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目标不明确，加上内容无味，教法单一，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使语文课程在中职教育的改革中显得无所适从，这既制约了语文课程自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中职教育总体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因此中职语文教学如果融入职业教育内容，将职业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那么中职语文教学会多一抹亮丽的风景。
【关键词】中职语文；职业渗透；职业核心能力；目标；方式
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把目光和精力大都放到了专业课上，这对于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而言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倾向极大的弱化了语文学科的地位，严重消弱了语文课程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加上中职语文课程自身改革乏力的不足，导致中职语文的改革常处于迷茫之中，生搬硬套普通高中语文的做法，加之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目标不明确，加上内容枯燥，教法单一，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使语文课程在中职教育的改革中显得无所适从，这既制约了语文课程自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中职教育总体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因此中职语文教学如果融入职业教育内容，将职场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那么中职语文教学会多一抹亮丽的风景。
一、中职语文教学的职业渗透的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强调专业课，也主张语文为专业课服务，很容易把语文教学变得功利性，正如倪文锦教授所说：“许多同志过于强调语文与职业或专业对应，失之机械，可能会闹出笑话。如果搞钢铁的来个钢铁语文，搞纺织的来个纺织语文，搞汽车的来个汽车语文……那就异化了语文。”
作为中职学校一线语文教师，我们首先要了解《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它在课程教学目标上规定：“指导学生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掌握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学既要有语文味，又要能和将来的职业生活衔接，我们就想到了将职业教育渗透到语文教学职中。
二、中职语文教学的职业渗透的目标
中职语文教学的教材选用很重要，我校现今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在此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话：“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促进学生发展；二、淡化‘学科本位’，彰显职教特色；三、务实求真，遵循语文教学规律。”这套教材的最大特点是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出发，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改革。我们不妨看看这套教材的模块设计：
教材的职业渗透这一目标非常明确，它力求突出职教特色。首先，基础模块的选编旨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在选用此类教材时除注重语文知识能力的训练外，还要注重加强人文性，注重对职业活动中必备的精神品质。其次是职业模块，要体现职业专业特点，在语文课中渗透职业思想，这种职业性教材的选编在中职语文教学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能力的训练与形成为目标，实现教材的综合化、模块化建设中职学校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问题更实际、更復杂、更具综合性，教材内容更要接近职业生活和社会实际。语文的学习仅仅考虑识字、阅读、写作、口语等学科能力的培养是不够的，还应当给各专业学生以相应的专业语文素质教育。语文基础知识部分以人文社会为主要综合内容，应用语文和文学鉴赏部分以相关专业为综合内容。以较宽厚的语文学科理论知识、体现能力训练与形成的主体教材为学生的继续学习打基础；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为主要功能的辅助教材满足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三、中职语文教学的职业渗透的方式
中职语文课教学课时有限（我校一年级每周四节，二年级每周两节），学生基础差，但语文教材在内容总量上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感到完成教材内容的教学有困难。所以我们提出“控制内容总量，降低知识难度”，这样做并不是降低中职文化课教学的整体水平，而是在教材的编排上控制容量，注重质量的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岗位将不断地更新调整，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只从事一种职业或只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所以作为一线的工作人员，必须在精通一门或多门职业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了解或掌握其他相关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人才要有综合能力。职业综合能力是对知识结构进行重新调整，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我们采取了以下教学方式：
1.引入“行动导向教学法”弥补中职语文教学的实践缺失
“行动导向教学法”是“以职业活动的要求为教学内容，依靠任务驱动和行为表现引导基本能力训练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项链》一课的学习中，通过阅读、品味，向学生提问：小说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他们之间是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各自的性别、职业？他们家庭状况、社会地位如何？从而训练学生筛选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女主人公感到生活幸福吗？她感到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梦想与现实的矛盾）请学生引述课文中描述主人公梦想及现实的片断。接着发生了什么事？事情结果如何？请复述课文故事情节。在再次速读课文的基础上提问：小说中有三处伏笔暗示项链有可能是假的，请找出来。假如你是玛蒂尔德，你会怎么做？你认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原因是什么？通过一系列提问，启发学生做深层的思考，并最终在讨论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语言表达尤其口语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同时个性也得到了发展。充分利用各种方法，加强中职学生的口语训练。中职语文的内容还很多，有待于从教者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目标、安排任务、设计活动方式等等。
2.引入职业核心能力模块，给中职语文教学以新的角度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基础模块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是“根据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项目，创设活动情境。通过搜集资料、小组合作、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围绕活动主题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运用有关的语文知识和技能，提高语文应用能力，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这一阶段的立足点很广泛。从内容上看来源有三方，并不仅仅局限于职业生活，还来自于中职生的日常生活；从活动流程看，搜集资料、小组合作、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在初中也常常操练；唯有从目的可见不同：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以介绍为例，对学生的要求分以下三个级别：第一级别——朗读文稿，要求讲普通话，声音响亮、口齿清晰；第二级别——脱稿复述，要求能正确地叙事、状物、析理；第三级别——即时回答，要求说话文明得体，有礼有节，富有表情，仪态大方。已经掌握这某一级别要求的同学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还未掌握这一级别要求的同学可以加以弥补，在榜样的带领下通过积极体验获得提升。当然，如果有学生确实达不到较高的级别标准，也因视具体情况而设置纵向的评价标准，即个体在本次语文实践活动中的进步。
中职语文教学的职业渗透，正是本着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而展开的教育，它不同于国外的“能力本位”为主的教育模式，而不同于我国普遍存在的“知识本位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中职语文教学的职业渗透，终将显示出特有的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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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德育教学活动中地域文化的渗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合乎本有的期望。文章对德育教学中的江西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选择地域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德育教学的发展，在提升德育教学效果同时，能够传授更多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全面认识到地域文化德育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地域文化;德育;价值;建议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十三五”规划201 9年度普通类重点课题“江西地域文化在小学版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南昌大学附属小学个案研究”（编号：19PTZD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地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区域，地域文化具有所在区域的民族特色和人文精神。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校德育教学方法的创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地域文化在德育教学的应用是目前德育教学活动的创新方式之一，其在学校德育教学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其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互动过程，因此其表达出的特色和风格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加强地域文化在学校德育中的渗透，可以丰富学校德育教育的精神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对学校德育教学活动中的地域文化融合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本次研究能够使读者对地域文化在德育教学的应用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并且认识到地域文化在学校德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新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德育价值
地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固守着原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融合着新时期的文化，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完善自身。本文研究的江西地域文化是指江西当地具有的特殊文化风俗，和紧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特色，以及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文化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德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的渗透有助于拓展德育教学的载体和内容
德育教育是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有着引导、激励和导向的功能。在现代教育中更突出德育教育时代发展的要义。地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多元化的道德思想，地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也更加具体、生动。如果能够将地域文化融入德育教育中，则可以形成德育的新型载体。并且，植根于特定地域的文化更能发挥出潜移默化的德育影响功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生动且具有极强感染力的素材，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德育的内容和价值。
2.地域文化的渗透有助于引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形成是文化背景、生活体验、经验阅历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疆域辽阔，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如江西地区在数千年发展中衍生出了价值多元化的地域文化，讲究厚道仁德，与人为善，深深影响着江西地区文化和价值的发展，其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也植根于江西地区人民的信念中。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形成的。当今世界是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击使得地域文化的边界逐步弱化，甚至有些地区对地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有所下降。如果能够将地域文化教育融入德育之中，则有助于引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形成，让这种价值观成为当地人民的思想精华。
3.地域文化的渗透有助于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指示，成为新时代我国的精神标识。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深深刻上了民族精神的烙印，而地域文化是德育的精神命脉，德育工作也为其刻上了民族精神的烙印提供了创新基础，并赋予了新的文化和价值内涵。
二、新时期下江西地域文化在学校德育教学中的应用
从古代到近代，爱国思想一直是江西地域文化的核心。在宋代有“宋末三杰”，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爱国主义的高度境界;在现代，红色文化价值在江西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持续壮大，将这种爱国基因世代相传。因此，在新时代，将江西地域文化在学校德育教学中继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很多学校在德育教育中融入了江西地域文化。
江西地域文化为德育课程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历史文化和名人故事丰富了学校德育课堂的素材，各类历史遗迹、展览馆也成为体验式德育课程的新模式。德育教学中地域文化的融入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地域文化基本功，能够准确指导学生在接受德育教育过程中加强对地域文化的学习，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地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从学校德育教学目标看，地域文化不仅要让学生学到地域文化的要义，而且能够通过地域文化中的德育练习来增强对地域文化的感悟。
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江西地域的新文化运动、南昌起义等，都是德育教学中的重要题材，很多学校都将其作为江西地域革命文化的典型代表，为德育教育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对地域文化中德育价值的把握可能不够准确，这就要求教师加强德育内容的教学，使学生可以全面理解德育的精髓，加强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可，将对地域文化的理解融入德育学习中，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学生对地域文化德育价值的感受能力来源于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地域文化德育教育目的不仅是要将地域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精神表达清楚，而且要求学生在地域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激发学生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之情，唤起学生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学生能够增强历史责任感。
三、学校地域文化教学的优化建议
1.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精准融合”，丰富德育课程内涵
地域文化在德育中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当地，可以广泛吸取优秀国内国际文化元素，加强优秀文化元素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为德育工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德育工作中，地域文化的创新，需要充分了解城市人文和历史沉淀，选择和汲取优秀的国际国内文化元素，选定合适的主题，最后确定主题，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德育要素的创新展示。德育价值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创新需要梳理文化要素与历史的关系，确定德育工作的创新内核。为此，笔者提出一些多样性的地域文化教学手段。一是德育教学与新时期民族精神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找到地域文化的发展节奏，使每个学生都能更好地融入新时期的德育氛围中。二是德育教学与外部文化的结合，能够引导学生开阔视野，加深对地域文化的自豪感，并借鉴其他文化之中的精髓，加强对地域文化发展的理解;同时这也符合新时期学生德育发展的要求和特征，注重德育教学的时代发展烙印，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基于地域文化，加强体验式德育课程设计
在德育教学设计的具体操作上，教师可以用多元化的创新方式，如开展体验式教学，營造生动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历史遗迹、展览馆参观，或者参加各式各样的地域文化民俗活动，增强学生的乡土观念和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地域文化在德育教学中的渗入，不应集中于传统地域文化领域，当代爱国主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兼容并蓄同样是江西地域文化时代发展的精髓。
3.明确德育工作融入时代发展要义，发掘地域文化中的探索创新精神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创业的时代，当代学生无时无刻不被创新创业精神所影响，时代也召唤更多具有探索、务实、创新精神的人才。从江西地域文化的发展来看，不乏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辉煌业绩。如文学史上的陶渊明、欧阳修、黄庭坚、汤显祖等，为江西地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助推了后世地域文化发展。这也反映出江西地域文化中坚韧不拔、艰苦奋进的意志品质，对于现代地域文化探索与创新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功能。如果能够在学校德育中加强探索、务实创新精神的融入，有助于树立江西地域文化自信，转变当前大学生心理和精神上的消极因素，使得当代学生更加关注创新创业发展，发扬艰苦卓绝的意志品质，对于当代学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江西地域文化与德育融合发展的研究与探，深入了解了江西地域文化与德育教学的现状和应用效果，结合地域文化德育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指导教学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在地域文化感知中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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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是以社会发展为本位而组织起来的，充分彰显教学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改造功能，以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而生成的一种教学生活方式。它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连续的历史脉络，它具备有利于汲取社会知识经验、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进行社会批判、引领社会进步、促进师生参与社会生活、使教学文化由迷失走向觉醒的价值。但也存在宣扬社会沙文主义、压抑人自由发展、忽视教学主体对社会和教育的改造、鼓吹工具理性而缺乏反思精神和人文信念、使师生沦为被动适应者的局限。因此，只有对其理性地批判继承才有助于师生过上幸福的教学生活。
［关键词］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历史;价值;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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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是以社会发展为本位而组织起来的，充分彰显教学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改造功能，以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而生成的一种教学生活方式。它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连续的历史脉络，本文拟对其历史、价值与局限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一、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成因与历史
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首先，它满足了人的发展需要。人的社会性要求个体不断地社会化，社会化的过程便是人的发展过程，教育教学是人的社会化过程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因此，作为师生生活方式的教学文化以社会为中心成为必然的价值追求。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为人的发展搭建交往的平台，以便个体的知识经验在社会化过程中相互交流与沟通，进而促进个体学习社会规范、理解社会文化、接纳社会习俗、完善自身品格，日益成长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由此观之，建设一种促进学习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是人的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它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因为“教育旨在使成长着的一代适应社会的需要……使社会达到其目的”［1］。社会发展只有通过人的社会化，培养出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相一致的公民才能实现，而培养人的重任必须经由教学来实现，此过程所氤氲的教学文化一方面强调培养合格的公民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在为改变贫穷、歧视与不公的社会而斗争，其长期目标指向人与社会的双重发展，指向社会的美好与幸福、民主与正义，因而它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伴随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存在，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正义的城邦，在这样的规划中，教育将构筑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柏拉图相信，他所描绘的城邦将是人们极力向往的。他要求彻底脱离当时古希腊的习俗，倡导性别平等、共同养育子女以及由哲学王来统治城邦等”［2］。他希望通过教育教学构筑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该发展人的理性，教育应成为国家的事业，教学应注重人的美德和幸福感的培养，使受教育者的生活适合于国家和社会的形式，应为教学活动立法，如果忽视教学就会危害社会。这些教育观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社会中心取向的教学文化精神。古罗马时期，教学目标定位于为社会培养官吏，教学内容主要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开设课程，教学策略注重师生教学活动的实践性，这继承了罗马共和时期的教学传统，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包括西塞罗、昆体良等。西塞罗主张培养雄辩家，“雄辩家应是社会活动家，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表演讲，影响听众”［3］。昆体良主张教育要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术的社会人,只有具备良好道德的人才能成为社会栋梁,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教育围绕“七艺”课程体系施教，目的是培养宗教社会所需要的有着牢固宗教信仰的人才，所以，其教学文化也是指向社会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根据本阶级的需要，扩大教育对象，建立新型学校，构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教学文化，并以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大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才，以便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服务。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取得胜利、启蒙运动开启人类理性智慧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唯实主义教学文化、泛智主义教学文化、主知主义教学文化、功利主义教学文化、实证主义教学文化等流派纷呈，这些流派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阐明教学主张，但最终都指向通过教学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弊端的日益加深，马克思主义教学文化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他们认识到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两者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教学才能实现。总之，马克思主义教学文化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为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典范的改造主义教育从进步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而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包括康茨、拉格、蔡尔兹和布拉梅尔德等。他们认为进步教育需要由儿童中心、个人主义向强调社会中心、社会责任和社会改造转向，他们的观点不同于杜威主张的通过社会改良来推动民主社会的进步，而是主张通过教育的激进变革推动社会秩序的再造，解决当下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处于世界危机的中心，解决危机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创造一种现世的社会秩序，而且全世界的学校应该是对地球上的人和他们的文化进行改造的动力”［4］。诚然，只有进行社会改造,人类才能获得充分的自我实现并过上美好的生活。改造主义教学观就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休戚与共，因此个人与社会不能割裂，更无法对抗社会，但人可以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教学在此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它不仅传递文化，而且改造着文化，教学的目的必须统一到解决文化危机、取得文化成就上来。改造主义教学观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随着进步主义帷幕的降下，它也逐渐陷入低谷。在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教育学思潮脱颖而出，其代表人物包括狄斯特威格、威尔曼、纳托普、赖西魏因、诺尔等。他们非常重视教育教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主张教学要受社会的指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如威尔曼提出“社会连带”的概念，认为教学关系到多种社会因素，通过社会性教学可以唤醒学生的心灵。纳托普认为教学的任务是培养社会的未来公民。赖西魏因认为教学要解决文化危机，实现理想的社会愿景。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伦理本位的国家，其教学文化精神始终指向为社会培养栋梁之材。传统教育推行以“孝”为本的注重社会伦理的教学文化，所以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希望通过教学为统治者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君子，以礼乐教化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孟子主张以教学“明人伦”，荀子主张以“礼”、“法”教化百姓，可以说儒家所崇尚的教学文化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社会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墨家的社会中心的教学文化更加趋于“实利”，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消除社会等级差别，强调实践和经验的价值。法家主张以吏为师，严刑峻法，维持社会的统治秩序。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力图为当时各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寻找出路，所以其教学文化精神本质上是社会中心取向的。后世基本秉承了这种社会中心取向的教学文化，秦以法家思想一统文教，汉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培养人才。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贾谊等认识到“教者，政之本也”，主张通过教育教学“化民成俗”，维持社会安定。魏晋时期的傅玄也强调教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国家应该弘扬德教，并把教学作为进行统治的手段对待。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强调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人才，应该通过教学使受教育者德艺双馨，服务社会。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也具有激发社会变革的功能，蔡元培曾说“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5］。在我国教育史上许多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都主张通过教学来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良才，秉承着“治国以教化为先”的社会中心的教学文化思想。
总之，循着历史的轨迹厘清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观点，理解它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改造功能，对于认识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价值与局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价值
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以社会发展为本，以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在教学文化的历史嬗变中，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首先，它有利于汲取社会生活经验和知识财富，培养合格公民，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培养人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它是以人的发展为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样，人的发展成为工具和途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是目的与旨归。然而，社会中心教学文化要实现其宗旨，还得通过人的发展来达成，因此，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无法抛开培养人这一基本命题。人的培养离不开汲取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知识经验，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正是汲取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经验，并加以改造，应用于教学生活，使其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符应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同时，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为中心，以解决社会困境和调和社会矛盾为己任，这就使统治阶级一直把教育教学作为政治问题加以对待，所以无论是在教学政策、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方面，统治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进行管控，以期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公民。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价值还在于彰显了教学中人的社会属性，它认为社会高于个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因此，个人要服从于社会，“小我”要服从于国家，而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弘扬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就是要求教学文化要服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师生的教学生活方式必须纳入国家规范之内。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传承人类知识经验的过程中，培养了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合格公民，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它充分发挥社会批判功能，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不仅具有符合社会文化规范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这是它主张超越社会文化现状、进行反思批判的表现。教学文化不应当毫无批判地吸纳社会文化，它应对社会实践及其成果进行批判性思维，以“帮助学生成为综合素质的、具有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民主社会的积极参与者”［6］。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具有培养师生社会批判能力、审视教学内容和课程系统、理解与创新社会文化知识的功能。它有利于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围绕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批判，使师生生命的成长既获得社会的滋养，又不盲从于社会，而是在生长中反思批判，在反思批判中增长智慧。
社会批判只是一种手段与过程，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批判，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拥有了这一“武器”，因而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教学文化发挥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批判的功能，可以深化师生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优化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品质，揭示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求良方。这样，师生在教学文化生活中获得的不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教育”，因为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对社会的批判思维和批判行为发生在教学活动中,体现为直面“活动情境过程中产生的怀疑和困惑，是引发有目的的探索行为和解决情境问题的有效手段”［7］。不过这种有效手段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公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在本质上就具有反思和批判的性质，这种批判性能够带来教学文化的革新，增强师生对社会生活和教学文化的批判意识，也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师生参与社会行动，使教学文化生活不囿于书本，不限于课堂，不尊崇权威，敢于质疑和批判，敢于推倒“学校围墙”，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园地中耕耘和收获。
再次，它使师生从关注社会问题的边缘走向参与社会生活的中心，从教学文化的迷失走向教学文化的觉醒。“维果茨基认为，知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产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性的生成过程”［8］。在人的社会性生成中，关注社会问题、致力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成为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应有之义。而封闭的、非社会中心的教学文化常常与丰富的社会生活相剥离，师生双方都被禁锢在自我狭小的生活圈层中，与社会的联系是微弱的，这不足以培养和谐发展的社会人，因为教育教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但是“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社会以及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突出表现在物质支持、财力支持、政策支持以及环境支持等各个方面……教育要获得这些支持，就必须通过人才培养、知识传递、知识创新以及社会服务等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以此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9］。因此，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主张师生应该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从关注社会问题的边缘走向参与社会生活的中心，从教学文化与社会的疏离走向为教学文化开辟社会生活的新天地，弥合教学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缝隙，使教学主体既能增长才干，又能为社会繁荣和国家富强贡献才智。
三、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局限
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在凸显其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特别需要我们理性地反省并加以纠正，以防止给教学生活带来损害。
首先，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在教学领域的反映，它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人才服务，极力宣扬社会沙文主义，压抑人的自由发展。伦理政治型文化规定着教学文化的社会中心取向，“在政治——伦理——教育的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结构系统中，教育被看作是特殊的政治，教学任务对于个体主要不是启智而是育德，对于国家主要不是培养发展生产所需要的人才而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士君子”［10］。无论古今中外,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始终没有脱离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这一根本目标。个体在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孕育中也不是没有得到发展,但个体的发展只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手段。社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就造成个体的发展处于被动的地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遭到遏制，个体在教学文化实践中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性被框定在社会文化的范畴内，教学主体的反思批判意识和超越社会现状的能力遭致扼杀，社会的需要成为至高无上的教学标准，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导致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二元对立。这种割裂和对立不仅妨害教学主体个人的发展，也反过来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社会的发展趋于保守和缓慢。社会中心教学文化还有被当作阶级文化和政治文化对待的危险倾向，它也会造成遮蔽人性的恶果。教育教学存在的本质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只是人的完美存在的必然伴生需求。因而，人性的自然、自由、自主地发展是教育教学的本性之一，而错误地把政治性作为人的本性和教育教学的本性，就会造成教学文化实践中对人性的否定，这种观点对教学文化理论和实践的伤害是巨大的。
其次，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将教学主体看作是社会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却严重忽视教学主体也是社会和教育的改造者。它将人看作是社会环境和教育教学的产物有其合理性，但也具有片面性。每个人出生时，他只是一个生物意义的人，离开了社会环境和教育，他就无法成为社会人，也不可能表现出与社会一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就无法享有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的文化成果。因此,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强调人是社会环境和教育教学的产物符合人的社会化的现实,只有经过教育教学而社会化的人才能使文化存续,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才能融合,人的天性和人格才能获得全面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往往只强调社会本位，只强调社会和教育教学对人的产出，却严重忽视了教学主体也是社会和教育的改造者。其弊端在于没有看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社会和教学文化的反哺和塑造功能，轻视了教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把社会和人分别视为‘产’者与‘被产’者显然是不恰当的，这种不正确的结论是与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11］这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识上的片面和思维方式的以偏概全导致了看待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时偏狭的视野,使教学主体与社会生活相互分离，使社会生活成为主体模糊的生活。这样，我们不禁要追问社会生活是谁的生活？它从哪里来？又由谁去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显然，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难自圆其说，或者它的回答会直击自己的短视和偏见；它也使教学主体对教学文化的生成功能、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超越功能被抹杀。我们难以想象没有教学主体的改造和创生，社会生活怎么获得文明进步，教学文化怎么变得生动活泼，教育又怎么能自我更新？这种种弊端正是社会中心教学文化无法自我克服的悖论。
再次，社会中心教学文化鼓吹工具理性的价值而缺乏反思精神和人文信念，使教学主体成为被动的适应者。马克思•韦伯把人类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追求手段的价值以达成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以工具理性为支撑，具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它的功利主义倾向正是工具理性在教学实践中的表现。它片面地忽视人的主体地位而以社会为本位，鼓吹“选择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社会和个人意欲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只要手段是有效的，即被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和个体把一切都变成了用来制造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12］。 由于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工具理性的狭隘，造成了人的发展的残缺，也阻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因为人的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这种功利主义的教学文化，钱穆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予以了透彻的批判。他说：“实利主义之病，在乎眼光短浅，不从本源处下手”。“实利是其目的,模仿是其手段。实利非不该讲，模仿非不该有。然若仅以模仿希冀实利之心理与见解为国家教育的重心，则实利既不可得，而模仿亦且不可能。我们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论，实有再反省与再讨论之必要”［13］。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目光短浅的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社会和教育的本源是人的发展，“教育的主题是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人格的完善。因此，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性，始终将人的生成、发展放在核心地位，而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不应成为教育的中心”［14］。但社会中心教学文化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使教学主体无条件地服从社会，个体意志屈从于社会意志，教学丧失了为人的目的，教学文化迷失了人文信仰，我们应该明白“人文信仰甚至科学信念既是真理，也是真情；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精神的形成和教育方式主要是修养和培育，是信仰引领、心灵体悟、人格塑造，是使知识完全溶于心灵、信仰和人格，两者完全融为一体的教学方式”［15］。社会中心教学文化一旦缺失人文信念，就会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能力，教学理性便成为不完整的理性，价值理性和非理性缺位，教学主体自然成为被动的适应者。
总之，社会中心教学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只有对其理性地反思、审慎地撷取才有助于师生过上幸福的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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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y,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Society-Centered Teaching Culture
GONG Meng-wei，LI Ru-mi
(1.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Media,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Key words:society-centered teaching culture; history; value; limitation
(责任编辑 黄建新)
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的产生源于最初为儿童教育而作的学堂乐歌。本文旨在通过回溯中国早期教育家和音乐人将音乐作为儿童教育及学校教育的手段，进行德育、文化启蒙、语言与语文教育、美育的成功经验，提出流行音乐也可以成为儿童审美教育的有利手段。历史的经验是今天的资源，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为当下教育界提供了审视流行音乐乃至流行文化的另一视角。进一步的启迪在于，如何在儿童教育中强化音乐教育，真正将“育”融于“乐”中。
[关键词]儿童教育 早期流行歌曲 审美教育 教学手段
很难想象，今天听来多少有些“靡靡之音”的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竟然起源于为儿童教育而作的“学堂乐歌”!但这却是历史事实，我们不打算考察为儿童而作的学校歌曲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具有都市情调的流行歌曲，而是想探求，在100年前，中国早期的教育家和音乐人是如何把音乐和儿童教育、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对于我们当下的儿童教育与学校教育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启示?以音乐为主体的审美教育应当如何落实在学校教育之中?20世纪初的尝试结出了上海流行歌曲这一奇异果，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次文化进步的积极成果，这一成果为当代的流行音乐文化奠定了基调。流行歌曲作为当下青少年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及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价值观。，于此，当“教育是文化过程”的历史命题，被近年来日益多元的流行文化冲击、挑战，而使我们的教育者陷入了对“学校教育是‘文化的别名”’这一曾经被视为不争的“真理”的困惑中时，透过上海早期流行歌曲与儿童教育互助共进的历史事实，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流行歌曲乃至大众文化之中是不是包含着一些我们所没有重视的资源?历史的经验应当成为今天的资源，让我们来看看早期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尝试利用音乐达到教育效果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进而从中提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儿童音乐教育的最初尝试：学堂乐歌
自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上世纪初在中国倡导审美教育，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就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所开办的新式学堂中，出于美育的目的，出现了“学堂乐歌”。学堂乐歌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人们把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叫做“乐歌”课，所以“学堂乐歌”，一般就是指出现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类似当今的校园歌曲)。在新式学堂内开设的“乐歌”课，是仿照日本的新式音乐教育体系所设立的。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上的认同加上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崛起，致使早期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日本为留学地。“新”我国民，“新”我教育的历史背景，让一些早期的“海归”们，认识到音乐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的：“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为此一大批受惠于日本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回国后成为了早期的音乐教师。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文化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它是中国社会的新现象。
开拓学堂乐歌并建有筚路蓝缕之功的音乐教育先驱们大多有留学背景，留学期间虽学习音乐但非主修或专修，而且是在毫无音乐教育的基础上从事新式音乐教育工作的，但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他们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的创作和传播之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弘一法师)、曾志卷等。这些早期音乐教育家编创学堂乐歌，旨在通过音乐或者说唱歌这种形式，把新时代的价值观、生活观，甚至五四新文化精神传达给学生，因而音乐教育主要是学校德育的一种手段。正如李叔同在他自己主编的《音乐小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情操，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在新派思想家竹庄看来：“凡所谓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无不以乐歌陶冶之。”而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1月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明确指出唱歌课的教学目的是“涵养美感，陶冶德性”。我们以早期音乐教育家沈心工的乐歌题材为例：有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黄河》、《从军歌》、《爱国》等；有直接鼓吹国民革命、歌颂共和新政的《革命军》、《何日醒》、《美哉中华》等；有提倡男女平等，重视科学的《女学歌》、《电报》、《纺织》等；还有倡导民主主义的歌曲。虽是儿童歌曲，却是新时代的精神的传播者。由此可见学堂乐歌的内容大多富于教育意义，对培养学生的德、行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学堂乐歌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著名艺术家、教育家丰子恺先生在《艺术趣味》一书中的回忆：“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乱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们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时。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我国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正是将《燕燕》视为“心中的歌”。当作座右铭，而像燕子一样在教育园地里辛勤地工作。为国家培育出许多栋梁之才。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这种音乐的创作诉求及功能，是把歌曲作为宣扬进步思想的普及方式，当作美育的手段。学堂乐歌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所取得的成果在当时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著名音乐家黄自为《心工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这样提到：“先生的歌集，风行最早。……所谓‘盛极南北’确系事实而不是过誉。所以现在的青年教师及歌曲作者多少皆受先生的影响，这一点贡献，也就了不起了”。
二、学堂乐歌与儿童语言学习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以“自强救国”、“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主义标举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建设新的“民族国家”成为仁人志士的时代共识。蔡元培等人以“美育代宗教”的倡导，使美育在学校里受到空前的重视。国语运动提出的“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口号，力主将文化与教育进行普及。在这股新风的推动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迈出探索的步伐。赵元任、黎锦晖、黄自等人在吸收了欧洲作曲技法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作品，其中许多是为了中小学生演唱而创作的。如肖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曲和歌舞剧不仅在中小学中极为盛行，而且在社会上也风行一时。新时期的“学堂乐歌”由于艺术形式更加大众化，内容更贴近生活，因而不仅风靡校园，更被社会大众所喜爱而广泛传唱于日常生活中，成为流行歌曲。
1921年，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弟弟、音乐家黎锦晖带
着提倡白话文、推广国语的重任。应聘到上海的中华书局。将一腔济世报国的情怀投入文化、教育的实践之中。是年黎锦晖为中华书局编写《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课本》，担任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主任，1922年又任校长。为了国家教育事业的顺利推进与发展，黎锦晖以“学国语最好从唱歌人手”的理念。编创了大量的儿童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并以语专及其附设的小学为文化母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实践活动，因而黎氏此一时期创作“新”学堂乐歌的现实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推广国语”，即推广白话文，推广普通话。这一出于教育者社会责任的行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明了的”、“通俗的”创作方向，以及当时方兴未艾的新音乐的创作活动，是紧密相联的。
作为语言学家、教育者，黎锦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民族音乐情结与演奏实践经验的音乐人。由于“推广国语”首先涉及的就是语言的标准化与文字的规范化问题，而对象又是刚开始语言学习的学生，因而黎锦晖特别注意以普通话(国语)的四声为标准，谱写较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歌曲。口语化主要在词。是指以普通话为基本音的国语。正如他在1921年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的“增订宣言”中如此写道：“本剧从头至尾，所有歌词除《长白山》曲中和《银绞丝》末句夹了几句文绉绉的字眼外，其余全是纯粹的白话”，并指出这部歌剧的歌词是“明显易晓，无论何人可以听得懂”。通俗化则主要在曲。对于长期浸润在中国民族、民俗文化中的广大儿童来说，民族民间音乐早已沉淀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而成为语言的另一种形式。正如法国哲学家卢梭指出：“旋律模仿着语言的声调和那些在每一方言中都符合一定心灵活动的语气”。黎锦晖立足“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的创作立场，运用民族旋律结合普通话的四声，即按照“明反切、张四声、知五音、正四呼”的要求，把作品的声调(文学语言)和音调(音乐语言)加以精细地处理，力图把“寻常的语句”变成富有音乐感的“乐化句”。这样理念下创作的儿童歌舞曲和歌舞剧活泼新颖、脍炙人口。
在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的“重编宣言”中黎锦晖这样写道：“本剧的歌曲，倒很有趣，腔调有特别意味，又容易唱，高低长短，完全与国语化的语调相符。”其中广为流传的第三场“老虎叫门”中的《小孩子乖乖》：“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早在这部歌舞剧尚未产生前的20年代初，已在小学生中广为传唱，而它的歌词也被选作小学国语课的教本。这首至今依然被传唱的童谣，无论是词曲的结合，音乐语言的气势还是节奏的处理，都符合国语发音的基本规律。在富有儿童鲜明个性的同时，把幼儿说话时的稚气形态表现得惟妙惟肖。黎锦晖1921年创作了第一部儿童剧《麻雀与小孩》，作为过渡阶段。剧中音乐虽以旧曲填词为主，但多选用民间及学堂乐歌的曲调。如第五场用的是《苏武牧羊》填的词：“这事做错了，越想越不应当。可怜那麻雀，独自哭哭啼啼的多么悲伤!将心来比心，大家是一样。假如我不见了，我的母亲怎么样?”如此口语化的歌词将儿童忏悔的心理描写得极为贴切真实，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因而，剧中音乐曲调虽未作大的变化或发展，但由于作者创造性地从剧中人物的情感、性格出发，将口语化的歌词与民族民间特色曲调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借鉴了好莱坞电影中歌舞表演的形式，从而使这部儿童歌舞剧获得了成功。除了作品之外，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黎锦晖自创的一种教学方法，是黎锦晖的学生王人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黎锦晖与其女黎明晖，将音乐音高与国语四声音调结合起来，自创双簧“琴语”进行国语宣传。首先请观众随意写一句白话文，交给黎锦晖，由黎锦晖用小提琴拉出相应的曲调，黎明晖在台前黑板上根据听到的音乐“语言”写出注音字母并译成相应的白话文，用国语读并唱出。这种方法被誉为“最迷人的节目”，造成了轰动，取得了相当好的教学效果。
再看被誉为“中国舒伯特”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由于有留学美国并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及钢琴的经历，因而他的作曲手法是中西结合式。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使赵氏特别注重以中国语言(包括方言)的声调和音韵特点来处理歌词与曲调的关系，因而他创作的歌曲既富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又有口语化的倾诉感。例如《卖布谣》中在“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处和声的“洋化”运用，与“洋布”结合得恰到好处。正如音乐家贺绿汀的中肯评价：“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黎锦晖和赵元任，创作音乐的手法虽不相同，但他们在运用语言规律为白话诗谱曲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当代音乐创作者研究、学习与借鉴。
赫伯特·斯宾塞认为：“音乐的根源，在乎感情激动时语言的声调，而它对于语言也有了反作用。为的是使它这种声调更富变化、更加繁复、更加表情的了”。以歌唱作为语言教育与训练的手段，作为普及普通话的手段，似乎有更独特的效用。首先是对语言节奏感的训练，同时也是对普通话发音的训练手段。通过对语言节奏感的训练，对于学生的汉语语感，汉语的美感，都大有裨益。黎锦晖的成功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我们在中小学进行音乐教育的时候，没能把音乐拓展为对儿童语言能力的训练，我们的语言教材为什么是单调的语言作品而不是可唱的歌谣?黎锦晖等的经验和观点似乎说明，语文教育和音乐教育不应当被割裂，音乐完全可以成为语文教育的手段。
三、学堂乐歌的启蒙意义与民族文化的传承
学堂乐歌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最初成果，不是萌发在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文化品质发展中，而是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而产生的。乐歌与教育的一体化，始终决定着不同时代乐歌的发展方向。20世纪初期，乐歌通过学校音乐教育进行推广，目的在于改善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新型的校园歌唱文化，乐歌在向广大莘莘学子传播的同时，开始较系统地输入西方音乐知识，如传授简谱，介绍五线谱；确立集体歌唱的形式；开始新型的歌曲创作等等，这一切都具有启蒙的意义。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作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文化，初期乐歌曲调的“拿来主义”并非是喝过“洋墨水”的中国文化人标榜自己西学的情愫，个中缘由既有对传统音乐的失望(包括不熟悉成分)，也因为缺乏相关音乐作曲的知识，更多的则是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歌词的创作，不仅使外来曲调更接近我们的民族语言，而且对晚清刻意求古，拘泥于韵书字调的词风有了很大程度的突破。无论乐歌是否是“新诗的萌芽”，歌词对传统诗歌在继承中形成新的歌词体式，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的重要贡献。这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歌词创作的民族文化根性，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歌词创作的主流手法，在当下也是许多流行歌曲创作者借以寻求“古典意
境”的源泉。从早期杨度作词的《黄河》：“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李叔同作词的《春游》：“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20年代被称为“学堂新歌”的流行歌曲《毛毛雨》：“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定，微风细雨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只要你的心”。歌词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的课本中就能见到。还有当下正在流行的《梨花香》：“笑看世间，痴人万千。白首同倦，实难得见。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时过境迁，故人难见。旧日黄昏，映照新颜。相思之苦谁又敢直言。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愁断肠，干杯酒解思量。莫相望；旧时人新模样，思望乡。”等等，不一而足。
乐歌中以民族音乐为基调及自创的歌曲虽为数不多，但毕竟开创了以民族音乐文化为根的“原创”先河。为今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堂乐歌不仅仅是“歌”，或某一时期的学校歌曲，它创造了一个不断从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并融合域外音乐文化的开放体系。这样的海纳百川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带来了勃勃生机。因而学堂乐歌既是新文化传人的起点，又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开端。
随着“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兴起与发展，新时期的乐歌创作者，在延续早期乐歌简洁通俗、明快积极的风格下，逐渐摒弃了以西曲填词的主流模式，而以民族民间音乐为基本，以大众的审美观为标准，以通俗白话文反映新的时代情感为旨归，创作出一大批“学堂新歌”。最具代表性的如上文提到的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曲和歌舞剧，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艺术性较强的歌曲，还有就是黎锦晖创作的大众文化的上海早期流行歌曲。这是“学堂乐歌”在新时期的新艺术形象。它的文化启蒙意义在于，真正开始运用民族文化母语来发展普通音乐教育，改造国民性。
因为有感于“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九还在爱听而且爱唱《十八摸》和《打牙牌》”这一类的淫秽民间小调，黎锦晖从儿童歌舞的创作中走向了“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情歌代替当时茶楼酒肆中的‘粉色小曲’”的文化启蒙之路，创作出《毛毛雨》、《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卖花词》等一批“学堂新歌”。由于黎锦晖坚持“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因而所创歌曲均以时代大众审美观为标准，以白话文的歌词、民族音乐形式为基础并加以现代化。民歌、曲艺和戏曲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其音乐语言沉淀着的是民族的一种集体意识；白话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议的“自由”与“个性”的文学表达形式。代表着“科学”与“民主”观下主体意识的觉醒；白话形式下歌曲的内容是人类自古永恒的“爱”的主题。歌曲凸显的是“乐”的人文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的文学”在音乐领域的实践，而歌曲关怀人性的文化内蕴使它成为全新的时代之音。并且歌曲对于民族语言的节奏感、民族乐感的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黎氏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他的大部分歌曲之歌词都可以看到古典诗歌的影子。以《落花流水》为例，歌曲为G七声清乐宫调式，柔板的速度，整体并列单二部曲式加上变化复奏的曲式结构。歌曲A段开篇就以三拍旋律的荡漾感，把人带入对时光不断流逝的感叹情绪中。B段对白发老母亲和意中人的思念，运用了独特的三拍加二拍的混合节奏：“(3／4拍)好时光，像水一般，不断地流，春来不久，要归去也，谁也不能留。别恨离愁。付于落花流水，共悠悠。想起那年高的慈母，白发萧萧已满头，暮暮，朝朝，暮暮，朝朝。(2／4拍)总是眉儿皱，心儿忧，泪儿流，年华不可留，谁得千年寿?我的老母!”这种亦唱亦叹的节律与古典意境的歌词相互交映，使思念之情更加深切，荡气回肠。这种做法的启示性作用在于。我们为什么不让学生在优美的旋律声中吟唱古典诗歌?1983年邓丽君演唱的《几多愁》就是据李煜的《虞美人》谱的曲(谭健常作曲)，《但愿人长久》歌词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梁弘志作曲)。由于歌曲典雅优美，《但愿人长久》被当代流行歌手王菲进行了翻唱。这些资源我们积极利用了吗?
随着儿童歌舞剧和“学堂新歌”暨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社会上的流行，黎锦晖又创造了一个“第一”。1928年5月，黎锦晖率领“中华歌舞团”将中国新兴的儿童歌舞艺术和时代新曲带出了国门，开始历时近十个月的南洋巡演。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活动，首次交流了中西的音乐文化，在海外的华人圈反响颇佳。特别是香港首演。至今传为佳话：“开幕后由八个女演员穿着国产最好的雪白小纺长衣长裙上场，合唱《总理纪念歌》，唱时，观众全体肃立。许多身穿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们，在四周观众的影响下，也不得不随之站了起来”。这样的场景让身处英国殖民地的爱国侨胞深以为豪。因而“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热情的侨胞都把我们围住，跷起大拇指，夸我们给祖国争了光”。而“中国人唱歌，英国人也肃立，这在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还是第一次”。我们说“教学相长”，而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则是学、演、育的相溶。《总理纪念歌》是黎锦晖在1925年因国父孙中山去世有感而写的。一直作为优秀的校园流行歌曲而广被传唱。而由黎锦晖作词作曲，“黎明晖演唱的《落花流水》、《人面桃花》、《妹妹我爱你》等时代曲，观众评之为‘伟大纯情，真情流露，平民文学的特质，极尽缠绵悱恻的情感，谁都忘不了!”可见早期流行歌曲之所以被大众喜爱并流行至今，正是因为歌曲的文化品格既保持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甚至时尚性。即便是直白的爱情歌曲，在套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基本意象和表达方式后，也具有了文学的蕴意。这些歌曲既满足了广大市民的音乐需要，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不谋说教，有益欢娱，尊重音乐的娱乐价值，而从传统僵化的、脱离生活的乐教、诗教的理论中走了出来。这代表着新市民音乐的方向，也体现着市民音乐的人文价值开始被尊重。黎锦晖的这些创作响应着胡适提出的“平民音乐”的思想主张，体现着音乐应当为平民的审美趣味服务这一五四新观念，这是进步的象征。
此次文化活动不仅推广了中华新艺术，又把面向海外华人社会推广普通话国语的文化目的一并实现了。这种文化活动的“美育”意义，正如黎锦晖在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的“卷头语”中提出的，“一切布景和化装，都要儿童们亲自出力，这个除开利用它采人手工、图画、卫生及一般作业的材料外，还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世敏捷的才能……”可见黎锦晖深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把歌曲作为美育的书本，把歌舞剧表演当作美育的综合性的实践，并认为学生进行歌曲演唱与
歌舞剧表演的过程就是美育的过程。取得的效果，正如当年《葡萄仙子》的扮演者这样回忆：“记得我披着一块透明的黄纱巾，边舞边唱。在广场上，童声悠扬，我演着、演着，小小的心灵模糊地感觉，我好像真的走进了仙山楼阁作为仙女下凡了。我把那奇异的葡萄种子撒满人间，那象征仙子的形象，温柔优雅，配合歌曲和谐的节奏，艺术上的美感，悄悄地印在我心灵深处；它启发我的想象，诱导我热爱童话中的诗情画意，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可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方针，在20世纪的初期就被黎锦晖付诸实践了。这样的美育宗旨是：“我们表演戏剧，不单是使人喜乐，使人感动，使自己愉快、光荣，我们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使人类时时向上，一切文明时时进步”。为了达到更好的普及效果，黎锦晖在由他自己创办并主编，行销全国的儿童周刊《小朋友》上，连续登载了他创作的12部儿童歌舞剧本，让无数学校团体有了参照之本，如此影响下“儿童歌舞剧已在国内各省、市、县及海外华侨小学广泛地表演起来”。
综上的启示，儿童歌舞剧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式的美育：一方面，借歌舞剧及其中的歌词作为新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的传达手段。让儿童在耳濡目染中得到启蒙与道德指引：另一方面，借音乐来传达民族音乐形式。特别是民族音乐背后的民族语言节奏感，民族文化的美感；第三，以歌唱的形式进行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教育，而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具有音乐性的，是为吟唱而作的。
早期的学堂乐歌作为一种儿童教育手段，起到了德育与启蒙，传播新文化、继承传统文化，进行语言学习，进行民族语言、文化美感养成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成功的，否则它不可能“流行”，而流行音乐可以用作以上功能的作品并不少见。学堂乐歌的成功对于我们当下的儿童教育与音乐教育是一个启示。我们是不是应当更主动、更深入地把音乐与儿童教育结合起来，把音乐与儿童教育的主要方面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互不介入。知易行难，或许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当代的音乐工作者是不是应当创作出一种与学堂乐歌相似的音乐形式，专为儿童教育而作?而儿童德育与语言教育者是不是应当具有良好的音乐修养与应用能力，从而使得把音乐与儿童教育结合起来成为可能?
注释
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
2 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序》，《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3 竹庄：《论音乐之关系》，载《女子世界》，1904年第8期。
4 丰子恺：《艺术趣味》，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14页。
5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94页。
6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第93页。
7 王文英：《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沈心工》，载《艺术长廊》2008年第5期。
8 孙继南：《黎锦晖年谱》，载《齐鲁艺苑》，1988年第1期。
9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第71页。
10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载《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第90页。
11 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一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42页。12萧友梅：《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载《乐艺》杂志创刊号。1930年4月。
13 贺绿汀：《赵元任音乐作品集(序)》，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14 范晓峰：《声乐美学导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38页。
15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前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6 邓湘寿：《编者的几句话》(1930年6月1日)，载邓湘寿、黎锦平编《明月之歌》，第159页，同声书局1930年7月初版。
17 朱应鹏：《关于舞会的话》，栽《申报》1930年7月27日。
18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栽《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第90页。
19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载《文化史料》，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2年出版。20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第76页。
21 新加坡华文小报《南星》第四期，1928年7月7日的报道，参考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第33页。
22 黄衣青：《由我演葡萄仙子想起》，载《我和小朋友》(纪念《小朋友》创刊65周年专刊)，1987年。
23 黎锦晖：《歌舞剧<神仙妹妹>·旨趣》，中华书局，1928年版。
24 孙继南：《黎锦晖年谱》，载《齐鲁艺苑》，1988年第1期(总第12期)。
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中语文教师应根据教学需求开展多样化的教学，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关键词】初中语文 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
初中语文教师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中，有利于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途径多种多样，教师在融入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顺其自然，从教材内容出发，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融入语文教学过程中。
一、在初中语文课堂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中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及教学需求将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中，例如，在学生看书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将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告诉学生，给学生普及一下纸的由来；在学生看时间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将中国的计时方法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对应哪些时辰。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又注重仁、德、忠、义、孝、智的培养。道家思想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一切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对培养学生环保意识、遵循科学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
（三）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初中语文教学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比如，在语文教学中穿插一些人物的故事，如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等，能够丰富课堂内容，活跃课堂氛围，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二、在初中语文课堂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根据教学需求开展多样化的教学，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课堂中，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了解課文写作背景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首先要让学生走进教材，了解教材的背景，感受教材背后的故事，这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教师在下节课开始前可以给学生预留一些任务，让学生通过网络查找与作者相关的资料，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以及时代特点。例如，在学习人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杜甫诗三首》之前，教师可以留“杜甫生活在什么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等问题，引导学生查找关于杜甫的资料，了解杜甫的生活经历及爱民情怀，对杜甫的诗歌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又如，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木兰诗》的学习中，教师可在课前给学生讲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讲述木兰所处的南北朝时代背景，突出当时的兵役制度和女子的地位，让学生明白为什么木兰需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通过故事将木兰英勇无畏的精神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习俗展现出来。
（二）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初中语文教师要实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通过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中。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较为单一，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字、词书写以及文章阅读方面，无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新课标要求下，要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教师可将课前十分钟交给学生，让学生分享一些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传统节日的由来、传统服饰的特点、中国书法的演变等，丰富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
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情景教学法、多媒体教学、小组合作教学等方式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融合。例如，在教学人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社戏》和《安塞腰鼓》之后，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索一些关于地方民俗活动的视频，如云南傣族举办的泼水节活动，江浙地区庆祝端午节举办的赛龙舟活动等，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展现出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度。
（三）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语文教学是拓展学生思维、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丰富课堂内容，开展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活动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成立兴趣小组，如书法兴趣小组、绘画兴趣小组等，还可以定期举办读书交流活动、诗词竞赛活动等。开展这些活动对校园文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在每学期的最后阶段，教师可以举办一次诗词竞赛，竞赛内容为该学期教材内所有诗词内容，教师可以将班级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小组之间进行竞赛，制定比赛规则和评分标准，设立奖励机制，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起着引导作用。要想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教师自身也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语文教师要积极参加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同时通过网络学习、业余阅读等方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才能有效带动学生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责编 秦越霞）
语文教学中文化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基础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主要科目，也受到了我国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当前形势下，新课程改革实施标准为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教师一定要认识到语文课文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并将其融入到教学设计中，使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做出贡献。对语文课文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简要分析，并探索出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二者之间的联系，使其为实现教学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文 文化价值 教学设计
自从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就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保障，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小学语文的文章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文化价值越来越高，所要求的能力也随之增高，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找到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的结合点已经成为一线教师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
对于我国学生来说，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母语，而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科目，其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内涵，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逐渐加快，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含量越来越大，一些文章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怀，例如，《倔强的小红军》等，这些爱国主义文章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优秀历史，继承中国的优良品德，而一些科技类文章又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和勇于追求的品格。
二、小学语文课文的教学设计
（一）强调文化内涵
在新课改下，我国教育部所编制的语文课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并且是经过一系列文化认定程序审查的，因此大部分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找到文章所讲述的文化内涵，并使之与课文内容联系在一起，以此来保证语文课文教学的效率。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珍珠鸟》一课，这篇课文通过作者与鸟的亲密接触来讲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说明信赖的珍贵价值。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诚信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自古以来祖先们就把诚信作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而人与动物之间的信任也是如此，教师可以通过珍珠鸟的故事，引导学生说出曾经与自己为伴的小动物，并且以此来教育学生爱护动物、诚信做人。
（二）分析课文文化价值
小学语文课文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它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体现出了地理、历史、数学等多方面文化，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将语文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并且找准课文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使之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完全展现出来。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一年级下册《司马光》一课，这一课主要讲述的内容是小司马光如何运用聪明才智勇敢救人的故事。在我国历史上，司马光是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他编辑整理的《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教师可以在讲述该课时简要介绍一下司马光的历史和贡献，以此来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三）实现课文文化创造价值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挖掘课文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并且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之在了解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再创造，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例如，小学语文人教版五年级下册《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一课，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西部建设者不畏困难与挑战，以顽强的毅力修筑了世界上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光辉事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告诉学生发扬坚韧不拔的品质，还要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生活中时刻谨记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不断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之间的联系
（一）文化价值是教学设计的基础
教师为了实现其教学目标，往往会对课文教学进行精心的设计，以保证学生能够在轻松的课堂气氛下进行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往往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课文内容精心选择的。此外，教师在运用教学策略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不同的文章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以此来保证课文文化价值的完全展现。由此可知，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流程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它能否得以体现将关系到整堂课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我们说，文化价值是教学设计的基础。
（二）教学设计是文化价值得以传播的保障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满足学生的文化需求，语文课文更加注重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是课文的文化价值实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节，为了保证课文文化价值的实现，教师必须选取适合的教学策略对课文内容进行细致的讲解，并向学生展示课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同时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只有这样课文的文化价值才能够得以实现。
（三）文化价值与教学设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教学设计一直是教学的主要环节，语文课文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课文的文化价值要依靠教学设计来实现，而文化价值又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
四、结束语
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和教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教师为了实现其教学目标，就必须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找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点，只有这样，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实现，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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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莉.语文故事的文化解读——以小学语文课文《杏儿熟了》为例[J].岱宗学刊-泰安教育学院学报，2011，15（1）：117-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