长芦盐。由于日本把长芦盐的大部分输往日本, 导致原先以长芦盐为主要食盐的河北、天津地区经常出现盐荒。日本在河北、天津等地区实行食盐配给制, 人民必须持食盐购买证到指定的盐店购买, 购盐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1943 年, 日本在天津规定:15 岁以上每人每月一斤, 14岁以下每人每月半斤。这是在保证向日本输送足够的食盐和工业用盐的前提下做出的规定, 如果长芦盐区产盐量减少, 日本就会减少对华北人民的食盐供应, 从而严重影响这些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日本盐业公司在向日本本土输入长芦盐时, 以很低的关税, 造成长芦盐区极大的损失。如1939 年春晒, 长芦盐每吨的价格是5.656 元, 而出口盐价每吨只有2.7 元。盐民长期亏本经营, 濒于破产。[7]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盐业公司以基本上低于成本价2 元左右的价格把长芦盐出口到日本, 依据芮和林输日长芦盐404 万吨的估算, 长芦盐区的盐民仅成本就要损失800 多万元。如果再加上利润, 其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正是由于日本的这种疯狂的掠夺, 导致长芦区盐民日益入不敷出, 严重破坏了长芦盐区的生产。而且战争期间由于物价飞涨, 盐场工人工资不断增长, 制盐成本变高, 盐民在日本侵略军的逼迫下赔本生产, 苦不堪言。汉沽滩业公会会长给芦台场场长康宗信写信说:“到1939 年时, 所余之盐尽售罄, 批卖明年之盐如不维持成本, 不但滩户赔累不堪, 而滩业前途更有不堪”。

在盐场工作的普通盐工更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晒盐季节经常都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风吹日晒, 累的死去活来。民国三十一年, 大清河盐场因天气干旱, 晒的盐多, 日本人强迫盐工每天加大劳动强度, 延长干活时间, 加上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连累带病, 造成一百多工人死亡。为此, 华北盐业公司特颁布《滩工工作规则》, 规定各项工人每天工作以十五个小时为度, 表示对盐工的“体恤”。[8]那时候, 盐滩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驴上磨道人上滩, 累饿病死无人管。世界谁知盐工苦, 只有渤海声咽咽。”

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侵略者用刺刀疯狂的压榨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盐业资源,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今, 日本右翼分子依然冥顽不化的美化日本侵华历史, 其言行实在是极其可耻。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9 周年,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在此特撰此文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的暴行, 给日本右翼势力以当头喝棒, 同时让国人铭记历史, 不忘前耻, 努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复兴梦奋力前行!

摘要：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中必须的生活品, 而且是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料。河北渤海沿岸的长芦盐场是中国最大的盐场。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以后对长芦盐场的盐资源实行军管理。然后设立盐业公司垄断长芦盐场的产销, 盐业公司通过修复旧盐滩、开辟新盐滩的方式促进长芦盐场的增产, 从而大肆掠夺长芦盐。又用低于盐场成本价的出口价把长芦盐输往日本本土, 严重损害了长芦盐场盐民的利益, 同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日本侵华时期,长芦盐,掠夺

参考文献

[1]曾仰丰.中国盐政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67-68.

[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3) , 59-60.

[3]周秀芬.日本对长芦盐的统制和掠夺 (1937—1945) [D].保定: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2008.

[4]董经纬, 杨洪进.河北抗日战争简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427-428.

[5]芮和林.日本侵华时期的长芦盐区[J].盐业史研究, 1993 (1) :39-40.

[6]丁长清,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00-201.

[7]丁长清, 刘佛丁.民国盐务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297-298.298.

日本侵华战争 第8篇

关键词：河北沦陷区,反奴化教育,爱国师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小学教育

1931年9月18日，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日本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随着日益膨胀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凭借军事优势，悍然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失守，华北地区相继沦陷。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扶植了一个汉奸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各级伪政权随后成立。1938年1月1日，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统辖河北沦陷区各项事务。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所辖22县并入河北省。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撤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为委员长。伪河北省公署下设教育科，控制沦陷区内学校，对沦陷区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地区处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与血腥杀戮和野蛮掠夺相伴随的是日伪处心积虑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以为其实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及军事需要或利益服务，并妄图将河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打击，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日寇充当“牧师”职能、施行教化愚弄民众，毒害儿童少年的迷梦。它与抗日武装殊死搏斗相辅相成，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教育领域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一、沦陷区中小学师生对奴化教育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遭到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征服中国的，遂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强化奴化宣传、实施奴化教育，作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与策略之一，燕赵大地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沦陷区的广大爱国师生在日伪强制施行奴化教育的压力下始终未屈服。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地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河北沦陷区燃起了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熊熊烈火。

（一）“不务正业”的孩子们

为了奴化河北人民，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扶植的傀儡政权，在沦陷区毁灭原有教育基础之上，“恢复”了各级各类学校。然而学校里逃学辍学现象屡见不鲜，家长和学生对奴化教育有着根源上的敌视，当然不会让孩子受此“愈学愈愚”的教育。很多拥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根据地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语教学中，孩子们对传授的日语采取“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的策略，并不认真对待日语学习，采用恶作剧方式“破坏”教学秩序，对此日伪无可奈何。

师生们没有忘记他们肩负的责任，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刻骨铭心。近代以来屡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其文化底蕴不能因为外贼入侵戕害而毁于一瞬。国家的文化需要传承，有传承才能有积淀，而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主力。所以，在敌占区的学校里，孩子们采取多种灵活机智的方法应对敌寇的教学检查。例如，在许多地方学校里，学生们的课本往往有两套，一套是日伪“精心编纂”的教科书，一套是抗日课本，日伪教科书通常是装样子的，一有时间就抓紧阅读抗日课本。到抗战后期，根据地出版的许多“伪装书”被秘密运到沦陷区，“伪装书”，顾名思义，是一些用《山海经》《水经注》等做封面，内容实质却是《晋察冀日报》或《晋察冀画报》等进步思想的课文。在敌人监控严密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碉堡林立，课本无法及时运送到，就在地道里开办了地下印刷工厂。晋西三专区和冀中部分地区都开设过这样的印刷工厂，按照“伪装书”的样式，油印课本。甚至有不少爱国教师整夜抄写抗日课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证了学生们能够正常使用抗日课本。

（二）与汉奸教务人员机智斗争

学生们对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日籍教官及对其惟命是从的汉奸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惩戒。在冀、鲁、豫三省中，奴化教育程度最深的是河北省，该省最高伪教育行政负责人，多年来唯敌人之命是从，极尽阿谀之能事。自伪教育厅长之下，乃至各伪校长多是通过逢迎送礼取得职位的。至于侵吞配给粮食、煤炭，盗卖教具、仪器等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受到了当时学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唾骂。其中，孙金铭先生在《华北文教协会》文中对一伪校长所得“颂词”，有如下描述：“一脸麻子（因其人系麻面），二面人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三百块钱 (月入薪水三百元) ，四不象 (指既不像人，也不像鬼) ，舞 (五之谐音，下同) 弊营私，溜 (六) 舔官长，欺 (七) 负工友，巴 (八) 结洋人，酒 (九) 色之徒，什 (十) 么东西。”[1]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学生对日本教师和汉奸教师都充满了憎恨之情，并利用一切手段与其斗争，这成为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消极对待日伪组织的各种“庆典”活动

在沦陷区，日伪政权经常强迫师生们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如庆祝日本纪念日、某某战役日本胜利了。日伪之所以强迫学生参加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用青少年学生为其殖民统治增加气氛，以达粉饰太平之效；二是为了给青少年学生上一堂生动的“大和民族必胜”课，同化腐蚀青少年思想。这些活动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这表明了在他们的心灵中始终存有一股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一段对新民会举办的庆祝保定陷落游行的描述：

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各处立着，几乎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像害着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像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

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地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像是表示：教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侮辱吧！这点没有说明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十五六岁而发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得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涨得通红，很重地呼吸着，双手用力地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杆蓝旗，他会拼命！

瑞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遭到拒绝，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像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2]

本来用以向青年学子进行奴化教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营造气氛、鼓舞士气的“庆祝会”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

（四）灵活多样地开展抗日宣传教育

目睹日寇残无人性的暴行，沦陷区中小学校许多教师愤而离校，坚决不当日伪施行麻痹青少年教育的工具。部分爱国教师奔向抗日根据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而因为种种困难没撤离的沦陷区的教师，不甘坐视家国破灭，常常灵活改变授课方式和内容，宣传抗日思想、争取抗日力量。沦陷区教学使用日伪删改后的教材中充斥着大量媚日内容：“中日亲善”“八纮一宇”“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这样的词汇比比皆是。地理教科书中，我国东三省居然被划归外国地理板块。然而，“教材是死的，教师的嘴吧是活的，敌人和汉奸们虽然用尽心机，凑成这些教材，但教师们绝不依照它的原意去讲授，所以敌人的苦心是白费了。”[3]以沦陷后热河的一所小学教师的教学为例，在课文中讲到美化日军侵略行径的句子，则一笔带过，或者只讲授文段中的生字词；或者直接不予讲授，对日伪所编课本，则以自选课本代替。校长徐化民利用寒暑假时间，想方设法给学生们上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据学生回忆：“从那一年暑假开始，他寒、暑假期里都不回老家，背着日伪当局偷偷教学生们读《三字经》和《四书》，并通俗地讲解书中的炎黄子孙的历史，才使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有了大概的了解。”[4]

更有一些进步教师直面日寇精神奴役、企图灭我中华的野心，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打击了日伪在教育活动中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大大增长了沦陷区师生抗日爱国的信心和勇气，极大地表现出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满腔正气！1938年7月，冀东七县爆发了以抗日为主题的“冀东暴动”，其中重要组织者之一是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大批爱国师生参加了这场斗争，仅唐山市丰润县一县的小学教师就有80余人。[5]576一些教师因拒绝与日伪合作而受到迫害。广大教师在魔影重重、恐怖笼罩的背景下，坚守民族气节，在中国现代反奴化教育史上谱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诗章！

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师生为了与敌伪的奴化教育进行斗争，采取了各种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这成为沦陷区人民反对奴化教育的坚固堡垒，启发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极大地削弱了日寇妄图通过奴化教育麻痹河北人民的野心。

二、抗日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河北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从前线抽回大批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分割”和“蚕食”政策相伴随的是奴化教育。日伪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宣抚班”等奴化教育机构，妄图泯灭河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寇展开了了针锋相对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为了切实地进行抗战教育及反奴化教育的斗争，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战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政策。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关于加强游击区小学的领导、打击与争取敌伪小学的指示》中划分清楚敌我界限、具体规定抗日小学的性质、开展游击区小学的操作事项、如何解决教材问题以及对教师的领导教育。其中所实行反奴化教育的方式或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应对敌人的教育破坏活动

学校不是军事机关，按理不应成为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然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常常有意识地以学校及图书馆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对象。过去较完备的校舍，多半被敌人拆掉，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成了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烧柴。日军铁蹄踏遍沦陷区每个角落，到处焚烧校舍和课本，学校几乎损失殆尽。学校的图书、教学仪器大部分失散或毁于战火，教室在日军的炮击下变成一片瓦砾。学校被迫停办，师生流离失所。据冀中、北岳、平西在抗战胜利后的不完全统计，完小被毁237所，校舍4740间；初小损失4229所，校舍42290间。完小与初小合计，学校4466处，校舍47030间。邢台市区的公立小学也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由原来的16所减为8所，学生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余下的8所学校也是办办停停，发电厂、火车站周围成群的失学儿童在捡煤渣。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次重大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像中国这样遭受侵略者如此严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残。晋察冀边区政府克服重重阻力，在敌伪疯狂破坏的废墟中抢救了民族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河北省教育的元气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教育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校舍被烧了，没有适当的房子，便在广场上大院里，露天上课，风雨的天气在大门洞里上课。天热了到树林下去上课（所谓绿色教室）。没有了桌凳，有的垒坯台来代替，或是学生们每人编一个草垫和书包一起背在身上，走在哪里坐在哪里，膝盖上一卷便是桌子。墙上的黑板坏了，做小黑板，在哪里上课就挂在哪里，没有什么文具就找代用品，或自己想办法做。全体师生，靠自己大家动手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敌寇用残暴的镇压、无情的破坏来摧毁我们的小学教育，但他们的阴谋完全被粉碎了。相反的更加深了儿童对敌人的仇恨。物质条件愈困难，他们学习意志更坚决。在巩固区进行反扫荡时，许多学校根据政府的号召做到了‘敌来停课，敌走上课’。在敌人进行大规模扫荡时，占据了村庄，儿童们随父母躲在山沟里，或青纱帐里，教师们和群众在一起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更有的与游击组联系分别担任警戒、通讯、埋雷等工作。就在这样残酷的顽强斗争下，冀中区的小学，民国27年二十六个县共成立了三千五百二十一处，经过民国28年不断的反扫荡斗争，大部分地区曾一度陷于消沉停顿，但到民国29年8月据武强等二十三县统计，就又恢复到三千三百二十处，到民国30年8月深南等二十五县统计已共有小学四千一百八十七处。北岳区民国28年3月，据三十三县的统计共有小学三千九百四十八处，中间也一度停顿，但到民国39年底，据三十二县的统计，就已增到四千四百八十四处，中间也一度停顿。干部、教师和学生，在战斗的考验下锻炼得更坚定、勇敢、聪明。”[6]

经过激烈的教育争夺战，敌我教育力量的消长形势发生变化，沦陷区日伪开办的学校数量锐减，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小学、抗日两面小学及抗日隐蔽小学逐渐壮大。

（二）利用一切时机，摧毁日伪学校

根据地军民利用一切手段给予日伪所办学校以毁灭性打击。一是想方设法控制生源，用“八路军不叫孩子们到岗楼上去上学，谁家孩子上学，谁家里受不了”，“年成不好，到外村上不起学”等托词，拖延抗拒入校；或是直接将孩子们隐蔽起来，采用分组教学等办法进行教育。二是转化控制小学教师。对于迫于生计或者是被敌人威逼而不得不沦为日伪工具的教师给予充分帮助，进行个别谈话等办法逐渐改变其思想意识；对于已经一心事敌、完全无法争取的教师则给予严厉打击，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采取军事行为予以惩戒。三是武力摧毁伪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力图对日伪所办的小学加以干预和控制，其主要方式有：严防日伪钻空子，采用威逼利诱方式哄骗孩子入学；指导学生巧妙应对日寇；给予为日寇卖命的学校内部汉奸严厉打击；禁止教师接受日伪受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增长了民族意识的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巧妙地与秉承日伪奴化教育精神旨意的教师周旋。譬如教师讲：“乡村里的人，把东西送到城里去。”学生们就嚷嚷说：“为什么不把城里的东西送到乡村来！”教师说日本好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哼！哼！……”地乱咳嗽，有的还直接地说：“你这个讲得不对！”气得教师脸红脖子粗的。教师急了要打他们，他们就群起反对，有时就相约谁也不去上学，闹得教师只好辞职不干了[7]。河北安国县游击区抗日军民还对敌人强迫成立的塔楼小学严加控制，摧毁了敌人奴役当地孩童的险恶用心。

（三）与敌人争夺教育阵地

创办抗日隐蔽小学、抗日两面小学等自己的学校，也是根据地军民对抗日伪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隐蔽小学也称抗日一面小学或地下小学，这是能够适应极端恶劣环境并且教学方式灵活的学校教育组织。在一些近敌区，面对敌人三天两头的扫荡，办正式小学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这种机动方式：校址不固定、上课时间不固定、甚至学生也不固定。抗日隐蔽小学能够在日伪凶残屠刀下存活下来，主要是因为这种学校的岗哨严格，如河北昌宛房高明远小学因为小学生岗哨和村上游击组岗哨的密切联系，保证了连续几年的“正常上课”。抗日两面小学实际上就是在占领区或游击区创办的学校，通过安置爱国知识分子充当教员，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运用多种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抗日教育。从表面上看，与一般伪小学无异，校门外挂着伪政府批准的校牌，墙上贴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化妆教学”就多应用于这种小学，比如看起来学生们上课所用的教材是敌伪教材，实际上内容已经被替换成了抗日题材的文章。在游击区这种两面小学有很多，据1943年对完县（今保定顺平县）等11个县的统计，有抗日两面小学154所；1944年统计，冀晋区的1058所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168所。[8]

由于教学条件简陋，教员缺乏，一些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被广泛采用。“分组传递教学”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手段之一，这种教学方式是将班级分组，每组设小组长，教师先给小组长讲课，再由各小组长分散教给本组的学生，这种方法有效地避免了集中上课的高危险性，也有利于学习地点的转移。在地道里上课也成为躲避敌人扫荡的有效方式，刘松涛在《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斗争》一文中介绍：在曲阳七区南故张村，当二百多个敌人来包围村子，在村子里、街上挨门搜查、抓人的时候，他们一样安闲地在地下教室内上政治课。[7]在冀中，地道战开展起来之后，军民实施了“地下建设运动”，冀中和冀西创办了不少“地下教室”。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1940年5月初的时候考察晋察冀边区后，在其著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中提笔写道：“没有辉煌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顶，随处都是学生们的课堂。”[8]冀中平原上的“绿色教室”和冀西山区的“露天教学”就是这种教学环境的生动写照。恶劣的环境没有浇灭师生们的求学热情，他们根据多变的现实情况还创造了一些其他的教学方式：“实事教学”和“反驳教学”，利用日伪所犯滔天罪行实例给予教材中美化事实最强有力的打击。“事实教学法”就是教师利用每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对学生们进行教育。“反驳教学法”就是在日伪严密控制的伪校里，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反驳。如望都县曾利用敌伪组织编写的修身课本编了一本反驳课本。讲“王道乐土”时，就把敌寇对中国人喂洋狗、灌凉水、指甲上插竹签以及他们制造的“无人圈”、“无人区”、“阎王殿”等残酷手段都披露出来，以事实驳斥日伪的欺骗宣传，用活生生的事例揭露日伪的伪善面目、凶残的本质，以此教育学生，有力地抵制了敌伪的奴化教育。

在抗日隐蔽小学和抗日两面小学中使用的课本都是根据地重新编纂修订的课本。晋察冀边区编的“抗战时期小学课本”、晋冀鲁豫边区编的“战时新课本”，这些教材不仅仅用于根据地，还被运输到沦陷区供师生所用。这些教材一方面传授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战时需要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既达到了对中小学生“传道授业”的目的，更加深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如在算术课上，学生们计算敌人烧光的房屋数；历史课上讲授祖国的物产、民族英雄等；音乐课上学唱抗战歌曲等等。通过使用根据地教材，有效地将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传输给青少年，使日寇妄图通过文化奴役灭我华夏之根的阴谋破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印的《小学国语课补充教材》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教材共有八课，目次如下：一、早上，口渴要喝水；二、种豆子；三、小日本；四、八路军；五、毛泽东；六、我们生在中国；七、反动派；八、游击队。通过讲授这些课文，激发少年儿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9]

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已经体现到教育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1942年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五不誓约”，即：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的情况；不告诉地洞和粮食情况；不要敌人的东西，不上敌人的当；不上敌人的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10]特别是游击区更把气节教育、保守秘密、应敌教育都列为小学经常的课程内容，由教师选择当时当地一些具体事实进行教学。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根据地军民独创了中外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这种特殊创造是根据地广大师生智慧的写照，更是他们在严酷环境下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

三、坚持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的意义

燕赵儿女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军民一致，上下同心，同敌伪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教学方式。这种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出现的教育活动堪称为现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孕育成长的伟大的抗战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瓦解了日伪教育，打击了日伪妄图精神控制河北人民的野心。通过反奴化教育斗争，使敌人凭借武力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阴谋彻底破产。同时，根据地教育事业也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游击区不仅坚持多种形式办学，还开辟了新的教育阵地，在敌占区也扩大了反奴化教育的影响。在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上，河北教育界的仁人志士坚贞不屈，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给予日伪的精神控制野心以沉重打击。在反抗日伪的文化侵略过程中，日寇刺刀上的血一日都没有干过。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抗日师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安国县地处冀中平原，为日伪扫荡的重点地区，一次日伪在某村扫荡抓住几个小学生，逼问谁是抗日工作人员，在询问无果的情况下，日寇惨无人道的活剥了一名小学生，妄图吓唬其他的孩子，然而学生们始终没有透露半句信息给日寇，更没有屈服于敌寇的刺刀，而是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在残酷的环境下，青少年被锻炼得机智英勇、爱憎分明。

其次，广大师生在反奴化教育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升了思想觉悟。广大爱国教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忍受着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坚守抗日教育阵地。如蠡县沦陷期间东村口小学校长李福珍以给人当长工为掩护，住在地主刘老美家的牛棚里，在艰苦的环境下巧妙与敌人周旋，开展抗日救国的教育工作。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长工校长”。[11]这种教育对学生影响极大，曾涌现出大批抗日小英雄。武强县儿童温三郁，为掩护隐蔽在他家地洞里的武工队，面对敌人砍断他10根手指的酷刑，咬牙不吭声。[11]安国某村一小学，敌人接连挑死三个小学生，始终未能问出村长的姓名和地址。在游击区，通过对教师有计划的轮训，加强教师政治思想教育，还指导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方法。经过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空前高涨，在教育领域这一无硝烟但却矛盾斗争复杂的战场中交出优秀“答卷”，有效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

最后，通过轰轰烈烈的对敌奴化教育斗争，保存了燕赵教育命脉，为战后教育重建提供宝贵资源或基础。在反奴化教育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河北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为战后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要紧密联系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2.必须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作为我们建设教育事业的座右铭，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3.紧抓“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宗旨，将战时教育和长期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培养。

日本侵华战争 第9篇

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I n f o r m a t i o n O f f i c e o f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H e ilo n g jia n g P rovince HHBHV黑龙江省政府召开‘黑龙江省档案馆档案公布”新闻发布会现场…L二.........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作主旨发布8月1 1日上午10时, 在黑龙江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黑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日本侵华罪证的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作了主旨发布, 并回答记者提问, 随后展示了今天公布的部分裆案并与媒体互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新闻等近5 0家媒体的记者参会, 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沙育超主持了本场新闻发布会。会后齐秀婿馆长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本次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的馆藏日本侵华罪证档案资料, 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档案:1906年到1945年间, 日本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 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殖民。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 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 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暴行屡屡发生, 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为揭露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的罪恶行径, 此次通过整理研究馆藏日本移民档案, 以编辑出版《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书籍的形式向社会发布利用。此书收录了%件档案, 其中2 1件是首次对外公布3内容分为移民政策法令、入殖种类、计划与实施、移民土地、移民危机等5个部分, 时间跨度自1932年3月至1946年2月。二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此次公布的是新发现的20件档案, 涉及被害人4人, 时间自1939年6月9日至1941年7月25日, 内容包括新京宪兵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半截河宪兵分遣队、东安宪兵队、北安宪兵队、林口宪兵分队、哈尔滨宪兵队对苏联谍报员孙连生、高凤章、尚开明、李忠发进行监视、逮捕、审讯、移送等情况的报告、处理情况通报和已被确定特殊输送的苏联谍报员病死情况的报告, 为七三一部队滔天罪行再添一笔新证。由于侵华日军一直将细菌武器的研制列人“绝密”加以掩盖, 因此该档案是记录关东宪兵队和七三一部队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罪恶活动的原始文件, 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三是日军“慰安妇”档案。本次公布的反映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共7件, 是从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伪档案中发掘而来。其中6件是伪牡丹江省绥阳县绥阳国境警察队对当地日军设立慰安所情况的调查报告, 包括3件绥阳国境警察队绥芬河队与寒葱河队关于当地日军设立慰安所情况的“特秘”调查报告和3件当地国境警察队特务对设立慰安所的调查与搜集当地餐饮娱乐业的反应。时间自1941年10月2 0日至1941年12月1 1日。另外1件是东安宪兵分队关于日军设立军事警察专门负责军中“特殊慰安所”、“特殊慰安妇设施”相关事务的报告, 时间是1942年6月。从挡案中可以看出绥阳地区设立慰安所形式为军督民办, 所谓的鲜人料理店, 就是日本军方设立和指定的专为军人服务的慰安所, 而且女招待是“从朝鲜募集的二千名日军大陆派遣部队专用慰安妇中调集约十人到南天门”, 另外在东安宪兵分队的情况报告中, 明确记载“按照军部的要求, 严格管理军中特殊慰安所”, 又因为发生“各种违法行为”, “对于特殊慰安妇的设施, 在军方迫切要求的基础上, 交由宪兵队负责”, 说明侵华日军在绥阳以外的地方也设立了慰安所, 而且是由军方直接设立, 具体由关东宪兵队负责管理3“慰安妇档案”具有最原始、最真实的特点, 揭露了侵华日军在绥阳县 (现绥阳镇) 等地设立慰安所的历史真相, 证实了慰安所的开设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日本军方行为, 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有关“慰安妇是商业行为, 与日本政府及军队无关”的谎言3公布的这批档案资料都编有专题目录, 以供社会各界查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持本人身份证、工作证或介绍信, 即可直接到黑龙江省档案馆查阅利用这部分挡案。外国组织和个人, 须经中国有关主管部门介绍并提前向黑龙江省档案馆提出申请, 经批准后可以利用这部分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介绍日本侵华罪证档案的情况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档案、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日军“慰安妇”档案展示

被日本“遗忘”的侵华战俘 第10篇

上了年纪的稻叶绩老两口，就住在这里。年近91岁的稻叶绩，出生在东京，因参加侵华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此后，他一直居住在琦玉市。

老伴身体不好，矮个子、戴老花镜、留着短短白色山羊胡的稻叶绩，会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推着近90岁的老伴出门走走。

大多数时候，老伴因病需要躺在床上。稻叶绩身体还算硬朗，“（我们俩）现在生活很健康，不用依靠他人，但还是会生病，需要用到（医疗）保险。”稻叶绩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因为曾在二战中参加日本的侵华战争，并在日本投降后成为中国战俘而没有立即回国，稻叶绩和许多日本二战“老兵”一样，被日本政府认定为“自动放弃了日本军人的地位”，领不到补助金。

中国“抚顺教育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日本采访稻叶绩，并送他一只玉雕神龟作为礼物，寓意长寿。

接过礼物时，稻叶绩表情依然平静，只用中文说了一句“谢谢”，便不再说什么。和他一样被否定军人身份的二战老兵中，稻叶绩是最“年轻的一个”。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准教授、历史学者张宏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中“最小的90岁，最长的有100多岁了。”

二战已经结束69年了，战争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稻叶绩。

“天皇士兵”的残酷生存

1943年，二战爆发的第4年，正在读大学的稻叶绩被“强制毕业”，然后作为学生兵送往日本亚洲战场的中国战区。“我那时20岁，和大家一样，也是学生。”2013年 6月24日，稻叶绩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向大学生们絮叨着，语速急促，“当时的我们没有未来，甚至不知生来的意义。”

稻叶绩回忆，他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是日本的“神国教育”：天皇就是神，为国牺牲是精英，前往战场是理所当然。“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而去战场为国牺牲是最大的荣誉。”

大学生还不能直接成为士兵，需要一些强制“训练”。一般，这种“训练”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训练”。

“训练”由“老兵”进行。“每天晚上在倒下之前不停地挨揍，倒下就被泼水弄醒，站起来又继续被打。我记得有时牙齿被打飞了，身体痛苦不堪，每天都是这些记忆。”稻叶绩回忆说，除此之外，“老兵”还会在其他“新兵”面前杀死中国的农民、“间谍”，并把头颅割下来摆在那里，给新兵看。

由于对稻叶绩等二战老兵做过大量访谈，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在现场向大学生总结稻叶绩的回忆：“没有一个士兵是从一开始就会杀人的，而习惯杀人这种（行为），也是通过残酷的‘训练然后形成的。”

每次看到中国人，稻叶绩心里就会发毛，“不就是那个人吗？”“自己会不会被杀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都会在口袋里装着抢，准备随时开枪，很害怕，“我非常恐惧，心惊胆战。但是在战场上不断地看到、不断地‘学习，慢慢地就习惯了。”

因为是大学生，稻叶绩入伍后一直从事着通信联络的工作。为了服务于各个战场的秘密联络，稻叶绩接受了很多通信联络的训练。因此，稻叶绩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为止，他并没有太多在正面战场的经历，也“没有杀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稻叶绩所在的部队在山西太原。因为那里有共产党的军队，大家觉得比较危险，就去了“满洲”。一部分日军觉得不甘心，留在太原继续打仗。

“当贴出告示告知战争结束时，大家都很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回日本了。”稻叶绩说，“正在大家很高兴的时候，上级来了命令，说要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员继续战争。当时，大家脑海里都一片空白。”

“上级对我们说，你们回到了日本也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都留下来。还说，中国迟早会攻进日本的，所以要在前线保卫国家。我会留在这里，你们也要留在这里。这是天皇的命令，你们没有意见吧？”

“当时的我们，也只能说好。”稻叶绩说。

被日本政府抛弃

留下来的共有2600人，被武装送到了山西、陕西‘前线 。

“留下来的人，在中国经历过各种战场，后来被送往了陕西省的一个工厂，上头说这是为了日本的复兴，做好了日本就复兴了。有人想回去，上头就说，‘你们犯下了杀人罪、虐待罪、强奸罪，任何人都回不了国。我们被长官的威逼利诱和花言巧语给骗了，再一次充当了战争罪人，而军队长官们则（作为战俘）乘坐了美国的飞机，逃回了日本。”

据稻叶绩回忆， 那些“被抛弃的日本兵们”，最终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后来，被阎锡山的军队“收编”参加“内战”。就是在那段时间，稻叶绩最好的一个朋友，死在了他的眼前。“他倒在了我的背上，我踉跄了一下，把他背在背上，他一直说，‘妈妈、妈妈对不起，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是我最真切最直接体会到战争的一次。”

1949年4月，“内战”结束后，稻叶绩等975名日本侵华战犯，被关进了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

关押稻叶绩的“俘虏营“是日本人建的，他在里面待了5年。战俘之间不能交头接耳，每天就是“反省自己”。

“伙食虽然没那么好，但一天三顿饭还是有着落的。”有时候他们被叫出去问话，问战争时的事情。

“当我们被逮捕，带往‘俘虏营的时候就想过，他们找我们问完话之后肯定也是一枪毙了我们的吧。在日本部队里，俘虏都是要被杀掉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反抗，觉得反正都活不了了。”

稻叶绩说，慢慢地，他和一些日本兵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过去残忍杀掉的中国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人类。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稻叶绩才知道“我们需要反对战争”。

他们被告知好好反省是可以被释放的。稻叶绩在俘虏营里写下非常多的他所知的事实。

1956年6月，稻叶绩可以回日本时，他摸着自己的身体，“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可让稻叶绩没想到的是，时隔13年回国后，迎接他们的是日本战后新政府的“不承认”。

政府的理由是，“战争结束后，你们擅自离开大部队，留在中国。你们明明是可以回来的，却擅自留下，政府或部队又没有命令你们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放弃了日本军人的地位。”

稻叶绩等战俘失去了“军人”地位，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军人”领到国家发的补助金。稻叶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背叛了。

实际上，战后的日本政坛，政治精英有许多是从二战战场归来的军人。在国会上做证词时，稻叶绩质问，“你们这些先逃跑的人，你们的军人责任感在哪里？”

据稻叶绩回忆，议员们认为这件事情如果真要讲清楚，在国际上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不想处理这件事。“总之，（政府）一旦决定要做那件事情，就无法回头了。他们告诉我们，为了日本国民利益，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国家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战争。”

可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切切实实地保密——你们说的话就当是没有说过吧，你们就忍一忍吧。”

留下历史真实的记忆

1956年稻叶绩回国时33岁。彼时的日本，正在战后《和平宪法》下开始重整经济，在政策鼓励下，大量的归国战犯开始重振或者新成立制造业等企业、公司。

稻叶绩也开始帮忙打理父亲的公司，从事经营工作，同时努力向国会作“山西省残留问题”的请愿，揭示战后日本军的阴谋。“在日本，战犯‘私自留下的话会被政府当作国贼，我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不仅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照料，还因此被警察跟踪、监视，而被剥夺了人权。”

这些被抛弃的战犯归国者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

稻叶绩很快也加入了“中归联”，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7年9月，他们召开“中归联”全国大会，宗旨是，“作为战犯，在认罪、谢罪的反省下，为了中日友好、反战和平的精神奉献终身”。

稻叶绩在其间一直以战争体验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呼吁反战、和平，批判现政权的战争政策。

稻叶绩说，自己和“中归联”的成员一样，回国后“从来没有脱离侵略战争的记忆”。

“在证词集会、战争展，中学、大学等一些场合的演讲中，我站在战争体验者的立场申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战争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中国人民宽大的心。”

1962年，稻叶绩39岁时，经朋友介绍，与一位两个哥哥都阵亡了的“独生”女结婚。

2002年，由于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中归联”宣告解散，而他们经历集结出版的书流传下来。稻叶绩写了《没有结束的战争》一书。

直到现在，尽管行动已不是很方便，说话思路也不算清晰，稻叶绩还是愿意到大学去演讲，听过讲座的学生会对他说，“我爷爷曾经也参加过战争，他在世时从来没有跟我提过战争的事，所以我对此一无所知。在他去世后，我开始对那段战争历史很感兴趣，所以我独自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也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但是好的资料并不多。”

但稻叶绩的子女们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行为。孩子们由于不太愿意接受老父亲“回忆战争”的行为，不常常回家看望他们；稻叶所有相关的演讲、集会、接受采访或调研，也都得不到儿女的任何支持。张宏波也介绍，日本社会很忌讳一种特殊的气氛，叫“异质”。正因如此，右翼政府执政时，左翼的研究就不太受欢迎。

6月24日的演讲现场，另一位在现场的老人筑紫太太这样总结战争对自己的影响：“稻叶先生在战争中得以幸存下来，没有受什么伤……我丈夫虽然也幸存了下来，但是失去了一只眼睛，而且遍体鳞伤，他的余生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的。” 筑紫太太在丈夫去世后，自费为其出版了回忆录。她和稻叶绩把书都带到现场，由学生们自愿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