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增长范文-盘古文库

平衡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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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漫步者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平衡增长范文（精选11篇）

平衡增长第1篇

控制输入有约束的极值问题的数学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MaxJ=tt0乙1F (t, x1, , xn, u1, , um) dt

u1, , um受到一定限制

xi (t0) , xi (t1) 为给定值, i=1, , n

作哈密尔顿函数:H=F+ni=Σ1λi (-xi+φi)

其中, λi为xi的影子价格。在单位时间内, 系统内部状态改变量为:荠xi=φi荠t, 它与影子价格相乘后为内部状态改变量对目标值的间接贡献。Fx荠t是系统对目标值的直接贡献。因此, 应该采取控制策略使哈密尔顿函数取极大值。

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可描述为:

1、决策变量u1,

, um在它们受到限制的容许范围内应使得哈密尔顿函数取最大。如果u1, , um没有限制, 那么哈密尔顿函数值取最大的条件为:

2、拉格朗日算子λi的导数满足下式:

3、系统状态xi (t) 满足约束条件:

xi (t0) , xi (ti) 为给定值, i=1, , n

二、模型建立

出口货物退税, 简称出口退税, 其基本含义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出口货物退税制度, 是一个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 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 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 从而增强竞争能力, 扩大出口创汇。出口货物退 (免) 税作为一项具体的税收制度, 其目的与其他税收制度不同。

首先做几个假设来简化模型:

1、假设出口收入y (t) 与固定资本K (t) 以

及中间消耗投入x (t) 及劳动工时L (t) 的产出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2、设第t年出口收入为y (t) , 其中δ1y (t) 用于购固定资本以及抵消资本折旧;

δ2y (t) 用于购中间投入, 余下的 (1-δ1-δ2) y (t) 作为净出口创汇上交国库。假设固定资本折旧率为θ, 那么固定资本存量变化的方程为:k (t+1) =k (t) (1-θ) +δ1y (t) 。

系统的目标就是时间段内累计的净出口创汇最大。

第一种情况:在自给自足的生产状况 (封闭状态下) 最大。

满足的数学模型由如下公式来描述:

k (0) , x (0) , L (t) 均为已知的常数, 系统存在唯一的一个平衡点的非线性动态经济系统平衡点和稳定分析中的曲线1:k (t+1) =k (t) (1-θ) +δ1y (t) , 曲线2:x (t+1) =δ2y (t) 。

系统将最终达到平衡点, 即为系统方程的解:

第二种情况:免税以及政府加大投入款。假设政府按照出口企业的产出量比例来投入, 设该比例为β, 则投入款为βy (t)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第一种情况, 求出的解为:

三、模型分析及结论

2009年4月1日, 国家正式发文, 中国纺织企业出口退税从原来的15%上调至16%, 希望借此推动纺织企业的复苏。这时β=0.16, β的增加长期均衡路径下看, 必然会促进中国纺织业的固定资本和消耗性资本的投入。我们可以量化这一变化:

下面讨论由于前面假设δ1, δ2为常数, 但随着它们的不同, 平衡点所处的位置也不同, 究竟那一个平衡点最好呢?在这里可以考虑在平衡点累计出口创汇, 随着δ1, δ2的不同, 人均消费也不同, 让J分别对δ1, δ2求偏导。

(一阶极值条件) 等于:

坠J=0, 坠J=0

坠δ1坠δ2

这样求解出:δ1=a, δ2=b

假设纺织业所投入的劳动力人数没有发生变化:

荠k**荠β=1L- (at-) b (Ab1a+bbθb*θab) 1-1a-b

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可根据固定资本 (如厂房、机器) 和消耗品 (如原材料、工人工资) 来调节退税比例。免税以及加大政府投入款状况下和封闭状态下的比较, 前者的最优积累率均小于后者, 而平衡点处有:k*

总之, 通过模型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借市场的力量培育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主题。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说正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题中应有之意。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在某些行业诸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等行业, 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降低其出口退税率, 并不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能力。相反,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策支持的力度, 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方法培育与发展它们的竞争力, 尽管短期是有损的, 长期则是有利的。

第二, 借国际规则扩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出口退税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特别是对农产品的政策支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当仁不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农产品的各种政策支持尚未纳入WTO的框架之内。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农产品出口关爱有加, 《通知》规定“现行出口退税率为5%和13%的农产品”和“现行出口退税率为13%的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生产的工业品”维持原有的退税率。除此之外, 对部分农产品的加工行业的产品还提高了退税率。小麦粉、玉米粉、分割鸭、分割兔等货物的出口退税率, 由5%调高到13%。

第三, 借地方优势调整区域间的利益分配。据外经贸部提供的资料显示, 2002年我国外贸十强省 (市) 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山东、福建、天津、辽宁和河北。其中, 广东进出口总额高达2, 211亿美元, 占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5%。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92%为十强省市所占有。毫无疑问, 这些省市占有全国退税总额的绝大部分, 换句话说, 强省从中央财政中通过退税渠道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相比之下, 中央财政在退税资金方面则备受压力, 全国尚欠出口退税额到年底将达到3, 000亿元之巨。新政策规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 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 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此项规定可谓是一箭多雕:其一, 中央财政压力减轻;其二, 出口多的省市在超基数之上负担部分退税额并不会影响其财政能力;其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分配。

第四, 借非汇率手段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尽管我国政府多次在各种场合都明确地表达了人民币稳定对国内经济、亚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重要性, 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实际压力依然存在。至8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3, 647亿美元。进一步说, 多年来的进出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并没有被改变。因此, 新出口退税政策是巧借非汇率的手段, 力求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参考文献

[1]赵书博.从沿革规律探讨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J].中国发展观察, 2006.8.

[2]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3]游振宇.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铜陵学院学报, 2006.6.

平衡增长造句精选第2篇

2. 不平衡增长理论与耗散结构论

3. 中国六部门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

4. 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5. 分析师表示，该市场需要拓宽客户基础，并使其产品多样化，以取得平衡增长。

6. 在经济平衡增长领域，美方将向中方提供发展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方面的技术援助。

7. 斯诺指出： “资本市场发展对于中国尤其有必要，这有助于经济平衡增长，实现真正的繁荣。 ”

8. 科蒂斯称，甚至还有比全球大型经济体平衡增长更为令人鼓舞的消息，那就是有初步迹象表明，全球贸易失衡的威胁正在减弱。

9. 为实现平衡增长,政府需要在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的公众服务领域加大投资,以鼓励农民及其他居民增加消费

10. 但是,报告估计的国内消费增长速度不能满足政府实现平衡增长的目标,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本来已经很低的农村收入增长缓慢

11. 其理论根源为经济学家赫尔希曼( a . hirschman )提出的“不平衡增长” ( unbalancedgrowth )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12. 本文从产业聚集的相关理论入手,系统介绍了早期产业聚集理论,如杜能的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新产业区学派、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等当代产业聚集理论。并从不同角度归纳了产业聚集的类型和产业聚集的作用。

区域增长格局渐趋平衡第3篇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9年,国家相继批复九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拉动投资等有何重要意义,对此,本刊专访了福建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侯西安。

区域版图渐成型

《新华商》: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的格局出现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侯西安:虽然东部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东部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呈现了缩小之势。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几何重心呈现强劲的北移趋向。省际之间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基尼系数衡量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区域产业分工与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孕育,并形成了一批具有紧密联系的经济圈(区),如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京津冀都市圈、辽中南城市群、成渝经济带、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由于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及政策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保持领先的优势地位。

《新华商》:这些政策和理念的变化为区域发展带来了哪些新趋势?

侯西安:这些新趋势表现在区域增长重心向北偏西转移,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区域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步伐逐渐加快等方面。在此背景下,虽然不同区域的绝对差距仍然很大,但相对差距有所缩小,并且各个区域依托自身优势形成的产业分工越来越明显,区域合作步伐逐步加快。

《新华商》:密集出台九大区域发展规划及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侯西安:回首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一直是横亘在我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一块“心病”。除了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外,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的失衡也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前我们发展的重点是东部和城市,现在要追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总的一个战略意图就是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避免板块之间无意的碰撞,这是此次密集出台多个区域规划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如果说,十一大产业振兴规划已编制了一张大网,基本上将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全面覆盖,那么,区域振兴规划就是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最终实现拉动全局的最有力保障。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多级带动,一年内批准十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体现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需要,将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多个增长带。

历史数据表明,国家在一定时间段针对区域的振兴计划,将有效拉动该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拉动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增长。以东北振兴计划为例,在2004年——2007年期间,东北地区GDP年平均增速为1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比实施振兴计划前4年增速提高了3.42个百分点。以西部开发为例,从1995年到2009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从16.2%提高到24.1%,中部从16.5%提高到22.2%,东北从8.9%提高到11.7%,东部沿海则从58.3%降至42%。

东部沿海仍然是“主角”

《新华商》:细数九大规划,我们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崛起”的主角?

侯西安:是的,从整体层面上来说,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崛起”主角。从《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和《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再加上长三角、北部湾经济区、环渤海区域,以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全国沿海地区将连成一完整的线条。

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带火了珠三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拉动长三角;21世纪后,滨海新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则为环渤海地区和北部湾两地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此次批复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进一步保持了“面朝大海”的趋势,江苏沿海经济区、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横琴、海西经济区等4个经济区都是对我国沿海经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从珠三角、长三角、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到包括辽宁沿海区域和滨海新区在内的环渤海区域,加上今后可能获得批准的黄三角和山东“蓝色经济区”,全国沿海将连成一片,到2020年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沿海的整体经济框架将形成。

《新华商》:福建其实是全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省份之一,但受台海局势阴晴不定、发展腹地受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发展速度一直不尽如人意。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这一规划的出台,对福建,对整个海西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侯西安: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这是中央根据全国工作大局和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着眼两岸关系发生的积极变化和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早在2004年初,福建省就正式了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这表明福建开始致力于改变过去20多年着眼于本省行政区划内经济建设的“行政区自我崛起”的发展路线,开始走以省际区域对接和区域整合为内容的“经济区战略崛起”的发展路线。随着海西地区交通逐渐改善,海西的“磁吸效应”逐步发挥,各种各样的大项目进一步聚集,福建周边地区特别是许多中西部地区将通过福建这一通道,加强省际边贸联系,拓展对台对外经贸合作,形成了沿海港口与内陆腹地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部委、央属企业与福建签署了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相关协议,给予了实质性支持。福建9个设区市加上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三省11个城市组成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域经济联盟正在形成,发展势头强劲。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集群正逐步形成。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望逐步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之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目前,福建正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好海西规划编制工作,力求通过规划,细化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协调区域内重大建设布局,促进产业协作配套,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海西战略的实施,不仅让福建能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作贡献,由于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海西也必将对两岸的和平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全球贸易平衡增长的中国因素第4篇

2011年11月4日, 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英国《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发表署名文章, 阐述了中国政府有关原则立场。陈德铭指出中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在稳定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平衡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携手合作, 加强宏观经济对话和协调,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尽快驱散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 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

陈德铭在文章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在稳定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 是坚定不移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目前, 个别国家无视中国为促进全球贸易平衡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试图通过汇率、贸易保护等手段打压中国, 以此获取政治利益。这一做法不仅无助于其国内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抵消中国扩大进口的努力, 重挫全球市场信心, 进而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浓厚的阴影。历史经验表明越是重大危机关头越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只有合作才能保增长, 只有协调才能促稳定。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携手合作, 加强宏观经济对话和协调,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尽快驱散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 促进世界经济强劲而可持续平衡发展。

再平衡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新动力第5篇

确实，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创造了年均9.8%的经济高增长奇迹，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约为9%。但也要看到，这一高增长是以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发展失衡为代价的。例如，内外需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投资的较快增长。另外，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和城乡发展失衡，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及城市经济发展较快。

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尽管经济发展较快，但居民收入却难以同步增长，导致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难以启动。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粗放式发展”，是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取得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采用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还“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是个“资本高度稀缺、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被视为最重要任务。这样，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不得不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条件，包括压低资源、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但是，当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是否还要片面追求GDP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是否还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这些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较为充足、制造业发达、科技水平提升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未来20至30年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年均8%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出席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以年均8%速度继续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还将可能超过美国。

但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粗放式增长方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较大困境。因为，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美国的消费大幅萎缩，导致“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失去外需的有力支撑。尽管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出口因对出口商品需求恢复增长而大幅增长，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后依靠外需支撑经济增长是易波动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如今年2月份又出现贸易逆差。同样，国际金融危机也使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复苏而推行保护主义，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降反升”，这对依赖外需的出口企业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又促使中国推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启动内需来替代外需的意外下降，以期在外需不振情况下维持中国经济以8%甚至更高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启动内需是靠扩大投资需求实现的，结果是恶化了内需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压力，很大程度上又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经济刺激计划还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上述分析显见，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经济面临“再平衡”的调整压力。确实，目前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而不是长期依赖贸易顺差增长。同时，还需要逐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促使中国重新定位和思考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并把“科学发展”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也就是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即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期和长期增长关系问题；要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的平衡等方面。

其实，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经济再平衡”也有望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第6篇

一、高速增长的经济快车需要进入“修整期”, 但要防止回调过大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的上升期大体为3-4年。这一轮上升期从2002年走出1998年以后的经济低迷算起, 到2007年达到11.9%的峰值已经6年, 持续时间之长是少见的。这一轮上升期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从稳定性角度看,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10%-12%, 最近两年连续高于11%。尽管其间出现过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 国家随即采取了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并举的宏观调控措施, 但没有伤及经济运行的基本面, 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从协调性角度看, 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产品供给能力增强, 如粮食连续四年丰收;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合理变化, 2005年和2007年消费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略大于投资,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持续一段时间的上升期达到顶点后, 自然会进入回落期。2007年第三季度, 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小幅回落, 今年一、二季度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这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下行通道。我们不妨把回落期视为“修整期”。毕竟,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 节能减排降耗的形势相当严峻,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迟缓,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不够理想。因此,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些、进入修整期, 既是必然的, 也是必要的, 有利于为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同时, 也要正视和防范经济增长回调幅度过大的风险。去年年底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 突出表现为外需下滑、内需不稳、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国际油价高涨、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国内生产成本上升, 不利影响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年上半年, 扣除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 我国实际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较多,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从国内需求看,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 投资实际增幅比去年同期下滑;消费实际增幅虽然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近年来支撑消费升级和经济景气的住房、汽车购买需求出现回调, 下半年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空间受到制约。加上前期的一些紧缩性调控措施, 这些变化已经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的市场预期看跌, 也成为“热钱”由流入转为流出、股市深度下跌的诱因。鉴于经济运行处于周期性回调阶段, 需要防止当期需求加速下滑与之叠加, 避免造成回调过猛、“刹车容易启动难”的被动局面。

二、价格形势喜忧参半, 防通胀任务依然艰巨

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月趋缓, 这表明防止通货膨胀和刺激短缺农副产品供给增加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在产生积极成效。今后几个月, 国家采取的鼓励肉蛋奶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和高位运行的价格信号, 还会继续显现刺激供给增加的效应。随着肉蛋等产品供给增加和今年夏粮连续第五年丰收, 食品价格涨幅会继续回落。去年消费价格上涨带来的翘尾因素, 在今年下半年也会明显减弱。因此, 预计今年消费价格涨幅会继续保持回落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落差, 而国际市场粮价持续高涨, 很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推高国内粮价和食品价格。此外,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 水、电和成品油价格逐步提高, 使得居住和服务价格也出现较大涨幅。这些都可能成为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新因素。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年内消费价格指数回落幅度很可能比较小, 全年平均水平仍会高于去年。

生产资料涨价幅度继续走高, 是当前价格形势比较复杂的一个突出表现。今年7月生产资料涨价幅度上升到11.7%, 已超过2004年10月10.9%的近期高点。这一轮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外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价格上涨的拉动, 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从根本上说, 这反映了我国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供给趋紧的矛盾。这一轮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以往有较大区别, 即今年以来投资需求实际增速持续下降, 并没有出现由投资过热引起的生产资料普遍紧缺, 而且下游产品生产能力充裕, 市场竞争激烈, 企业难以通过涨价来转嫁成本。在短期内,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还不容易迅速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但如果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较长, 必然会削弱下游产业对成本提高的消化能力, 从而推高工业消费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供求矛盾加剧, 并正在向高价格时代转变, 这对我国价格上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 我国面临相当大的中长期通胀压力。

三、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 需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探索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正在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正在加速, 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活跃, 处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时期;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发展开放型经济, 也扩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我们有信心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 我国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众多, 就业压力巨大, 改善民生的要求日益强烈, 客观上需要保持较快的、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 特别是理顺资源价格机制, 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无论是实现平稳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还是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都需要以不失真的市场价格体系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决定机制已经市场化, 形成了真实的市场信号和灵活的微观反应机制, 增强了经济活力和供给能力, 为稳定价格总水平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 资源类重要生产要素价格仍然长期维持低水平和行政性调价。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管制的低价格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 其直接后果表现为生产者积极性受压抑、供给持续紧张、价格上涨压力不断积蓄, 而这种被压抑的涨价压力迟早要释放出来。最近几年反复出现的煤、电和成品油供给紧张表明, 资源价格扭曲、形成机制不合理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为维持低价格, 国家被迫支出大量财政补贴, 表面上保持了价格稳定, 实际上引发紧缺资源外流, 反而加剧供求矛盾。实践证明, 加快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成为深化价格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 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性条件。

持续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 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成本面临逐步提高的压力。我们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时, 也不得不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日益增大的新挑战。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改革, 在短期内会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应当看到, 合理的资源价格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替代, 更多地增加有效供给, 这有利于在中长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 没有可以简单照搬的一定之规, 需要在实践中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探索。根据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来确定稳定增长的合理区间, 可能是比较妥当的。控制通货膨胀则要尽量保持价格的低水平, 同时也要综合考虑稳定经济增长、加快资源价格改革的客观需要, 以及开放条件下国际输入因素的影响。因此, 把价格总水平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不拘泥于往年价格失真时的低通胀水平, 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有利于为深化价格改革创造条件。

四、把握调控的节奏、时机和力度, 实行有助于实现平衡的政策组合

根据当前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 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并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 需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时机和力度, 实行有助于实现平衡的政策组合。具体来说, 就是保内需、增供给, 松财税、紧货币, 改价格、稳汇率。

保内需、增供给。投资需求宜保持合理增长, 对节能环保、改善民生、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项目可增加投资, 并可增加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进口。扩大居民消费, 宜努力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注意保持房和汽车等消费升级需求的活跃。增加有效供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道, 宜继续扶持短缺农副产品生产, 完善信贷、财税和市场竞争等相关政策, 激励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和成本消化能力, 增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松财税、紧货币。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的基调应继续保持, 同时需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复杂成因,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松财税”主要是指:充分利用财税收入连年大幅增加的有利条件,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适当进行减税 (主要是调减增值税和营业税, 提高出口退税) , 以支持增加有效供给, 缓解出口下滑, 保障低收入群体利益。“紧货币”则是指:坚持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 谨防其增速过快加大通胀压力;同时, 改善中小企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融资环境。这种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 有利于防止内外需过度收缩, 也体现了控制通胀的取向。

经济增长值与平衡计分卡第7篇

一、经济增加值与平衡计分卡

(一) 经济增加值

1、经济增加值 (EVA) 是在剩余收益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以股东价值为中心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方法。经济增加值最初是一种以股东价值为中心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方法, 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整套集战略规划、资本配置、经营预算、业绩评价、薪酬激励、内部管理、外部沟通于一体的管理体系。EVA定义为企业的税后净营业利润与所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成本之差。实质上EVA就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 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的全部资本的价值增加值。

2、经济增加值在实际中存在的问题EVA虽然是一种能正确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财务评价指标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1) EVA是通过将企业的所有重要方面与EVA指标相联系, 以使企业的整个管理系统易于协调与管理, 从而达到一次性注意到所有管理问题的目的。然而在信息时代, 各种信息系统和沟通渠道都成为影响经营成功的因素。而EVA这种单一的指标体系很难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 (2) E-VA不能用来解决协调性部门之间的绩效评价问题; (3) EVA指标值难以准确计算; (4) EVA系统不能解释影响企业业绩的非财务动因。因此, 在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 EVA不能取代现行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 要注意将EVA与其他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达到正确评价企业绩效的目的。

(二) 平衡计分卡

1、平衡计分卡 (BSC) 是一种平衡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

BSC从四个角度评估绩效: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发展、财务。与单纯的财务指标相比, BSC能对经营活动绩效进行全面测评。

2、平衡计分卡在实际中存在的问题。

BSC存在诸如评价指标全方位化、长期化、全局化、群众化、及时化和客观化等优势, 但它并非一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系统, 如果经营者对其激励没有深刻的认识, 使用起来可能就会走入误区。 (1) BSC涉及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发展四套业绩评价指标, 由于“你所测评的就是你所得到的”, 如果每个指标都成为被测评的目标, 那么企业就会有许多目标需要同时去追求和实现。只要这些指标之间并不是呈正相关关系, 经理就会常常因失去行为准则而茫然无措; (2) 贯穿BSC的因果关系链很难做到真实可靠; (3) 即使人们明确了BSC中的因果关系链, 也确定了各绩效指标间呈正相关关系, 但企业最终成绩的确定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最终得分只有一个, 如果这个得分是BSC中所有被测评指标的函数, 我们就必须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特别是各指标的权重。而权重的确定显然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分具有很浓的主观色彩; (4) BSC要求企业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发展四个方面制定发展战略, 并为每个方面制定详细而明确的目标和指标。它需要全体成员都参与, 以便各个部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BSC。因此, 实施BSC需要企业付出较大的代价。

二、经济增加值与平衡计分卡的优点

(一) 两者在某些方面完善了传统财务指标评价体系。

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 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成本因素; (2) 根据GAAP计算的财务数据扭曲了企业的经营业绩; (3) 业绩计量与企业战略目标缺乏相关性; (4) 对非财务信息的计量缺乏手段以及准确性和及时性。BSC则刚好弥补了上述后三个缺陷, 它在以财务目标为最终目标的同时, 在绩效评价体系中引入了非财务指标, 即客户指标、内部业务流程指标、学习与发展指标。BSC将所有重要的绩效评价指标放在一起考虑, 使管理者能够注意到企业一方面的改进是否是以牺牲另一方面为代价的, 从而能更有意识地将绩效计量与企业的战略结合起来, 避免次优化行为的出现。同时, 由于BSC是一个全面评价体系, 它可以设计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评价指标对企业经营的全过程进行监控, 并进行时间上的动态管理, 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二) 两者都与企业长远战略目标相一致。

EVA原理认为, 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战略并购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收益, 这些支出应该予以资本化。因此, EVA不鼓励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换取短期绩效, 而鼓励企业投资于研究开发、人力资源等能给企业带来长远收益的项目。BSC引入了学习与发展等方面的指标, 将企业战略目标分解为现实的目标。同时, BSC引进了远景的传达、沟通与联系、经营计划、反馈与学习四个程序, 从而将公司的长期战略和短期行动有机结合起来。

(三) 两者都有助于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

公司的内部治理主要依靠的是监督和激励机制, 而最佳的方法就是将企业经营者利益与所有者利益结合起来。EVA由于在财务方面考虑了企业的资本成本, 从而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 这就为股东有效地监督和激励公司的管理层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 管理层也可以运用EVA制定经营者和员工的激励和报酬体系。BSC用多维度的指标指明了公司的战略和远景, 以及员工应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实现公司的目标。同时, 指标的多元化也使评价对象不易通过造假虚报业绩。

三、经济增加值与平衡计分卡结合的必要性

尽管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但这两种系统各有其优点和缺陷。EVA绩效评价系统是针对公司管理者进行绩效评价和激励而提出的, 它用一个基于股东价值创造的综合性的财务指标EVA作为评价的依据, 客观地评价了管理者的经营绩效, 并将评价和激励有机结合, 成为一种财务管理模式。但是, EVA的评价是静止的、财务性的、单方面的, 无法实现对价值创造的过程管理与评价, 无法实现股东价值创造与企业战略的有机结合等。BSC是以企业战略实施为核心, 采用因果关系链, 从四个维度 (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发展) 反映战略实施过程与结果的企业整体绩效评价和战略管理系统。因此, 它的评价是动态的、全面的, 做到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但该系统缺乏股东价值创造的思想, 缺乏对企业管理者经营绩效的准确评价和有效激励。而企业绩效评价应是全面的, 既要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绩效评价和激励, 又要对企业整体绩效进行评价和管理。绩效评价要有效必须做到:将股东价值创造与企业战略有机结合;对股东价值创造的过程给予关注, 并对其过程进行适时的评价、监控和调整;既重视财务指标又对非财务指标给予一定的关注。

鉴于两个指标体系的互补性, 我们将它们进行整合, 从而构成一种新型的指标体系综合计分卡。综合计分卡是绩效评价体系为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而进行的一种理性选择, 它融合了BSC和EVA的长处, 前者根据企业的战略制定当前、近期及未来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目标;后者作为股东价值衡量的终极标准, 将其他财务和非财务指标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指向价值的创造。

参考文献

[1]罗伯特·S·卡普兰, 吕长江译.管理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2]胡玉明.初级成本管理会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3]涂毅, 刘源.EVA与价值评估.财会研究, 2003.8.

[4]卡普兰·诺顿.平衡计分卡、良好绩效的测评体系.哈佛商业评论, 1992.

平衡增长第8篇

企业若想保持长期发展, 就必须在不同的动态战略情境下有效平衡主动性与被动性这两种战略进程, 驾驭战略惯性。而如果无法驾驭战略惯性, 不能动态平衡好两种战略进程, 企业就会遭遇严重衰退, 威胁生存, 也就是产生所谓的“增长拐点”。那么, 现实中的“增长拐点”究竟如何产生?如何利用该理论来帮助企业预防严重衰退, 得到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本文想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2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解释企业增长拐点

2.1 提出假设

本文认为, 导致“拐点”研究中的企业 (有柯达、卡特彼乐、美国通运、亨氏、宝洁、康柏和菲利普莫里斯等) 产生严重增长拐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未能根据不同的动态战略情境, 有效平衡主动性与被动性这两种战略进程, 从而形成错误战略, 导致不当行动, 严重影响绩效, 拐点由此产生。因此,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应当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问题, 并能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2.2 假设验证

“拐点”研究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充分支持了本文假设, 这一部分将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对上述研究结论中占74%的主要原因作出解释, 从而验证原假设。以下Pi假设为产生拐点的企业, 其所处环境为 (E, e) , (E, e) 中其他竞争参与者假设为Pj。

2.2.1 第一类原因

优势地位束缚 (占29%) 原因,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的解释:当Pi所处的 (E, e) 由于Pj所采取的“破坏规则”的战略行动发生本质性变化, Pi突然由“稳定的行业结构”转变到“Pi-孤立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 此时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已经转变为对Pj有利, 而由于战略惯性, Pi在两种战略进程上的战略倾向无法迅速调头, 其被动性战略进程还没有准备好应当如何来回应这种变化, 因此, 一时间手足无措。正是由于Pi没有做好在两种进程之间的恰当平衡, 所以一旦原有规则被破坏, 其原来的竞争优势就转化为了劣势, 拐点出现了。

2.2.2 第二类原因

创新管理 (占13%) 原因,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的解释:还是将资源过多的投入到被动性战略中, 缺乏正规的、完善的、良好运转的主动性战略进程机制, 并且没有能够维持一定量的资源投入其中, 只能在现有业务框架内, 按照即定的战略方向, 利用与开发存量资源, 找到一些小的渐进式的改良机会, 而无法创造出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机会。即, 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处理好两个战略进程之间的平衡。

2.2.3 第三类原因

外部竞争环境改变 (占13%) 原因, 包括监管行动、经济滑坡、地缘政治格局改变, 全国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等细分因素, 等同于动态战略平衡理论框架下的外生环境因素e发生了改变, 从而破坏改变了原来的规则。而Pi的高层不具备卓越的战略洞察力, 也没有发挥好主动性战略进程, 留下足够的战略弹性空间, 不能迅速调整方向找到突破口, 此时优势不再, 拐点出现。

2.2.4 第四类原因

过早放弃核心业务 (占10%) 原因,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的解释:Pi也许原先处在“稳定的行业结构”的动态战略情境中, 它注意到了主动性战略进程的作用, 将资源集中在这一进程, 试图转化到“Pi-掌控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中, 可是却忽略了充分开发和利用存量资源与机会, 没有收获应得的利益, 甚至为了支持主动性战略进程而放弃被动性战略进程, 退出现有的核心业务, 最终无法支撑, 也无法真正创造出具有颠覆性的机会, 采取“破坏规则”的战略行动。另一种情况, Pi也可能已经达到了“Pi-掌控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 但它变革最终的结果, 却是其他参与者的独特能力更能够在变化后的规则中发挥优势, “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还有一种可能情境是, Pi处于“Pi-孤立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中, 但现有业务仍然有利可图, 并没有完全消亡, 此时Pi就应该仍然要合理分配一定量的资源在被动性战略进程上, 攫取最后的利益, 有序的退出现有的核心业务, 并积极开发新的机会。但Pi没有这么做, 它过早的退出了现有核心业务, 最终也没能开发出新的机会。而这些情境的错误就在于Pi的战略洞察力不够, 不能准确的判断所处的动态战略环境, 无法洞悉各种改变将会带来的结果, 从而没有处理好主动性与被动性两种战略进程之间的平衡。

2.2.5 第五类原因

人才匮乏 (占9%) 原因,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的解释:Pi原先处在“稳定的行业结构”的动态战略情境中, 它的一切的组织行为和战略行动都是围绕即定的公司战略, 沿着即定的战略方向, 按照被动性战略进程进行的, 被战略惯性“方向锁定”了, 其中自然也包括人力资源战略行为。平衡两种战略进程, 实际上, 就是平衡在两种战略进程上投入的资源, 而这种资源主要的就是指人力资源。然而, 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特质与属性, 并不会适合于所有的战略实施, 现有的人力资源在长期偏向被动性战略进程, 在没有考虑过备用资源的背景下, 经过筛选, 考验与磨砺, 留下来的都是适合实施原有公司战略的。即使公司突然 (通常是被迫的) 关注到主动性战略进程, 并且确实产生了具有开创性的主动性战略意图, 它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其中了。因此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好主动性与被动性这两种战略进程的动态平衡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知, 五个最主要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未能在不同的动态战略情境下, 有效平衡两种战略进程。而增长停滞, 即公司衰退背后的元凶是:在不同的动态战略情境中, 企业无法认清所处的环境, 不能有效平衡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两种战略进程。它们都缺乏正规有效的系统化的主动性战略进程机制, 而依靠高层 (通常是创始者) 的直觉与洞察力来捕捉与提炼战略意图, 并将其纳入被动性战略进程, 产生不容致意的战略理念, 从而形成强大的战略惯性, 束缚创兴, 等到外部条件发生颠覆性变化时, 无法及时变革, 导致严重衰退。

3 完整解释

现在将运用动态战略管理理论完整解释“增长拐点”问题。

Pi在拐点前十年发展良好, 增长势头迅猛, 所处的行业结构稳定, 前景乐观, 它们此时处在“稳定的行业结构”这个动态战略情境中。Pi占据着现有的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和竞争规则给它们带来的竞争地位;享受着存量资源给自己带来的丰厚利益;不断的沿着即定的战略方向加固原有组织结构, 开发与现行公司战略相关程度高的业务机会;只能找到一些小的渐进式的改良机会, 而无法创造出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机会;以为环境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 自己将永远如此成功。总之, Pi将所有的资源投入到被动性战略进程当中, 被战略惯性牵着鼻子走, 而忽视了主动性战略进程。与此同时, 行业的环境悄然的酝酿着变革, 其他参与者们不甘心再做跟随者, Pj将精力投入到主动性战略进程中, 在现有的公司战略范围之外探寻新的机会。它们可能与客户或供应商商定新型的契约, 可能引入新的科技创新, 还可能成功的游说了政府等等, 总之Pj破坏了行业的原有规则, 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使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转化为对发挥自身独特的竞Pi优势有利, 处在了Pi-掌控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之中, 而使得Pi突然间处在了Pi-孤立的行业变革的动态战略情境中。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是并没有Pj采取破坏规则的战略行为, 而是外生环境因素e发生了改变, 破坏改变了原来的规则。总之, Pi此时发现, 原来的优势不对了, 原来的位置没有了, 原来的强势增长, 突然变成了一蹶不振。它此时只有改变原来的战略倾向, 将资源投入到主动性战略进程中, 在对现有业务的威胁彻底来临之前开发出与自身独特能力相适应的新的机会, 但由于之前从未准备过充分的备用资源 (特别是人力资源) , 即使此时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新的战略意图, 也缺乏合适的资源对其进行实施;另一方面则有序的退出现有的核心业务, 但此时往往会出现很多又走另一个极端全力倚重主动性战略进程, 从而过早过急的退出原有核心业务的情况。但一般发现并反应过来时, 已经过晚, 拐点已经造成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颓势, 企业便无法再继续生存了。

4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 本文对企业如何避免“增长拐点”问题, 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1) 掌握并运用动态战略平衡理论, 培养“警觉性战略领导风格”, 完善两种战略进程。

(2) 设置增长停滞的预警信号, 进行自我诊断。

(3) 组建一支成员多样化的跨部门工作小组, 由其负责搜寻公司对自身及其所在行业所秉持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 并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

(4) 开展预想式战略分析, 让小组成员假想公司未来成功或失败的不同情景, 看看这些情景下共同存在的问题, 以确定哪些核心信念应受到特别关注。

(5) 由一些高潜质员工 (中层管理者) 组成“影子内阁”, 他们比正式的管理委员会会议早一天开, 而其议程则尽可能与后者一致, 前者的会议结果将对后者形成支持。

(6) 给予中层必要的资源和战略弹性空间, “先试验, 再选择”。

(7) 邀请风险投资家参加战略审核。

(8) 混合化管理, 使外聘人才在高管层中的比例保持在大约10%-30%之间, 同时, 为组织变革储备资源、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urgel man RA, Grove AS.Let chaos reign, then rein in chaos-repeatedly:managing strategic dynamics for corporate longevit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96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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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海舰, 原磊.论无边界企业[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平衡增长第9篇

过度依靠消费资源、能源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被证明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同时, 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国的发展还没有完成发展与增长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在目前的效率下, 仍需要较高的增长速度, 而转型中前期我们必须面对速度下滑、就业压力增大、财政税收减少的巨大压力。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在新的增长方式尚不能起到增长主力军作用时, 原先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依然存在相对肥沃的土壤。至此, 转型与增长本来是含义与目的一致的“根”与“叶”, 由于都需要从对方汲取养分、而又不能 (转型后正在形成的增长方式尚不能给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或不愿 (放弃原先较高的增速不是一个让人心甘情愿的选择) 给对方提供养分, 因而形成一种看

节能减排对原先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言是一场革命, 虽然变革之后可以让其获得新生, 但毕竟是痛苦而艰难的经历, 因而它的主动性并不高, 甚至怨气很大;而对于转型而言, 节能减排确是有力的抓手, 一方嫌它、怨它;一方又热烈拥抱它。节能减排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国家节能中心李仰哲主任认为, 节能减排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转型与发展之间的如何权衡、平衡的问题。“实际上, 2012年已经进行了增长转型与发展之间的较量。这样的较量恐怕要在整个十二五’乃至十三五’中继续下去。”在2012年12月17日举行的“节能减排形势与政策研讨会”上李主任如是说。

节能减排工作是如此的重要而急迫。能源结构相对单调、能源需求增长迅速、对外依赖度逐年提升、能效低下等产生的副作用和时间紧迫需要节能减排去尽量减轻副作用、缓解紧绷的神经。这些作用的产生与“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情况息息相关。

平衡增长第10篇

一、短期刺激向中长期良性增长的转换

如果说2009年的政策更侧重于短期刺激(上半年重点是保增长，下半年开始关注调结构)，那么2010年的政策应更重视经济的中长期良性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将经济的增长动力从政府主导转换到民间主导，将成为2010年政策成败的关键。

2010年既有这种转换的紧迫性，又具备一定的转换基础。

从转换的紧迫性来看：一方面，短期政策虽然可以尽可能“标本兼治”，但为了追求短期效果，大量短期政策具有显著的“副作用”。上半年事实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大约9.5万亿元的信贷增量，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但也带来了市场通胀预期。房地产市场在没有充分调整的基础上迅速启动，带来了“地王”频现和房价的快速上升，埋下了泡沫化的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地方政府滥用“担保”，地方财政收入与土地升值高度相关等，凸显了现有财税体制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短期政策是不具有长期性的，政策效果将随着时间递减。如大量的消费刺激政策，虽然能快速提高当期的消费，但如果缺乏收入政策、商品流通领域等配套改革，将会影响老百姓未来的消费能力。以短期政策推动房屋、汽车以及各种电器等消费，更多的只是把未来的消费转移到现在而已，要想保持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需要其他领域更深刻的改革。总之，以短期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问的推移，将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政策一旦退出，经济将出现“二次探底”：继续延续，除非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否则政策效果会逐步减弱，而且负面效果会逐步积累，存在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和经济的泡沫化风险。“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但2010年也具备良好的条件来实现政策的转换。经过2009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确立了复苏态势。而且这种势头还将延续。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货币信贷大幅增长，但由于产能过剩，农业连年丰收，加上经济还处于快速下跌后的恢复期，现实的通胀压力并不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出现复苏，20l10年受这些政策的刺激以及经济大幅下跌后自身反弹需求的影响，仍将会保持一定的复苏力度。相对于2009年，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我国外部环境会相对好转。所有这些，给我国实现政策转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以为转换过程可能带来的波动提供缓冲。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转向中长期良性循环，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根本性改革和调整，是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来保证的。2010年将是实施这些中长期政策的难得时机，可适当放松经济增长对政策选择的硬约束，将精力主要放在推动中长期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特别是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总之，实现经济中长期良性循环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以后才需要采取的政策，而应具有紧迫性，需要当下实施，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将缓慢释放并在中长期发挥作用。这些中长期政策的实施状况，将决定我国未来政策的选择空间。

二、宏观调控需要大智慧

2010年的宏观调控，既不同于危机时期的“危机式管理”，也不同于正常年份的“周期性管理”。2010年的宏观调控需要对危机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也需要应对改革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呵护经济内在的复苏动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等，是多目标的权衡。但最终应在总量上达到“适度宽松”，结构上实现一定的优化。为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换创造必要的宏观环境。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应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宏观调控的工具也不能完全拘泥于传统工具，应结合汇率、监管以及部分行业管理等政策，灵活运行各种工具，着眼于实现“适度宽松”的最终货币运行状态，支持和推动经济体的良性循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不仅仅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还有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作用对象的状态。中国当前货币调控的难度。与国际宽松货币环境有关，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我国的利率政策容易引起跨境资金的流动，从而抵消加息的政策效果。我国当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加息工具，体现更多的是价格管制手段。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信贷高速增长的环境中，信贷的可获得性是关键，资金成本并不是行为主体考虑的主要因素。货币市场的利率更能反映市场资金状况，更值得关注。

在当前环境下，从传导渠道和作用对象人手加强管理，能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更能避免国际套利资金的跨境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抵销效果。为此。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核心作用。加强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这两个领域的风险管理，特别是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透明度和内外部约束，避免出现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严格银行体系的风险管理。特别是资本充足率、拨备率以及贷款集中度等管理。在银行超额储备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应采取多种手段使货币政策在执行结果上回归真正的“適度宽松”。在我国与国际经济、金融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账户管理，同时根据国内改革的进展情况，自主确定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政策。当前我国的汇率，既面临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汇率制度的转换)，也面临汇率水平的选择。美元的大起大落，至少在短期内已不能很好充当名义锚的作用，我国需要逐步加大汇率的灵活性。与此同时。美元的大幅波动，给我国的汇率水平造成较大压力。但是，只有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或者说经济结构具有趋于合理的内在动力，尤其是资源能较为顺畅、合理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变动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汇率调整更多的是破坏效果(受打击的出口行业，需要能将资源转移到受鼓励的领域)和虚拟经济效应(资金仅在虚拟

经济领域的跨境流动)，加剧宏观调控的难度。总之，汇率政策选择也需要艰难的利益权衡。

当然，宏观调控不仅仅只是控制，还有支持。这一方面要在总量上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状态，另一方面需要推进金融改革，尤其是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培育为小企业、三农以及战略性行业(创新性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此外，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需要我们借助市场以外的手段，提高信贷投放的针对性。但我们应该看到，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就是要增强银行的逐利性。因为银行正常的逐利行为而导致信贷投放出现偏差，可能更多的是当前经济结构，包括现有政策偏差的一种货币反映。解决的根本之路在于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在短期内还可以借助以下三方面措施加以纠正：一是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来实现，或政策性金融业务实施；二是可以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借助正常的商业信贷渠道来实现：三是可以通过产业指导、窗口指导以及必要的监管措施、再贴现以及部分监管指标调整等来实现对信贷的结构调整。

此外，管理通胀预期将成为2010年宏观调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胀预期是老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感觉，也反映了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但在一定环境下，即使是与现实基本面并不一致的通胀预期，只要转化为集体行动也能自我实现，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管理通胀预期，并不是要扭转，而是要改变现状，并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为此，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使老百姓的感觉更全面和真实，这包括对各种现状的更准确描述和披露，也包括对未来政策的必要表达和宣传，特别是对未来各种可能情况的应对政策；二是要有效地将“过度宽松”的货币状态回归到“适度宽松”，开展必要的实质性改革；三是要整顿市场秩序，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可能存在的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包括囤积居奇，特别是过度营造通胀气氛以达到盈利等目标。

三、转换的核心是改革，需要在发展、稳定中实质推进

我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都是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实现的，是在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逐步转变增长方式的。这次要走出美国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仍然需要處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从目前来看，支持我国未来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我国是借助人口红利期，在市场化(价格市场化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初期一定的进口替代，后期主要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取得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仍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此，进一步推动城镇化。鼓励战略产业的发展以及稳定出口市场，都是经济平稳增长所必需的。与此同时，“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既是扩大内需增长空间的需要，也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2010年将“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但相对而言，2010年的重点在于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调整经济结构，才有可能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真正稳定。

结构性问题是当前体制、机制运行结果的累积。调整经济结构，即可以从结构本身，或者说从结果入手，也可以从经济结构产生的体制、机制性原因入手，后者是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两方面同时入手，标本兼治。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性产业、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五个方面，通过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和提高信贷的针对性等方式，直接调节经济结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计划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针对体制、机制上的关键领域——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等，以促使国民经济良性运转。这些深层次改革“说易行难”，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方面，真正需要“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兼顾、综合配套”。

平衡增长第11篇

我国幅员辽阔, 疆土达9600万平方公里, 东西和南北跨度都很大。地域上先天缺陷的条件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非常大的差别, 例如东部沿海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西部大多数地区还处在贫困水平甚至是贫困水平以下。经过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加入WTO, 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形成了全国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主要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区位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 航空技术也相对比较不发达, 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流工具主要是海运。进入新世纪, 虽然空运比较发达, 但海运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则东部沿海地区就自然地成为了对外贸易交流的前沿阵地。因为东部沿海地区有相对优势的的地理位置。

2. 技术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社会技术因素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技术的进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现代社会生产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 技术的进步能改善生产工具的性能, 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

3. 体制政策因素

在政策和经济体制方面, 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有所倾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有较多的优惠政策, 有许多项目审批的权限, 这促进了东部地区的贸易出口、也吸引了较多的国外资本。二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厦门、珠海、汕头较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较早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时期, 则市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较早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如何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1. 地理位置因素之物流产业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物流产业是由专门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 将运输、储存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价值链, 为用户提供多元一体化的新型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渗透性强的复合型产业。目前, 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比西部地区较容易吸引外资, 引进国外的先进物流技术和物流建设管理经验, 所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物流产业;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物流市场机制不健全和物流供求矛盾突出等问题, 在总体上还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物流产业市场。主要表现为是物流企业还未形成物流产业, 即物流企业还未形成复合型产业。中西部地区物流企业“散、乱、弱、小”问题突出, 物流企业运作模式低下;同时, 物流企业总体规模偏小且资源分散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企业不能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 甚至有的地区还不能提供基本的运输、配送服务;这极大的阻碍了信息的流通、新技术的引进和外资的吸引, 进而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则作为中国疆土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制约必然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2. 技术因素之网络信息技术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网络信息技术指的是与信息有关的技术。本文主要研究电脑这种信息化建设过程重要的设备之一,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普及率方面的差异。在2010年, 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每百户家庭只拥有电脑3.94台, 而东部地区农村家庭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脑20.21台。并且已经认证的信息员的数量东西部地区也有较大差距。如西部农村地区只有13498人是已经认证的信息员, 而东部地区有30161人是已经认证的信息员。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可见西部地区无论是信息员还是信息技术设备的拥有量都低于东部地区。这可能导致西部地区信息化过程较东部地区缓慢, 则利用信息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较为缓慢, 这制约了其经济的增长, 进而制约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

3. 政策因素之教育经费投入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尤其是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差距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国家投入的生均教育经费几乎是中部地区的2倍。如2009年中部地区的生均预算教育经费仅为4136.62元, 而东部地区为8016.48.可见, 虽然国家提出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但由于政策的滞后性, 同时中部地区有较多的学生等原因使中部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较低, 这会制约中部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 制约该地区人才的培养, 进而制约该地区经济的增长。中部地区作为国家疆土的一大组成部分, 其经济增长的制约明显地会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三、抑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策措施

我们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作为着力点和出发点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 全国东、中、西地区的工业化地区要统一协调发展

(1) 加强各地区间的产业互补和信息流通。首先, 要加强现有的各地区内的关键产业的跨地区产业流通与互补, 重视这些产业的关联和拓展, 实现地区内产业布局上的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其次, 要促进区域内支柱产业向区域外延伸, 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促进中西部地区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 引进外国资本, 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 使东、中、西部地区支柱产业发展均衡。进一步地, 国家应尽快建立健全政府中介机构企业的机制, 实现各地区的产业互补和信息流通。

(2) 促进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完善中西部地区充分的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新政策。首先, 在产业领域, 政府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步伐, 可以建立一些率先试点;同时支持并鼓励国外资本投入, 尽快追上东部地区。其次, 在金融领域, 政府应支持并鼓励东部地区的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促进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进而在金融业方面追上东部地区, 甚至实现国际接轨。这些均能促进中西部地区充分的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 进而追上东部地区发展的步伐,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2.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县、乡、村等的财政扶持力度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1) 中央政府应增加对贫困地区的县、乡、村等的财政支出。特别地, 中央政府应加大贫困地区的县、乡、村等的财政扶持力度和住房免息贷款的投入规模。中央政府应当按适当的比例增加国家的财政补助资金和住房免息贷款规模。特别地, 中央政府应逐年地按合适的比例增加基本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县、乡、村中较贫困地区的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教育、基本卫生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 有效的改善这些贫困地区人口的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基本生存环境。

(2)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县、乡、村等人力资源开发。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出中, 可以拨出一部分用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专项资金。同时, 还应加强和完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的体制, 缩小高科技人员取得科技成果和因此实现个人价值方面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 甚至实现零差距。同时也可以增加贫困地区的助学贷款的投入力度, 使贫困地区较多的高校学生可以申请获得助学贷款, 增加他们就读高校的机会。也可以招收一批免除学费的学生, 但是这些学生在毕业后须到国家规定的一些较贫困的地区工作3年-5年才可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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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山东轻工业学院.2012 (6) .

[3]赵莉.中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