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真实性探析（精选6篇）
传记文学真实性探析 第1篇
孟丹青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灵魂与生命，但是随着历史哲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历史真实的相对性，即任何历史再现都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传记文学中的历史真实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影响传记文学真实性的原因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历史话语的修辞性、记忆的不可靠性等。对历史真实相对性的认识并不是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是要求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的本质，从而树立现代的传记文学真实观，追求更深刻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传记；真实性；相对性；历史叙述；历史话语；记忆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22-03 传记是一门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交叉文体，它必须记录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个人真实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性格，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灵魂与生命。就像胡适所说的：“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传记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1]传记作者为了真实地还原传主形象以及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总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占有历史资料，使传主形象与其在历史中的存在尽可能一致。但是随着历史哲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历史真实的相对性，即任何历史再现都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
一、传记是一种对历史的叙述
首先，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传记也不例外。历史叙述的主观性或者说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导致历史著作中客观真实的相对性。历史分为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前者是事件的历史，后者是叙述的历史。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唯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改变，无法再现和重演；而历史认识则是主观的、多元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每个人的历史构图与历史想象不同，不同的历史学家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阐释和认识。历史认识是一个无限接近历史本来面貌却永远达不到历史本体的过程。“客体首先只是通过主体的活动才被认识的，因此客体本身一定是被主体建构成的。因为这个缘故，客体就具有永远被接近，但又永远不能达到的极限性质”[2]。
其次，历史话语具有修辞性。人生活在语言构成的世界之中，语言具有既澄明又遮蔽的双重性：一方面语言具有命名的力量，是思想展开的发轫点；另一方面，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它又构成人类思想的牢笼，语言规范了人类意识的基本框架和范围。人们常常将语言视为实在本身，而忘记语言符号是通过概念与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与客体之间只存在着一种间接的转嫁关系。解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一致，语词的所指与能指是任意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固定的，每一个所指的位置都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能指和所指之间是分裂的，语词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受到普遍质疑。他们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不可靠性、欺骗性，由于语言的修辞性，真理也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和谎言。作为符号的语言不能完全地表达人类的主观思想感情与反映客观事物，事物精微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语言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历史真相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无法达到与客观世界的完全统一。所谓客观如实地描绘对象，再现历史原生态是不可能的。语言无法穷尽客观世界，历史是话语实践的产物，随着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历史话语和小说与神话的话语一样，并不享有真实性的特权。由于语言的相对性，历史真实与历史再现之间必然存在一段距离。
二、传记作者的主观倾向性
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穷极一切事实，他必须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加工整理，而任何选择都是根据某种价值标准进行的，于是历史真实性就被打上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主观色彩，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在。沃尔什认为：“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哲学观点在研究过去；这是无法改变的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前提假设。归根到底，主观的因素（无论先天的或后天的）总是无法排除的，这些因素可以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3]历史思维中自始至终渗透着主观成分，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不同，就形成了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这一因素限制了历史学家所希望得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历史学家站在现在看待过去，他眼中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烙印。和历史学家一样，传记家也是特定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塑造传主形象、叙述历史事实时，传记家不可能消除个人在观察上的偏差和意识上的偏见以及时代和社会的影响，这种主观性影响到传记写作的真实性程度。
传记主人公的过去作为一段历史已经消失在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长河里，不可能重复和再现，不可能被直接感知。由于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传记家对传主的还原只能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传记作家总是围绕着某种指导思想进行写作，选择传记材料，在这种写作过程中已经渗透了传记作家的主观判断以及时代和社会对传记作家的影响。而且传记作家不仅要再现传主的生平和性格，还要对传主其人其事进行阐释和评价，这就更增加了传记的主观色彩。“传记作家并不仅仅是叙述，他也解释，而且传记中总有一种为了解释而去选择（史料）的倾向——去选择，更甚或是去捏造”[4]。传记作家总是试图从有关传主的大量事实中找出某种统一的思想模式、行为模式，从而对传主的一生做出首尾一致的解释。传主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件被用来阐明某个主题，传记作家选择哪些传记材料，对哪些传记材料感兴趣，体现了他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对传主的认识与理解，这就导致传记写作过程中的主观倾向性。
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为例，传记作者们虽然有明确的对客观历史性的追求，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种真实性的不可抵达，传记作家心目中的传主、传记中表达出来的传主和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传主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距离。陈思和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说：“现在的文学时代里，要为一个健在的，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作家写传，多少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无论是作者所要努力的还是读者所期望的目标——刻划出一个真实的传主形象，都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奢望。生命是一道长河，它每往前流逝一步，整个历史的分子结构都会为之改变。每一日，甚至是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意味着人们用新的眼光来解释以往历史的可能性。再者，正因为生命的真实是由它所发生的全部细节构成的，而当这些细节本身已经随着时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唯剩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及文字语言的表述中的一些残余断片时，要用文字去‘再现’它的真实又未尝不是天真的神话？”[5] 由于传记作家主体的差异性，在传记文学中经常出现“一人多传”现象，即同一传主会有不同的传记。历史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不止一种传记，如鲁迅传记就多达几十种，比较有名的有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林志浩的《鲁迅传》、曾庆瑞的《鲁迅评传》、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朱正的《鲁迅传略》、陈漱玉的《民族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等。关于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张爱玲、丁玲、萧红等作家的传记也都有10种以上。面对同样的传记材料，由于传记作家写作目的、观察的角度和叙述的方式不同，会使传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和湖南学者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对传主沈从文的理解与把握有所不同；肖凤的《冰心传》和卓如的《冰心传》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各异。每一本传记都渗透着传记作家对传主的理解与体验，传记还原出来的与其说是传主本身，不如说是传记家心目中的传主形象。传记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来的不光是传主的形象，还有传记作家的形象，传记作者的性格气质、道德立场、人生观、审美观、艺术风格等等都会在传记中留下痕迹。比如同样是张爱玲传，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运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轻倩灵活的文笔，写出张爱玲的神韵。余彬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把张爱玲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中，对她的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理论和学术色彩较浓。胡辛在写《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时，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觅张爱玲生活的处境和语境，尽量运用和张爱玲语言风格相近的叙述语言，使叙述语言和传主语言浑然一体，不愿撕碎张爱玲的语言纤维，不愿搅混原汁原味的人生况味。孔庆茂的《魂归何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文学色彩很浓，在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大量运用文学描写手段，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司美娟的《张爱玲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张爱玲的情感和婚恋生活为主线，在不背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展开丰富的想象，将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恋始末，运用小说笔法娓娓到来，其间穿插了大量场景描绘、对话和心理描写，使所叙述的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属于学术传记，理论色彩较浓，重视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但是传记作家还没有真正融入传主的世界。张均的《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抓住张爱玲作品中月光的意象，强调张爱玲作品与人生遭遇中的悲凉和悲剧性，营造了一种优美而淡雅的意境，与张爱玲的世界丝丝入扣。不同的内容侧重点，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体现出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传记文学中的一人多传现象深刻地反映了认识主体的差异性，它是主体现有的经验知识、情感意志直接作用于认识客体造成的。传记文学中的主观因素不可避免，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三、自传的不可靠性
传记写作还涉及到记忆的可靠性问题。记忆是真理之敌，因为在一个人能开始描述他的生活之前，他的记忆机制就进行着创作而不是复制的活动，记忆本身已经主动练习了所有的创作功能：选出基本的，加强和淡化，有组织地编排。历史记忆是经过人们筛选和重构的东西，它不可能完全还原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所有物理和心理事件，其中空缺之处显然比充实之处多得多。个人的气质、性格、兴趣、爱好、欲望、本能、理想等都会影响他的记忆倾向，导致记忆的失误。更何况人的记忆有避免痛苦的倾向，自我具有选择性，凡是唤起人焦虑和痛苦的记忆与印象都容易被拒绝在意识之外而成为潜意识或某种情结。而且任何个人记忆都受到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影响。“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于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6]。个体记忆依赖集体或社会记忆的框架，而集体记忆关于过去的解释总是与社会主流思想一致的。受社会记忆、集体意识影响和控制的个人记忆、私人记忆也往往成了某种成见与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对过去的建构，在历史重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人们由于某种目的和偏见会有意无意地对记忆进行修改，这就加大了寻找历史真实面貌的难度。
传记作家经常以自传为基础，把自传当作第一手资料，但是自传的真实性也已经受到普遍质疑和颠覆。莫洛亚认为影响自传真实性的原因有：对事实的遗忘；由于审美原因而产生的有意的忽略；潜意识的压抑，凡是令人不愉快之事，就会被潜意识所压抑；羞耻感；记忆不仅疏忽遗忘，它还加以理想化。此外，在自传中还有一个缺少诚实的原因，那就是当我们描写往事时，希望保护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记忆力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来说，记忆力使他或她，在回忆一生时，创造了艺术作品和不可信的记录”[7]。传主出于某种道德禁忌与政治束缚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会隐瞒一些事实，夸大另一些事实，他会有意无意地美化自我，把自我理想化，在自传中创造另一个自我。
卢梭的《忏悔录》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态度记录下自己的真实生活、思想与感情，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卑劣念头、下流行经进行大胆暴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再现人性的真实和复杂。但是莫洛亚仍然对《忏悔录》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卢梭自己是不是想装做一个真实的人？绝对的诚实是可能的吗？”[8]莫洛亚认为卢梭的确承认自己偷盗、诬陷别人以及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但他对这些事痛心疾首地认罪是因为他知道读者会原谅他。相反地，他对抛弃他所有孩子的事却一笔带过，对其中的动机隐而不言，好象那是一件小事似的。他也暴露缺点，但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所以，“自传作者们与其他人一样容易出错。他们经常从最好的角度描写自己。他们掩盖某些事实，认识不到他人的重要性，并且忘记传记作者可以证明是很重要的小事情”[9]。
虽然自传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个体叙述自己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的体裁，但是自传中也渗透了虚构和想象。比如茅盾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没有提及自己与秦德君女士的恋爱，而秦德君的经历和茅盾小说《虹》中女革命家形象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了解这段历史，显然有助于对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理解。但如果传记作家一味“为尊者讳”，对传主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或者只以作家自传为材料，则无法揭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语言的修辞性和记忆及自传的不可靠性，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程度。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完全真实的历史重构与还原是不可能的。传记受到传记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传记作家在追求对传主历史还原的真实性的同时，也日益意识到这种真实性的相对性。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加深，真实观也在发生着改变，真理的绝对性受到普遍质疑。承认历史认识的多元化，可以避免一元独断论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历史真实。要想建构具有当代性的中国传记文学，使中国传记文学走向世界，就要树立现代的传记文学真实观，打破对权威与绝对性的迷信，摆脱传统观念、时代偏见、政治无意识的束缚，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对传记文学进行改革。只有对历史具有怀疑主义的理性态度，在历史过程中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主体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参考文献：
〔1〕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M].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203.〔2〕(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7.93.〔3〕(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2.〔4〕(英国)艾伦·谢尔斯顿.传记[M].昆仑出版社1993.20.〔5〕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法)莫洛亚.论自传[J].传记文学,1987,(3).〔8〕(法)让-雅克-卢梭。
传记文学真实性探析 第2篇
一、【传记有关知识】
（一）传记的定义和分类
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以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也简称“传”。
（1）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写的，如：4．通过分析作品的选材、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特色等艺术形式，了解作者这样处理的意图；
5．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能对作者所持的观点和艺术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探究）
二、【人物传记的整体阅读】
1、阅读传记作品必须联系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鲁迅写的《鲁迅自传》，沈从文的《沈从文自传》。后者是他人撰写的，如：《华罗庚》、《我的父亲邓小平》等。
（2）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
（3）从创作方法分：历史性传记和传记文学。历史性传记：以记叙翔实的史实为主，用语比较平实。传记文学：多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等，以史实为依据，但又不排斥某些联想性的文学描写。
（4）从篇幅长短分大传和小传。
（二）传记的文体特点
传记的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
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三）传记的阅读要求
根据传记的文体特点和新课标，传记的阅读要求是： 1．理清作品陈述的基本事实，把握传主的人生经历；
2．分析传主的性格、情感，把握传主的性格、情感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3．理解作者的评论、思想，分析作者的评论、思想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完全取决于内因，他的个性、思想的形成必定会受到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成长环境等外因的影响，了解这些重要事实可以使我们对传主成长的各种因素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以便更立体地了解人物，对其思想、品格及功过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2、阅读传记作品必须认识到传主的成长经历并感悟传主的心路历程
只有深刻地认识传主的成长经历并感悟其心路历程，注重分析传主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志向和命运、奋斗和机遇、挫折和成功、事业和爱情等诸多因素对其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才能让读者在评价传主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等方面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获得有益的启示，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形成主动规划人生的意识和能力。
3、阅读传记作品必须懂得传记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
传记属于纪实性作品，纪实性要求传记记述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准确的、真实的，不允许有任何夸张与虚构。但历史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任何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是不可能全面复现的，任何对历史的叙述，也只能是相对真实的描述。因此，传记允许作者对个别细节、某些场景进行符合时代环境的合理的有限度的想象，以便丰富、生动地描绘人物，凸现人物特性。了解了传记作品的这些特点，同学们就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欣赏、品味传记作品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哲理性与形象性相结合、思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所产生的魅力，赏析传记中的想象艺术，多角度地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
4、阅读传记作品还要关注传主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细节
典型事件往往是传主一生的关键所在，能反映他一生中的主要功过，而且可以显示有关的历史进程及特点，有利于读者把握文童的重点，理清其人生发展的脉络；富有特性的细节描写犹如人体之血肉，能使传主的形象更加丰满，能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传主的性格、理想。同时，关注这些还可以
引发读者的思索，使之从中获得更多的人生教益。
三、【传记阅读方法解说】
1、如何把握传主的形象，概括传主的精神品质
通过阅读梳理出主要事件。从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来把握其形象。注意从传主与时代，传主与他人的关系去把握传主形象。
这类题目通常是简答题，要注意筛选出文章的主要信息归纳出观点，并举出文中的具体例子加以分析论证。
2如何分析传记的语言特色、文本基本特征和表现手法
首先明确传记类别，了解不同类别传记具有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加以辨别分析。如，自传采用第一人称，语言或自然亲切或幽默调侃，通常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抒情。他传采用第三人称，语言或朴实自然或文采斐然。
了解传记常用的表现手法，结合文本加以判断分析。传记采用的表现手法与一般记叙文相似，有首尾照应、巧用修辞、详略得当、叙议结合、正侧相映等。此外，引用是传记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引用传主在书信、日记中的表白，它可以印证作者的观点，也可以使传记具有更为真实感人的力量。
这类题目通常是简答题。
3、如何对传记进行鉴赏与评价和探究
学会鉴别传记材料。在阅读时，要注意鉴别材料是否恰当，即作者选取的材料是否能充分表现传主的特点，从这些材料里面是否能得出令人认同的推理、判断或结论。
对传记传主作出评判。一部传记里面既包含传主的立场，包含传记作者的立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立场。读者要学会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对传主立场、传记作者立场做出适当评判。在阅读中，可以从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叙说的方式上来体会作者的观点，然后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作出评论，通过对传记的阅读要认识传主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正面作用或负面影响，评价其功过得失。
这类题目通常是论述题。答题应像写作一篇小的议论文，首先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大胆而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要结合文中的事例、细节加以分析论证，最后再次表明观点。
四、从命题的角度来赏析传记：
（一）概括传主成就 【命题特点】
传记作者为一个人物立传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其事迹、凸显其成就，因此，对传主事迹或成就的概括就成为主打题型。其常见的设题方式有：（1）文中写到的“某某”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哪些？请简要说明。（2）从文中看，“某某”的主要功绩是什么？请简要论述。
【答题策略】
传记选材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作者从传主的繁杂经历中选取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传主的人格特点，答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理清文本陈述的基本事实，把握传主的人生经历；第二，提取传记中的关键句，如每个自然段的首句或末句；第三，抓住有关传主事迹、成就的关键词；第四，概括时要准确具体，不可笼统。
例1从文中看，作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的主要功绩是什么？请简要论述。
语段信息：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空白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思路导航：语段介绍了黄遵宪到新加坡后的具体行动与做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对黄遵宪活动进行概括：对侨民、对殖民者、对南洋诸生。参考答案：①详察南洋各岛情形，查访侨民疾苦，改善侨胞待遇；②与当地英国华民政务司斗争，以《大清律例》保护华侨财产；③改会贤社为图南社，积极发展华文教育。
（二）把握传主形象 【命题特点】
传记和小说一样，其核心任务就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从而表现作品的主题。所以，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与分析就理所当然成为传记考查的热点。常见的设题方式有：（1）结合作品，请简要分析“某某”这一人物形象。（2）作品中的“某某”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请简要分析。（3）这篇文章表现了“某某”哪些优秀思想品质？
【答题策略】
作者对传主形象的刻画、对传主品格的弘扬总是通过对其事迹、言行的叙述描写来体现的，因此，把握传主的形象，概括传主的精神品质，可以从四个方面思考：第一，重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教养、气质等，因为它们直接决定着人物的言行，影响着人物的性格；第二，要学会把握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细节，并对这些细节加以仔细思考，看它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精神特质；第三，注意从传主与时代、传主与他人的关系去把握传主形象；第四，注意作者对传主的介绍和评价。
例2从全文看，黄永厚的“冰炭同炉”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2009年高考江苏卷《画家黄永厚》）
语段信息：多难的人生反而增加了黄永厚对生活的热爱，养成了他独特的生活态度，培育了他卓异的绘画风格。他视读书为第一生命，涉猎广泛。上了年纪后，更加关注社会人生。他说：“人不能在云里雾里活着，大事面前不敢表态，什么玩艺儿，冷血!”但他又十分低调，深居简出，淡泊明志，尽人皆知。
黄永厚几乎不办画展，不肯出书。一次范曾对他说：“我介绍你去日本办画展吧，不过，你画李白就李白，画杜甫就杜甫，别扯远了。”黄永厚不肯削足适履，终于没去。他常把拿重金前来购画的人拒门外，“不看画的人，给他画有什么用？”但又可以把画随便塞进一个信封，寄给熟悉的或是陌生的朋友。当前，靠市场确立自身价值的画家比比皆是，他对此不屑一顾。但他认为人各有志，不必非议。他的孤傲中，有一种顽固的自信。
黄永厚的人物画独具一格，他笔下的魏晋人物，长发纷飞，衣裾飘扬，袒胸露腹，粗砺怪诞，一副孤高傲世的架势。了解黄永厚的人都说他画的是
自己，刘海粟给他的条幅是“大丈夫不从流俗”。
冰炭同炉，这就是黄永厚。
思路导航：首先要理解“冰炭同炉”的喻意，“冰”和“炭”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事物，那么，题干的意思即是要求考生找出黄永厚身上的两重性格，从行文中可以找到三个方面。参考答案：①既关注现实、褒贬是非，又淡泊宁静、低调处世；②对懂画的朋友慷慨相赠而把重金购画者拒于门外；③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借历史人物的孤高傲世表达出来。
（三）探寻因果关系 【命题特点】
传主的某一行为、成就或事迹常常是某些原因促使的，这种对某种结果的归因探寻，是高考人物传记常设的题型之一。常见的设题方式有：（1）从文中看，哪几件事对“某某”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2）根据文章内容，请概括“某某”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原因。（3）从文中看，“某某”做出某一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答题策略】
显性的因果和隐性的因果往往交织在文章之中，有可能是局部筛选与概括，也可能是全文筛选与概括，这就要求考生有较强的筛选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第一，要看清楚文本相关文字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尽可能地穷尽原因，不可遗漏要点；第二，外因和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大原因，解答归因题时要“内”“外”兼顾，不可偏废；第三，要分点解答，力求条理清晰，眉目清楚。
例3有人说袁隆平送出的人才“都飞了”，他是“白费心血”，袁隆平却认为这种看法是“见识短浅”。为什么？请简要分析。
语段信息：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
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思路导航：对本题的解答首先应该找准信息对应点，紧扣题干要求进行概括归纳。答案要点有三个，作答时要考虑全面，条分缕析，表述简洁流畅。参考答案：①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②优秀人才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国外一流的科研条件更有利于杰出学者的成长；③一旦祖国有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他们也会随时回来。
（四）探究人生启迪 【命题特点】
人物传记的阅读要求我们能把握基本事实，了解传主的人生轨迹，从而获得有益的人生启示，并形成一定的思考和判断。这种题型旨在培养考生探索和思辨的精神，要求考生调动生活经验和各种理论知识对作品进行深入探讨，能合理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常见的设题方式有：（1）传主的成功经历给我们哪些启迪？（2）传主的事迹对我们的人生有哪些意义？（3）传主的选择对我们有什么借鉴？
【答题策略】
这种试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往往不设置唯一性答案，要求考生能够立足自我，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性化解读，思维应起于文本归于文本，超越文本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要紧扣文本进行合情合理的探究。同时要做到观点明确，论述合理，条理清晰，语言简洁。
例4文中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理想家，而且是一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这句话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感受最深的一点。
语段信息：经过陶行知呕心沥血的浇灌，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萌芽了。1926年12月，陶行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他主张：“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于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他希望每一个从事乡村教育的人都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把我们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叫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这是他设计的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的一幅理想蓝图。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家，而且是一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草拟了详细具体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了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教授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为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而努力。
思路导航：解答此题，要紧扣题干的提示，从“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理想家”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两方面分别作答。作答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观点，明确回答获得的启示是什么；其次要结合文章内容和时代特点，具体阐述理由。参考答案：［观点一］陶行知献身乡村教育的实干精神值得学习。①激情满怀，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新的目标；②乐于接触贫苦群众，善于动员志同道合者加盟；③为实现理想而自我牺牲、呕心沥血。［观点二］陶行知既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值得学习。①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②要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③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小结】：真实性：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传主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或功过得失。（概括，常用形容词或动宾短语）
文学性（1）选材（取舍）——通过（概括事实）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传
（细节）——通过（概括事实）真实而细腻地描摹传主„„
（传主原话）——通过（概括事实）直接展示传主„„
（2）环境描写 描摹了„„环境气氛（氛围），烘托了传主„„（3）评价 作者直接评价
引用他人评语 全面客观、真实可信，从侧面塑造了
日本古典文学“真实”传统探析 第3篇
首先, 日本人的自然观是孕育日本原始文学意识的土壤。由于日本是个岛国, 受地理环境、气候状况影响很大, 所以日本人自古以来不求征服自然, 只求亲近自然, 融入自然。从古代神话来看, 他们将自然当作神来崇拜, 认为国土山川草木皆有灵性,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共生共息。这种自然观与日本最早的文学意识“真实”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3由于主张唯有自然才是美与真实所在, 于是乎将情感寄托到自然中成为日后日本文学把握自然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底流。
其次, 处于古代文学意识萌芽状态下的“真实”是以日本固有神道信仰为根基的。原始神道信仰源于日本人万物有灵的思想。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 与土生土长的原始神道相融合, 出现“本地垂迹说”。认为日本民族自己的神祗乃是佛为了济渡远方的众生而暂时在此显现的。由此, 承袭原始神道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思想, 体现“现世”本土思想的古代神道精神形成了。这种以“真实”为本的精神, 成为古代日本人生活的基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贝原益轩在《神祗训》中指出:“神道以诚 (まこと) 为本”。从词义解释, “ま”是真、实在, “こと”在古语中有“事”与“言”两个意思, 因此可译作真事、真言。
第三, 语言使用习惯上的人称差异也体现出“真实”所在。在日语中, 有一类表示心理活动如愿望、心情、感觉等的形容词和形容动词, 专门用于第一人称。对于第二人称, 则只可以用于对其进行询问、假定或推测, 抑或叙述一般性、普遍性情况。若用于第三人称, 则需要通过词形变化使内心情感外现化。因为在日本人看来, 他人的内心情感是不可知的, 更是旁人无法代言的, 唯有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的才是真实可靠的。
朦胧的“真实”意识, 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提炼与升华, 终于以神话、传说或上代歌谣等形式, 孕育出“真实”文学意识, 并以其朴素性成为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这一朴素性, 主要指自然性, 而非个人之情。因此, 无论神话、传说, 还是歌谣、短歌, 主要是对神、天皇和国家表达了一种最朴素、最真诚的感动之情, 而不是个人或民众的思想感情。当然, 不可否认掺杂了国家和皇室的目的意识在内, 如《古事记》、《日本书纪》就是在国家大一统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表露出的“真实”文学意识仍属于神道尊皇崇神的思想体系, 尚未超越朴素文学思想, 也未形成自觉意识。
759年, 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编成。《万叶集》所展现的“真实”, 超越了《记纪》中“真言”、“真事”之意, 而被赋予了“真情”、“真心”的新内容。全卷百余处“情”字都训读为“こころ” (心) , 以“心”为先, 表现出由主理向主情的转变。其中的抒情歌, 大多数就是以歌人个人的感动所表现出的真实性为基础的。荷田春满在《万叶集》注释中认为“古风之歌, 皆唯实, 全然无虚”, 并指出“无叙真实的歌就不能让人体会到是恋歌”。由于平安时期个人意识的成长, 万叶歌立足于“真实”基调之上, 逐渐从表现国家的、民族的情感向表现个人的情感演化, 展现出人性真实的一面, 丰富和延伸了“真实”文学理念的内涵。
真实“作为一种文艺理念, 作为文艺批评上的一个价值标准, 则要迟至905年的《古今和歌集》时, 才得到了首次的实际应用”。4《古今和歌集》是公元905年奉敕编撰的日本第一部歌集。特点是序有两种, 一种是用汉文写成的“真名序”, 作者纪淑望 (?919) , 一种是用日语假名写成的“假名序”, 作者纪贯之 (872?945) 。两序内容基本相同, 都谈到了和歌的实质、功用、起源、发展、种类及评论标准等。《古今和歌集》与《万叶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序将真实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将“真实”文学意识上升至理论, 第一次以“真实”为标准对和歌加以评判, 并且第一次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真实, 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古今和歌集》假名序“真实”理论的直接指导下, 30年后日记文学诞生了。所谓日记文学是根据某种表现意图编辑而成的日记作品, 不同于以日记体裁创作的小说作品。日本第一部日记文学作品《土佐日记》, 出自敕选《古今和歌集》编者之一、假名序作者, 即将“真实”传统上升至理论并用作诗歌评判标准的纪贯之。可以说, 《土佐日记》是他将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实践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纪贯之曾任土佐国守, 《土佐日记》是他任满回京沿途55天所见所闻所感, 但“贯穿始终的中心, 是对其夭折于土佐任上女儿的悼惜之情。”5它是作者抵达京都后整理出来的旅程逐日记录, 而不是旅途当日记录, 可以说是一部“创作出来的作品”。因为“其中记录含有纯粹的虚构”, 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心情”, 竟“不惜改变场所的真实地理位置”。6可见, 纪贯之主张为情感的真实可以允许经验的虚构。这一点从《土佐日记》的开卷首句也清楚地表明了。
“男人谁都记日记。我身为女子, 但也想试试。”
明明是男子, 为何要假托女身呢?原来在日本, 男女有别不仅体现在使用的文字上, 而且体现在文学创作倾向上。具体地说, 男性使用汉字所记的皆是朝廷政事, 与之相对, 由于假名“极便于描述女性所特有的、微妙而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 因而多为女性使用。7为了更真实地抒发个人情感, 纪贯之决定抛弃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官僚地位, 摆脱“公”的束缚, 以女子之身, 使用女性文字, 自由再现伤女情怀。
与纪贯之从创作方法上追求真实不同, 日本女流日记文学始祖、《蜻蛉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从创作内容上追求真实。她主张:虚构就是虚假, 经验才是真实。因此, 她不去描写自然的真实, 也不去理会现实的世界, 而只专注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个人体验。
首先, 她在开卷语中写道:“社会上流传的众多旧物语, 皆虚言假语。我虽身份低下, 不如旁人, 但若将亲身经历详细记入日记, 相信也会得到人们的珍重, 且可成为世上徒羡高位女子的前车之鉴。”可见她对“旧物语”如《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等虚构故事的藐视和贬斥。
其次, 这部作品主要叙述道纲母与藤原兼家二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出现的感情问题以及为摆脱苦恼外出旅行的所见所感等, 如实记录了她得不到爱的痛苦与忧愁, 流露出真切的哀感。作品中唯一一处提及外界社会, 即源高明左迁事件。为此作者特地声明:“在只记录个人私事的日记中, 原本不该谈及此事。”之所以谈及不是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或揭露, 只是同情源高明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 联想到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 不禁同病相怜而已。
第三, 道纲母所追求的真实不是客观的真实, 而“是作者主观上的真实”8。她的真实不是表面的, 而是内面的。例如, 她把自己描写成命运悲惨, 被夫君抛弃的可怜人, 实际上, 她生病时, 藤原兼家也曾精心照顾过她。或是出于怨恨, 或是出于女性特有的心理, 她总觉得兼家不爱她。事实虽被扭曲, 却是作者真实的感受。因此, 笔者认为道纲母的真实观更具纯粹性。
正是在这种“真实”观的引导下, 清少纳言以随笔、杂记、笔记、手记等形式, 写下《枕草子》, 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情, 并以此来观照人生, 表现出内省性的特征。她在题跋中写道:“这本随笔, 只是在家里闲住着, 很是无聊的时候, 把自己眼里看到、心里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 本来也没有打算给什么人去看。”作者的创作动机十分明确:不是给别人看的, 仅是记录个人真实感受, 用以自我观照, 感受人生。
与《枕草子》并称日本平安文学“双璧”的《源氏物语》同样继承先辈们的“真实”传统, 且在更广阔的题材里将“真实”与“物哀”完美融合, 开拓了古典写实主义的新天地。
《源氏物语》成书于11世纪初, 它以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为背景, 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 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成为了解日本平安时期宫廷生活和贵族社会的珍贵史料, 被誉为“十一世纪日本的百科全书”。9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作者紫式部对“真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源氏物语萤卷》中她借源氏之口阐述了自己的物语观:“原来故事小说, 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 但不论善恶, 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 听之不足, 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 必须传告后世之人, 于是执笔写作。这些都是真情实事, 并非世外之谈。”可见, 紫式部主张文学应写真实, 反映人情世故。即使是虚构也应包括真实, 要以典型的艺术形象来真实地反映时代风貌与特征。
以上, 本文结合不同时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就日本古典文学“真实”传统形成与演变过程略作分析, 小结如下:《记纪》的朴素性、《万叶集》的主情性、《古今和歌集》的理论性、《土佐日记》的自觉性、《蜻蛉日记》的纯粹性、《枕草子》的内省性、《源氏物语》的典型性。纵观全程, 始终不易的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且每一阶段都在继承前一阶段精华的基础上, 结合诸多因素, 求同存异。
摘要：“真实”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日本原始自然观、固有神道信仰及语言习惯等密切相关。这一传统自形成以来, 不断继承前期精神的同时, 努力创新, 以多样化的文学体裁为载体, 形成各时期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日本文学,真实,传统
参考文献
[1].叶渭渠著《日本文学思潮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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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传记文学的文学虚构性 第4篇
关键词：传记文学 虚构性 真实性
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为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传记文学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又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它还必须写出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比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它又和普通的人物传记不一样。
文学与历史最初是纠缠在一起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还是中国的《左传》、《史记》之类，都同时肩负了文学和历史的双重重任：在纵向上它是历史，在横向上它又是文学。但是以后的分类越来越趋于精细，文学与历史就渐渐分离了。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历史之树更为精悍，除却了可疑的枝条和花朵；二是文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品格，可以在想象的空间里恣意驰骋。我国史传文学产生的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历史文学的最初形态。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个“传说的时代”。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以口头的方式流传。自从产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便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一部分还经过改造而成为史籍的材料。今天读到的现当代历史著作已经没有似是而非的历史传说了；而我们的文学也不再为历史所束缚，即使名之为“历史小说”，也获得了更大的想象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历史和文学的功能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从而避免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现在我们很少在文学中了解历史了，同样，我们也不再从历史学著作中品味文学的情感意味。而最初的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和小说接近，作者情感融入其中，于是可能就会有虚构的成分。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历史小说以史料和史实为基础，这使它注定只能用客观叙述的写实性创作方法。而创作历史题材类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必然对民族传统的美学风范和艺术韵味有着强烈的好感与共鸣。所以，历史小说从创作方法到审美趣味，都离不开想象，自然就有了虚构的性质。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史传作家，他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几乎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胡适说过，“历史像个小姑娘，任由人涂抹化妆，而文学家很多想充当这个化妆师”。司马迁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呢？他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抒发自己写《史记》的豪情壮志：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失明，孙子膑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段文字表达了司马迁著《史记》的真实目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自《史记》起中国的历史体裁才真正树立了标准，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欧阳修的《新唐书》等，都包含一些较出色的史传文学篇章。
正如《报任安书》中所叙述的那样，《史记》更伟大的地方，则在于司马迁带着的深厚感情。这些带着感情的传记，无疑正是文学中的精品。司马迁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与反抗精神，在宫廷集权的时代里，他正像屈原一样变成了一个罪人。他的一腔不平，顽强的斗争性格，在受了腐刑之后，就只有借着写史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自然，传记文学乃是最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司马迁因此不是客观地写历史，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交织到历史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传记文学并不是完全按照历史所写的，而是作者眼中的历史。正如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离骚》是楚辞，属于诗的范畴，是讲求想象的，而史是要求事实的。
《史记》中的文字，由于带着司马迁的主观思想感情，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文学的虚构性。这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故事传统，一方面也形成后来笔记小说的章法结构。《史记》中《游侠列传》、《滑稽列传》，都是由一些短篇汇集而成的。这就是后来笔记小说体裁的由来。至于像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那样壮阔的场面则要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章回小说才能承继那个传统。章回小说的体裁原是从讲史中发展出来的。中国民间讲史之所以盛行，就不能不溯源到《史记》了。
第二类是杂传文学。在《史记》之前，已有《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杂传。《史记》的问世为杂史杂传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段，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文学色彩的杂史杂传，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佚名的《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其艺术特征已近乎小说。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圬者王乘福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以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为传记文学的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作家亦有佳作传世。
时至今日，我们提到一些历史人物时，还往往带有某种个人色彩。就像我们提到曹操时，在许多人心中是一个奸臣形象。但历史上的曹操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这就是《三国演义》给人造成的错觉，这部书影响太大，再加上民间说书艺人的渲染，曹操便脱离了他本身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奸臣的样子。这也就是写书者自身思想感情在里面的体现，这种偏差，在《三国志》中就会少一些。
到了近代，正式的史书和个人的传记逐渐分家；“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创作又从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独立出来──史、传、文三者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传记文学也由传统的体裁向现代的文体演变。因为需要新的探索，也因为新文学作家中很少有人专门创作这种边缘性文体的作品，在一个时期里传记文学显得比较沉寂。由文史学者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被公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此外，像鲁迅的自叙性散文《朝花夕拾》、郭沫若的长篇自传《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革命春秋》等，也可以看作是传记文学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等文体的繁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传记文学出现兴盛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成为流传很广的青年读物。《人物》、《名人传记》等刊物也经常刊登传记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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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第5篇
关键词：传记文学 翻译策略 文化差异
一、词汇的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直译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一致性。对于约定俗成的译名，应遵循规范性和历史性要求，找出其替代词语;如果是纯外来词，没有明确的性质类别，可适当采用音译。广义上讲，音译也是一种直译。
意译强调“神似”，要求灵活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形式将源语言形式进行阐释性说明。当原文在词汇意义、句法结构、文体风格上与译文有较大差异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应当采用意译的方法，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思想、主旨。如：
译文：他对对外传教事业的不懈努力为他赢得了荣誉，为了纪念他，人们在这栋建筑1915年落成时，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思裴堂。
分析：此句中，顺序上与汉语表达习惯有较大出入，如果直译效果会相差甚远，翻译时必须打破其原有的顺序，灵活地处理每一个字词，按照汉语表达习惯进行优化处理，才能达到形神兼备。比如将“be honored”翻译为 “为了纪念他”，翻译时适当采用增词法，把原文中隐含的词在译文中补上去，以便更清楚完整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分析：“pursue this”在此句中采用转性翻译法，根据译文的语言习惯将动词结构转换为名词性结构，意译为 “进行深入的了解”，便一目了然，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原文意思。
译文：在每个港口她都会受到以前主日学校学生们和传教士朋友的迎接，被称赞为“船上美女”。
分析：在英文中，“belle”是美女的代称，翻译时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翻译为“船上的贝尔”，而应根据上下文的风格，译为“船上的美女”。这样既能表达出长相的漂亮，又从客观意义上赞扬其传教事业的崇高之美;同时带有其航行所到之处给当地带来了美好之意。
直译有助于保持原文格调，带有“洋味儿”，而意译则要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表达习惯，调和原文与译文在形式上的矛盾，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不是生搬硬套、逐字照译。直译强调‘留其形’而‘达其意’，意译不是任意增删，不是胡译乱译。意译强调‘传其神’，不需要‘留其形’。两者要求不同，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黄成洲，刘丽芸，2008：29）。在传记文学中，本文语言形式较为随意，再加上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差异较大，译者不能自始至终坚持直译，应根据需要灵活采用意译法，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二、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
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倾向于外显;而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在更多情况下是隐含的（杨林，2007：序言）。分句法与合句法、正译法与反译法、从句译法与长句译法等翻译手段对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意义在于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译文：她做针线活儿时总是在祈求着什么;她努力地工作，恳求能实现自己祷告中的愿望。
翻译的前提是要准确、深入地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灵活地处理上下文的关系，适当地改变句子结构，尊重原作的语言特点和汉语的表达习惯，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原文的美感。
三、文体风格的塑造
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文，所以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追求是必需的且必要的。做到风格表现上的对应，译者需要对原作中的风格标记进行分析和鉴别。原文文本含有民族语言特色及历史典故和宗教信仰，因此带有文化的差异性，翻译时要相应地体现原文的风格，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处理，以实现风格的再创造，从而适应目的语的交流。
译文：他理解话语具有的力量和真实感：“如果点亮每盏灯，让它们排列着稳稳地燃烧发光，哦，那将会是多么闪耀的一条腰带，整个世界都将被照亮。”
分析：从原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引用的句子带有古雅的韵味，通过圣经式的语言来表达祈祷的内容。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很难通过文字形象地表达出原宗教信仰的内涵，但可以遵循原文的风格特色，进行对应式转换，从结构上保证译文与原文的适应性。
译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将于2009年4月出发去中国上海，将亲临思裴堂，缅怀先知，将这上帝之光传递至世界四方。
分析：原文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内容，朴实中带有虔诚的信仰，句句流露出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与激情。翻译时既要表现出传教精神，又要优化语句风格，适当进行异化处理，把读者带到原文的文化背景中，让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份虔诚，从而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
文体风格的塑造，关键在于与原语风格的适应性。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深刻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巧妙地对原文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才能将原文的风格意义再现于目的语中，更好地体现其神韵与意境。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当代价值 第6篇
摘要：《史记》作为文学巨著存在于历史上，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一方面展示了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司马迁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它的独特证明了它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即使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价值。
关键字：史记，传记文学，价值，司马迁所做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所以，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及价值。
首先，《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略古详今，“其言秦，汉详矣”。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许多重大斗争，表现了处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动态，语言精神，思想折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时代记录。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是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着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定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例如：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对于这种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对于要研究的古代经济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它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具有了文明的传承性的不朽之作。
其次，《史记》作为纪传体文学的开端，标志着纪传体文学这种文体的确立。纪传体是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它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有的和小说接近。上古神话及《诗经》中就有了纪传体文学的萌芽,经过由铜器铭文、《尚书》到《左传》、《战国策》的发展,纪传体文学逐渐形成。司马迁著成《史记》标志着纪传体文学的正式确立。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不仅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卓越，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更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指导，纪传体的创立是对于历史的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着重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通过类似于故事的传记来深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运用人物的对话去表现其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比方说，同样是观看秦始皇出巡，对于项羽来说，司马迁用“彼可取而代也”，把项羽没落贵族的神态，及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心理都充分体现出来，对刘邦来说，则用“嗟乎，大丈夫当与此也”把刘邦身上的所代表的平民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跃然于纸上，所有语言为突出人物特征服务。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他开创的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比《春秋》，《左传》那种编年体，更能表现历史活动的面貌，因此被后世正史所沿用。所谓的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纪传体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乃至当今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刚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民的思想在从歌颂新生活、抒发内心感受、探求理想生活的诗歌、散文、小说里走到今天，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的生存状态，由感性走向理性，传记文学正是现实生活和理性思想结合而生的产物。
最后，传记文学所表现的平民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史记》为例，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描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出作者的平民立场。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在当代，这种平民思想也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展现最基本的生活面貌。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社会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勾勒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美好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