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范文（精选10篇）
规模效应 第1篇
从天翼工厂举办的合作伙伴招募会来看, 天翼工厂被定位于开发者的活跃社区, 将为天翼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长尾产品。同时天翼工厂提出将打造能力开放平台, 开放短信、IVR等功能供开放者使用。通过此次招募会可看出三个信息:第一, 中国电信希望通过天翼工厂, 在应用商城领域形成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不同的运营模式, 实现差异化竞争;第二, 天翼工厂是落实中国电信打造“巧实力”战略要求的重要举措;第三, 天翼工厂初期只与企业开发者合作, 反映出中国电信急于进军应用商城的紧迫心态, 并希望创新发展模式尽快搭上应用商城的末班车。
各方对天翼工厂的评价损誉参半。有人认为这是拾人牙慧, 是文字游戏;也有人高度称赞中国电信此举是很有意义的创新工作, 属颠覆性尝试。由于天翼工厂处于测试期, 很多细节尚不清楚, 目前要做出明确评价为时尚早。但未来天翼工厂的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天翼工厂将主要面临三道坎。
第一道坎, 品牌劣势。面对国内外已有的诸多优秀应用商店产品, 中国电信早期推出的天翼空间发展艰难, 在客户端的品牌影响力较小, 对开发者的吸引力也非常小, 就好比一个人气不佳的大卖场并不能吸引优秀的供应商进入。
第二道坎, 缺乏规模效应。天翼工厂的繁荣, 需要规模庞大的开发者, 需要庞大的运营资金和鼓励创新的机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优秀的企业开发公司和草根开发者并存, 但中国电信着重企业开发者的做法与移动互联网的平等、鼓励创新的精神有一定背离, 就算中国电信开放一些资源能力, 也难以应对数量众多、日新月异的草根创造。此外, 在企业开发者方面, 中国电信很有可能面临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排他性竞争压制。
奢侈品集团的规模效应 第2篇
C: 奢侈品行业是周期性行业吗？中国经济放缓，欧洲经济衰退，美国复苏缓慢，这些经济信号对奢侈品行业有显著影响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S: 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有周期性的。前一段有一种世界多极化的说法，认为北美、欧洲、亚太是独立板块。但我始终认为经济全球化塑造了现实世界，一个区域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每一个经济板块。现在欧洲的危机呈现不好的前景，问题如何解决我们都看不清楚，只有等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欧盟，欧洲不好，肯定会影响美国、亚太包括中国。就我们自己的品牌而言，亚洲增长仅仅是增速放缓，美国的增长率则高于往年，法国还不错，但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就差很多。就整个行业而言，要取决于欧洲的前景，如果欧债危机加剧，一些国家退出欧元区，将会导致经济动荡，肯定会危及整个奢侈品行业。
C: 根据波士顿咨询的研究，零售品牌的规模每增加一倍，相应的商业成本（广告费、店员工资等）会节省30%，成本是奢侈品集团进行品牌收购的唯一原因么？如果不是，还有哪些原因？
S: 成本是部分原因，收购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会降低单位成本，但奢侈品行业中软货和硬货又有所不同，服装等软货的规模化效应很明显，但很多硬货带有黄金等贵金属，这类商品的单位成本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另一方面，收购可以通过分享经销渠道帮各品牌节省一大笔费用，共同分享后台资源和经销渠道能带来很大实惠。此外，对于公司成长来讲，收购也有很多好处，因为市场占有率高了，对于消费者的影响也就更大。
C: 与独立奢侈品牌相比，你认为现在的市场情况是否有利于奢侈品集团的发展？
S: 与独立品牌相比，奢侈品集团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将组织机构、人才、资源、渠道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弊端在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华尔街的逼迫而更注重追求短期效应，一味快速发展会忽略品牌的根蒂，这是奢侈品行业中一直存在的争论。因此对于控股公司而言，掌握好度是关键问题，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和阳，既有好处，也有潜在风险。控股公司需要做的就是规避风险，扬长避短。
C: 与独立的奢侈品牌相比，奢侈品集团中有多样化的产品线，如时装、珠宝、手表和附件，亚太市场的产品线与欧美相比有何不同，这种不同会带来什么样的竞争力？
品牌高中规模扩张的效应分析与治理 第3篇
一、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现状概观
1. 巨型学校的形成
巨型学校是品牌高中学校利用品牌效应不断扩大已有办学规模形成的。品牌高中学校是一个地区优质教育的集中, 当前优质教育依然是卖方市场, 存在教育消费者的巨大需求。于是, 学校相关管理者抓住时机扩大招生规模, 主要通过增加年级数、扩大班额容量, 使现存教育资源超额负载运转。巨型学校是相对中小型学校而言的“超级航母”式学校, 是指在校人数超过3000、班级总数高于60的超大规模中小学校。巨型学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教育消费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但由于教学条件的超额负重运作, 学校内部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都变得捉襟见肘, 从而又影响到了教育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2. 名校办分校的高涨
名校办分校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整体扩张型, 即完全在校本部以外圈地建校, “另起炉灶”;二是租赁型, 即一些初中公有民办校, 租用校外闲置的校舍进行低成本扩张;三是“联合办学”型, 即公有名校向薄弱学校、纯民办校输入教育品牌及教育管理, 薄弱学校、纯民办校则提供校舍等硬件设施。名校办分校具有较大的办学优势:从学校名气看, 名校分校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从教育软硬件资源看, 名校分校动辄上亿元投资, 加之其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让其他学校望尘莫及。
名校办分校具有优势的背后同时隐藏着不可忽视的隐患。首先, 其所创办的分校在组织管理, 教学风格等方
筅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吴召军
面往往只是原校的简单复制, 所以分校的教学质量或者说成功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其次, 这些名分校往往以招收那些在学业上优越或能够担负高额“培养费”的学生为主, 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3. 教育集团的兴起
以品牌为龙头, 组建学校教育集团, 如东方剑桥学校集团、北师大海威学校集团等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学校集团扩张使学校品牌迅速增值, 增强了学校的市场竞争力, 为教育消费者提供了部分优质教育服务。但是, 这种扩张导致了学校“企业化”性质太浓, 学校不像学校而像现代化企业或工厂, 学校管理缺乏教育道德价值取向。
二、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动因分析
1. 政府政策动因
国家政府是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之一, 其教育需求往往是一种对教育结果的需求。品牌高中学校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主要关心教育的外显成果, 而且因为地域教育的发展状况是政府绩效考评的一部分, 当作政绩来抓, 表现为违背教育规律的“热心”。另外, 现实办学条件的限制, 特别是经济财政问题促使不得不通过现有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来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
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品牌中学的规模扩张。首先, 政府通过的相关政策在默认并支持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譬如, 199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 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教育体系结构, 扩大高中阶段的教育规模, 积极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 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机会, 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随后, 教育部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 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已经普九的地方, 可以通过学校布局调整, 高初中分离、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联合办学、灵活多样的授课形式, 挖掘潜力, 扩大现有公办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2001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十五”期间我国高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60%的目标。
其次, 我国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迅速波及对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和需求压力不得不实行规模办学, 如《教育部2002年工作要点》中提到扩大优质高中的覆盖面;《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中要求“加快高中教育的发展步伐, 扩大优质高中办学规模,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支持发展民办高中, 加强县城示范性高中建设”。由此可见, 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是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重要推力。
2. 顾客需求动因
首先, 人们对高中教育总体需求量增加。原因是任何一级教育的扩张必然向两端教育波及, 引发两端教育的规模扩张。在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 高中教育规模扩张已成必然。因此, 为了解决我国高中教育在整体教育中的瓶颈问题, 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也就成为了我国新一轮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次, 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享有受教育机会已经不是问题, 人们的关注从能不能上学转向能不能上“优质”学校。面对巨大的优质教育需求, 优质教育资源却是稀缺的。这种需求压力一方面迫使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 来鼓励支持现有优质教育资源扩大规模, 另一方面使少数优质学校看到了规模扩张可能带来的丰厚利益。在我国现时期, 高中是连接大学的关键阶段, 于是品牌高中学校更是处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 社会中经常流传的就是“进了某某品牌高中, 就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国家重点大学”等。因此, 优质教育资源处在一个深度卖方市场, 是推动品牌学校规模扩张的根本动力。
3. 学校发展动因
长期以来, 我国的“重点校”办学政策使这些品牌学校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包括物质资源基础、社会关系资源基础等, 为学校自身规模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性;加之, 教育消费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狂热需求可以为品牌学校的规模扩张带来多方面的效益。从办学经费来看, 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对学生的收费, 规模扩张可以为学校争取更多政府财政拨款找到现实理由;扩大招生规模则可以带来一定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效益。当前, 我国高中阶段一定程度上允许“择校”, 于是品牌学校通过扩大规模来广收这些“择校生”, 可以获取数额巨大的择校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各种费用。从学校经营管理理念来看, 一种共识是“大规模可以得到政府的重视, 大规模不易被淘汰, 大规模说明学校管理有方”。在这种错误理念引导下, 校长等管理层为满足自身政绩需要而盲目扩大规模。
三、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效应探析
1.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优质教育资源增长
在分析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优质教育资源增长两者关系前, 我们有必要阐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认识。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指学校所拥有的涵盖了文化、制度、管理、师资、特色、物质等硬件设施和软件的总称, 能够实现办学质量最优化, 学生能在其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 优质教育是能较好地完成本学段的教育任务, 能被社会、家长和学生认同, 能把学生近期发展需求与长远发展目标结合的教育。笔者认为, 优质教育资源必须是学生发展所需要的, 以尊重学生和关注学生为基础的教育。但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 优质资源一般集中在一些名牌中小学中, 因此“优质教育资源”和“名校”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概念, 这是不正确的。
第一点, 品牌高中学校是优质教育资源吗?目前, 在我们公众心目中的“名校”往往是就是那些高升学率的学校。这种高升学率往往又是以牺牲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 把学生放入一个严格的非人性化的管理中, 教师一味灌输, 学生一味解题, 甚至取消体育课程等。学生成为“做题机器”, 根本谈不上发展。所以, 笔者认为品牌高中学校也未必就是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出, 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并不一定能代表优质教育资源的增长。
第二点, 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品牌高中学校通过扩大已有办学规模、创办分校、兼并收购薄弱学校和组建教育集团等形式进行规模扩张。在这过程中, 把学校特有的管理经验和资源进行输出, 目的是增加教育服务和提升教育服务质量, 然而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等原因导致出现“规模大了, 效率低了, 质量差了”的现象, 优质教育资源并没有真正扩大, 而是一个稀释的过程。
2.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我国的大部分品牌高中学校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重点校”政策之下形成的, 现在这些高中学校具有着其他薄弱高中学校无法企及的优势, 如:资源吸附优势等。在某些地方已经存在“学校寡头”现象, 教育准市场内的竞争主体是一种失衡状态, 从而所谓的“有效竞争”往往演变成以强欺弱, 以大吃小的局面。
首先, 从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来看, 品牌高中学校在规模扩张中虽然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了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资金, 但其主要来源还是政府的财政拨款, 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相当匮乏的情况下, 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必然会挤占其他高中学校的经费投入。这种在经费投入上的不均衡势必导致普通高中学校之间的差距, 加重品牌高中学校与薄弱学校的两极分化, 中间层次的高中学校则日益减少。
其次, 从教师资源配置方面来看, 品牌高中学校学生规模的扩大必然对优秀教师有很大的需求, 而且由于历史原因, 品牌高中学校多集中在县城和市区, 这就使得品牌高中学校无论在物质待遇还是发展机会等方面对优秀教师资源都具有着极强的吸附能力。品牌高中学校的这种优势吸引着其他相对薄弱高中的优秀教师, 从而造成了薄弱高中学校骨干教师的流失, 进一步加剧了地域之间、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再次, 一定区域内教育市场需求总量已定。品牌高中学校学生规模扩张, 是一种掠夺性的行为, 它以招收学业水平较高或着那些能够担负高额择校费的学生为主, 把相应的弱势生源留给其他薄弱高中学校。同时, 由于经费的不足和优秀教师的缺乏, “市场”的选择必然偏向一端。可见, 品牌学校的规模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不均衡性。
3.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高中学校效能提高
什么是学校效能呢?我国学者孙绵涛、洪哲认为, 学校效能是指学校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 实现教育目标, 并能不断满足系统内其他各方面的要求, 进而使学校及其成员和社会得到相应发展的特性和有效作用。还有学者认为, 学校的效能反映了学校使得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生变化的方向、程度与大小。根据学者们的阐释来理解学校效能后,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学校效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从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办学效益的关系看, 学校管理者在“做大”的管理理念下, 往往只看到规模经济的一面而把握不住学校的适度规模。靳希斌在所著《教育经济学》中认为组织规模扩张过程中要经过规模收益恒常、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三个阶段。只有在生产规模扩大过程中, 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成本增加的比例时, 才是规模经济。学校规模过大, 使学校的组织形态和工作程序由简到繁, 功能分化、结构分化的程度更高从而不利于学校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增加了内部运作成本, 进而影响到教育质量。
从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看, 首先, 学校规模大小与学生发展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班级数的增多和班额人数的过大, 结果就是有限的教育资源超额负载, 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如一个教师带两个班的课就要面对100多名学生, 在45分钟的教学中教师如何才能照顾全部的学生?教师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少数学业相对优异的学生身上, 而广大的中等生和后进生缺乏必要的教育关怀, 无法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从而缺乏归属感, 相应地影响了学生在自信、自尊等人格方面的发展。另外, 目前我国对高中学校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升学率方面。然而, 这些品牌高中学校的高升学率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有效教学的结果, 多大程度上是其在招生时的隐性选拔机制的结果?中等生和后进生在以前基础上面有了多大的发展?有待我们进一步认真考察。其次, 学校规模扩张不利于教师的发展, 教师工作量增大, 没有时间进行补充性学习, 整天疲于备课、批改作业;规模扩大后教师人数增多, 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 加之严格的绩效评价, 教师之间是一种以竞争为主的关系, 从而不利于教师发展。
四、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危机治理
1. 政府政策治理
一定时期, 政府政策推动了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 现阶段要改变规模扩张带来的消极效应同样需要决策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
首先, 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品牌高中学校规模的过度扩张。对已经存在的规模过大品牌高中学校采取治理措施, 如有学者认为经过调查和研究后可以对规模学校进行拆分;对分校实行独立法人治理, 使其脱离“母校”的管理体系;对计划进行规模扩张的规模高中学校给予政策引导, 制定规模上限, 避免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其次, 加大对薄弱高中学校的扶持, 积极改进薄弱现状。当前, 准教育市场中的竞争主体是不平衡的, “学校寡头”难免出现, 改变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行政政策的扶持, 培育市场竞争中的平等主体。
2. 组织经营治理
学校组织内部的经营治理也是必须的。第一, 要改变旧的“做大=做强”的办学理念。在我国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于是人们做事总喜欢“求大”。学校管理运营中也不免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但反观历史, 一些大规模的组织没有经营效益, 只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线上。原因是管理者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 不能通过精细的经济学分析来确定组织的适度规模发展。第二, 科学构建组织内管理机制。一定的管理方法往往只适用一定规模的组织, 管理者需意识到这一点, 随着学校规模的适度扩张, 学校已有的管理机制必须加以创新, 否则, 学校管理不会获得好的办学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新平, 郑小明.关于超大规模学校的若干思考.教育科学研究, 200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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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汉族.论学校品牌经营策略.教育与经济, 2005 (3) .
[4]路宏.关于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综述.中国农业教育, 2006 (3) .
[5]马健生, 鲍枫.缩小学校规模:教育改革的新动向.比较教育研究, 2003 (5) .
规模效应消亡——柯达重生的启示 第4篇
商用打印和包装业务是柯达的另一支柱。该业务主要向企业提供包装标签，例如饮料瓶上的塑料标签。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碎片化严重、竞争激烈的行业，而柯达在这一市场的份额还很小。
因此，柯达已经从曾经的市场霸主变为需要争抢市场份额的小公司。柯达能否成为一个“挑战者品牌”值得关注。
在顶峰时，柯达曾拥有超过14万名员工，市值则达到280亿美元。然而，当前数字照片的代言人已成为照片分享应用Instagram。当Facebook去年收购Instagram时，该公司仅有13名员工。
可见，规模已不再是成功的必要元素。
目前，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一定有长远的目标，并且专注于产品而不是消费者需求。柯达此前的成功就注定了该公司的最终失败，而柯达也一直拒绝做出改变。该公司孤立的企业文化认为，其优势在于品牌和营销，同时低估了技术和数字革命带来的威胁。
讽刺的是，柯达并未因错失数字时代而遭遇失败。1975年，柯达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然而，柯达并未推销这一新技术，而是故意压制这一技术，避免数码相机的发展影响胶卷业务。即使在数码相机促使市场发生变革之后，柯达仍坚持这样的态度。
柯达认为，开展胶卷业务比存储卡业务更好，而该公司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营销活动来维持在胶卷市场的份额。索尼和佳能看到了市场的空白，并在数码相机市场取得了领先。当柯达决定进军这一市场时，时间已经太晚。柯达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而数字成像已成为主流。
营销的重点首先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正身处什么样的业务”，而不是“我们如何卖出更多产品”。如果20世纪美国铁路公司的高管考虑整个运输行业而不是铁路行业，如果40年代好莱坞大亨们意识到他们正开展娱乐业务而不仅是电影业务，那么铁路就不会被航空击败，而电影也不会被电视超过。
柯达犯下了一个典型错误，该公司没有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而只是专注于销售更多产品。
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 第5篇
传统的财务投资理论认为,小市值的股票与大市值的股票相比,大市值股票的投资回报应该高于小市值股票。但是在实际的股票市场中,经过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往往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递减,特别是市值小的公司股票,其投资收益率超出了平均收益率水平,这种“市场异象”被称为规模效应,或者“小公司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Banz是第一个发现存在规模效应的,他在1981年分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从1931年到1975年间所有股票的月收益,无论是在总收益率还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都与公司大小呈反向关系,其中规模最小的50只股票的月平均收益要比规模最大的50只股票高出一个百分点。Fam a和French开创性地将规模因素进行定量化研究,发现两个容易测量的特征变量(公司规模和BE/M E)能够简单有力地解释1963年~1990年间美国股票市场横截面平均收益特征,B∕M基本能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变化,而β系数却不能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变化。Fam a和French认为规模因素在对横截面期望收益差异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模型”,构成了对传统定价理论的挑战。
对于中国股市是否存在着规模效应,国内许多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结果各异,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杨朝军、邢靖等(1997)运用横截面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A股市场从1993年到1995年年度关于规模效应的问题,结果表明上海股票市场只在1994年具有微弱的规模效应,而在其他的年度里规模效应不明显。周文、李友爱(1999)对沪市的50家上市公司在1996年至1998年间分年度研究,按总市值为划分为五个组合并计算各自的周平均收益率,结果得出在1996年不存在规模效应,而在1997年和1998年规模效应明显。陈信元、张田余和陈冬华(2001)根据公司的流通市值作为标准,以周收益率为基础,利用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法研究了1996年7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期间上海股市股票的规模效应问题,发现公司规模与股票收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张祥建等(2003)以526只沪市股票为数据样本,采用逐月横截面回归研究了从1997年1月到2002年12月规模效应的问题,证明了上海股市“规模效应”的稳健性。
规模效应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忽略效应”是造成规模效应的主要原因,由于小公司公开的信息不完全,增大了小公司的投资风险,所以超额收益率相当于对高风险的补偿。第二种解释是由于小公司的股票交易相对于大公司的股票要清淡得多,影响了小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为弥补可能出现的变现损失,投资者将要求一种收益升水以对需要较高交易成本的低流动性股票进行投资。第三种解释是小股票因规模小,所以容易收到庄家操纵,股价波动较大。第四种解释认为在新股发行中存在“提携效应”和“连带效应”,股票上市时会一般预留上涨空间,而发行的新股以小市值股票居多。在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中,前两个原因是形成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主要原因应该是后两个因素。
二、实证研究的数据和方法
(一)样本数据
本文随机抽取60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包括这些股票每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复权收盘价和流通股数量,时间跨度从07年1月到09年6月一共30个月。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剔除了ST和PT样本。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大智慧证券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1、公司规模的确定。
由于公司市值经常变动,所以本文以先是以07年初的公司流通市值为依据,把60只股票分为4个组合,每个组合15只股票,然后按照每月流通市值规模的分组结果,分别计算各股票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以后分别根据07年6月末、08年初、08年6月末和09年初的市值大小统计公司规模,并计算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
其中流通市值是由当日复权收盘价乘以流通股数量的积来确定。
2、收益率的确定。
我们将个股在一段时间的收益看作是资本利得和现金股利之和。用股票在t月与t-1月的复权收盘价之差,再加上现金红利,来除以t-1月的复权收盘价作为该股票当月的收益率:
其中,Rit为第i只股票在t月的收益率,Pt和Pt-1分别第i只股票t月和t-1月的复权收盘价,d为现金股利。
根据t月各个样本股票的月收益率分别计算t月4个股票组合的等权重平均收益率,用n表示各股票组合的股票只数,计算公式为: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方法及设计,得出了如下描述性结果
单位:%
从表1中可以得知,组合与组合之间的股票市值规模存在明显的差异,组合一代表市值规模最大的公司,平均市值为3743363万元,组合四代表的是最小规模的公司,平均市值为91740.85万元,前者是后者的40倍左右。从收益率来看,上海证券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规模效应,从规模最大的组合一到规模最小的组合四,大致可以体现出收益率递增特征,其中组合四的平均收益率是组合一的1.9683倍。从标准差上看,各个组合之间的差别不明显,从组合一到组合四之间股票市值与标准差并没有体现明显的相关性,这是受到整个证券行业宏观影响所导致的,取样的时间段正好经历了07年的牛市与08年的熊市,整个股票市场的波动都比较大,但就组合一和组合四而言,最小规模公司的股价波动比最大规模公司要明显很多。
通过对各个组合的月度收益来看(见表2),上海股票市场所取样本1月份的收益率为3.508%,在12个月份的收益率中处于中间位置,而最高的7月分收益率高达14.34%,说明上海股票市场不存在“一月效应”。
四、横截面回归分析
Fam a-M achbeth(1973)提出了一种研究股票市场因素模型的横截面回归方法,简称FM回归法。该方法的主要步骤是先在时间截面对各公司股票作横向的线性回归拟合,然后再把各时间截面上对风险因素回归所得的系数视为正态分布的随机时间序列,并对其进行假设检验。[11]为了证实上述的结果,我们采用FM回归法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方程如下:
Rit=α+βFit+εit(1iN)
其中,Rit表示时间t第i只股票的收益率(一共N只股票),而Fit表示时间t第i只股票的风险因素敏感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
在这里我们将规模作为一个影响收益率的风险因素。由于直接用公司规模对收益率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时,会产生异方差问题,所以我们采取将其取对数之后再对收益率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变型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ln(sizeit)是股票流通市值的对数,Rit股票为t时间内的平均收益率。通过Eviews软件做线性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
从全部横截面回归结果来看,平均系数为-0.02082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方程F的检验值为26.34360,通过F的检验。R-squared=0.081221,说明方程的拟合度不够,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上海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收益率存在反向依存关系。
五、基本结论与启示
由于本文的60只股票是随机抽取的,所以对上海股票市场应该是有普遍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上海股市是存在规模效应的,即小市值的股票比大市值的股票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第二,不同市值之间股票价格的波动性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对于上海股市的规模效应,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存在市场操纵行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行业监管也不够完善,一些较大基金机构可以在持有一定数量的某只股票后,采用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投资高成长性产业等方式,制造利好题材,从而改变该股票的基本面信息,最终影响一段时期某只股票价格。而小规模的公司由于其流通市值较小更加便于大基金机构操纵,最终影响其收益率。
通过对我国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启示:
1、加快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并轨
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分割、非流通股比重较大是我国股市的一个特点,社会公众持股比例过低,这种现象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重大缺陷:国有股一股独大,董事会实际上由大股东掌握,社会公众股东非常分散且比例很小,监督能力、发言权和表决权都很小,大股东决定着公司前途和命运。由于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以牟取非法收益或者掩盖经营上的问题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较小,与非流通股的价格差异大,通过二级市场的抛售股票或者收购等外部治理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加快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并轨,可以根治上市公司的治理缺陷。
2、采取小盘股投资策略
经过本文的的实证研究,流通市值小的上市公司相对于流通市值大的上市公司而言,具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可以利用规模效应,优先考虑小市值公司,特别是一些成长性较强、处于高科技行业的小市值公司,往往可以获得超过平均收益率的高额收益率。
摘要：规模效应是指公司规模与收益率之间存在的反向关系,即小规模公司较大公司而言有着更高的收益率。本文从上海证券市场随机抽取60只股票作为数据样本,对其从2007年1月到2009年6月之间的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上海股市存在着规模效应这一结论。
规模效应 第6篇
碳排放问题一直是历届世界气候大会中各国争议和博弈的焦点。 从研究的指标看,最初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人均和总量指标上, 但是如果撇开经济发展因素, 单纯谈论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近年来碳排放强度指标受到更多的关注。 2009年11月我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以碳排放强度作为二氧化碳减排的量化指标, 既可以反映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亦可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碳减排的效率。 要降低碳排放强度,必须分析和研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种因素。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碳排放强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运用因素分解法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如Bhattacharyya、Ussanarassamee,2004;张有国,2010;陈诗一,2011);另一类是使用计量模型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如(王锋等,2011;林伯强、孙传旺,2011;刘广为等,2012)。 学者们对碳排放因素的研究侧重点不同, 归类的方法不同,甚至把规模因素、结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没有进行科学的分类。
本文把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前者进一步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水泥生产规模;后者再进一步分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工业结构, 并采用拟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着重研究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以及碳排放强度的相互影响内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收集了1995-2010年中国29个省市1的年度数据,包括碳排放强度、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水泥产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七个变量。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水泥产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都是根据历年相关统计年鉴,以及统计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而统计年鉴和统计数库并没有直接提供各省市二氧化碳数据,必须估算。 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1. 碳排放强度。 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碳排放强度,单位为t碳/万元,记为CI。 其中,GDP数据为1995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算法根据2006年IPCC所指定的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二卷第六章中提供的关于化石能源使用所产生的CO2排放估算方式。 具体公式为:
其中i代表八种主要化石能源,Ei为第i种能源按照万吨标准煤折算的消耗量,Ci为第i类能源的碳含量,COi为第i类能源的碳氧化率,CAi为第i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系数,44/12表示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比值。
2.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市区的人均GDP的不变值来表示(1995年为基期),记为PGDP。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碳排放与人均GDP呈“倒U形”,引入人均GDP的平方项。
3.能源强度。 以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衡量能源强度,各地区GDP均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能源强度在模型中记为T。
4.人均水泥产量。 荷兰环境评估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能源消耗量和水泥生产量的资料来看,水泥正是主要的工业二氧化碳生产源头。 ”采用人均水泥产量指标,记为Pce。
5.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本文用煤炭消费占比表示, 以各省市区的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换算为标准煤)的比重来表示,记为ECS。
6. 产业结构。 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即各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各地区GDP的比重,记为STRU。 各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各地区GDP均按1995年的不变价计算。
7.工业结构。 以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结构,记为HSTR。
(二)模型构建
拟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进行估计。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为时间, CI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碳排放强度,Xit和Pceit为解释变量,Pceit代表人均水泥产量,Xit则包括能源消费结构ECSit、能源强度Tit、产业结构STRUit、工业结构HSTRit以及经济发展水平PGDPit。 αi代表地区的特殊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假设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得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CIi，t-1表示i省在t-1期的碳排放强度,δ衡量了上期的碳排放强度的对本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计量结果
首先,采用冗余固定效应似然比检验,对常截距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通过构建F统计量进行判定,若选择变截距模型,随后采用Hausman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若是小概率事件,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
!:“”,“”,“”"#$%&’()*10%、5%、+,1%-./0123./。
由上表1 可以看出,Hausman统计量的值为23.0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文章报告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0%、5%、+,1%-./012。
从静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能源强度因素具有最明显的碳强度减排作用,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工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水泥产量规模的调整作用相对较小, 这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 对高耗能产业特别是水泥行业的刚性需求所致; 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从总体看比较小, 这是因为调整能源结构在根本上受到能源资源禀赋的限制, 因此短期内中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并不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均统计显著,表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计量结果
本文首先利用OLS和固定效应回归得到动态GMM参数估计的上界和下界, 再使用两步系统GMM对样本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z),“”,“”,“”*+,-./0)1 10%、5%、23 1%’45678。
从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有效。 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小,水泥生产对增加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存在 “倒U型”曲线关系。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以上研究表明,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均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影响: 能源强度降低是我国实现碳强度减排的最重要因素, 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我国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水泥产量规模效应的作用次之, 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对碳强度降低的影响力不大, 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而人均碳排放还处在较低的水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均碳排放还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碳排放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为实现我国的减排目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对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中国而言,第二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第二产业的比重仍难以明显下降, 这将造成我国的减排压力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政府可以利用政策鼓励引导产业结构及工业结构的优化, 通过节能来减少碳排放强度: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工业的质量;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
第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广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政府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减少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鼓励开发风能、太阳能、地热、核能等新型能源, 对于暂时没有经济效率的新能源研发和使用,政府要进行补贴和税收优惠。
第三,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效率水平变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依靠技术进步,改善能源强度,通过能效的提高最利于完成碳减排目标。 国家产业指导部门要鼓励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对落后技术的产能要坚决淘汰, 对高技术、 节能技术一方面要鼓励研发,另一方面要鼓励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对节能技术有关的研发和推广, 应该在税收优惠和补贴上给予倾斜。
第四,提高水泥生产的碳排放效率。 水泥生产对碳排放的贡献较大,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又离不开水泥生产,可能的措施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二是能源替代,降低化石燃料的比重;三是技术研发或引进,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水泥生产技术;以降低能耗,减少排放。 我国一直强调水泥的廉价性,如果考虑到水泥造成的环境污染, 实际的使用成本远高于水泥的市场价格,政府应该有长远的眼光,用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政策解决水泥生产的高碳排放问题。
摘要：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1995-2010年中国29个省市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影响:能源强度降低是实现碳强度减排的最重要因素,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是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水泥产量规模效应的作用次之,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对碳强度降低影响力不大,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规模效应 第7篇
江苏省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省,截至2014年,全省继广东省、北京市、山东省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位列全国第四,直接投资额为417526万美元,投资的区域遍及五大洲的国家和地区,涉及的领域基本包括国家经济全部产业类别,为江苏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温和换挡的背景下,江苏企业因原材料成本下降和创新机制推动,企业盈利基本平稳,但是不少经营者认为,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一是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力加大。二是企业成本上升,因江苏省位于发达的长江经济带,地租、人工成本上升较多。为有效解决问题,亟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就“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提出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的处理结构性改革。同时“十三五”又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格局,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面对全球的投资市场形势和国内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展的沿海省份之一的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有助于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加快“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1]。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区位,协调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市场,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选取江苏省2008-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当年进出口额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规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江苏企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导入
1. 国外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规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证研究争论的焦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替代关系,即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比如,“Mundell(1957)根据Hecksher-Ohlin(H-O)理论,通过放松要素不可流动假设”[2],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替代关系。Egger(2001)对欧盟15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出口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了对外投资和对外”出口存在替代关系[3]。Swenson(2004)利用“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美国投资与双边贸易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的国际贸易存在着较强的双向影响关系[4]。Blonigen(2005)“对日本在美国消费者产品部门的投资进行研究时,发现消费者产品部门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存在替代关系”[5]。
而竞争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互补关系,即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比如,Meredith和Makis(1992)利用美国对加拿大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其出口的数据,得出加拿大的出口市场份额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份额能很好地相互解释,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Mariam和Cecilio(2004)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工业品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6]。Makki(2004)“对66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结论”[7],即两者存在互补关系。Chiappini(2012)对法国汽车产业的海外投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8]。Chiappini(2013)对日本产业层面的海外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9]。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国外支持替代性、互补性以及关系存在多样性的文献都已出现。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之争,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当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因素逐渐增加,其关系也更为复杂。对于一个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的不一样,学者们也没有对原因进行阐释。
2. 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对贸易规模效应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国内学者也做了不少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存在长短期关系,项本武(2009)“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规模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短期作用并不显著”[10]。唐心智(2009)实证分析了1982-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以及商品结构的影响,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1]。戴桂林(2011)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还指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国别上存在差异[12]。张春萍(2012)“使用1996-2010年中国对18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13]。唐礼智(2015)运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空间面板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但是效果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4]。
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互促进。吕计跃(2012)利用“中国2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15]。陈俊聪、黄繁华(2013)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与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得出了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16]。王胜、田涛(2014)等利用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同时引入了扩展的引力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括资源丰裕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流量;而我国对资源丰裕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流量[17]。彭秋艳(2014)基于2005-2012年宁波市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宁波市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宁波的出口商品结构[18]。
通过国内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较多,也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或替代关系。然而关于此问题很少涉及地区差异,在研究对象上,缺乏来自省级层面的分析,由于中国各省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以及各省与不同国家的贸易关联程度不同,因此不同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其对外贸易规模效应也存在差别。
3. 理论导入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集中阐述了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使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理论上成为一种独立的体系,得出了一些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美国学者海默(1960)、金德尔伯格(1969)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经营本企业,那么这个企业一定要拥有能够抵消东道国企业的优势,通过品牌、产品质量以及特殊销售技术,顺利驻扎其他国家的市场[19]。美国佛龙教授(1966)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是以产品新技术为特征的关于某种产品生命周期三阶段,即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解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阶段的举措。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1976)、卡森(1978)等人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中间产品市场,特别是信息技术市场,并且使用这种市场的费用是高昂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发现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时,这个时候对企业来说最好的就是建立内部市场。而企业为了建立内部市场,就必须扩大直接投资[20]。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1978)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着重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英国教授约翰·邓宁(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该理论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活动的主要理论。该理论主张综合考虑一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能力、条件以及地区位置等。当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具有所有权的优势、区位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内部化激励优势时就具备了经营的条件[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证明了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江苏省2008-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进出口额的面板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规模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结论制定符合江苏发展的外贸政策。
三、模型与方法
1.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分别用OFDI表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EX表示江苏出口总额,IM表示江苏进口总额。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即分别用ln OFDI、ln EX、ln IM表示取对数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由于江苏对外直接投资较晚,在数据的收集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再者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比较集中,因此为克服样本不足的问题,本文将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截止到2014年的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的国家(地区)作为截面个体,分析2008-2014年对这些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将以下国家(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做如下处理:由于江苏省对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阿尔及利亚的进出口额较小,甚至为0,因此去掉。根据每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源禀赋状况,将这些国家(地区)分为3类: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德国、美国、荷兰、英国、南非、意大利属于发达经济体;埃及、尼日利亚、泰国、墨西哥属于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数据来源方面,OFDI、EX、IM均来自2008-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
2. 模型设定
设定的面板协整模型如下:
其中,αit为模型的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横截面个体,t表示观测日期,βi代表进出口OFDI弹性,如果βi为正,表示出口、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果βi为负,表示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替代关系。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有三种: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变参数模型。
情形1不变系数模型
情形2变截距模型
情形3变参数模型
3. 协整检验
与时间序列一样,由于实际应用中大多数面板数据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单整阶数相同的序列之间应该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可解释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将应用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基础上的Pedroni检验方法,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Pedroni通过构造面板ρ统计量、面板方差统计量、面板PP统计量,面板t统计量、组间ρ统计量、组间PP统计量、组间t统计量这7个统计量进行检验。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Eviews8.0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检验与计算。
1. 单位根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因此本文将用LLC方法和ADF方法对ln EX、ln IM、ln OFDI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结果如表1。
从检验结果来看,可以判断这三个变量均是I(0)过程,是平稳数据。
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对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如表2。
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可以得到ln EX和ln OFDI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
对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如表3。
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可以综合判断㏑IM和㏑OFDI存在协整关系。
3.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确定
面板数据有三种模型形式,需要根据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模型形式检验的结果确定应选择何种模型形式。
(1)江苏省EX与OFDI的模型确定。通过回归统计量计算,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S1=135.8583,S2=187.4262,S3=199.0495,利用残差平方和计算F2统计量:
由于F2<1.39,所以接受不变系数模型(3)。
因此估计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协整方程如下:
查表得到:du<D.W.<4-du,因此变量不存在自相关性。R2值小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与进出口的目标国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分析结果,因为P统计量和t统计量的结果非常显著。
根据回归方程,系数为正,因此从长期来看,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对外出口之间是正效应,即存在互补关系。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出口会增加0.28个百分点。
(2)江苏省IM与OFDI的模型确定。然后对EX与OFDI模型形式设定检验结果与分析,在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模型形式的回归统计量里,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S1=521.9380,S2=692.5023,S3=757.4150,利用残差平方和计算F2统计量:
由于F2<1.99,所以接受不变系数模型(4)。
因此估计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协整方程如下:
查表得到:du<D.W.<4-du因此变量不存在自相关性。R2值小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与进出口的目标国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分析结果,因为P统计量和t统计量的结果非常显著。
根据回归方程,系数为正,因此从长期来看,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江苏省进口之间是正效应,即存在互补关系。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口会增加0.38个百分点。
(3)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以确定ln EX与ln OFDI、ln IM与ln OFDI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的结果如表4。
结果表明,在滞后二阶内,ln EX不是ln OFDI的Granger原因,ln IM不是ln OFDI的Granger原因。如果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 OFDI是ln EX的Granger原因,ln OFDI是ln IM的Granger原因。因此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和进口的Granger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和进口有一定的贡献。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增加0.28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有正效应影响,但是正效应影响不大;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江苏省进口增加0.38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规模有正效应影响,但是正效应影响也不大。
第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反馈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和进口的Granger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贡献。可能的解释是,江苏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租赁,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等为主。由于此类投资主要是服务于企业的对外贸易特殊要求,因此江苏省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江苏省的出口;对不发达但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带动江苏省生产设备、实用技术等的出口,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会增加江苏省的出口。另外,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贡献。可能的解释是,江苏省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增加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进口带动了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大量进口,因此,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给进口带来正效应。
另一方面,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表明,江苏省出口、进口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可能的解释是,江苏省对不发达地区的出口多,但由于不发达地区自身的局限对其直接投资较小;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进口多,但由于进口能源和资源性产品是为了满足省内的自身需要而对这类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增加,因此对于江苏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或地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就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出口、进口的Granger原因。
第三,从回归结果看出R2值很小,拟合效果不是很好,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与进出口的目标国不一致。收集数据的时候发现江苏省对有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很大,但是进出口额很小,甚至为0;同时,江苏省与有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活动频繁,但对其直接投资很少。因此可以看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规模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大力支持江苏企业“走出去”,加大对走出去的企业实行减税政策的力度,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降低融资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要鼓励省内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省内积极响应对外开放策略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22]。它不仅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省内过剩生产能力,从而绕开各种贸易壁垒,更有利进入当地市场,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带动原材料、设备、中间产品、技术等的出口,促进江苏省的出口贸易。
第二,有选择性地降低进口关税,特别是高科技、高科技产品、先进设备等的进口关税。根据已得出的结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正效应,但是影响效果不明显,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规模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注重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品、先进设备等进口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省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改善生产水平,推进省内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三,加大出口税额补贴,尤其鼓励省内机器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等的出口。根据已得出的结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正效应,但是影响效果不明显,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对资源丰裕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注重省内机器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出口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省内优势产业和过剩产能的转移。另外,省内技术进步的提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也能增加出口,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法律,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心[23]。根据已得出的结论,江苏省的出口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可能的解释为我国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对外直接活动受到一定的阻碍,并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海外投资法律,不仅对江苏企业,对全国想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都增加了风险。因此,江苏政府应全力配合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法律,给国内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一个很好的法律保障,只有这样,江苏企业才能更放心更大胆的走向国外。
摘要：本文运用面板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2008-2014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规模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的进出口效应,但是效应不明显。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反馈关系。根据检验结果,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规模效应 第8篇
进入21世纪以来,多批次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与实验区的设立,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地社区教育实践活动先后经历了实体化建设、标准化发展与特色化推进等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推进与飞跃。不但成立了社区学院( 城市大学或老年大学等) 、社区学校和居( 村) 委会学习点,实现了社区教育的管理网络多级化与推进层级多元化,而且各类社区教育机构正呈现出学习者人数不断扩大、课程类型不断丰富、学习形式不断多样等社区教育活动的规模特色。在我国东部一些相对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参与社区教育的学习者人数正逐渐趋于饱和状态,其学习的课程内容与学习形式也基本达到社区教育机构可承载的最大规模的边缘状态。
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区教育及其发展状态,实现在社区教育办学规模整体化持续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发展规模,实现社区教育规模效应的最大化发挥,不仅有利于社区教育的科学发展,还有利于学习型城市的积极构建。
一、社区教育发展: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需求与实践思考
( 一) 理论需求: 学习型社会推进的思想指导
随着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建设目标,并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于首要位置,这既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也表达了全体社会成员对小康社会的真实期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无疑,学习型社会建设已成为推动小康社会早日实现的重要精神力量与发展潜能。历经“十二五”期间的深化改革与社会发展,推动以社区教育为载体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能成为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中,无论是学习型城市建设,还是学习型组织创建,都需要以终身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与学习载体的支持与配合。而作为提升社区居民学习能力与学习水平、促进学习型社区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平台与载体的社区教育,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基本达到相对适度的发展规模,也取得相对满意的社会效应。如何在拓展社区教育发展规模的基础上,提升社区教育效应,以充分体现社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正能量,是提升社区居民综合素质、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为此,积极把握社区教育规模与教育效应的正相关性,理清现状、发现问题、寻找规律、探寻特色与价值,提升社区教育的发展成效与社会影响力,不仅有利于各地社区教育机构理清发展思路,还有利于推进社区教育深化发展,并将成为更好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手段。
( 二) 实践思考: 学习型社会推进的行动召唤
由于学习型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前提与保障,各类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机构都将成为其重要的现实力量,而且也都会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现实土壤和社会条件。随着社区教育机构的办学规模及其社会效应不断趋于饱和,社区教育学习者规模、课程内容与形式无限制扩大的非现实性,以及社区教育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源投入的阶段性与时效性等社区教育发展性问题,都会在社区教育实践中不断呈现,并演绎为社区教育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也将成为相关社区教育机构今后可能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可以说,规模效应视域下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既是对社区教育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性关注,也是对全民学习与终身教育发展的实践思考。立足区域社区教育实践,探寻社区教育规模效应,分析推进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提升社会成员积极融入社区教育活动,培育浓厚的学习氛围,将成为进一步有效促进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紧密融合、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二、社区教育规模及其效应: 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作为工业经济学术语的规模与规模效应,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与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作为促进全民学习与终身教育重要载体的社区教育,随着社区居民参与终身学习实践活动的日渐增强,其发展规模与承载使命正趋于不断延伸与扩展。科学界定与理解社区教育规模及其效应,将能有效促进社区教育的健康协调发展。
( 一) 规模效应: 工业社会进步的风向标
在工业设计领域,规模多指规划出来的实体模型; 在社会生活领域,规模多指事业、项目与机构等所具有的格局或形式; 在社会生产领域,多指生产的批量性,包括生产条件不变时的生产批量变化与生产条件变化时的生产批量变化情况。作为经济学术语,规模效应原本是指社会生产应该达到或超过的盈亏平衡点,即规模效益。人类生产一般需要考虑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种成本,而要达到生产盈利,必须使得生产收益大于生产成本。当固定成本不变时,生产得越多,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就越少,则生产盈利也就越多。当生产规模扩大时,若可变成本同比例增加而固定成本保持不变,则单位产品成本就会下降,盈利也会上升。
据此,规模效应是由边际成本递减推导而来的,也被称为规模经济,即因规模增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这里的规模是指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形成的生产批量的扩大,经济则是指节省与效益的意思。规模经济在工业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多指在一定科技水平条件促使生产能力扩大的情况下,平均成本长期下降的趋势,即费用曲线的长期下降趋势。拉夫经济学则把规模经济界定为给定技术条件下( 即技术不变) ,如果某一产品在其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呈下降( 或上升) 状态,则被称为规模经济( 或不经济) 。而当规模过大时,可能因信息传递速度降低、管理复杂化等因素影响,反而会产生“规模不经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规模效应指的是一定规模下的效益值,它既可指规模产生效益,也可以指效益制约规模。在社区教育实践领域借用规模效益一词,可以有效阐明社区教育办学成本与其社会效益、社会功能及其价值发挥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可以用规模效益来描述社区教育在规模状态下对其发展的相关要求,并以此探究规模效应视域下的社区教育发展思路与推进策略。
( 二) 社区教育规模: 社区教育适度发展的标杆
依据生产力经济学理论,只有适度规模的生产才能使单位产量成本降到最低点,从而获取最佳投资效益与经济效益。借用规模经济理论,对于社区教育机构来说,在其适度产出量的范围之内,应当有一个包括校舍建设、教学设备投入与维护等固定的投资量。假设社区教育产出量为零时,由于固定投资量的实际存在,其平均投入量将不可能为零,而应是一个正值。当社区教育产出量从零开始逐渐增大时,平均投入量将随产出量的逐渐增大而递减,直到平均投入量降到最低点。当社区教育产出量增大到一定限度后,如果产出量再进一步增大,固定投入量将无法保持固定不变,而必须随之增加,从而导致平均投入量随之递增,而其产出量将随之减少。
因此,社区教育机构的规模不宜过小,也不宜过大,而应具有适度规模。当社区教育机构的规模小于适度规模时,意味着它的平均投入量( 即社区教育总投入与总产出之比) 不能达到其可能的最低点,从而赋予其上的智力投资的经济效益将会较差。当社区教育机构的规模大于适度规模时,意味着它的平均投入量超过其可达到的最低点,从而它的智力投资的经济效益也将较差。
当我国社区教育处于有限投资的前提时,探寻社区教育发展的适度规模,有效提高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充分发挥现有社区教育资源的效能,显得格外迫切。因此,可以把社区教育规模认定为在现有的、相对公认的适度平均投入量的前提下,社区教育产出的合理阈值及其社会效应的表现形式。具体而言,社区教育规规模模效效应应是是指指各各地地社社区区教教育育机机构构所所示示范范与与辐辐射射的区域社区教育规模状态下适度社会效益的相关问题。
三、社区教育规模效应: 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源泉
随着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等中央会议及相关文件多次提出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构想不断推向深入,全国各地正以多种形式积极推进学习型社区与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步伐。其中,以社区学院与社区学校建设为载体、以社区教育为核心的推进思路正有效引领着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序开展。
( 一) 社区教育规模效应: 终身学习需求扩张的必然趋势
探究区域社区教育发展及其规模效应,可以挖掘各地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与实际成效。通过发现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规律与启示,可以有效探索我国社区教育规模发展之路。以上海市普陀区社区教育实践与发展为例,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民生工程建设要求,在普陀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普陀区于2006年4月挂牌成立了普陀区社区学院。作为区域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服务与指导中心,普陀区社区学院积极探索服务与指导区域终身教育功能。为强化此功能,普陀区教育局把一座七层楼近8400平方米的教学楼划拨普陀区社区学院,专门从事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的办公及教学场地。同时,该学院还根据社区教育发展现状以及社区居民学习需求,对相关硬件设施设备进行了合理改进与完善。
在尽可能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前提下,该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不断拓展,已经开设了包含保健型、知识型、休闲型与技能型等四大类课程。所开设的课程数、班级数与学习人次,2011年分别为39门课程、105个班级和2970次学习人次,经过三年的努力,2014年办学实践已经发展到332门课程,354个班级和9975人次的学习规模。目前,该学院各类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整体运作能力已经基本达到饱和状态。
然而,该社区学院社区教育办学规模与办学效益在得到极大拓展的同时,受教学场地、教学师资与教学设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依然有大量社区居民更广泛的学习需求无法满足,也成为制约区域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索规模效应背景下的社区教育发展既是社区教育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现实困惑,也必将成为我国社区教育未来发展新的研究视域。
( 二) 社区教育创新发展: 社区居民综合素养提升的必然回应
人类的教育活动往往都有其具体的教育目标,而教育创新是一种在教育领域开展的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的创新活动。我国总体教育目标就是不断提高公民素质,培养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因此,教育创新活动不仅应围绕这一总目标而展开,还应包括教育体系、结构与观念,以及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蕴含人类的教育实践创新活动。
社区教育创新,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区教育目标,在社区教育体系、结构与观念,以及社区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同时,针对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与生活实际,社区教育创新还需要关注社区教育实践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等因素。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个体素质的提升,人们对社区教育的追求和期盼也越来越高。为此,社区教育创新发展不仅包括教育内容的更新、教育形式的丰富、教育手段的突破,还涉及社区教师的素养与信念更新、社区教育受众的思维进步、社区教育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
基于此,探究在社区教育适度规模的前提下提升其规模效应、推进社区教育创新发展,将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探索思路与推进策略。
( 三) 多样化社区教育实践: 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开展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实践与体验活动,可以有效推进社区教育规模发展。随着社区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以及社区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发展,社区教育可以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进一步为社区居民提供灵活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社区教育服务。针对社区教育需求更具多元与规模日趋饱和的发展态势,深化信息技术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科学规划、合理运用与有效服务等实践探索,将会成为社区教育资源与服务功能最大化发挥的有效推动力量。
积极发挥社区教育优秀学员的集聚作用、拓展社区学习团队的综合影响是对确保社区教育规模效应的创新探索。向社区居民提供其所需的社区教育服务,是区域社区教育机构的重要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进入社区教育机构参与学习,社区教育师资与教学设施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日益明显,使得许多社区居民将无缘社区教育实践体验。积极拓展社区教育的辐射功能,合理发挥优秀学员的集聚作用等举措显得日益必要。开展优秀学员的集聚实践,通过以点带面等形式把他们的学习收获向更广泛的社区居民辐射,实现社区教育优秀成果的最大化传播,既是对社区教育现有资源的有有效效深深化化,,也也是是对对社社区区教教育育服服务务功功能能的的积积极极拓拓展和有效延伸。
社区教育机构不仅需要加大对社区学习团队的技术支持、专业引导与资源支撑,还需要加强对社区学习团队领袖人物开展专业素养培养,指导社区学习团队逐步完善结构,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发展性的社区学习团队。通过积极支持与努力保障社区学习团队和谐发展,实现社区教育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功能,推动学习型社区与和谐社会建设。
依托各种社会组织资源可以成为促进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社区教育是充分发挥区域教育资源优势,为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养,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开展的教育实践。利用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既是对社区教育资源的广泛性、社区教育对象的全面性、社区教育形式的灵活性等特点的充分重视,又是对其融入社区教育服务功能的持续拓展,从而有助于其自身的社会价值。社区教育机构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既可以推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向民间自发需求转化,也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在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寻求自身发展空间。通过助推社区居民和谐发展的功能呈现,社会组织将成为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
社区教育机构还需加强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通过搭建各类学习平台,为社区居民构建不同类型的学习载体。通过成立完备的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和居( 村) 委会学习点,搭建有形的社区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通过建造形式各异的网络学习资源,搭建无形的社区教育服务平台; 还可以通过培育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家庭,搭建有形与无形紧密交融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社区教育机构既可以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在积极营造浓郁的社区学习氛围、增强社区居民学习意识的基础上,通过加大对学习活动的宣传引导,吸引更多社区居民参与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与全民学习活动,也可以通过表彰学习活动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培育多元化的社区学习实践活动。在实现学习型社区向纵深推进的同时,既能培育社区居民的学习热情、彰显其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又能推动全民学习与学习型社区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探寻社区教育发展规律: 社区教育规模效应的积极应对
当社区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状态时,如何实现其规模效益的最大化与合理化,不仅是社区教育管理者、实践者、经历者与体验者共同关注的实践话题,还是对社区教育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一是社区教育的有序推进,需要社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教育机构积极构思社区教育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科学、规范与合理的社区教育发展战略与目标定位是成为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满足广大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可靠保障。二是科学管理与功能拓展是对社区教育科学发展的有益探索。科学管理是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能有效确保社区教育有序深入推进。在此基础上,实现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积极拓展,能为社区教育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提供重要的支撑。三是努力构建一支素质过硬、业务较强的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与服务队伍是成功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只有具备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强大的志愿者队伍、数以万计的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融入,社区教育之花才能常开常新。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不断深化。一方面,社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深厚的社区教育资源的支持与配合;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居民数量和日益增强的社区居民学习需求。这既对实现社区教育多元化发展提出要求,也将成为社区教育覆盖面进一步拓展的关键。不断拓展社区教育实践探索,努力提升社区教育的规模效应,积极加强社区教育发展的模式创新,不仅可以满足广大社区居民更广泛的学习需求,还可以进一步引领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深入推进全民学习与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摘要：社区教育既承载着全民学习与终身教育的使命,也日渐成为全面推进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实践途径。历经多次发展与飞跃的社区教育,正以不断丰富的课程内容、不断多样的学习形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区学习者的积极融入。这种发展也使得社区教育机构可承载的教育规模逐渐趋于饱和。探寻适度规模下的社区教育将能最大化呈现其规模效应,多样化发展的社区教育实践也将成为其实现规模效应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规模效应,社区教育,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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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学红.社区教育机构标准化建设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
品牌高中规模扩张的效应分析与治理 第9篇
一、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现状概观
1.巨型学校的形成
巨型学校是品牌高中学校利用品牌效应不断扩大已有办学规模形成的。品牌高中学校是一个地区优质教育的集中,当前优质教育依然是卖方市场,存在教育消费者的巨大需求。于是,学校相关管理者抓住时机扩大招生规模,主要通过增加年级数、扩大班额容量,使现存教育资源超额负载运转。巨型学校是相对中小型学校而言的“超级航母”式学校,是指在校人数超过3000、班级总数高于60的超大规模中小学校。巨型学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教育消费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但由于教学条件的超额负重运作,学校内部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都变得捉襟见肘,从而又影响到了教育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2.名校办分校的高涨
名校办分校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整体扩张型,即完全在校本部以外圈地建校,“另起炉灶”;二是租赁型,即一些初中公有民办校,租用校外闲置的校舍进行低成本扩张;三是“联合办学”型,即公有名校向薄弱学校、纯民办校输入教育品牌及教育管理,薄弱学校、纯民办校则提供校舍等硬件设施。名校办分校具有较大的办学优势:从学校名气看,名校分校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从教育软硬件资源看,名校分校动辄上亿元投资,加之其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让其他学校望尘莫及。
名校办分校具有优势的背后同时隐藏着不可忽视的隐患。首先,其所创办的分校在组织管理,教学风格等方面往往只是原校的简单复制,所以分校的教学质量或者说成功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其次,这些名分校往往以招收那些在学业上优越或能够担负高额“培养费”的学生为主,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3.教育集团的兴起
以品牌为龙头,组建学校教育集团,如东方剑桥学校集团、北师大海威学校集团等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学校集团扩张使学校品牌迅速增值,增强了学校的市场竞争力,为教育消费者提供了部分优质教育服务。但是,这种扩张导致了学校“企业化”性质太浓,学校不像学校而像现代化企业或工厂,学校管理缺乏教育道德价值取向。
二、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动因分析
1.政府政策动因
国家政府是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其教育需求往往是一种对教育结果的需求。品牌高中学校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主要关心教育的外显成果,而且因为地域教育的发展状况是政府绩效考评的一部分,当作政绩来抓,表现为违背教育规律的“热心”。另外,现实办学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经济财政问题促使不得不通过现有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来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
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品牌中学的规模扩张。首先,政府通过的相关政策在默认并支持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譬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的教育规模,积极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机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随后,教育部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已经普九的地方,可以通过学校布局调整,高初中分离、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联合办学、灵活多样的授课形式,挖掘潜力,扩大现有公办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十五”期间我国高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60%的目标。
其次,我国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迅速波及对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和需求压力不得不实行规模办学,如《教育部2002年工作要点》中提到扩大优质高中的覆盖面;《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中要求“加快高中教育的发展步伐,扩大优质高中办学规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持发展民办高中,加强县城示范性高中建设”。由此可见,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是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重要推力。
2.顾客需求动因
首先,人们对高中教育总体需求量增加。原因是任何一级教育的扩张必然向两端教育波及,引发两端教育的规模扩张。在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中教育规模扩张已成必然。因此,为了解决我国高中教育在整体教育中的瓶颈问题,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也就成为了我国新一轮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享有受教育机会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的关注从能不能上学转向能不能上“优质”学校。面对巨大的优质教育需求,优质教育资源却是稀缺的。这种需求压力一方面迫使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支持现有优质教育资源扩大规模,另一方面使少数优质学校看到了规模扩张可能带来的丰厚利益。在我国现时期,高中是连接大学的关键阶段,于是品牌高中学校更是处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社会中经常流传的就是“进了某某品牌高中,就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国家重点大学”等。因此,优质教育资源处在一个深度卖方市场,是推动品牌学校规模扩张的根本动力。
3.学校发展动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重点校”办学政策使这些品牌学校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包括物质资源基础、社会关系资源基础等,为学校自身规模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性;加之,教育消费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狂热需求可以为品牌学校的规模扩张带来多方面的效益。从办学经费来看,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对学生的收费,规模扩张可以为学校争取更多政府财政拨款找到现实理由;扩大招生规模则可以带来一定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效益。当前,我国高中阶段一定程度上允许“择校”,于是品牌学校通过扩大规模来广收这些“择校生”,可以获取数额巨大的择校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各种费用。从学校经营管理理念来看,一种共识是“大规模可以得到政府的重视,大规模不易被淘汰,大规模说明学校管理有方”。在这种错误理念引导下,校长等管理层为满足自身政绩需要而盲目扩大规模。
三、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效应探析
1.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优质教育资源增长
在分析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优质教育资源增长两者关系前,我们有必要阐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认识。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指学校所拥有的涵盖了文化、制度、管理、师资、特色、物质等硬件设施和软件的总称,能够实现办学质量最优化,学生能在其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优质教育是能较好地完成本学段的教育任务,能被社会、家长和学生认同,能把学生近期发展需求与长远发展目标结合的教育。笔者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必须是学生发展所需要的,以尊重学生和关注学生为基础的教育。但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优质资源一般集中在一些名牌中小学中,因此“优质教育资源”和“名校”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
第一点,品牌高中学校是优质教育资源吗?目前,在我们公众心目中的“名校”往往是就是那些高升学率的学校。这种高升学率往往又是以牺牲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把学生放入一个严格的非人性化的管理中,教师一味灌输,学生一味解题,甚至取消体育课程等。学生成为“做题机器”,根本谈不上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品牌高中学校也未必就是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出,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并不一定能代表优质教育资源的增长。
第二点,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品牌高中学校通过扩大已有办学规模、创办分校、兼并收购薄弱学校和组建教育集团等形式进行规模扩张。在这过程中,把学校特有的管理经验和资源进行输出,目的是增加教育服务和提升教育服务质量,然而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等原因导致出现“规模大了,效率低了,质量差了”的现象,优质教育资源并没有真正扩大,而是一个稀释的过程。
2.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我国的大部分品牌高中学校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重点校”政策之下形成的,现在这些高中学校具有着其他薄弱高中学校无法企及的优势,如:资源吸附优势等。在某些地方已经存在“学校寡头”现象,教育准市场内的竞争主体是一种失衡状态,从而所谓的“有效竞争”往往演变成以强欺弱,以大吃小的局面。
首先,从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来看,品牌高中学校在规模扩张中虽然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了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资金,但其主要来源还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必然会挤占其他高中学校的经费投入。这种在经费投入上的不均衡势必导致普通高中学校之间的差距,加重品牌高中学校与薄弱学校的两极分化,中间层次的高中学校则日益减少。
其次,从教师资源配置方面来看,品牌高中学校学生规模的扩大必然对优秀教师有很大的需求,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品牌高中学校多集中在县城和市区,这就使得品牌高中学校无论在物质待遇还是发展机会等方面对优秀教师资源都具有着极强的吸附能力。品牌高中学校的这种优势吸引着其他相对薄弱高中的优秀教师,从而造成了薄弱高中学校骨干教师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地域之间、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再次,一定区域内教育市场需求总量已定。品牌高中学校学生规模扩张,是一种掠夺性的行为,它以招收学业水平较高或着那些能够担负高额择校费的学生为主,把相应的弱势生源留给其他薄弱高中学校。同时,由于经费的不足和优秀教师的缺乏,“市场”的选择必然偏向一端。可见,品牌学校的规模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不均衡性。
3.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高中学校效能提高
什么是学校效能呢?我国学者孙绵涛、洪哲认为,学校效能是指学校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目标,并能不断满足系统内其他各方面的要求,进而使学校及其成员和社会得到相应发展的特性和有效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学校的效能反映了学校使得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生变化的方向、程度与大小。根据学者们的阐释来理解学校效能后,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学校效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从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办学效益的关系看,学校管理者在“做大”的管理理念下,往往只看到规模经济的一面而把握不住学校的适度规模。靳希斌在所著《教育经济学》中认为组织规模扩张过程中要经过规模收益恒常、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三个阶段。只有在生产规模扩大过程中,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成本增加的比例时,才是规模经济。学校规模过大,使学校的组织形态和工作程序由简到繁,功能分化、结构分化的程度更高从而不利于学校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了内部运作成本,进而影响到教育质量。
从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看,首先,学校规模大小与学生发展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班级数的增多和班额人数的过大,结果就是有限的教育资源超额负载,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如一个教师带两个班的课就要面对100多名学生,在45分钟的教学中教师如何才能照顾全部的学生?教师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少数学业相对优异的学生身上,而广大的中等生和后进生缺乏必要的教育关怀,无法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而缺乏归属感,相应地影响了学生在自信、自尊等人格方面的发展。另外,目前我国对高中学校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升学率方面。然而,这些品牌高中学校的高升学率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有效教学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其在招生时的隐性选拔机制的结果?中等生和后进生在以前基础上面有了多大的发展?有待我们进一步认真考察。其次,学校规模扩张不利于教师的发展,教师工作量增大,没有时间进行补充性学习,整天疲于备课、批改作业;规模扩大后教师人数增多,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加之严格的绩效评价,教师之间是一种以竞争为主的关系,从而不利于教师发展。
四、 品牌高中学校规模扩张的危机治理
1.政府政策治理
一定时期,政府政策推动了品牌高中学校的规模扩张,现阶段要改变规模扩张带来的消极效应同样需要决策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
首先,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品牌高中学校规模的过度扩张。对已经存在的规模过大品牌高中学校采取治理措施,如有学者认为经过调查和研究后可以对规模学校进行拆分;对分校实行独立法人治理,使其脱离“母校”的管理体系;对计划进行规模扩张的规模高中学校给予政策引导,制定规模上限,避免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其次,加大对薄弱高中学校的扶持,积极改进薄弱现状。当前,准教育市场中的竞争主体是不平衡的,“学校寡头”难免出现,改变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行政政策的扶持,培育市场竞争中的平等主体。
2.组织经营治理
学校组织内部的经营治理也是必须的。第一,要改变旧的“做大=做强”的办学理念。在我国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是人们做事总喜欢“求大”。学校管理运营中也不免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但反观历史,一些大规模的组织没有经营效益,只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线上。原因是管理者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不能通过精细的经济学分析来确定组织的适度规模发展。第二,科学构建组织内管理机制。一定的管理方法往往只适用一定规模的组织,管理者需意识到这一点,随着学校规模的适度扩张,学校已有的管理机制必须加以创新,否则,学校管理不会获得好的办学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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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汉族.论学校品牌经营策略.教育与经济,2005(3).
[4] 路宏.关于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综述.中国农业教育,2006(3).
[5] 马健生,鲍枫.缩小学校规模:教育改革的新动向.比较教育研究,2003(5).
[6]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规模效应 第10篇
R&D强度大的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会计领域的研究文献中, R&D的日益重要性已经催生出很多关于R&D价值相关性的研究。Lev和Sougiannis (1996) 论证了R&D强度与未来收益的实现水平相关, Kothari et al. (2002) 表明, 与R&D投资相关的未来收益波动性更大。Berk et al. (2004) , Chambers et al. (2002) 和Ho et al. (2004) 认为R&D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 从而投资者对R&D强度大的企业期望更高的回报率。规模效应是大公司存在的一个驱动因素, Schumpeter (1942) 提出大公司在实施R&D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 Cohen和Klepper (1996) 研究发现, 这种规模优势并不明显, 尤其在横截面数据研究中, 大公司的R&D投资比例并没有小公司高, 而且大公司单位R&D产生的专利数目比小公司少。同时, Cohen和Klepper (1996) 提出大公司能更好的分摊R&D成本, 基于大公司具有较大的销售市场。在这种成本分摊优势下, 大公司不仅可以从每个成功的R&D项目上获得更大的回报, 而且也有更大的动机进行R&D投资, 即使成功的概率较低。Macher和Boerner (2006) , Danzon et al. (2005) 以项目为研究点, 从边际效益角度分析了大公司在同比的研究项目上具有更高的效率。大公司在R&D项目的商业化和租金的收取上也具有规模效应。Langowitz和Graves (1992) 论证了大公司的市场力量能使R&D项目的商业化更成功, 因此大公司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较低, 并且大公司能赚取更多的租金。Lev和Sougiannis (1996) , Chambers et al. (2002) , 和Ho et al. (2004) 都识别出R&D回报的风险性, 即R&D的风险水平是具有规模敏感性的, 大公司的R&D投资比小公司的R&D投资风险低很多。本文则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扩展研究与R&D投资相关的收益水平、收益波动性和市场回报率如何因公司规模而变化。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不同于现有研究公司规模与R&D产出水平关系的模型, 本文基于Lev和Sougiannis (1996) 研究框架, 研究R&D与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Cohen和Klepper (1996) 研究表明大公司能从R&D项目上获得更大的价值, 因为有更多的产品和生产线。因此, 即使大公司和小公司有同样多的R&D项目, 但大公司能从中获得的利润更多, 因为大公司有更大的销售量。本文预测调整后的R&D收益随公司规模变量如收入或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大而增大, 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R&D产生的未来收益随公司规模增大而增大
从事多项R&D项目产生的规模效应能分散化单个项目的风险, 并且能降低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R&D产生的未来收益的波动性随公司规模增大而降低
研发的风险和回报率随R&D的规模而变动。R&D强度大的小公司比R&D强度小或没有R&D的小公司的风险高很多。如果R&D产生的未来收益的波动性随公司规模增大而降低, 那么R&D带来的风险也应该随公司规模而变化。期望回报率应该随R&D-公司规模交互作用增强而降低。因此, 提出假设3:
假设3:R&D的未来回报率随公司规模增大而降低
(二)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09年R&D不为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最终得到共计360个有效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于CCER、CSMAR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通过SPSS18.0完成。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1) 收益模型。本文在LS研究框架基础上, 研究R&D和未来收益水平之间的关系, 其基本公式为:
在此基础上, 本文加入公司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变量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 EARN1it是未来一年的收益除以t年的销售收入。RRDC是R&D除以销售收入后的分组值, 从0.1-1。对缺失的R&D数据, RRDC设为0.RTASSET是有形资产除以销售收入后的分组值, 有形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和预付账款。RADEX是广告费用除以销售收入后的分组值, 从0.1-1。对缺失的广告费用数据, RADEX设为0.RBM是账面市值比的分组值, 即所有者权益账面值除以市值。RSIZE是市场价值的分组值, 排序共分为10组, 这样, RSIZE值为0.1-1。本文借用了杨丹、魏韫新和叶建明提出的修正方法, 即把限制性流通股价看作流通股价格的一个百分比, 取0.43, 故本文对于公司总市值 (SIZE) 的计算, 使用的是流通股价格乘以流通股股数再加上限制流通股的估值之和作为最终的SIZE。本文采用分组值而不是变量的实际值, 是因为有些分母很小的变量会导致异常大的观测值。本文参考LS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和用销售收入来除每个原始变量的方法。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 *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 *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 **, *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2) 收益波动性模型。本文采用模型3对假设2进行检验。
其中, STD-EPS是t+1年每个月每股非经常性损益的标准差。每股非经常性损益是除以t-1年的每股销售收入。RRDCP是t年的每股R&D除以t-1年的每股销售收入, 取值从0.1-1, 对缺失值, RRDCP取0.RCAPEXP是t年每股资本支出除以t-1年的每股销售收入。RADEXP是是t年的每股广告费用除以t-1年的每股销售收入, 取值从0.1-1, 对缺失值, RADEXP取0.RLEV是负债比率的分组值, 负债比率=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所有者权益) 。
(3) 回报率模型。本文采用模型4对假设3进行检验。
其中Ri, m, t-1是t+1年5月到t+2年4月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每股月个股回报率的年回报率。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回报率、负债比率变量的差异比较大;R&D和广告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另外, 本文采用分组的方法, 因此在自变量中除广告费用外的其他指标的最小值都为0.1, 最大值为1。
(二) 回归分析
(1) 收益模型回归结果。表 (2) 反映了R&D产生的未来收益与公司规模的回归结果。表 (2) I是单独反映公司规模和R&D强度对未来一年收益水平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和R&D强度都与未来一年收益水平正相关, 且显著水平均在5%。RADV和RTASSET的系数也为正,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这与本文的预期相符。RBM的系数为负, 这与Fama和French的论点一致。表 (2) II反映R&D产生的未来收益随公司规模变化而变化的检验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交乘项RSIZE*RRDC的系数为正,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R&D产生的未来收益随公司规模增大而增大。另外, 交乘项RSIZE*RRDC的系数比表 (2) I中公司规模和R&D强度的回归系数略大, 说明公司规模对与R&D强度相关的收益水平产生正向作用。 (2) 收益波动模型回归结果。表 (3) I是单独反映公司规模和R&D强度对未来一年收益波动性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R&D强度与未来一年收益波动性正相关,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Kothari et al. (2002) 提出的收益波动性与R&D强度正相关结论一致。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不显著。这与假设不符。虚拟变量 (Y1, 即2007年) 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非常显著。表 (3) II是反映公司规模和R&D强度的交乘作用对未来一年收益波动性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变量RRDCPit*RSIZEit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但是回归系数为正, 与预期不一致。本文假设R&D产生的未来收益的波动性随公司规模增大而降低, RRDCPit*RSIZEit的回归系数预期为负。其原因可能是, 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受到冲击最大, 而本文的样本中, 制造业占有绝对性的比重, 导致宏观形势对总体样本的收益水平波动性产生主要影响, 而公司层面的微观变量 (如公司规模) 成为次要因素, 甚至没有影响或与预期相反。在收益波动性与研发强度正相关的前提下, 公司规模则在宏观形势下加剧了这种波动性。 (3) 回报率模型回归结果。表 (4) 反映公司规模对R&D的未来一年回报率的影响。以下是对比全部样本企业和高科技公司的回归结果。从表 (4) I中可以看出, 公司规模变量在全部企业样本和高科技公司样本中都显著负相关, 显著性水平分别是10%和1%。在全部样本企业中, R&D强度变量不显著;在高科技公司样本中, R&D强度变量在5%的水平上与未来回报率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高科技公司样本对模型的解释力更好, 这可能是因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数量较多、质量较高, 而且其R&D信息披露对公司的合理估值和盈利预期将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高科技公司的研发信息披露也更规范。表 (4) II是研究R&D强度和公司规模的交乘作用对未来一年回报率的影响, RRDCit*RSIZEit变量在全部企业样本中没有显著性, 但在高科技公司样本中与未来一年回报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对高科技公司, R&D的未来一年收益率随公司规模增大而降低。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扣除折旧摊销、广告费用和研发费用前的营业收入代替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利润来衡量收益水平, 发现R&D强度和公司规模的交乘项对未来一年收益水平仍是显著正相关的。本文也用总资产来衡量公司规模, 得出的结论一致, R&D强度和公司规模的交乘项对未来一年收益水平是显著正相关的。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