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差距范文（精选12篇）

城乡发展差距 第1篇

一、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现状

(一) 初高等教育城乡差距

当前, 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可喜进步, 就小学学龄入学率而言, 已经由1980年的93%上升到2010年的99.8%, 普及义务教育后, 数据还呈不断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 我国仍有28.2万还要多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 相关资料还显示出, 从2000年到2011年, 我国没有实现义务教育的儿童高达1097.5万, 这些数据不断引发人们的深思。此外, 在我国很多高校, 教育事业以及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等都是由政府投入的, 而高等教育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的投入, 这就使得我国农村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缺乏, 当然, 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 中国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以及经费投入存在的差距

近年来, 我国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大大缩小了城乡教育之间存在的差距, 但是城乡教育之间仍旧存在不可缓解的问题, 目前主要表现在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就农村而言, 受教育年限大多固定在7.33年, 而城市则高达10.20年, 这当中存在的差异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此外, 在制约我国城乡教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 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经费的投入, 只有投入足够的经费, 才能促进教育事业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但目前我国农村经费投入远远低于城乡地区, 而且这种差距不断呈增长趋势。

(三) 城乡居民在支付相关教育费用方面存在的差距

舒尔茨曾经说过:“教育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因素。”由此可见教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 但是, 就农村家庭来说, 他们的支付能力不断下降, 那日益上涨的学费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阻碍, 为此, 他们不得不降低求学的热情, 甚至有的学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最终辍学。而城市则相反, 孩子上学的钱不过是家长买点化妆品或者买烟的钱, 在他们的眼里, 完成义务教育轻而易举。

二、缩小城乡居民教育差距的相关措施

众所周知, 城乡教育差距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人们要想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必须保证城乡教育指出的均衡, 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 旨在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 不断扩大教育经费投入规模

为有效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它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相关资料显示, 2012年,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指出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 它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 这在中国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但与发达国家比起来, 就显得很逊色。在高收入国家, 上文所说的比例会高达5.73%, 哪怕是中国收入国家, 也可以到达4.64%的水平, 而中国的4%, 顶多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 总之, 与发达国家比起来, 我国在教育经费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足,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此, 必须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 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 不断稳定教师队伍, 最终使中国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二) 积极优化支出结构, 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就目前我国教育现状而言, 教育被分为不同的等级, 一级是初等教育,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义务教育, 二级是非义务教育, 三级是高等教育, 就国际教育情况分析, 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倾向于非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中国, 2007年三级教育教育事业费用支出之比为1:3.60:7.17, 近年来, 这种支出比例之间存在的差异不断缩小, 但这个差距仍旧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此, 人们提出, 要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优化指出结构, 要积极调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资结构, 因为义务教育是回报率最大的, 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最小, 也只有不断调整投资结构, 才能有效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最终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三) 不断明确我国各级政府的责任

现行体制下, 我国农村教育财政支付体制存在诸多问题, 就教育支出而言, 90%以上的费用是由各级政府承担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政府的负担, 为此, 人们提出, 各级政府要不断明确自己的责任。首先, 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 做到教育指出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其次, 要重新划分中央、省以及县这三级各项经费的责任范围并确定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主体地位, 此外, 还要明确三级的财权范围;最后, 应不断提高中央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重, 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城乡教育支出。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城乡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初高等教育不平衡、中国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经费投入差距过大以及城乡居民支付教育费用能力不同以及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 会不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为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 着重指出应不断扩大教育经费投入规模, 此外, 应积极优化支出结构, 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最后, 应明确我国各级政府的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21世纪的今天, 收入差距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个人总收入中, 工资占有很大的比重, 而工资的高低又与个人受教育程度相关。相关资料表明,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但目前我国教育问题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就会严重阻碍个人发展, 最终影响中国经济, 本文就中国城乡教育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论述, 旨在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使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城乡,教育差距,收入差距,影响

参考文献

[1]黄丹.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2.

[2]赵爽.我国城乡居民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0.

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2篇

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难度更大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一个低谷期。1997～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3.97％，比改革开放以来24年平均值（7.33％）低3.36个百分点。

具体到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

2000～2002年，全国减收农户占42％。城

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不断恶化。1997～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7.8％，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11：1。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3.2：1。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但基础并不牢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根本性的、长期的、深层次的因素并没有克服。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供应最丰富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发出的第一个专门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科学分析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变化和农民增收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收入，强化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方面制定了更加有力的政策。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中央的思路越来越明确。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1999年中央提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0年又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些重要论断为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继续清理各种针对外出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公平环境在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方面，最近两年政策力度很大。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了一个保障外出就业农民权益的政

策文件。今年国务院在最短的时间里出台了废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现在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出台了相应的文件。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对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们的调查表明，已经制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还有一些针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歧视性的政策需要解决。

尽快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就业民工的就业证、健康证等不合理的证卡，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坚决纠正各种变相收费。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这种证卡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种做法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在农民办理各种证卡时，收费过多、过滥。虽然中央出台了清理对进城农民务工乱收费的政策，但有的地区继续变相向民工收费。例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在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对进城就业农民不合理的收费之后，某个大城市在民工办理就业证和健康证时，又变相乱收费。农民办一个就业证，要交50—60元的“培训费”，办一个健康证，办证费、体检费和培训费加在一起要收114元

。实际上，办证单位并没有向民工提

供真正的培训服务，完全是“搭车”乱收费，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再如，南方某个城市，过去办理暂住证340多万个，每年收费金额约10亿元。

2002年中央要求取消对进城农民务工不

合理收费的政策后，为解决承担外来人口管理功能的户管员的工资来源问题，又决定对出租

屋开征治安管理费。治安管理费的征收，很可能会转嫁为外来工的打工成本。最近几年，要求取消就业证和健康证的呼声很高，建议：2004年下决心取消这些不合理的证卡；严厉查处强迫农民接受培训，以培训之名，向农民乱收费的行为；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绝不能变相向企业或个人转嫁负担。

抓紧研究取消暂住证的问题。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决定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以提高流动的组织化、有序化程度。从这些年实际执行的情况看，目前实行的以暂住证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已经在暂住地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权利。现在，有的城市（如沈阳等）提出要对外来人口实行“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并取消了对流动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

暂住证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来讲，不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从某种程度讲，甚至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新的居民身份证管理条例已经颁布，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精神，建议适时取消对外来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实行暂住申报制度。

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各级政府用于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而言，人们对开发自然和生态资源，对增加物质资本的投入等都有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见得都认识到位了。据了解，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

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农村大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就业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本上讲，取决于9亿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才能把沉重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可以说，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中央的角度讲，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也越来越重视。今年国务院六个部委专门制定了农民工培训计划，国务

院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决定也明确提出，今后普遍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培训农民超过1亿人次。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每年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对农民的就业培训问题，要把握四个政策要点：一是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

把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等等。特别是要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乱收费；三是建议推广“劳务培训券”制度；四是加强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建议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可以通过高职在农村扩招，每年从800万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中逐步转出300万—400万农村青年，其余400万人经过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可以回到农村创业或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这对减少农村中、小学大量辍学，发展效益农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村城市化意义重大，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实行“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生活费）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基础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从1994年的485.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亿元，其中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从1994年的286.8亿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亿元。但是，我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2000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57.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由基层政府承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只承担补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责任。应该看到，过去随着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在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

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教师工资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

2002年4月中央又强调指出，农村义务

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制的确立，对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由县级政府负责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应看到，由于过去欠账多，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问题、大量危房问题。据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日本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学的社会收益率是最高的。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将钱投在补贴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上，效果会更好。1907年日本就实行了6年的强制免费义务教育，1947年又实行了9年强制免费义务教育。最近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文件提出争取2007年农村困难家庭享受“两免一补”。

据有关资料，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贫困学生约1500万人，如果按每个学生平均每年减免学杂费、课本费300元计算，每年需要45亿元。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些。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既要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更要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主要形式。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3篇

综述:“十二五”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1. 关键词:收入分配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建议】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分配秩序,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回应了社会的期盼,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实际来看,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快,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速度,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甚至逐年下降。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有一定难度,这需努力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劳动报酬怎么提高?低收入群体怎么提高收入?收入如何再分配?这些都需要努力。

现在政府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财政增长,才有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民富国强。

总之,只有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才有可能扩大消费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2. 关键词:城镇化

中小城市放宽落户条件

【建议】

加强城镇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非常必要,也需要有更详细的配套政策。

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不光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事情,大城市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对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应解决他们安家落户的问题,也应解决户籍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否则就不是完整的城市化。当然,对个别人口已经太多的超大城市,落户条件可以从严掌握。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把户籍管理制度废除掉,仍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

本来城市化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节约土地资源。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下降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有过多的不合理占地,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因此,城市化需要合理规划,合理利用城市面积,保证必要的人口密度。

3. 关键词:居民住房

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建议】

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解读】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陈国强:《建议》中有关房产政策的表述,与今年房产调控的方向和基调一致。预计“十二五”将对现有政策进行深化和延续。

《建议》中提出“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发出新的信号,过去的政策专门强调保障房力度,现在专门提出住房供给问题,更多地关注了不符合保障房条件、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此外,可以预见的是,多数城市可能会将廉租房、公租房成为保障房的主体,经适房的地位可能会下降。

根据《建议》分析,未来五年将通过供应的角度来调节房地产市场:可加大住房用地供给,对存量资源进行盘活,整治开发企业囤地现象。

房产税在“十二五”期间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现实。虽然不一定是全国范围征收,但会是在部分城市试点。■

编 辑 刘 辉

城乡发展差距 第4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回归模型,措施

1. 引言

1.1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国力的不断增强,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343.4元和133.6元增长到2012年的24564.7元和7916.6元,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显著, 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威胁社会稳定。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日渐凸显,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对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文献综述

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而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多种因素相关, 很难用一个包括所有影响因素的理论经济模型对其加以描述。姚耀军 (2005) 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肖挺 (2013) 运用序列DEA-Malmquist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法测算1994-2011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 考察行业间发展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影响。周少甫 (2010) 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56时, 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 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 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个人收入中, 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工资收入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因此, 教育对收入的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白雪梅 (2004) 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考察中国的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通过教育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陈斌开 (2010) 研究了政府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构建了一个包括厂商、消费者、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理论模型, 进一步考察城乡教育水平差异的决定因素, 模型揭示, 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林毓鹏 (2007) 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研究中国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 研究结论表明:只有长期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 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 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 才能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王明华 (2010) 在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以教育投入经费作为替代变量的含有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生产函数模型, 研究教育对缩小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 结果表明, 教育的城乡差异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本文利用1990-2012年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人均教育支出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建立二者之间的回归模型, 定量地分析城乡人均教育支出差距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0年至2012年, 共23个年度数据样本, 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使用全国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以1978年为基期) 对两个变量进行换算。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值, 表示为LNID和LNED。

本文采用EVIEWS6.0进行计量方面的数据处理和实证检验。

2.2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用的经济变量数据全部为时间序列数据, 而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分析需要先对时间序列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防止产生伪回归, 只有当所有参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时, 才能进行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ADF单根检验方法, 根据各个序列的性质, 对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灵活选择, 使用SIC准则。各变量的原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显示的检验结果表明, 所有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因此原始序列属于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3 协整分析

由于LNID和LNED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如表2.2所示: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迹统计量均小于在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接受“协整方程个数为0”的原假设, 即LNID和LNED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2.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软件对LNID和LNED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2.3所示:

由表2.3可知, 上述两个概率均大于5%的检验水平, 因此接受原假设, 即可以认为“LNID1不是引起LNED1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和“LNED1不是引起LNID1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2.5 回归结果

采用EVIEWS6.0软件, 用LNED对LNID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2.4所示:

由上可得, 回归函数为:

在方程显著性检验中, F=385.02, 对应的P值为0.0000,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认为LNED对LNID的整体影响显著。R2=0.9483, 表明该回归方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高。在LNID的变动中, 由解释变量LNED变化引起的为94.83%。

在变量显著性检验中, LNED和常数项C的T检验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 说明在1%显著性水平上, LNED对LNID的影响显著。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ED每增加1个百分点, ID亦增加0.852523个百分点。

但是, D.W.值为0.773703, 不在2附近, 说明可能存在自相关, 后面将会详细分析。

3. 检验

3.1 经济意义的检验

该模型符合现实的经济意义, LNED的系数符号和常数项C均为正。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城乡教育支出差距每增加1个百分点,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就增加0.852523个百分点。常数项表示, 当城乡教育支出差距不变时, 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大的部分。

3.2 统计检验

由F值以及R2值可知, 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解释变量各系数的t检验值可知, 各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

3.3 计量经济检验

3.3.1 异方差性检验

对上述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性的检验, 运用White检验, 得到结果如下:

White异方差检验统计量Obs*R-squared对应的概率为0.5868, 大于检验水平0.05, 因此接受残差序列同方差的假设, 即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3.3.2 自相关性检验

如表2.4中回归结果所示, D.W.值为0.773703, 表明回归残差可能存在自相关。运用LM检验, 得到结果如下所示:

LM自相关性检验统计量Obs*R-squared对应的概率为0.0158, 小于检验水平0.05, 因此拒绝残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的假设, 即该模型存在序列自相关。

为了识别AR模型的阶数, 利用序列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 运用相关图和Q统计量检验, 得到结果如下:

从图3.1可知, 方程的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的分布图规则不明显, 无法准确判断自回归的阶数, 自回归的阶数应该比较大,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长期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呈正相关, 而且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 因此, 国家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和减小这一差距, 实现城乡公平和维持社会的稳定。首先, 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 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减小城乡教育差距, 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 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预期目的。其次, 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增加教育支出, 特别是农村教育投入, 还要从其他很多方面入手, 例如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 建立农民权利保障机制;实行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稳定持续地扩大就业, 形成城乡劳动共富的机制;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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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明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生产力研究, 2010 (8)

缩小城乡差距 第5篇

（一）选择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模式，有大都市集中发展模式，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等城市；还有多中心、分散式发展模式。德国采取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镇化模式，全国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三个，大量的中小城市均匀的分布在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半以上人口住在万人口以下的小镇。国际上公认德国的城乡结合的地域政策较好地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其核心内容：一是多中心城分散式布局城市和乡镇；二是实行工业地方化；三是推行农业经营规模化，鼓励居民离土不离乡。德国模式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的出现，诸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有利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又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富裕、秀美、文明的社会。世纪年代欧共体各国仿效德国推行城乡结合的地域政策。

日本借鉴德国经验，结合日本实际推行了一系列城乡结合的相关法律。如《国土利用计划法》，《过疏地区活跃化特别措施法》、《半岛振兴法》、《山村振兴法》、《离岛振兴法》、《特别农山村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以及《市民农园建设法》、《自然地区建设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有效缓解了自农村地区人口过疏、产业衰退、基础设施落后、人口老龄化、文化水平落后等问题。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类是德国多中心、分散式发展雏形。如；如浙江温州和胶东半岛等地强镇强村扩张模式。县城工业开发区模式。苏锡常及杭州地区城市连绵区模式。大城市卫星城模式等。

为此我们建议：采用“多中心、分散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城镇布局上实行了多中心、分散式发展，在产业布局上实行了工业地方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富裕、秀美、文明、和谐的新型城镇和新型农村。

（二）以县域作为城乡统筹的着力点

⒈县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部位，也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部位县是我国最重要的、设置最为稳定的行政地域单元。县是设置较早的行政单元。目前，我国有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县域占全国的。县是执行政策并进行部分政策调整的行政单元。县域是国家党政机构最健全的基础政权单元。县城对乡村的管理最为有效。县城是城乡的结合部，是城乡统筹的关键部位。地级市离农民太远，乡镇实力太小，县城处于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位置。县域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部位。我国多个县城目前还只是极少数为城市设置。按平均每个县域城市人口万人计，则全国县域城市总人口即可以达到亿，占全国人口％，再加上小城镇人口亿多人，县域内的城镇化人口可达到以上。县域空间较大，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我国多个县基本都可能发展为一、二、三产业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县城也是农村劳动力的首选地和易进地。农民进城首先要考虑的是迁移成本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我国大城市商品房价较高，进城务工者没有能力定居。县域城市商品房价格较低，务工者在县域城市居住，大约为万元左右即可，从而有较大的定居可能性。从目前农民受教育水平看，县城也是较好的就业目的地。

⒉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

县是财政制度实施的关键单元。县级政府对于县域内的财政具有支配权和统筹权。而地区行署不是一级独立的行政单元，因而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部分市管县的地区存在“市刮县”和“截留上级的财政资金”现象和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浙江省一直坚持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县域经济十分发达。全国强县中，浙江省就占了个席位，列全国第一；全省总值中，县域经济占／。从浙江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县域经济发展了，整个区域经济就壮大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目前，各地进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财政困难县应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进展，省级财政在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管到县，增强了县的活力。条件成熟时应在全国推广。

⒊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县级职能不断扩展，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对称，公共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增加。为此，应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适时开展对不动产开征物业税的试点工作。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要乡县级财政倾斜。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主要留在县级政府或提高县级分享比例，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能力。

⒋实行“三集中”的县域空间布局

县域经济应围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化方向发展。工业向园区集中，克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弊病。县域工业可采用以城带乡，以大带小，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招商引资，东西部合作，促进产业升级转移等各种形式积极推进。随着产业的集聚，人口向城镇集中。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农产品加工业搞上去，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起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鼓励土地流转，土地向种田能手，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三）有序高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无序转移给社会安定、农民利益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极大压力。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当前，应先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制度。对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需求的农村富余劳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发放就业指导手册，作为就业和享受优惠政策的凭证，并与市民享受同等就业待遇。对失地农民和年龄农民优先发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统计制度。将农村劳动力纳入统一的劳动力资源管理系统，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统计制度和失业登记制度。

劳动部门职能向乡村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乡镇劳动保障机构，以开展乡镇村就业服务和指导工作。

实行面向乡村劳动力的培训制度。按用工单位的要求进行专门培训。实行农民自主培训、政府事后买单的方式，鼓励农民自觉自愿地学习知识和进行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就业和创业能力，从而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实行劳动预备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强制和引导农民进行培训。

（四）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

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物权优先于所有权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农民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继承。现代物权制度强调“物的使用”而不是“物的占有”，用益物权的优位主义取代了所有权优位主义，优先保护用益物权并防止所有权干涉用益物权。

将土地承包期年，改为农民长期承包。在《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进一步明确土地长期承包。

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我国民法通则与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类：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集体组织和村内集体组织。因而导致乡镇政府以乡镇集体组织的名义侵害村与村内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事件经常发生。法律修改时应取消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只保留村民集体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

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现有法律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属性规定不明确。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以及集体与其成员的关系没有做出规定。采取法人的模式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给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将村民委员会塑造为董事会，使其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执行机构，赋予其经济职能。

⒉农地征用制度改革要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农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适当加大土地征收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的门槛，促进全社会走土地集约利用的道路。实行同地同价政策。对全国的土地价格进行分类指导，实行同地同价的政策。这样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全国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在实践中也易于操作。建立土地调节基金。土地有较大级差收入。适合搞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占土地总量的左右，这些土地出售能够获得巨额收入。土地出让金按一定比例拨入土地调节基金，可以弥补各地征地收入差距，部分基金转入社保基金，充实失地失业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部分可用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和其它福利。

保证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征地过程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既要保证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又要决策相对集中。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村委会是谈判主体，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征询每位村民的意见，农民讨价还价也有利于保护农民土地，防止耕地滥用。土地征用需要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方可。

为失地失业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土地出让金按一定比例转入社保基金，为失地失业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取回权。建议规定国家征用土地闲置两年未动工使用的，该土地原所有人，即村农民集体有权取回土地。

（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的城市优先发展策略，导致乡村基础设施状况明显落后于城市。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生活和生产条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搞好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乡村建设，规划先行。以县为单元形成县城、中心镇、中心村的一体化规划体系，同时，把水、电、路、线等专项规划有机衔接起来。把标准农田建设、河道清淤、农村饮用供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村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以中心村为重点建设农村新社区。乡村建设，要以中心村为重点，建设农村新区。通过改造城中村、拆除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推进中心村建设，并以中心村为载体，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业，方便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农村社（更多精彩文章“秘书不求人”）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着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方针，抓好以下各项保障措施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已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先把农民工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制度建立起来。农民工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社会保障部门需要解决社保地区统筹与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矛盾。

建立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大病统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农户覆盖率。

采取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保险制度。

（七）积极稳妥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经历了年前的自由迁徙期、年至年的严格控制期、年以后的半开放期和年以后“户籍制度变法”改革期个阶段。年初，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从××年开始，中国各地目前正陆续推行新一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管理的新模式。废止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推行新的城乡一体“一元制”户口管理，即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等多种户口管理方式，改为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以条件准入方式户取代口迁移审批制度。凡有合法固定住所（指拥有合法房屋产权）和稳定生活来源的，即可在当地登记落户；凡符合迁移户条件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居住地户口登记机关负责为其办理登记落户迁移手续。

当前，通过统一立法，规范户口管理。在改革探索中，各地出现各种试验性地方户口，有的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使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户口制度。

缩小城乡差距责任编辑：飞雪

城乡发展差距 第6篇

一、近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

（一） 近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7年的2.47倍扩大了0.76倍，年均扩大0.13倍。从1998—2003年的6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由1998年的2.51∶1扩大到2003年的3.2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

（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比现行统计资料反映的还要大

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实物性收入，而且还包括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纯收入中的实物部分，按现金收入计算，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其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在福利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考虑到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城乡真实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第三，从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样本偏误，高收入户难以涵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一定低估。

（三）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属于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之列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专家提供的研究表明，按照货币收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比我国更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考虑在内，那么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城乡之间货币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津巴布韦，其1990年的比率为3.57∶1，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货币收入的比率是2.79∶1。考虑城镇居民获得的实物性收入后，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比率要高于津巴布韦。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由于历史原因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十几亿人口仍大部分生活在农村。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仅为0.095公顷，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5亿左右。近年来，农业技术进步虽有所加快，土地产出率有所提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劳动力总量50％的农业劳动力仅提供14.5％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和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之比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1年的1∶5.2，从根本上决定了仍然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民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

（二）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总体上的下降趋势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从严重短缺到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的重大变化，随之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2000年与199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2.5％，其中，粮食价格下降27.5％。在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中，农副产品购进价格2002年比2000年下降3.2％。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5万吨下降到2003年的43067万吨，减少8162.5万吨。价格的下降和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农民来自出售农产品收入的减少。在目前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比例仍高达近60％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售收入的减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以及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了持续徘徊甚至下降的情况。

（三）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调整阶段，导致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减少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曾一度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国有企业的优化升级，乡镇企业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结构调整阶段，发展明显放缓，遇到许多新的困难。一些企业效益下降，一些企业关闭破产，其直接影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减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下降。与1996年相比，2002年全国乡镇企业年末从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0万人。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相应减少。

（四）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

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上，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总额中所占份额很小，有些年甚至是负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和流动规模大量增加，但由于城市用工制度与户口挂钩，使农民进城就业遇到种种障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的转移受到很大制约，农民通过流动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仍然遇到很多障碍。

（五）受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入机制的影响，农民负担仍然较重

一是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非常有限。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为1088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到5％，而且这些支出主要是用于间接支持农村，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不多。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则大部分由农民自己解决。教育经费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近几年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主要还是由农民自己集资投资。三是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国家财政除对农村拨付数量有限的救灾救济款外，其他直接给农民本身的拨款还较少。

（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客观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3％，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8％，城镇高于农村一倍多。城镇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一是从1999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了几次增资措施。二是国家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倾斜，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要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直接增加现金收入的项目建设。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确保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量应继续主要用于农村。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

（二）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

要继续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三）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认真落实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政策。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逐步取消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加强对农村水电、建房、农机服务等涉农价格和收费的清理和整顿。建立和规范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一事一议”的工作机制。

（四）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

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组织协调和信息指导，简化农民外出务工的审核手续，取消各种乱收费。继续清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

（五）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认真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继续增加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努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六）切实规范农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工作

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严禁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用。建立公开透明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

（七）加大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工作力度

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开展东西部协作扶贫和定点扶贫。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抓紧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积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对贫困农民实行医疗救助。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费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

（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注意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要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九）规范城市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加强和改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加强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管理和总量调控，抓紧清理和规范企业违反规定、自立名目发放的各种不合理收入，垄断经营企业凭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获得的超额收益不得用于内部分配。加强对各地进行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的引导和规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加快事业单位分类管理改革步伐，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

（十）加强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研究 第7篇

一、我国城乡发展现状及问题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早已存在, 尤其是最近几年,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发展差距却日益扩大, 农村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城乡发展差异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

1、城乡经济发展差异显著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城乡差异很大。以重庆市为例, 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同样差距显著。第一,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1692元增长到2006年的287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5302元上升到2006年1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了近2.2倍。第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1994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3倍, 到了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为4倍。第三,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差距。

2、城乡社会发展不平等

户籍制度的城乡不统一, 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不平衡。在农村传统社会保障机制逐渐削弱的同时, 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却十分缓慢。社会资源在城乡的分配过程中很不平等,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医疗设施建设同样落后, 农村的财力和投资相对于城市而言都相差的十分悬殊。农村当前面临的矛盾仍然很多。城乡发展差距已然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分析

城乡发展差距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元制结构。二元制结构是人为地把我国分割成城镇与乡村, 使城市与农村变成相互隔离的社会。

1、户籍壁垒。

改革开放前, 苛刻的户籍迁移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壁垒有所减弱但仍然普遍存在, 暂住证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2、不同资源配置制度。

社会资源不完全由市场来进行配置, 而是政府进行干预。比如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则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

3、城乡壁垒在事实上将城乡居民分成了不同的社会身份。

这两种身份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 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 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建议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市场等手段, 多管齐下, 多策并举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 统筹规划城乡发展。

1、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机遇, 改变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 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国家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增量重点倾斜、存量适度调整的原则, 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并完善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制结构的新体制, 实现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全新的城乡劳动就业体系

扎实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 着实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坚持本地就业为主的方针, 发挥区域经济的作用,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把城镇化与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 努力增强区域经济和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开拓新的就业渠道。

3、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加快农村发展, 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纳入公共财政, 鼓励各种主体参与农村建设。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城市和农村统一发展, 适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和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案。

4、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开展内容更加丰富的农村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基本素质,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鼓励并支持新型农民进行科技培训, 不断提高农民技能。倡导社会健康文明新风尚。弘扬爱国主义, 发扬民族精神, 引领时代精神, 鼓励农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四、结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如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不断阻碍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发展, 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重点。因此, 我国应该加大力度改革城乡二元经济制度, 加快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 统筹持续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争取早日达到城乡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周绍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对策研究[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4 (2)

[2]张明远.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J].新长江, 2011, 6

[3]汪小红.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等值化”[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08 (4)

城乡发展差距 第8篇

关键词：城乡教育差距,收入差距,EVIEWS实证分析

引言

无论是三十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 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 中国经济再没有哪个时代的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然而, 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平衡, 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加大了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城乡两极分化现象。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身后却是举步维艰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落后的农村教育带来的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 而城里人先进的城市教育加速发展了城市经济和市民的收入, 导致穷者更穷, 富者更富, 如此循环往复, 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农村想当初, 从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到“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始终是我们国家的基石, 说到底, 中国是个农业国。时至今日, 中国农民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7亿2千万, 这个庞大的数字, 意味着地球上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因此, 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是中国发展的必然之路。

一、文献综述

在教育差距引起收入差距的这一问题上, 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城乡教育差距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多种多样。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方式, 它的差距无疑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差距对于收入差距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孙百才 (2006) 通过分析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 构造城乡教育差距指数使用2000年的跨地区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城乡教育差距可很好地解释城乡收入差距, 并提出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石绍宾 (2008) 指出融资制度差异、可及性差异和办学条件的差异三个方面差距使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存在差距, 运用类似于内生增长模型形式的收入函数分析得出, 城乡基础教育差异对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显著性影响。温娇秀 (2007) 发现, 城乡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差距每上升1%, 城乡收入差距将上升6.4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张海峰 (2006) 利用26个省的混合横截面数据, 发现城乡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影响, 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于此认为, 教育的差距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且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而林志伟 (2006) 利用协整理论对中国1990200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中国当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前期教育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协整关系的偏离需要较长时间予以修正, 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前期城乡教育差距。张锦华 (2007) 以农村家庭为基本的研究单位, 从内生增长理论出发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 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的差异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 教育差距既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又可能伴随着收入非平衡增长的扩大而扩大, 低收入农户有陷入贫困陷阱的危险,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推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但对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当期和滞后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总之, 对城乡教育差距引起收入差距的分析是多种多样的, 本文将利用20062010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建立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模型, 实证分析了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面板数据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可以取多个截面, 在这些截面上又同时选取多个观测值的样本数据集合。也就是说, 面板数据可以同时从时间和“空间”对模型和变量加以解释和预测。

(一) 数据选择

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公布的城乡教育差距的数据, 所以在这里本文寻找一些替代指标和方法, 本文采用利用城乡教育支出的比率来代表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镇居民教育文化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消费支出比来代表城乡教育差距。各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比 (剔除价格因素)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31个省 (包括全国总水平后数据样本共32个) 从20062010年的年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1)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城乡教育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因此把城乡教育差距作为解释变量, 把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用CXJY代表城乡教育差距, CXSR代表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利用英文字母缩写代表各个省市名称并排号, 例如1ZJ代表全国总计, 2BJ代表北京, 32XJ代表新疆等。数据在时间趋势方向有5个值, 每个截面有32个单元, 样本容量为160。由这些数据建立中国31个省 (包括全国总水平后数据样本共32个) 20062010年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二) 建立面板回归模型

我们在变量间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很多情形, 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 将造成较大的偏差, 估计结果与实际将相差甚远。所以, 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时必须控制不可观察的个体和 (或) 时间的特征以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并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 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经济分析的第一步是检验刻画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是常数, 以确定模型的形式。

因此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 虚拟变量D1, D2, D32的定义是:

从分析中得知β0=2.966722, β1=0.040304, 这些数据都是正的, 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直接存在正相关。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CXSR) 与城乡居民教育差距 (CXJY) 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R2为0.985331, 意味着中国城乡居民教育差距中, 有0.985331%可以用模型来解释。取显著水平α=0.05时, 由F分布表查表得F值的临界值F0.05 (1, 31) =4.17, 模型中F统计量为266.584, 远大于4.17, 说明模型能以95%的置信度认为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从结果上看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正影响最大, 而天津的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负影响最大。同时, 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 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负影响越大, 而经济越落后, 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正影响越大。

综上, 20052009年中国31个省 (包括全国总水平后数据样本共32个)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关系可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上实证结果显示, 城乡的收入差距可以很好的解释城乡教育差距 (R2=0.985331) , 教育差距指数的估计系数为正值, 而且在统计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果能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减少1%, 则会使中国城乡居民教育差距缩小0.040304%。同时, 可以知道,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影响为负的影响, 反之,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很大。目前中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 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上, 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是当务之急。同时在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被逐渐打破的情况下, 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是否能够适应劳动力岗位的要求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素质低下难以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 必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结论

目前中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 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上, 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是当务之急。同时在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被逐渐打破的情况下, 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是否能够适应劳动力岗位的要求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素质低下难以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 必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孙百才.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J].甘肃理论学刊, 2006, (2) .

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研究 第9篇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纵观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1978-2010年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了4.8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8扩大到13 190元,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10年的3.23:1;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1)。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简称GJ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1];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等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分析,得出了与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相同的结论[2,3];通过对GJ模型的动态化改造,Townsend and Ueda(2006)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4]。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并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比如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5)、Jeanneney and Kopdar(2005)、Dollar and Kraay(2006)、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Honohan&Yoder(2010)等,并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金融发展要么扩大收入差距,要么缩小收入差距[5,6,7,8,9]。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章奇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10]。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认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显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11,12]。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13]。此外,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田杰和陶建平(2011)、张鹏和梁辉(2011),分别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农村金融排除、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化分布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14,15,16],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

当前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状况如何,城乡金融发展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全面剖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实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为寻求破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鲜有直接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文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为丰富,可以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着手,通过借鉴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一)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Thomas&Nancy(2009)、Townsend and Ueda(2010)和Stiglitz等(2010)都做过相关研究。概括起来说,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穷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达不到财富门槛水平而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富人则由于自身在资本积累上的优势可以享受到高收益的回报,穷人和富人因原始资本积累的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17,18,19]。从图1可知,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金融功能也逐步健全,这主要体现在实际信贷供给提升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增强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前者意味着信息完全程度和市场化自由程度的提高,由此将促进实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多,进而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后者指资产投资能力及相关收益的增强,最终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显然,收入差距将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的深化而不断缩小。以收入差距的视角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城乡不同经济体通过资产偏好和公共选择途径促进借贷资产比重下降、资本利得税开征,进而阻碍城乡金融的健康发展(孙亮、尹杰,2009)[20],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由于受我国长期实行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为明显,城市居民因自身的信誉和经济实力比农村居民高和强,能更方便地获得金融服务,增加自身经济能力,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刘培林,2003)[21];同时,受我国滞后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约,城乡之间的金融门槛极为明显,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为地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据《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当前我国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6.3%,比全国低12.72%;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 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 000元,差额10倍多;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为9.72%,与全国水平相差5.94%。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农村银行网点每万人仅为0.36个。不仅如此,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但是,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操作风险严重等问题也极为突出(温源,2010)[22]。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Hulme(2004)、Barr(2005)和Beck(2010)等人认为金融发展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来达到改变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23,24,25]。如图1所示,当金融发展足够充分的时候,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不同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状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进而缩小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一种是间接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前者就是上文所述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后者则指的是新型金融机构的成立(如我国村镇银行的设立等),其通过直接满足贫困群众(主要是农村人口)的金融服务,提高其自身收入,进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时期[26]。通过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果农村金融发展的“真空”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则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三)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问题,Wei(1997)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城市化倾向,导致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收入增长的差别[27];通过对不同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研究,Dayal-Gulati and Husain(2000)认为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延缓区际之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28]。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城乡之间的配置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会直接制约着区际之间、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图1不难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原始资本积累的差异”,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无法回避(陈钊等,2010)[29],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受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省际之间的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也相当突出,要全面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考虑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异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选择有关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设定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纵观相关的文献资料,除了城乡金融的发展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外,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的经济政策等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加以考虑。

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是使用得最多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本文借鉴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30],i省t时期城乡收入差距(uridit)为:

在上式中,j=1和j=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1t和z2t分别表示t时期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数量,p1t和p2t分别表示t时期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2. 城乡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拟从城乡金融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三方面来着手,衡量城乡金融的发展。(1)城乡金融发展结构。借鉴王志强等(2003)的做法,本文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31],即将城镇金融结构定义为:fsu=(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村金融结构定义为:fsc=(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则城乡金融结构为:fs=fsu/fsc=[(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2)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本文采用戈氏指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将城镇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u=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c=农村贷款/农村GDP,则城乡金融发展规模为:fir=firu/firc=[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3)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本文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率,即城镇金融效率为:feu=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金融效率为:fec=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则城乡金融效率为:fe=feu/fec=[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3. 城乡就业结构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农村内部,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影响其收入的第一要素。因此,可将城乡就业结构定义为:emps=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

4. 城市化水平指标。

陈钊、陆铭(2004)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影响[32]。由于城镇居民有一部分没有城镇户籍,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会低估城市化水平。因此,本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即urban=非农业人口/总人口。

5. 政府的经济政策指标。

虽然政府经济政策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陈钊、陆铭,2004)[32],可将其定义为:fina=政府财政支出/GDP;open=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在定义了上述指标情况下,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绝非一朝一夕形成,受前期的影响较大,因此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上式中,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指标均取对数,ci表示个体异质性,u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依据梁琪和滕建州(2006)年的研究成果,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选择1992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可以不考虑“结构断点”问题[33];同时,考虑实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0年,研究样本为我国的31个省级单位。本文城乡金融发展方面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他指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中国资讯行网站。

(三)实证过程及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的存在,本文采用Stata10.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虑到不同检验方法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为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文最终选择四种主要的方法同时进行检验,取四种方法均一致的结果。本文选择的经验分别是Levin,Lin&Chu检验、Im Pesaran and Shin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表1),虽然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上述的四种检验,但是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同时通过检验,这充分说明本文所选择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注:*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

在确保所有变量一阶单整的前提下,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相关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工具变量估计量、差分GMM估计量、SYS GMM估计量、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统计量(Sargan Test和Differenced Sargan Test统计量),以及一阶差分方程误差项自相关的检验统计量等也一并给出。在表2中,根据方法(3)所汇报的Sargan检验概率值p(p=0.0065)可知,差分GMM工具变量无效,这暗含着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方法(4)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问题,m2即AR(2)的概率值p(p=0.655)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且不显著;同时,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p=0.597)也表明二阶差分GMM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当因变量一期滞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GMM估计的系数相对于系统GMM来说不准确性要大。因此,通过对比表2中方法(5)和方法(6)的Sargan检验和差分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可知方法(6)即系统GMM(SYS GMM)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注:(1)*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2)小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方括号内数据为p值。(3)在同方差假设条件下,用Sargan检验统计量来检验矩条件是否存在过度识别;差分Sargan检验统计量是用来验证系统GMM(SYS GMM)工具变量的有效性。(4)m2代表AR(2)的检验统计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表2中(6)列的回归结果,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 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视角。

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对基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作用很大,从表2中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高达0.8751,且与基期高度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事实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基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现实,虽然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改革经济成果共享与社会公平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

2. 城乡金融发展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城乡金融发展结构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说明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受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作用的影响,金融机构大规模“非农化”和“城市化”,坚守农村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虽然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农信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农信社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巨大,但是受当前金融体制的影响,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农村的“金融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拉大。从城乡金融发展效率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效率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城市金融资金利用的效率高于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加速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3. 城乡就业结构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与现实是相符合的。随着大量农村富余人口流向城市,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发生变化,城乡就业结构随之开始变动。虽然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用工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民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受诸如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的实际所得有限。所以,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0.0031,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4. 城市化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化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原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在“蛋糕”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增加会降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人为快速诸如“农民上楼”、“农民进城”和“农转非”式的城镇化进程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会从长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实质性的作用。

5. 政府的经济政策视角。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有显著的城镇化倾向,大量资金投入到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对城镇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财政支出方面指标的系数为正,仅为0.0982,且不显著。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一样,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本文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1992-2010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例,并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1992-2010年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无论是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还是效率,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受前期发展基础的制约,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诸如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经济政策(如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约。因此,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加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政策引导力度,切实有效地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冉光和等,2011)[34]。要通过对现行信贷制度的创新,破除信贷需求压抑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积极探索农村金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要创新农村信贷工具,尝试新型抵押担保机制,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此外,还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构建一种稳定而有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凝结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偏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尽量缩小城乡金融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农民增收脱贫。

第二,要拓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渠道,重视务工收入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效转移创造条件,实现农村劳动力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尽量增加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抢抓我国当前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加大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力度,加快农村乡村工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工“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机会。此外,政府应该强化当前的农民工用工体系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改变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的实际收入。

第三,科学理性看待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地推进城乡统筹的步伐。实践已经证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任何人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做法都欠妥当。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过快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只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因此,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更多需要的是加快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从收入差距看统筹陕西城乡发展 第10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并未在城乡之间实现共享,首先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其次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持续拉大。本文通过对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建议。

1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如图1和图2所示。图1和图2反映的是1978-2009年陕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比的变化趋势。

1.1 改革开放元年

改革开放以前,陕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很低,之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自始至终都是增加的(见图1)。197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元,农村为134元,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31,国际一般水平为1.5,全国平均水平为2.56。此时陕西的城乡差距小于全国平均。

1.2 1980-1983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是高于全国平均

如图2所示,从1981年起,陕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连续三年下降,到1983年下降到32年里的最低点2.07(全国平均水平为1.82,国际一般水平0.32)。这次城乡收入比下降的动力,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政府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这两项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加快。

1.3 1984-1995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如图2所示,陕西城乡收入比从1984年开始上升,1987年上升到2.75。1988年略有回落,1989年创纪录地达到2.85,1990年稍微缩小。从1991年到1995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5年为3.44。因此,1984-1995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

1.4 1996-1998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从1996年开始,陕西城乡收入比连续三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一方面农村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尤其是东南沿海农民的非农收入进入一个迅速增长期。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城市形成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导致城镇人均收入增幅下降。这样,城乡两力相向变化致使城乡收入比从1996年开始下降。

1.5 1999-2003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从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变化情况来看(见图2、图3),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非常显著。这期间,陕西城乡收入比由1999年的3.20增加到2003年的4.06,城乡收入比净增0.86;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由1999年的3198元增加到2003年的5130元,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净增1932元。

1.6 2004-2009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除了2007年略有下降外,陕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4.11。

从2004年开始,连续5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确实把农业基础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2004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超过(自2000年以来首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2005年以前,陕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较大,从2005年开始,二者的差距明显缩小了(见图4)。

综上所述,1978-2009年,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低点是1983年,城乡收入比为2.07;最高点是2009年,城乡收入比为4.11,是1983年城乡收入比的1.99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3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3倍。总之,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铁的事实。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首先,各种资源诸如资金、人才纷纷流向城镇,这便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力量。在经济发展差异过大的情况下,城镇因具有资金上的优势,对人才的需求和吸引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也具有一定的实力,迫使农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样会扩大城乡间的经济矛盾。其次,城乡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府长期实施了歧视性的城乡户籍政策,这不仅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上的差异,由此造成的教育、就业、医疗等不公平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贫困的恶性循环可能使农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由于资金和劳动力流入收益率较高的城镇,农村的经济陷入“经济发展程度低-资金积累不足-产业结构退化-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资金供给能力差-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的不良循环中,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稳定。

3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如前所述,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拉大趋势,这表明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因此,亟需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措施就是统筹城乡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的努力。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城乡互助”的基本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最早是由张闻天于1948年8月召开的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互助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区别。”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城乡一体”的观点:“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周恩来也特别重视城乡共同发展的问题:“我们过去深入乡村做这个工作,可是我们今天进了城,就要改造城市,使城市和乡村接近。”“要使城乡不对立。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不是我们说一说,懂得了城乡关系就能解决的,要随时照顾这两方面,随时联系这两方面。”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文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问题。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是对城市与乡村实行统筹兼顾、全盘考虑,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调动城市带动农村和农村加快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框架下,城市与农村不再是彼此分割的独立单元,而是紧密联系,良性互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实现资源共享、协调进步。

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只有国家强大了富裕了才有统筹城乡发展的资本。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经济提供原材料,工业经济发展了,才有力量支援农业经济发展。农产品尤其是水果和蔬菜的主要市场在城市,还有农产品的出口和外销须依赖城市。从农产品中获益的农民,其购买力增强,使他们能够购买城市的工业品。这样,可以促进城市生产发展,使城市工业品有销路。

城市化对于城乡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途径。小城镇的发展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又可以缓解大城市交通阻塞、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应鼓励地产商开发城市郊区的住宅,鼓励居民购买或租用郊区住房。同时,应加快交通发展,使公路交通网络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络快速发展,促使大量工厂、商业中心向大城市周边地区分散,围绕大城市形成具有优势互补的众多中、小城市群,在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可带动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之配套的第三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有力推动周围农村地区的发展。

城乡差别具体表现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别,教育、就业和福利待遇的差别,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最突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卫生医疗的差别等等。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因此,本文从教育、户籍制度及就业等方面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

3.1 统筹城乡教育,消灭教育二元化,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增收机会

俗语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西方谚语亦云:“多建一座学校,就少盖一座监狱”。“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也不绝于耳。凡此种种表明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不仅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显著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水平也就越高。世界银行研究,人民多受一年教育,人均财富多增加100美元,国家人均财富可增加838美元,法制指数提高一个数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警告说,只有把资源从摩天大楼上转移到学校,经济发展的成功才能保持下去。

多年来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农村教育比较落后,形成教育二元化。教育二元化主要表现为:城镇教育投资多,教育设施好,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高,升学率高,教育投资效率好。而农村教育投资普遍缺乏,教育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教育质量没有保证,升学率低,教育投资效果差,这反过来又遏制了农村对教育的投资。教育二元化甚至表现为教育管理体制二元化、考试制度二元化和升学二元化,使农村人口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被不同程度地剥夺。教育二元化的一种“时髦”形式便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教育二元化是各种二元化现象中最不平等的一个。教育二元化的后果之一是:削弱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变得更加艰难。

陕西省的城乡教育二元化现象亦存在,教育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怎样消除陕西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呢?第一,加大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向各县及乡镇中小学校倾斜。鉴于陕西省很“穷”,应加大中央政府的投资比重;还可以吸引社会各界捐款助学。由于农村学生可以比较方便地在县城或乡镇学校上学,教育资金应向这些基层学校倾斜。第二,考虑在各县城建设或增建省级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吸引优秀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第三,农民工子女全都能在城市里就近入学。

3.2 统筹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就业公平,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增收岗位

教育二元化导致就业二元化,就业二元化导致收入二元化。1958年形成的中国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质是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形成就业机会二元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城乡居民身份带有强烈的先赋性,并限制了其职业选择的范围。

就业机会及就业市场的二元化,意味着在同一制度下就业权利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经常和人为的制度和政策因素密切相关。经常体现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集团利益的冲突,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到城市去打工,而城市就业机会有限,为了保证城市人口的就业不得不采取种种限制措施来控制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无法正常转移,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扩张的劳动成本无法降低,城乡之间无法建立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影响城市发展的效率。就业二元化是与经济发展背离最远的二元化现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民所深恶痛绝。长期的制度化的就业二元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为了促进陕西省城乡居民就业公平,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把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统筹”为“陕西省居民”。在此基础上,统筹城乡医疗保健制度,让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平等地享受现代医疗技术的成果。

3.3 统筹城乡转移收入,促进待遇公平

根据表1、表2、表3,陕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极不合理,“转移性收入”的城乡分配最不合理。政府补贴给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很少,2005年只有120.1元,2009年也仅为346.3元。而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分别为农村居民的19、18、15、10、11倍之多。同样是陕西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之大令人咂舌。

(单位: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10》.

(单位:元)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10》.

资料来源:根据表1、2计算.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太大,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农村的安定团结,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而且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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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少奇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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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9.

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第11篇

关键词：收入差距；二元结构；农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的经济市场发展逐渐迅速起来，社会各领域竞争形势呈现日愈激烈状态，我国的经济市场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人民的生活质量普遍得到了较大改善，贫困现象在逐渐的消失中，小康社会目标在步步趋升，已达到基本实现目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空间不断扩张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步持前发展路线。因此，为了转化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恶劣境况，将我国的经济推向稳定、和谐、高速的发展局势，就必须将此种问题高度重视起来，纵观当前我国居民收入现状，探究其收入差距原因，并进行全面分析，对促进我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具有现实性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在稳步持续地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其消极的一方面也随之毕露。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给社会经济稳步持前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居民收入一直都呈上升趋势发展。在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978年相比是1978年的78.6倍，已经接近27000元，跳出价格因素影响限制分析，年均增长达到7.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也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与1978年相比，跳出价格因素影响限制分析，是1978年的66.4倍，年均增长达到7.6%。

近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趋势仍然会继续延伸。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国民经济社会主要指标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9.0%，为28844元，跳出价格因素影响限制分析，年均增长达到6.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11.2%，为9892元，跳出价格因素影响限制分析，年均增长达到9.2%。我国2014年与201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比呈大幅度缩小趋势发展，缩小比约为2.92：1。

据国家统计局表明，我国城市与农村居民消费最少有15年之久的差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数据的差异。例如，就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及其货币收入而言，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4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抵达5：1或6：1的比例高峰，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已远远超出。

二、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步入正轨，并逐渐加速前进。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大多数农民由于意识到了种地不如打工挣钱多，就放弃了自身务农职业。每家每户只种一小块够自己家吃的粮食，而且务农的精力和时间也都大大递减，大量的农民逐渐将挣钱的矛头指向了各大城市。这种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趋势，本质是整个社会新时期发展的现状和历史进程。大量的农民身份逐渐向市民转变，大大加速了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向非农业生产方式转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城镇人口大约占据全国总人口的12%，一般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徘徊。在改革开放横渠植入的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根据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世界各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比，一般按照正规的发展经验来讲，城市化水平应该高于工业化水平。然而，我国已站在世界工业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国家行列，城市化发展水平却较低与工业化，这种发展形势对我国的就业容量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其大大缩减。

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使农民收入受到自然环境和市场形势的双重夹击。目前，我国农村产业面临多样化种类产业发展趋势，但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得靠农业。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主要靠白利润较高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来增添自己的收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优势来源在于科技的创新和体制的创新，以及集中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因此，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这对城市居民收入的提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城市居民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在市场上的适应性范围较为狭窄，农业的诸多因素导致农业对市场变化的难以相融，加上各种生产要素并不与农业接轨，造成其更多情况下成为了弱势群体。农业的弱势特征主要还是由于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难适应性。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而言，农业受外界自然环境影响甚大，甚至直接受制与自然环境的优劣。农业产品受制于其生产周期和土地投资效益递减规律的负面影响甚大，与能够规模经营效益的工业相比，农业根本无从至极。城镇与乡村的产业特质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农业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条件因素的影响，其生产过程中的弱质性根源较多，这是影响农民不能保持稳定收入及增长收入的重要原因。

农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针对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农村消费差距较大的经济发展局势，需要将农村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潜力进行进一步提升。将农村市场工程建设积极地推进，使超市、商场等大型市场大化流动农产品，从而将农村市场狗吠消费环境进行进一步拓展和优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讲，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存在根源空间较大，而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最科学、合理的唯一方法就是统一城市化。只有将城市化形成统一，才能从根本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乡居民平衡发展。也只有将城市化和谐统一，才能将农民逐渐引上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农民将传统农业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全摒弃，从而走上规模化经营效益的工业化生产道路，走上致富道路。使农民与城镇居民形成平等互利的关系，完美地将城乡融合成一体，从而形成和谐统一的发展战线，促进我国经济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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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乡收入差距 第12篇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之所以这个话题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 原因就在于它与国计民生的密切相关, 并且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85~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情况见图1。

由图可见, 从1998年至今,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到了2008年,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了达到3.31∶1。而来自世界银行的有关资料显示,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 我国的这一比例明显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水平。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过程中, 一定范围内的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但是, 过高的差距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其负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不利于社会稳定, 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

(2)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 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原因分析

我认为,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体制原因和制度原因。下面逐一进行具体分析。

(一) 体制原因

1.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第一, 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 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 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一贯的发展策略是工业先于农业, 对工业发展的投入远远大于农业。从目前的数据可以看出, 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是最小的, 而且在不断下降, 而第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是逐年上升的。

第二, 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方式的差别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首先, 农业部门中存在收益递减规律, 城镇工业不仅不存在收益效率递减规律, 反而呈现收益递增趋势。其次, 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 导致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城镇人均收入的增长。最后,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的人地比很高, 而较高的人地比妨碍农业采纳节省人力的技术, 其结果就是极低的劳动力回报率。这些都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第三, 户籍制度和城镇就业制度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 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 并且造成了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上的巨大差别。一些城镇对大量涌进的农民工采取不公平的歧视政策, 甚至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 使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 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 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 改革体制

第一, 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按照东、中、西部的顺序逐步展开。先开放的地区享受到了国家在投资、贸易、税收、财政、吸引外资等多方面的优惠, 加之其本身就具有的一些优势条件, 使它们更多地获得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随着对外开放的进行, 东、西、中部的差距逐渐增大。而且由于开放的渐进性, 先开放地区也同时享受到了开放的时间优势, 而这个时间优势又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 进而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发展的差距。而这种发展的差距又很快地反映到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另外, 中西部地区在自身的经济基础、人力、技术等方面是无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的, 但是为了吸引外资, 不得不采取各种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措施。而且由于这些地方的剩余劳动力较多, 所以工资也相对更低。这样就又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而对城乡来讲, 由于城镇在基础设施、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 对外开放主要在城镇进行。其直接结果就是城市发展了, 城镇居民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而农村居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直接利益。结果, 对外开放刺激了城镇经济进一步发展, 导致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

第二,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改革。从1985年开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通过改革城市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 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灵活多样的效益工资制在企业普遍实行, 政府职能开始转变, 市场调节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镇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随着改革的进行, 城市的经济状况迅速发展, 城镇人口的收入迅速增加。而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改革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提高了城镇人口的收入。反观农村, 1985年之后基本上是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而且, 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乡镇企业在经历了一个短时期的迅速发展后, 发展速度变缓, 并且经济效益下降。这就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且, 随着改革的进行, 政府对城市改革的扶持力度和各方面的支持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改革。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更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 财政体制

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五级政府体制, 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的特点:中央和地方政府独立的税收和预算;有限的无条件转移支付, 多数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能力和收入水平正相关。城市一级政府的收入明显比县乡一级政府的收入要多很多, 而根据前面的理论可以得出, 城市人口得到的转移支付要大于农村人口。而且这样的多级财政体制也导致国家拨给各省的资金会出现“逐级递减”的现象, 城市从国家得到的补贴也远远大于农村。这两种现象最终都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二) 制度原因

1. 税收制度

税收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作用主要是抑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但在现阶段, 我国的税收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的税收的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很弱, 有很大一部分税种不是抑制而是强化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个人所得税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税率累进制度存在缺陷。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与中国收入分布的现实不太适应。我国现实收入分布主要集中在前几档, 而高边际税率被执行的不多, 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次是起征点有问题。虽然最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所提高, 但明显还是过低。起征点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 从而加重了普通人的税收负担, 而减轻了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拉大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也就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另外, 由于中国并没有建立类似于美国的“税收实名制”和个人诚信档案, 因此人们没有积极纳税的意识。普通人的个人所得税往往在发工资时就已经被扣除, 而那些高收入者往往有逃税的行为, 这就加剧了收入差距。

在农村, 政府对税费的征收通常是按照人头或土地面积来进行分摊, 这种税费征收的方式具有收入分配的“累退效应”。因为, 富者和贫者都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 对富者而言, 税率是相对较低的, 对贫者而言, 税率则相对较高。因此, 这种具有“累退效应”的税费政策实际上是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此外, 农村税费征收权分散, 导致税费实际征收中的标准不一, 也影响了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农村, 绝大部分人是属于贫者的, 这也就增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2. 教育制度

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质量的差异。由于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少, 而且受教育质量差, 所以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也就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根据教育的“信号理论”,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平均收入也会更高。因此, 那些失业的农村居民不得不去干那些风险高而收入低的职业。由于收入上的差距, 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能力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3. 社会保障制度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 覆盖面还比较低。以医保制度为例, 到目前为止, 较为完善的医保制度仅在一些大中城市初步建立起来, 在绝大多数小的城镇还没有实施, 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地区了。“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非常严重。在已经建立医保制度的大中城市, 政府会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看病依旧是一个难题。一场大病很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倾家荡产、生活水平倒退好几年。可以说, 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了甚至可以说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不仅如此,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最近频繁曝光的农民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案例不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进城农民工合法权利的保障也亟需解决。否则, 城乡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4. 监督制度

我国的法律体系和各种监督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而这些不健全的制度给了许多人获得不正当收入的可乘之机:利用国有资产管理的漏洞, 侵占国有资产;利用工商管理的漏洞, 造假、贩假、售假, 牟取暴利。这些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解决对策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性, 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成为当前政府决策的一个重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就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另外, 深化制度改革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1.提高粮价, 利国利农民

粮食涨价, 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 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粮食涨价有利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有利农民增加粮食产量。“国以民为本”, 所以政府要提高粮食收购的保护价, 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和食品涨价的好处。

2.消化剩余农村劳动力, 推进农民进城务工

城镇是消化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场所。鼓励城镇吸纳农业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计。城镇要为农民解决一些进城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 如户口、购房、就业、子女上学、生活保障等。对此, 政府要把农民进城提到战略高度。政府一定要按照中央精神, 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实行城乡统筹, 打破城乡封锁, 降低进城门槛, 消除就业歧视, 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 采取有力措施, 努力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3.继续稳定联产承包制, 推进农业产业化

虽然小农经济的消亡和现代化农业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过快地分化和减少农民是中国现实国情所无法承担的。因此要在稳定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 适度地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 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结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除此之外, 发展农业产业化还可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的收入。

4.深化制度改革

首先是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结构, 完善税收调节体系, 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加强税收征管。

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最后是教育制度。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 提高农村办学质量, 对农村孩子上学给与适当补贴, 纠正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四、展望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当前形势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也正是在这方方面面的原因的共同作用下, 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又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的、难以预计的负面影响。因此, 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只有从原因入手, 对症下药, 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 进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让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摘要：从1998年以来,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这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本文从体制和制度两方面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进而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体制和制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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