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足，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2)曹丕《燕歌行》，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3)
1、曹植：背诵《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起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着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尘路。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和依?
2、简答：曹植前后诗的对比：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特点：主要歌唱他的理想与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写了游侠儿的豪情与壮志。“白马饰金给，连翩西北驰”白马骁勇健美，少年勇武潇洒;“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表现了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宿昔秉良弓性命安可怀”表现了他愿为国捐躯、建功立业的心愿。因为曹植少年时很有文学才华，颇受曹操赏识，曾一度欲立为太子。他为人不饰雕饰，流放不羁，过着贵公子的豪逸生活，具有满腔的建功立业的抱负。
后期作品虽然仍有报国之心，但有忧生之嗟、愤激之情的流露。比如《野田黄雀行》
(4)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阮瑀、徐干、刘祯、应玚。其中王粲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
(5)“建安风骨”：：指建安诗歌的风格特色，所谓“风”主要指建安诗歌反映社会**，抒写理想壮志的现实内容，“骨”主要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两者结合指建安诗歌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刚健的特点。建安风骨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文学倾向,他们高扬政治理想,展示强烈个性,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时代,形成了慷慨激昂、刚健有力的诗歌风格，所以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6)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山涛、刘彾、阮咸、王戎
背诵阮籍《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心。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相思。
二、两晋诗坛
(1)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一左：左思。 (2)太康文学：“太康文学”之“太康”，是一个“模糊”概念，其所指时段大致上是西晋立国后的大约四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张华、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挚虞等。由于受时代文化习尚的复杂影响，西晋文士的人格往往呈现多面性的特点。在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傅玄比较注意研究文学之体裁风格，陆机则建立了
- 1的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夸张、比喻的运用，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其中既有自然朴素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的律句，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
五、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1)谢灵运诗歌的特色：
1、第一个有意识地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2、富丽精工、雕琢工笔，真实再现山水的客观景象
3、重客观描摹，轻真情实感的抒发
4、诗歌公式化：写水=写山=所闻=所思=堆砌用典=拖一条玄言尾巴
5、有佳句无佳篇
6、描摹了谢灵运人永嘉太守时的江浙一带的风光
(2)背诵《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3)从《拟行路难》其
四、其六，来总结鲍照诗歌的艺术特征
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俊逸豪放，奇矫凌厉”
1、当时鲍照的诗歌被称为“险俗”，“险”：在贵族当权的时代为寒门庶卒鸣不平，如《拟行路难》其六中说“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不仅是为士卒鸣不平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俗”以描摹古代民歌为主明白晓畅，《拟行路难》便是模仿汉乐府而作的诗歌。
2、与那个时候玄言诗山水诗不同的是他继承了建安诗风，慷慨激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将满腔愁闷抒发出来，显得慷慨激昂。
3、他的诗歌大多以七言诗为主，为唐代七言诗打下了基础。
4、具有语言魅力，以“才俊俊逸”著称。《拟行路难》其
四、其六，虽明白晓畅，朗朗上口，但是其中感情充沛，其六中充满亲情的温暖，意味深长。
5、鲍照诗歌分五古与乐府两大类，继承汉魏乐府诗形式及传统，笔力雄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工于写景，长于比兴，声调抑扬顿挫，句式长短不齐;奇特瑰丽，气象雄浑，风格豪迈俊逸，雄恣奔放 ，颇富浪漫色彩。 背诵：拟行路难(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羽
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六、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1)永明体：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叫永明体。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
(2)什么是四声?平上去入
(3)什么是“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旁纽、正纽、大韵、小韵 (4)背诵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5)两谢诗歌比较：同：
1、都是创作山水诗的高手
2、都善于精工雕琢语言，描摹山水景色
异：
1、谢眺在客观描摹山水时，能够将感情融入其中，做到情景交融
的境界，而谢灵运没有。
2、谢眺创作的山水诗已经退掉了玄言诗的尾巴
3、谢灵运是有佳句无佳篇，谢眺既有佳句也有佳篇
4、谢眺的诗比谢灵运更加清新自然。
(6)什么是宫体诗?：南朝梁代为宫廷创作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宫体之称始于萧纲入主东宫时。就其内容而言主要以宫廷生活为描摹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在描写女性时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等。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柔糜缓弱。艺术特点是：
- 3味，对小说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3、史传散文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题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影响了小说的发展。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志人小说)两大类。
(4)志怪：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分为三类：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博物志》
鬼神怪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托名陶潜《搜神后记》
佛法灵异。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
(5)志人：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起，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志人小说的分类：笑话。邯郸淳《笑林》(我国第一部笑话集)，对世态讽刺，开后世
诽谐文字之端。
野史。葛洪委托刘歆做《西京杂记》
逸闻轶事。刘义庆《世说新语》 (6)解释《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各有不同。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门。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正是孔门四科，此书有思想倾向儒学的一面，有谈玄论佛、蔑视礼教的内容。上卷、中卷都是从正面褒扬，下卷有褒扬也有批评。
编撰者是刘义庆，召集门客所作。
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
(7)《世说新语》的艺术特征：鲁迅：“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1) 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 2) 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 “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
3) 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4) 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5) 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2篇
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诗集《野草》 散文集《朝花夕拾》 杂文集16 《热风》 五四时对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 《坟》 五四后对中国历史、国民性的解剖。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揭露与抗争，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而已集》 大革命失败后抗击国民党对革命青年的杀戮。 《南腔北调集》 对“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诘难。
《三闲集》 20年代末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二心集》 30年代初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与新月派的论辩。 《准风月谈》《伪自由书》《花边文学》
对30年代上海半殖民地商业社会的透视和批判。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对明清思想文化学术及儒道各家的审视。 《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抗议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反击中共左倾路线。 《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书信集《两地书》 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上篇
一、《呐喊》《彷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狂人日记》 (一) 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视角
1、 题材：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
2、 视角：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
《药》 华家的精神愚昧。 《故乡》 闰土的心灵麻木。 《祝福》 祥林嫂的恐惧。 《明天》 单四嫂子的孤独空虚。 《在酒楼上》 吕纬甫像苍蝇飞回原地的颓唐消沉。 《孤独者》 魏连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看似胜利实则失败的“复仇”。 《伤逝》 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失去附丽后回到旧家庭中。
对灵魂的拷问，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 (二) 格式的特别结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创新
1、 情节结构模式 ○1看/被看
《示众》系列：表现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及对启蒙的质疑批评。
《狂人》《孔》《明天》《头发的故事》《药》《阿Q》《祝福》《长明灯》《铸剑》《理》《采薇》
○2离去归来再离去
苍凉的绝望，对绝望的质疑、挑战和反抗。
《故乡》 幻景与现实的剥离，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
《祝福》 注定要离开的漂泊者，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 《在酒楼上》 无可附着的漂泊感。
2、 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狂人日记》 打破传统小说结构及叙事方式，两重叙述角度及反讽的结构。
《孔乙己》 三层结构上外在的喜剧性和内在的悲剧性：孔乙己与酒客之“被看/看”;小
伙计旁观并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隐含作者看。
《阿Q正传》 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从有距离的观照到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 《伤逝》 涓生的两难选择，终不免空虚与绝望。
《在酒楼上》《孤独者》 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
3、 继承、突破与创新
含蓄节制、简约凝练的语言。 借鉴西方，吸取传统戏剧美术诗歌小说的艺术经验。 诗化小说(《伤逝》《社戏》)、散文体(《兔和猫》《鸭的喜剧》)、戏剧体(《起死》)
二、说不尽的阿Q：阿Q接受史
三、《野草》与《朝花夕拾》 (一) 《朝花夕拾》
1、“闲话风”：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
对“爱”与“死”的追记与思考。 自然、率真、亲切的韵味。慈爱柔和中蕴藏着深沉的悲怆。《阿长和〈山海经〉》《从》《藤野先生》《范爱农》《无常》《父亲的病》
亦有杂文笔法渗透所表现的批判和嘲讽。 《二十四孝图》《五猖会》《从》
2、“漫笔式”写法
任心闲谈。 题材漫无边际，行文结构随意性，语言“原生味”。 《狗猫鼠》 (二) 《野草》
1、“独语体”
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 逼视灵魂深处并进行哲理思考。
2、意象：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1生存困境与选择 《死火》《影的告别》《过客》
○2个体与他者的紧张关系 《这样的战士》《复仇》其
一、其二《求乞者》 ○3自我命运与形象 《颓败线的颤动》《死后》《雪》《秋夜》《腊叶》
3、现实性：对绝望刻骨铭心的体验。 《淡淡的血痕中》《一觉》
4、艺术特色：紧张焦灼的创作心态，全新的艺术世界。
充满奇峻的变异，华丽而艰涩，诗化、小说化、戏剧化倾向。
三、《故事新编》：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
1、“起死”：古今杂糅的新阐释。
《补天》 女娲创世时的精神苦闷，破坏与创造共生的无奈。
《奔月》 英雄的平庸化，冷落背弃和倦怠寂寞。对先驱者命运的思考。 《理水》 古今一炉的“油滑”。 《采薇》 “先王之道”的本相。
《出关》 老子哲学的本质。 《起死》 神圣哲学的戏谑化。杂文的眼光、手法、语言。
2、庄严与荒诞：互补与消解。苦涩的幽默，洒脱后的悲凉。
《补天》 女娲的伟大和后人的荒诞。 《铸剑》 万民观瞻的狂欢消解复仇的神圣。 《理水》 夏禹凯旋成为无聊的谈资，上层世界与平民世界的对立以合一为结局。 《非攻》 墨子止楚伐宋后一系列的倒霉遭遇。 二散文 第一个十年
一、《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918.4《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
1、杂文的盛行
短小精悍的社会文明批评。 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 “化传统”。
2、《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论战批判色彩浓厚的急就章。
对现实作敏锐的反应，体现“五四”的青春精神，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新青年》《莽原》《语丝》(后分化出“言志派”)
李大钊 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结合。《青春》《新纪元》
陈独秀 充满战斗意气，激烈畅达。《偶像破坏论》《反抗舆论底勇气》 钱玄同 批评儒家思想，痛快淋漓的文字。《随感录四十
四、四十五》 刘半农 寓庄于谐，更有艺术性。《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 鲁 迅 《新青年》主将，《语丝》派坛主，散文诗鼻祖
二、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1、周作人
于抗争的小品文之外分出闲适、知识性的一脉。 ①“美文”和“言志” 引入“美文”的概念。
提倡抒发个人性情的“言志”小品文。 ②闲谈体
借鉴明人小品和外国随笔，形成自然隽永、平和冲淡的风格。 《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蓬船》
涩味和简单味，选材平凡而别有情趣，也有“中年心态”的落寞颓废。 ③“文抄公体” 30、40年代
常兼两种文体之美，古雅遒劲。 《游山日记》《关于傅青主》《无生老母的信息》
2、其他作家 ①俞平伯
《杂拌儿》《燕知草》 《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朦胧空灵的意境，远离现实的玄理和感伤。以旧格调自享。 ②钟敬文
《荔枝小品》 平远清隽的美学追求。 《荔枝》《茶》《黄叶小谈》 咏物小品。 《钱塘江的夜潮》《太湖游记》 情思清朗。 ③冯文炳
专写农村乡镇的宁静生活和对小人物的同情。
初以冲淡为衣，小说和散文融合，注重意境。后追求朦胧，陷入“废名气”。
二、冰心、朱自清和文研会作家散文
1、冰心
“小诗”味散文，青年的共鸣和模仿。 ①空灵清丽的风致
行云流水的文字，倾诉真情的温柔和忧愁，“爱的哲学”。 《往事
(一)七》 雨中荷花和母爱主题。
《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 山与海的对比。 ②文体的自觉追求
“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
《往事》其二
(八) 文言的典雅凝练加适当“欧化”，婉转流动。
2、朱自清
娴熟使用白话文创作的典范。 缜密婉转中温柔敦厚的气质。匠气。 《背影》《荷塘月色》《儿女》 执著地表现人生。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绿》《荷塘月色》 写景抒情。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
3、其他作家
丰子恺 《缘缘堂随笔》 赤子之心，佛理的渗入，平易淡远和悲悯之色。 梁遇春 《春醪集》《泪与笑》 英国随笔的影响。懒散的绅士风度，标新立异。
许地山 《空山灵雨》《落花生》 宗教气氛的渗入，对人生哲理的探求。 叶圣陶、郑振铎、茅盾 写实的“人生派”，“五卅”时的愤怒呼喊
瞿秋白 《饿乡纪程》《赤》 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 叶圣陶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炽热的反帝激愤，急雨般节奏。 《藕与莼菜》 对故乡的情思，平淡从容。
郑振铎 《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 沉痛的感情和质朴的语言。 《山中杂记》 真率、俊逸。
茅盾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
《宿莽》集 旅日散文，低沉格调。 《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 时代的苦闷和期望，回荡起伏的怅惘。
四、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1、郁达夫
率真、坦诚的自剖式文字，“自叙传”特点。
倾诉自身遭遇，以恣肆的文字喷发激愤，带有时代病的感伤。 《归航》 离日返国时的复杂心情，无所顾忌的文字。
《还乡》《还乡记》 对社会贫富不均的强烈不平，渗透着遁世思想。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鼓动青年反叛，惊世骇俗的冲击力。 《一个人在途上》 感人肺腑的至情。
2、郭沫若
《月蚀》《卖书》 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的悲愤呼叫。 《路畔的蔷薇》 青春的欢悦与离乡的孤寂。
五、“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1、“语丝”派 ①“语丝文体” 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杂感。“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任意而谈，无所顾忌”。 也有抒情小品的佳作。 孙伏园《伏园游记》川岛《月夜》 ②林语堂
最热心提倡幽默小品的散文家之一。后创办《论语》而分化。 《剪拂集》 讥刺的盔甲中每每包含幽默。
2、“现代评论”派 ①徐志摩
自由而华丽的散文文体，多冥想型小品。
《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浓得化不开”》 快如闪电的感兴，刹那灵感的流动。繁复华丽。 ②陈西滢
《西滢闲话》 贵族化立场，但行文流畅，富幽默感。
第一个十年
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诗界革命”的演变
梁启超 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
黄遵宪 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内，其调整与改良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摹仿。
2、胡适对新诗的理论倡导 针对梁启超的后退之处。
○1“作诗如作文”
受黄遵宪的启发，比宋诗对唐诗的变革更进一步。
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对传统有组织的反叛。
○2“诗的经验主义”
“有我”与“有人”的“言之有物”。
强调主体的性情与见解，与平民的沟通交流。“平民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3、“《学衡》派”：反对诗体的解放
“新材料与旧格律”结合的理想。对“诗界革命”的呼应。于早期象征派获得某种回应。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1、新诗阵营的发展
①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
②作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诗》月刊 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中国新诗社”，叶绍钧、刘延陵、朱。
2、胡适《尝试集》
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摸索、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
《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 具备现汉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
3、早期白话诗特征
○1作品
沈尹默 《三弦》《月夜》
俞平伯 《冬夜》 旧文学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旧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
周作人 《小河》 打破旧镣铐的“欧化”诗风。
朱自清 《毁灭》 追求“平常”的倾向。
○2特征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兴。 客观写实和主观意志。 散文化和平实风格。
歌谣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1、创造社诗人的理论和创作
○1成仿吾 《诗的防御战》 抨击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强调诗的抒情本质。
○2郭沫若 《论诗三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3《女神》对新诗发展的贡献 “诗体解放”的极致，“五四”精神的充分体现;诗的抒情本质和个性化的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
2、湖畔诗人：历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 《湖畔》
1922 汪静之 《蕙的风》
1923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 《春的歌集》
天真开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伊底眼》
3、小诗体
冰心 《繁星》《春水》 宗白华 《流云小诗》 徐玉诺、何植三
即兴式短诗。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表现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内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冯至《昨日之歌》
○1艺术的节制
明净的形象。激情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涵于简单叙述。 《蛇》《雨夜》
半格律体。整饬、有节度的美
○2哲理化诗情 沉思的调子，幽婉的风格。
○3叙事诗 《帏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
四、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主张
刊物阵地 主要诗人
《晨报副刊》“诗镌” 闻、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1新诗的自觉
“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 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 “使新诗成为诗”。
○2“理智节制情感”
“非个人化”倾向。 针对早期新诗中滥用的直书胸臆、极端感伤主义。受巴那斯主义影响，也与传统抒情模式暗合。
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 闻一多《口供》 蕴藉含蓄，鲜明的形象性。
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加强。 叙事诗，戏剧化、小说化，不露声色的客观态度。
○3新诗格律化
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区分新旧格律。
2、闻一多
○1思想内涵
新月派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尖锐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红烛》《死水》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东方主义文化观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
○2个性风格
矛盾的张力。 《春光》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 《心跳》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不平静。《你莫怨我》 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
沉郁的风格。 《发现》郁结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个性/才华/追求的统一，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徐志摩式意象。 《雪花的快乐》《黄鹂》《为要寻找一个明星》《落叶小唱》
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雪花的快乐》
4、朱湘 《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
《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 对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叙事诗创作。 《王娇》《猫诰》。
五、“纯诗”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1、“纯诗”：诗歌观念的变化
从“表达”功能转向“表现”功能。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诗的领域是“纯粹的表现的世界”;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
○2王独清《再谭诗》 突出“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的交错。
○3早期象征派
将“诗的贵族化”发展到极端。东西方诗歌“沟通”理想。其诗歌观念和表现的“内转”是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也是向传统诗词的靠拢。
2、李金发 《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多远取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
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3篇
与此相反的意见是完全否定文学和哲学的任何关系。在一篇题为《哲学和诗欧》的讲演里，搏厄斯非常直串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速诗。’(讨论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从艾赂特的观点看，“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思考”。：人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同意博厄斯的观点，即多数诗歌(他所谈的似乎主要是抒馈诗)的理性内容往往被夸大了。如果我们对许多以哲理著称的诗欧做点分折，就常常会发现，其内容不外是讲人的道德或者是命运无常之类的老生常谈。象勃朗宁那些维多利亚诗人们的作品中玄妙的句子,曾经给许多读者以启示，但今天看来，不过是原始真理的袖珍版而已。即使我们可能从诗中抽出某些一般性的命题，象济慈的“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之类.但我们仍然需要尽力去分辨这一可以转换的命题究竞耍讲什么，只有当我们读一首诗，达首诗用具体的
形象描述艺术骸力的永久和人类感情以及自然事物的美的短暂，在结尾看到这样的句子，才能获得明确的概念。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寨结它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
当然，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纪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知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股观点。
近几十年来，一批美国学者潜心研究这些问题，他们把自己的方法叫做“思想史的方法”。就洛夫乔伊创立的特殊的、有限的方法看，这一术语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误解。洛夫乔伊在《存在的大链条》一书中出色地论述了达一方法的有效性。这本书追溯了从拍拉图到谢林的自然观的发展，探索了思维的各种方式狭义的哲学、科学思想、神学、特别是文学。思想史的方法和哲学史的方法在两个方面有区别。洛夫乔伊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大思想家，而把他自己的“思想史”的研充范围扩大到小思想家和诗人，因为他认为诗人是从思想家衍生出来的。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这两种方法的不同，即哲学史研究大的思想体系，而思想史研究单元的思想，也就是把哲学家的体系分解成小的单元，研究其个别的题目。
洛夫乔伊在《存在的大链条》等书中提出的思想史的方法虽然放大家一致遭奉为个别研究的基础，但从总体看却是不足估的。哲学概
念形成的历史只能用于哲学史的范畴，黑格尔和温德尔班很久以前就把这类哲学概念包括在哲学史内。当然，只研究单元的思想而排除整个的体系是片面的，这正如把文学史的研究限定在诗歌技巧史、诗歌的用语或意象的范围内，忽略其有机的整体性和对特定作品的研究一样。“思想史”只是研究一般思想史的一种特定的方法，而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这样说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洛夫乔伊把严肃的反映现实的文学中的思想大多称为“稀释的哲学思想”就可以明白。
尽管如此，“思想史”的方法一定仍会受到研究者的欢迎，这也不仅仅是因为深入理解哲学史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从间接的方面理解文学，还因为洛夫乔伊的方法对于大多数思想史家过分的理智主义是一个反动。这一方法承认，思想、或者至少不同思想体系的选择常常是由假设来决定的，或多或少是由无意识的精神习惯来决定的。它承认人们在接受思想的过程中由于敏锐地感到各种形而上的悲苦而有所不同;它承认思想往往表现为一些关联词和虔诚的短语，因此，必须从语义学的角度加以研究。施皮策在许多方面不赞成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的方法，但他自己在研究诸如milieu、ambiance、Stimmung等词的语义及其在历史上引起的所有联想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将理智史与语义学史结合起来的好例子。最后，洛夫乔伊的方法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它十分明确地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研究中民族与语言的界限。
对于表达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中某种知识的诗文所作的评注，其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此外，文学史，特别是论到帕斯克尔、爱默生、尼采之辈作家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理智史中的问题。而文学批评史如果只讲其本身的问题而不论及同时代的创作，简直就可以说是美学思想史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文学是反映了哲学史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中充溢着文艺复兴的拍拉图主义，斯宾塞写了四首赞美诗，描写从物质升华为天上的美这种新拍拉图式的哲学精神，在《仙后》中解决“无常”与“自然”的争执时，他显然站在永恒的、不变的秩序方面。在马娄的作品中，我们听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的无神论与怀疑论的回响。即使在莎土比亚的作品中，也可以从许多地方找出文艺复兴的拍拉图主义，例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尤利西斯那段有名的讲演，还可以找到蒙田和斯多葛哲学的影响。在研究邓思的时候，我们既可以看到当时新科学对他的感受能力产生的影响，又可以看出他对神父和经院哲学家有深刻的了解。弥尔顿本人对神学和宇宙起源学说颇有研究，有人解释论他从东方思想和当时的相信灵魂死亡的宗教派别吸收了营养，把物质主义和柏拉因主义的成份结合了起来。
德荣登也写了哲理诗，这些诗详述了当时神学界与政治界各自的论争，无疑表明他熟悉信仰主义、现代科学、怀疑主义和自然神论。汤姆逊可以说是牛顿学说和夏夫兹伯里理论体系的详述者。蒲伯的《论人》中充满了哲学观点;柏雷把洛克的观点写入了他的六音步诗
行中。斯泰恩是洛克的热烈的崇拜备他在《商第传》中从头至尾采用了洛克关于联想和心理延续的观念，以便达到喜剧的效果。
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中，柯勒律治本人是一个有雄心、有见解的技术哲学家。他仔细地学习了康德和谢林的哲学，诠释了他们的观点，虽然他的注释有时是缺乏批判的。通过柯勒律治，许多德国哲学与新拍拉团主义的观点进入和重新进入了英国诗歌的传统，尽管他自己的诗作似乎很少受他系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华兹华斯的诗中也可以发现康德的影响，有人认为诗人是心理学家哈特莱亲近的学生。雪菜最初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及其英国弟子戈掐温(w.GodwlE)的影响，但后来他把斯宾诺莎、伯克利和柏拉图的思想揉在一起了。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和宗教的论争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丁尼生和勃朗宁的作品中。史文朋和哈代反映了当时悲观的无神论思想，霍普金斯则显出了缅考特斯对他的影响。乔治.爱略特翻译了费尔巴哈和斯特劳斯，肖伯纳读过勃特勒和尼采。多数近代作家读过弗洛伊德以及有关他的论著。乔伊斯不仅熟悉弗洛伊德和荣格，而且熟悉维科和布鲁诺，当然还有托马期.阿空那，乔治的作品则浸透了通神论、神秘主义，甚至伯克利的哲学思想。
在其它民族的文学中，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很可能更丰富。关于但丁的神学有无数的解释。在法国，吉尔森运用他对中世纪哲学的学问来注释拉伯雷和帕斯克尔的作品片段。。阿扎尔在十七世纪末写的《欧洲意识的危机》中，十分机巧地探索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在稍后的著作中，他还研究了启蒙思想在整个欧洲的确立。。在德国，许多
人研究康掏思想对席勒的影响、歌德与普罗提诺及斯实诺莎的关系、康德对克莱斯特的影响、黑格尔对赫勃尔的影响之类的题目。的确，德国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合作常常是极为紧密的，特别是在浪漫主义时代，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诗人们生逢同时，他们彼此关系之密、影响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甚至象荷尔德林这祥的纯诗人都认为系统地思索事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人就更不待言了。在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般被入看作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甚至连普希金也被说成是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智慧。象征主义运动时期，在俄国兴起了一个“玄学派批评家”的流派，他们从自己独特的哲学立场出发来解释文学。拉扎诺夫、梅连兹科夫斯基、溜斯托夫、贝加叶夫和伊万诺夫全部撰写论随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有关他的文章，”他们有时仅仅把他作为宣讲自己学术观点的材料，有时又把他贬为一个体系，间或也把他说成是一个悲剧小说家。
在这类研究终结，或者说开始的时骸，有些问题还必须提出来，这些问题并不总是回答明白了。哲学家的思想在诗人的作品中引起的反响，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解释一个作家的观点，特别是象莎土比亚这样的剧作家?诗人与其它作家的哲学观点究竟清晰和系统化到何等的程度?如果假定一个较早时代的作家持有一种个人的哲学观点，甚至感到需要它，或者生活在鼓励这种个人见解的模式并对它感兴趣的人们中间，难道不是常常造成大谬特理的时代错误吗?文学史家不是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作者的(特别是近代作者的)哲学信仰的一致性、清晰度和范围吗?
即便我们说，有的作家有非常态的自我意识，甚至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们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 诗，我们仍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一首诗中的哲理愈多，这首诗就愈好鸣?难道可以根据诗歌所吸收的哲学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优劣吗?或者可以根据它在自己所吸收的哲学中表达的观点的深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吗?难道可以根据哲学创见的标准，或者根据它调整传统思想的程度去判断诗歌吗?艾略特更喜欢但丁，而不是莎士比亚，因为在他看来，但丁的哲学似乎比莎士比亚的哲学更完善些。一位名叫格劳克纳的德国哲学家曾经争辩说，诗与哲学分离的状况没有比在但丁的作品中更明显的了，因为但丁把一种已经完成了哲学体系丝毫不加变更地照搬过来。历史上确留有过哲学与诗之间真正合作的情形，但这种合作只有在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人那里才可以找到，象古希腊苏格拉底之前的恩培多克勒、文艺复兴时期的费希诺与布鲁诺，就是这样的例子。费希诺与布鲁诺既写诗歌，又写哲学论著，也就是哲理诗与诗的哲学。后世的歌德也是如此，他既是诗人，又是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
但是，难道这种哲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的准则吗?难道因为蒲伯的《论人》在适段检查时可以看出有根有据、前后一致的拆哀主义，而从整体看却藏上了一层选样的不连贯的色彩就该道到非议吗?
雪莱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曾从原始物质主义进步到相拉图式的理想主义，难道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较好的诗人或较差的诗人吗?有一种印象是，雪莱的诗是单调的、乏味的，这似乎表现
了新一代读者的经验，难道只要说明他的哲学在当时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明他的作品达一段或那一段并非没有意义，却暗示出当时科学或伪科学的概念，就可以证明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吗?“所有这一切评判的标准无疑都是误解造成的，都是由于混淆了哲学与艺术的功能，误解了思想进入文学的真正方式而造成的。
在德国出现的某些方法中曾经陈述了反对把哲学方法过分理智化的意见。温格尔(运用狄尔泰的思想)曾十分明确地为一种早就存在并长期使用的方法辩护，尽管对这一方法从前并未做过系统的探讨。”他提出，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段态度。诗人通常非系统地回答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但诗的回答方式随时代与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温格尔随意地将这些问题分了类。命运问卧指自由与必然、楷神与自然的关系;宗教“问题”，包括对基督的解释，对罪恶与拯救灵魂的态度;自然问题，既包括对自然的感侵之类的问题，也包括神话和巫术之类的问题。温格尔的另一组问题称为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概念、人与死的关系、人关于爱的观念。最后还有一类是社会、家庭、国家问题。研究者通过作家与这类问题的关系来研究他们的态度，并在某些情况下从假定的内在线索助发展来探索这些问题的历史。雷姆写了一部巨著论德国诗歌中的死亡，克鲁克蜜恩的著作论及了十八世纪和浪漫主义时代爱的观念。
也有用别的语言写成的类似的著作。普披兹的《浪漫主义的痛苦》可以说是一部研究性与死亡的专著，这点从其意大利文的书名《浪漫
主义文学中的肉欲、死亡和魔鬼》就可以明显见出。路易斯的《爱的寓言》不仅是一部研究寓言史的类书，而且还大量论及了历代人们对爱情与婚姻态度的演变。台奥多尔.斯宾塞著有《死亡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一书，书中的引论部分追溯了中世纪关于死亡的观念，并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死亡的观念作了对比。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中世纪的人最害怕突然的死亡，因为这种死亡使人来不及准备和后悔，但荣田就开始认为瘁死是最好的死亡了，可见他已完全摒弃了死是为了再生这样一种基督教观点。非尔柴尔德根据诗人宗教感情的炽烈程度来分类，从而探索了十
八、十九世纪宗教思想的潮流。在法国，勃莱芒的《十七世纪法国宗教思想史》就从文学中吸收了大量的材料;蒙格龙和特阿尔对法国革命者的感伤主义，以及对自然的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情绪和好奇心做了十分精采的研究。
假如逐条检查温格尔提出的问题，人们必然合看出，其中的一些问题显然是哲学与思想问题。按照锡箔尼的话来说，诗人只不过是解释这些问题的“通俗哲学家”。而另外一些问题则算不上哲学与思想问题，反倒应该肩于感情与情绪史的范畴。有时思想问题与感情问题则纠缠在一起。人对自然的态度就既受宇宙观与宗教思想的影响，又宜接受美学思考、文学惯例的影响，甚至可能受观察方式的生理变化的影响。2。对于自然景物的感触，旅行家、画家、园林设计家固然起决定作用，但在弥尔顿或汤姆逊等诗人和夏多勃里昂及拉斯金等作家笔下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要写好一部感情史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感情这个东西是难以捉
摸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德国人肯定夸大了人类感情的变化，并给这些感情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整齐得令人生疑的体系。然而人类的感情确实在变化最低限度有它自己的惯例和习俗。巴尔扎克曾经饶有趣味地评述了于洛先生对待爱情那种玩世不恭的典型的十八世纪式的态度，同时显示了复辟王朝时期代表具有新精神的柔弱的女子和“慈善会女会员”的玛京弗太太对待爱情那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文学史上十八世纪的读者和作者感动得泪如涌泉的事是屡见不鲜的。盖勒特是一位有一定理智与社会地位的德国诗人，他曾在一封信中夸耀说，“为了格兰底森和克莱门泰因的分离他曾大洒同情之沼，直到手帕、书、桌子以至地板都被泪水浸湿，才止了悲泣;甚至连约翰逊博士这位并非以心慈面软闻名的人也往往沉溺于眼泪与感伤情绪的倾泻中，和我们的当代作家，或者那些理智派的当代作家相比，他的感伤确实显得太没有节制了。
在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中，温格尔的理智性不强的观点也有其优越性，因为它要获得的是一种不太明确、不太公开的态度与思想。因此，它冒的风险较小，不致把一件艺术品的内容分割、瞎扔为一纸纯粹的声明和公式。
对于这类思想、感情的研究促使一些德国哲学家尝试把它们化成几种类型的世界现的可能性。“世界现”是一个广泛采用的术语，它包括哲学思想与感情态度两方面。在这一研究中最负盛名的是狄尔亲，他在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实践中，经常强调思想与经验的不同。他发现思想史中有三种主要的类型：实证主义，其根源是赫拉克利特、
卢克莱修，包括霍布斯、法国百科全书派;现代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及客观唯心主义者，包括赫拉克利特、斯宾诺莎、莱布尼获、谢林、黑格尔;二元唯心主义、或称“自由唯心主义”，包括柏拉图、基督教神学家、康德和费希特。第一类哲学家以物质来解释精神，第二类哲学家把现实看作是一种永恒的真实的表现，不承认存在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第三类哲学家认为精神与自然是相对独立的。随后狄尔泰就把不同的作家分别归入这些类型中：巴尔扎克与司扬达属于第一种类型，歌德属于第二种类型，席勒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归类法不仅仅是建立在作家有意识地坚持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而且据说可以从最无理智的艺术中演绎出来。这些类型还可以与心理学的一般概念联系起来：现实主义与理智占优势的心理相联系，客观唯心主义与感情占优势的心理相联系，二元唯心主义则与意志占优势的心理相联系。
诺尔曾致力于将这些思想史的类型运用到绘画与音乐上。按照他的分法，伦勃朗和鲁本斯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泛神论者;委拉凯委兹和哈尔斯等是现实主义者;米开朗基罗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柏辽兹属于第一类，好伯特属于第二类，贝多芬属于第三类。对于绘画与音乐进行这样的分类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它暗示这些哲学类型同样也可以存在于没有明确的理智内容的文学中。温格尔力图要表明这三种类型的差异照样适用于诸如英里克、迈耶、里连克隆写的那些抒情小诗。他和诺尔想要证明“世界观”可以在文体风格中找到，或者至少在那些没有直接理智内容的小说场景中找到。这里，他们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基本艺术风格的理论。瓦尔泽尔曾力图将它与沃尔弗林的
《艺术史原则》以及更简单的类型学联系起来。
人们对这些思考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越，在德国出现了上述理论的许多变种。这些理论也被运用到文学史中。例如，瓦尔泽尔就看到在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或者说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有一个进化过程，这个过程从第二种类型(歌德和浪漫主义者的客观唯心主义)开始，通过第一种类型(现实主义)，逐渐演变为意识到世界的现象性的印象主义，最后到第三种类型的代表，即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二元唯心主义。瓦尔泽尔的论述不仅说明这种演变是存在的，而且说明这种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符合逻辑的。泛神论在某一阶段导致了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导致了印象主义，印象主义的主观性最终汇入了一种新的唯心主义。瓦尔泽尔的论述是辩证的，终究是黑格尔式的。
对这一论述持有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则怀疑它的统一性与可取性。它怀疑第三种类型的严肃性。例如，温格尔本人就曾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以歌德为代表的一种和谐的类型和以波默、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一种辩证的类型;对“实证主义”的类型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但和这种对具体的分类不同的看法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接受这一理论之后对它的整本产生的怀疑。这种类型学的全部内容只能导致把整个文学置于三个或者至多
五、六个类型的标题之下。诗人的具体个性及其作品被忽略，或者被减缩到最小的程度。从文学的角度看，把布莱克、华兹华斯和雪莱这样极为不同的诗人归入“客观唯心主义者”一类，似乎不会有什么结
果。把诗歌史变成三种或多种世界观的排列结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最后，这种理论还暗合了一种激进的、过分的相对主义。它的意思必然是这样：三种类型有相等的价值，诗人只能据他自己的气质选择三者之一，或者采取某种完全非理性的、指定的世界现。换句话说，这里只有这么多类型，每个诗人都是这些类型之一的图解者。当然，从整体上说，达一理论是建立在一般哲学史的基础上的，它认为哲学与艺术之间有紧密的、必要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某个作家身上，而且表现在一个时期的文学和整个文学史上。
我们有必要对精神史的观点做些探讨。
“精神史”可以广泛地用作理智史的一个替补术语，也就是洛夫乔伊所谓的思想史;这一德文术语和英文相比理智化不太强，因而具有优越性。“精神”这个文字使用的意义很广，能够包括上述许多后于感情史的问题。但“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全部的联系并非象人们期望得那样多。在德文中，“精神史”通常被理解一种更特殊的意义：它假定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目的是要“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完教直到它的衣装服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
精神史假定人的文化和其它一切活动都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科学之间是完全平行的。这种精神史的方法起源于施勒格尔兄弟提出的一些假设，并有象施本格勒这样最知名、最狂妄的解释者。但也有一些埋头学问的实践家，也即一些职业文学史家，他们
大都用这一方法来处理文学材料。其处理的方法各不相同。从考夫(他以从理镀到非理性再到黑格尔式的综合的辩证运动的术语研究1750一1830年间的德国文学史)的相当冷静的辩证法到塞萨尔兹、多依奇拜因、斯蒂芬斯基和迈斯纳的奇异的、诡辩的、假神秘的、咬文嚼字的研究应有尽有。这一方法大体说来是一种类比，倾向于强调某一特定时代事件或作品的各种差异而忘记它们的各种相似，倾向于强调某一特定时代事件或作品的各种相似而忘记了它们的各种差异。根没主义与巴罗克时期为实践这种理论的各种独出心裁的活动提供了极为可观的场地。
迈斯纳的《英国巴罗克文学中的精神学基础》(193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把这一时代的精神界定为对立倾向的冲突，并紧紧围绕人类从技术到探免从旅游到宗教的一切活动来论证边一公式。他把材料十分整齐地归入对立的范畴内，例如：扩展与集中、宏观与微观、罪恶与拯救、信仰与理性、专制与民主、“反构造
学”与“构造学”等。通过这种普遍的类比，迈斯纳得出了十分得意的结论：巴罗克时代在各个方面表现了冲突、矛盾和紧张的状态。像他的同道们一样，迈斯纳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明显而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否也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其它时代找到与此相同的对立情形?他同样没有问一问：我们能不能把完全不同的对立对象强加给十七世纪?即使仍然按照他上述从广泛的阅读中引出的那些对立的范畴，有没有这种可能?
与此相似，考夫那些大部头的著作把所有的一切都简化为“理性
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以及二者的综合，即“治漫主义”。在考夫的著作中，理性主义迅速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意义，即“古典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则获得了狂氰运动那种松散的形式意义，德国的治没主义则被迫成为它们的综合。此外，德国还有许多书是讲这类对照的：卡西尔那本分外清醒的《自由与形式》，塞萨尔兹那本转弯抹角的《经验与思想)。都属此类。在某些德国作家那里，这些思想意识的类型要么与种族类型紧密相连，要么就渐化入种族类型中：德国人，是具有感情的种族，而拉丁人是具有理性的种族，这些思想类型还可以和心理学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如象通常那样划成恶魔船的与理智的对立类型。他仍还认为，思想类型可以和风格的概念互谈：即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风格与巴罗克式和哥特式的风格混为一队，然后引出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在此体系中，人种学、心理学、思想意识和艺术史混杂成一个纠缠不危难以分辨的状态。
但是，假定一个时代、一个种族、一件艺术品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则是大可怀疑的。艺术间的平行论只有在许多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哲学与诗之间的平行论甚至会招来更多疑问。这只要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鼎盛时代的哲学便可以明白，当时英国与苏格兰的哲学中充斥着普通哲学与功利主义。即便是哲学与文学似乎联系最紧密的时代，真正的统一也远没有德国“精神史”中所设想的那样确定。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研究多半是在密希特、谢林等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指引下进行的，而研究者又是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和诺伐旦斯这些归属难于划定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既无重大意义，又没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诗人，或戏剧家，或小说家与当时哲学的关系往往是十分淡薄的(象霍夫曼和那位传统的天主教徒艾兴乡夫的情形就是如此)，或者对那些杰出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们抱敌对态度，例如，里希特就攻击过费希特，克荣斯特认为康德令人难于忍受。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哲学与文学问的盟密关系只能在诺伐里斯与施勒格尔的作品片断与专题论文中找到，他俩都是费希待的门锭，其论点在当时常常无法发表与具体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什么关系。
哲学与文学间的紧密关系常常是不可信的，强调其关系紧密的论点往往被夸大了，因为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想、宗旨以及纲领的研究上的，而这些必然是从现存的美学公式借来的思想、宗旨和纲领只能和艺术家的实践维持一种遥远的关系。当然，对哲学与文学问关系紧密的怀疑并非要否定它们之间存在的许多联
系，甚至某种程度的相似。这些联系与相似由于一个时代的共同社会背景给予它们的共同影响而获得了加强。然而即使认为它们有共同社会背景的说法也是不牢固的。哲学往往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培育倡导的，这个阶层在社会联系与出身方面可能与诗歌的作者很不相同。哲学比起文学来与教会和学院有更多的一致性。象人类所有的其它历动一，样，哲学有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辩证法：在我们看来它的分支与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关系并不象“精神史”的许多实践家们认为得那样紧密。
当“时代精神”变成一个神话式的整体变成一个绝对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问题的指针时，用这种精神来解释文
学的变化就显得漏洞百出了。德国的“精神史”通常仅仅在下述两方面获得了成功，一是把批评标准从一种系列(或一种艺术或哲学)移植入文化活动的整体中，二是用含混不清的对立的术语。如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或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类来解释时代及其文学作品的特征。“时代精神”的概念也常常给西方文明连续性的概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个时代的特征被想象得太分明，太突出了，以致失去了连续性，这些时代的革命被想象得太激进了，这样，那些“精神学家们”最终不仅会陷入地道的历史相对主义(这
个时代与那个时代一样好)，而且还会陷入个性与独创性的虚假概念中。这就会忽略人性、人类文明与艺术中那些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在施本格勒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封闭的文化圈子，这些圈于的发展是致命的，它们处在自我封闭卧但神秘平行的状态。古代被认为不发展入中世纪，西方文学发展的连续性被完全忽略了，或者遗忘了。
当然，这些虚幻的、纸糊的宫殿决不应该掩盖人类历史上或至少西方文明史上的真正的问题。我们只相信一般“精神史”提供的答案尚未成熟也不可能臻于成熟，因为它过分地依靠对照与类比的方法对风格与思想形式之间拉锯式的交替变化的假设毫无批判，错误地相信人类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
文学研究者不必去思索象历史哲学和文明最终成为一体之类的大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尚未解决或尚未展开充分讨论的具体问题：思想在实际上是怎样进入文学的。显然，只要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只有当这
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换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文学中有大量的教喻诗，在这些诗中思想被明确提出，被赋予韵律，饰以隐功或窝言，还有象乔治.桑或乔治.爱略特等人写的思想小诗这些作品中讨论的是社会的、道德的或哲学的“问题”。在思想进入文学的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有象麦尔维尔的《白鲸》这样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整个情节传达了某种神秘的意义。还有象布里奇斯的《美的造嘱》这样的诗，诗人的意图最少是要用一个哲学的隐吻贯穿全篇。还有陀思妥也夫斯易在他的小说里，思想的戏剧性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表演了出来，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人是代表一场思想意识冲突的象派这些坤突同时也是一出个人的戏剧。对于主要人物个人的灾难这一思想灾难的结论是完整的。
但是，这些哲理性的小说和诗歌(例如歌德的《浮土德》或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难道因为它们输入了哲学的内容就可以算是卓越的艺术品?难道我们不要做出结论说这样的“哲学真理”正如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真理一样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吗?哲学或者说思想意识的内容，在恰当的上下文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几种重要的艺术价值：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联贯性。一种思想认识的见解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但未必一定是如此。假若艺术家采纳的思想太多，因而没有被吸收的话，那就合成为他的羁绊。克罗齐争辩说，《神曲》包括了诗、
押韵的神学、和押韵的伪科学相互交替的段
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4篇
印度正在快速崛起，然而，这个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经济增长的南亚次大陆国家依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奇怪国度：它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个羽翼渐丰的核大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它有着历史悠久的反物质主义文化传统，却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是一句在印度宣传海报上随处可见的标语。而事实上，它的确正令世界感到不可思议。多元文化、迥异宗教信仰、不同发展阶段的因素看似无法相容，虽然的确历经了流血和战争，却仍保持共存与调和。许多美好的、不美好的、现代的、落后的、崭新的、陈旧的东西，共同构成了 “不可思议的印度”。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装潢奢华一尘不染的高级酒店并不少见，少见的是，即使在这样的高档酒店，停电也是常事。印度政府正在全国推进统一身份证计划，准备给12亿国民每人发放一张包含个人眼球和指纹信息、具有极高防伪性和技术含量的身份证;印度的航天中心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发射月球车;印度有像Infosys和TaTa这样蜚声国际的大企业。而与之共存的，是坑坑洼洼的公路、几乎永远严重超载的运输工具、在城市街头随意“方便”的人们和占人口比率约1/3的文盲。印度有着非常良好的植被状况和生态环境。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德里也是满眼葱茏苍翠，不见钢筋水泥的森林，但见花树繁茂的世界。在德里街头常常能看到随意觅食的猴子、不太怕人的小松鼠、甚至有同事还在类似中国街心花园的地方看见了小野猪。然而，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自来水黄得像啤酒一般，即使烧开了仍无法饮用;食品卫生状况非常恶劣;垃圾堆积和污水横流的景象十分常见印度仿佛一个时刻都要倒下的趔趔趄趄的醉汉，却在经济科技发展道路上以令人瞠目结舌速度突飞猛进。
一、分裂的印度经济
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印度的绝大多数人口，贫民人口也占大多数。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是世界第二大的软件出口国，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印度经济自独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5%，80年代提升为5.6%，90年代中期为7%，2003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更是超过了中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0.4%。2004-2005财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6%，其中建筑业增长率为5.2%，工业增长率为
9.3%，第三产业增长率为8.25%。第二季度的商品贸易增长53.5%，较第一季度的24.6%增长了一倍多，外国直接投资则增长26.8%，印度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这体现了印度发展的矛盾性。
出现这种情况，要从尼赫鲁政府说起，尼赫鲁议会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向投向为中产阶级而设立的大学，以及建设城市中新的公共医疗机构，导致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人口无法得到发展，即使尼赫鲁曾尝试过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但因为国大党精英分子和高种姓地主的从中破坏，都失败了。而且，印度的种姓歧视也让印度无法实现合作农业这种模式。尼赫鲁因此也在之后让印度陷入严重债务危机。
不过尼赫鲁为印度服务业与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拥护英语教育，使印度在服务业叫中国有了很大优势。他的政府创建的五所包括印度理工学院的工程技术大学，在印度的科技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能做到这一切的，并不是农民，而只是中产阶级们，印
度也就陷入这种两极化的境况。
而在农村，农民还在信奉甘地信条，但在城市中的很多中产阶级眼中，甘地已经过时，这也造成农村人敢于贫穷，排斥现代化，进一步拉大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制造业方面不够发达导致无法为普通人提供工作，服务业和IT行业又需要技术，基础教育发展缓慢，大多数贫民无法得到工作机会，只能干低下的农活。看来，要使大多数人得到发展，还是需要解决工作问题，而基础教育业必不可少。在教育与工作方面，本该发挥作用的政府却无法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的思维依旧只是在政治上而已，由此可见，政府依旧需要在国家发展中树立正确的观念。印度要想脱离贫困，还有很长的路。
二、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印度的种姓制度影响深远，低种姓阶层向来是受压迫的。高种姓构成了上层阶级，由于公务员的世袭制和不可解雇，导致高种姓垄断了政府阶层，因此低种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跟政府对抗的。但要知道，低种姓人口可是比高种姓的多得多，在如今印度的现代化发展下，很多低种姓阶层通过教育与自己的努力在各行业中得到了机会，进而慢慢的在脱离种姓制度的影响。其中产生重大作用的是各低种姓联盟，如全印度亚达夫联盟。在印度也不断的出现平权运动项目。低种姓联盟和高种姓的斗争也更加严峻了，其中低种姓代表玛雅瓦蒂就是代表人物。
而在，北方邦政治舞台上，两个主要的低种姓政党已经超越任何一个全国性政党成为主角了，这都得益于拥有人数优势的低种姓的投票权。奇怪的是，如今又一些低种姓联盟投靠高种姓群体，我只能说，印度的宗教影响依旧深远，高种姓实力依旧强大。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一说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就会想到古吉拉特事件，不管怎么解释，我个人认为这事件是极其肮脏，极其野蛮的，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我是绝不会报有友好态度的。印度教民主主义在印度中更多的只是热衷于政治斗争，他们修改教科书，他们所组成的政党只关注自身地位，而对整个印度的发展没有任何构想，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高种姓的地位，其中国民志愿团与人民党是影响最大的，
抛开暴力，人民党在印度的发展却也发挥不大，因为他们只是为自己私利而存在着，他们更多的只是转移话题，逃避现实问题，崇尚“圣牛”。因为人民党的上台就是为了对抗国大党想其他弱势群体扩大政府公职保留配合，是在**中上台的。而如今，人民党却为了选票刻意亲穆斯林而导致下台，这也够讽刺的，这种政党，真的难以对选民负责，但在印度体系中，人民党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
我看来，所谓的印度教民主主义，更多的只是对权力的争夺，在印度是一时无法更正的，而这也将阻碍印度的发展。
四、印度的官员和尼赫鲁甘地家族
印度政府的腐败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废除了许可证制度，平民眼中，公务员不是人民公仆，而是主子。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垄断+判断=腐败。印度政府效率低，官员职位世袭且几乎都由婆罗门组成，官员不可解雇。因此，印度政府严重的贪污腐败也不奇怪。印度政府无法为大部分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无法提供教学设施，无法提升乡村的医疗质量。但印度不缺粮食，不缺经费，关键在于公务员的思想状况，公众也无法通过投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印度将近一半的补助粮都被偷窃，并且只能通过行贿得到这些粮食。政府出台的免费用水正常确实打着救助穷人的名义服务于富农，因为穷农根本没钱购置抽水设施。而印度政府在空间站的研究却发展迅速，可见，也不是能力问题，还是是态度问题。一个政府，只有抱着为国发展处理的态度才能有所作为。
尼赫鲁家族在国大党中的权力更替与斗争，从中也可看出国大党的兴衰与未来。甘地家
族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创造悲剧的可怜家族而已，真的可以说是一入豪门深似海，从尼赫鲁的世俗化治理，到英迪拉的强势治理，到索尼娅的微笑治理，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发展可以说是印度近代发展的缔造者，尼赫鲁引进了民主主义，却难以真正实现，英迪拉无法拉动经济发展，拉吉夫手下的政党只热衷选票而无所作为，索尼娅推翻国大党孤立主义系统并在2004年大选取胜，似乎印度的民主化发展登上新台阶了。尼赫鲁的世俗主义兼容了宗教主义，这是一种成功，适合印度这个宗教国家，而他遗留下来的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即以精英阶层组成的政府的无私工作来替代基层的社会改革，至今依然存在于国大党的习惯性思维中。但国大党到今无法进行剧烈改革，因为系统是英迪拉简历的，所以印度政府的现状一时还无法改变，可见，历史遗留问题深入人心后要想加以改变，是需要极大执行力和很长时间的。也正因此，印度政府依旧只是热衷于投资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但对已能为大多数人提供岗位的工程却进展缓慢。
当然，不能全是政府的问题，种姓制度的影响深入骨髓，即使很多低种姓已经进入中产阶级了，但他们依旧对存有传统设计的主仆思想，因此，对高种姓他们很多依旧只是逆来顺受，改革的推动力不够大。
不管过多长的时间，甘地家族的影响仍将持续。
五.印度周边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印度教和巴基斯坦充斥着强硬派沙文主义，宗教冲突依旧不断，印巴关系也很微妙，印度政府的孤傲与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有相似之处，对于他们来说，双方是不能妥协的，即使两国人民希望政府间能结束这种争吵。因此，可以看出，印度的崛起并不是他们适应于世界，而是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知识去改变和影响世界，这都处于他们的一种孤傲心理，这也是他们早期与中国，苏联，美国的外交出现问题的原因。而如今的外交政策方面，印度已经展示了他日益增长的全球意识和能力。在战后的阿富汗重建中，印度是第五大参与者，他的触角已经不再局限于他周围的地区。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G-20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保证捐赠2百亿美元用于充实IMF的贷款能力。印度右派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黄金时期，而现今的印度教徒则群龙无首，不知路在何方。然而，他还没有抛弃他的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成员数量还是比较稳定，而且奉行印度沙文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内的一些人也看到了莫迪有成为印度总理的潜力，他众所周知的反穆斯林立场使他争议不断。印度的选民有可能会发现他太具争议，不过仅仅人民党把他视为有潜力竞争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职位的竞选人这一事实就已经暗示他所奉行的这种极为有害的意识形态仍旧大行其道。
同时，少数穆斯林同样也已经变得日益偏激由于印度右翼的毫不妥协和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义的魅惑。一部分激进分子已经与全球性和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伊斯兰组织建立了联系，而且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卷入针对印度国土的暴力活动。不幸的是，除了警告本土有发生武装斗争的可能外，印度的决策者迄今还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从根源上消除这种趋势的上升。面对实实在在的危险，决策者的不作为反过来也给了印度人民党以口实，后者指责印度的世俗主义政党面对少数民族的极端主义时的绥靖心态是犯罪。
显然，这种宗教和种族冲突的长期影响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持续的暴力冲突将对外国投资形成激冷效应，会让印度的领导层疲于奔命，也会损害印度的世俗和民主国家形象。
如今，昔日穷苦的“阿三”正在发展道路上奋勇前进。不久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还保持着榜眼的位置，2009年10月达到了9.8%的水平。贫困人口比例在2004年到2009年之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是权威的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宣布的结果。同时，印度的公司一直奉行全球经营模式。2006年，印度的钢铁巨头拉克西米米塔尔收购了法国的阿赛洛钢铁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和炼钢公司。2008年，印度塔塔集团从美
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5篇
2，诗人应尽可能地把要描写的情景想像成就在眼前，犹如身临其境，极清晰地看到要描绘的现象。
3，关于性格的刻画，诗人应做到：一，性格应该好。二，性格应该适宜。三，性格应该相似。四，性格应该一致。
4，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情节中不应该有不合理的内容，有也应该放在剧外。
5，悲剧模仿比我们好的人，诗人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了原型特有的形貌，在秋得相似的同时，把肖像画得比人更美。
6，恐惧和悲悯可以出自戏景，也可以出自情节本身。使人从这些恐惧和悲悯体验情感的快感。
7，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遭受不幸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悲剧应表现好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境。
8，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第三个成分是苦难。
9，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10，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
11，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各部分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比是得之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顺序和体积。
12，只要剧情清晰明朗，作品的篇幅要以容纳可表现人物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一系列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依次组织起来的事件为
13，所谓性格，就是通过它，我们判断行动者的属类。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必然表现他们的属类。因为人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14，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所有的句子长短、语调最适合讲话，符合责任属性的格律。
《诗学》一书，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335年。
书中的“诗人”，指悲剧作者和史诗作者。
世所公认，《诗学》是研究故事的开山之作。
p63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李按：艺术摹仿生活。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老师提出的“摹仿”学说，得到一个很好的运用。 这句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通俗小说的人重视：要写行动而不是叙述;行动要引发读者的感情。
这一段文字的另外一种译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悲剧是对某种严肃、完美和宏大行为的摹仿，它借助于富有增华功能的各种语言形式，并把这种语言形式分别用于剧中的某个部分，它是以行动而不是以叙述的方式摹仿对象，通过引发痛苦和恐惧，以达到让这类感情得以净化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论诗》，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649.P64
没有行动就没有悲剧。
李按：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行动就没有小说。
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
新手们一般在尚未熟练掌握编排情节的本领之前，即能娴熟地使用言语和塑造性格。
李按：有一些小说作者也是如此。当然，娴熟地使用语言也不容易。我见过的有这本领的人也不很多。
P65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
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第三个成分是思想。第四个成分是言语。
李按：通俗小说也差不多是这样。可能有个因素要插队，这就是“题材”。
P74
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
李按：这话实在，实在得就跟“太阳落下去天很快就黑了”一样，可惜，据我所知，有一些小说作者，只想了个“起始”就动笔，根本就不在乎“中段”和“结尾”的安排。
P79
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总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他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李按：有文不加点，也有情节不可加点。
P97
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当事人的品格应如上文所叙，也可以更好些，但不能更坏。
李按：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主人公设置的指导性意见。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发现了千年万年后编织故事的人还不得不遵循的真理。
P89
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 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者仇敌。
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
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第三个成分是苦难。
李按：我把“突转”叫做“预期的打破”。“发现”可以说是“发现新颖事实”，这事实可能影响人物的命运或情感。
P98
诗人则被观众的喜恶所左右，为迎合后者的意愿而写作。
李按：很多人以为这现象出现才几十年时间。呵呵，古已有之，这古嘛，还是古希腊。
P105
组织情节要注重技巧，使人即使不看演出而仅听叙述，也会对事情的结局感到悚然和产生怜悯之情。 那些用戏景展示仅是怪诞、而不是可怕的情景的诗人，只能是悲剧的门外汉。
李按：不要把怪诞当创新。
接着要讨论的是，哪些事情会让人产生畏惧和怜惜之情。此类表现互相斗争的行动必然发生在亲人之间、仇敌之间或者非亲非仇者之间。如果是仇敌对仇敌，那么除了人物所受的折磨外，无论是所做的事情，还是打算作出这种事情的企图，都不能引发怜悯。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非亲非仇者之间，情况也是一样。 李按：仇敌对仇敌，就好比是我说的“鬼子打鬼子”。
P112
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
情节的解显然也应是情节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应借“机械”的作用。
P118
现在讨论发现的种类。第一种是由标记引起的发现。由于诗人缺少才智，此种发现尽管最少艺术性，却是用得最多的。
第二种是由诗人牵强所致的发现，因而也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
第三种是因为回忆引起的发现，其触发因素是所见到的事物。
第四种是通过推断引出的发现。
还有一种的复合的、由观众的错误推断引起的发现。
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好的应出自事件本身。这种发现能使人吃惊，其导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则组合起来的事件。只有此类发现不要人为的标示和项链的牵强。
李按：发现的关键是“发现新颖事实”，如果发现的事实十分突出，意义十分重要，对其方法的艺术性的要求可以稍低一些。
P125
至于故事，无论是利用现成的，还是自己编制，诗人都应先立下一个一般性大纲，然后再加入穿插，以扩充篇幅。
李按：写大纲，写大纲。盖楼之前要先设计，出蓝图，做沙盘，然后再开工。否则，要么是楼歪歪，要么是楼脆脆，要么是联排狗窝。
P1
31一部悲剧由结和解构成。剧外事件，经常再加上一些剧内事件，组成结，其余的剧内事件则构成解。所谓结，始于最初的部分，止于人物即将转入顺境或逆境的前一刻;所谓解，始于变化的开始，止于剧终。 许多诗人善结不善解，这是不够的;诗人应该谙熟贯通二者的门道。
诗人应该记住我们说过多次的话，写悲剧不要套用史诗的结构。所谓“史诗的结构”，指包容很多情节的结构。
李按：海明威说，一切蹩脚的作者都喜欢史诗式写法。
有很多小说作者也是善结不善解。搞得虎头蛇尾，让人大失所望。
P150
创新词即诗人自己创造，一般人从来不用的词。
李按：每年都会出现很多创新词，只有不到1%的创新词生命力超过1年。大部分创新是“生造”。
P156
言语的美在于明晰而不至流于平庸。用普通词组成的言语最明晰，但却显得平淡无奇。使用奇异词可使言语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所谓“奇异词”，指外来词、隐喻词、延伸词以及任何不同于普通用语的词。但是，假如有人完全用这些词汇写作，他写出的不是谜语，便是粗劣难懂的歪诗。
使用所有类型的奇异词都要注意分寸，因为若是为了逗人发笑而不恰当地使用隐喻词、外来词和其他类型的奇异词，其结果也同样会让人觉得荒唐。
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惟独在这一点上，诗家不能领教于人。
李按：“技术”是可以通过训练学会的东西。“艺术”就是不能教的东西，只能靠领悟、意会、参详。不过我一贯以为，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任何高级艺术，都饱含大量而复杂的技术。
P280。下面这3句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是注译者陈中梅的解释。
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政府鼓励公民观剧，对荷包羞涩者，还常常给予必要的资助。
李按：在这一点上，我政府最有古希腊精神。
一部作品之所以被誉为杰作，是因为它具体地体现了一些可供人分析、总结、参考和借鉴的东西。 李按：这是悲剧制作者和研究者从理性的角度看。悲剧的消费者则非是。
诗人的工作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技术性的，写诗需要用到大量的本行知识。既然写诗是有章可循的，诗人就可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哦技巧。
中国现代文学笔记范文第6篇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1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党军队的新*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更是让我对当时的人民、红军、毛泽东等等都有了崭新的可谓是颠覆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提到书中关于领袖的描述，就不得不说斯诺对毛泽东的描述中这样写道：“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述，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毛泽东的经历是本书的一大重点，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故事。斯诺写到“毛泽东每天工作十
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
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的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成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读到这段的时候，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逃课、迟到的比比皆是。好多大学读书的风气早已荡然无存，大家上大学似乎都只为了文凭这一张纸，没有人关心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是否真正度过了一个有意义难忘的大学生活。
美国记者西奥多.H.怀特曾对《红星照耀中国》做过如此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一个未知的中国革命，也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成长史更是对当时的人民、当时的社会一种全新的描述。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280年前，红色的中国布满层层谜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革命与战争的重重疑问，孤身一人前往这被人刻意曲解、遭到铜墙铁壁般严密封锁的革命战略根据地。他探索红色中国，将所见所闻一点一滴的真实记录，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近日，我重读经典，内心依旧澎湃不已。整本书以斯诺的第一视角，生动丰富地描述了红色根据地大大小小的人物与事件，他通过搜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与革命领导人进行谈话，运用文字的力量将这段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斯诺的语言很平实，他没有添加过多的修饰性的词汇或者一些美化的文笔，即使朴实无华，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血有肉，带着鲜明的特点。他记录了一些革命领导者的事迹，如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彭德怀、徐海东等，对主要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叙述，如苏区教育(比如红军大学)、人民抗日剧社、长征、西安事变等。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对国*党政府的暴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横亘在漫漫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有了更具象的把握，对立志救民于水火、避免我亡国之祸的革命先驱更加心生敬畏。
斯诺对革命者的描写狠狠地驳斥了国*党，他们一直对外宣扬鼓吹共产党人为“狂热分子”、“无知土匪”、“强盗”。书中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对周恩来的着墨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除此之外，还有黄埔军校毕业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林彪;使地主乡绅闻风而逃的贺龙;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洛浦、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等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通过他的叙述，我仿佛看到无数仁人志士在战火纷飞的根据地，用火一般的热情与铁一般的意志，百折不挠，自信乐观地坚持着自己心中那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是一群有气质、有风度、有抱负、有力量的领导者!
一幕幕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虽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却令人激动不已。毛泽东夜晚在灯前认真摆弄飞蛾、百姓们“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士们嘶哑却嘹亮的呐喊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苏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队、一段令我们自豪与骄傲的历史。
本书一经发表，就产生了了巨大的反响。它驳斥了国*党刻意扭曲的宣传，向世界人民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革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读完这本书后，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即使到了今天，它的影响力依然不曾消减。
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80年后，正如书中所言，革命事业已经照耀了全中国，而中国也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当我们坐在明亮的屋子里，当我们心安理得的接受着最完整的教育，当我们还在为各自的人生纠结忙碌着，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们正过着充满阳光与安定的美好生活。《红星照耀中国》提醒着我，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不要忘记无数革命先驱曾在狼烟四起中横刀立马，在民哀国殇之时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3我推荐朋友读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着作《红星照耀中国》。家里现存的那本是17年前我从老家调往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时买的，扉页写有“生命旅途，愿智慧之光照耀一生”感言。
书本记述的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一年：日本依然用高压手段威胁中国接收广田三原则，大规模增兵天津和华北，德国和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战争一触即发，智慧之光何时照耀中国引导全民合力抗战?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斯诺于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冲破了国*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它不仅是一部采访录，还是一部详尽的历史资料。在诞生后的七十多年里，一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选读物。
斯诺首先在当时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本真实描述红色中国的着作，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以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红色苏区一幅幅立体而丰富的影像，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英勇卓越的革命斗争，以及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他们各自的传奇经历。除了领导者，斯诺还描写了许许多多的黎民百姓，从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拖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是组成陕北苏区最真实鲜活的画面。
“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中国青少年有这样一种人格尊严随着我更深入苏区，我发现在这些红红脸蛋、欢乐愉快、精神饱满、忠诚不渝的“红小鬼”身上，洋溢着一种令人惊奇的青年运动的蓬勃精神。”斯诺看惯了羸弱无助的中国孩子，“红小鬼”表现出的蓬勃朝气让他着迷。随后接触的那群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震撼，“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样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笔下的苏区普通百姓活灵活现，真实生动，他们的精神状态，折射出当时蕴藏在民众思想里的智慧之光，这是正义的力量，也是中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