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代文字(精选7篇)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1篇
中国古代的人们喜欢佩玉,不仅仅是因为玉具有外在的形式美,更是因为想通过佩玉来表现自己的身份、精神世界和美德修养。而汉字由于它的表意性,与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斜玉部文字来探究我国古代的玉饰文化。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玉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而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属于表意文字系统。它以自己的“形”通过“音”去表达义。所以我们常常能见“形”而知“义”。正是由于这种表意性,汉字与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它往往是对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古人思想发展状态的吸精抽髓式的精确描摹和记录。下面就从《说文解字》中玉部文字来探究我国独特、悠久的玉饰文化。
一、玉字的含义和文化内涵
《说文》中玉部共有227字之多,涉及玉制礼器、玉饰物,玉的别称,玉的声音,玉的光泽,玉的色彩,玉的雕琢等各个方面,解释了形形色色的玉,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发达的玉文化。那何谓“玉”呢?
玉在《说文》中形同“王”,释日:“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怯,洁之方也。像三玉之连,︱,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阳冰曰:“三画正均,如贯玉也。”)玉是一种美石,像人一样有五种美德。象形字,李冰阳说:“玉字篆书三横间的距离均等,向贯穿起来的玉串。”①
许慎在《说文》中把玉人性化,将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玉的各种特点上,正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的礼学思想。所以后来“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玉成为高尚品德、信义的象征。因而许多文人、君子喜欢以玉做为的佩饰。这主要的有璧、璜、环、玦等。
二、玉的功能演变
玉器的使用涉及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沿用至今。然而根据不同时期人们对玉的不同认识和态度,玉器的使用有一个由祭祀→装饰的演变过程。下面就列举几样主要的玉器来探究一下玉器的这一演变过程。
璧:《说文》中释日:“瑞玉,圆也。”(璧为瑞玉,用于祭祀、朝聘、丧葬等各种场合,以示敬信。其形圆、平,中正有小孔。)②《尔雅?释器》曰“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③(肉指璧体半径,好指内孔半径),《周礼》郑注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所以以璧祭祀天。良诸文化出土的璧造型朴素,商周以后始有花纹,诸如龙纹、虎纹、雕字等。到了春秋以后,璧的礼器地位衰退,多用来作饰物佩带于身。
璜:《说文》中释日:“半璧也。”(璜为玉器,其形为玉的一半。)④具体地说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一般是玉璧的三分之一,只有少数接近二分之一。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征召的玉制礼器。后穿孔为佩饰物,故有佩璜之称。
琮:《说文》中释日:“瑞玉,大八寸,似车。”⑤外方内圆,柱状,空心的一种玉器。《仪礼?聘礼》:“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周礼》郑注曰:“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主要用于祭祀地,是一种重要的礼器。
可见,许多玉器最初多是作为礼仪祭祀之器,是沟通世俗人间与祖先神灵的法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佩饰。我想这种演变过程是跟古代人们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的。最初的人们因为无法解释的玉石的美丽而使他们将玉视为自然界的神奇产物而顶礼膜拜,认为玉可上达天地鬼神,是至坚、至宝、通灵之物,赋予玉器以特殊的尊崇地位。后又由于玉的坚硬以及祟高地位,封建统治者们还赋予它以政治意义,作为权力的象征。使得玉成为军权、王权的象征。如象征君王最高权力的“玉玺”就由玉做成。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加深人,以荀况为代表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玉的神秘尊崇的面纱被揭开了,玉器从高高的祭坛下落,走向民间。但玉仍以它天然的美丽征服了人们,成为人们日常佩戴的饰品。并把佩玉看成是品德、情操、才华、信义和美姿容的象征。于是玉器的装饰功能逐渐取代了祭祀功能。
三、玉饰的文化内涵
“佩”《说文》释形曰:“从人、从凡、从巾”。(佩饰之物肯定有巾,平时系在腰间,佩巾之外,贵族男女尚有玉佩,包括璜、琚、瑀、衡牙之属;君子无故玉不去身)。⑥这说明古人佩玉之习当出于自然,就跟穿衣服一样。然而玉器在古人心目中,不仅仅是一种美术工艺品,而是具有礼法意义的服饰品,玉之佩否及如何佩法是人们在各种特定场合遵礼守志的标志。
(一)玉饰的象征意义
玉饰常常被用来区别地位的尊卑贵贱。《事物给珠》记载:“国朝朝服,一品玉,二品犀,三品至九品药玉。”又《礼记?玉藻》:“君子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缓,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缓,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缓,世子佩瑜玉而茶组缓,士佩孺玫而组组缓。”可见各个阶层都要佩玉,但地位不同,所佩戴的玉的质料的优劣也不相同。随官爵地位的变化而渐次变化,天子是至尊无上的,天子所佩戴的是最好的白玉,而下层的士是地位最低的,佩戴的只是似玉的美石。
同时,玉饰还是信义象征,如《周礼?典瑞》载日:“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毅圭以和艰以聘女。”这里的几种玉器,所起到的作用即如后来的兵符,充当战时的信物。玉的这种信义象征,进而又延伸为用玉来馈赠友人或情人,以示友情、爱情的忠贞不渝。所以到了后来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以玉佩、玉坠相赠,私订终身的现象。
(二)佩戴不同的玉饰具有不同的寓意
《荀子》中有云:“聘人以硅,问人以璧,召人以理,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说明了佩戴不同的玉饰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比如玦“玉佩也”。⑦样子跟环一样,中空,肉好若一,只是它在“肉”上缺了一截。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2篇
一、中国古代文字崇拜传承的原因
1. 图腾文化的产生
图腾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华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为了表示对图腾的崇拜,古人会将图腾动物形象刻在墙壁或者旗帜上,产生了所谓的图腾标志。文字的最早起源正是来自于这些图腾标志。例如, “龙、虎、狼”这些文字的产生都与图腾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于是古代人将对图腾的崇拜转移到对这些文字的崇拜上,并延续至今。
2. 祭祀、占卜的特殊需要
早期的文字并不是用于交际,而主要是祭祀和占卜的特殊需要。古人对占卜是极其重视的,将其当做神灵的指示,我们今天考古发现的早期甲骨文,主要记载的就是殷王的占卜记录,不仅有占卜的时间、地点,还记载着占卜应验与否。在早期用于祭祀的青铜器上,也发现有大量文字,记载着受祭者的人名、功德等。可见早期的文字是用于人与神灵之间的“对话”。古人对神灵的崇拜自然转移到对文字的崇拜上。
3. 王权思想的体现
孔子曾经说过: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可见,对文字的掌握是当时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和体现。在春秋战国末期,天下大乱,王权日渐衰落,各诸侯国为了突出自己的权力、展示自己的权威,在文字上面大做文章,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文字,并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一些诸侯国还是创造一些特异的文字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秦始皇时代实施的“车同轨、书同文”政策,除了有促进各个国家文化交流目的之外,也充分展示了王权的权威性; 武则天称帝后,为了展示新朝的权威,创造了一批文字,例如“曌”等,其用意无外乎表彰新君权力的威严。老百姓出于对封建王权的敬畏,对王权掌握的文字自然充满了敬畏和崇拜之心。
4. 对文化的崇拜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为统治中国的主流思想,读书人将考取功名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读书写字不仅可以著书立说、观古通今,还可以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六经勤向 窗前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多少读书人将毕生的精力用于科举考试,这个过程离不开文字。而且当时的科举考试文字书写要求非常严格,写字必须严守点画制度,不然就会落榜,因此读书人对文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多少读书人在文字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可见,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受到古代社会的尊崇,其背后是对文化的崇拜。
二、中国古代文字崇拜的影响
随着封建制度的坍塌以及现代科学文化的不断普及,现代人对文字的敬畏和崇拜已经远远不如古代社会。文字作为一种语言工具出现,丧失了神秘性和威严性。但几千年的文字崇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文字的崇拜,造成古代读书人和普通大众之间的隔膜,阻碍了文化的普及和交流。劳动大众没有掌握文字,不能用文字来记载古代的工匠技术和医学典籍,工匠技术几乎全靠口耳相传相授,造成宝贵的文化财富没有被记载下来或者因传承的人不识字而失传,使得高超的技术无法上升到理论而进一步被后人发展并应用。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3篇
摘要:文章从中国古代辞书中分别采撷字书《说文解字》和辞书《尔雅》两部古代颇具代表性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从其编著、内容、体例、功用等方面加以介绍,同时对两部书的影响力加以评价,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重要辞书的编撰与发展的轨迹之一斑。
中图分类号:H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2-0139-02
收稿日期:2013-11-23
作者简介:周华君(1979-),广东茂名图书馆副馆长,馆员。19世纪末,我国考古学家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附近)发现了甲骨文,专家确认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是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稍后出现于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被通称为“古文”。周代,人们开始在竹简和丝帛上写字,《史籀篇》是这一时期文字形体的代表作。秦始皇吞并六国后,统一了文字,李斯所作《仓颉篇》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此后《仓颉篇》与《爰历篇》《博学篇》成为汉代学童习诵识字的范本。以上三篇虽然收集了大量的文字,但并不作解说,还不具有当今意义的“辞书”概念,它们仅能算作是中国古代字典的萌芽。之后,在中国古代辞书领域曾经出现了像《说文解字》和《尔雅》《释名》《康熙字典》等一样重要的文字学辞书,尤其是《说文解字》和《尔雅》这两部书,在中国训诂学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以后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方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1《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文字学领域第一部堪称字书或字典的著作。该字典与《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沿用前书的套路,开创了分析汉字的字形,审其音辨其义,并且深究字源的方法,完全具备当代字典的功能。《说文解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
《说文解字》是许慎在多年研究先秦两汉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编撰而成的,参考了古文经《史籀篇》《仓颉篇》等古代字书作蓝本。《说文解字》书名的含义比较直白,直接阐明编撰全书的目的就是“说解文字”。鉴于它是中国古代分析字形,说解文字,辨识声读的第一部字书,所以后人都把它称作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文14卷,加叙目1卷,共计15卷。全书囊括汉字9,353个,另有古籀异体字1,163个,合计总共10,516字。《说文解字》全书分成540部。此书的突出贡献表现在:①首创部首检字法。即把彼此相同的汉字形旁归为540个部首,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编排起来,使变化万千的汉字能够提纲挈领地归纳在一起。许慎创造的这种编排方法,为后面历代字书编纂者所效仿。②确立了“六书”体系。“六书”的概念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指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并没有对“六书”具体的阐述,更没有用“六书”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六书”理论,而且明确地为“六书”下了定义。③注入对古代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解释。《说文解字》的编撰是先对每一个字解释其字义,随之说明字形体的结构。譬如,以象形字为例,标明“象某某之形”;又如,拿形声字为例,则指示读音“从某、某声”等。许慎的这种做法为后世训诂提供了因形求义的原则。④相对保存了篆文的写法和若干先秦的字体。《说文解字》列取9,000多小篆,500多古文,200多籀文,全书对古文字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今天当我们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时,《说文解字》中留存的篆文和先秦字体正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说文解字》以其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部首编排体例,充分展现“说文解字”的功能,赢得了历代语言研究者的高度赞赏和褒誉。有学者将《说文解字》称作是“语言文字学的经典”和“小学之宗”。应当承认,《说文解字》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非常之高。《说文解字》作为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不朽名著,直到今天仍然不失为一部经典性的语言工具书。
2《尔雅》
在浩繁的古代辞书中,论及文字学的佳作当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说到训诂之学的鸿篇则首推《尔雅》。熟悉古代辞书的学者都清楚,我国历代都将《尔雅》列入“经部”之中,因为它有诠解经传最基本的成分。实际上《尔雅》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古词古义以及各种名物,是我国一部解释词义极为重要的语言学著作,通俗地讲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词典,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词典的开山之作。
《尔雅》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说法居多。一是汉代郑玄最先提出《尔雅》为“孔子门人所作”(《诗·黍离》正义引《驳五经异义》)。二是魏人张揖认为系周公所作,并引孔子所说“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上广雅表》)作为证明。三是宋代欧阳修对上述两说大胆提出怀疑。他认为:“《尔雅》非圣人文书,不能无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诗本义·文王》)欧阳修此说一出,使人耳目一新,连清代权最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与欧阳修的观点近似。总之,前面的三种说法,基本上代表了对《尔雅》作者及成书年代的各种观点。
周华君:浅话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周华君:浅话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3卷20篇。流传的本子为19篇,原因是还有《尔雅·序》1篇早已亡佚。《尔雅》篇名的序次为,卷一:《释诂》《释言》《释训》《释亲》;卷二:《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卷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如果我们从词汇学的角度将其归类,19篇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词义的,它包括《释诂》《释言》《释训》3篇,内容比较丰富。据唐陆德明《尔雅音义》中说:“《释诂》以下3 篇,皆释古今之语,方俗之言,意义不同,故立号亦异。”《释诂》罗列古语,以今言引释古语。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椒、落、权舆,始也”。从“初”到“权舆”这11词是古代的一组同义词,包括方言俗语,“始”则是当时的通语,用来作解释。《释言》或以今言释今言,或以古语证今言,或以通语释方言,重点在于通语言古今之变。《释训》以解释形貌、状态为主,所收多为叠音词。如“明明、斤斤,察也。条条、秩秩,智也。穆穆、肃肃,敬也。”所引词语,多见于《诗经》。以上三篇解释词义,完全是用通语释方言,用今语释古语,用常语释僻词,它代表了整部《尔雅》解释词义的方法。第二大类主要是解释特殊语词,它包括《释亲》以后的16篇。这16篇的内容更为丰富,涉及伦理、建筑、物理、化学、音乐、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众多学科。现以《释水》篇为例作一解释。《释水》为解释有关泉水、河流的名称。依类分为四部分,序次为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水有本源,故《释水》始于“水泉”。水之所出,或有洲焉,故“水中”次之。河水的流向宽狭受到地形的制约从而形成了曲折的流向,故“河曲”次之。古代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并称四渎,而四渎之大者莫若河,故于河曲、九河释之较详。从《释水》篇内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尔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自然和社会的图画。当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时,遇到无法解释的语词叠字、亲属称谓、建筑器物、天文地理或动植物名称,均可按照《尔雅》的分类,依类查检,解决阅读中的种种困难。
其实《尔雅》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古代训诂学著作的鼻祖。因为它破天荒地第一次采用同训、互训、反训、转训、声训等方法,以致后人在编撰训诂学著作时仍然沿用《尔雅》的一些基本释义方法,并且逐步形成了“尔雅派之训诂”。单从汉语语言的角度来谈,《尔雅》的确是开创了“类聚群分”的释词体例,这为后世再度编纂辞书开了一个好兆头,同时对于编纂义类词典乃至百科全书也起到了启发、导引和借鉴的作用。《尔雅》还有一个特点是从词义研究词汇等方面对词汇加以区分,指出多词一义、一词多义和同音词等语言现象,为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开辟了新的蹊径。《尔雅》不单具有解释古代词语词典的功用,而且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古代社会历史现象、天文地理、花鸟鱼虫、名物制度等等,尤其是保存了大量丰富的方言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了解各地的方言俚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
《尔雅》自问世之后,就是历代学者所研究的对象,早在汉魏时期就已有专门注释,如西汉目录学家刘歆注有3卷。晋代之后,研究《尔雅》的著作增多,对《尔雅》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雅学”。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大兴,雅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尔雅》的著作层出不穷,不下数十家。有校订《尔雅》文字的,有解释《尔雅》体例的,有为《尔雅》作笺注或补注的,也有仿《尔雅》体例纂集古书训解编排成书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代,成为雅学的昌盛时期。清代之前,最著名的注本有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唐代陆德明的《尔雅音义》和宋代邢昺的《尔雅疏》。而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则代表了清代雅学的最高成就。尤其是“郝疏”最为精善。虽然“郝疏”于诸大家之后,却兼取众长,蔚为鸿篇。总之,《尔雅》一书在我国语言文字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今仍然以其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影响着新一代的学人。
参考文献:
[1]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顾廷龙,王世伟.尔雅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
[3]吴士余,刘凌.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4]卢烈红.训诂与语法丛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4篇
而这些东方学者,所依赖的首先便是源源不断被发现的或者流入馆藏或者先睹为快或者公诸天下的考古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探险家和大学问家天生就是最佳搭档,比如斯坦因之于沙畹、拉普生,或者也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所以成为欧洲的东方学派奠定基业并群星闪耀的光辉岁月,不仅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政治图谋、科研领域人才流动的世界格局有关,也与19世纪后期席卷整个欧洲的东方探险考察热浪大有关系。
一、《西域考古记》的编排体例与内容概貌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可以怀念这段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文字———考古学家、探险者、科学家、外交官甚至其家属为那段历史留下了大量游记日记、考察报告、回忆录等。比如由我国著名考古历史专家向达先生据1933年英文版、于1935年翻译完成的 《西域考古记》,即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典之一,也为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系列所收。斯坦因在书中完整扼要地回忆了自己三次西域考古的基本情况及考古收获,其章节编目安排合理完整、清晰有序,斯坦因有意没有简单采用当时西方人新疆游记中那种普遍流行的“流水账”式的时间顺序,而是“取地点为本位,而不严遵年月的先后”(《西域考古记· 著者序》),从第三章开始,每章围绕一次探险的一片区域(或一个遗址)集中来谈,章节之间多有照应,时间交代要言不烦,其基本路线大致为丹丹乌里克———尼雅———若羌的磨朗遗址———楼兰———罗布泊———古代中国长城沿线———敦煌———万佛峡———黑城子———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巴楚、疏勒一线———俄属帕米尔诸山区———俄属沩水流域山区———洛山—撒马尔干一线,可以完整看出是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丝绸之路的南北二线。尤其值得一提的全书的最初两章,第一章是对西域自然地理概貌的俯瞰、第二章是结合中国正史对汉代以来的西域人文历史的概览,两章很好辐射梳理了后文所提及的一些西域史地简貌, 这也使得全书对西域考古探险的介绍得以不疾不徐地从容展开。
全书另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坦因对其在西域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的科学介绍,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坦因从青年时代起就专门从事东方历史、考古、语言、钱币、地图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当时欧洲许多最著名的东方学者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个人交情,他的大量考古发现往往在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些东方学者并由他们尽快刊布,另外斯坦因在写作这本带有通俗介绍性质的游记时,已经完成了《沙埋和阗废址记》、《古和阗考》、 《沙漠契丹废址记》和《亚洲腹部考古记》等十一册的详细报告,所以该书多少带有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性质。众所周知,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藏品历来以量大质优而著称,而其中斯坦因花费笔墨介绍最多的,一个是汇聚了希腊式、印度风、中国风格的大量佛教壁画绣像等,另一个便是“十二种以上不同的语言的古代写本” (《西域考古记·著者序》)。前者为我们惯常说的新疆是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美术依据,后者则为我们了解东西两方文化的交光互影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语言材料,更为我们洞悉世界各大语系各大语支的发生关联、历史脉络、内在规律和渗透影响提供了“活化石”般的丰富证据。
二、《西域考古记》主要所记的古代语言文字文献
为此,我们对《西域考古记》所提及的诸多语言文字的发现情况予以了整理,斯坦因有选择的普及性质的介绍并不能涵盖他在西域诸地的所有发现,但即使是有限有保留有侧重的介绍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
1.汉文文书。
(1)重要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1年1月:尼雅
“但是我所希冀的不可动摇的年代证据乃是一小片木简,上书中国字一行,在那垃圾堆中我所得到的这一类木简约有四十片以上。”[2]96
1907年:敦煌西之古眺望堡之遗址
“在仅仅几平方英尺的地域之内,得到有字的木简在三百以上。”[2]176
1907年5月:敦煌藏经室
“第一卷打开就是一部中文佛经,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石室时无甚差异。”[2]200
“在那些残篇断简的中文书中,所得显然为世间性的文书愈来愈多,常常附着年代。”[2]204
此外斯坦因1906年10月在尼雅[2]101、1907年12月在吐鲁番吐峪沟[2]269、1907年2月—4月在若羌至敦煌碛道[2]169、1914年2月在楼兰[2]148、1914年在内蒙古黑城子[2]256多处都发掘出汉文文献。
(2)主要书写材质:木片、木简、纸、绢。
(3)部分用途:世俗文书、佛经文书、军事文书,“此外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2]169。
(4)考古价值:证明了汉文化在丝路沿道地区的广泛传播。斯坦因本人不懂汉文,所以对汉字古物的价值判断主要依靠其助手蒋孝琬,尤其在对敦煌汉文文献的选择上遗漏了大量最有价值的藏品,其后为伯希和获得。
2.佉卢文书(kroraimna或krorayina)。
(1)重要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1年1月:尼雅遗址
“从那一堆高出原地面四英尺以上的硬垃圾里,末了我找出两百片以上的木牍文书。”[2]89
1906年10月:尼雅
“书信、账簿、草稿、杂记一类的佉卢文木牍,差不多在每一所屋中都有得发现。”[2]103
此外斯坦因1906年在安得悦遗址[2]109、1906年12月在磨朗古堡(米兰)[2]120、1906年12月在楼兰[2]136、1914年2月在罗布泊之古代废弃城堡[2]147、1914年2月在楼兰[2]148等处也发现佉卢文献。
(2)主要书写材质:木版、木牍、彩幡、壁画、纸片。
(3)部分用途:官方文书、契约、账簿[2]31及公私往来书信,另有一些“书法不一,删削屡屡,既不是文书,也不是连贯的报告,大概都是一些备忘录、账簿、草稿以及随笔之类。”[2]84
(4)考古价值:佉卢文19世纪末在新疆南部开始被发现并引起世界瞩目,最初发现多为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以及零星钱币, 但并不能证明西域曾经使用过佉卢文。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数量庞大,仅在尼雅遗址所获得的简牍总数大约为803片[3](其中绝大多数为佉卢文木牍),加之米兰、楼兰的大量发现,有力证明了佉卢文曾通行于我国历史上的于阗、鄯善等王国。
3.婆罗米文书(Brahmi)。
(1)重要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7年5月:敦煌藏经室
“还杂有无数用印度字写的各自不同的长方形纸片,有的是用梵文,有的是西域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2]202
此外斯坦因1900年在丹丹乌里克佛教寺院[2]67、1901年1月在尼雅遗址[2]96、1906年12月在磨朗古堡[2]118、1907年在敦煌西之古眺望堡之遗址[2]184、1914年2月在罗布泊之古代废弃城堡[2]147等处也发现有零星的婆罗米文书。
(2)主要书写材质:木牍、贝叶、纸、绢。
(3)部分用途:佛经“大部分属于佛经,医药方面也有一些”[2]212。
(4)考古价值:“梵文写本中有一篇大贝叶本,就材料上证明, 毫无疑问是来自印度的,应算现存最古的印度写本之一。”[2]212
4.藏文文书。
(1)重要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6年12月:磨朗古堡
“到末了我在这里所得到的写在木版上和纸上的西藏文书总在一千件以上。”[2]116
1907年5月:敦煌藏经室
“不过在卷子里面又发现许多西藏文写本,有长卷也有整包的散页,都是西藏文的佛经。”[2]201
此外斯坦因1901年在安得悦遗址[2]109、1907年12月在吐鲁番[2]268、1914年在内蒙古黑城子[2]256也发现藏文佛经和藏书残片。
(2)主要书写材质:木牍、纸。
(3)部分用途:佛经、公文。
(4)考古价值“:所发现的有趣味的东西之中有藏文佛经残本, 就是现在所知用西藏字同西藏语言写成的最古的标本。”[2]109“塔里木盆地在西藏人统治之下一世纪的地方情形,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窥见一斑。”[2]116
5.古窣利语。
(1)重要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7年:敦煌西之古眺望堡之遗址
“我在这一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这是在我第二次探险队以前世所不知的。”[2]183
此外斯坦因1906年12月在古楼兰[2]140、1907年5月在敦煌藏经室[2]214、1914年2月在罗布泊之古代废弃城堡[2]147、1914年2月在楼兰[2]148等处也发现为古窣利语的印度字写的文书残片。
(2)主要书写材质:木牍、纸。
(3)部分用途:书函、符节。
(4)考古价值:“就地理学上的意义而言,其足以表示古昔敦煌佛教传布交流错综的情形。”[2]214同时证明了作为擅长经商的古代粟特人是如何广泛汲取传播影响中亚其他民族语言的。
三、《西域考古记》中所记的其他古代语言文字文献
1.和阗语或塞伽语(Khotanese or Saka)。
(1)发现时间及地点:斯坦因于1900年在丹丹乌里克佛教寺院[2]67、1907年5月在敦煌藏经室[2]212发现了一些使用了和阗语的薄字片和贝叶本等。
(2)主要书写材质:纸、贝叶。
(3)部分用途:佛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所记多为本地琐事如借据、征发命令之类。”[2]71)。
(4)考古价值:早期和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东伊朗语,多采用印度婆罗谜文的笈多王朝变体,也有采用佉卢文的(如kh.661号文书)。
2.吐火罗语(Kuchean or Tokhari)。
(1)发现时间及地点:
1907年5月:敦煌藏经室
“另外一种古代语言的写本是龟兹语,一名吐火罗语,古来塔里木盆地北部以及吐鲁番一带大约都操此种语言。”[2]214
(2)主要书写材质:纸。
(3)部分用途:佛经。
(4)考古价值:“在亚洲所操的各种语言中,要以这一种为最近于印欧语族中的意大利语同斯拉夫语(Italic and Slavonic), 所以特别有趣味。”[2]214
3.突厥文。
(1)发现时间及地点:斯坦因1907年5月在敦煌藏经室发现了一卷“用突厥字写的摩尼教祈祷圣诗”[2]214,1914年在内蒙古黑城子也发掘出了“突厥字体写的各种记载的残纸。”[2]256
(2)主要书写材质:纸。
(3)部分用途:宗教文献。
(4)考古价值:摩尼教曾盛行于西域的突厥民族中。
4.西夏文。
1914年:内蒙古黑城子
“发现很多用西藏文和至今尚未能通的西夏文的佛教写本和刊本典籍。”[2]256
5.回鹘文。
1907年12月:吐鲁番
“到末了我在吐峪沟找到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此外汉文和回鹘文的写本也很多。”[2]269
6.叙利亚文。
1907年12月:吐鲁番
“也掘出一些用回鹘、西藏、汉文以及摩尼教人的变体叙利亚字所写的书籍残片。”[2]268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5篇
研究了我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具象思维以及具象思维的传统,并且研究了象形文字对中国古代思想中具象思维的影响。发现由于象形文字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以具象思维为核心,却缺少抽象思维。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精神。
象形文字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老祖宗们从原始的描摹事物的记录方式的一种传承,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种汉字字体。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往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都会以某一种思维思维方法为核心,而不会像知识积累一样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中华民族也是如此,我国的古代文化悠久而深远,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到现在我国的许多周边国家还在受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各种知识的积累表现出纷芜繁杂的文化形态。但是,具象思维的传统却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我国现在的思想受到了许多外来的冲击,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具象思维传统还在。这种现象是由很深的根源的,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对这一思维方法的产生和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留至今的表意文字,在现今我们使用的汉字中,大量文字仍以象形字的简化形式为部首,另有少部分为象形字,可以说汉字的象形根基使汉语的字、词、句似乎先天地具有了充满诗意的形态。其在构成图形的同时,也不放弃形象性,注重对语言内涵的挖掘。表象的含义,从依据心理学的解释:即是客观对象不在主体面前呈现是,在观念中所保持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和客体形象在观念中复现的过程。其中包括直观性、概括性特征。表象是直观的感性反映,具有本质的直觉性。地名与表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纵观中国地名,多数是以表象的形式命名。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具象思维传统
具象是引自艺术学的一个概念,相对抽象而言,指存在于人们观念印象或着实体存在的事物的具体形象,即保留了客观世界各个具体物象的直观状态。“图腾具象”即图腾所代表的事物的具象。地名中的图腾具象即关于图腾内涵在地名中的文字具象。地名所承载的这一文化信息正是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直观性表象特征。
(一)具象思维概述
具象是与抽象相对立的概念,具象思维就是具体而形象的思维,它是指依靠脑中不断转换的具体事物的整体形象或映象来观察事物和引导行动的一种思维方法。在这些思维者脑中的具体形象中,并不要求这些形象都是现实的或者即使通过其自身感官摄入的,这些形象完全可以是以前的摄入在脑中留下的印象。具象思维是一种完完全全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似乎更接近天然,更接近人的本能,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福建省的“闽”字为该省的简称,据《说文》:“闽,东南越,蛇种。”《福建通志》指出了《说文》的不足:“以其地多虫,多蛇,非虫种,蛇种也。”闽,从虫门声,古文写作“闽、闽”,门中之字似虫似蛇,这也是十分具象化的特征,这显然是古代氏族社会中图腾的遗迹。古以就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相沿既久,后来就变成了地名。该字也体现了表象思维的直观性特点,而在地名上具象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直观表象特征。
(二)中国传统的具象思维
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具象思维。甚至,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而只用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生活中的场景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有“气、阴阳、五行”等传统内容。这些无一不是中国式的抽象,这种中国式的抽象直接的思维根源恰恰就是具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中国传统的抽象思维是一种复制式的不需要创造和变通的思维方式,这一点我们也能从中国从古自今的应试教育中得到印证。这是因为具象思维的优点,主要就是集中在结果与反应方面,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是世界罕有的,“不知其所以然”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知其然”,比如应试。
人脑的进化使其认知体系中形成专门掌管语言的机制。语法是人大脑中的语言知识,是人脑认知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的一种模式。它是语言的结构规律。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指词的构成及变化规律;句法指短语和句子的组织规律。⑴词法:又称字法,是文法层面的类型之一,是特定文本内语词的构成法则,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的规则。汉语的文字特点决定了汉字的图像性和汉语的表意功能。⑵句法:是指句子的结构方式,它根据被研究语言的固定用法论述表语、修饰语和其他词的关系。句法规则的破格运用,可以使读者的平稳阅读得以中断,中断的形象构成联想。
二、象形文字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具象思维的影响
(一)象形文字是具象思维形成的重要原因
采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形成了具象思维,采用了抽象字母的西方人形成了抽象思维。这并不是偶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语言和文字是知识的传承中最为重要的工具,当然它们也是思维方式传承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大量的象形文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后续的许多其他文字的产生也与这些最初的象形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象形文字的特点在于,能够通过字的“形”弄清楚字的“意”。本文以“伐”、“荷”、“戍”三个相对复杂的象形文字为例,这三个象形文字都是由“人”、“戈”两个部分组成的,“伐”字左人右戈,人操戈相向,自然是“伐”;“荷”字则是上戈下人,人负戈而行,自然是负“荷”;“戍”字虽然也是上戈下人,但与“荷”不同,“戍”是人举戈相迎,表示“戍”守之义。三个复杂的汉字,表达的意思也比较复杂,但是只是通过方位的改变就实现了意思的转化。在长期的象形文字的使用过程中,使用文字的人也会不自觉的被文字所影响,他的思维方式也会与文字创造的思维方式逐渐靠拢,最终形成一种具象思维。
(二)象形文字是具象思维发展的重要原因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因此,以象形字为基础后,汉字发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例如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形声。然而,这些新的造字方法,仍须建基在原有的象形字上,以象形字作基础,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成。前文已经论述了象形文字对具象思维形成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象形文字同时也在不断的推动具象思维的发展。中国的古代思想史中,从来不乏大家,儒释道法墨,诸子百家,在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方面,确实有过一些激烈的激烈的冲突,但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回归统一。在这里起到最大作用的还是象形文字,文字的统一使思维方式的分裂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当然,这其中也有国家的分裂与统一的原因在,但终归还是由于象形文字这种全中国最终统一使用的文字,改变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展的方向。
总之,具象思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这一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象形文字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象形文字对中国古代具象思维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三联书店,2008.
[2]李约瑟,季羡林,汤一介.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卞慕东.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J].湘潭矿业学院学报,1996(3).
解密中国古代文字 第6篇
一、图形创意在设计中的重要性
除了摄影之外的所有图和形都可以叫做图形,图形创意就是寻找能够在视觉上传达具有独特创意、构想的图形,它是图形设计的核心,以传播信息为原则,以创新为指导,以独特的形象来吸引人们的关注。图形创意是在联想与想象的条件下进行的。被广泛地应用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以及标志设计方面。图形创意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在创建构成中展示备受关注的视觉魅力,能清晰表达广告的主题,所以说图形创意在设计中具有灵魂的作用[1]。
二、文字符号在图形设计中的作用
空间的设计就是由图像本身来进行填充的,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冲击力与表现力。因为图形本身在视觉的传达中能准确直接地表达信息,所以在图形中对文字符号进行了结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图形设计的表达方法与表现主题。对于文字符号在图形设计中的存在,它能更直观地传达信息的准确性,表现的方法更是丰富多彩。社会的发展迅速,变化的事物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新的含义则代表着新的符号,新符号的产生在图形设计中有着不一样的思维表现。事物的变化在一定基础上也代表着新符号的产生,它在生活与工作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三、古代图形与符号的运用
(一)图形与符号的表现
中国古代图形创意的应用是来源于对文字符号的意象化创意,意思就是说是把文字符号当作图形看待,对文字符号进行图形变化的延伸。但图形创意的文字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原始图像是有所不同的,前者代表的是图像,而后者代表的是文字符号。古代的文字符号是在最原始的图形上进行创意演变而来的,现代的文字符号是在现有的文字符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发展过来的,要比古代的图形文字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与表现形式。但是象形文字却不是由文字符号演变而来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它是对事物表面形体进行认识与传达简单信息的符号,所以还不能被叫做文字符号。
(二)平面设计
中国古代的平面设计与文字可以被看做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通过图形的创意演变成符号的发展,一个是图形在设计上直接转变的发展。文字符号与中国古代图像创意在平面设计中有效的结合,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们的结合可以运用到装饰、石刻、画展与书籍中。现代平面设计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发展的,在发展与完善中有较大的进步。所以,人们开始把中国古代图形创意与文字符号很好地融入到了平面设计中。平面设计人员吸取文字和图形艺术内在营养进行了研究与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目前,人们将中国的书法表现方式加入到平面设计中创造独特的作品[2]。
四、广告运用
在广告应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图形的数量不宜过多。广告运用的图形并不是越多越好,图形越多越杂乱无章,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广告内容,传播的效果就会很差。相反,图形少而精,那么主题就会很明确。所以在对广告进行平面设计时,图片要少而精。
其次,选择的图形大小要符合所设计的图形。图形的画面感是由图形面积决定的,图形的面积越大,那么它的感染力就会越强,展现的主题就会越清晰,有较强的冲击力,因此,图形面积的选取很重要。
最后,观察人们对图形与文字符号在整个广告中感兴趣的程度。只有人们对这个广告产生兴趣,才能达到图形创意与文字符号在平面设计中的意义。
综上所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是平面图形的设计精髓。作为一名平面设计人员,要把图形与文字符号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使设计更加有效。因为设计是对信息的传递,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标志或是一种符号,而设计就是由符号组成的,所以设计对符号文字与图形有重大的意义[3]。
摘要:中国古代图形创意的应用是来源于对文字符号的意象化创意,符号是通过平面图形设计来表达的,对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着很大的作用。把图形创意与文字符号结合起来所创造的作品才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便于人们对广告主题的认识与理解。
解密《武媚娘传奇》中的古代毒药 第7篇
最近热播的“大头娘娘和小头皇帝”——《武媚娘传奇》中,涌现出不少遭下毒谋害,鲜血迸流的宫斗牺牲品。下毒实在是宫斗剧中必备的经典情节,剧中这些人的毒发时间和中毒表现也各不相同,这些毒药真的存在吗?
中国古代毒物,通常以金属毒物(汞,砷,重金属盐类等),有毒植物(乌头,钩吻,毒瘴等),有毒动物(毒蛇,鱼胆,蜂毒等)三类为主。作用机制包括引起器官病理损害的毁坏类,阻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神经类,以及引起血液变化的血液类毒物三种。有时是单一作用,但更多是多类型联合作用,只不过联合用药不见得总是1+1>2,断肠草和情花毒的故事虽然不靠谱,但其背后一种毒物干扰另一种毒物,使其毒性降低或失效的原理却是真实存在的,医学上称为拮抗现象。
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形容中毒最常见的描述是“七窍流血”,而现实中的毒药,症状几乎都没这么明显。毕竟毒药之所以长盛不衰,便捷廉价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中毒后机体往往呈现出某些疾病的状态,在缺乏宋慈建立的系统验尸观念及技术前往往难以和真正的疾病区分,杀人于无形,十分具有隐蔽性。
宫廷中毒之饮酒
在剧中第一个“七窍流血”挂掉的婕妤郑婉茹,就是用鸳鸯鸩壶喝酒把自己坑死了。人们对唐人形象最生动的回忆,恐怕莫过于“李白斗酒诗百篇”,“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了。唐制一斗酒差不多等于现代5升装的啤酒桶,“李大仙”改名“李大桶”还比较贴切一点。
古人这么能喝,与当时的酿酒技也不无关系。由于古代卫生条件有限,酿造出来的酒从次到好呈绿,红,黄,琥珀四色,口味则从酸苦到微甜。讲究的阔佬会过滤,洒脱的文(穷)人比如白居易的“黄醅绿醑迎冬熟”,指的就是未过滤的黄酒和青酒。与汉人水煮不同,唐人会放到火上烧至沸腾来杀菌,这个步骤叫烧春。这样做出来的酒口味甜而度数低,甚至不如葡萄酒,因此李大桶等人“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其说在拼肝,不如说是拼膀胱。只是郑小姐倒出来的酒是透明色,通常是最次的绿酒过滤后所接近的颜色,堂堂皇家喝这个寒碜不说,对下毒的无色无味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说完酒,再来说说这“金樽”——鸳鸯鸩壶。首先鸳鸯壶确实存在,但用他的人绝对不想有个毒字在里面。
至于鸩,一说为神话或已灭绝的某种古兽,一说为蛇雕(Spilornis cheela)——背颈部大而显著的暗褐色羽毛,主要捕食蛇类,有时也会以蜥蜴、蟾蜍甚至昆虫等为食,以及栖居于树冠等特征,都符合书中对鸩的描述,且在我国分布广泛。考虑到射鸩做毒和鸩酒的说法从古至今,从南到北都有记载,所以有可能就是它的羽毛——只不过人家根本没有毒。此外还有一种推测,古代羽毛常用于装饰和日常用品,既不起眼,也可以随手扔掉避祸,所以鸩毒可能是指携带毒药的方式,利用某些禽类羽毛的中空结构吸取毒液,然后浸泡在酒中使用。但这种说法缺乏考古证据支持,所以鸩可能只是致命毒的代称罢了。
《武媚娘传奇》中,郑小姐暴毙后,戴青(实为戴胄)说这是来自漠北的黥毒,中者立毙。黥毒本身不可考,问题是剧中一开始说饮后三天必死,何以突然变暴毙?如果选择无视编剧的神经大条,根据死者生前头晕,狂躁(忽略剧情因素),口唇干燥,面色苍白,喷射性呕吐(剧中为喷血)等症状,最有可能的候补毒物就是金粟兰科的及已(Chloranthus serratus)及其同科同属的部分其他植物。
及已一般做外用药,用于跌打损伤的治疗,在唐朝的《新修本草》(中国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学专著,《武》剧中吃蟹死了那位李淳风也参与了编纂)中首次记载其毒性,一般通过大剂量或多次服用,及骨折等开放性创口大量外敷中毒。有记载服下8小时左右发作,也有用根部榨汁混黄酒吞服后立即发作的案例,但通常在吞服或外敷后2天左右死亡,较符合剧中描述,而且榨汁混入原本应是绿色,偏酸苦口味的“清酒”中也不易察觉。及已的靶器官为肝脏,吞服后会引起黄疸,对肝肾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会对胃部造成强烈刺激,死后尸检可见重度中毒性肝坏死,皮肤及器官会广泛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七窍,用宋慈所说“百窍溃血”才比较恰当。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常见的致命大毒草,长相如金银花一般的钩吻是真正需要提防的植物,一方面由于其在消肿止痛,治疗风湿和头癣等方面的功效在古代广泛使用,中招概率较大,而且它与金银花相像,即使在现代也常被误采做凉茶用。另一方面由于其全株有毒,即使喝了含有钩吻花粉的蜂蜜也有可能躺枪。
钩吻碱子直接作用于延脑的呼吸中枢,迷走神经系统,并对运动中枢有抑制作用。中毒者首先感到消化道剧烈灼痛(断肠草之名来源于此,人们把可以导致这种“断肠”症状的都叫做断肠草,而鉤吻则是通常所说的断肠草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然后为四肢麻木,言语不清,视物模糊,最后阶段心律不齐,呼吸困难,肌肉震颤,痉挛,角弓反张(脊柱强直,类似于马钱子中毒症状),通常在8小时内因呼吸衰竭死亡。尸检可见结膜点状出血,口唇,指甲青紫等窒息死亡的常见体征。
宫廷中毒之饮食
在谈吃的前,先说说剧中被一刀捅死的马(狮子骢)吧。剧中说在马的饲料里混上曼陀罗和蚀心草,马就会变得性情暴躁,而一旦见到血便会发狂。茄科植物含有莨菪碱、东莨菪碱及少量阿托品,他们的确对呼吸,血管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医学上也被用于有机磷中毒治疗。假如这匹马不是吸血鬼,那么全程都不需要血腥味来掺和这马可能也会精神狂躁。剧中武媚娘一刀捅死狮子骢的剧情确实看起来很凶残,事实上曼陀罗从被发现之后就是著名的药用植物,部分史料认为麻沸散的主要成分即为曼陀罗,它在现代医学领域依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唐朝,人们主要吃的是羊,禽类,其次是猪和各种野味。这就给投毒提供了便利。第一自然是因为羊肉强烈的膻气,必须要以佐料处理,第二是因为没有冰箱,常用的保存方式是腌肉,也需要大量佐料。当时的烹饪手段以煮和烧(炙)为主,而煮肉最常用到的佐料就是我国特产八角茴香科八角属的八角。当然,八角是无辜的,有问题的是它的一些亲戚,它们常因和八角长得相似而混淆使人中毒。一般在食用后一天内出现症状,重者上腹部灼痛,剧烈头痛,喷射状呕吐并常伴有微量吐血,此外根据严重程度还伴有癫痫样惊厥,最终通体高热,呼吸衰竭而死。
而作为禽类完美配菜的各类蘑菇就更不用说了,目前我国有300多种可食用菌,80多种有毒菌,数十种致命菌,发作类型中,最常见也最严重的就是肝肾毁坏类。食用后一般在24小时内发病,最先出现的是持续2天左右的肠胃炎,包括腹痛腹泻等。之后根据毒性大小有的会立即死去,有的会忽然看起来没事了。其实此刻内脏,尤其肝部损害已经开始,最终要么器官衰竭坏死,要么一命呜呼。假如穿越到了唐朝又喜欢瞎吃蘑菇,然后出现肠胃炎的症状,宋慈的建议是马上吞粪水催吐,我的建议是如果没别的道具,就照做吧……
有一种严格来讲并不算“中毒”的过敏反应才是这里要说的,对普通人无害的剂量或物质,对过敏者来说就是致命的“毒药”,常见的如青霉素过敏,蜜蜂过敏等。
《武》剧中吃蟹憋死的那位就属于这一类,但剧中说他“喉头肿胀而死”不太妥当,因为确切的死法是支气管黏膜水肿以及伴随发生的支气管痉挛,导致呼吸困难,最后窒息而亡。这类非外力窒息死亡的个体,窒息征象不明显,也不会有剧中所说明显的颈部肿胀,如果死亡迅速,甚至唇,指甲青紫,球睑结膜的瘀点性出血等征象也不会出现,在古代检查不出死因也很正常,换做现代也要通过内部器官的水肿,淤血等进行判定。剧中没说他这是“过敏”倒是值得称道,因为直到公元9世纪才在波斯诞生了过敏(当时称为随特定植物出现的季节病)的概念和研究,而在两个世纪前没有宋慈的大唐,即便有对此类现象的记载,这倒霉孩子多半也会被解释为因泄露天机触怒神灵而死。
高技术含量下毒:河豚和鱼胆
除了下毒,还有哪些后宫妃嫔常用的害人伎俩呢?上回说到因食用蟹肉而死的李淳风,看起来他是食物过敏。不过,指望过敏毕竟不靠谱,下毒者一般不会完全寄希望于此,所以往往还有另外两个选择:河豚和鱼胆。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已有对河豚及其剧毒的记载,到了唐《本草拾遗》中则出现了描述河豚生殖系统毒性的字句。对爱吃鱼的唐朝人来说,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或吃过这种鱼,对其毒性缺乏了解而死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现在已知河豚各部位毒性以卵巢、肝、血为最强,精巢、肌肉最弱。引起中毒的物质有河豚毒素、河豚酸、河豚肝毒素以及河豚素四种,其毒性随季节变化。一般来说洗净的河豚都是无毒的,但个别河豚在繁殖季节时肉中也会含有少量毒素。此外若死亡时间较久,内脏毒素也会浸染鱼肉。
河豚毒素不仅非常稳定,也是自然界中最强的非蛋白类神经毒素之一,难以通过一般手段去除。在服用后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和特定肌肉群,从口部麻痹开始往四肢迅速蔓延,伴有头晕、全身无力、腹痛呕吐,直至全身瘫痪、感觉冰凉、心律失常以及身体大面积紫绀,最后因呼吸麻痹而死。由于河豚毒素并不作用于心脏,因此受害者在肌肉瘫痪呼吸停止后,心脏依然会持续跳动相当长时间,受害者从头到尾都清醒的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无力反抗。如果在生活中吃了河豚或疑似海产品后,三小时内出现口齿不清,发麻,呼吸困难等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鱼胆一般不含毒,但一些特定鱼类的鱼胆中含有鱼胆毒素,这类鱼以鲤科的草鱼(也称鲩鱼)、青鱼、鲢鱼、鲤鱼等为主,因此它们也被称为胆毒鱼。由于味苦,所以古人虽和我们一样不把这东西当饭,但偶尔用来励志,更常用于治疗眼疾、气管炎、“燥热泻火”、“解毒”以及咽部异物等。
鱼胆毒素中毒后通常会对心肝造成严重伤害,由于毒素及其代谢物经肾排泄,又会造成急性中毒性肾病,继而引发急性肾衰竭。一般吞服后14小时内发作,初期会出现类似急性肠胃炎的症状,两三天后肝部开始肿大,剧痛并伴有黄疸,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急性肝炎,其实此时肝肾已经开始出现组织坏死。在此期间可伴有心绞痛,部分病人还会因为急性溶血反应出现全身皮肤出血点、呕血、便血等情况。受害者最后会因中毒性心肌炎等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由于其最明显的外部病征与肝炎相似,在古代有可能被误诊为肝病,甚至以鱼胆治疗,火上浇油。即使在现代,也缺乏对鱼胆毒素中毒快速有效的检验手段。话虽如此,但是怎么能让人心甘情愿吞下这么古怪的玩意又不被察觉,就够下毒者抓破头了。想用鱼胆坑爹,估计要先闷头苦学十几年,混成能给娘娘们开药的太医再说。
宫斗之坑妈篇:堕胎药
宫斗剧必不可少的情节就是各种堕胎药,不要以为这些全都是编剧脑洞大开,这都是有生活基础的。由于古代避孕技术有限,堕胎药在一开始为那些想生活“性福”但养不起一窝熊孩子的家庭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之后它的业务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
由于宋之后的医学领域(其实是很多领域)缺乏唐代的制式制度,后世草药命名及记录方式比较混乱,以至于堕胎药一度多达近百种,其中重要来源是宋的《证类本草》。在它的堕胎栏目中共收录药物55种,这些药物多为“活血化瘀”,“通畅五脏”以及毒性较大的“攻伐类”药物。但实际上,它们以毒药为主,往往并非真正的堕胎药,只是对孕妇可能具有副作用,因此在后世经常将其称为妊娠禁忌药而不是堕胎药。譬如,宫斗戏里常常出场的麝香,其实原本是做解毒等用处,并未记载具有堕胎效果,现代的实验也未确认有堕胎作用。
这55味堕胎药中,34味源自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34味药中一些是著名的毒药,一些效果未得到确认,所以在此仅介绍其中两味较常见的药:斑猫和栝楼。
斑猫并不是猫,它是鞘翅目芫菁科下的一组甲虫。更广为人知的写法其实是斑蝥(máo)——虽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提到的“斑蝥”更可能是气步甲。它还有个名字是“西班牙苍蝇”,不过这个名字往往是和它的另一个传说效果联系在一起——春药;“苍蝇水”之名也是来自于它。当然,斑蝥并不是苍蝇,也不是苍蝇水的原料,只是由于中毒后可能出现生殖器充血兴奋的现象才得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斑蝥中的主要毒性物质为斑蝥素,目前在皮肤病,肝炎以及部分癌症的临床治疗领域应用广泛,但因误服,乱服而中毒甚至致死的病例,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听信堕胎药的偏方。斑蝥素既可以通过口服,也可以通过皮肤及黏膜吸收进入人体。由于斑蝥素对皮肤、黏膜有强烈刺激,皮肤会红肿,起水泡,而体内诸如食道,肺胸膜,胃,肠壁都会糜烂,溃疡,出血,中毒者的肝,肾等脏器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正是由于古代缺乏对斑蝥素的了解,片面看到其刺激生殖系统的副作用,才被错误的当成堕胎药上千年之久——它确实有效,如果服用的人不介意一尸两命的话。
栝楼的根叫天花粉,具有毒性。由于天花粉内服没有明显毒性(也就是说没法流产),所以民间的无照游医或无知民众,往往遵循古代的粗犷方式——将整棵根部剥皮或磨碎后塞入阴道使用,这样天花粉蛋白很容易经阴道超量吸收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损伤胎盘滋养层细胞,使之发生坏死,导致胎儿死亡。而胎盘滋养层在失去内分泌功能后会释放前列腺素,使子宫收缩从而引发流产。但这绝对不是推荐的堕胎方法,因为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纤维蛋白在胎盘内沉着,会引起子宫为主的全身广泛性大出血,阴道壁及宫颈广泛凝固性坏死(当然古代是沒法看到了)。中毒者肝肾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坏死病变。此外还伴有反复的高温、寒战、哮喘等症状,3天内就会死亡。
最后,再说说《武》剧中提到的流产神器五行草——其实就是马齿苋。现代有用马齿苋与其他几种药草配成的缩宫灵,虽有一些用于产后出血治疗和瘀斑治疗的研究,但在流产方面的应用并未有可靠的报道或研究,网上号称记载其流产效果的《本草纲目》中虽有“利肠滑胎”四字,但滑胎不等于流产,况且这四个字后面紧跟着“治产后虚汗”的描述。所以除了马齿苋很好吃之外,在此不多作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