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1篇
江奶奶是我在2016年2月收治的一位鼻咽癌患者,她最初是因为颈部拳头大小的肿块、鼻涕带少量血丝来我院就诊,做了颈部及鼻咽部CT检查提示鼻咽部肿瘤性病变,并颈部淋巴结转移,然后在我院耳鼻喉科行鼻咽部肿物活检,病理诊断为鼻咽部鳞状细胞癌。确诊之初,江奶奶的老伴和女儿一时不能接受,感觉诊断出鼻咽癌就相当于判了死刑,经过我们的耐心解释,他们最终了解到鼻咽癌经过放化疗是可以治愈的,生存期可能很长。虽然他们表示一定配合治疗,但还是非常担心,因为63岁的江奶奶以前没有患过重大疾病,除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外,身体还算健康,他们害怕江奶奶承受不住打击,所以请我们向江奶奶隐瞒病情,告诉她得的是淋巴结炎,需要打几个疗程的消炎针。为了消除江奶奶的疑虑,我提前跟科室其他医生和护士说明情况,大家统一口径,给病人信心和希望,让她以轻松的心情配合治疗。
同时,我们在科室晨会上讨论江奶奶的病例,在结合所有医生的分析及石主任的指导意见后,决定先做2个周期化疗,再行鼻咽部+颈部淋巴结放疗。2016年2月-3月期间,江奶奶积极配合我们连续完成了2周期吉西他滨+顺铂方案化疗,随着化疗的进行,她颈部肿大的淋巴结逐渐缩小,至2周期化疗结束时,江奶奶颈部的肿块已缩小至蚕豆大小,未再出现鼻涕带血的情况。江奶奶一家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经常夸奖我们医术高明,药到病除,对医生和护士充满感激。
住院期间,江奶奶有一次不小心在楼梯上滑倒,扭伤右脚,走路不太方便,虽然检查未见骨折,我每次查房都会询问她的脚伤情况,叮嘱相关注意事项,偶尔家属不在病房,护士还帮助扶着她上厕所,经过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关心照顾,江奶奶的腿伤很快就好了。她总说,我们科室不是让人觉得冷冰冰的病房,而是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江奶奶做完2周期化疗后评价病情明显好转,我科医生经过讨论后建议开始制定放疗计划。考虑到我院那时还没有开展鼻咽癌的调强放疗,我们建议她到同济医院就诊,放疗室张医生提前帮她联系专家和床位,缩短预约时间。而作为管床医生,我跟江奶奶接触的最多,临至武汉前,江奶奶和家人多次询问我的名字,说要给我送锦旗。我认为,治病救人、关心患者是医生的本分,我跟江奶奶说,不用送锦旗,您对医务人员的肯定和信任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虽然我多次婉拒,江奶奶和家人还是制作了锦旗,当他们亲手把锦旗交到我手上时,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工作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医务工作者的骄傲,同时也对医患关系越来越乐观。
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2篇
“解海龙,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拍摄希望工程的著名摄影家,现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听完主持人_长串介绍,解海龙调侃:“总结得好,应该写到我的讣告里。”引得哄堂大笑。
数日前刚在山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纪实影像创作人才培养”项目讲课的解海龙,从来不爱跟人讲曝光、构图、影调,因为“那都是技术性的东西”,但一说起年轻时在农村拍摄的经历,他就停不下,细节具体到让人以为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采访从9时到17时没有间断,午饭也干脆跳过,中途他只吃了两颗降压片。
1989年10月,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的“希望工程”。这项被媒体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社会公益事业”,如今走进第30年。
“大眼睛”是绕不开的关键词。这张照片被青基会用作希望工程的标志后几乎家喻户晓。曾有人这样评价: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本书,那它一定是封面;如果比喻成一个人,那它就是脸。
“大眼睛’这么有名并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上学是老百姓心中重要的事,是大家心底共同的呐喊。”对拍摄者解海龙来说,“大眼睛”带来的包袱和荣誉同样沉重。实际上,近30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拍摄过希望工程,每隔5年还会回访一次曾经拍过的孩子。退休后,他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影廊,专门用来举办公益影展,讲课费用就拿来付房租、交电费。
“有人说,你这把岁数了还瞎忙活什么呀,有名的事也都做了,应该知足了。”但解海龙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没结束,“我要为希望工程拍一?子。”第一位找上门的志愿者
解海龙在北京东城区一所废弃中学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当作工作室,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墙上一张张孩子的面孔一一“大眼睛”苏明娟、“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义此外还有几幅他的早年获奖作品。
在拍摄希望工程之前,解海龙已是摄影圈内有名的“获奖专业户”。他17岁参军,接触到相机,对摄影的兴趣―发不可收拾。20岁被分配回京工作,他当过钳工、木工,还在食堂打过菜。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他第一次涨工资,斥87.5元“巨资”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为了再买洗照片用的放大机,他甚至瞒着妻子卖血。1981年,他的作品终于登上《北京青年报》。
“要想在报纸上发表,拍的内容一定要欣欣向荣。”他拍高楼大厦、杂技演员、妇女儿童屡试不爽。1984年,他被调到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那一年他拿下3个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
一片溢美之词中,只有文化馆的前辈刘加瑞提醒他:“你老是拍甜甜美美的东西,没有思想性。藏则深,露则浅,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即便是赞扬一个事,也不要这么肤浅地去表现。你要记住,摄影既要褒扬正气,也要针砭时弊。”
解海龙清醒了,却又迷茫了:“摄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987年,答案浮现。他在广西融水拍少数民族过节,偶然听广播说当地基础教育薄弱,就专程走了40多公里路一探究竟。当时,28岁的女教师戴红英正背着仅5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上课。解海龙立刻换上广角镜头抓拍下来。
见有人拍照,戴红英急了:“你拍照是要批评我上课时间带孩子吗?我是没办法才背着孩子教书。”她一天假都没请过,大女儿还用绳子拴在家。“您是春蚕,是蜡烛,我没别的意思!”解海龙解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走吧!”他被推出了门。
破败的教室唤起解海龙的儿时记忆。他曾在老家河北上过一年学,教室也没有玻璃窗,课桌就是两块砖头一块板,五个年级坐在一起,老师在屋子来回走着教。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种课堂?”他回家查阅资料,发现当年我国文盲人数近2亿,世界上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中国人。虽然1986年国家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9000万适龄儿童中,因种种原因不能上学的有3700万人。他当即决定,停止所谓的“艺术创作”,开始新的拍摄主题――20世纪末叶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
那几年,解海龙辗转于宁夏、陕西、四川等地拍摄。在湖北红安周七家小学拍摄师生雨天淘水时,一位老师认为解海龙别有用心,夺了他的相机。解海龙只能含泪离开。
路途中,他还遭遇两次抢劫,抢劫者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有次买车票,他刚把50元纸币递到售票窗口,就被一个孩子撕去半张。“我不怪他们,这是社会欠他们的。我们得想办法还债。”解海龙将半张纸币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时刻提醒自己: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没学上,导致文盲甚至法盲。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正式启动。起初影响力有限,到了1991年3月5日,解海龙才在王府井见到展台。
只见书店门口黑板上写着: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落款是共青团中央。解海龙赶忙问发传单的:“团中央在哪儿?”“正义路。”对方答。他一路跑到团中央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一口气爬到10楼办公室。“我是文化馆的,这些年拍了些照片,就是关于失学孩子想上学的题材,想找你们领导说说。”
很快,希望工程创始人、时任青基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徐永光来了。解海龙表示想加入,希望团中央开一封介绍信,让自己拍照时有个“合法身份”。
“你不要钱?”
“你们是慈善单位,肯定没钱,我怎么能跟你们要钱呢?”
解海龙说自己有相机,经费自理。徐永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真心真意要干这事儿,我们签个合同吧。”双方约定,青基会拨付5000元供他购买胶卷和洗照片,而他拍照给青基会独家使用,无稿费。
现任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记得,希望工程刚起步那几年尚未建立志愿者团队,而解海龙是最早找上门的义务工作人员,算得上是第一位“志愿者”。
“别人下海我上山”
上世纪90年代,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解海龙的不少朋友纷纷下海经商,而他却每天捧着地图研究国家级贫困县。1991年4月,解海龙上路了。
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别人下海我上山,哪里穷我就往哪里钻。”解海龙记得,为了省钱,他吃1毛钱的饼,喝1毛钱的汤,晚上找老乡家寄宿,运气好能搭上拖拉机或驴车,运气不好就靠腿,一天走几十里是常事。一年下来,他跑了12个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拍了70个胶卷。
每到一处,他都会跟着当地孩子一起上学。他为这组系列照起名为“我要上学”。
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解海龙跟着一群孩子走进教室。来的路上,最瘦小的苏明娟并未引起他的注意。直到她一抬头,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黑板,解海龙“感觉心揪了一下”,毫不犹豫按下快门。整理底片时,他预感,代表作已经诞生。
很多时候,解海龙都是一边流泪一边拍摄,冲洗时再哭一遍一一山西静乐,由于雨后教室坍塌,孩子们只能借村民的窑洞上课,把棺材当成课桌;河南商城,家庭困难的杨家姐妹只有一个念书名额,14岁的姐姐把机会让给了l1岁的妹妹,妹妹在一边抹泪
“从形式上看,这些照片都很普通,没有技巧,但画面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能打动人,比如衣服上的破洞、冬天赤着的脚,背后的感情太深了。”他越发觉得,“并不只有苏明娟是大眼睛’,渴望读书的孩子都是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龙把拍回的照片全交给青基会,40张被选中,“大眼睛”几乎打动了所有人。当年4月,青基会启动“百万爱心大行动”,使用解海龙的照片对外宣传,“大眼睛”一夜成名。
多家媒体都整版发表解海龙的作品。邓小平题词,影展从国内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同年10月,希望工程摄影展在北京、台北同时举办,每天参观者上万,每张照片下的捐款都堆得像小山。解海龙记得,一位战士把身上仅剩的5元郑重捐出,走回西山北京军区。
再去青基会时,他被大家兴奋地抱起来。“你快看看汇款单吧!”只见单子摞得比桌子都高,附言大同小异: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女孩。照片发表的第8个月,捐款达到1亿元。
1994年,希望工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义演。解海龙的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展出,他因此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实摄影展的第_人。“大眼睛”照片注册了专利,曾贴满全国大街小巷,几乎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
“我从没想过这种照片能够发表,更别提能从业余发烧友到成名成家。”解海龙坦言,曾有朋友提醒:你拍的这些属于社会阴暗面,容易出事。
每次听到这种声音,解海龙都特别激动:“孩子连学都上不了,还要那面子干啥?”对镜头中的每一个孩子,他都有种隐隐的负债感:“我按了快门,就等于欠债了,得赶紧找好心人帮他。”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发起实施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在一期电视节目中,白岩松问解海龙和苏明娟:“你们俩是谁改变了谁?”苏明娟说:我和叔叔都改变了。解海龙却说:她把我改变了。
“以前我就是想出名,后来我才知道手中相机的分量。”解海龙说,如果不是这些孩子,自己不可能会在41岁进入《中国青年报》,成为一名专业摄影记者。他不再迷恋奖杯、奖牌:“只要能帮一个孩子上学,不就相当于得了一个大奖吗?”
公盏心是什么
“大眼睛”的照片被解海龙钉在家中墙上。每当看见,他都要拷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2009年希望工程20周年,有人将“大眼睛”的故事写成电影,邀请二人出演。“既然别人需要,咱就支持一把!”解海龙没多想,便签了约。苏明娟却没答应。她对解海龙说:“叔叔,您别埋怨我,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出镜,也不想通过这个挣钱,我只想做好本职工作,好好回报社会。”解海龙一听,也选择了退出。
“她很懂事,某种程度上比我还懂事。在这个问题上,她就比我理性。”让解海龙欣慰的是,去年底,苏明娟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今年6月,她拿出3万元积蓄成立“苏明娟助学基金”。
从解海龙的镜头下,可以看到希望工程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一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多了。由于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初始目标基本完成,青基会于1999年调整战略,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希望工程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转向软件建设。解海龙帮忙策划了几场有创意又有意义的活动,拉到不少企业捐款。“只要你心里有这些孩子,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帮助他们。但如果想挣钱,就请离公益远点儿。”
随着公益项目越来越多,他无奈地发现,一些公益不再纯粹,“动不动就是领导带头捐款,还必须照相,捐完之后再把自己那份拿出来”。
有次,他参加某地一个捐款活动。主办方悄悄递给他一个信封,说:解老师,您带头上去,把这个放到箱子里,我们在后头跟着。解海龙打开一看,是200元钱,便走上台。
“大家好,我是解海龙。刚才有工作人员给了我这个信封,里面有200元。我觉得干什么都得对得起良心。装模作样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弊端。我一个月工资固定,不可能今天到这捐,明天到那捐,我没那个能力。这信封,我一会儿还回去。”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20元,放进信箱。掌声热烈。
解海龙捐的钱,其实并不算少。最早的一次,他捐了1350元稿费,想考察青基会的工作,就用了妻子的名字。不久后,他收到来自远方的感谢信。
2006年,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拍卖专场举办前,解海龙被邀请以《大眼睛》参与拍卖。与公益拍卖不同,商业拍卖完全市场化,拍卖所得的钱款归个人。“公益的怎么拿去卖钱昵?特矛盾。我也担心流拍,给希望工程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他找到中宣部征求意见,答案是可以参加。当听到30.8万元的落槌价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拨通苏明娟的电话,共同决定将钱全部捐出,在西藏捐建了一所学校,名字就叫“大眼睛希望小学”。
2011年,因为“郭美美事件”,中国公益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中国的慈善捐赠总量比2010年下降18.1%。就在那一年,希望工程系列照片被推荐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扶贫大奖评选,解海龙获得8000美元奖金。和妻子商量后,他决定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赶到青基会时已是晚上,但所有人都等着。收钱之后,大家都哭了。在解海龙看来,希望工程从来不只是一个捐钱的活动,更是一个赋予人爱心和公益心的活动。
至于总共捐过多少钱,他从未统计,就像从未数过自己拍摄了多少名孩子。关于解海龙的最新一则新闻是:他去山东讲课期间,到临沂回访27年前拍摄的贫困女孩毛可风,见其父病重,就捐了1000元。记者提起时,他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事没必要报道。”
新闻的后续是:一周后,?说冰雹把毛可凤家的菜和果子砸坏了,他又在微信上转账1000元。“没人规定做公益必须捐多少钱,就看你的公益心有多少。”
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3篇
今天你是老板,你就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你没有退路。 只要谈起老板的话题,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 “我们的老板真抠门。”
“我们的老板什么也不会,只是在那里瞎指挥。” “老板不过是在剥削我们。”
“没有我们,我们的老板喝西北风去。” 只要一谈起商人,人们常常说起的就是: 斤斤计较,狡猾,剥削别人,铜臭味。
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充满铜臭味的商人,有不少抠门的老板。可是,有多少人去认真思考过,这些商人,这些老板,为社会贡献了多少?
你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每年为国家纳多少税吗? 你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为多少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吗? 我们确实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对于老板的看法了。
我问过十几位在公司里面工作过的朋友,“你想当老板吗?”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有机会,我一定要当老板。”
甚至在很多公司职员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不过,当我们问起他们当老板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当老板不用受人管。” “当老板不用受人气。” “当老板更赚钱。”
“当老板可以开好的车子,买好的房子。”
是的,当老板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当老板是可以多赚一些钱,是可以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可是,你知道当老板还意味着什么吗?
你要当老板,你将付出比员工多十倍、甚至几十倍的精力去工作。
你要当老板,你要冒巨大的风险,你要时刻为公司的成败负责和担心。
你要当老板,你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为整个公司的人员负责。 你知道吗?当你下班后和朋友一起潇洒的时候,你的老板也许还在为公司的发展发愁,在你工作出错的时候,你觉得受了一肚子委屈,所有的责任却要由老板来承担。
很多人都认为当老板风光、自由,可是,当老板有多少无奈和痛苦你可知道?是的,他们是老板,是普通人眼中应该能够享受生活的一群人。他们不必担心没有房子、不必烦恼周一到周五的迟到记录;他们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他们奋斗的都是自己的事业,但为什么他们仍旧那么不快乐?甚至统计出来的选择自己结束生命的企业家的数字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凭心而论,那些人人羡慕的老板,生活确实过得比我们普通员工要好一些,不过,老板得却要承受很多普通员工想都想不到的压力。生意场,人人想赢怕输。经商、经商、经常受伤;老板、老板、老板着脸;经理、经理、经常被人修理。商场如战场。所以,老板表面看上去风光,其实,内心却要承受你想象不到的痛苦。 很多老板奋斗了多年,公司有起色了,部下的日子也过得好了,但是,自己却来不及享受这一切。
2004年11月7日,被喻为“胆大包天”的上海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肠癌病逝。他才38岁,4个多月前,他知道自己病情严重便加快工作节奏,成立中共均瑶集团党委;拖着病体去欧洲考察;组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家考察崇明岛。均瑶集团做大了,身为老板的王均瑶却匆匆地离开了。临走前还说:一定要把均瑶集团搞好,均瑶是国家的,是社会的。
有统计显示,自八十年代至今的24年中,中国大陆企业家中,仅有记录的、有名有姓的,至少还有点知名度的就有1200名因压力过大自杀身亡。 被誉为桑塔纳之心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宏,素来以廉洁著称,外人看他事事完美的企业灵魂人物,却在一个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遗言的情况下,从五楼办公室凌空一跃,他死于抑郁症。
47岁的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老总陈星国,曾获中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举枪自杀而亡。
温州市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永龙,因长期精神抑郁自杀身亡。 曾被称为河南首富的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乔金岭自杀身亡。 29岁的广东茂名永丰面粉厂厂长冯永明,面临经营走下坡而患重度抑郁症,割腕自杀,遗书上写到: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外人看企业家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总裁的名衔,响亮而威风,其实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不眠之夜,年复一年的呕心沥血,精神之弦始终紧绷。他们为了企业,几乎付出了全部。
他们用智力、体能、勤劳、坚韧铸就了成功,成就了企业的辉煌,为员工、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有多少员工,把老板当成榨取员工汗水的资本家,把他们当成当今的黄世仁、周扒皮。小企业是自己的,大企业是国家的。我接触过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感觉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今天你是老板,你就要对你的每一个员工负责。 今天你是老板,你就要为企业的未来负责。
今天你是老板,你就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你没有退路。
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入秋了,公园的小径,清幽而又宁静。湖边高大的梧桐树下,坐着一对爷孙俩。孙子趴在爷爷的膝盖上,安静地听爷爷讲着天文地理。一阵秋风扫过,满树的梧桐叶像黄蝶般纷纷落下。其中有那么一小片树叶就落在了爷爷手中的照片上,像极了一只安静的蝴蝶。看着照片,刚刚还和孙子说笑的爷爷突然热泪盈眶。
“爷爷,您怎么啦?”孙子,不解地问道。
爷爷摸了摸孙子的头,慈祥地说道:“爷爷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照片上的小男孩和他的爹娘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是1937年8月28日,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干净得那么彻底。小男孩一家原本要去济南看亲戚,然而就在那时,上海火车南站上空突然响起了“轰隆隆”的发动机声和“咻咻咻”的声音。抬头望去,天空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
那些黑点逐渐向车站逼近,越来越大。人们看清楚了:“啊是炸弹!”人们慌乱起来了,大家拼命地四处逃窜、躲避。呼喊声,尖叫声,哭闹声此起彼伏,无法停息。
只见轰的一声,炸弹被引爆了。接着,一颗,两颗无数颗炸弹像雨一样落了下来。瞬间,原本川流不息的车站变成了破落的坟场。到处是碎裂的瓦片,断裂的天桥压毁了火车站,水泥钢板像恶魔一样把人们压在了底下车站顿时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一阵哭声打破了车站的沉寂。放眼望去,一个小男孩坐在废墟上哭泣。他还很小,他张着嘴,拼命地呼喊着:“爸爸妈妈”他的身上到处是血迹和伤痕。
“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他真可怜。”孙子天真地问道。
“呵呵!”爷爷摸着孙子的头笑着说,“小男孩就是我呀。孩子你记住,一定要好好读书,认真听课,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千万不要让中国再卷入战争之中。”
孙子似乎明白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5篇
后的故事_600字
天飘着小雨,我喜欢这种时候翻翻相册,回忆过去的岁月。谈不上惬意,只是觉得那滴滴雨水正像过去的往事,在记忆的长空中飘飞,让人重温过去的酸甜苦辣。
翻开相册,众多照片都呈现在我眼前,每一张都令人感到温暖。翻着,其中有一张我记忆特别深,在众多照片中,或许没有人能发现他的不同,而我觉得他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有一个令我感动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相知,相识到相爱漫长的岁月里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周围朋友眼中的最佳恋人。午后,慵懒的阳光洒落在地面上,纵长的道路上,我姐和姐夫在缓慢的走着,共同约定了一个诺言:不管以后我到底走多远,我都会带着你往前走。直到高中毕业典礼那一天,他们去了一家婚纱店。他指着一套婚纱,有点忧郁,然后他轻声告诉她:“等你嫁给我那一天,我把它买给你。”和所有恋人一样,他们一起逛街,一起去看电影,人虽然贫穷,爱情世界里的光芒是一样的,他和她,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爱了。
当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我姐带他去见我的爸爸,由于他的贫穷,我爸始终不同意他们结婚,当那天我爸把他撵出去以后,我姐就准备行李和他私奔,最后,我姐被我爸带回来了,把她打了一顿,可还是阻挡不了他爱她的心,最后终于用他们的行动感化了爸爸。
时光飞逝,终于迎来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在这一刻,他们讲述了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终于用他们的行动实证了诺言。
照片虽小,内涵却大。照片是爱留下的足迹,一切都在那里,不要放大也不要缩小,我只能说十年之后再翻开这张照片时,依然放射着爱的光芒。
周恩来背后的故事范文第6篇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我家客厅,照片中有慧欣、马嘉敏等十个我的好朋友。你看,马嘉敏笑得很自然,慧欣是忍俊不禁的样子,而我身穿一件红白相间的公主裙,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小皇冠,一脸甜甜的微笑。我们面前是一桌子的美味,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有香甜诱人的蛋糕、有颜色缤纷的饮料。聪明的你,猜到那是什么日子了吧?嘿嘿,那天是我最开心、最快活的日子我的八岁生日!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那天的欢乐时光就会自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的傍晚时分,受我邀请的小朋友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我家,兴高采烈地期待着那个甜蜜的时刻
我们先自由自在地一边吃零食一边聊天,终于到了切蛋糕的时刻!妈妈打开大大的蛋糕,在上面点燃了八支蜡烛,叫我许下了美好的愿望。阿姨就开始切香甜可口的蛋糕了,我作为寿星,当然要亲自动手的了。我拿起塑料刀小心翼翼地把蛋糕切成几块,再给我的朋友们一人切下一块,不过上面那只标志我属相的小鸡就理所当然归我了,正当我津津有味地品尝蛋糕时,觉得脸不对劲,竟然被她们偷袭了,跑去照镜子,啊!我叫了起来,她们把奶油擦在我脸上,让我成一只小花猫了,哦,不对,是小花鸡!听了我的自嘲,她们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吃完蛋糕,我们就开始表演精彩的节目: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有弹琴的、有做鬼脸的、有讲笑话的,最后我们集体大合唱。客厅里传出我们的欢声笑语,妈妈把这时刻定格在相机中,而我把它定格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