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1.问题的提出

原煤炭工业部门对煤层瓦斯的习惯定义是瓦斯=Gas=CH4;早期学术界的习惯定义为瓦斯=Gases=∑CH4,CO,CO2,CnHn,H2S;梁汉东等学者(2006)所定义的是瓦斯=Gases=∑CH4,H2,CO,CO2,CnHn,H2S。

现有观念认为“矿井瓦斯形成于整个成煤过程的始终,且大部分瓦斯已逸散于大气中”“吸附瓦斯存于煤的晶格之中”“1克煤可以展开为几百个相应平面赋存大量瓦斯”等,以及目前瓦斯突出事故调查所下结论之一“突出的瓦斯含量与煤层中原始瓦斯含量差距甚远,明显要多”。曾提出过质疑,所增加瓦斯量来自哪里?

2.同步形成原地性(原生瓦斯阶段、第一类瓦斯形成阶段)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瓦斯是在形成煤炭过程中形成的,形成1吨煤大约能形成60m3左右瓦斯,即瓦斯形成贯穿于整个成煤过程始终。

煤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瓦斯,在一定压力下以游离和吸附两种状态赋存于煤体中,由于封闭不好或者受开采空间的影响,以及压力的降低,游离瓦斯自然散失,吸附在煤体中的瓦斯变成了游离瓦斯,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物理过程。

王锡爵(1983)瓦斯主要成份为CH4,在树木成煤的变质过程中分解出大量的瓦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大部分吸附于煤层中聚存于围岩中,我国矿井瓦斯来源都属此类。

3.迁移形成异地性(次生瓦斯阶段、第二类瓦斯形成阶段)

褚开智(2008)对煤层中瓦斯形成、储积、运移等地质规律总结分析认为:随着温度升高,其煤变质程度也增高,生气量相应亦增加。煤热模拟实验研究指出长焰煤到无烟煤,生气量为268-393m3/t。同时,生气量还与煤岩组分有关,由多到少排序为壳质组、镜质组、惰质组。瓦斯在煤层中以吸着态、游离态、溶解态三种形式赋存,其中最主要的赋存方式是吸附状态。瓦斯主要是沿煤层或岩层的孔隙和裂隙运移。

大量资料显示瓦斯形成大可分为两个时期或阶段,即泥炭化阶段和煤化作用阶段,前者生成的瓦斯大部分散失于大气中,后者累积产生的瓦斯储集于煤系地层中。针对国内外学者在瓦斯形成机理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具体可确定煤系地层中煤层气(瓦斯)的储集规律:自生自储、自生他储、他生自储。

Scott等(1994)在研究圣胡安盆地煤层超压带分布规律及其成因的过程中,根据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数据和相关物理模拟实验结果,提出煤层气次生生物成因观点。

孙四清等(2012)以煤的最大镜质体反射率作为指标,将我国煤层瓦斯成因分为次生生物成因气、混合成因气和热成因气三大类,并指出我国部分煤矿区的瓦斯成因类型。

张建民(2008)认为由于岩浆的大规模侵入活动带来的热力作用,提高煤变质程度,促进煤层气生成。成煤期后,构造运动对岩层进行改造,岩层压力降低至煤层气临界解吸压力以下时,部分煤层气解吸运移至砂岩储层中,形成煤成气。李永臣(2014)认为煤层在热演化过程中,会与其相接触岩石产生高热区域,使得煤层气扩散至岩石储层中。

徐家湾隧道瓦斯是来源于隧道下方2800m的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含煤岩系,地质历史演化进程中向上流动,于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岩石裂隙中,则局部储存封闭或孤立残留一定裂隙型游离瓦斯。

黄凯(2008)通过研究桃园矿10#煤层围岩特征对瓦斯赋存与涌出控制作用,得出深部煤层瓦斯沿煤层向上逸散,到达中部区块与中部煤层瓦斯一起通过顶板砂岩原生裂隙,逸散到其顶部砂岩围岩中并储集,浅部煤层中瓦斯则沿煤层通过风氧化带逸散出煤层。

张虎权等(2007)通过观察甲烷气的碳同位素组成(CH4和CO2)、煤岩及烃源岩的热模拟产物及碳同位素组成、甲烷气中异常高的汞含量,推断甲烷气可能来自深部地壳或上地慢,甲烷气是通过上地慢脱气作用或中地壳的费托合成而生成的,而非来自煤及其煤系地层。

美国瑞廉公司(2002)根据常规油气和煤层气成因研究指出煤层气和常规天然气生成客观地质途径是由矿物和金属等催化作用所完成。

依据煤生气量与吸附量,气煤前,在10MPa压力下,煤所生成甲烷满足煤孔隙表面吸附;气煤后,煤变质作用中所生成气体除吸附外,大量气体(13.32～358.24m3/t) 剩余,则以自由充填方式赋存于煤孔隙中,而孔隙体积与剩余气体量差距太大,生成气体使煤孔隙内产生高压,当孔隙压力大于煤破裂压力时,应力场控制着煤发生定向破裂而形成内生裂隙。

4.采煤过程形成再生性(新生瓦斯阶段、第三类瓦斯形成阶段)

早期研究表明部分瓦斯并非煤层中与生俱来就有,而是在开采过程中才产生的。煤层中存在着某种卤族元素,碳物质产生瓦斯残留第二种物质。在正压供风掘进头,同等供风条件下,风钻机排出的气雾在煤层处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20m同等距离岩巷中看不清施工人员,煤层边则看得很清楚。采掘头煤壁采用防爆相机在不同时期进行拍摄时,固定碳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减少,白色钙化物质增加等,这些现象说明在掘进头或采煤工作面新生瓦斯而逸散,残留下白色钙化物质。

5.结语

综上所述,瓦斯形成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动力地质作用。在这一地质作用过程中,形成原生瓦斯、次生瓦斯、新生瓦斯等三种瓦斯类型。通过开采过程中新生瓦斯形成机理研究,直接揭示煤体中水胀(解)性、温度、压力等成因。合理解释与矿井瓦斯相关事故,将为煤矿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摘要：瓦斯时常伴随着采掘过程,现有观点认为矿井瓦斯形成于整个成煤过程的始终,包括早期成煤阶段原地瓦斯和后期构造变动异地瓦斯。瓦斯形成问题很少遭人质疑,但矿井瓦斯事故仍然不断发生,说明瓦斯形成机理有待完善。通过查阅国内外涉及瓦斯的文献,瓦斯形成类型是多样的。研究获知瓦斯类型除原地(原生、第一类)瓦斯、异地(次生、第二类)瓦斯外,还存在一种采煤过程中形成的新生(第三类)瓦斯。新的瓦斯形成类型将为煤矿瓦斯事故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原生瓦斯,第一类瓦斯,次生瓦斯,第二类瓦斯,新生瓦斯,第三类瓦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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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ott A R,Kaiser W R,Ayers W B.Thermogenic and secondary biogeniec gases San Juan Basin,Colorado and New Mexico-lmplications for coalbed gas producibility[J].AAPG Bulletin,1994,78(8):1186-1209.

[5] 孙四清,李贵红,安鸿涛.我国煤层甲烷碳同位素分布特征与瓦斯成因类型划分探讨[J].中国煤炭地质,2012,24(2):15-17.

[6] 张建民.煤层气和相邻煤成气合采探索与研究[A].见2008年煤层气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35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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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磊.徐家湾隧道瓦斯形成机理及施工对策[J].铁道标准设计,2012,56(1):123-125.

[9] 黄凯.煤层围岩特征对瓦斯赋存与涌出的控制作用[D].合肥:安徽理工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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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amaswamy G.A field evidence for mineral catalyzed formation of gas during coal maturation[J].Oil and Gas Journal,2002,100(38):32-36.

[12] 李丽.浅谈煤层瓦斯的形成及瓦斯灾害的预防[J].煤,2010,19(8):82-83.

[13] 冯明,宫辉力,陈力.煤层瓦斯形成的构造地质条件及瓦斯灾害预防[J].自然灾害学报,2006,15(2):115-120.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策划前言

以“大象经济”著称的山东。虽然实力不俗，但经济结构偏重，国资氛围浓厚，资本化和证券化程度都较薄弱。如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笨拙的大象跳出轻盈的舞步，是山东省历任执政者孜孜不倦求解的老课题。

郭树清——这位“整体改革派”出任山东省长以来，首先从自己的老本行做起，从金融入手，对山东这个庞大而笨重的经济体动刀。一向靠落后的传统发展模式堆积GDP的山东省，即将面临着结构化调整的整形手术。山东省即将实施的金融化改革将从哪里入手？金融化改革的长远意义是什么？

为“大象”注入“金融魂”

海尔集团、山东电力、山东钢铁、山东魏桥、海信集团、中国重型汽车、兖矿集团、潍柴控股、中国烟草山东省公司、山东六和集团。

以上是山东省2012年企业前十强的名单，“大象经济”在这份榜单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在广东、江苏、山东三省的2012年民营企业排名前十强中，也能明显看出三省经济结构组成的不同。国有资本主导的大企业占山东省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这些大企业销售额高、GDP拉动效应明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山东已经坐上全国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GDP增速以1.78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江苏。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山东GDP同比增幅11.9%，落后于江苏的12.4%。此后，两省之间GDP总量差额不断拉大，2012年，江苏5.4万亿元的经济总量超过山东5万亿元八个百分点。山东有色、化工、造纸、工程机械等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企业，将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总量大，但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山东省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进入“十二五”以来，山东省的金融增加值以高于GDP五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2年更达到了19%，高于GDP增速—倍。尽管如此，截至2012年底，金融业占GDP的比例也仅4%多一点。

日前，山东济南召开“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共赢中的政府责任”交流会。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会上直言：“山东GDP总量占全国比重10%左右，但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不足6%，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不足6.5%，金融总量与经济总量不匹配。”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增量离不开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增长方式等的影响，杨凯生分析：“山东金融的特点是项目投资一次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对贷款需求量大但也延长了存款回流周期，较高地占用了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限制了商业银行放数据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计算贷能力。”随后他分析，山东资源禀赋决定了产业结构偏重型化、企业类型偏大型化、增长方式倚重投资，这些因素都会作用于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进而从更深层次上影响该地区的发展。

山东金融办主任李永健也表示：“如果山东省实体经济的优势能够转化到资本层面，经济发展就会得到质的提高。”

郭树清的到来让笨重的“大象”有了灵活的希望，不仅仅因为这位省长懂金融，还因为这位省长在金融部门中的影响力。

“每个地市配备一位懂金融副市长”，从7月19日山东省《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讨论通过的前后算起，据媒体核实信息，目前已经赴山东报到，或者已经公布任命的官员包括：

7月12日，山东证监局新业务监管处处长邵珠东挂职担任淄博市副市长；7月19日，此前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高级策略规划经理沈继奔被任命为临沂市副市长；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港澳台处处长樊来法被任命为威海市副市长；8月2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期货业数据中心）数据服务部总监冯艺东被任命为聊城市副市长；8月26日，证监会发行部综合处处长张望军被任命为潍坊市副市长；8月27日，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处长董文媛被任命为日照市副市长。8月29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一批任命名单：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处长庞魁霞挂职担任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阮健弘挂职担任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山东分行营销专家刘光海挂职担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此外，据了解，保监会新闻处处长张忠宁，已经被保监会选定，可能赴山东出任菏泽市副市长。

如此大规模的选派“懂金融副市长”，“整体改革论”者郭树清的改革决心可见，一斑。在郭树清看来，“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从金融入手，以唤起山东省更深^的社会变革动力。

如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1日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说的那样，金融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不是仅做巧事，但我们还愿意出一招能够影响全局，满盘皆赢。”

改革“补短板”

此次金融改革核心并不是单纯扩大金融产业的规模，而是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的情况。

《意见》中的一些内容有许多在以前已被提及过，但如此完整清晰的金融创新规划和路径却是第一次提出。

《意见》围绕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发展、发展和规范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营造金融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五个方面提出多项改革措施。

这也被金融业者、官员、学者评价为一次“路径清晰，亮点颇多”的改革方案。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和建立要素交易平台”、“建设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推进县域金融创新发展试点”三部分内容，或将成为拉动山东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三驾马车”。

长久以来，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资本进退渠道不畅、融资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山东实体经济“贫血”的原因。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为未上市公司提供股份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平台，是继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之后的第四板资本市场。作为山东省金融领域创新的一大亮点，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挂牌企业138家，托管企业271家，已经走在了全国同类市场的前列。

不仅如此，《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探索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培育发展社区类银行机构、互助型合作制保险组织和专业化保险机构；推动村镇银行引入民营资本，争取村镇银行3年内实现县域全覆盖。

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保险组织、村镇银行……山东从多个层次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闸门”。据了解，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措施后，以省级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意见，并细分层次，山东是第一家。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首要前提是“风险自担”。这既符合投资收益和风险承担相一致的市场原则，也避免了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风险处置真空，或者演化成依赖国家信用提供隐性担保。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谷澍认为，这项工作需要跟进有关制度安排，特别是涉及到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

在这个全省总体改革的方案里，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地方金融、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一些金融机构的整体发展目标和规划均列在其中。

对山东这个经济大省来说，路径的选择、模式的创新更为重要，这就要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金融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

金融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并不适合大干快上，必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健发展。山东金融业要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自身的努力，要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永恒主题，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有效防范经济与金融风险相互作用，金融与财政风险相互传递，一定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双核”中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

《意见》提出，努力将济南建设成为立足山东、辐射周边省份、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金融中心。把青岛市建设成为国内领先、面向国际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

“双核”金融中心的确定，除了两座城市经济较发达外，还有更深的经济学原理。

依据1949年康维斯的断裂点理论，该学说认为，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它的规模成正比，与距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根据山东省的行政区划和计算出来的济南、青岛两市的经济辐射半径可以看出，青岛市的金融增长极辐射范围包括烟台、威海、潍坊、日照、临沂等鲁中和鲁东地区；济南市主要的金融增长极辐射范围包括德州、滨州、东营、淄博、莱芜、泰安、济宁、聊城等鲁西和鲁南地区。两市的辐射范围基本涵盖了整个山东省。

青岛市再一次容光焕发，主动请缨，站在了改革的镁光灯下，翩然起舞。

《意见》中这样写道“利用青岛市已有基础和蓝色经济区龙头地位，做好机构培训、市场建设、政策创新、环境营造等工作。突出发展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高端金融业务，吸引国内外投资理财机构和金融机构聚集，把青岛市建设成为国内领先、面向国际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

将青岛定位为“新兴财富管理中心”有其合理性。青岛市金融办曾经针对新加坡、香港、瑞士等十分发达的财富管理中心做出过详尽分析——财富中心的形成通常有六个内在因素。目前青岛不少的实际状况与其中几个要素相吻合。例如，青岛已经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第二产业比较发达；交通便利，是空港、陆港和海港的枢纽；优美宜居，自然条件优越等。而其他要素也像低矮树上的果实，跳一跳就能够得到。

青岛市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本土环境来看，社会财富迅速积累，高净值人群规模不断壮大，一方面提高国内财富管理水平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产的意愿强烈，财富管理中心城市既可作为国内财富人群理财活动的聚集地，也会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实施跨境资产管理的桥头堡。在金融机构方面，财富管理领域的新型金融机构和业务显著增长，财富管理中心城市可以很好地承接此类机构聚集发展，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加快金融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在财富管理机构集聚方面，青岛已经有7家私人银行、8家财富管理中心、多家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私人银行客户达到5000余人，管理资产超过400亿元。人才培训方面，招商银行与青岛合作设立的中国（青岛）财富管理学院已进入筹建阶段，山东大学财富管理学院、中信证券财富培训机构也落户青岛。

财富管理市场的初步发展使得青岛市迈向“新兴财富管理中心”的步伐更加坚定，不过，和新加坡、瑞士等动辄上万亿美元的管理资金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据新加坡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期公布的年报显示，新加坡管理资金同比增长22%至1.63万亿新元，合1.29万亿美元。而去年瑞士管理资产规模则达到2.9万亿美元。

“青岛目前建设财富管理中心主要有三个阻力，首先是缺乏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精通财富管理业务的专业人才；其次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等配套体系；再者是财富管理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的辅助机构数量还不够多，运营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山东大学管理学院辛立国副教授向记者介绍。

实现赶超，非一日之功。青岛市曾制定了三阶段的发展计划。一是基础建设阶段，立足于财富管理培训基地，吸引更多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机构聚集，同时争取试点政策，开展财富管理相关的金融改革创新。二是提升财富管理功能，侧重提供成熟的配套产业、丰富的人才储备，推动国内外财富管理机构的区域总部在青岛聚集。三是全面深化、强化与财富管理中心城市合作，争取国际范围内各类财富管理机构在青岛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四是加强地方性配套法规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初中数学中有大量的概念，是数学基础知识的重要部分，概念的教学在初中数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概念课教学中教师不应只简单地给出定义，而应加强对概念的引出，使学生经历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加深对新概念的印象。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从类比与联想、创设问题情景、利用生活实例、在活动中思考、联系与发散等途径对数学概念的形成进行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数学概念　引入　形成　概念教学

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数学概念比较抽象，初中学生由于年龄、生活经验和智力发展等方面的限制，要接受教材中的所有概念是不容易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不注意结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去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征，只是照本宣科地提出概念的正确定义，缺乏对概念引出及学生概念形成的教学策略研究，缺乏结合概念特点的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课后一些学生对概念往往就会一知半解、模糊不清，也就无法对概念正确理解、有效记忆和灵活应用，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双基的落实。

一、概念教学的现状分析

现阶段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数学教师仍在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概念课教学，即便接触到新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但受周围环境和自身水平的影响，不少数学教师还是在“穿新鞋，走老路”。大多数一线教师在概念教学中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①“一个定义，几个注意，一步到位，举例训练，反复练习，迎接考试”的急功近利式教学；

②“掐头去尾烧中段”的直接授予式教学；

③“概念教学=解题教学”式的大容量训练教学；

④“照本宣科+模仿训练”式的模糊教学。

以上几种教学方式产生的弊端：

①知识掌握，一知半解——吃夹生饭，再回锅也做不成可口的香米饭；

②教学效果，事倍功半——在知识外围重复训练，耗费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③问题解决，机械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量训练都游离于知识之外。

二、有利于学生概念形成的一些教学策略

(一)类比与联想的方法得出数学概念。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仔细研究教材的教学体系，挖掘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要充分尊重教材编写的意图，要充分关注学生的现实——认知水平、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教材把“矩形”编排在平形四边之后，是因为矩形是平行四边形基础上一个内角的特殊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类比与联想的方法进行矩形的教学。根据教材的编写意图，采用类比与联想的方法形成新的概念，学生学得轻松，为进一步研究矩形的性质和判定也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创设问题情景得出数学概念。初中生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发展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因此，教师在概念教学时，切忌直截了当就定义而讲定义，应更多地从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思维情景，让他们通过观察，比较，概括，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新概念，而且也能培养学生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法，使他们的抽象思维得到发展。

(三)利用生活实例引入数学概念。数学概念的形成，必须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要直观、具体，要建立在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比较，找出事物的本质特性。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运用直观的方法，使抽象的数学概念成为看得见、摸得着、想得来的东西，成为学生能亲身体验的东西。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又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有些数学概念源于现实生活，是从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对于这些概念教学要通过一些感性材料，创设归纳、抽象的情景，引导学生提炼数学概念的本质属性。这样做给学生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

(四)在活动中思考得出数学概念。由于数学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学生认识和掌握数学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教学中，我们要在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中，以学生为主，让学生积极参与数学活动，并在活动中思考，自主、自悟地概括出数学概念。

(五)联系与发散得出数学概念。“从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概念教学的核心就是‘概括’：将凝结在数学概念中的数学家的思维活动打开。以若干典型具体事例为载体，引导学生分析各事例的属性、抽象概括其共同本质属性、归纳得出数学概念等思维活动而获得概念。”这就需要我们在概念教学中要试着对概念进行适度的联系与发散，努力找出概念间一些体现共性的东西。

概念的教学在整个初中数学教学中是重点，也是难点。我们应该深刻领会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注重概念的形成过程的教学，在教学设计中更多关注概念形成的教学策略。平时的概念教学中多启发学生，多培养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要帮助学生形成新的概念，理解概念的本质，弄清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把它们真正弄懂、弄透，从而能举一反三，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皮连生_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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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维刚，孙维刚初中数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4]田传弟，小议初中数学里的一些概念[J]，中小学数学，2010(6).

[5]毛孟杰，让教材的编写意图与学生的现实融合[J]，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10(10).

(作者单位：温州市第三中学)

编辑：李文亮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冯友兰将历史区分为“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他在主张历史客观性的同时，指出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传统是历史上主观精神所创造的产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历史的建构。传统与历史共同成为民族精神联续的纽带。冯友兰的历史本质论是受其“新理学”哲学立场决定的。在他看来，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受到“理”的贯注、由诸多历史事物组成的有机体。冯友兰主张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力，体现了他维护和发展儒家文化的新儒家立场。

关键词：冯友兰；历史本质；传统；哲学

冯友兰是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的“新理学”体系虽然是纯哲学意义的建构和探索，但是，也有深切的历史思考和现实指向。冯友兰在论及创建“新理学”哲学任务时明确指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之后及此书(指《新原人》——笔者注)所由作也。”冯友兰一再强调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探究近代中国的“旧邦新命”，也充分说明他的“新理学”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哲学性思考所构建起来的。因此，要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新理学”便离不开对其进行历史哲学的考察。然而，截止目前有关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体系进行纯哲学意义的讨论，从历史哲学角度和现实指向进行的系统和深入研究却很少。为此，本文就冯友兰对历史哲学最基本问题——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所作的思考和回答进行考察和分析。冯友兰并没有直接对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进行系统的和正面的论述，他的历史本质论是反映在他对什么是历史、历史与传统关系的相关论述和解释中。冯友兰的历史本质论是由其“新理学”体系的基本哲学立场决定的。易言之，“新理学”哲学决定了冯友兰对历史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冯友兰对历史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既具有鲜明的哲学思辨性，又显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一、历史的本质及特征

历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历史哲学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和史学家对此作出过不同的回答。所谓历史的本质，一般是指历史的根本属性及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要回答历史的本质是什么，无疑要看他们对“历史”内涵是如何界定的，因为内涵就是指一个概念所包含的性质。

冯友兰在1934年初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对“历史”一词做了明确解释。他说：“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说者此时心中，非指任何史书，如《通鉴》等。不过谓中国在过去时代，已积有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谓历史，当然是指事情之自身。历史之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纪述。如说《通鉴》、《史记》，是历史，即依此义。总之，所谓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家对于此活动之纪述。”对于这样两种历史，冯友兰分别称之为“历史，或客观的历史”和“‘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他又说：“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遇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纪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纪述之是否真纪实，是否与所纪之实际相合。”可见，冯友兰在这里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或者说有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的历史。“写的历史”即“主观的历史”只能是，也应该是对客观历史的反映与记载。

冯友兰进而对“主观的历史”形成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说，“主观的历史”无论如何无法达到与“客观的历史”相符合，即历史学家是无法写出真正的“信史”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历史学家虽然可以依据可靠性颇高的“原始的史料”进行工作，但他们“或为威劫，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于是写不成“信史”。其次，即便没有这些原因，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史料本身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对史料进行加工的时候，会掺入主观的因素，因此会导致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主观的历史”无法与作为“历史之自身”的“客观的历史”完全符合。第三，研究自然科学若有假设，可以实验定其真伪，“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则绝对不能实验”，所谓“人死无对证”，“此其困难三也”。“有此诸困难，故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上述三点往往是现代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用以否定历史认识客观性和历史认识能够反映客观历史的证据所在。冯友兰提出这三点却不是抱着消极的态度来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的历史”书写的意义，而是指出人们不能过于相信自己撰述的历史是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的“信史”。他实际上是要说明不同时代必须不断地重写历史：“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他承认“主观的历史”的价值在于符合“客观的历史”，“写的历史之目的，在求与所写之实际相合，其价值亦视其能否做到此‘信’字”。在他看来，重写历史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写的历史”虽然不是历史的本真，但却是对客观历史的不断接近，因而自然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哲学的思想背景下，冯友兰的这种看法是有其理论价值的，他看到了人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实际都是“主观的历史”，同时“主观的历史”又是带有浓厚的主体意识的。

冯友兰虽然承认有客观的历史，也承认历史发展中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并没有直接回答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有必然的规律性。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其实所谓一事之原因，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者(Antecedent)；所谓一事之结果，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后起者(Consequent)。凡在一事之前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先行者；凡在一事之后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后起者。一事不能孤起，其前必有许多事，其后必有许多事。”从冯友兰对历史中因果关系的如此界定可以看出，他只是指出了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没有指出历史中前后发生事件的必然关系。可见，此时的冯友兰对历史中是否存在规律意义上的因果必然关系是心存疑虑的。

在标志其思想成熟的“贞元六书”中，冯友兰对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得到深化。《新理学》一书在解释“历史”时说：“历史中之事皆一往而不再现，但虽不再现而却并不是无有，不但并不是无有，且不可改易，并且亦非无力。”冯友兰在这里对历史的本质特征作了两个重要规定，一是“不可改易”，二是“并非无力”。所谓“不可改易”，是指历史中之事既然已经过去，不可重复，所以历史不可改变，“历史是不可改变者。已往之事，已如此即永如此”。这是强调历史的过去性和历史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冯友兰又指出过往的历史决非没有意义，而是对现实发生重要的作用，历史具有决定现实的“力量”，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此即历史“并非无力”。他说：“历史亦非无力。就是说，历史中有某种事，此某种事即构成现在之某种事之一主要部分。就一事物说，一事物之历史是决定此事物之现在与将来之行为之力量之重要部分。”他还特别指出：“历史之力，在人事方面，尤为重大。……人的历史对于人之关系是很重大，此是无人能否认者。”

冯友兰强调历史发展中历史事物与历史事物之间存在“决定”的关系，一方面表明他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认识比以往有了深化，不再将历史中前后发生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物仅仅视为时间上的先后承继，而是主张彼此间有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必然的因果规律关系。另一方面，它还表明历史决不是已经过去的、没有价值和作用的东西，“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和发展。他说，“历史是继续底。……一国家或民族自某一种社会变为另一种社会，此变往往须经过很长底历程，很久底时间。在此程序中，旧底之须去者，逐渐去掉，新底之须加者，逐渐加入。在所谓变通底日新中，一国家或民族是逐渐成为一种新底社会，而不是将所谓新底制度，一下套上，如人将一套新底衣服一下穿上”。所以，“就此方面看，一新底社会之出现，不是取消一旧底社会，而是继承一旧底社会。社会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是如此”。这两点都表明了冯友兰对历史本质特征，即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冯友兰对历史本质特征新的认识，是建立在其“新理学”哲学立场之上的。在《新理学》中，“理”是最高范畴。冯友兰指出：“一种即一类物有一种物之理。一种事有一种事之理，一种关系有一种关系之理。……理是本然而有，本来已有，故是本然，故可称为天理。”那么，“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必然也有其“理”，而历史的这种“理”，正是“本然而有”的、不依人的意志和其他任何外部原因而转移的客观存在。过去相续不断的历史事物固然构成了历史的内容，但“历史”的“理”却不是这些历史事物本身，而是以这些历史事物为载体的本质因素和规律。借助“客观的历史”——过去的事物，才能体现的历史之“理”，即“历史的本质”。按照“新理学”的立场，“客观的历史”所体现的本质意义的“理”是绝对的和确定的。同时，事物之“理”是贯通古今的，“天理”是永恒的，因此，在历史发展中受“理”的决定而不断形成的新旧事物之间便有了连续性和统一性，纷纭复杂的诸多历史事物也能够以“理”统一起来。

二、历史与传统

传统(tradition)一词的最基本涵义，“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这说明传统与历史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如何认识传统与历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思想家对历史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大体接受了西方近代以科学理性为精神核心的反传统文化观和历史观，认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与以科学和民主为精神的现代化不相符合，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反传统。这种反传统主张在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生命性。

冯友兰作为儒家文化的辩护者，对历史与传统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认为传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历史的精神所在是传统，充分肯定了传统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他在1941年发表的《历史与传统》一文中，对传统及其与历史的关系作了阐述。首先，传统虽然常与客观历史事实和科学事实不合，但是在历史上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日出”、“日落”、“嫦娥奔月”等说法和传说之类的传统，“虽常与科学或历史不合，但我们对于这些传统，如有了解，则这些传统，仍可与科学或历史，各行其是，并行不悖。某种底判断，必须在某种领域内，才有意义，天文学上底判断，必须于讲天文学时才用得着，才有意义。如果梅兰芳演嫦娥奔月时，忽有一人，大斥其荒谬，则此人才真是大荒谬。因梅兰芳演嫦娥奔月是演戏，并不是讲天文学也”。可见，在冯友兰看来，传统虽然不是对事实的科学认知，也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作为历史上人们的一种文化创造，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可以各行其是，并行不悖。其次，传统虽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却也有自身的历史，有其历史地位和功用。他说：“关于历史上底事情，亦常有些传统底说法，这些传统底说法，往往与历史底实际不相符合。以传统为历史，是错误底。历史家要加以改正，是应该底。但传统虽不合乎历史，而其本身却亦是历史。它本身是历史，它即有历史上底事实所有底地位与功用。如其不合乎历史，我们可以指出它是不合历史，但我们却不能因此不承认其历史上底地位与功用。”第三，传统是维系民族精神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他说：“一个人有其物质上底联续，亦有其精神上底联续。一个民族亦是如此。一个人若只有物质上底联续，而无精神上底联续，这个人虽是人而实无异于一般动物。一个民族，若是如此，亦即是野蛮民族。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联续，大半靠历史与传统。传统虽可与历史不合，但可以与历史各行其是，并行不悖。”透过冯友兰对历史与传统关系的阐述，可以看出，他这里实际讲了两种“历史”。当他说传统与历史可以并行不悖的时候，他所说的历史是指历史上发生的历史事实，是指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物质创造及其发展(联续)。而当他讲民族精神的联续大半要靠传统与历史时，实际是有一种更大的“历史”，即包含物质创造的历史和精神创造的历史(传统)。在冯友兰看来，作为历史上的精神性和文化创造产物的传统，本质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传统因有其连续性，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精神联续的纽带。

当代传统研究专家认为，在一般意义上，传统，“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从这种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它们包括物质产品，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思想，对人物、事件、习俗和体制的认识。……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是人类创造的、赋有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传统还有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的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

秩序和意义”。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一般意义的传统观大体是从广义上说的，这种传统观将历史上的所有存留至今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创造都视为传统。它在审视传统与历史的关系时，是将传统等同于延续至今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将传统与历史等同。第二种传统观可以说是狭义的，在这里，传统实质是指一种精神性的文化，亦可说是文化精神。这种传统观在看待历史与传统的关系时，实际是将传统视为历史中的精神构成部分，是历史生命的精神所在，它更突出了传统这一精神实体和力量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积极创造性。

比照冯友兰的传统观，不难发现它大体属于狭义的传统观。概括冯友兰有关历史与传统的论述，其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传统是历史上人们的一种文化创造，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同；这种主观性的文化创造有其自身的历史，作为主观精神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在于它和客观的历史一起共同反映和维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生存和延续的纽带。冯友兰的传统观体现出对历史本质认识的深化，历史不仅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着作为主观精神创造产物的传统；同时，作为主观精神创造的传统实为对历史事实乃至历史的体认，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它维系着一个民族历史生命的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上联续，大半靠历史与传统。”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进入历史，构成历史，乃至创造历史和现实(当下的历史)，人们才可以通过自身的生命经验实现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把握。

冯友兰对传统与历史的认识是颇富理论前瞻性的。四十年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E.希尔斯在1981年出版了积25年之功写成的《论传统》一书，这是迄今为止研究传统的最经典著作。希尔斯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之成为传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代代相传的事物”、“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和“传统的持续性”。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某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在日后的文明演进中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它具有成为范型从而统一文化主体的意识、观念和价值的力量。同理，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就是因为某种前后一致的范型保持了它的个性。另外，个体存在于一种文化中，能形成不同于其他文化个体的价值原理、生活方式、性格特征，也是由于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形成了特殊的心理一意识结构和文化品质。因此，同一性是传统之为传统的核心。可见，在希尔斯看来，传统是一种文化范型，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在民族文化发展中起规范和统一作用的精神力量。传统既是历史，又创造了历史，并创造现实和未来。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两人对历史与传统的认识多有契合。

冯友兰作为一位富有现实感的哲学家，他对历史与传统的论述，不仅是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更是希望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确认识历史与传统，要把传统作为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所系，以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视西方科学理性为原则的全盘反传统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对以疑古史学为代表的用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来否定传统的中华民族起源于炎黄一元论的虚无主义历史观，他予以批驳：“说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依照历史。说中国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传统。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历史上原始底事实。虽有此事实，而我们数千年来，对于精神团结，却有很大底努力。这个努力，表现为上述底传统。此传统虽与历史不合，但其本身亦是很古底历史。这个传统的很古底历史，表示我们内部数千年来底精神底团结。”可以说，冯友兰对历史与传统的分析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情感。

三、历史与哲学

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是其“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理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逻辑展开。《新理学》一书所提出“理”的范畴以及对真际和实际、形上和形下所作的区分，决定了冯友兰历史哲学对历史本质属性及其特征的认识。易言之，其“新理学”体系的哲学立场决定了他的历史哲学，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在这里是统一的。

冯友兰在解释历史时提出了“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认为前者指的是过去的事情，后者是指对过去的事情的纪述。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作为不同的个体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由于都属于历史，也都属于实际，因此，必然带有某种共性，也就是“新理学”所谓的“理”。他说：“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而离开一切方底物，即属于方底物之类之实际底物，而只思及方底物之所以为方者，我们亦可作许多肯定。……这个判断，这个命题，即不是及于实际而是对于真际者，不是对于实际特别有所肯定，而是对于真际有所肯定。哲学中之命题，大都此类。”很显然，冯友兰所说的哲学始于对“真际”的肯定即是对“理”的肯定。在《新理学》中，冯友兰提出了“实际”与“真际”的概念。他说：“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真者，言其无妄；实者，言其不虚；本然者，本来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实际又与实际底事物不同。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底存在底的事事物物，例如这个桌子，那个椅子等。实际是指所有底有事实底存在者。”可见，冯友兰所说的“实际”是指某类现实存在事物，亦可谓某些现实存在事物之总和。而“真际”是指对此类所有实际存在的根本抽象，是一种逻辑存在。而历史是由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物构成的一类事物，因此，在“新理学”体系中属于“实际”范畴。在冯友兰看来，只有从对“实际”的提炼和抽象当中得到的结果，才是“真际”的对象，即哲学的内容。所以，历史便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容，这是冯友兰“新理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同时，“实际”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不过，如从“总类”之下应当包括的“实际”的类别来看，“实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的“实际”，即历史之总体，一类是现实的“实际”，即现实之总体。而现实又是历史的延续，即现实之“实际”是历史之“实际”的延伸，两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冯友兰对此是认同的。正因为冯友兰认为历史与哲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所以，他在进行哲学建构时才会不遗余力地对历史问题进行思考，进而以此回答中国历史的现实发展问题。

冯友兰关于“形上”和“形下”的讨论也蕴含着对历史和哲学关系的回答。他说：“我们所谓形上形下，相当于西洋哲学中所谓抽象具体。上文所说之理是形而上者，是抽象底；其实际底例是形而下者，是具体底。”又说：“就我们之知识言，我们之知形而上者，必始于知形而下者。……就真际之本然言，形而上者之有，不待形而下者，惟形而上者之实现，则有待于形而下者”，“此理不是主观底，而亦不即是实际底方底物。所以我们说它是真际底。它不即是实际底方底物，但实际底方底物必须依照它才可以成为实际底方底物。”可见，这里所说的“形而下”者，即是

“实际”，而“形而上”者，即是“真际”。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有明确阐述。那么，按照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可以推知，“历史”是归属于“形而下”者，而“哲学”是属于“形而上”者。可见，在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哲学”之存在，不依赖于“历史”的存在，而“哲学”的实现却有待于通过“历史”去完成。

考察冯友兰“新理学”所蕴涵的哲学与历史的逻辑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理”，即哲学(按，是冯友兰所说的“最哲学底哲学”)，是其“新理学”历史哲学的核心。历史作为过去的事物，是构成“实际”的重要内容。一个个过去的事物本来是毫无联系的，然而由于有“理”的贯穿，体现着“理”的流行，这样一来，属于“实际”范畴的历史就因有“真际”，即“理”的贯穿而显现出其有序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在某种意义可以说，冯友兰历史哲学中的“理”即是历史这一“实际”的灵魂，历史的发展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正因为有了历史之“理”这一灵魂，才能成为一股绵延古今的文化生命之流。可以说，冯友兰对历史及其本质的思考和回答，反映了他对历史本质具有生命性有颇为自觉的认识。在谈及“贞元六书”的创作时，冯友兰说其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表明他并未将历史乃至哲学视为静止而无生命的，相反，他是将历史和哲学视为一种生命的延续。在《新原道》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宇宙间底事物，不是静止底。道有‘富有’底大业，亦有‘日新’底盛德。它底大业，即成就于日新之中。”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历史的这种生命力，使得历史和现实发生确定的、连续的关系，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存在和发展下去。同时，正是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虽然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无法在现实和未来中克隆和复制，然而作为一种生命过程，历史仍然可以在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验证。

概而言之，冯友兰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他将历史分为“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既强调过往历史的客观性，又指出作为历史认识结果的“主观的历史”虽无法达到对“客观的历史”的完全认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历史虽是过去了的、不可改易的，却“并非无力”，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历史会对现实产生重要作用。在看待历史与传统时，赋予传统以积极的意义，将传统视为历史上的一种精神创造，传统参与了历史的建构，是民族历史的精神所在，是联续民族精神的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主观精神创造的传统与由客观事实组成的历史一起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历史”。这种传统观是对历史本质的新认识。冯友兰对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所作的思考和探讨，是建立在其“新理学”立场上的，他力求将历史与哲学统一起来，历史因受“理”的贯注而成为贯通古今的有机体。冯友兰对历史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各种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冯友兰主张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和生命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力，体现了他维护和发展儒家文化的新儒家立场，表明了其历史哲学将理论思辨与现实关怀密切结合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新理学[M]三松堂全集(第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三松堂全集(第2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冯友兰，新原道[M]／／三松堂全集(第5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4]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92

[5]冯友兰，南渡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0，

[7]E.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冯友兰，三松堂自述[M]／／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12

责任编辑　吴勇

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验证。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小地理空间范围内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且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目前处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阶段，地区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其余城市群均处于地区差距仍然在扩大的阶段。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地区差距;城市群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之一。就目前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主要问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基础形成的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密切。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探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文献是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种理论为基础，对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还有一些文献间接研究了二者关系。（1）新经济地理学将制造业集聚作为基础，提出“中心-外围”产业空间格局会引致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其市场规模的观点，伴随着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形成，中心城市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外围城市，进而逐渐扩大二者经济差距，Fujita（1999）等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赵勇（2015）等也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会使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产生差异化的作用，在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的初期，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扩大效应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缩小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冯剑（2018）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同时考虑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地区差距的倒“U”型关系是以没有政府干预作为前提条件的，且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有扩大作用。（2）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不会引致地区差距扩大，原因是该理论以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力这两种要素存在作为假设条件，且资本要素可以从一个区域流入另一个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利息归流出地劳动者所有，但低技能劳动力要素不能跨区域流动。范剑勇（2010）认为在以上這种情况下，即便产业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现象，也不会使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3）间接研究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的文献有：严成樑（2016）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差异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很大，应快速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以完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逐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刘胜（2019）以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采用中国工业企业以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且这一作用效果会受到区域特征差异的影响。刘胜（2019）等从“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的角度，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以及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上研究多数是以制造业集聚或服务业集聚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产业关联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从空间视角或是集聚效应视角进行的研究都比较少，尤其针对小地理空间层面，关于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地区差距效应的研究更加薄弱。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群层面，将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引入到研究中，考察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的关系。本文使用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影响，并根据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临界点的估计结果，对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所到达的阶段进行分类，探讨各区域在发展中的具体应对策略。

二、主要指标测算方法说明

（一）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般以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来表示城市功能专业化指数（Duranton2005），以便于反映城市专业化特征。城市功能分工即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产业分工中对各城市进行分工。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功能分工程度反映了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说明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大，并且两地区的发展互补性比较强，进而使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也就越高。

本文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分别表示中心城市u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分别表示外围城市w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p表示城市群中的产业种类，p=1，2，……，N。越大，表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越高。

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指数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分开来看，长三角、武汉、长株潭、黔中以及滇中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近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成渝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先逐年下降后又略有提升趋势;鄱阳湖城市群变化趋势很平稳，略有下降。另外，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历年空间功能分工指数都比较高，长株潭和黔中城市群指数相对较低，说明这两个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还有待于提高。

（二）地区差距指标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地区差距的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

分开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差距在逐年缩小;滇中城市群地区差距历年波动较小，但略有扩大趋势;其余城市群地区差距都在逐年扩大。地区差距值最大的是成渝城市群，比其他城市群地区差距值高出很多，说明该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经济产出差距很大，急需缩小地区差距。

三、方程设定

（一）模型设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会对区域差距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此外，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地区差距与核心解释变量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性的规避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系统GMM方法，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研究，并采用以下公式（1）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1）

其中表示地区差距变量，本文利用中心城市的实际gdp与外围城市的实际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滞后一期;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其二次项，用以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在不同阶段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含城市规模差距（urban）、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人力资本差距（hum）、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基础设施差距（infra），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外围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另外，由于稳健性的需要，本文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pergdp）之比来表示区域差距。

核心解释变量（fd）：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

城市规模差距（urban）：Duranton（2014）指出，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城市规模。本文城市规模差距用中心城市规模与外围城市规模之比表示，城市规模用各城市常住人口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经济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投资，中国目前仍是以投资驱动为主，柯善咨（2014）等指出投资对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有更重要的影响。本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用中心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資总额之比表示。

人力资本差距（hum）：经济增长会受到所在城市人口素质或人力资本的影响（Fleisher 2010）。本文人力资本差距用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围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之比表示，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由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城市年末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到。

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在市场活动中，若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那么政府在招商引资层面就会做的更好（周黎安，2008）。本文用中心城市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外围城市平均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表示政府竞争程度差距。

基础设施差距（infra）：本文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外围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之比表示基础设施差距。其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具体包括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长江中游的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本文所选取的城市群样本时间期间为2003～2017年，所选数据都为各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的全市数据，对个别数值的缺漏采用插值法补足，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8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03～2018年）以及统计公报（2003～2017年）。表1报告了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的分析结果。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检验实证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又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该表中的Arellano-Bond二阶序列“AR（2）”相关检验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相关，说明这两个模型所得到的GMM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同时，各模型也均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

由表2中列（2）可以得出如下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就表明了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深化，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在扩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二次项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就表明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逐渐扩大，但空间功能分工超过临界点以后，二者的地区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再由列（3）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以上倒“U”型关系特征。

列（2）和列（3）的控制变量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城市规模差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显著性水平均为5%，城市规模差距与投资差距对区域差距有很强的解释力，即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和投资差距越大，二者的区域差距就越大。以上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规模经济和投资驱动。同时，人力资本差距对区域差距也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人力资本规模差距使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起扩大的作用。除以上变量外，政府竞争差距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是负值，反映了如果政府竞争程度扩大，那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就会缩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区域差距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增大，但随着空间功能分工越过拐点，二者的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

（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

综合以上检验可以得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间倒“U”型关系在小地理空间即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总体上是成立的，但值得研究的是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目前处在哪个阶段，即是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还是缩小的阶段？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各城市群应该分别采纳什么样的发展策略？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根據表2中系统GMM估计中列（2）的结果对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按照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进行分类。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根据伍德里奇（2007）的计算方法，测算出含二次项模型的临界点①，得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的数值大致在2.3178。从2017年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来看，如表3所示，仅有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处于临界点右侧;武汉城市群即将跨越临界点;其余城市群仍处于临界点左侧，说明这些城市群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同时从表中还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比较低，即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的专业化收益大于外围城市，这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长三角区域很早就跨越了临界点，空间功能分工给中心城市带来的收益小于外围城市，从而缩小了二者的区域差距。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特征。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按照通常的做法，进一步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均实际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此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规避内生性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问题，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具体结果见列（2）。从列（2）可以看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仍然存在倒“U”型关系，且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进行系统GMM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且长江经济带只有两个城市群目前已经跨越或者正在跨越临界点，而大部分城市群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而且距离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还很长。同时城市规模差距、投资差距及人力资本差距对地区差距有扩大的作用，而政府竞争对区域差距具有缩小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现给出下面几条政策建议：一是根据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对城市群标准划定以及范围进行完善，在当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过程中，需要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依据来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划分标准，以便于客观的认识和评估城市群发展程度;二是缩小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差距，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各区域要均等，以使各区域平衡发展。同时城市群发展中对城市之间政府的干预作用要提高重视程度，还要加强城市之间合作意识，减少竞争，进而达到互利共赢，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三是采用差异化的城市群分工合作策略，使市场机制在区域合作发展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演进过程中展示出重要作用，通过互助合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使区域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附注：

①具体计算方法为：x^*=|β -_1/ （2β -_2）|。β -_1是x的估计系数，β -_2是x2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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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形成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道德文化是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校道德文化是青少年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第一影响源。学校德育应正视中小学生的非主流文化现象；积极建设学校道德生态文化，构筑生态德育系统，促进中小学生品德与文化心理行为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小学生；非主流文化现象；第一影响源；道德生态文化建设；“六生态”德育体系

道德文化是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源。影响中小学生成长的道德文化因素包括学校道德文化，校外道德文化，主流道德文化和非主流道德文化等。学校道德文化指在学校教育中对中小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等方面变化发展具有影响意义的各种文化因素，诸如办学理念、校园精神、学校的“一训三风”、班风、师德风范、教学活动、课程内容、管理制度、师生关系等，以及对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显性、隐性或潜在的影响作用。校外道德文化指来自家庭、社区、社会尤其是大众媒介中的道德文化影响。主流文化指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各种文化形式。“非主流文化”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相背向的“非道德”、“非教育”的文化現象。

道德文化是个体品德素质发展和社会道德风尚建立的环境因素、生成因素、教育影响因素和价值导向因素。道德文化是促进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的道德生态和生态道德环境影响。然而，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道德文化对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必然因打上价值多元化的烙印而变得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因此，在全面了解和把握道德文化对中小学生品德影响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以主流道德价值为导向加强学校、家庭、社会道德文化建设，营造促进中小学生品德健康发展的道德生态环境，是现代中小学德育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学校道德文化是中小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第一影响源

从教育功能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包括学校道德文化是中小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影响源，社会影响包括校外道德文化是辅助影响源。两者各具优势，不可替代而可互补、互动进而达到相互促进和整合发展。然而，在实际影响作用上说，这两大影响源的作用并不能经常保持一致，达成互动促进关系，甚至产生“5+2≤0”现象的相互抵消的结果。根据我们2016年度对广东省中小学生课余文化生活与思想品德状况的抽样调查：中小学生课余阅读的书刊第一、第二位的是“卡通漫画故事”和“流行作家的作品”；学生对商业与世俗社会较流行的价值观念如“享乐人生”、“宗教自由”、“自我中心”有较高的认同感；对学生思想和心灵影响除了父母、老师、朋辈等人的影响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智能手机与网络媒介”的影响，远超“阅读与个人兴趣活动”的影响作用。

中小学生的学习、课余文化生活、思想品德与行为方式深受媒介文化的影响。在全媒介时代，自媒介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小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第一影响源。中小学生的社会知识和信息主要来源于：第一位的是“上网、电子阅读”，第二位的是“看电视、听广播”，而位于最末位的才是“学校课程”；学生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的比例很普遍，上网和用手机最主要的目的前三位分别是“沟通联络、情感交流”、“学习、做作业”和“放松神经、游戏娱乐”；学生的课余时间每天经常的活动依次是“阅读书刊”、“看影视听音乐”、“运动锻炼”、“上网手游”“开网店做电商”。可见，媒体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小学生生活、学习与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种生态环境，并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格品质、感情世界、审美情趣以及言行举止产生愈来愈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以智能手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特征、“人人在接收媒介信息影响的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的自媒介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小学生的一种课余文化生活方式、情感需要和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第二课堂以及思想、道德、心理发展的重要施动因素。

自媒介文化的影响改变了当代中小学生社会化的程式，使原来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程式改变为“自媒介文化——同辈群体——学校——家庭”程式。过去认为，对中小学生的个体人社会化最重要最有力的四种影响源是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和社会；而今发现，家庭与教育影响的功能在退化，而自媒介文化业已成为第一影响源。自媒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社会大众文化形式一道构成了对当代中小学生的一种多元化的复合型的影响。其影响力之大，已远远超过学校、家庭文化的实际影响。自媒介文化伴随着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偶像文化中的“非生态”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种种负面现象使学校教育不断发出“5+2≤0”的叹息之声。

自媒介文化对中小学生品德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和终身性的影响。自媒介文化对当代青少年的影响不仅仅是影响面广、时间长、海量信息和影响力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以其诉诸感官与情感世界的愉悦性以及大众化的艺术娱乐形式对中小学生的认知、情感、品德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隐性的及长效的影响，像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乃至整个人生。自媒介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煽情性、有效性和深刻性，与学校、家庭教育影响相比，其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往往让教育者望洋兴叹。学生认为，对他们和思想、价值观念和心灵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视像文化、广播及流行音乐、娱乐杂志与课外书籍和网络文化。可见，现代自媒介文化对中小学生成长的影响已成为一种全方位和终身性的影响。其中，自媒介文化对青少年学习、生活作用有后来居上之势，正日渐成为当代中小学生文化的时尚与生活方式。任意幻想、充满挑战、具有交流互动性的网络文化，在“点击决定价值”的商业行为的操纵之下，更受崇尚自主、自我、时尚、刺激和隐私的当代中小学生的喜爱。更令人担心的是，自媒介文化及其引发的种种“非主流文化”、“非生态”与“手机沉迷”、“网络迷茫”现象等，都必须引起学校教育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二、学校德育应正视媒介文化中非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小学生的“非生态”影响

自媒介文化对中小学生成长影响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是并存的。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有利于推动和加速中小学生的社会化进程。特别是在调节中小学生课余文化生活、丰富知识面、愉悦身心、启迪心智、增加信息来源、了解时尚、丰富生活内容、增长见识和丰富社会生活经验、鼓励社会参与、促使道德内化等方面，自媒介文化对中小学生成长影响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然而，毋庸置疑，自媒介文化中的“非生态现象”——非现实、非理性、非道德，甚至反道德、反教育现象对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学生思想品德和行为上较普遍存在的“知行脱节”、“信仰危机”、“理想缺失”、“低龄犯罪”和“价值西化”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自媒介文化中非主流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媒介文化中非主流文化对中小学生品德形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媒介文化中对现实的歪曲、简化、模式化的描述容易对中小学生产生对社会、对人生认识和判断上的误导，导致价值观念上的迷失或混乱。在调查中，青少年学生对“自我中心”、“宗教自由”、“享乐人生”、“性自由”等西方观念较为认同。应该认知到这种非主流价值文化的负面影响，与学校教育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价值观念形成较明显的冲突。可见，在网络影响问题上，中小学生是网络价值迷茫远大于网络沉迷。

过多或过长时间面对智能手机、电脑网络，缺少人际交流，加上单元住宅、独生子女等现代生活的复合因素，容易导致中小学生人际沟通障碍、情感冷漠、性格孤僻和行為异常。影视、音乐、娱乐性文化对感官刺激性和表面通俗性的过分追求以及模式化的演绎，容易造成中小学生智力的萎缩，审美情趣的庸俗化。自媒介文化中色情和暴力的内容，极易诱发低龄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各地的调查表明，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中，有六成以上的直接诱因源于影视、网络书刊中色情或暴力的毒害。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八成的学生坦言承认在影视、网页和书刊等媒体中接触过色情的内容。

在全媒介、自媒介文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中小学生较喜欢形式生动的视像、广播音乐媒体及电子卡通游戏等浅层、流行文化形式而不太喜欢主流性、主导性媒体节目与高雅文化形式。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是卡通漫画故事、流行作家的流行作品、网络言情、武侠小说、时尚流行杂志。中小学生纸媒阅读退化尤为严重，突出表现为纸媒阅读量减少、电子阅读，尤其是手机阅读成为阅读的主要的和时尚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浅阅读和阅读兴趣卡通化也是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的突出现象。纸媒阅读退化意味着当代中小学生与主流文化，与高雅文化形式的距离越来越疏离；而与浅层文化、感性文化的距离亲近与趋同。业已证明，中国文字文化是东方道德文明的起源，是中华民族乃至以中国文字为文化基础的、智商位列全球最高的整个东亚人聪明才智的根基。但据统计，我国中小学生的平均阅读量不足发达国家人均阅读量的■。在电脑化时代，青少年的书写已明显地退化，如今阅读又在退化。我们认为，阅读退化是东方道德文明的沉沦！民族文化根基的动摇！中华民族智慧的退化！这种关系到民族道德文明、文化根基和智慧基础的现象是中华民族的隐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隐忧！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SOS”，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

三、构筑有助于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学校生态道德文化

学校道德文化对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学校是向中小学生传播人类文化和文明成果的专门文化机构和教育场所，有专门的教师和课程，并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学校道德文化作为学校文化和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流道德文化的反映，是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社会化的主渠道，是学生良好品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泉。学校道德文化对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心理、行为、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具有熏陶、感染、营造、导向、规范、监督、制约、启发、暗示、调节等作用，具体体现为品德养成生态功能、主流价值导向功能和道德自我整合功能。

开发品德养成的生态功能。中小学生的道德品质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作用下，通过个体的模仿学习、情感体验、自我感悟、生活实践而的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环境影响的反映，教育作用的结果，榜样示范的产物。学校道德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如同阳光，气候，雨露，营养之于植物生长，是良好品德形成发展的一种生态环境。道德，有以德育人的功能；文化，有以文化人的作用。学校道德文化的品德养成生态具体表现为：一，品德形成影响功能：道德文化作为一种道德生态环境，对中小学生思想、情感、品德、行为产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感染式、熏陶式的影响；二，品德养成生态功能：道德生态文化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促进力量，对中小学生的品德形成产生自我立法、自我监督、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作用，引导、促进中小学生品德自觉、自主、自省、自律发展。两大功能相互影响，互动作用，共同形成促进中小学生品德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

强化主流价值的导向功能。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主体意识强化是社会文化多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学生学生思想道德变化发展的特点和趋向。价值取向多元化，体现了当代中小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思想道德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同时也反映出当代中小学生价值观念上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主体意识增强，体现出当代中小学生自主体意识、竞争精神、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等现代人素质观念提升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前中小学生的主体意识中存在多色彩性、复杂性、模糊性和双向发展的可能性，正确的引导可使它向良好的主体意识方向发展；错误的导向或者放任自流，则有可能变形为只强调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漠视社会要求和集体价值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成为社会安定和个体健康人格发展的危害因素，成为人际沟通、家庭和谐的不利或不稳定。因此，必须对全媒介、自媒介文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中小学生的多元价值取向与日趋强化的主体意识加以正确价值导向，以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中小学生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促使中小学生品德的完善和人格的健全发展。学校道德生态文化是学校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德育要求的物质化、制度化、活动化、精神化，是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学校教育和德育规范、师德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小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影响源泉，对中小学生品德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促进和教育与自我教育功能。

激发道德自我整合的功能。中小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由他律到自律。道德影响的至高境界在于激发和培养道德主体的道德智慧，引导和促进道德主体对各种各样道德观念、模式进行价值判断、选择和整合。在自媒介文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价值判断、选择、整合对中小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现代人道德能力的表现。道德价值判断、选择和整合是道德内化的核心环节，其中道德与道德价值整合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道德价值整合是道德主体对多种道德观念、规范和模式进行价值选择、合理取舍和协同融合的过程。道德价值整合是道德主体主观能动性和道德智慧的集中反映，从道德内化的生态品德形成意义上说，它是促进中小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学校道德生态文化对中小学生品德发展具有导向、促进和自我教育等功能特点，针对当前学校和家庭教育在学生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作用减弱、地位下降的实际，加强和改进学校道德生态文化建设是当前中小学德育的一项重要迫切的任务。

首先，整体创建学校道德生态文化体系，发挥学校道德生态文化育人的功能。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學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方面，学校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从校长、教师到校工都是教育者；学校文化，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心理文化，显性、隐性、潜在文化都蕴涵着丰富的道德生态功能。学校德育内涵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制、心理健康、公民素质、人生规划等方面的教育。学校德育具有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的特点。因此，要求整体设计学校德育的目标、内容、途径体系，建立立体化、多样化的学校道德生态文化影响系统，以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中各种道德文化和德育资源的整体生态文化育人的功能。

其次，建立学校立德树人的新型生态德育体系，促进学生品德人格的生态发展。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应当以学生发展为本；学校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应建立学校立德树人生态德育策略和生态育人系统。“绿色生态”不仅仅是低碳环保概念，而是一种内生态、共生态、续生态、衍生态、寄生态、自生态的“六生态”理念。与“六生态”相应有六大特质：生命性、互动性、延续性、衍生性、附生性、循环性，共同构成德育生态的内涵与系统。“六生态”生态德育体系，包括：点燃内动力-内生态德育；构筑联动力-共生态德育；寻找恒动力-续生态德育；发展延动力-衍生态德育；开发附动力-寄生态德育；营造环动力-自生态德育。基于“六生态”核心理念形成立德树人的生态德育策略和实施系统：实施德育走进学生心灵、培育学生成为心灵主人策略，形成从立德到树人的学生品德自我构建的“自生态”发展目标系统；实施德育促进学生品德知情意行诸心理要素内生外化的心路历程策略，建构有效引导学生品德形成的“内生态”发展动力系统；实施德育引导学生品德发展从他律自律到自主自觉的品格心理发展策略，生成积极推动学生品德的“续生态”发展助力系统；实施德育各系统与各种影响渠道产生的合力联动与资源整合作用策略，营造德育与教学及其他各育“共生态”合力联动发展系统；实施德育特色创新发展策略，形成“衍生态”多样化德育途径系统；实施德育资源整合应用策略，开发“寄生态”德育多元化互动发展模式。

第三，丰富校园道德生态文化，营造学校生态人际沟通环境。校园道德文化作为学校道德文化不可或缺的阵地和第二渠道，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具有导向、规范和自我教育的生态导向功能。学校道德文化建设应着力开发和发掘校园道德文化对道德智慧发展的生态性促进功能和养成功能。校园道德文化是学生道德能力形成和个体道德素质发展经常性的生态环境。加强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正确舆论导向氛围营造、校园道德文化活动活化、校园道德文化精神建立和学生道德自主、自律意识形成等，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道德生态影响功能。校园道德文化的核心是学生道德文化，培育道德主体的自主性道德文化是实施校园生态道德文化建设策略的关键。

学校生态人际沟通环境营造是校园道德生态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师德生态文化建设是当务之急。现代师德是以教育爱为核心的教师的专业思想、道德情感和行为修养。现代师德文化是一种“一切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师专业精神；是一种育人为本，育德为先的教育伦理观和师德理念；是一种以师爱为核心的师生情感纽带关系；是一种教育者的使命感，事业心与成就感；是一种品正为师，德高为范的师德行为修养。师德文化对青少年学生的品德形成具有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影响作用。作为教育者，现代教师要成为学生人生的引路人——做学生生涯规划与生命成长的促进者；成为学生价值导向者——从监视学生的角色转变为多元价值选择的引导者；成为学生理想的激励者——引导学生品德形成从他律到自律的有效管理者。教师的积极心态是一种最具活力的现代师德。积极心态和传递正能量是师德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教育者的积极心态表现为乐观、宽容、开放心理状态：“相信现实是可以改变的”；“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善的”；“相信人际会因沟通而和谐、因和谐而美丽”；表现为主动、热情、负责的心理态度：为人做事积极而富于激情，负责而讲求实效；表现为快乐、幸福、满足的情绪态度：以快乐心态对待工作；以幸福心态对待人生；以学习心态对待事业；以事业心态对待职业。有积极心态的教师，才有积极心态的学生；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教师首先要有健康、积极的心态。

学校道德生态文化建设，是形成学校立德树人生态环境、创建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和营造中小学生道德品格健康发展环境的交汇点。在全媒介、自媒介文化和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背景下，学校、家庭、社会理当合力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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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