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盘古文库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火烈鸟

2025-09-19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指出，2016年恰逢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也是东盟共同体建成后的开局之年。我们期待与东盟各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加强交流与分享，携手共建体现新兴市场特点的保险监管体系。

他表示，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是亚洲区域保险监管合作组织——“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AFIR）的轮值主席，未来中国保监会将一如既往地推动AFIR成为亚太地区信息交流、区域合作、能力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枢纽，并邀请参会的保险监管机构代表派员参加中国保监会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偿付能力监管与合作研修班”，促进亚洲区域保险监管交流。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资产的完善还有领域的拓展，保险公司财务管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财务管理与其未来发展紧密相连，提高保险企业的财务预测、决策计划是保险公司经济活动的综合要求，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工作是内部管理过程的核心，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同时面临世界经济的压力，作为保险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方式更加需要完善和进行有效创新，否则必然无法适应保险市场发展需求，也不能够迎合当今市场的发展需要，作为保险公司，通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而提出相应的财务措施，不但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对于未来发展也是有着促进作用的。本文通过对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相关现状与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进一步提高保险公司管理能力。

关键词：保险公司；财务管理；措施

近年来，在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意外事件的几率在不断生生，这也恰好增加了人们购买保险产品的欲望和意识。随着我国人民群众保险需求的不断增加，各种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在我国保险公司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是整个国内保险行业市场中的佼佼者，不论是所占的市场份额、获得的利润都一直居于首位。在保险业务不断增长的今天，我国保险公司必须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保险市场的未来趋势，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明确的奋斗目标面前彻底打破保险行业在国内外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促进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投资效益的提升、为促进保险公司的稳定发展和增长奠定基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随着我国保险业的不断发展，潜藏于保险公司中的一些财务管理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在保险业务中经过长时间街垒出现的一些关于财务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严重影响了保险企业的发展。因此，加强财务管理，提升财务管理能力是目前各保险企业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保险行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保险行业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这也促进了保险行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财务管理环节更趋于集中化和专业化。在具体工作中，能够对投资和风险实现有效的控制，财务管理工作也越来越规范。由于保险行业的高风险性，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开展经济活动中是先有资金流入，然后才有资金流出，基本上不需要垫付资金。但保险行业资金运行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同时资金流入多为客户上交的预付金，具有负债的性质，而且保险行业资金运行不具有循环特征。保险行业的诸多特点也使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因此保险行业为了健康、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以有效的规避财务风险，降低由于财务风险而造成的损失。

二、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作为我国保险公司，在开始发展过程上是在政府监督要求下进行的，在金融领域不断改革过程中，国家在保险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的监管有所放松，随着经济全球化，保险公司也开始迅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上，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也提高了财务监管力度，经过不断发展如今的保险公司也形成了专业化的业务流程，并且业务发展是健康有序的。尽管我国保险公司在财务管理上取得了很好成绩，但相对于西方成熟的财务管理体系下，我国保险业财务管理仍然要进行改进与完善。如今经济全球化更是给保险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些压力造成了一些问题产生与发展，所以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是当务之急。

2.保险公司在国家政策放宽的情况下，资金运作与使用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但这种多元化发展能力不够，造成了资金运用渠道不够多元化的现象产生，从目前看，存在资金以银行存贷方式沉淀于银行，无法满足保险公司资金高效利用，对于公司的经济效益提高是不利的，所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保证保险公司效益的有效方式。在从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和相关财务监督方面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制度上看，对于信息的标准化和对比化方面管理不足，在具体的细节上也存在问题，如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缺失、报表送达不及时等现象也存在，这样一来对于财务有效的信息化管理与监督是不合理的。

三、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优化措施

1.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理念。在保险公司发展过程中，全面落实财务管理工作的各项内容，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职能的第一步，就是要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管理模式，要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财务会计应该积极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并参与整个保险管理的过程，这样才能够随时发现公司经济与财务发展中的问题，并随时了解市场情况，以此为依据，制定和调整财务管理理念，一般来说，财务管理理念是根据企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更新以及拓展的，递进法是财务管理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另外，保险公司发展要依靠自身优势，管理会计人员应该充分挖掘企业潜能，积极引用最新的管理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断完善和改革传统会计的工作流程以及运作模式，不断降低保险公司的前期投入，增加公司最终经济收益，其经济实力提升，在市场竞争中也容易占领先机。

2.加强对保险公司筹资环节的管理。为了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内部的一些筹资活动是首要环节。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对筹资过程加强管理，合理配置公司的权益资金和债务资金之间的比例。例如：随着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误差，那么必然会使这种误差不断积累、逐渐变大，这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是致命的打击，严重的还会使保险公司资金链断裂。

3.加强对投资环节的控制。为了保证保险公司投资环节的顺利进行，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合理把控投资的金额，以此来降低投资风险的发生。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必须根据自设的财务管理状况、公司的实际情况等确定整体的投资方向，特别是对于投资项目的数量、金额、投资方向等必须做到清晰、透明、合理、科学。保险公司还必须认真分析进行证券投资的风险、投资的收益率等內容，降低正确投资风险的发生。

4.加强行业监管与偿付能力管理。当前我国保险行业在赔偿支付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加强行业监管，构建完善的内部监管体系。保险行业需要结合自身业务开展情况，重新对最低资本金的标准进行规划，建立健全风险资本体系，不断改进赔偿支付体系。要进一步做好風险预防工作，完善内部相关制度，加大赔偿支付水平相关信息的公开力度。另外，保险行业还要针对自身及下属分公司，科学对其赔付偿付能力进行评判，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并与市场行情有效结合，积极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总结

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升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化的过程。我国保险公司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后，已经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因此，面对逐渐趋于成熟的保险市场，我国保险公司可以借鉴其他企业财务管理的模式，取长补短，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为促进我国保险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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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树范.浅谈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科技经济市场.2006（09）

[9]王超.基于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问题及完善对策的研究[J].大众投资指南.2017（10）

[10]姚永晋.浅议我国当前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问题[J].纳税.2018（12）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最根本的问题表现为保障不充分、不彻底。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应使居民群众一切需要治疗、有治疗价值的疾病都不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公民不因医疗费用使家庭生计受到影响。实行“病有所医”，在现代社会其实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完全具有实现“病有所医”的财政潜力，实现“病有所医”并非需要很高的财力需求。

关键词：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病有所医；财政支出

近年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推进与完善进展比较快，而常州市走在全国前列。从2008年开始，全市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7%（按统计的城镇人口全国60%多），新农合参保率接近100%（全国94%），以市为单位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应保尽保，2009年财政补助已超过120元（全国80元），2010年人均筹资标准要达250元以上（2009年全国113元），亦属较高水平。医疗保障制度的落实作用巨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保障程度不够。本文以常州市为例并通过国际比较论证医疗保障制度彻底实现“病有所医”的必要性、目标、可行性和途径。

一、我国现行医疗保障体系保障的不完全性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如政府对医疗资源投入不足，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职工与居民分割，医疗保险负担和利用存在着不公平性，医药费用控制机制尚未形成，医疗保障作用不充分等。我们认为，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最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保障不充分、不彻底。具体表现在：

1.设置报销封顶线。我们知道，重大疾病往往需要1万、5万、10万乃至数十万元的治疗费，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或大风险，与中小疾病相比，是一般非困难群众也往往难以应付的风险，是最需要保的“险”。而现行的“医疗保险”并不完全“保险”，医疗救助作用也有限，这使一些人有病不能医。

2.报销范围偏窄。基本医疗保险列举不报销的项目百余种，如自杀、自残、斗殴、吸毒、医疗事故的医疗费用；工伤、车祸造成参保人员的伤害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不一定能获得赔偿）；因第三者造成参保人员的伤害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的部分（不一定能获得赔偿）；怀孕、流产、堕胎、分娩及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需的一切费用；尤其是重大器官移植只有肾移植报销部分手术费，且不包括器官源费用，其他移植完全不报销。此外，可报销疾病项目不等于费用都可报销，很多费用在报销目录外。这使很多居民遇到困难。

3.保障对象覆盖不充分。一是医疗救助对象范围比较窄；二是还有少数人主要是一些低保边缘的困难家庭和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未能参加医疗保险，当然就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报销待遇。

4.医疗救助、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报销比例偏低。如居民医疗保险高于居民医保起付标准至最高支付限额的住院和大病门诊费用，普通人员基金支付65%-70%。“农合”大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补偿比率更低，没有可靠的保障性。

总之，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病有所医。个人医疗保障程度往往与自身的经济能力有很大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穷人、农民的医疗负担比富人、职工大得多。据资料，我国先天性心脏病、脑瘫、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等重大疾病在少儿中的发病率持续上升，位列小儿恶性肿瘤之首的白血病，每年有2万个新发病例,每例治疗费用为10万至20万元左右。由于治疗费用和医疗条件等原因，每年能够接受正常治疗的白血病患儿只有8％，另外92％的白血病患儿在没有接受正常治疗的情况下大都死亡。在一些地区，因病家庭解体、犯罪求医、因病求死和为医抢劫的事件时有所闻。笔者通过电话对一些农村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多数村民指出农村各地存在有病无钱治疗的问题，合作医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彻底实现“病有所医”的具体目标和必要性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医疗保障体系都以病有所医为目标。免费医疗的国家谈不到报销上限，实行医疗社会保险的国家也难以见到医疗费报销上限之说，而且报销范围比较宽，如有个人承担部分可报销费用的，比例也低。如加拿大凡属政府保险的公费医疗项目的医疗费用，政府既不规定最高限额，也不要求病人或其雇用单位支付部分费用。国外很多国家都没有医保药品目录。德国法定医疗保险服务的范围、覆盖的项目和内容非常广泛：各种预防保健服务、医疗服务、药品及辅助用品费用、各种康复性服务等等。保险公司还承担疗养的全部或部分费用，支付最长78周的病休补贴以及就医部分交通费用等。儿童原则上跟随父母名下，不需要缴纳保险金。德国还有专为老人设立的护理保险，参加该险的人可以请专业护理人员上门为老人、病人进行护理，在家里由亲属护理，亲属可得到400、800、1200马克的护理费，如果被护理者住在养老院里，则养老院可获得2000、2500、2800马克。

世界各国普遍以医疗救助的形式为病有所医承担兜底责任。英国的医疗救助主要是免除国家卫生服务中一些需要个人出资的费用,如处方费、牙医费、视力检查费、配镜及修理费、接受国家卫生服务的路费、假发及相应麻醉和手术材料费。德国的医疗救助主要由政府资助加入医疗保险有困难的人群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如失业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劳动局支付, 养老金领取者的医疗保险费由养老保险机构承担。对高龄、残疾、生育等特殊需求者,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30%。新加坡政府为帮助贫困人群支付医疗保健费用而特别建立了一种捐赠性医疗基金, 意在为那些尽管有医疗储蓄和医疗保护仍不能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提供最后的帮助。强调个人负责的美国也有政府医疗救助，旨在帮助无力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的部分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各州必须将绝对贫困人口纳入救助范围,境况稍好的人群则选择性开展救助，以及老人、残疾人的医疗照顾。其条件虽复杂严格，但亦未见上限之说。

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应使居民群众一切需要治疗、有治疗价值的疾病都不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公民不因医疗费用使家庭生计受到影响。实现“病有所医”的具体改革目标应当是：

（1）医疗保险和困难群体医疗救助都上不封顶。（2）适当扩大报销范围，尤其应大幅放开医疗救助报销范围。突出的如器官移植及其组织源、某些情况下的护理费用等。工伤、车祸、堕胎、分娩、健康体检、康复性医疗、救护车费、出诊费等等也都应尽量报销。医保药品目录不能范围太窄，或对目录外报销一部分。（3）扩大医疗救助对象，政府帮助困难群体参保。切实做到人人享有切实的医疗保障。（4）医疗救助、城镇居民医保和合作医疗大幅提高大病报销比例，取消困难群体的医疗费自费部分。至少发达地区大病报销比例还可大幅提高。

此外，没钱就不能看病，那也不是病有所医。无论看病不花钱的免费医疗国家，还是实行医疗保险的国家，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先治疗、再付费”早就是一个惯例。病人们不用揣着现金去医院，而是在治愈后在家等着账单或由政府、医保机构去核算。因此，很少会出现有人因为没钱看病而被拒之门外的情况。对急危病人的救治应不附带任何条件。

彻底实现“病有所医”，医疗保障制度才能履行“保障”使命。只有顺应世界文明潮流，把彻底实现病有所医作为医疗保障的直接目标，才能建立起真正体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要求的医疗保障制度。

1.彻底实现“病有所医”是当前关注民生的首要任务。目前，农村居民和城市户籍人口住房自有率都比较高，加上住房保障制度的配合，除部分农民工居住条件不佳外，居者有其屋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见不到谁正常情况下流落街头；义务教育已基本不不存在读不起书的情况，由于多种助学措施的配合，大学上学贵和上学难的问题也已不太突出，在大学规模严重超过正常需要的情况下，部分成绩一般的学生有能力考上大学而不去念也很正常。然而，即使医疗保障制度正在落实，看不起病，有病不能得到合理治疗的现象仍然经常发生。“有啥别有病”，这是一个让当事人极其痛苦的事情。

2. 彻底实现“病有所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目标。良好的健康不仅是人类福利的内在组成部分, 而且有利于其他许多社会目标的实现。健康的身体不但能带来人民的幸福，还会使人们能够面对社会机会做出有利的选择、实现个人目标和人的发展。国际比较发现, 拥有健康的国民有助于减少贫穷, 缩小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促进经济增长。[1]包括因病致贫在内的贫困问题历来是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促进健康公平是政府的责任。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彻底实现“病有所医”是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迫切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

3.彻底实现“病有所医”是释放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然而，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对策仍然是刺激经济增长，这有加剧产能过剩、浪费资源、形成通胀压力的可能；即使在刺激消费方面，目前绝大部分措施都没有持久提高消费率的确切作用。居民为住房和教育所做的储蓄都会花掉，为养老所做的储蓄花掉的时间虽然比较长，但城市养老保险日益普及，农村也在展开，事实上，大多数居民为安全所作的储蓄主要不是为了老年日常生活所需，而是为应付意外事件，而为医疗所做储蓄不仅动机最大，而且由于大部分人不会得大病，得大病也不一定把储蓄花光，因而大部分不会被花掉。显然，使居民对看病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是促使其大胆消费的根本措施。

三、我国实现“病有所医”的财力可行性

1.实行“病有所医”在现代社会其实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个基本正常的经济发展状态就有能力实现。1949年经济落后的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无业人员、农村人口都可以在政府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如果病情比较严重，患者自己也需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很多人因为没有钱，看过病之后便一走了之，医院也不追究。印度的公共投入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7.9％，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排位，其公平性在全球居第43位，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政府将有限的政府投入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众。印度独立以来，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已增长了一倍，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70个百分点。在巴西，连外国人都可以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包括住院食宿和癌症、洗肾、艾滋病这样耗费昂贵的大病。朝鲜从1953年起实行免费医疗制度，1969年全面实施。全部免费性是朝鲜医疗保障的核心内容，甚至疗养和去疗养所的往返旅费也是国家支付。朝鲜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还具有全面性，即使边远的乡村也能覆盖到。免费医疗的直接结果是延长了朝鲜人的寿命，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在古巴，医疗对全民也都是完全免费的，医生对病人进行一系列免费检查后，病人可到社区的药店购买药品，所谓购买，只是象征性地付点钱。如需住院治疗，不仅治疗费、手术费和药费不用出，而且病床和饮食也是免费的，家属陪住也有休息的地方，且免费管吃住。古巴人的期望寿命达到了77岁，是世界上期望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是发达国家免费医疗的典型，有居住权的人都可获得全面、免费的医疗服务，患者只需负担挂号费。与此相反，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医疗保障程度却比大多数国家都落后。美国药物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有18000名美国人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而过早死亡。据2009年的调查，25%的人无法支付医疗或药品的费用。

我国陕西神木县顺利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并非完全公费和免费）。其突破是：住院治疗，起付线以上的一般费用包括护理费等予以报销，无比例规定；把安装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检查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也列入报销范围，每人每年报销上限高达30万元；城乡一致，农村报销比例因之大幅提高。据不同测算，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县财政2009年补贴1.2亿元的资金，占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约5.5%。这是一般县市都能承受的范围；而且要知道，医疗保障并非仅仅是县级财政的职责。

2.我国完全具有实现“病有所医”的财政潜力。实现“病有所医”要有一定的医疗卫生支出特别是相当的国家支出做保证，除公费医疗国家主要由国家出资外，大多数国家政府出资也都达到相当比重。我国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1）我国提高卫生支出比重潜力大。西方发达国家全国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约占10%。全球平均9.3%，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目标到2000年要达到5%。我国卫生总费用2008年只占GDP的4.52%，2009年为5%，低于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且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4.23倍（2007年）。（2）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比重潜力大。据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3年全球卫生总费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组分别为：27％、30％、22％和33％。[2]我国2008年医疗卫生支出政府只占20%左右（2006年18%），远低于各组在2003年时的平均值。不仅如此，全国人大代表周天勇估算，2007年财政收入除国家预算公布的5.13万亿元外，另有巨额预算外收入，两者相加，实际高达9万亿元。[3]以此推算，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0万亿以上。这说明本来占比排名非常靠后的政府卫生支出比重比统计数字表现得还要低得多。政府卫生支出的低比重，说明中央财政增加几千亿元使所有公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有非常巨大的潜力。（3）提高财政收入比重潜力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全部5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40.6%，21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北欧50%以上，3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9%。目前，人均购买力GDP已为中等以上的我国政府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为20%，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等才占30%。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5.4%，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9.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1.3%，我国2009年是17.74%。提高财政卫生支出比重和财政收入比重，可使医疗支出大幅增加，实现病有所医并不困难。

3.以常州市为例看，实现“病有所医”并非需要很高的财力需求。（1）城镇医保方面：2008年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2084亿元，而年末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432亿元。[4]武进区2007年征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5421万元，支出只有10679万元，累计结余29551万元。由此可见，现有筹资额就可以使城镇职工医保报销范围扩大、报销比例提高，居民医疗保险不仅可以使报销范围扩大，而且报销比例可以大幅提高，报销上限提高，如果全市财政补贴1个亿，放开报销上限绝对没问题（2009年市级财政补贴城镇居民保险1537万元）。（2）农村合作医疗方面：全国新农合2008年结余为当年收入的19.0％，2009年当年基金使用率为97.73%。2008年，常州市滚存结余6436.76万元。2009年常州新农合基金支出总额3.82亿元，使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例达40.71%，如使补偿比例达到职工补偿目标即70%，则共需6.56亿元，如果适当扩大报销范围和上限需增加1-2亿元，即总需求 = 8个亿，差额 = 8 - 3.8 = 4.2个亿。目前农民缴费人均50-70元/年，平均约60元，再增加50元一般可承受，就可增加1个亿。还差3.2个亿，需财政增加支出。2009年各级财政筹资2.67亿元，再加3.2亿元，共需5.87亿元。如果不增加农民负担，也只需7亿元就可以使农民达到职工医保标准。（3）财政支付的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可由目前的3-4千万元增加到1-2个亿。以上三项相加，总共8-9个亿。此外属于财政开支的还有些财政拨款单位医保缴费。以上三方面财政补贴总共用不了10个亿。而2009年财政支出总额达514.40亿元。（4）与神木比较：可报范围内100%报销的、农村人口（需大量补助）为主的神木一年每人免费的公费医疗花销是330元（一说财政补贴315元），全国都按照神木的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的话，4300亿就可以实现了，而全国每年至少有7万亿的预算收入，每年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款旅游三项就是9000亿元以上，还有大量非必须基本建设。城镇人口（需财政补助很少）占61.2%的常州市，户籍人口360万人，暂住一年以上人口46.3万人，按户籍人口和神木费用算，财政补贴需近12亿元。常州2008年财政支出384亿元，2009年514亿元，人均1.43万元，是神木的3倍多。（5）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常州2009年全市财政仅一般预算支出达228.49亿元，而全市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只有10.7亿元，各类财政医保支出约3.5亿元，卫生实际总支出约14亿多元。2009常州年地区生产总值2518.7亿元，按世界卫生费用平均占GDP的9.3%、政府支出平均占卫生费的25.4%计，则与国际比较财政医疗卫生类总支出应达59.4亿元。按古巴国家财政支出的20%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常州市2009年财政医疗卫生类总支出应为45.7亿元（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故结果是45.7亿元而非59.4亿元）。

实际上，医疗费用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如果实行医疗人员收入的相对固定性，就可防止医生乱开药、开贵药、乱检查、乱做手术，将使医疗费用大幅度减少。或者，通过保护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损失赔偿请求权，对药品价格全面管制，全面检查医生治疗方案的合理性，推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也可以使医疗费用大大下降。如果说有些地区财力尚较紧张，但全国整体并不紧张，发达地区更绝对是“小菜一碟”，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走在前列，创造全国可以借鉴的改革经验。

总之，我国实现“病有所医”不存在理论障碍，也不是财力问题，仅仅需要观念转变和预算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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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05-19.

[责任编辑:黎峰]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财政收支执行超前完成任务的背景下，“聚焦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的目标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提出，如何在当前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实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免发生财政风险进而引起系统性整体风险，多举措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等就显得至关重要。从财政资金统筹现状出发，财政资金在统筹使用过程中因受主体利益选择、博弈困境、改革成本等困境阻碍，难以实现资金的有效统筹。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培育全局意识的价值导向，实现多元共治的统筹机制，配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部管理模式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外部监督措施，等等，提高统筹效果，为实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保障。

关键词：财政资金；财政风险；统筹利益格局；多元共治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6.013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社会主要矛盾随之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都在增加。此时，财政已告别原有的增长轨迹，走上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方向[1]。从数据上看，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 177亿元，增长6.1%，从原有的高速增长转为近年来的中速增长；预算支出安排209 830亿元，增长7.6%，保持著高于收入增长率的态势。财政安排赤字23 800亿元，虽与2017年持平，但地方专项债务13 500亿元，与2017年相比增加5 500亿元，规模持续扩大①。

2018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宏观政策取向，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截至2018年6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在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支出也已完成预算的53.2%，比序时进度快3.2个百分点，相较于上年同期加快了0.1个百分点②。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保持着较高强度且完成了较好进度，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提供了保障。因此，在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财政收支执行超前完成任务的背景下，“聚焦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的目

标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提出，减费降税、保持支出强度以及微调财政政策等，成为实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主要措施。如何在当前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实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免发生财政风险进而引起系统性整体风险，需要解决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为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2]。为此，多举措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至关重要。

然而从实践中可知，当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然不高，资金沉淀问题依旧突出，尤其是在财政政策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审计署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部分扶贫项目共261个，涉及投资共2.88亿元，长期闲置或未达目标[ZW（]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http：//www.audit.gov.cn/n4/n19/c123683/content.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ZW）]。这种统筹力度不断增加，而财政资金却仍然沉淀的现状，会制约未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现。

就这一问题，学者纷纷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如完善预算管理制度[35]、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68]、合理划分财权事权[910]、完善监督机制提高信息公开[1112]，做法包括加强“四本预算”衔接、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13]等。此外，从治理的角度上来说，不少学者认为解决财政支出效率不高涉及到治理机制问题[14]，而统筹资金的能力反映了财政的治理能力，针对目前中国发展重点从总量为主转向结构为主的变化，更应重视支出结构背后的观念固化和制度固化，加快支出分类改革的试点[15]，实现具有效率性、效益性、公平性和透明性等特征的政府治理目标，以期更好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16]。但这些讨论更多地是针对问题的表面原因进行探讨，较少涉及对资金统筹使用难以展开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从财政资金统筹现状出发，分析资金统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进而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为构建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提供依据，以期为实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保障。

一、财政资金统筹现状

通过对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进行整理可以看出，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出现由于未支出形成违规存量资金[ZW（]关于财政存量资金官方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根据学者的研究，可将其定义为已编列支出但尚未实际支付使用的财政资金，且普遍认为存量资金包括正常原因形成的和非正常原因形成的。因此，审计署文件中指出的违规存量资金，可以认为是因非正常原因导致的存量资金，包括在日常财政收支过程中出现的该投未投、该用未用、支出绩效低等引起的存量资金。[ZW）]的省份在减少，仅包括吉林、上海、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7个省市，说明各省市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过程中加强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加大了统筹财政资金的力度；但到2017年第四季度，存在违规存量资金的省份突然增加，达到14个（表1）。

另一方面来说，从2013年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开展财政存量资金的盘活，将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国家急需发展的地方开始，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这一改革目标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到2015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出台，从项目、科目、部门、政府预算体系、跨年度预算、各类收入、增量与存量、编制与执行等10个方面，详细地对资金统筹使用进行安排。这些文件涉及资金统筹使用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违规存量资金理应减少甚至消除，但数据显示，在不同年份中，仍然存在大量违规存量资金，尤其是江西、四川等省，分别在不同年份的不同季度，甚至每个季度都出现大量违规存量资金的情况，财政资金统筹效果可见一斑[ZW（]数据仅采集了审计报告中有关“财政资金统筹盘活”方面的数据，仅包括关键词“闲置”“结存”等，若加上其他如“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应”等关键词，财政支出效率将更低。[ZW）]。

二、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困境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主要受现有财政支出格局制约，使得资金无法形成有效流动。财政支出格局是随着发展逐步形成的，所表现出来的是以往改革结果积累效应的体现。因此，对于财政支出来说，无论在规模还是在结构上形成的态势，都是各种力量经过长期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体现出了不同层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发展地区等在资源分配中形成的受益份额。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就是打破现有各主体间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使用，形成符合发展需要的新模式，因此在统筹过程中会存在相应的阻碍。

（一）財政资金使用中的多元利益主体：资金流动的桎梏

在政府内部，从各职能出发进行分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组织体系，根据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责、权、利的分配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了资金分配的逻辑起点。在对资金进行具体分配使用时，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会存在三种对应的利益关系，即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既得利益与未得利益。

第一种：根据整体和个体的差异性可知利益主体的共同目标和个体特殊要求具有较大差异，进而涉及的利益矛盾为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间的矛盾。从共同利益出发，在财政资金统筹过程中，资金有效使用和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在具体实践中，无论是地区间还是部门间都存在差异性，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和投向不同、职能部门对未来发展规划不同等，这种差异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特殊利益诉求。当全社会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之间等发生冲突时，各主体倾向于选择各自特殊利益的实现，最终形成的结果与共同利益预期存在偏差。

第二种：从利益形成的周期来划分，主体间存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选择。长远利益的实现相对于眼前利益的获得来说需要更多的配套成本，存在周期上的劣势，为此各主体普遍倾向于关注眼前利益。具体来说，从长远利益出发，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作为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建立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长效机制以实现资金长期有效地被使用，但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在大量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从眼前利益来看，下级政府或部门代表的政策落实者，对当前格局中获益的守护动机大于需要更长周期才能见效的长远利益的获取，为此，缺乏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动机和动力。

第三种：主体利益化使各主体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通过追求和保护各自既得利益忽视未得利益的重要程度。尤其对于已获利主体来说，任何政策的变动都将改变既得利益的确定性和未得利益的未知性。因此，在资金统筹使用的改革中，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各级政府或部门都不愿意失去已有的权利，会选择消极对待统筹工作的展开。

在打破现有财政支出格局对财政资金进行统筹使用过程中，将涉及人、财、物的重新分配，需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对财政资源分配进行重新考量。在现有格局下，各主体受特殊利益、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尤其受未得利益的不确定性影响使得现有支出格局难以被打破，进而无法有效改变资金“沉淀”的结果。

（二）财政资金使用中的利益主体博弈：打破固化的困境

根据经济人假设，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理性选择过程。对于一个集体或者社会而言，如果每个成员都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理性决策，那么整体利益目标就难以实现。从政府内部来说，财政支出决策是由多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行为特征和效用函数并按照特定组织规则运行的决策主体的集合[16]，包括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不同发展现状的地区政府等；从整体社会来说，财政支出决策和使用是各机构、组织博弈结果，由于目标的不一致性，各方都在操作过程中争取利益进而对支出改革和路径施加不同的力量，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现有的支出格局，且难以统筹。

以部门博弈为例。在支出决策中，部门各自形成了互相独立的利益集团，并着重考虑维持本部门的利益，无形中曲解了支出整体效益的实现。假设对于两个部门来说，即对A部门和B部门的资金进行统筹，两部门可采取的策略仅包括积极统筹和消极应付两种。当A和B同时选择积极统筹时，财政支出整体效益增加，存量资金减少，此时，上级政府也会给予部门一定奖励以兹鼓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财政资金统筹使两个部门改变了原有的资金配置方式，即失去对原有资金的绝对支配权并承担失去某项资金的成本。为分析简便，假设A和B付出的成本相同，即（x，x）。当A和B同时选择消极应付时，两部门资金将继续按照原有支出格局进行支付，此时支出效率低、存量资金多，付出的相应成本为（y，y）。当A和B有一方积极开展支出改革，加大统筹力度，而另一方继续原有支出格局，则积极统筹一方付出的成本为（y-a），消极应付的一方付出的成本为（y+a）。其中x-y>a，A和B形成的博弈矩阵见表2。

根据表2可知，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过程中，A部门和B部门存在两个均衡，即（x，x）（y，y）。从帕累托意义上（x，x）优于（y，y），且两部门在采取积极配合策略时将带来正的外部性。但对于A和B两个部门，在统筹工作中，各自采取消极应付策略时付出的成本相对于采取积极统筹策略时付出的成本来说更低，因此对于独立的部门，从各自现有利益格局出发，博弈结果都是等待对方积极统筹并享受外部效应，最终都选择消极应付，（y，y）成为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这种均衡选择是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限制。更进一步来说，当前发展环境具备多元性和复杂性双重特征，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同一政策尚且均采取消极应付这一策略，更不用说存在较大目标分歧的政府、市场和社会[17]。在这种利益博弈下，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不佳成为必然。

（三）财政资金使用中的政府行为惯性：利益藩篱的路径依赖

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加强社会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有效提供，但并不意味着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垄断地位。与此相反，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真正发挥作为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和效能型政府的职能，突出其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意识，辅之以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更进一步，政府在配置财政资金时，应站在全局视角下作为“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通过培育市场、社会其他主体的职责，以淡化政府原有的全能型特征。

但从现有的政府管理格局中可以看出，受长期计划思维、体制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并不完全，管理中“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仍然严重，造成政府事权庞杂、交叉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等问题。具体包括：第一，横向部门间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共存，使得财政支出不能形成合力，部门利益刚性较强。第二，纵向部门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中央包揽过多，地方依赖性强，加剧了投入份额和交叉现象，无法有效使用资金。第三，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政府“手臂”过多、过长，且配套措施不健全，资金效率低。

（四）財政资金使用中的制度冲突和失衡：改革的制度成本

对现有财政支出进行统筹使用，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还包括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改革的整体过程，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资金难以统筹的问题，必然需要对现有体制机制的重新思考。这一过程中相应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包括了制度的摩擦成本、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和安排成本等。

第一，对于制度的摩擦成本来说，是由旧制度受益方与新制度受益方之间的摩擦、旧制度的政策安排与新制度的政策安排之间的摩擦产生的。在对现有支出格局进行统筹使用时，新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与旧制度转换的阶段，这就产生了旧制度与新制度间的摩擦成本。另一方面，在旧制度中受益的主体与在新制度中受益的主体存在不对等性，甚至会出现旧制度中受益主体在新制度中成为利益损失主体，需要与之匹配的补偿支出，即调整摩擦成本。第二，对于新制度的机会成本来说，任何制度的选择都存在着一定的机会成本，选择某一改革措施后，政府必然承担着未实施其他措施和继续实施原有措施等引起的机会成本。第三，对于新制度的安排成本来说，由于新制度是对原有制度的更改，必然会打破原有制度下的条件假设。因此，当原有支出格局不存在或者被打破时混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时需要针对新制度实施条件、配套措施、监督方案等因素进行重新考虑，此时产生的成本构成了新制度的安排成本。

三、统筹财政资金的路径选择

财政资金在统筹使用过程中会受到主体利益选择、博弈困境、改革成本等方面的阻碍，使得财政资金难以统筹使用。在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的前提下，构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长效机制，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培育全局意识的价值导向，实现多元共治的统筹机制，并配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部管理模式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外部监督措施等，实现资金的有效统筹。

（一）培育具有全局意识的价值导向

财政支出是资金使用主体的利益格局体现，对原有支出制度的改革必然导致权力的此消彼长，各部门应站在全局视角下，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实质性打破财政支出中的利益藩篱。因此，应培育具有全局意识的价值导向。具体包括：第一，确立体现公共利益核心价值的财政支出目标。从财政支出视角来看，应确立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为核心目标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即通过改变以往不科学、不合理的支出模式，达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打破政府间、部门间、区域间的隔阂，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保障可持续发展。第二，建立体现公共利益核心价值的动力机制。衡量财政支出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配以价值动力机制的有效运转。因此，通过以公开透明的项目管理为依托，加强主体间互动，实现价值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进而实现公共利益[18]。

（二）建立多元共治的统筹机制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共治。财政资金有效统筹使用需要依靠政府支出关系的调整来实现。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号）等有关规定，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已逐步展开，尤其对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已较为清晰，中央和地方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深化落实，实现对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等支出的合理安排。另一方面，根据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定位，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其他领域划分细则及相关政策出台。

第二，地方政府间的共治。财政资金有效统筹使用，需要建立跨地区沟通协商和利益的补偿机制来推进。首先，各地区政府要打破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政绩的狭隘观点，以长远利益为目标，反复进行平等的沟通协商。其次，从管理上改变官员考核晋升机制。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从根本上改变只关注当地经济增长的状态，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所处的环境、发展等因素，结合外部性的影响，制定出综合指标，全面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最后，从利益角度上制定补偿机制。在财政资金统筹过程中，建立地区的补偿机制，对付出代价的地方，由中央政府或利益受益地区通过相应的转移支付、政策补贴等措施进行补偿，改善协调过程中地方间利益失衡问题。

第三，部门间的共治。财政资金有效统筹使用，需要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来深化。财政资金的管理不仅涉及财政部门，也涉及资金使用部门、资金监管部门等。不同部门在资金的使用中，根据不同职责划分和权力水平进行资金的决策和执行，因此统筹工作仅靠财政部门一己之力无法完成。首先，进行部门职责调整和整合。在落实党中央有关政策过程中，将利益在各部门进行合理分配，坚决消除偏离整体利益之外的部门利益。其次，建立部门间沟通协商机制。在现有的部门层级上，依托有效的行政协调机制，优化部门间的联动，从而实现“1+1>2”的资金使用效果。在不改变现有政府机构设置条件下，由财政部门牵头，建立跨部门的专业委员会或召开联席会议，协商存量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避免重复交叉或相互脱节，强调资金使用整体协同理念，打破部门隔阂。最后，与地区间配套补偿机制为依托，建立部门间补偿机制，更倾向于关注项目涉及部门的利益。

第四，政府与群众的共治。财政资金取之于民而应用之于民，因此财政支出的有效使用应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衡量。首先，提高预算透明度，减小政府与群众的信息不对称。预算透明度的提高可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为监督提供前提以督促政府更好履行受托责任。其次，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的监督。人民代表是广大群众的代表，因此从预算的编制、执行到最后的决算，都应受到人大的监督。最后，依托现代信息手段，加强群众与政府的联系和沟通。

（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是继“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后对绩效管理的新提法。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资金的产出和结果，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供了支持。其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是体现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主要指标，也是实现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制度保障。

第一，强化预算部门的责任。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包括了对财政支出的全面绩效管理，而财政支出是通过预算安排体现，因此，要强化预算部门的第一责任人意识。在落实财政资金统筹过程中，预算部门应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管的责任，从源头上把控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二，推进全覆盖的实现。首先，实现全方位的绩效管理格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实现向所有类别拓展，即在继续推进一般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的基础上，逐渐向预算部门整体支出、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拓展；在继续探索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向各级政府财政运行拓展，从建立完善的政府预算绩效管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全方位的绩效管理格局。其次，实现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将預算编制、执行、监督等过程与绩效管理同步，保证财政资金接受全过程的绩效管理。最后，实现覆盖财政的全资金。将所有财政资金都纳入绩效管理范畴，即从一般公共预算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拓展，完成对所有财政资金项目、预算单位、预算部门的监管，确保“花钱”与“办事”间的匹配，防止“拿钱找项目”情况的发生，减少资金无法形成有效支付的可能。

第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目标作为财政资金使用的“指挥棒”[19]，在预算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编报能力，以实现绩效目标的规范化、绩效指标的科学化、绩效结果的可获得化。首先，在申报预算时，主管部门或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应对绩效目标进行严格的事前评估，倒逼预算编制部门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其次，进一步按类别研究统一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并给出指标解释，以提高指标填列的可操作性。对无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偏低的支出，采取一定的措施，可不予安排或相应消减预算规模，以实现财政资金的有效执行。最后，对于项目来说，应严格遵守将绩效目标及指标作为项目入库的前提条件，未按规定设置绩效目标或审核不合格的项目不予进入项目库。

（四）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体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可知，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保障预算支出和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人大对预算的监督重点，从赤字规模和预算收支平衡转为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意味着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更具监督性和有效性，同时也意味着要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体系。

第一，给予人大充足审查时间。对支出预算和政策的审查要求人大需要充分了解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展开专题调研等，在人大代表具有兼职性前提下，应给予人大对预算审查监督提前介入许可，以确保在对预算进行审查监督时的科学完整。例如，结合人大代表的工作特征，组织代表不定时进入预算编制部门进行短期考察等活动。

第二，夯实监督主体构成。首先，加强对人大自身素养的培训，特别是基层人大，使其对各项法律法规、重大政策、重点项目有足够的了解，从而有效行使监督权。其次，在中国多元化的预算监督形势下，建立以人大监督为核心，以政府财政部门、职能部门、审计部门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监督体系，借助相关部门监督力量以强化对支出预算和政策的监督。最后，充分利用专家智库，更加广泛地借助专家和社会力量，形成人大、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有序互动。

第三，形成以支出预算和政策为主的全口径和全过程预算审查监督。预算审查重点转为支出预算和政策并不意味着对收入预算等的忽视，而是在原有的审查监督前提下，更加强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预算的支出和政策的全面监督审查，强调对预算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审查监督[20]。

第四，健全人大监督责任机制。解决委托代理引起相关问题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激励机制，二是监督机制。因此，人大对预算监督应采取激励和监督并进的办法，以促进人大对预算监督有效性的提高。在激励机制建立方面，首先，对人大代表履职工作进行合理的量化，如建立人大档案，系统地记录人大代表在各个监督阶段的工作情况，并对不同的工作给以量化分数或相应加分；其次，每年可进行集中考评，对不合格的人大代表采取提醒、批评等措施，对履职较好的人大代表进行相应奖励。在监督机制建立方面，首先，利用各种媒介对人大监督预算这一过程进行监督，充分体现出人大监督预算的受监督性；其次，建立等级惩处制度，对不称职或渎职、违法违纪的人大代表，按程度采取教育、批评、警告等措施，对情节严重的代表甚至可进行劝退并采取以后年度也不被任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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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玲】

Key words： financial fund； financial risk； overall planning and benefits pattern； multigoverning model

医疗保险体系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石家庄体育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体育保险事业起步较晚, 是在20世纪末才逐渐引入, 较西方国家的体育保险而言, 晚了很长的时间, 发展相对来说并不完善, 体育保险体系相对单一并且所保障的往往只是因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出现的意外伤亡或者造成的严重的伤害, 其他的体育相关保险并未列入其中。然而, 石家庄也是高度重视体育活动, 在很多体育赛事的举办上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体育所造成的运动员受伤现象也很多, 石家庄急需完善国家的体育保险, 真正能够在各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权益得到保障[1]。

(一) 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健全

体育保险起步较晚, 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对于体育事业而言, 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对于体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有很大裨益的。这些需要石家庄政府部门对体育事业高度重视, 尤其是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 需要政府部门对于相关政策积极制定, 保障相关措施的正常运行。正是由于我国的体育保险事业比西方国家的体育保险事业晚了几百年, 相关体制还不完善, 缺乏有效的监管, 对于体育竞技者、投保人以及被保险者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责任明确规定, 使得我国的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也相对比较滞后。同时, 因进行体育活动后的伤害性较大, 而体育从事人员以及竞技人员在受伤后通常得不到更多的保障以及相关法律条款的支撑,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积极性。石家庄也是虽然重视体育的发展, 但是对于体育保险的推进相对滞后, 无法更好地保障运动员的健康。

(二) 相关运动员的投保意识不高

虽然体育保险事业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运动员对于体育保险的认知仍然并不透彻, 即使有些运动成员也在进行体育活动前购买相关的保险, 然而对于保险的具体条文却不是特别清楚, 缺乏购买保险的主动性。运动员认为体育保险应当是国家体育局为体育运动员购买的事情, 而自己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心。

(三) 体育保险业务繁杂, 所能投的险种较单一

体育事业存在很大的风险性, 尤其是体育宗旨指出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 高风险性的体育事业也同样会有高额的赔付率, 不同的体育项目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没有专业人才的介入, 很难推进体育保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难以保障运动员的健康。并且很多的保险公司对于体育保险所开设的险种很单一, 只是拥有最基本的保险业务, 对于更多更难更细的险种, 并没有进行设定, 因而也无法真正满足运动员的需求, 适应运动员的运动特点, 缺乏更加专业的体育保险产品。

(四) 体育保险专门人才匮乏

国家发展体育保险事业, 针对不同的体育活动类型的人才, 应当设定不同满足层次的保险人才。并且针对每一类体育项目的危险程度不同、投入成本的高低、隐性危害的存在几率, 体育保险应当极大地需要精通保险险种及保单内容的工作人员, 有专业的开发研究人员。在石家庄体育事业的发展中, 体育保险起步晚、运营状况有待改善, 操作过程相对困难, 并且受伤后所接受的赔偿也并未能真正保障伤后的各种所需, 在体育保险行业中, 就是因为缺乏专门的专业型人才导致保险行业的发展滞后。

(五) 体育保险重视不够

笔者查看石家庄市的有关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发现地方对于体育事业一直都很支持, 然而, 在各种体育竞技比赛的相关规定中, 从未出现相关的保险相关提示或者相关警醒, 这就造成呼声高、但实施度低的情景, 一是由于地方性政府并未真正意识到体育保险在运动员体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因而在体育的后期保障工作中考虑的不周到, 做的不到位, 二是由于体育保险事业的起步晚, 起点低, 发展本来就相对滞后, 导致一些偏远地方并未真正理解体育保险的优势, 甚至并未听说过体育保险, 这就造成在安排体育运动时, 直接忽视运动员运动后所造成的相关伤害。

二、石家庄发展体育保险的各种必要条件

(一) 体育运动中存在很大的风险性

随着体育类型运动的不断发展, 各类体育项目也在不断扩增, 但是这也同样带来了很多的隐性危害, 有些甚至是挑战人类的极限, 在不断的体育运动中, 无法避免甚至无法消除在体育运动中的各类风险, 这些风险都在时时刻刻的影响着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运动员在不断的训练中, 难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风险, 而这些危险一旦发生, 没有体育保险的一一保障, 势必会造成很大很严重的后果, 带来人员、财产以及物力上的极大损失。

(二) 体育保险作为体育运动的后勤保障具有很大的优势

现阶段下的体育保险事业, 在石家庄的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运动员在进行各项体育技能的训练中, 需要面临高强度、高难度的日程训练安排, 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在极大程度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随时都会有可能出现突发的损伤, 有些情况下甚至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 直接影响到运动员今后的生活及各方面的保障。而体育保险作为体育运动中对运动员的直接保障, 需要不断的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体系, 真正使得运动员在进行相关体育运动及训练中得到极大的保障[2]。

三、石家庄体育保险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议举措

(一) 在体育保险方面,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

在进行体育运动时, 公民的体育保险意识不强, 对于体育保险认知不到位, 政府需要大力扶持, 相关的工作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更加完善, 针对不同类别的体育项目制定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及相关说明, 确立体育保险的重要地位, 从而减轻体育保险的不完善而对于运动员造成的身体以及心理上的伤害。并且任何一个体育保险条例的制定都需要体制内各个部门的相互协作, 各单位应做到相互配合, 从保险立法的确定、相关法律条文的拟定、修改以及完善等方面都做到严格, 各环节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二) 对体育保险进行宣传, 扩大人们的认知面

体育运动存在极大的风险, 但是人们对于体育保险的认知还并不够、不全面, 这就造成石家庄的体育保险在推行过程中存在极大的困难, 使得体育保险发展相对滞后, 运动员也并没有强烈的投保意识, 并且再加上对于经济计划的制约, 对于保险行业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偏颇。因此, 应当加大对于体育保险的宣传力度, 让石家庄每一个参与到体育运动中的人都意识到保险对于运动员的受伤以及退役后的极大保障, 有利于石家庄体育保险的推进。

四、结语

在石家庄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体育运动项目类型的不断增加, 极大的需要体育保险的推进, 为每一位参与到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做到真正的后勤保障, 进一步推进体育发展事业的同时, 也有利于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增强石家庄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

摘要：体育保险是在我国最近几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体育教育的发展, 然而我国的体育保险体系尚不健全, 基础薄弱, 在技术等很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弥补我国体育保险存在的不足。本文主要以保定区体育保险为依托, 分析体育保险的发展现状, 为石家庄体育保险事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相关建议, 提升体育保险的水平。

关键词：体育保险,体系,不足,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关晶, 王国军.我国体育保险的现状、瓶颈与突破[J].体育科学, 2017, 37 (1) :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