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范文（精选6篇）
劳动分工 第1篇
我国目前实行的小规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有效克服人民公社弊端的同时取得了显着的制度创新绩效。既满足了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从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步显示出弊端。这一制度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农民的小农意识较严重, 每个家庭在整个生产过程都是自给自足, 缺乏农业专业化分工。据研究人员测算, 目前我国农产品60%70%用于满足农民的自我需求, 而作为商品进入大中城市农产品只有30%40%。这就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成为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近年来, 农业生产专业户大量涌现, 如夏收期间大规模统一的收割服务队, 在本地区、本省、甚至跨省进行作业。各地陆续出现农产品的特色产业户、特色产业村、特色产业乡等, 都是农民从全能型到专业型转变的事例。但是我国农业劳动分工仍处于初级阶段, 怎样加强农业劳动分工成为当前的难点。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农业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损害了农业分工、农村市场化进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演进, 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 最终影响了社会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这也是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进一步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 逐步缩小其在收入、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着力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支出体系, 将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同纳入财政支出中统筹考虑。消除城乡户籍限制, 实行居住地登记制度, 取消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 实现迁徙自由。
2加强农民职业化培训
在农业发达国家, 农民与工人、教师等同样是一种职业, 农民职业化、专业化已有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国要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 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变, 提高农民收入, 必须推行农民职业化。我国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已将农业职业范畴作为大类单独列出, 对农业职业作了详细陈述。当前, 我们应加强宣传教育, 彻底改变文盲、在外无工作能当农民的传统认识。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 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有效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 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足够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3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个体参与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 效率低下, 不利于农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实现农业生产外部规模的扩大, 减少平均交易成本, 降低农产品总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4明确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积极作用
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培育农村市场, 鼓励、帮助农民进入市场,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和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通过法律清晰地界定产权, 依靠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农产品交易的良好运行。支持、鼓励、培育各种农业生产专业户、农业行业协会的发展, 将农民组织起来, 使其在组织中快速成长为现代意义的新型农民, 即农业工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专业化分工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本。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更好的为农业提供各级各类人才、信息及服务。
5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
据统计, 截止到2004年全国共有农户2.49亿户, 每户平均拥有耕地7.3亩, 其中平均块数为5.8块, 人均耕地仅为1.41亩, 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资源的1/2。由以上的数据可见, 我国农业的人地矛盾较为突出, 土地规模较小, 农村人口较多。人多地少、地块分散直接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分工水平低下。因此, 各级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同时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 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项不合理限制, 加快建立完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网络建设, 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摘要：分工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 现代工业、服务业都是在加强分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 美国农业的高度发展也得益于此。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分工仍处于初级阶段, 怎样加强农业劳动分工、更好的促进农业发展成为的难点。主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农业,劳动分工,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分工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通讯 第2篇
团结协作勇往直前
——**分工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
4月25日下午，**操场上人头攒动，喝彩声不断，热闹非凡。**分工会庆祝“五一”劳动节趣味比赛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猜字迷、拔河、乒乓接力、俩人三条腿接力、足球射门……将比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拔
河比赛是使力气的活儿，要想赢靠的是实力。在这场力量的较量中，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队。面对**队这支强劲的对手，他们没有丝毫的怯弱。凭借着一股团结向上的冲劲和配合上的技巧，一上场就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对手哪肯善罢甘休，经过一番思想动员和战术上的调整，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双方虽然僵持了几分钟，但是平衡很快就被打破，被对手扳平了比分。竞争达到白热化，最后一局是决胜的关键。经过两次较量，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实力，同时也觉察到了对方的弱点。**队的领队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一番形势，对选手的位置进行了重新调整，秘密传授了比赛技巧。在“**队，加油！”“**队，加油！”的呐喊声中，**队的选手们一鼓作气，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就打败了对手，赢得了冠军。
乒乓接力比赛难度最大。在比赛中，参赛选手右手平端乒乓球拍，把乒乓球放在球拍上迎风奔跑，稍不注意乒乓球就要掉落。在比赛中，由于大家不熟悉技巧，掌握不到方法要领，乒乓球掉落的现象不时发生，选手的窘态惹得围观者不时发出阵阵善意的笑声。呀！谁摔倒了？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队选手***。“起来呀！”“加油呀！”在大家的鼓励声中，***迅速爬起来，继续运球奔跑……
趣味猜字比赛考的是智力。事先由组织者打印出一些蔬菜、家电、水果、动物的名称，比赛时每两名参赛选手组成一组，其中一人根据组织者展示出的内容比划动作，另外一人根据比划动作猜名称。这项比赛的技巧是双方配合默契。选手们风趣、幽默、甚至有些滑稽的动作描述，引得大家笑破了肚皮。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代表队以胜出一分的微弱优势摘走桂冠。
趣味足球就是模拟足球射门。为了增加射门的难度，组织者将操场上只有1米宽度的篮球支架作为球门，足球离球门的距离为15米。由于难度太大，有的选手连一个球都没有成功射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场的人员都屏住了呼吸。
轮到**队的选手***上场了。好样的，真不愧是女中豪杰，第一脚就踢进一个，为***赢得了宝贵的1分。“加油***！再进一个冠军就是我们的了！”在伙伴们的加油声中，***精湛球技终于征服了对手和在场的所有观众……
最有趣的是俩人三条腿接力比赛，它的基本规则是要求两名选手并排站着，选手的一支腿和另一名选手的一支腿绑在一起后同时奔跑。如果要取得胜利，赢得时间，必须要掌握好技巧，两名选手必须做到心念合一，只有这样才能步调一致。经过一阵激烈的角逐，**机关队以绝对优势获得该项目比赛的冠军。
活动即将结束时，分工会主席***对分工会庆“五一”活动进行了简要总结。他对分工会成员在活动中表现出的团结友爱、协调配合、不怕强敌、敢打敢拼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要求大家要把这种作风带到实际工作中去，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志，在提高工作质量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劳动分工 第3篇
关键词：劳动；分工；报酬递减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03-02
一、劳动分工的定义
劳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生产的最基本内容。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是人类本身及自然界与社会关系的积极改造，其根本标志在于制造工具。关于劳动分工没有统一的界定。
“分工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分工，指人类劳动的一般形式，有人群便有劳动，有劳动必有分工。狭义的分工，是一种历史的形态，指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主要是私有制阶级社会)的人类劳动形式。”
就一般意义说，所谓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社会上劳动种类、劳动部门和生产工序等的分划；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彼此间的分工协作，即人们在同一时间里从事不同的劳动。本文所讨论的劳动分工主要是指劳动种类、劳动部门的划分，而少涉及劳动者彼此之间的分工协作。
二、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分工起源的论述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劳动分工是人类天性中的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由于我们相互是通过契约，以物易物利购买来获取大部分我们所需要的相互的帮助和照料，正是这个以物易物的意向最初引起了劳动的分工。”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的大小的限制。
斯密的关于劳动分工理论不完善。论述分工产生的原因不充分，按照斯密的观点分工取决于交换能力，而先有分工还是先有交换?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没有分工又何来交换?因此其所解释的产生分工的原因不充分。
（二）马克思关于分工起源的论述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社会分工最初是在两种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是纯生理的自然分工，另一是生产与生活区域的自然分工。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不足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不足。马克思对劳动的分工的种类的划分是非常科学的，对于分工的起源（纯生理的自然分工和生产与生活区域的自然分工）的论述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这至多也只能说明分工产生的过程，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分析依然是比较缺乏的。
三、报酬递减规律与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内部原因。正如撕密所说的那样,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另一方面是外部原因，即事物的差异性，包括人的差异性和物的差异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而物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不同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但马克思对于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没有过多的阐述。这里主要是从劳动分工的外部因素进行讨论。导致劳动分工的外部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报酬递减，另一种是报酬递增。报酬递减是根本的原因，而报酬递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原因之一——报酬递减
1、报酬递减规律
自人类利用土地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起，“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或者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就客观存在了。
在技术给定和生产的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增加某种可变要素投入会使其边际产量增加到某一点,超过这一点后,增加可变要素投入会使边际产量减少,这一规律就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下，连续增加某种可变投入会使其边际产
第一阶段：边际产量先是递增，大到最大，然后是递减，但是边际产量始终大于平均产量，而总产量和平均产量都是递增向上的。在这一阶段，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相对过多，生产者加大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是有利的。或者说，生产者只要增加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可以增加总产量。因此，任何理性的生产者的生产都不会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是连续增加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
第二阶段：边际产量递减，但是仍然大于零，而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使平均产量下降，而总产量还在继续上升。
在技术给定和生产的其他要素投第三阶段：该阶段其始点总产量达到最大值，而边际产量为零，此阶段，边际产量小于零且继续下降，平均产量和总产量也不断下降。在这一阶段，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过多，生产者减少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是有利的。理性的生产者需要通过减少可变要素（劳动）投入量来增加总产量，以克服可变要素（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和总产量下降的情况。
第二阶段
TPP
图1总产量曲线的三阶段
2、报酬递减规律与分工
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相对减少。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们在同一快土地上或者同一行业当中，必然要增加投入（比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但是，由于存在报酬递减的原因，当投入达到某一水平时，报酬会出现递减，这就使得同一快土地或这同一行业难于承担过多的人口，因此会出现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首先在某一行业内部进行，使劳动达到里一种优化组合，相当与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使得这一行业能够承担更多的人口；其次这种劳动分工体现在当某一行业不能承受更多的人口时，劳动力从这一行业转到别的行业。因此报酬递减是劳动分工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报酬递减，分工就不可能进行，人们从事某一行业就能够获得所要的报酬。满足足够多的人口，人们没有理由进行分工或者从某一行业转向另一行业。
3、报酬递增
由于技术水平不同，报酬递减规律图中的产量曲线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图2所以。在技术水平1的条件下，总产量的极值为T1，由于技术水平提高到较高的技术水平2，在此技术水平下，总产量达到极值T2，总之随着每一次技术水平的提高，总产量曲线达到一个新的极值（最大值）。不同产业的转换过程，也可以看成是技术水平的改变过程。当然，产业的转换是以提高产值为前提的，如果产值得不到提高，就没有转换的必要。
报酬递增，这里是指相对于报酬递减而言的，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在相同的要素投入下技术水平高的生产者比技术水平低的生产者能够创造更多的报酬（产出），如图2所示。因此使得人们在选择生产投入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技术水平高的生产者，随着选则人数量的增加（这里的选择人数量的增加应该达到让高水平生产者无暇顾及其它工作，或者说总是接到没完没了的工作而没有时间去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比如说一个本来从事种植的人，但同时也从事劳动工具的制作，而且由于天赋（技术水平）高，找他制作劳动工具的人越来越多，一致于他没有时间去从事种植业），高水平生产者逐渐与其他生产者独立开来形成专一的生产。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技术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因此可以假设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一个人的技术水平可以从较低的技术水平跃升到较高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提升需要有包括时间在内的要素投入，这些要素投入构成技术提升的成本，当然这种技术水平的提升与自己的努力程度有关系，如果不努力只能会付出更高的。选择高劳动技术水平生产者有两种原因，一是节约了成本，一个生手要成为熟练的生产者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才能到达，半熟练到熟练同样也许要时间等要素投入；二是自己在其他领域有可能创造更多的收益。
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存在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较高的有相应较高的报酬，这也稳固了劳动分工，而不至于使得从其他行业或者本行业的低端（低技术水平）转来的高技术人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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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 第4篇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区域要素流动经历了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流动成本越来越低的发展过程。劳动力要素区域流动对2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要素相对禀赋、中间产品生产等各个层面均造成显著影响, 同时也是影响地区产业分工的重要因素。区域要素流动是指可流动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在区内和区域之间进行空间上的位移、优化配置, 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超越本地要素市场, 向更广大区域市场的扩展[1]。区域要素流动有2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生产要素本身流动, 而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流动;另一种是生产要素及生产要素所有者一起流动[2]。本文的劳动力要素流动特指劳动力要素基于市场规律而进行的跨区域流动。中国劳动力要素流动包括技术熟练劳动力转移和非技术熟练劳动力转移, 本文定义的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移动特指离开户籍所在地 (乡镇) 半年以上的非户籍迁移者, 而户籍迁移者一般作为技术熟练劳动力转移[3]。产业区域分工是指一定的产业生产部门固定在一定的地区而形成的空间形式上的社会分工, 包括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等[4]。
2 劳动力要素流动影响产业区域分工的理论
综观现代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现从以下4条路线分析说明劳动力要素流动与产业区域分工有关的理论。
2.1 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分析基础
李嘉图假设劳动力要素可以在部门间流动, 但不能在区域间流动, 认为产业国际分工是基于技术差异的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假设劳动力和资本2要素可以在部门间流动也可以在区域间流动但不能在国际间流动, 认为即使缺乏外生技术比较优势, 劳动力要素禀赋仍然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并由此决定了产业分工。萨缪尔森琼斯的特定要素模型假设了劳动力要素可以在部门间的流动, 认为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差异是分工的基本原因, 商品贸易和分工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形式。Falvey-Kierzkowski模型在产品质量垂直差异模型的基础上又考虑了生产单一同质产品部门的情况, 认为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都是由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引起的, 商品贸易替代要素流动, 中间产品分工通过区域贸易来完成。这些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产业区域分工的内在原因, 要素流动和产业区域 (国际) 分工可以相互替代。劳动力从丰富的地区向相对稀缺 (资本相对丰富) 的地区转移, 然而现实的证据表明要素流动和产业区域分工并不存在严格的替代关系。
2.2 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马歇尔认为行业聚集可以促进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产生, 促进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 由此促进产业聚集, 推动地区产业分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格罗斯曼为首的新贸易理论H-K模型, 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聚集外部要素为基础, 强调规模经济对区域分工的作用。Krugman、Vemables、Fujita、Krugman和Vemables的垂直核心-边缘模型认为, 地区内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与其劳动力数量成正比。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假定劳动力要素 (仅限于技术熟练劳动力) 可以在区域间流动, 通过内部规模经济使得要素价格在聚集阶段趋异、在扩散阶段趋同[5]。这些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市场的垄断程度是国际贸易和产业区域分工出现的基本原因, 主要是利用微观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产业内分工, 认为由于东部地区的回波效应,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分工深化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用这来解释中国的要素发展和产业区域分工并不适合。如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 劳动力供给弹性很大, 产品的出口有着较强劳动力供应的支撑, 从而相对较高的需求并不会导致较高的工资, 这一点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有所不同。
2.3 以内生演进理论为分析基础
斯密猜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而市场的大小由人口数量和运输效率决定, 这实际是一种基于内生比较优势导致区域分工的理论。贝克尔、杨小凯和黄有光等用数学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 分析了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 试图通过劳动力要素的2面性, 分析分工的2面性, 并将其内生化, 认为分工递增的收益来自于“干中学、熟能生巧”[6]。Kim研究表明, 在美国一体化水平很高的情况下, 区域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推动产业内贸易的提高。但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 美国制造业迅速向东部地区、南部地区扩散, 产业集中率急速下降, 制造业分工程度减弱[7]。这些理论的支点就是寻求分工的交易费用和分工收益的平衡, 并从交易成本、产业组织等微观领域入手, 揭示了分工内生演进的过程, 抓住了分工的内生本质, 利用中间产品、迂回生产、市场规模的内生性, 阐述了分工的内生演进与产业区域分工的关系, 但也忽视了分工的外生要素流动对分工的内在影响。
2.4 以要素分工理论为分析基础
产业链分工在区域之间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工序对投入要素的组合及比例要求不同。产业链分工程度越深, 中间产品的专业化越高, 需要的要素组合就越专业化, 那么地区和国家间对特定要素的需求就越强化。所以, 产业分工发展到现阶段, 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分工方式要素分工。要素分工涵盖2层含义:一是不同国家以不同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 这些要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二是不同的国家生产最终产品的不同环节, 国家之间发生生产环节、生产工序的分工。如果参与内陆地区的要素分工, 那么既可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减少风险, 又可以减少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8]。随着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的发展, 现今的国际、区域分工已经不是以产品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 而是以生产要素差异为基础的分工[9]。
3 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产业区域分工的影响
要素成本的差异、最终需求的不可移动、聚集不经济、低工资等都是导致产业空间分散的因素, 所以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产业区域分工有着深远的影响[10]。中国渐进式改革逐渐减弱了地方政府进行地区封锁和区域贸易保护的行为, 倾向于通过区域专业化分工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要素的差异及流动与产业区域分工有着密切的联系[11]。中国地区产业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力要素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所致, 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转移、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呈现了一个正反馈机制[12]。流动劳动力对产业间分工的作用越来越大, 贡献度比资本要素大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 在流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将会出现刘易斯拐点[13]。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进一步验证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而所谓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 可能是对正常的春节期间民工提前返乡现象的误读[14]。由于运输成本差异, 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选址有优势, 而这一优势和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新空间“二元”结构, 国内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和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以及产业区域分工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15]。
劳动分工 第5篇
以太原广播电视台为例, 一个民生栏目记者的日常工作不外乎, 报题、外采 (这其中包括联系与拍摄) 、出镜、撰稿、剪辑 (含后期特效) 等几方面的工作内容。由于从业时间较长, 笔者不仅从事过以上每一个工作岗位, 并且多次单独完成过以上所有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 这也使得笔者可以较为公允的讨论民生记者劳动分工的问题。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民生记者劳动分工再次细化的问题呢?
第一, 这是城市电视台目前面临的困境所决定的。在央视与各省级卫视的多重重压之下, 城市电视台在电视剧与综艺节目的竞争中, 其收视率可以说是节节败退。以目前这两类收视市场“大投入+大明星”的主流合作模式来说, 城市电视台以其较弱的经济实力可以说已经退出了竞争的舞台。但民生新闻以及其延伸性质的自办栏目, 因其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却依然可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相对固定的收视人群, 这种投资较小回报较大的自办栏目, 无疑已经成为了众多城市电视台眼中的救命稻草。但随着新闻行业的发展与变化, 我们会发现即使是民生新闻这块收视蛋糕, 现在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且不谈各种新媒体无延迟的新闻推送, 也不论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报道。仅仅就是各省级卫视地面频道每晚18:00~22:00不断档的民生新闻覆盖, 就让各个城市电视台的民生栏目难以招架。为了应对困境, 城市电视台的民生栏目就不得不被动的延长节目播出时间, 拉通节假日, 但这样就意味着城市电视台必须生产出更多的民生新闻报道, 如何在现有雇员数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生产力在这个时候就显得迫在眉睫。
第二, 讨论民生新闻记者劳动分工的问题是因为人所具有的天性决定的。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 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在工作方面其实都有其擅长的一部分内容。比如在一个民生栏目中我们通常会这样形容同事, A的镜头拍得好, B的稿子写的好, C的片子剪辑的好, D的特效做的好。那么我们再来分析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那就是除了他们做得好的一个方面以外, 其它方面他们做的都不够好。然而事实也是这样, 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样样都做得好的记者。可对于一篇新闻报道来说, 记者的各项能力就像是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板一样, 这个木桶能打多少水, 完全取决于这其中最短的一块而不是最长的一块。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新闻报道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 但却称不上好新闻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发挥记者工作优势的同时也放大了他工作中更多的劣势。那么, 我们能不能调整记者的劳动分工, 让他只致力于自己具有优势的一个方面呢?这会不会使得生产力提高呢?
第三, 我们来从城市电视台民生记者一日之内的工作总量, 来横向思考民生记者劳动分工再次细化的可能性。以太原广播电视台全年不间断播出的《新闻快车》栏目为例, 其民生栏目中的制作组分成为摄像与编导搭档两人一组, 日平均拍片量1条, 报道平均时长为2~3分钟。报道制作流程为8:00签到后, 两人同时出发采制新闻, 拍摄完成后一同返回单位, 编导需要在14:00之前完成撰稿, 制片人需要在14:30前完成审稿, 主持人需要在15:00之前完成配音, 摄像需要在17:00前完成剪辑。从原有的劳动分工情况来看, 这两位记者每日八小时的劳动时间可以说是被完全占满。而与他们类似的是, 栏目中所有报道组的工作情况大体上都是这样。所以从工作时间来看, 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要想提升生产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从工作时间入手, 把记者劳动分工再次细化后重新推导一遍, 来看看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条平均时长为2~3分钟的民生新闻, 一名记者剪辑的时间是2个小时, 一名记者撰稿的时间是2个小时, 两名记者连出发带返程的拍摄时间是半天, 一名制片审稿时间是30分钟, 一名主持人配音的时间是30分钟。那么以一天工作时长为八小时,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除法就会发现, 一名记者一天可以撰写4篇报道, 一名记者一天可以编辑4条报道, 2名记者一天可以拍摄2条报道, 制片人与主持人的工作量相同每天都是16条。那么按照记者劳动分工再次细化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6名记者4名专职采制, 1名专职撰稿, 1名专职剪辑, 那么这六个人在这一天之内的工作量将有原来的3篇报道上升为4篇报道, 生产总量提升33%。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一个栏目管理的中转移到更高的管理层级上——以一家城市电视台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目前的大部分城市电视台来说, 他们大都拥有几档甚至是十几档的自办栏目, 内容涉及民生、法制、生活、健康、娱乐等等。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我们把这些栏目的记者资源全部整合起来, 劳动分工再次细化的效果可不可能出现有一个质的飞跃呢?
首先, 在这种构想之中, 城市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原有的形式将会被打破, 编辑部只保留副制片以上层级的管理人员。他们将不再需要拥有普通管理者所应该具备的概念技能与人际技能, 只需专注于技术技能。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只需要明白栏目需要什么主题的报道, 需要多少篇报道, 需要什么形式的报道。然后每天以类似订单的形式, 将要求提供给记者资源整合后的新部门。而新的部门在整合了所有的栏目的要求后, 必须统筹安排记者的采制。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以往一个主题多路记者同时赶往现场报道的窘境, 更可以有效的发挥撰稿记者与剪辑记者的优势。同样的素材能够做出多少种不同的新闻报道, 相信任何一位有过通联工作经验的媒体人对于这个答案都不陌生, 然而这种区别性恰好可以满足各个栏目的不同需要。简言之, 一条报道一次拍摄, 多次撰稿多次剪辑, 多个栏目采用。
其次, 在这种构想之中, 记者的分工将更加专业化, 记者不再面对有工作时间相互交叉的工种, 这样可以保持民生新闻报道的制作流程像工厂中的流水线一样永不停歇。
最后, 以城市电视台做为运作单位的话, 其记者资源整合后的劳动分工再次细化必将使得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总量出现一个大幅增长。而新闻报道产量的大幅提升, 不仅会为各个栏目提供充足的片源, 更会为城市电视台打造整点档新闻报道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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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裴艺元.浅谈市、县公共频道的经营策略[J].声屏世界, 2002 (11) .
劳动分工 第6篇
一、现代大学治理中“学生权力”的涵义
(一) “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辨析
辨析“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 要先明确“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权利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或隐含的, 通过主体作为或不作为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包括权能和利益两个要素。权力是指主体因拥有财富、知识或天然的能力 (实力) 而支配他人的影响力。权利是私人或独立个体利益的法权表现形式, 具有私益性;权力是公共领域中形成的支配关系, 具有公益性。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让渡, 所以要保障和服务于权利;而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 接受权利的制约[2]。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公民, 具有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和申诉权等基本权利;作为受教育者, 他们享有法定的受教育权利;而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 他们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等民事权利。权利仅能作用于私人领域, 无法影响他人, 这导致学生在治理结构中的弱势主体地位。为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学生必然要求彰显自身权力。
(二) “学生权力”概念的厘定
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 学生权力是治理的决定性力量。但随着国家管理主义的兴起, 学生权力逐渐衰微, 最终只能隐匿于组织之中。20世纪60年代, “学生权力”作为学生运动的思想准则被重新提出, 并且, 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拓展。《青年学生运动百科全书》将“学生权力”界定为, “参与大学决策、制定课程和管理制度、了解资金的使用以及影响外部体制改革等方面, 使更多权力从行政人员和董事会向学生和教师转移, 为学生争取更多自由’的行动”[3]。20世纪90年代现代大学治理兴起后, 由于“权力在大学组织中的几乎任何层次上都存在, 从各种管理机构的成员到课堂里的学生”[4], 所以, 学生权力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厘定。学生权力是指, 学生个体或学生群体基于自身身份和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 利用可获得的有限组织资源, 以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 针对大学及其内部群体这些特定对象施加影响来实现自身合理意志的能力。
二、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阈限
1964年, 法国学者阿尔都塞针对当时的学生运动, 写作了《大学生难题》一文,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理论对学生权力进行深入剖析。他发现, 由于两种劳动分工在大学中“时而泾渭分明, 时而混合在一起”[5], 导致了学生权力在该场域中难以把握自身阈限的“难题”。随即, 他提出了自己回应这一“难题”富于洞见的主张。
(一) 劳动分工理论框架下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
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分工包括劳动的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两种。一般组织中, 劳动的技术分工与工作岗位相对应, 反映的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在大学中, 教学与科研工作用以培养人才和科学创造, 具有技术必要性。从这一角度出发, 教师和学生确立了“教与学”的劳动分工关系。劳动社会分工的作用则在于保障社会劳动过程在阶级结构和阶级统治形式下进行。在大学中, 就出现了学校行政人员作为“管理者”和学生作为“被管理者”的劳动分工关系。同时, 阿尔都塞指出, 大学组织“松散耦合”的特殊性, 要求其内部劳动分工区别于一般组织, 即某些主体具有“特权”, 如校长的委托代理权和教师的专业参照权。大学组织追求自由的本质和不断克服技术官僚统治的抗争精神影响着学生, “这使大学改革的斗争超出了单纯学生斗争的框架, 关涉整个教育体。”[5]在两种劳动分工的作用下, 大学形成了一个微观的权力场。其中, 不同主体依据自身分工而拥有和行使权力。据此, 阿尔都塞提出关于“学生权力”的应有阈限。
考虑到大学生的年龄, 所以要求系里或学校里的所有咨询管理委员会中有学生代表, 这完全合情合理。但学生要求他们在教学组织中的代表与教师代表享有平等的决策权, 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与教学功能的现实不相符。学生们要求在教学情境之外的学生活动管理中获得平等的甚至是多数的代表, 这是正当的, 因为它对应的是社会和政治的现实而不是教学的现实。学生们要求获得与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在咨询管理委员会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组织) 中的重要性相一致的代表, 这也是合理的。但是, 把一个要求 (平等表达的要求) 从客观合理的领域 (各种活动的协调领域) 转移到不合理的领域 (教学大纲和纯粹教学机构的协调领域) , 则是错误的[5]。
阿尔都塞的上述主张有两方面涵义:一是, 学生要求在“教学情境”这样的技术分工领域中拥有与教师等其他主体完全平等的权力是不合理的 (1) ;二是学生要求在“教学情境”外的社会分工领域中拥有与其他主体平等的权力则是正当的。他进一步举例说, “学生雇员” (2) 这样的做法就是危险的, 它并不是学生权力的体现, 而只是技术官僚制对学生进行的超前职业培训, 是建立在混乱劳动分工基础上的错误治理措施。
(二) 学生权力特征对其“阈限”的影响
阿尔都塞关于“学生权力阈限”的主张是在考虑学生主体发展性的基础上做出的论断。这种主体性不但影响到了学生在大学中的劳动分工, 也影响到了其权力的本质特征。学生权力的特征对其“阈限”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 学生权力是一种影响力, 它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表现出先天的非对称性[6]。劳动分工形成了人际关系, 权力便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 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单独存在物。也就是说, “权力的实施严格以被统治者的赞同为背景”[7], 学生权力依赖于其作用客体与其关涉的其他主体的认同和接受。此外, 学生权力与其他权力相比, 既缺少由技术分工带来的专业权力的参照性, 也缺少由社会分工带来的法定权力的强制性。尽管大学治理中权力是双向或多向流动的, 但是彼此之间的影响作用却并不一定是对等的。由于学生主体的不完备性, 他们受到认同和接受的程度较低, 因此, 学生权力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很难与其他权力呈现对称运行的局面。
尽管从劳动分工和本质特征来看, 学生权力必须在一定的“阈限”内存在和行使, 但这并不说明它可以被其他主体所任意遮蔽或忽视。将“阈限”理解为“局限”, 显然是对阿尔都塞主张的“误读”, 而这在现代大学治理中引发了诸多方面的问题。
三、“阈限”误读引发的学生权力问题
对于学生权力阈限的误读, 导致其他主体做出“学生权力具有短期性和盲目性的倾向;而且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 一旦运行不当, 会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 甚至使大学陷入无秩序的混乱之中”[8]的判定, 这无疑会片面扩大学生的“无权”领域, 导致其制度上的缺失和实践中参与性虚置的问题。
(一) 学生权力的制度性缺失
现代大学治理的本质在于制度[9], 它是组织权力关系设计的准则, 为不同权力确立合理边界。现代大学制度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和以大学章程为代表的规章制度两个部分。法律法规中对“学生权利”这一基础性要素做出原则性规定, 而大学章程等则应回答学生拥有哪些保障自身“权利”的“权力”, 以及这些权力如何运行等问题。但当前, 中西方大学的制度体系中, 这一内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根据程度不同, 可分为完全制度缺失、不完全制度缺失和隐性 (实质性) 制度缺失三种情况[10]。所谓“完全制度缺失”是指在制度中, 完全没有关于“学生权力”的规定;“不完全制度缺失”是指大学规章中虽涉及相关内容, 却只是隐含其中难以落实;“隐性 (实质性) 制度缺失”是指表面看起来制度内容“齐全”, 但却毫无影响力。我国大学属于典型的“完全制度缺失”, 而西方大学则以“不完全制度缺失”或“隐性制度缺失”为主。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2005年修订) 为例, 其内容仅有“学生权利”的表述, 而其他主体在制度中却被赋予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显然, 学生权利并不能与其他主体性权力实现制度上的对等关系。埃伦伯格在对美国大学调查后也指出, 虽然董事会中学生代表数量大大增加, 但其权力影响力非常低, 对管理者的影响仅为1.3%;对教师的影响仅为0.7%;而对教授协会的影响仅为0.9%[11]。从“劳动分工”理论来看, 造成制度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 教师和管理人员专业性较强, 在组织中劳动分工明显;而学生被大学录取后, 教师和管理人员被认定为是学生权力的天然承担者和代言人[12], 因此, 学生权力的主体性受到遮蔽, 影响力不断式微, 最终成了制度的盲点。
(二) 学生权力的参与性虚置
阿尔都塞认为, 学生的技术性分工是“学习”, 他们可以在教学情境外, 通过参与治理来实现自身权力。但现实情况是, 学生由于“话语表达不充分”和“自治组织被同构”, 而造成了权力参与性被虚置的现象。
话语表达是权力参与的直接表现, 可以解放传统权威层级之下自我被压抑的思考与意见[13]。现代大学治理中, “谁有发言权, 谁无发言权”“什么可以说, 什么不可以说”“谁先说, 谁后说”构成了强力的权力秩序。对学生权力阈限的误读, 致使学生话语无法纳入到大学“元话语”结构之中, 更无法与其他权力实现对话, 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学生话语表达不充分导致他们缺少组织共享意义, 进而抵制决策并与其他主体对立, 使大学治理的摩擦成本增加。当学生觉得自己的“声音”对学校和其他主体完全没有影响时, 就会将“权力”还原成为“权利”, 以寻求外部救济。近年来, 学生诉大学事件越来越多, 实际上就是他们试图拓展更为充分的话语表达空间以实现自身权力。
学生会是大学中正式的学生自治组织,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生干部”。学生自治组织的意义在于代表学生相对“独立”地行使自身权力, 因此, 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与“自我管理”画上等号。但在我国大学治理过程中, 学生会挂靠于学校的学生工作处 (部) 或团委等职能部门, 仿照行政机构设置组织机构。因此, 原本只应起到“指导”作用的部门变成了学生会的直接“领导”, 学生会的职能也被异化为其领导部门职能的延伸, 而在其本职工作代表学生权力意志上却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学校层次学生干部的选任则考虑到信息量的不足, 而采取“系院校”逐级推荐, 然后从中选举产生的方式, 而“民主选举”多半流于形式。极少数学生干部由于自身素质问题, 还可能利用自治组织的资源进行“权力寻租”, 攫取私益或特权。由于学生自治组织被行政部门同构, 在学生中出现了“公信力”不足的情况。
上述两种情况会使学生在心理上认定其权力的参与性已经被虚置。那种将作用限制在如食宿和文体活动等相对“安全”领域的权力活动, 只是一种“假参与”, 甚至这种参与也无法实现。因而, 学生会质疑自身权力的重要性和有意义性[14]。而学生出于保障自身“权利”的目的, 会选择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对抗其他主体。破解这一难题, 则需要从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着眼。
四、“学生权力”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权力是权利实现的形式与保障手段, “缺乏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虚幻的、静止的或纸上的权利”[15]。对于学生来说, 权力的制度缺失会影响其实现和保障自身法定权利。因此, 必须不断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使之为学生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撑。要使学生权力免于被其他主体权力所遮蔽, 应进行如下三方面制度的建设:第一, 就外部制度而言, 在深刻、系统地对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关于“学生权利”的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阿尔都塞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 进一步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对“学生权力”的内容、基本原则和运行程序做出正式的制度性规定。第二, 就内部制度而言, 在大学章程的设计中, 要有意识地凸显“学生权力”。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起步较晚, 缺少可供参照的蓝本, 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方面的内容, 特别是其中学生权力参与组织治理的内容, 明晰学生权力的涵义、作用范围和实施的途径。第三, 就配套制度而言, 要与内、外部制度相得益彰。所谓的配套制度是指学生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和学生听证制度等。在这些制度中, 必须对相关机构中的学生代表人数 (或所占比重) 进行说明, 确保学生权力与其他主体权力行使的公正性。总之, 通过完善制度重构大学治理的权力关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它不仅统合了不同劳动分工形成的主体, 也强化了主体间权力的协调性。特别是对学生权力内容的弥补, 可以减少权力影响性差异造成的冲突, 消除不同主体间彼此忽视的情况, 尤其能够防止其他主体对学生权力恣意、无序的干预。
(二) 提升学生权力参与的有效性
在实践中提升参与的有效性是另一个彰显学生权力的有效途径, 可以通过“询唤”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搭建参与共治的平台来实现。
1.“询唤”学生权力的主体地位。
学生可以通过对话被“询唤”为大学治理的权力主体, 以根本改变其话语表达不充分的困境。“询唤”是阿尔都塞创造的概念, 它是指在个体中“招募”主体 (它招募所有个体) 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 (它改造所有个体) , 使之“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操作方式。在大学这样的准公共领域中, 不同主体根据自身的劳动分工而具有权力, 没有哪一个主体能够垄断组织中的话语权。因此, 现代大学治理应以“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信任”为前提, 将学生纳入多元主体对话机制 (见图1) , 通过讨论、争辩及协商等手段, 不断超越认识上的偏执和局限, 形成“偏好聚合”。这一模式可以将学生权力“询唤”为话语主体, 使他们在开放的叙述和倾听中自由表达看法和阐释意愿, 形成与其他主体的彼此理解。“询唤”而成的学生主体, 在对话中寻求到了组织归属感和价值存在感, 增强了实质性参与的意愿和行动。
2. 搭建学生权力参与“共治”平台。
要将学生组织从当前的依附关系中剥离出来, 恢复其代表学生权力的职能, 应搭建不同主体的“共治”平台 (见图2) 。在现代大学中, 所有决策都应通过“共治”平台的协商。这一平台的运行程序如下:首先, 根据决策的性质, 组建学生代表组织和其他主体代表组织, 如是教学事务就应组建教师代表组织, 是管理事务则应组建管理人员代表组织等。学生会作为学生代表组织的常务委员会, 负责收集、筛选和整理学生意见与建议,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形成提案;将提案交给学生代表组织和其他主体代表组织进行论证和协商;将协商结果交给由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按比例构成的“审议委员会”进行投票, 如获得通过, 则形成最终提案上交学校, 如未获得通过, 则重新进入程序。这一“共治”平台不仅回应了阿尔都塞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 更有效地解决了学生权力参与性的虚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