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贸易范文（精选6篇）
排放贸易 第1篇
一、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现状
越早进入碳市场的企业, 因为相关的市场经验较少, 面临的交易成本可能越高。晚进入市场, 虽然交易成本可以相应降低, 但有可能会错失很好的项目合作机遇。新疆在参与碳排放贸易中表现如何?
1、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主要形式。
我国以参与CDM项目为主进行碳排放贸易, 国内CDM项目的一般流程用箭线可表示为:企业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准备技术文件进行交易商务谈判国内报批 (国家发改委批复) 国际报批 (到联合国EB注册) 第三方经营实体认证项目实施的监测减排量核定 (联合国EB签发核证减排量相当的CERs) 减排量登记和过户转让收益提成。
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的主要形式也是CDM机制下的项目合作。由于数据所限, 截至2009年1月26日我国国家发改委批准的1, 848个CDM项目中新疆参与29个项目。此处的“参与”指所有项目地址位于疆内的项目。从项目数量上看, 新疆的参与度为1.57%, 从估计年减排量上看, 新疆29个项目估计年减排量5, 070, 916吨, 约占全国总量181, 592, 896.5吨的2.79%。
2、新疆成功注册的CDM项目。
截至2009年2月9日, 在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共有401个, 其中新疆项目有8个。从全国占比来看, 新疆所占项目数是全国的约1.2%, 较参与度1.57%基本持平, 稍有降低;从上报国家批复的项目占比来看, 新疆获CDM理事会批复的项目数 (8个) 占上报国家发改委并获批复数 (29个) 的约27.6%, 成功率接近1/3, 而全国获得国际EB注册资格的401个CDM项目占全国申请总数 (1, 848个) 的约21.7%, 可见新疆被筛选出来的项目获得EB认可的比例是高于全国水平的。
3、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主体行业构成分析。
新疆成功在CDM理事会注册的7个项目集中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减排类型, 只有1个项目属于节能和提高能效。同时, 8个获批项目中有6个属于风电项目, 1个工业余热发电项目, 1个水电项目, 风电项目占75%多。
通过对比发现, 许多水电项目在报国家发改委批复时即被排除, 未能顺利“晋级”。
二、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主要问题
1、数量问题。
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省份, 所占比例也低于国内平均水平。从国内注册数量上看, 新疆有29个CDM项目在国家发改委获得批准, 占项目总数 (1, 848个) 的1.57%。江苏、山东、内蒙等省份在CDM项目开发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特别是江苏, 获得EB签发CERs总量占全国的43%, 新疆与江苏等先进省份的差距非常明显。从以上数据和对比可以看出, 新疆CDM项目发展水平与其地域大省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2、结构问题。
对在EB注册成功的项目统计分析可知, 新疆参与CDM项目的行业结构比较单一, 尤其集中于风电项目, 这虽然表现出新疆发展此类项目的天然优势, 也同时说明新疆本身的工业基础薄弱, 没有多少可以“减排”的空间;而且也说明新疆对于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吸引力明显弱于内地省市, 至今没有更多国际资本和技术愿意投向新疆的工业。
三、新疆参与碳排放贸易的建议
如上分析, 结构问题是由客观情况所决定的, 自身的工业基础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为了提高参与企业、社会团体的总数,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加大宣传力度。
一直以来, 新疆各级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高度重视, 但由于企业自身资金短缺、技术障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尽管清洁发展机制恰恰是解决这一瓶颈问题的有效手段, 但是政府相关机构的宣传力度不足, 无论是CDM项目的注册, 还是实施流程, 企业都对其知之甚少, 严重制约了CDM项目的开展。同时, 新疆CDM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仍不完善, 缺少专业的中介机构服务于企业, 由于CDM项目申请过程中方法学和PDD撰写专业性很强, 一般CDM项目业主会委托专业的中介机构帮助制作和设计, 因此优秀的中介成为CDM项目注册成功与否的关键。而新疆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 无法为CDM项目开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CDM项目的发展。
2、加大培养和引进CDM项目相关人才。
CDM项目开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全部技术文件和申报材料均要求中英文两种版本, 因此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目前, 新疆精通CDM项目开发的专业人才奇缺, 而且没有完整的CDM项目人才的培养计划, 造成项目开发队伍的整体工作能力和项目开发水平较低, 影响了新疆CDM项目的快速发展。
3、加强对CDM项目的融资支持。
CDM项目从申请注册到最终CERs签发, 要经历多重审批、核证环节, 需要较长的时间, 各个环节所需的资金支持也不尽相同。由于CDM项目最终能否获得CERs签发存在不确定性, 导致银行放款的意愿下降, 尤其是中小型CDM项目, 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情况。从新疆现有成功的CDM项目案例来看, 其业主大多是资金雄厚的能源企业或有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 而中小项目发展滞后, 也说明新疆金融机构对于CDM的支持力度不够, 相关金融产品的开发落后, 不能满足CDM项目在新疆发展的需要。
摘要：碳排放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服务贸易, 是“低碳”时代必须面对和参与的一项贸易内容。地处国家边陲的新疆能否参与到如火如荼的碳排放贸易中?以何种方式参与?将会面对哪些问题?本文将从最基础的现状研究开始, 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思路。
我国碳排放权对外贸易策略 第2篇
碳排放权是指一种人类对大气容量的使用权, 是权利人对大气容量以排放含碳气体而使用的权利。碳排放权贸易就是指通过合同的形式, 一方通过出卖减排剩余额而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则取得碳减排额, 可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 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的一种互易行为。
1997年制定《京都议定书》之后, 工业化国家统一了温室气体排放限制, 同意碳排放权可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易。欧盟也从2005年开始在其范围内引进自主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以每个加盟国为单位向产业界广泛赋予气体排放指标, 以促进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易, 并最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国内外碳排放交易贸易方式和发展现状
(一) 《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贸易方式。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经过艰难的谈判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 确立了成员国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义务, 并允许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参加国际排污交易。《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三种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形式, 即联合履约 (Joint Implementation, 简称JI) 、排放贸易 (Emissions trading, 简称ET)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简称CDM) 。这三种机制容许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通过境外合作获得或购买碳减排指标, 以此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二)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欧盟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力量, 从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全球的节能减排行动。在《京都议定书》中, 欧盟15个成员国承诺, 在2008~2012年间将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2003年10月,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交易制度, 即欧盟排放权贸易体系 (EU-ETS) 。该制度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 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委员会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 首先确定了各个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再由各成员国分配给各自国家的企业。
各成员国政府至少将95%的配额免费分配给企业, 剩余5%的配额可采用竞拍的方式。各企业在获得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标后, 若超标排放, 则必须购买相应指标 (即排放权) , 企业若能采取有效措施使排放量低于指标, 则可将节余的排放指标出售给其他企业。这样, 排放权就可以在不同的排放者之间形成买卖交易, 排放者通过技术改进等方法所获得的剩余排放指标就可以用于其扩大再生产或有偿转让, 有利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三) 日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日本的能源效率在世界居于前列, 通过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措施实现减排目标的潜力比较有限。而加入《京都议定书》后, 日本减排碳的战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碳汇和京都三机制以减少排放量, 剩余部分由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除此之外, 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碳的排放。
与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形成呼应的是, 日本大公司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排放权交易, 为了获得碳排放权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日本的东京电力、三菱商社、三井物产、丰田汽车、索尼公司等33家大企业与国际合作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两家银行共同出资1.37美元, 成立了旨在削减碳的第一个基金日本削减碳基金 (JGRF) , 这在亚洲还是首创。这一基金将利用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削减量的京都三机制, 与亚洲和中东非、中南美等国家就削减事宜进行谈判, 预计至2014年可获得1, 500万吨的排放权。同时, 基金还将计划支援发展中国家削减碳排放量的事业, 取得削减部分的排放权, 并按照各企业出资的多少来分配从国外共同购买的碳排放权。
(四) 我国排放权交易发展现状。
我国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可以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为基础, 参加以项目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 决定了在我国实施CDM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 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合作, 每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1吨的减排任务将获得相应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 即“核准减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简称CERs”, 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截至2008年2月13日, 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CERs达36, 371, 368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 占其签发总量的31.33%, 这是自全球开展CDM12年以来, 中国CDM项目的CERs获签量首次超过印度 (30.02%) , 跃居世界第一位, 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CDM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占据最大份额。据世界银行测算,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 未来5年每年碳排放权交易量将超过2亿吨。
为充分利用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机会, 中国政府还成立了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 并于2006年6月发布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了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 按照不同的比例提取其减排量的转让收益, 并设立专门基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已于200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将代表国家, 对CDM交易中的部分收益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赠款、个人赠款、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收入来源等资金集中单独管理使用, 国家不纳入预算, 将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提供可持续支持。
然而, 目前由于我国从事CDM项目的企业 (减排量卖方) 大多缺乏足够的有关国外买家的信息, 且对国际市场上通行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程序以及交易手续都不太了解, 因此导致我国目前的CDM项目减排量交易极为不规范, 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 使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 阻碍了我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和策略
(一) 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发展碳排放权对外贸易, 有利于推进我国政府和企业了解、认识国际气体减排机制, 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开发CDM项目, 这将推动引进国外的资金与先进技术, 从而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与温室气体的排放,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有利于我国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碳排放权交易使二氧化碳减排有利可图, 可以促进相关企业加强技术革新。在全球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 如果企业在环保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 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降低, 再通过将多余的碳排放权指标进行交易, 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 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策略
1、抢抓发展机遇, 健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在我国仍不需承担义务减排的有利时机内, 抓紧时机培育市场, 利用国内碳排放权供应量充足的优势, 使市场迅速做大做强, 逐步成熟完善, 积蓄竞争优势。对此, 我国可参照目前欧盟成员国内部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在我国国内先建立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使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放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 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同时, 通过对交易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获得解决办法, 为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培育人力资源优势。
人才短缺是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一块短板, 碳排放权市场的未来优势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优势, 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新生市场, 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 CDM机制又是个全新的课题, 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而目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管理和科研的人才相对匮乏。因此, 政府首先应该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相关研究,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研究机构, 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应鼓励技术合作与技术引进, 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人才;再次应鼓励人才引进, 通过引进人才的辐射作用, 培养、造就更多的本土人才。
3、采取积极措施, 为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排放权贸易是建立在国际间政策协调架构上的虚拟商品交易, 任何政策的微调都会影响到整个交易市场的未来。目前, 碳排放权贸易的基础是《京都议定书》, 但2012年之后, 新的碳减排协议可能导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新洗牌, 其影响不仅仅是碳排放权交易本身, 还可能因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作用影响到全球的贸易平衡。由于意识到碳排放交易的重要性, 美国等发达国家企图分散减排压力, 提出中国应当承担碳减排义务。对此, 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改变现行体制的后果, 制定战略战术, 以积极态度参与新规则的协商与制定, 争取获得有利的结果。
4、加强金融创新, 服务碳市场。
随着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 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业务和衍生产品应运而生,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竞相涉足碳金融领域, 通过为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来开展碳排放权金融衍生品交易。目前, 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排放权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中国, 对具有碳排放权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2006年5月, 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 在境内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品种。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一方面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善于捕捉越来越多的低碳经济机会, 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 加快形成价格发现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机制。
5、开发可再生能源。
主要指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非化石能源。由于这些能源对环境危害较少, 因此又叫做“绿色能源”。开发“绿色能源”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 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已达15%~20%。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降低碳排放量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国家应采取刺激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力政策和措施, 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6、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权市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 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 在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进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我国应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学习国外先进CDM技术和碳市场管理经验, 对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科学的引导。在经营理念和目标、内部管理结构和运营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期货产品等方面, 由单纯的模仿引进, 最终过渡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创新。这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大国, 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双重身份使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气候制度的合作中去, 维护地球环境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有鉴于此, 我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在气候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点上做出适当的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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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贸易 第3篇
关键词：投入产出,出口隐含碳,SDA,LMDI
一、引言
近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 但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却位居世界第一, 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压力, 甚至出现中国“威胁气候安全”的论调。为此, 中国政府做出积极应对, 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而中国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不仅是由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引起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 出口了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 这部分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能源并排放大量CO2, 这部分排放本应由消费国承担, 却通过贸易转移到中国, 推高了中国碳排放量。目前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来越大, 对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和研究, 对于重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争夺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双边、多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定量研究上。 Shui和Harriss (2006) 利用投入产出法, 发现19972003年中国约有10%的隐含碳排放是由于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产生的, 中国相对美国的贸易商品中隐含碳排放存在顺差。Ackerman等 (2007) 通过研究美日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 发现日本也存在同我国相似情况, 同样美日贸易使得一部分本属于美国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到了日本。Dong et al. (2008) 则利用IDA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考察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发现贸易规模扩大是驱动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Yan和Yang (2010) 运用SDA分解法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 认为贸易规模的扩大是推高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贸易对我国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齐烨、李惠民和徐明 (2008) 用日本的碳效率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碳排放量进行计算, 得到2006年我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张友国 (2010) 运用SDA分解法将影响中国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为六个, 贸易规模的增长起到正向的主要作用, 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则起到负向的主要作用, 其它因素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兰宜生和丁学敏 (2011) 测算了2002年、2005年、2007年我国出口商品内含碳排放量, 并运用投入产出偏差模型得到技术效应能够减少出口内含碳排放, 是减排的主要因素。杜云书、张为付 (2012) 比较了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 认为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较大, 在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高, 且存在行业和国别流向集中度, 并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得到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与分析
(一) 中国出口贸易中各部门CO2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目前, 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全面计算一个国家各部门生产产品过程中所排放的CO2, 是较为理想的分析工具, 故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中各产业部门 (最终) 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利用矩阵将Leontief (1941) 的投入产出模型表示为:
X= (I-A) -1Y
其中, X为总产出向量, 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为矩阵A的同阶单位矩阵, (I-A) -1-I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Y为最终需求向量。
假设各产业部门的直接碳排放系数所组成的向量为θ, 那么, 各产业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为:
undefined
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 所以要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 避免其抬高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测算。本文借鉴平新乔 (2006) 的处理方法, 将公式修正为:
undefined
其中, U为对角矩阵, 是由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在各部门生产所使用的全部中间投入品中所占的比重组成的, 元素undefined、Ei、Xi分别为部门i的进口额、出口额和产值。那么, 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可以表示为:
undefined
(二)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刘起运、彭志龙主编的《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及分析》中关于1997 年、2002年和 2005 年33个部门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 (以2000年为基期)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相比现价投入产出表可以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 再者, 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中其他项被纳入最终需求中, 但因该项很小, 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中的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主要能源种类消费数据”。部分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由于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的部门分类并不统一, 为了使其相互匹配, 对一些行业进行了归并。因数据限制或出口额较小, 第三产业数据、建筑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供应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行业本文不做研究。进行整理后, 本文所涉及的有关货物出口的产业部门共有21个, 包括1个农业部门和20个工业部门 (见表1) 。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三) 结果分析
1.隐含碳排放强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1997年、2002年与2005年中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undefined与undefined。扣除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后, 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都变小 (见图1) , 所以, 如果不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扣除就会高估我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平均水平来看, 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 (即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完全碳排放系数, 以下同) 表现出“先降后升”的特点。
2.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结果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 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持续增长。特别是“入世”后, 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 且明显高于同期出口贸易增速。2002年, 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为2.45亿元, 到2005年上升到5.31亿元, 比 2002年增长了1.16倍, 相比之下, 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2005年比2002年增长了1.88倍, 高于同期我国出口贸易增幅。这与我国一些高碳行业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是分不开的。
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九个部门:7 (纺织业) 、8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12 (化学工业) 、14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5 (金属制品业) 、16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和2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9972005年间这种集中趋势更加明显 (见图2) 。
四、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的建立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 (1991) 建立的贸易-环境一般均衡理论, 为了具体衡量主要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因素, 将导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四个效应, 分别为出口总量效应、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
为测算及分析隐含碳排放量, 建立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
undefined
其中, θ为直接碳排放系数矩阵, undefined为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完全碳排放系数矩阵, 二者均为nn的矩阵;U为对角矩阵, 对角上的元素为各部门中间投入品中的国内产品所占的比重;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E为出口向量。
把出口向量E进一步分解为F (出口总量) 与S (出口结构矩阵) 的乘积, 其中, 元素Si=Ei/F, S是n1的矩阵;令L=[ (I-UA) -1-I], 那么, 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V可以表示为:
V=θLFS (2)
两个时期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可表示为:
undefined
其中, B (vundefined, vundefined) = (vundefined-vundefined) /ln (vundefined/vundefined) , vundefined表示部门j第t年出口的隐含碳;θundefined表示第t年部门j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即直接碳排放系数;lundefined为L矩阵的元素;ft表示第t年的总出口额;sundefined表示第t年部门j的出口额占该年出口总额的比重, 即sundefined=fundefined/ft。等式中的下标1, 2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 代表变量的变动。也就是说, 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ΔV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组成部分:
直接排放系数效应undefined
中间生产技术效应undefined
出口总量效应undefined
出口结构效应undefined
(二) 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效应分解结果
1.总量层面的分析
分析19972005年分阶段各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 (见表2) 。
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增长了15.5947亿吨。其中, 出口总量效应导致我国出口碳排放增加19.6265亿吨, 中间生产技术、出口结构分别增加的碳排放为6.0684亿吨、1.4429亿吨, 直接排放系数起到了消减隐含碳排放的作用, 减少的碳排放为11.5431亿吨。在19972002年、20022005年这两个阶段中, 出口结构和出口总量始终都促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 直接排放系数始终抑制了其增长, 但是, 中间生产技术在前一阶段起到抑制作用而在下一阶段转为促进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 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比较大, 出口贸易迅速增长, 但整体产业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有关。
(1) 出口总量效应
出口总量在四个驱动因素中的影响最大, 贡献率为125.9%。可见, 出口总量的扩大是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各个阶段看, 出口总量效应显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19972002年为4.8266亿吨, 20022005年为11.32亿吨, 这与1997年至2005年间我国出口贸易加速增长相一致, 尤其是加入WTO后,
(2) 直接排放系数效应
研究期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对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一直起负向作用, 而且19972005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的贡献率为-74.1%, 这说明在出口总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 由于我国各部门直接排放系数的下降, 抑制了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
(3) 中间生产技术效应
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来说, 其在19972002年减少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0.3251亿吨, 但是, 在20022005年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没有起到减排作用, 却增加了碳排放6.574亿吨;在整个研究期间, 增加了碳排放6.0684亿吨, 占我国出口碳排放增量的38.9%。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重工业化的推进, 产业技术水平提升, 资本深化加快, 但我国产业部门产品的生产对碳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性日渐增强。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 会给节能减排带来极大的困扰。
(4) 出口结构效应
相比之下, 出口结构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四种效应中最小, 19972005年其贡献率只有9.3%。19972002年增加了碳排放0.5425亿吨, 20022005年增加了0.2341亿吨。虽然后一时期增加效应有所降低, 但其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始终为正。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使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减少, 甚至是促进了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 这与我国当时经济粗放型增长是分不开的。
2.部门层面的分析
从部门水平来看 (见图3) , 21个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大部分都有所增加。19972005年, 1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增加最多, 为3.98亿吨;15 (金属制品业) 、16 (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 、18 (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 和2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增加较为显著, 都在1.4亿吨以上。
将这21个部门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出口总量、直接排放系数、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后可以看出, 出口总量效应对于这21个部门均具有正向的增加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而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基本上对所有部门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都有负向作用, 有利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降低;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 除了个别部门, 该因素对其他大部分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均具有正向作用。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 并且仍在不断增长, 出口中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产业部门 (未包含生活部门的 CO2排放) 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持续增长是出口总量、出口结构、直接排放系数和中间生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改进难以赶上出口增长的步伐, 虽然直接排放系数效应能够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 但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增加了隐含碳排放。目前, 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产品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 为此要不断优化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具体来说, 对于能源类产品, 由尤其是油气资源, 应尽量避免出口;对于高耗能产品, 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产品, 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 但总体上应加大对这类出口产品的限制力度;应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 以保障经济增长, 但要加大产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减排机制, 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根据当前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内情况选择减排机制, 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兰宜生, 宁学敏.基于投入产出偏差模型的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1 (7) :65-69.
[2]刘起运, 彭志龙.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序列表及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排放贸易 第4篇
关键词：工业行业,出口,碳排放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 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出口额以每年平均20%~30%的速度增长, 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近年来在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的能源消费也在不断增加, 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急剧攀升,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进而又会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护环境, 节约能源, 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正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国际压力, 如何既能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同时又能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关于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 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与所选数据不同, 因而获得了不同的研究结果, 但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 即出口贸易是使碳排放量增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高碳经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分析外贸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通过因素分解方法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减排的新途径,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有关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国外学者较早的进行了研究。Grossman&Krueger (1991) [1]最早使用贸易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 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做了研究, 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3个方面, 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认为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 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而世界范围内的总污染可能是增加的;Tolmasquim&Machado (2003) [2]研究了巴西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 指出一国的经济结构向能源密集型经济结构转变会给本国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巴西CO2排放量的增加与其贸易的能源密集型转变有密切关系, 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导致巴西的碳排放量增长了7.1%;Shui&Harriss (2006) [3]的估计表明, 中国目前碳排放量中的7%~14%是由于向美国出口导致的, 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利于美国减少能源消耗, 但却大大增加了全球的碳排放;Ferda Halicioglu (2009) [4]研究证明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显著影响CO2排放量的增加。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国内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 (1) 用计量法从宏观层面上检验中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许广月、宋德勇 (2010) [5]的研究表明, 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 出口贸易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谢守红和徐西原 (2013) [6]对江苏省碳排放量与外贸出口总额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外贸出口总额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 而碳排放量的增加不能解释外贸出口总额的增长。 (2) 运用因素分解方法从微观行业层面进行比较分析, 考察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张云、杨来科 (2012) [7]通过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的CO2排放量及增长率变化与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 以金属冶炼、化学工业、纺织业等为代表的部分行业的出口总量, 与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部分行业的出口增长, 是国内CO2排放总量及增长率过大的主要因素。
针对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 关于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多数限于宏观视角, 采用计量分析, 而基于行业差异视角的研究还不多见, 且出口贸易究竟如何影响碳排放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采用因素分解法, 选取2003年、2007年和2011年3个时间点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数据构建一个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 定量测算我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3种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并据此提出我国实现“十二五”碳减排和外贸发展目标相协调的对策建议。
1研究模型与数据处理
1.1研究模型
因素分解分析是研究经济活动对环境副作用机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其理论背景是比较静态分析, 即比较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某一因素的变化引起的研究对象的变化, 从而可以清晰地考察到研究对象变动的根源及测算各基本因素对研究对象变化的影响程度。参考Joseph (2002) 的研究成果, 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C表示由北京市出口贸易所引起的总碳排放量, Si表示北京市k部门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反映出口结构;Ei表示k部门的碳排放强度, 反应技术进步;X表示总出口额, 反映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就是由Si、X、Ei这3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式 (1) , 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可以由方程 (2) 表示:
(2) 式中带撇的变量表示该变量在研究时序内的变化量, 等式左边表示由出口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 右边的第一项表示北京市出口贸易的结构效应, 即在总出口额和部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由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第二项为技术效应, 即在出口总额与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由各部门碳排放强度变化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第三项表示规模效应, 即在出口结构和部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由出口总额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中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分行业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均来源于2004年、2008年和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分行业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行业出口贸易额选取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分别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出口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鉴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借鉴张晓平 (2009) 的分类方法, 将中国主要工业分类归并调整为14个行业, 具体如表1所示。
1.3行业碳排放量测算
为计算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数据, 进而计算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技术效应, 有必要经测算获得各工业行业的行业碳排放量数据。本文将采用方程 (3) 所示的计算公式, 通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来估算各主要工业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中, C为行业碳排放量, E表示一次能源 (煤炭、石油、天然气) 的行业消费量, F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搜集不同机构研究确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 取其平均值, 确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系数F分别为0.728, 0.549, 0.416。
2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结构效应
根据模型 (2) 的计算方法, 将2007年相对2003年、2011年相对2007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量, 分别与2003年和2007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 加总后即得到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在2003~2007年和2007~2011年2个计算期内, 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 在第一个计算期内, 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 出口份额下降较多的行业有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 由此带来的碳减排量分别为142.002万吨和1536.27万吨。值得注意的是,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口份额的减少量虽然不是最多的, 但其对我国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了最大的抑制作用, 减排量为2699.28万吨, 此外, 一些加工制造业的出口份额的小幅降低也为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 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种行业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 即使出口份额增长很快, 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加工制造行业, 由该行业出口份额变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最多, 多达21006.23万吨。总的来看, 在2003~2007年这一计算期内, 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万吨, 结构效应为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从轻纺制品行业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转变的过渡阶段, 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在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第二个计算期内, 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这些年里逐步发展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的出口, 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分别为819.425万吨、154.5555万吨和274.29万吨。由于这些行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低碳行业, 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出口份额减少的行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份额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碳排放量减少了17810.1万吨。2007~2011年处于“十一五”规划期间, 总的来看, 在这一计算期内, 工业行业出口结构不断向低碳低能耗转变, 工业行业的碳减排起到了成效, 减排量为167.81万吨, 结构效应为负。由此可以说明, 此计算期内, 我国始终坚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 把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 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
结合这两个计算期来看, 在第一个计算期内, 我国初步确立了工业碳减排意识, 但减排成效尚不明显。在第二个计算期内, 各主要工业行业已基本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结构转变, 并取得了较显著的碳减排成效。
2.2技术效应
碳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 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 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工业行业, 因此这里的碳强度是指单位工业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模型 (2) 的计算方法, 结合两个计算期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行业出口额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 二者相乘再加总便可得出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技术效应, 计算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由表4中的碳强度数据可知, 从2003~2007年和2007~2011年2个计算期内, 碳排放强度都较大的行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 这些高碳排放行业以资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业为主, 其生产效率和排污处理水平较低, 伴随着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较大。碳强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清洁型工业行业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总的来看, 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资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具体而言, 第一个计算期内碳强度下降最多的行业依次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 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91.1万吨, 215.83万吨, 34.01万吨, 295.23万吨和327.04万吨。在第二个计算期内,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保持着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减少并跃居减幅量首位, 给工业行业碳减排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第二个计算期结束, 14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碳强度水平已经降低到1万吨/亿元以下, 表明我国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 使得工业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减排效果, 一些行业如各类机械、设备和器材制造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接近0万吨/亿元。
综上所述, 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 在第一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233.08万吨, 技术效应为负, 在第二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809.81万吨, 技术效应为负。这说明在过去这两个计算期内, 我国工业生产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了, 工业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应用, 对国家的碳减排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2.3规模效应
根据模型 (2) 的计算方法, 将2007年相对2003年、2011年相对2007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增长率, 分别与2003年和2007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 加总后即得到出口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在2003~2007年和2007~2011年2个计算期内, 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 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在第一个计算期内, 除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外, 其余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 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100%,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高达730.01%。因而在该计算期内, 由于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过减排量, 总计2230144.01万吨, 规模效应为正, 但一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行业的出口规模显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个计算期间, 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均大幅缩小, 其中,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 金属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其出口增长率分别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 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分别为792701.55万吨、37204.81万吨、352.78万吨和339860.07万吨, 为工业碳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计算期内, 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减少了204136.20万吨, 规模效应为负, 说明“十一五”规划期间, 我国工业坚持走信息化道路, 扩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 大力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了排污控制, 工业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
2.4总效应
综合来看, 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出口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表7可知, 在第一个计算期内, 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总效应为正, 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给碳减排带来了积极作用, 结构效应虽为正, 但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已经处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二个计算期内, 总效应为负, 其中出口规模的减小是导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 出口结构的变化给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结论与建议
出口贸易一方面促进经济飞速增长, 另一方面也导致碳排放大量增加, 对环境造成破坏。笔者运用因素分解法, 从结构、技术和规模3个方面对工业行业出口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分析, 得几点重要结论, 在2003~2007年和2007~2011年2个计算期内, 出口规模是影响碳排放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在第一个计算期内, 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规模效应为正, 结构效应为正, 技术效应为负, 在第二个计算期内, 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 结构效应为负, 技术效应为负。节能减排生产技术是影响碳排放量增减的关键因素, 不断调整出口结构使其向清洁化转变是促进碳减排的必然选择。因此, 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提下, 想要使工业行业出口与碳减排目标相容, 使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关键要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方面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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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licioglu F.An Econometric Study of CO2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e and Foreign Trade in Turkey[J].Energy Policy, 2009, 37 (3) :1156~1164
[5] .王晓莉, 陈默, 吴林海.低碳生产意愿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江苏苏南地区212家工业出口企业的案例[J].工业技术经济, 2011, (1)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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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贸易 第5篇
目前,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控制温室气体(GHG)排放的国际协议关注的都是单一国家或组织(如欧盟),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并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有责任减少其边界内的排放量[1]。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后京都(post-Kyoto)”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分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谁应该为出口产品的碳排放负责,承担多大责任[2]?体现在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中的CO2排放被称为产品的“内涵CO2”排放[3]。目前发生在国际贸易产品中的内涵CO2排放在以生产责任核算的《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为生产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使消费国不但满足自身需求,而且也不承担相应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4]。
中国被称为“世界加工厂”,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不断出口到发达国家,这些能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但消耗大量能源,而且也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及其它污染物,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为中国当前和“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框架协议谈判带来严峻挑战。在当前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清单中,中国国际贸易产品中的内涵CO2排放规模的忽视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碳排放及其空间去向与来源特征进行定量研究,以便为重新界定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充分争取公平性提供有利佐证。
2 中国国际贸易与内涵CO2排放
对中国而言,对外贸易进出口产品的内涵CO2排放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更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从资源环境角度看,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总量增长迅速、单位产品资源消耗大、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的特点。从进出口总量来看(表1),中国的对外贸易保持了较快发展,在世界贸易中地位不断提高,19942007年连续14年保持贸易顺差,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远远超过贸易总额的增速,2007年贸易顺差额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从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单位产品资源消耗大。从表2可见,中国几种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都比日本高出10%40%。从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在中国出口商品中,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数量比例不断增长(表3),20002004年中国钢材、水泥、化肥的出口数量分别增长了129%、16.3%、186%;在中国进口商品中,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不断上升,由2000年23.3%增长到2004年的28.8%,增长了5.5%,而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的比重则保持相对稳定。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总署公报。
注:中国为重点企业或大中型企业,日本为全行业企业,均为2003年的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12005年。
中国巨大的外贸顺差、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和低能耗产品的进口给中国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带来了极大挑战。近年来,“内涵能源”、“内涵CO2”排放问题受到国际、国内逐渐重视。Peters和Hertwich利用全球贸易数据库(GTAP)数据分析指出,2001年在与能源利用有关的CO2排放中,有26%的排放量发生在国际贸易上。就个别国家来看,贸易出口所发生的排放量占国内生产CO2排放量的比例达9%69%,而贸易进口所产生的这部分CO2排放量达6%200%[5],多个区域或国家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6,7,8,9]。国内已有研究机构进行了测算,指出2006年中国通过外贸进出口产品净输出的内涵能源占到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4,净出口内涵碳排放4.53亿t碳,但是大量消费中国商品的发达国家对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领情[3]。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拉动所致,中国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高能耗、高碳强度的出口产品的全部碳排放成本,包括能源燃料排放成本、加工过程排放成本以及交通运输排放成本[10]。因此,2007年中国政府指出“中国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家要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承担相应责任”[11]。
3 国际贸易产品中的内涵CO2排放量估计方法
有多种方法可估算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生产中的CO2排放量,很多同类研究都采用某种形式的投入/产出模型[3]。这一模型能够将不同国家的进出口联系起来,并基于各国对商品和服务的净消费量来分配CO2排放量。但这种全面分析需要大量数据和较长时间。
本研究运用相同的原理,以现有的综合性数据为基础来获得计算结果。基本思路是:计算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中的直接CO2排放量,并减去中国通过进口产品“避免”的直接排放量,从而得出中国国际贸易产品的内涵CO2净排放。这一简化方法忽略了不同产品CO2排放强度的影响,也没有针对具体国家具体贸易产品加以分析,数据估算较粗。但从具体数值来看,本文的测算结果与英国Tyndall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的结果相比数值非常接近[2,3]。因此,作为一种趋势分析,本简化方法不影响对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内涵CO2排放及其空间特征的基本判断。简化公式如下:undefined。式中,CO2imp为本国进口贸易中的内涵CO2排放量,TVi为从i国进口的商品价值量,θi为i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undefined。式中,CO2exp为本国出口贸易中的内涵CO2排放量,TVi为出口到i国的商品价值量,θ为本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署(IEA)和《国际统计年鉴》,并统一转换为2000年的美元可比价格进行计算,同时将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的平均值结合起来[12]。
4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及其空间特征
4.1 凸现“国外消费,国内污染”的典型特征
从图1可见,1990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为308.97Mt,到2005年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迅速增长为1638.53Mt,增长了4.3倍,平均每年增长28.7%。尤其是20002005年期间,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就增长了2倍,平均每年增长38.4%。同时,中国19902005年期间进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也有较大增长,增幅超过了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平均每年增长约44.1%,并集中体现在20002005年期间。由于进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增幅超过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所以使中国国际贸易的内涵CO2净排放增幅低于进出口贸易的内涵CO2排放增长幅度,平均每年为25.2%。尤其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国际贸易的内涵CO2净排放增长较迅速,平均每年约为41%。
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中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较大(表4)。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从而放大了出口贸易的内涵碳排放,缩小了进口贸易的内涵碳排放。而在现行的国家温室气体统计清单中,把出口贸易的内涵碳排放核算为生产国的碳排放。作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国内的资源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呈现出“国外消费,国内污染”的典型特征。
4.2 OECD国家是内涵CO2净排放的主要集中区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内涵CO2净排放主要流向美、日、欧盟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表5)。1990年中国对OECD国家的内涵CO2净排放占中国国际贸易中内涵CO2净排放总量的38.3%,1995年和2005年这一比重上升至61.9%和71.2%。其中,2005年中国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内涵CO2净排放比重分别为27.3%、13.3%和24.5%,比1995年分别增长了8.7%、-9.3%和9.1%。
这种空间特点与中国以煤为主的高能耗、高碳排放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结构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贸易出口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OECD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5年我国对这3个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表6),而且在贸易产品结构上集中体现在高能耗、高碳强度的产品出口比重较大(表7)。因此,OECD国家作为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伙伴,在享受中国贸易产品的同时也需要对中国的碳排放负有一定的责任。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12005年。
4.3 非OECD亚洲国家是内涵CO2净排放次集中区
在非OECD地区中,中国国际贸易内涵CO2净排放主要流向对象是亚洲,1990年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对非OECD的亚洲国家的内涵CO2净排放比重在非OECD内部占13.4%,并在1995年高达21.9%。究其原因在于对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蒙古和越南的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在此之后的2000年和2005年分别回归到11%、14.4%。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当考虑内涵碳排放:OECD等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再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半成品,这样虽然可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单个减排目标,但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却大大增加。发达国家的进口消费成为导致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时应考虑这一因素,合理分配责任。
消费国应对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有一定的责任:目前中国资源结构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未来温室气体排放仍将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属于“生存和发展排放”。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流通的商品之中的内涵碳排放已成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和工业制成品需求是刚性的,只要这部分需求依然存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碳排放就属于“必须排放”,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消费国应对这部分内涵碳排放负有一定的责任。
构建消费型碳排放核算体系更能体现出减排的公平性:对于进口低碳产品和出口高碳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国际贸易产品中的内涵CO2排放纳入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体系,更能体现出减排的公平性。从中国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以生产方式核算的CO2排放量远高于消除国际贸易影响后的以消费方式核算的CO2排放量(2005年中国CO2排放量为5100.6Mt,消除国际贸易影响后的CO2排放量为3900.09Mt),构建消费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更能体现出减排的公平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措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2000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内涵CO2净排放迅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低、含碳量较高的特点。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结构,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是中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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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贸易 第6篇
本文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中国各个区域的碳排放量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动态关联性。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提升FDI流入质量、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改善我国环境质量提供了一些新的看法。
1 文献综述
有关国际贸易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始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环境效应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质量和经济的增长存在着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Panayotou(2000)在Grossman和Krueger的实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收入变量和反映政策法规的变量检验了上述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通过规模、结构、技术、产品、收入、规制等渠道进行影响的。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此已经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所引起的环境后果都是消极的,贸易自由化直接导致环境的恶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自由化将对环境产生长期的、积极的影响。针对于上述理论分析,国际上也就形成几种假说,如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假说和“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假说。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环境关系之间的问题错综复杂,支持和反对EKC假说的证据都很丰富学术界还考察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目前主要存在着“污染天堂”(Pollution Heaven)假说和“污染光环”(Pollution Halo)两种理论假说。Xing and Kolstad(2002)基于环境污染税角度的研究支持FDI流入导致环境恶化的观点;Matthew A.Cole et.al.(2004)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33个国家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也证实了“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沙文兵等(2006)运用我国1999~2004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FDI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且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于峰等(2007)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直接将FDI纳入到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的3个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其综合环境效应仍然为负;李国柱(2007)则运用面板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存在着“污染避难所”的证据。同样与上述观点相反,“污染光环”假说是FDI流入环境效应作用机制的另一种观点。宋德勇、易艳春(2011)通过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发现FDI的流入能够减轻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他们认为这个结果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带来的。FDI进入时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引进了技术。实证研究结果以及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模型所选取的变量,以及变量数据的可得性和所研究国家的发展阶段。
2 研究方法论和实证模型的构建
2.1 变量面板协整关系的检验
在目前有关的应用研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Kao(1999)所提出的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以及Pedroni(1995,1999,2004)提出的异质性面板协整检验。但McCoskeyKao(1998)Westerlund(2005,2006)通过一系列蒙特卡罗模拟研究发现相比于面板协整的LM检验方法,不管是基于残差的DF检验和ADF检验以及Pedroni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检验功效都很低。为了增强本文检验结果的可信性,本文将利用LM检验方法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另外目前存在着两种面板协整的LM检验方法,一个就是McCoskey和Kao(1998)提出的LM检验方法(基础LM协整检验方法),而另一个是Westerlund(2006)提出的LM检验方法(扩展LM协整检验方法)。
基础LM协整检验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如下的允许变斜率和变截距的面板模型中,
其中,uit~i.i.dN(0,σu2),各截面之间ei不相关。通过向前迭代替换可以将不可观测回归误差eit重新写为如下白噪声和单位根成分的和:
2.2 PVAR模型的构建
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技术是面板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结合,即把面板数据模型系统中的所有变量视为内生的。基本模型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其中,Vit是一个包含3个变量的向量{Y,X1,X2},Y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人均碳排放量;X1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人均FDI;X2i,t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t的人均进出口总额。由于模型中存在因变量的滞后,所以固定效应与因变量相关,那么通常应用的均值差分估计过程由于去除固定效应将会产生有偏的系数估计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利用向前一步均值差分方法,即“Helmert过程”(Arellano和Band,1991)对变量进行转换,去除了向前均值,也就是每个地区可获得的所有未来观测值的均值。“Helmert过程”保持了转换变量与滞后因变量之间的正交性,这样可以利用滞后因变量做工具变量并利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比较
本文利用1989~2008全国除西藏外的29个省区市(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的能源消费数据,根据式(7)估算29个省区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缺乏西藏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中国除西藏外的29个省区市(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的1989~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在现有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往往将中国分成东、中、西3个区域进行相关的研究,但区域碳排放的估算结果看,东、中、西划分标准并不适合对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分析。例如东部地区海南省1989~2008年平均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493吨/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其他省份;中部地区的山西省1989~2008年平均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4385吨/人,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也较西部其他省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高。本文按照1989~2008年各省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二氧化碳排放区域,具体如下:(1)低排放区域,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2吨/人的地区,包括广西、海南、甘肃、江西、宁夏、青海云南共7个地区;(2)中排放区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介于2吨/人和4吨/人之间的省份,包括安徽、福建、陕西、河南、贵州、新疆、湖南浙江、江苏、吉林共10个地区;(3)高排放区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4吨/人的地区,包括山东、广东、湖北、黑龙江、山西、四川、河北内蒙古、天津、辽宁、北京、上海共12个地区。
3.2 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先确认各省的变量是否稳定,故针对各省的人均碳排放量(Y)、人均FDI(X1)和人均进出口总额(X2)的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若数据序列为非稳定性,意味着存在单位根,将可进一步对其查分序列进行检验。本文采取的面板单位根检验能纠正传统单位根检验方法普遍存在着检验效力过低的缺失,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进行检验。结果列于表1。
注:D**代表差分序列
由表1可知,当我们对各面板数据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当对各个面板数据的差分值进行检验时,皆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人均碳排放量(Y)人均FDI(X1)和人均进出口总额(X2)均为I1)过程。由于面板数据的不稳定性,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应该分析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
3.3 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
本文利用Westerlund(2006)提出的扩展LM协整检验方法对各省的人均碳排放量(Y)、人均FDI(X1)和人均进出口总额(X2)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相关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结果表明人均碳排放量(Y)、人均FDI(X1)和人均进出口总额(X2)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这一检验的支持下,进一步进行面板的向量自(VAR)。
3.4 PVAR模型分析结果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图1给出了人均FDI、人均进出口总额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冲击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6;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即假定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
图1中第1行分别是人均碳排放量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人均FDI、人均进出口总额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冲击影响。由图可以看出,人均碳排放量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逐渐收敛。人均FDI对均碳排放量的冲击在第1期就有显著的回应,但从第3期开始人均碳排放量对人均FDI冲击的响应就变成负值,且响应的绝对值逐期增大,这说明了FDI的流入对于区域碳排放是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也就是说FDI的“污染天堂”(Polution Heaven)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人均进出口总额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冲击呈现显著的正向的作用关系,在第4期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但都是增加人均碳排放量的正影响。
图1中第2行分别是人均FDI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进出口总额对人均FDI的冲击影响。人均碳排放量对人均FDI的冲击影响在前4年都是负的,从第4年起开始为正且逐渐增加。人均FDI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小,且为负值,并逐渐收敛。人均进出口总额对人均FDI的冲击影响在第1期就有显著的回应,并在第2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小。
图1中的第3行分别是人均进出口总额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人均碳排放量、人均FDI对人均进出口总额的冲击影响。人均碳排放量对人均进出口总额的冲击影响在前4年都是负的,从第4年起开始为正且逐渐增加。人均FDI对人均进出口总额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小,且为负值。人均进出口总额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呈现一个先增加后减少,并逐渐收敛的趋势。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