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范文（精选12篇）
关公文化 第1篇
三国时期关羽与刘备、张飞结成异姓兄弟后, 屡立战功, “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智取黄忠”等, 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他协助刘备建立蜀国, 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关羽在曹操面前, 不为金钱美女所动, 操守忠义大节。西川初定之后, 关羽奉命出兵北伐, 后由于东吴出兵, 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 关羽后路被断, 困守麦城。他带着一些心腹将校往西川突围, 在接近蜀境的时候中伏被俘, 不屈而死, 终年五十六岁。
关羽生前被封为汉寿亭侯, 死后被蜀汉谥为一个微带贬义的“壮缪侯”。在他死后的数百年间, 关羽作为一名普通的武将知名度并不高。作为一名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在许多年后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许多传奇, 在历史上不仅没有落入史学家们的法眼, 反倒被磨砺成了一块小小圆圆的鹅卵石, 然后寂无声息地被置放到了历史长河中。人们翻开一千多年前章法严谨、文字简约的史书典籍, 对这位曾经是“万人敌”武将的生平记述篇幅也不过是千字寥寥。
然而, 在历史的河床上沉寂了几百年后, 这位以武建功的隔世人物, 却犹如春风一夜催放的梨花, 除了神勇之外, 他的身上不断地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别有用意地叠加上了忠、义、仁、礼、智、信这样一些道德符号, 并且打通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文化经脉, 他还空前绝后地分别以佛家的护法、道教的天尊以及儒家圣人的身份, 出现在了无论朝野、三教不拒的精神殿堂里, 成了后人回望中国文化时不容忽略的一个独特现象。其实, 关羽的价值最先是被一位僧人发掘出来的。
南北朝的南陈年间, 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云游四方, 经过湖北当阳的时候, 遥望当地玉泉山上覆盖着紫气, 知此山定有灵异, 于是来到玉泉山, 夜宿于山间, 有美髯飘洒之神人前来与智顗倾谈, 自称乃是将军关羽, 感念智顗弘扬佛法之心, 愿意将此山作为道场, 自己愿意护持佛法。智顗大师便倡议建造玉泉寺, 尊奉关羽为“伽蓝神”, 永护佛法。从此以后, 关羽和韦驮的塑像常在一起, 共同守卫佛寺, 俗称“韦关”, 同属“天龙八部”中的天部, “武将”关羽又进入了“神将”的行列。
道教原本就是有将历史人物吸纳为道教神仙的传统, 见关羽如此有号召力, 当然不甘示弱。北宋年间, 龙虎山的张天师就将关羽当成护法天将。
历代帝王对关羽都极其崇尚, 并对其敕封, 以表彰他护国佑民的功德。隋代封关羽为“忠惠公”;唐代封“伽萱神”;宋代封“武安王”、“忠惠王”;元代封“武安英济王”、“利济昭忠侯”;明代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道光皇帝还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使关羽得到了崇高的荣誉。从唐代开始, 朝廷令全国府县在春秋两季对关帝致祭, 致使建关帝庙的习俗历代长盛不衰, 成了一种独特的关帝文化。
关羽身上显示出义不负心, 忠不顾死的精神, 一生充满英雄传奇色彩, 被后人推举为至忠, 至信, 至义, 至勇的道德楷模, 成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驱除邪魔、造福百姓的传说在民间也流传不绝。从唐代开始, 人们为关羽建庙, 称为“关帝庙”, 全国各地都有建造。有的地方称“武庙”, 与孔子的“文庙”并驾齐驱。帮会或者秘密组织常常会供奉关羽的神像。有些帮会吸纳会员的时候, 常常在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画下宣誓忠义。此外, 关羽还是民间的财神和保护神, 现在南方一带许多商业场所的门口往往都会供奉一尊手提大刀、威风凛凛的关羽神像。清代关帝庙悬挂着一副楹联, 上联是“儒称圣, 释称佛, 道称天尊, 三教尽皈依, 式詹庙貌长新, 无人不肃然起敬”, 下联是“汉封侯, 宋封王, 明封大帝, 历朝加尊号, 矧是神功卓著, 真所谓荡乎难名。”此联概括地说明了关羽逐渐受到人们崇敬的过程。
在民间年画中, 有一幅画包括了天地诸神、三界诸神, 在众多的神仙中, 关羽常常被放在正中, 画得和玉帝同样大, 甚至比玉帝还要大, 由此可见关羽在民间信仰中的位置。
经询问, 我们发现这尊关公像竟有不凡的来历。据吴姓家谱记载, 此像来自平阳府 (即今临汾市) 洪洞县屯里村的关帝庙。吴姓的先祖吴节极, 曾任明代平阳府总兵, 明洪武年间, 其后代吴普圣迁居时将此铜像带出, 后由洪洞经菏泽移居沛县, 吴氏后裔一直将此像供奉于家族祠堂, 供族人参拜。由于“文化大革命”等的原因, 吴氏后裔将此像收归家中珍藏至今。
关公文化 第2篇
在中国，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有人说，关公是一种文化，关公是一种精神。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细说关羽简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传》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九百多字，得到的评价也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以上这幅清代关庙中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
至今海内外华人，仍然有关老爷、关帝君、武圣人、关帝公、关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很有意义。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民俗一起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关公崇拜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关公文化的多彩世界。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成神究竟是受到《三国演义》传播的影响，还是相反？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来，从唐宋到元明清，都是关公成神的传说早于三国故事的流传。正因如此，历代三国小说、戏曲中才会出现很多围绕关公的虚构故事和人物。一般认为，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剧的流行，是形成后世关公崇拜的主要原因。但如仔细排比史实，会发现因果恰恰相反：每次社会上的关公崇拜升温，都会带来小说和戏剧的新一轮流行和演变。《三国志演义》一向有「七实三虚」之说，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增益最多其中一个人物，也许便是关羽的事迹吧。
关羽后来获追谥为壮缪侯，由关羽之子关兴继承他的爵位。关兴字安国，年纪轻轻就有美名，丞相诸葛亮非常器重关兴的才干，年仅弱冠便当上侍中、中监军的官，但可惜的是过没几年就死掉，由关兴的儿子关统继承爵位，关统尚公主（也是就做了刘禅的驸马），官做到虎贲中郎将。关统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遂找了关兴的庶子关彝继承。
《三国志．关羽张飞传》评言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的确这些说法在《三国志》里屡见不鲜，在《魏书》、《吴书》的传记里，一再出现关羽是「万人敌」、「熊虎将」，或者「勇冠三军」、「勇而有义」等等赞词。很多人会认为这已经是史家定论，但是对于关羽、张飞的负面评价，后人并不认同。清代即有人为关帝庙题对联说：
「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
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王午山题山东临淄孙家店关王庙」
又有人题联说
「平生为昭烈帝誓殄国仇，虽傲矜亦义勇所在；今日与文宣王抗衡庙食，是豪杰可圣贤之徵。──梁卓涛题长沙广福庵关帝神座」
明确提出对于陈寿定评的驳难。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皇帝特谕更改刘禅封赠关羽的「壮缪侯」谥号为「忠义侯」，严厉指责陈寿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加于《三国志》，宣谕「传信万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忠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独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该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虑难以更易。着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本，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可见后世对于关羽的评价，有过一段「正反合」的曲折过程。实际上在《三国志》记叙本身，关羽形象就具有非常崇高的人格特质，这是一种内塑的天性，而非因外在风气所导致。
关公崇拜之形成 荆州民间崇信
楚地自古崇尚巫风，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荆州是关羽一生事业的顶点，也是他功败垂成之地。总的说来，整个三国时期，江陵城并没有经历多少战争的摧残。但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荆州由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地位，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以战事频繁。南方想占领江陵，像关羽一样作为北伐基地；北方占领江陵，则想仿照西晋平吴，钳制长江中游，然后顺江而下，「王浚楼台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按：唐人刘禹锡诗句）正在这个时期，江陵城内出现了一位十分灵验的「城隍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北齐书．慕容俨传》）「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北齐书．陆法和传》）有理由认为，这位城隍神便是曾经修筑坚固江陵城的关羽。现存最早的唐代关羽祠碑文就说：「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而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05年在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的陶制关羽神像，这也是现今发现最早的一尊关羽神像。因此关公有可能就是那一时代荆州的城隍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由于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道，既可北上襄樊，直达中原；又能东去江汉，顺流江淮，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形象，也会顺着这条东西南北的通途大道，传播到四方的。
大体而言，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是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是北宋以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是元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是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几乎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面向世界。
佛教与关公崇拜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一位高僧出现在湖北玉泉山中的小石窟中，他是因为佛教势力还没有在荆、湖一带发生应有影响，特地到这里来捐募建庙的。这位高僧就是被称为「天台大师」的智顗。这一年他56岁。一年以后，即在此地开讲说法，信众如云，俨然伽蓝精舍，并且与润州栖霞寺、台州国清寺和灵岩千佛殿并称「天下四绝」了。
智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奇僧。他俗姓陈，华容人，先世为梁朝显宦。自幼习儒习道，后转入佛门，陈宣帝及隋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都礼之为国师。他创立的「天台宗」被陈寅恪认为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一方碑刻认定就是他做了个梦，才使关公父子识得前衍，皈依佛门，并为创建玉泉寺出力的。后来还有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公元606─706年）来到玉泉山创建道场，欲毁一祠，又梦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具言前事。神秀遂欣然以关公作为护法伽蓝。至今玉泉山犹立有明万历年间碑刻「关云长显圣处」，和清代嘉庆年间的「最先显圣之处」证实着这段佛门因果。而且至迟从唐代开始，玉泉寺就有关羽祠。这可视作关公信仰的发端。
天台宗和禅宗的相继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最初记述中的「关公信仰」，也是其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六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后又在玉泉山结茅，因应关羽「还我头来」的痛苦呼喊，而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前孽的「普净」，其实就是这个佛教故事的演义版。
道教与关公崇拜
中国早有「黄帝战蚩尤」的传说，这是关乎远古时期中原两大部族战争，决定中华民族最初走向的一项历史大事件。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述，所以长期以口传形式存在于神话之中。先秦载入各种典籍，已出现多重歧义，以致历代分证，代有异说。
「关羽斩蚩尤」就是依附「黄帝战蚩尤」传说而来的。实际上与道教派别惯于「托祖」以自高门楣，自我作古的习俗有关，其间还涉及到北宋政治财政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是被视为《水浒传》祖本，成书于宋元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大略为北宋崇宁五年夏天，山西解州盐池有蛟作祟，「布气十余里，人畜在气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皇帝请第三十二代天师张继先平息，很快成功。宋徽宗抚劳其功，张天师说是蚩尤作乱，是请来两位神将出力的。「一神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言迄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这部分解释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五年正月乙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元明清历代续有记述，但年代、人物显有不同。
金人侵宋，强索解州池盐。南宋只有靠海盐继续维持财政。但是解盐「不劳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其灵异毕竟是南渡将吏不能忘怀的，因此「关公斩蚩尤」神话应该是南宋失去了这块聚宝盆以后，道教对于解州池盐支撑国家财政的宗教想象。而正一派张天师所以推出并且不断扩展这个神话，一来是正一派宋代以来地位不断提升，二来是张天师一系素来与盐利有关，三来是张天师已然托祖黄帝，所以乐于承袭黄帝神话的余绪。
金元以后，全真道和其他道教派系也陆续接受了关公神话及其灵迹，如全真道曾以关羽为四元帅（或四天将）之一，至今武当山道观犹与马、赵、温同塑一堂。元代蒙古大汗封敕关公的徽号也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如至顺二年（1331年）封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使，兼提调诸宫神刹、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并且开始出现托名关公的道经，如《道藏》收辑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关王妙经》中，则称关公为：
「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
显然大大提高了关公的神权，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响力。也为日后关公被明代封敕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以至近世台湾传出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忠义神勇之传播
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已经是一流美誉。「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袁）绍将莫能当者。」尤其是都督荆州，相机北伐，杀庞德、擒于禁、「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离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恢复中原」战略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威震华夏」一语，为中国历代著史者仅有之颂词，尤其使后人心仪。故魏晋南北朝之武将，莫不以关、张自励。关羽既能够冲锋陷阵摧敌，又能够「守经从权」，委曲求全，随即千里投刘；既能节制一方，忠心卫疆，执行「北伐中原」的战略意图，又能够舍生取义，从容就死。所以被后人奉为「忠义仁勇」的典范。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羽等，共64人。这时关羽已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代开宝、庆历年间，两次将关羽等人列入武成王配祀中。
随着佛道两教争相神话关羽，儒家尤其是理学出于「神道设教」的政治设计，也开创出一整套国家体制下的儒家祠庙祭祀制度，并且开始用儒学系统阐释关羽精神，他们以关羽「兴复汉室」作为「《春秋》大一统」理念的标志，以「尊刘贬曹」为「正统史观」的泾渭，以「宁死不屈」作为「忠节相尚」的象征。随着理学在元明清时代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关羽形象也愈加完美了。
通俗文艺的传播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说：「王彭尝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是苏东坡青年时任凤翔签判时，听长期在西夏前线担任军职的北宋勋旧王彭介绍的情况，这个现象应当出现在已经奉关公为「军神」的宋军驻西夏前线地带。首都汴梁，亦有「说话」，其中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时，曾说其中有一个艺人霍四究就是以「说三分」见长的。
从南宋开始，「说话」伎艺有了新的发展，原因一方面是宋高宗退位以后喜欢听书，「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平话」亦同「评话」，也就是在讲述故事人物时，不时插进点评，或属插科打诨的调笑，或属因果报应的勾连，或属道德是非的评判，其事倒不必符合史实。从北宋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逐渐发展成为「平话」。今存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一个例证。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其中对于关公文字描绘较少，但若细看，会发现关公故事的许多关键所以简略，主要是留待说书人现场发挥。可以说，《三国志平话》的长篇结构和人物形象，已经为后来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序成于嘉靖壬午（1522年）。该书特色是依照理学的「尊刘贬曹」的历史价值观，尽量汰除于史无据之说，而于符合理学观念的虚构情节则不但予以保留，而且大加增益。比如关云长的「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护送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大义归天后受神僧点化成神的情节，都作了充分发挥，关公形象也因之大大丰满起来。鲁迅评价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续后版本，包括明清许多种文人名士评点本的出现和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得以大流传，而其中着力歌颂的关公形象，也因之泛化为受到不同地域、民族，各种社会阶层普遍崇信的「忠义」之神。
三国故事改编成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唐玄宗李隆基始创梨园，三国故事的剧码更加增多。金元是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峰期，现存剧码中三国戏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关公戏目非常突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郑光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
明、清时代对关羽不断地加官晋爵，关羽戏愈编愈多，称谓也随之而改称关圣、关帝了。乾隆时期特命庄亲王、张照等人系统地辑录和整理了供内廷演出的三国联合大戏《鼎峙春秋》共239出，其中关羽戏占了很大的比重，情节大部分来自《三国演义》。清代京剧起初剧码中就有155出三国戏，而以关羽为主角的则占到五分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饰演关羽为主的「红生」行当。清末，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与卢胜奎等人，参考《鼎峙春秋》等剧码，编演了从《马跳檀溪》至《取南郡》的36出联台本三国戏。可以说，戏曲亦推动了关羽的忠义及神勇形象，是关羽崇拜更趋普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帝王尊崇备至
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神话传说的增多
关羽传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源于佛教中国化，公元六世纪（陈、隋之际）天台宗为在荆楚地区传播佛教，借用关羽显灵，帮助修建玉泉寺，并且愿为佛教护法，成为「伽蓝神」。第二阶段是公元11世纪北宋关羽成为军队护佑之神，传说能够率领阴兵为宋军助阵，帮助他们获得胜利，这也是依托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的神话传说转化而成的。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宋元道教「关公战蚩尤」的神话，使他成为道教尊神。第四个阶段则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间不断涌现「关公显灵」传说，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无所不能，以至康熙朝已编辑《关帝圣迹图志》，广泛宣扬关公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护佑传说。从中可反映了关羽崇拜之形成与神话传说增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三国志》本传中关羽死后说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但裴松之注引《蜀记》言：「庞德子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也就是说他家曾被灭族，不可能有后人。
但是至迟在盛唐以前，即有自称关羽后裔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关楚征墓志》，开首即言：「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洛阳《千唐志斋》收藏有五代李克用亲家关夫人碑志中，也言「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按：原文本有误，「逄」才是正字）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可知确有一支自认关公后裔之族存在，并把关公远祖推衍到夏桀时代的忠臣关龙逄。明清全国敬祀关公以后，万历、雍正陆续命解州、许昌、荆州、当阳、洛阳等地官员就地寻访关氏后裔，仿照曲阜孔子后人袭封之例，世袭五经博士，奉祀当地关帝庙香火。关氏后裔开始随迁徙扩散至全国、海外。至于关公后裔的传说并非较晚期，而是盛唐期间出现的。《三国志·关羽传》已述明关羽是与其长子关平同时遇难的，但后世传说中，却为他增添了不同的儿子。
关索
宋代出现了关索。有武将、盗寇和江湖艺人纷纷以「关索」为绰号，如「病关索」杨雄之类。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个关索与三国关羽有关。元明以后开始融入关羽故事，最重要的证据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间北京刊刻的词话，其中有《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完整描述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曾约定关、张互杀家小以绝后患。张飞出于同情放走关家妇孺。长子关平随军征战，怀孕的关夫人回娘家产下一子，后以其师、父及收养老人之姓各取一字，名曰「花关索」。长大后万里寻亲认父，并亲为关公报仇。所述不但于史无据，且与三国小说无关。至今云南、贵州仍有以关索命名的地名，而云贵及安徽、江西等地还有花关索傩戏演出，可见它的影响深远。
关岳转世
明代万历年间关公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道教将其原来职司的「三界馘魔元帅」改由岳飞担当，佛教则以尉迟恭代他为护法伽蓝。同时也就出现了「关岳转世」一类传说。凌星卿著有杂剧《关岳交代》南北四折，并言：「关壮缪、岳武穆生平大略相类；但谓其一为天尊，一为天将，交代如人间常仪，则见属俚鄙。惟勘（秦）桧、（万俟）禼一案，或可步《昙花》后尘。」《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转而民间传说又有张飞第一次转姓为唐代张巡，力拒安禄山不屈而死；第二次转名为宋代岳飞，英勇抗金被陷而死。
拜关公为何事
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不过900多字，即使加上裴松之注也才2000多字，但却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从「亡命走涿郡」开始的人生丰富多彩，主要是与刘备、张飞从青年贫贱之交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后来战败后同心合志、托孤寄命、临难尽节的情谊。何况其「义」主旨并非一己之富贵荣华，而是正大光明的「兴复汉室」呢？
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以下逐一分说有关内容。
崇拜习俗
随着多年「移风易俗」，关公信仰的深刻涵义也逐渐远离。尤其是在国内，商家和民间供奉，多取其「保佑发财」，故其造像也变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宝了。
《西游记》说，唐太宗时代开始以秦琼和尉迟恭护卫门庭，遂图像以做门神，避邪驱凶，家宅平安。实际上以关公作为门神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后世关公地位已很崇高了。
将天地神灵祖宗供奉一堂，这是中国民间比较普遍的习俗。如将「关圣帝君」、文武财神、观音大士与神农、灶王、十二时辰、孔子以及自家王氏先祖杂祀一堂的景象。
善信奉祀关公，除焚香礼拜，致敬输诚之外，抽签问卜亦是重要途径。世传「关帝灵签」即为通神之主要媒体。此风习其实源出北京，由来已久。清代号为「通儒」的纪昀说：
「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可知影响之大。现代学者容肇祖认为：签卜本由《易》占而来。《易》的爻辞固定，利用文字以解释卦兆。到了后来，解兆的重心也逐渐移到文字上，由《周易》而《象》、《彖》，占卜的意义愈向哲学化演进。签卜不只有签诗文句，还有签格、圣意、东坡解、碧仙语、解曰、释义、占验等，或历史典故，或以三言、四言简释吉凶，指导人生行事，含有规劝意义，这与「哲学化」的功能是十分类似的。
现存《关帝灵签》100只，分甲乙两种不同签题，此外史料记述还有若干内容不同的《关帝签》，流行不广。早期签文只有七言签诗及「解曰」（或言「东坡解」），后来版本则添饰了签题及「碧仙注」等。
《关帝灵签》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莆田人傅烨所著《江东灵王签》。有充分证据表明，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由苏州传播到京师关王庙，随亦改称为《关帝灵签》。此后又随科举士人、赴任官员及商贾行贩，迁徙侨居的行踪所至，渐次播及全国，以至海外。
关公既有护法的角色，同时亦为武财神，在香港及国内不少食肆、商店都会供奉关帝，希望利其财运。关公信仰由于跨越了佛道儒三家，普及到民众底层，深入家居和日常生活，因而也超越了三教原有的禁忌。至于因佛以结缘，奉道以尊神，崇儒以称圣的各种善信，亦能各守自家禁忌，各随其便。关公崇拜与传统崇拜
关羽的武勇，被誉为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唐人诗歌也吟咏 「关、张敌万夫」，「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但关羽的地位却较张飞为高，至明清时他被尊为「武圣」或「山西夫子」，已与官方尊孔子为「文圣」、「山东夫子」崇高地位分庭抗礼，而民间信仰则尤过之。他由三国时期的「败军之将」取代姜尚成为「武圣」的漫长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从「尚谋略」到「崇忠义」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圆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全部阶层，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大的价值符号。
关公崇拜与中国文化 忠
首先说「忠」。「忠」是儒家一个重要的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徵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司马光在痛斥冯道时尝言：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井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
义
「义」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但「义」字究为何解，前人说法不一。西汉董仲舒从文字学角度说「以仁待人，以义治我」，唐代韩愈曾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却是「结义」，也就是「约为兄弟」。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美国人鲁尔曼（Prof.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
「若把这部小说与传统文人如苏洵、苏轼、李贽、钟惺、王夫之关于三国的史论相比较，历史编纂学与该小说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例如，关于『义』的问题，上述文人写的史论评判三国人物时，按其是否坚持或背离正义这一标准来衡量。在小说中，义的问题也经常出现，现代版本中几乎每隔五页就出现一次。然而，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小说作者对用绝对的义的标准来评判人物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对照性地探讨义的各种含意。要证实上述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忠义』、『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
清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也就是诠释「义」的活字典。他认为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藉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文化服务、文化原创 文化创意 第3篇
不管与制衣联系的多么紧密，以动漫服饰为主业的美盛文化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制造业，尽管这种创意并非绝对的“原创”意义，但基于文化消费升级的必然要求，这种并不算太高标准的创意当属于被鼓励、被支持的范围。
事实上，原创不足、创意不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动漫产业包括服装产业的通病。作为两者的跨界经营的典型企业，又被冠名为国内迪士尼第一股称号的美盛受到质疑不足为怪。
但是，回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阶段，当原创与创意尚处于虚弱的状态下，一味地拔苗处长并非发展文化产业的本意。我更愿意从文化服务业的角度去理解当下的文化产业，而且从文化衍生品的角度或者文化服务业的角度重新理解现阶段的文化产业，应该更有意义。
关于这一点，其实有更为官方的说法。比如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之鑫在讲到“十二五”期间发展文化产业的三个关键内容时就强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从消费升级的角度，把当前阶段的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定位成文化服务业要做的事情，理解起来更为顺畅。
回到美盛文化，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制造商之一，专注于动漫衍生品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迪士尼形象动漫服饰、电影形象动漫服饰、传统节日动漫服饰以及装饰头巾等。
2002年6月，美盛文化创始人赵小强辞掉工作，在浙江一个县城郊租了块地，动手搭起厂房，开始承接一些圣诞礼品业务的零散订单。
当初的美盛是地地道道的制造业，然而随着中国制造的不断提升，美盛开始进入高档纺织类礼品行业，进而逐步涉足与万圣节、圣诞节和大电影服装相关的生意。
发展到今天，美盛文化在动漫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生产企业中已拥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动漫服饰研发设计制造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美盛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制造逐步转型升级的过程，从单纯的制造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这个过程也是过去十年中国众多企业的写照。
服务于节庆文化的迪斯尼动漫服饰本身就是典型的文化服务业。在这里无需特别强调，类似这样的企业的原创与创意，目前这个阶段，先把服务做好，文化服务业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脱离这个阶段，单纯去谈原创与创意，绝对是空中楼阁。
所以，从这个角度，美盛为代表的众多动漫衍生品产业都属于应该被鼓励的部分，而且在这些衍生品企业中，不乏靠衍生品赚钱反哺原创动漫的例子。
再举一个CG（计算机图形）产业的例子，这个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伴随着电影、动漫的发展而发展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并没有充分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产业没有充分发展就说中国不需要CG产业。
关公文化 第4篇
大庆油田文化是英雄文化
在早期的企业文化理论中, 美国学者提出了“五要素说”, 认为企业文化是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习俗和仪式、文化网络五个因素组成的, 并指出企业英雄是企业价值观的化身, 是企业员工所认同的最佳行为和组织力量的集中体现, 是企业文化的支柱和希望。
纵观大庆油田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即英雄模范人物的激励示范是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英雄辈出又是大庆油田企业文化的一大特色。据1999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大庆油田英模萃典》一书统计, 40年间, 大庆油田涌现出省部级以上先进集体62个,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先进工作者) 17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31人, 省 (部) 级劳动模范223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石油会战初期的“五面红旗”: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
英雄模范人物在大庆油田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英雄模范人物是企业价值观的主要示范者。英雄模范人物本身蕴含着符合企业需要的价值观念, 他们工作生活在职工中间, 其思想和行为容易引起职工的共鸣。大庆油田长期坚持抓典型、树样板, 就是把英雄模范人物培育成企业价值观的重要示范者, 促使企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如大庆油田开展的“评比选树”、“比学赶帮超”、“学铁人, 立新功”等一系列活动, 挖掘出了一系列思想和精神, 使员工价值取向趋于一致, 增强了企业同向行为能力。
英雄模范人物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传承者。英雄模范人物具有先进性的特点, 同时又都来自于职工群众中间, 并与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企业价值观的传播者。大庆油田培育的一大批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 分属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他们既传承着企业的基本价值观, 又反映了企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企业历经40多年形成的典型传承网络, 始终在传承和弘扬着企业价值观。同时, 企业还通过对外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来传播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 又使得英雄模范人物成了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者。
英雄模范人物是企业价值观的重要创造者。每一个企业英雄, 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职工群众示范着企业倡导的基本价值观, 并不断创造着更具个性特点的新观念, 从而为企业价值观增添新内涵。如大庆油田“最讲认真的人”周占鳌, 他充分实践“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会战优良传统, 提出了“严在针尖上, 细在发丝上”、“宁要一个过得硬, 不要九十九个过得去”的质量理念, 使油建11中队创造了“五毫米见精神”等经典文化, 形成了“自觉从严、好字当头”的行为文化。
大庆油田文化是责任文化
大庆油田历经近50年的风风雨雨, 其文化的深层价值取向始终体现着一种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自觉承担责任、严格履行责任, 始终是大庆油田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表达。“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 集中地体现了大庆人的责任感。“爱国”是大庆油田和大庆石油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 会战初期主要表现为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甩掉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现在主要表现为创建百年油田, 确保国家石油战略安全。“创业”体现的是大庆油田和大庆石油人艰苦创业, 拼搏进取, 对油田发展和企业发展自觉承担责任。“求实”主要体现的是大庆石油人在做好本职工作上的负责态度和精神。“奉献”则更鲜明地体现出了大庆油田企业文化的责任内涵, 诠释着大庆油田对国家、社会和人民自觉承担的方方面面的责任。
企地互动的特定逻辑, 赋予大庆油田文化更厚重的责任内涵。大庆先有油田, 后有城市, 城市发展高度依赖企业, 这就决定了大庆油田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要与城市发展程度相适应。从理论上讲, 一般的逻辑是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程度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所在地区的社会繁荣。而在大庆地区, 大庆油田承担的这种责任被大幅度扩大, 而且要根据城市发展程度决定自己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城市职能。这是大庆特色, 也是大庆油田发展必须遵循的事实逻辑, 这就决定了大庆油田文化必然具有丰富的责任文化内涵。
家文化、郊庙文化、江湖文化 第5篇
摘要：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这三者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而将三者贯穿起来的正是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尤其是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自古以来，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而“忠孝仁义”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它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关键词：家、江湖、郊庙、封建礼教、忠孝仁义
正文：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使这三种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忠孝仁义”作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从家、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
家文化，以家为中心，而维护一家之正常运行，则依赖的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家”中，讲究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贵贱、长幼各有其礼，要求父父子子。家以男权为中心，女子属于完全的附属地位，家的礼数则大部分由女子完成，女子需要恪守封建礼教，遵守三纲五常，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历代大多数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玩赏的心理塑造女性角色，这种传统的封建礼教注定了女子在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命运。家文化以孝为核心，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则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家文化在其中的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严苛的封建礼教造就了剧中大部分人的悲剧命运。贾府王夫人地位尊贵不必说了，迫于封建礼法的贤，只能默默忍受贾政的风流。贾政的妾赵姨娘是她心上一把刀，因她有了儿子贾环，如果宝玉早逝，王夫人后半生将很悲惨。这种现实威胁折磨着她的心理，后来金钏、晴文的死也是源自于她对“狐狸精”“无耻之人”的恨。她自己何尝不是受害者？金钏、晴文更是死得冤。秦可卿死于贾珍的调戏，前面通过贾宝玉眼中描述的可卿卧室，杨贵妃的画像已经暗示“父占子妻”，对于看重名声“要强”的可卿来说这是致命的，何况有瑞珠的无意发现？瑞珠后来触柱而亡也是怕报复。将被非礼、强奸等受害者也视为“淫”是封建思想的恶毒一面。黛玉因和宝玉的人性自然爱恋，被元春等视为“淫”，导致爱情悲剧和死亡。元春也同样被礼法所害，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方。反人性的邪恶思想向来是害人的同时也将受害者变成礼法帮凶。即使强悍能干如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最终被“休”了。她对贾琏可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法纵容贾琏的淫荡，她运用自己才干与命运的抗争注定是悲剧。尤二姐与贾珍父子乱伦，被凤姐毒计打压，吞金自尽，一尸两命。何尝不是封建礼法思想在她头脑调唆下作的傻事？迎春更不用说了，在父母包办婚姻下，嫁给了不学无术、的中山狼，最终活活抑郁而死。尤三姐的死也是封建礼法制造的舆论压力，侠气的柳湘莲也承受不了“不干净”可能带来的婚后“背后指点，戳脊梁”恶果。巧姐的悲剧也是根源于主家男人掌管家中女子的封建礼法。刑夫人固然贤得讨好地帮着贾赦纳妾，但心理何尝不已扭曲，精力都放在挤兑儿媳妇和敛财身上了。宝衩如此有才有能，正是礼法让其无情，何尝不是伤害？惜春怕沾惹“不好名声”，毅然出家，何尝不是礼法在脑中生根。《红楼梦》中才情女儿，美丽女子“薄命司”的悲剧命运无一不多少受到封建礼法思想的毒害。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指江河湖海；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其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它摆脱朝廷、远离市井，是历代隐士的栖居之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的“江湖”指的就是隐士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这是宋代以后才有的含义，首次是在《水浒传》中被提出。这个江湖是个无形的概念，它没有具体的场所，是一大帮江湖人活动的流动的空间，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新含义逐渐代替了原有的江湖之义，并普遍被后世认可。我们这里所说的江湖文化以第三种为主，是由江湖人所创造的文化。
俗话说，人在江湖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江湖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义”，江湖人则把“义”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江湖的文化也就是“义”的文化。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是朋友来换取一己之私利。儒家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思想。
江湖作为游民的江湖第一次在《水浒传》中被提出，《水浒传》中108个好汉的行为举止则处处彰显“义”的精神。
小说中的鲁智深、宋江、李逵、林冲、花荣等等，无一不是“义”的化身，在我看来，“义”在鲁达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在《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鲁达和史进、李忠，一起去酒馆喝酒。其间，金老之女在他们隔壁哭泣，鲁达不耐烦，却意外问出了郑屠户欺负良人一事。鲁达帮助金老父女脱离了苦难，替他们打抱不平，到肉铺上三拳打死了郑屠户，然后逃之夭夭。鲁达与金老父女素昧平生，但他却为了能让他们摆脱镇关西的纠缠，不惜亡命天涯，足以可见鲁达的义胆忠肝。又如《水浒传》第七回“鲁智深千里护林冲”林冲因得罪尉之子被刺配沧州，鲁达担心林冲途中遭遇不测，一路暗中保护，并在林冲危难时及时救他脱险，为的只是兄弟间的“义”字。此外，鲁智深为就史进独身行刺贺太守，都体现了其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义”气。
108个好汉聚义，齐上梁山泊，与宋王朝展开殊死搏斗，当起义军势如破竹，就差直捣黄龙时，起义军首领心生动摇，他们骨子里的忠君思想并未磨灭，最后宋江和李逵双双赴黄泉，用义成全了他们的忠，而吴用、花荣在宋江坟前自杀，将他们的义延续。
郊庙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皇权为中心，其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忠”主要针对的是君臣关系，经过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后世对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忠已有原来的“君仁臣忠”的相对关系转变为“人之异于禽兽，逃于天地之间” 的绝对天理，甚至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郊庙文化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和高官贵族，其整体格调是庄严、优雅、凝重„„
《三国演义》是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说中主人公围绕皇权进行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他们把“忠”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身体力行着“忠”的精神。
刘备是名主，诸葛亮是忠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答其知遇之恩，倾尽其一生。后刘备征讨东吴，于猇亭之战大败而归，在白帝城托孤。告诉诸葛亮，如果将来自己的儿子刘禅没有能力或者不忠义，可以由诸葛亮取而代之。但是诸葛亮终其一生都忠于蜀汉政权，以克复中原为己任。正如他在《出师表》中所述，“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在那样急迫的环境下，诸葛亮守护刘禅，帮他处理好蜀汉政务，使得蜀国在三国时期有了稳定局面和恢复发展。诸葛亮还六出祁山积极展开统一工作。当然最终因为实力不济失败了。同时诸葛亮注意提拔有用人才，比如费祎，董允，姜维等等，使得在其死后，蜀汉政权又存续了多年。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虽然诸葛亮心中有数，但他从没有取而代之的私心，一心只为保住刘氏打下的基业。总之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汉政权的发展稳定贡献了一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集中体现了关羽的“忠”。由于关羽通过效忠刘备来效忠汉朝，即他的“忠”主要表现在对刘备的忠诚。而他与刘备又有兄弟关系，所以他的忠义总是分不开的。只是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侧重。而作为臣子最大的忠诚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在《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和《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两回里关羽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保持大义凛然，怒斥吴国，至死不降的气节是其忠诚的最好表现。此外，张飞、张任、赵云、王累等都是一代忠臣，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精神。
结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孝、忠、义分别是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
参考文献：
《红楼梦》原著
《水浒传》原著
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四) 第6篇
人多地少是个大麻烦
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强。在进行人为控制以前，人口出生率普遍高于世界其他主要民族。又由于农耕生产方式的内在需要(见《天灾地灾人灾》)，历史上中国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年增长率常达10％，甚至更高。只是由于婴幼儿、孕产妇的高死亡率，才部分抵消了早婚、早育、多育造成的高出生率；战争、自然灾害、疫病、社会运动、滥刑等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才使入口的高增长对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的压力在一些时期得到了缓解。
然而，几千年以耕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经济来源的农耕文化对土地的严重依赖，使中国适耕土地很早就被逐步开发殆尽。即使中国从原来的中原地区不断向四周拓展(从黄河中下游到黄淮海地区，再到江南、东南沿海直至珠江流域，北至长城以北，西至嘉峪关以西)，仍不能使不断增加的大量人口，获得足以稳定地维持其温饱的耕地。人地矛盾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大呈权的基础其实是小农
大约从春秋前期起，人地矛盾就开始凸显，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为缓解这一矛盾，各封国先后允许农民开荒，并开始拆分农村大家庭，调整土地占有关系。于是，个体农户越来越多，除中间短期小有反复外，小农户逐步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单元，一直延续了约2500年。
秦国本处于中华农耕区中文化落后地域，以农耕为社会基础的秦统治者为实现其野心，采行重农抑商的“农战”军国主义政策，灭六国，将“崇本抑末”、“以吏为师”连同郡县制推及全国，使独大的小农农耕文化在事实上、体制上、文化观念上得以确立和巩固，基本上阻断了中国社会的其他发展道路。(如齐国就一直是农为主，农、工、商、学、文并行，经济发达，学术昌盛，文化繁荣。)以后历史上每次民间工商、学术再度兴起或发展，都受到以独大的小农为基础的专制皇权的排斥、收编或打压。
秦以后，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调整改革，及相应的税制、兵役制度改革，几乎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人地矛盾，保护小农户，使土地占有相对均衡，增加户口，增加税收。然而不管土地是相对集中于贵族、豪强、士族、大户，还是相对均衡分散于小农户，都不能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因为土地有限，人口繁衍无限。这些制度只造成了小农户入口的更快增加和社会中间力量的严重空缺。缺乏社会中间力量庇护的大量小农户的存在，使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全面衰弱。
游民和流民混出个流氓文化
由政府直接统治数量巨大、分散弱势的个体小农和少量工商散户，导致从战国中期的秦国，开始出现超强政府和官本位集权专制。集权专制统治采取小农难以抗拒的超经济盘剥，又使后者难以长期维持稳定的温饱。这样，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实际上始终是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常常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成为黔首甚至“万般”。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人地矛盾造成的冗余人口和一些游手好闲之辈，还使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过不少无业游民，以及因天灾、战争造成的流民。这些人随着人口的增加越往后越多。这就使中国社会中逐步形成，并长期存在着一种世界其他主要民族少有的流氓阶层和与之相应的流氓文化。
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农民、无业游民和流民，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经常面临的是生存还是灭亡，活还是死的问题，当然无暇顾及其余；同时，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无组织农户和工商散户，没有力量，也没有资源对抗外界较强大的势力；加上农耕的中国人以素食为主，肉食少，而且数量经常严重不足，使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弱化。这样，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中就始终存在着一个在身体上、精神上、资源的掌控上，以及由这些导致的、在总体心理上的庞大的弱者群体；或者说，中国人的大部分就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弱者群体怎么这么大
历史和现实证明，在一个组织起来的群体中，如果成员之间强弱差距较小，一般实行民主制、共和制，如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共和制、委员会制、董事会制(企业)、理事会制(事业团体)。并有相应的权力制衡。反之，如果成员之间强弱差距很大，就只能出现独裁、专制、集权制。
在强者构成的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差距是较小的。因为强者和弱者的区别是“强者拔刀怒向更强者，弱者拔刀怒向更弱者”。强者不屑与比自己弱的人较量，而愿意向更强者至少是同强者挑战；弱者不敢与比自己强或与己同强者较量，而是去欺负更弱者。
强者的心态是竞争、不服、独立、承担，这就使强者中的强者，也不得不顾及其他强者，因而使强者群体整体均衡，强弱差距较小：弱者的心态是被动、推卸、逃避、依赖、攀附，多数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愿意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更愿意找一个人为他作主，这就使弱群中的较强者变得更强，导致在弱者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强弱差距越拉越大。
另外，强者构成的群体一般规模不可能过大，大规模群体一般都是弱者群体。
独裁和专制是大伙儿磕出来的
在春秋以前，中国社会是很多小规模群体的组合，全社会具有强者群体的特点。春秋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和封国之间的兼并，社会中逐渐形成很多大规模群体。这些大规模群体中弱者越来越多，后来都逐步演变成弱者群体。秦灭六国，则使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弱者群体。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独裁专制实际上是弱者群体必然演化出的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赢者通吃制度。弱者群体对领袖的需求，为专制领袖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弱者造出超级强者“主”以后。自己就成了奴。奴分两种，一种为主动奴——奴才，一种为被动奴——奴隶。弱群中的大多数人在长期处于奴的地位后，便养成了奴性，这便是国民性中奴性的来源。奴性包括有人说的“跪拜文化”、贾桂的“站惯了”、刘姥姥带板儿进荣国府见人便要磕头、万民百官常向皇帝“山呼万岁”等等。
弱者群体不但必然产生出独裁者，还维系着集权专制制度。
弱者群体中的一般弱者由于被动、推卸、逃避、胆怯的性格心态，往往逆来顺受，成为顺民。凡事退让“不争”，只求自保，活着、“赖活着”，成为奴隶。这恰恰是集权专制者求之不得的。他们有时
还自愿或被迫成为维持专制秩序的工具，从衙役、狱卒、打手、线人到下层军官和士兵。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哀叹是：“我这一辈子”!
太监没了佞人到处是
弱群中的一部分较强者，由于其依赖性和攀附性的弱者性格和一般人的“性恶”本性驱使，不甘于“赖活着”，便发挥其机伪性、阴蔽性的一面(见《雅文化俗文化根文化(三)》)，运用“权谋”即狡诈，而成为佞人。中国历史上握有权柄的太监、大臣、官僚、伪儒和有点小权的胥吏，大部分都是佞人。现代中国不只官场中，几乎每一个单位，包括公司、学校、研究所等中都不乏佞人。
佞人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吹拍奉迎、奸诈圆滑、八面玲珑、巧言献媚，目的是讨权势者的欢心以谋自己的利益，沾一点余恩。佞人是出卖自尊的人，是主动的奴——奴才。佞人极大地加强了权者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使一些原本不专制的权者也会变成专制者。佞人有时还能把一个凡夫俗子吹捧成圣人或英明领袖，把一个普通流氓抬举成独裁者。
一治一乱到底有完没完?
中国一直是个治乱交替的社会。在社会动乱时，原有的社会组织被破坏，散乱的弱者群众往往拼凑成，或被吸收进各种临时群体中。这种群体“对构成真理或构成错误的东西不置疑问”，“仅仅从数量的因素就获得了一种力量不可战胜的感觉”。“所以它一方面顺从权威，一方面又非常褊狭、不容人。它崇拜暴力，……要求它的英雄应具备坚强、甚至暴虐的品格。它要求受统治，受压迫，要求对它的主宰诚惶诚恐。它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保守的，它深深地厌恶一切发明和进步，对传统却怀着无限的崇敬之情。”(勒邦《群体心理学》)在社会混乱时期，不难看到以上种种现象。
社会混乱时期，还往往有流氓和流氓群体介入。流氓也是弱者群体的一部分，因无稳定的生活来源，“置之死地而后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活着干死了算”，反而有些反抗精神。但是他们欺软怕硬，“欺负老实人，刨绝户坟，踹寡妇门”，不是人格上的强者，尽管有时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仍有很重的依赖、攀附、胆怯心理，往往希望投靠更大的流氓，最好能“杀人放火受招安”。
社会混乱过后，由这类群体造就或支撑的新的制度也不能不是专制制度。
打造关公文化——亮化荆州壮腰工程 第7篇
1 关公文化与荆州的关系
关羽一生征战无数, 他最为辉煌的时段在荆州。荆州留下了诸如古城墙、关帝庙、关羽祠、点将台、卸甲山等众多遗迹。荆州是关公忠义仁勇精神的诞生地, 关羽在荆州将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关羽的信仰和对关公文化的认同, 对关公精神的传承, 都是从荆州开始, 并在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到关公, 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把他跟荆州联系在一起。因为荆州是关公镇守之地, 也因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家喻户晓。关公作为三国时代的一员名将, 在他身后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与景仰, 演变为用中国传统文化包装的伦理型、道德型的特殊人物, 为儒、道、佛三教共同尊奉, 被炎黄子孙视作忠义的化身, 乃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武圣”, 这跟关公与荆州的特殊关系分不开。事实上, 不论是历史上的关公, 还是作为艺术形象的关公和忠义神灵的关公, 都跟关公在荆州这段历史紧紧相关。
1.1 荆州是关公文化的源头
历史上, 荆州是关羽镇守之地, 关羽一生令人慕仰的品格与业绩主要在镇守荆州期间展现;荆州又是关羽落败丧身事业终结之所, 失荆州走麦城被斩于临沮的悲剧结局深深唤起后人的同情与惋惜。人们对历史上关羽的慕仰与同情, 是形成关羽崇拜现象亦即关羽文化现象的前提。从关羽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基因研究, 源于荆州是不容置疑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是荆州造就了关公, 是荆州孕育了关公的文化。没有关公守荆州、失荆州以及三国争荆州这段历史, 就没有那个身后无比荣耀的关公, 也不可能有关公文化现象的产生。
1.2 关公文化对荆州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 一个人影响一座城。荆州地处长江中游, 湖北省中南部, 位于沃野千里、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荆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是“楚国故都”、“三国名城”。而关公作为荆州历史文化中最有效的资源之一, 不仅是荆州的历史标志, 也是荆州深厚文化的体现。没有关公文化, 荆州也就没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2 荆州打造关公文化的可行性分析
2.1 荆州与关公文化密切相关
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关羽“头枕洛阳、身在当阳、魂在荆州”。荆州关公文化学术界权威人士认为:荆州作为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主要征战地和活动最久的地方, 是关公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 理所当然应成为关公文化的故乡, 荆州也最有资格、最有条件打关公文化这张牌。75岁的浦士培先生是荆州市著名的地方府志专家, 从事关公文化研究几十年。浦士培说:荆州的关公文化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关公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起源在荆州, 发展、演绎、达到巅峰也在荆州。荆州打造关公文化再合理不过了。
2.2 荆州是三国文化的璀璨见证
在三国时代, 荆州是三国争夺的焦点。荆州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三方力量的消长和三国历史的进程。一部三国历史, 从国家分、合的角度讲, 也可以看作荆州之争的历史。有关三分形势形成与发展、变化的一些重大事件, 基本上以荆州为中心舞台展开;三国时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出类拔萃的众多文臣武将, 都在荆州这个大舞台竞相亮相, 角逐较量, 生动地反映出那个历史年代蔚为壮观的社会画卷和思想文化脉络。所以说, 荆州所蕴含的三国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是历史的璀璨见证, 堪称三国文化的瑰丽殿堂。而在这个殿堂中, 与荆州关系最为密切、在中华忠义千秋史上最为耀眼的三国文化明星, 当数关公。打造关公文化是历史赋予荆州的责任。
2.3 打造关公文化是亮化壮腰工程的支柱
2011年, 荆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壮腰工程”, 加快荆州振兴, 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的“钢腰”。李新华书记在壮腰工程现场会上讲, 把城市建设作为壮腰工程的第一平台。而在城市建设中, 精神文化建设是不可忽视的。中国荆州·国际关公文化学高峰论坛暨湖北壮腰工程招商大会总结座谈会上, 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幸敬华谈论如何从活动中坚定方向, 助推文化壮腰。荆州文化资源众多, 有以南方大遗址保护荆州示范区为重点的楚文化, 以关公文化为重点的三国文化, 以海子湖为重点的城区湿地生态文化, 以湘鄂西为重点的红色文化。荆州文化资源众多, 若不统一思想, 反是负担。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仁勇, 还有当代人们加上的诚信, 这些精神品格是其他文化所不能企及的, 也是荆州形成品牌文化的, 亮化荆州壮腰工程的首要选择。打造关公文化是荆州发展的需要。
3 关公文化如何亮化荆州荆州壮腰工
3.1 围绕关公文化建设一批景点, 推进关府、关公广场、关公文化园、三国公园等文化项目建设。
过祭关公、论关公、看关公, 开展关公祭祀、关公文化展览、关公文化园观光等活动展现独特的关公文化, 形成关公文化学论文集、关公文化诗词书画集、关公文化遗址遗风考等, 突出荆州关公文化特色。
3.2 打造关公文化园。
以关公七德, 即忠、义、仁、勇、礼、智、信为主题, 构建朝拜中心、体验中心、修行中心三大文化区域, 并依北斗七星布局组建成7面关公塑像、关公朝觐广场、七德圣殿、七德酒店、武圣校场、春秋书院、智慧三国等七大功能板块。
3.3 开展关公文主题旅游, 使荆州作为其中重要一站。
全世界信奉关公的人数很多, 将这张牌打出去, 不仅能带动荆州地区的旅游业, 也能提高荆州知名度。
3.4 将关公与荆州从精神上联系起来, 对内提高全市人民整体素质,
对外宣扬荆州文化内涵, 投资撰写关公文化的书籍或拍摄宣传片, 让世人了解关公的同时认识荆州。S
关公文化 第8篇
回顾近年来西北大学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我们有三点体会:素质教育首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只有当大学生有了对自己所拥有、所依存的文化状态的清醒认识, 善于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 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我们的学生才会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其次, 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只有通过严密而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 使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上, 尽快体悟到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内核, 将文化知识转化成为内在的文化素养和人生智慧, 我们的学生才会有承担文化建设的基本本领。第三, 要着力培养大学生文化创意的经历。只有搭建宽广的实践平台, 使大学生关于文化的设想在校园、在社区、在社会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经历, 他们才会有投身文化建设的自信。
一、深化传统文化教育, 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创新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千百万大学生都有了“文化自觉”, 我国的文化传承创新事业就会波澜壮阔。
西北大学很早就提出“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 致力于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 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祖国辽阔的西部。学校将激发大学生对于文化的自我觉醒放在重要地位, 努力使大学生形成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 并通过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对比, 使学生在观察世界其他文化时, 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保持对文化的批评与建设意识。
陕西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周秦汉唐文明构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骨架。学校在科学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挖掘中华民族精神遗产、推进文化交流传播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研究方面, 古都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西北地区的重要考古遗址, 都有西北大学考古学人的足迹。从关中平原到沙漠戈壁, 从巴山蜀水到草原丝路, 到处都洒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人的辛勤汗水。经过考古学人的探索, 西北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周秦汉唐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古代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的关系, 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中华文明的基本元素研究方面, 由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奠基、张岂之先生主持发展的中国思想史学科, 先后出版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历史 (6卷本) 》《中国思想学说史 (6卷本) 》等著作, 对于中华文明中儒道佛等思想性元素的成熟与发展, 及其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在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研究方面, 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所领导的中东史研究群体, 揭示出中亚广大地区由塞族文明到中亚游牧文明与波斯、希腊、汉文明广泛交往的时代, 再到阿拉伯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 研究了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的历史, 以及阿拉伯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出版了《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简史》《文明交往论》《中东国家通史 (13卷本) 》等著作。
依托这些积累, 学校始终坚持让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大学生的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 张岂之先生就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生道德和理性力量的深厚源泉, 在大学生中开设《可爱的祖国》
*本文系作者在2011年11月1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2011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上所做
的主旨报告摘录
系列讲座, 并在1993年组织撰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书, 系统介绍中国哲学、道德、宗教、文物、教育、书法、绘画、医药与养生、饮食、建筑各方面的基本知识, 并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对偶”精神、“会通”精神。
随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 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发布, 西北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得到深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联系也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论述。大家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可以为大学生确定人生信念提供参考, 传统文化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 政治上崇尚“礼乐教化”, 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 可以为大学生判断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大学生了解一些优秀传统文化, 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会更加强烈, 他们的现代化眼光将会更加深邃。
对于如何在大学生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做了积极的探索。如学校对传统文化的教学做了进一步的丰富, 在教学内容上设计出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思想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精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明等版块, 并对各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深化。如中华文明的思想性因素方面, 就开设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6门子课程, 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作为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按每学期2到3门滚动开设。同时, 打造了更为完整的教材体系, 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15讲》《中国考古学18讲》、《中东文明18讲》等多种教材, 为学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 加强了与陕西主要文物博物馆的联系, 在半坡遗址、黄帝陵、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等重要文化遗存, 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将课堂教学内容加以延伸和拓展, 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及感受变得更加具体。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觉, 而且使文化逐渐内化为学生的品质与风貌。
二、传授严密而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孤立的, 不能独立于学科专业之外。学科和专业所包含的知识, 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积累, 其中蕴涵着文化发展的合理内核。大学生对于学科和专业知识了解得越深刻, 就越能领会文化发展的精神, 越具有文化创新的智慧。
为了使普遍性的学科专业知识在学生心灵中生根发芽, 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智慧与德性, 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 着力构建逻辑严密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西北大学是以文理为主、工科为辅的学校, 现有19个院系, 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管理、法学、理学、工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 设有75个本科专业, 具有19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以及工商管理硕士 (含EMBA) 、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硕士等16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在学校的学科群落中, 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学是学校的核心。目前拥有的7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13个国家特色专业、4个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绝大部分都归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理学。
学校始终保持理性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创新学科专业的能力。石油地质、药用植物、文物保护技术等20多个学科专业, 都是结合学科知识结构, 针对陕西和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 在全国率先设立的。最近又设立了数理经济学、化学生物学、金融数学与统计等一批文理交叉的学科专业。对学科专业, 我们大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颁发的学科目录, 将历史学分为中国史、外国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 而系本大学除历史学、考古学专业, 还有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并分设有历史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两个学院。
我们认为, 历史学的发展将包括历史、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所认识的中国的、外国的文化遗产, 都有一个保护问题。而文化遗产的保护, 既需要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 也需要专门化的技术手段, 还需要有展示和管理规范。为此, 西北大学率先对文化遗产学科进行摸索, 建成了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与展示三位一体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 文化遗产学科拥有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已经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西北地区文物系统业务人员中, 西北大学毕业生占70%以上, 在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人才培养方面, 该学科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二, 传授富有西大特色的知识和技能。如学校的地质学和生命科学的专业教育, 紧密联系秦岭山脉的相关研究展开。学校地质学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秦岭造山带形成和演化等方面的研究。生物学科则抓住秦岭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特点, 长期关注秦岭动植物资源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依托科学研究开展富有特色的专业教育。学校的学生一般能够很快体会出知识的内在精神与实质, 在参与科学研究中深刻地理解、吸收和掌握特色化的知识与技能。
第三, 突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是文化素养的灵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贯通是文化知识转化成为人生智慧和德性的关键。近年来, 为突破学科专业的局限, 西北大学已经在13个学科门类实行淡化专业界限、拓宽专业口径的大类招生, 并依托学校学科的优势, 建设了包括语言文学类、历史与文化类、宗教哲学心理学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与工程类、艺术体育与素质拓展类等六大模块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 我们将全校所有专业的选修课程学分提高到总学分的25%, 并要求文、理、工等各专业的学生必须跨类别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此外, 还开放了14个辅修专业,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辅修专业的学习, 根据学习情况申请双学士学位。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力求将科学与人文精神融入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三、搭建实践平台, 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经历
文化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生的文化创造能力。这就需要通过激发学生的文化创造潜力, 使学生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创意转化为文化创造, 具备一定的实践经历。
西北大学充分发挥学科综合和地域资源优势, 着力为大学生的文化实践搭建广阔的平台:
一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我们通过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 设立开放实验室基金、大学生创新试验计划, 广泛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等措施, 基本构建了有利于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目前, 我校120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在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中立项, 其中49个国家项目结题并取得可喜成果。同时, 重点加强国家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野外教学实习基地和社会实践场所的建设力度, 积极探索综合性实习基地的建设, 如成立的可满足学校多个专业实习需求的“秦岭-宁陕综合实习基地”, 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美国堪萨斯州威奇塔州立大学达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野外实践教学意向。2011年, 秦岭野外地质教学基地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立项。
二是为学生提供广阔舞台, 倡导彰显个性的文化氛围。西北大学的校园文化活动, 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学生用亲身体验的故事之美、音乐之美、情感之美、舞蹈之美, 抒发他们对于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感受, 陶冶情操, 提高审美格调和生活品位, 在人性塑造和人格养成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校的“黑美人艺术节”, 自1987年在一群热爱戏剧的师生精心策划下诞生, 已连续开展了25年, 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由“小黑戏剧社”创作的《家里的玩偶》获得国际易卜生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特等奖和最佳导演奖。学生自发成立的同慧影视工作室创作的《霸王年代》《紫陀螺》《火箭鹌鹑》《童年的木剑》等影视作品, 先后获得国际国内大奖。在2010年10月6日落幕的韩国釜山第三届中韩大学生电影节上, 关兵同学凭借其纪录片作品《墨脱情》一举斩获金奖。这也是该电影节自开办以来, 首次将最高奖授予纪录片。在学校参加的7次教育部主办的“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活动中, 西北大学选送的节目精彩纷呈, 形成了以综艺情景短剧为形式, 以多元艺术元素为点缀, 以深厚文化底蕴、深刻社会思考为诉求的“西大特色”。
三是为学生经历与体验不同的文化创造条件。近年来, 学校先后邀请土耳其总统居尔、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图灵奖获得者沃思以及4位诺贝尔奖得主等一批国际政要和学术大师来校进行访问交流并发表演讲, 不仅使学生亲身领略大师们的风采, 也为校园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格。同时, 我们还与多所国外大学签署了学生交流协议, 支持学生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欧盟伊拉斯谟对外合作窗口全额奖学金”等国家公费资助出国项目;与菲律宾布拉卡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派出学生开展交流;开设托福、雅思等全校公共课, 为学生体验不同文化, 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培养学生开放思维做出努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 高等教育要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其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战略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指出“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大学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目前, 素质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高等学校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主题。西北大学将不断探索, 不断前行, 为深入实施文化素质教育,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光华, 西北大学校长、教授, 陕西西安
关公文化 第9篇
在文化研究和社会人类学中,文化畏缩指的是一种内化的自卑感,指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如其他的国家。“文化畏缩”这一术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澳大利亚的评论家和社会评论家菲利普斯提出的,旨在反映澳大利亚人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指出澳大利亚公众普遍认为任何由当地剧作家、演员、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都赶不上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同行的作品.
文化畏缩一方面表现在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上[1],澳大利亚的很多电视节目都是从美国引进,但是联邦政府也限定了澳大利亚节目的比例。同时,由于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澳大利亚人对遗产建筑持反对态度。在墨尔本、布里斯本以及悉尼,有很多世界上最好的维多利亚建筑被拆除。文化畏缩的另一个体现是“犯罪污点”。“犯罪污点”是指澳大利亚人对于在澳大利亚存在的英国犯人有一种羞耻感,很多人不敢调查自己的家庭背景担心自己是罪犯的后代。因此,文化畏缩使得澳大利亚人在世界上表现得很不自信。
在1956年以前,文化畏缩一直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各个方面。从文化畏缩到文化自信的转变的契机是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2]。第1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56年11月22日-12月8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此次澳大利亚举办奥运会得到外界的广泛好评,包括对奥运会的总体组织方面、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展览馆、剧院的认可。通过对这一国际赛事的承办,澳大利亚人民重新找回了自信,逐渐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从文化畏缩到文化自信,澳大利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见证了一个年轻的多民族国家的成长。下面将从澳大利亚英语、澳大利亚体育以及澳大利亚电影三个方面对澳大利亚从文化畏缩到文化自信的转变进行深入解析。
1 澳大利亚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是澳大利亚使用的英语,是英语的一种变体。1788年欧洲移民开始定居澳洲时,有大约200多种土著语言存在,现在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人们讲80多种语言,而英语占绝对统治地位[3]。“澳大利亚英语传承了英国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记录了澳洲作为英国犯人流放地和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年轻的、具有独立民族身份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家的产生”[4]。在19世纪,英式英语被看做标准英语,英式英语的变体都被认为是不好的英语。因此,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英语具有极度的不自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当无线电广播和美国电影开始进入澳洲社会的时候,澳大利亚人曾对自己扭曲的长元音感到困惑和羞愧。不少人认为,澳大利亚人的发音引起了别人对澳大利亚人的歧视”[5]。20世纪60年代以前,无论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在电视广告方面,澳大利亚人都尽量避免澳大利亚口音,例如,“在早期的澳大利亚黑白电影《爸爸和戴维进城来》(Davidand DaveCometoTown)拍摄之前,演员需要接受语音训练”,“澳大利亚的电视广告都在尽力模仿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的发音”[5]。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英语口音逐渐得到广泛的承认。澳大利亚民族身份重塑,开始正确对待澳大利亚英语,不再把它当成一种自卑,文化自信心逐渐形成。“20世纪60至80年代,伴随着高涨的澳大利亚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澳大利亚出品的电影、戏剧、电视纷纷使用反映澳大利亚民族特色的英语词汇,演员们也使用澳大利亚口音扮演角色”[4]。澳大利亚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让他们渐渐远离文化畏缩,模仿英语标准音受到冷落。
如今,澳大利亚英语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人的骄傲。“澳大利亚英语广告在英美两国的许多城市屡见不鲜”,在重大国际赛事如“美洲杯”帆船赛、国际板球比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高尔夫球冠军竞标赛及“墨尔本杯”赛马等赛事中都有澳大利亚英语现场报道和解说[5]。澳大利亚英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源于澳大利亚自身的经济实力让人们对澳大利亚英语的认识转变,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人对于文化畏缩的摒弃以及文化自信的重建。
澳大利亚英语的文化自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独特的发音和独特的词汇。澳大利亚英语的语言特点主要体现在双元音的读音和句末升调上面[5]。澳大利亚英语的双元音很有特点,“最突出的例子是/ei/与RP的/ai/相似,如mate≈mite;而/ai/与RP的/ɔi/相似,如buy≈boy”[4]。另外“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说话时保持较小的口型,语速较快,单词之间常出现‘无规律省略’和‘非法合并’的情况”[5]。在词汇方面,澳大利亚英语也是独具特色,不仅有土著人词汇还有澳大利亚特色文化词汇(包括词汇、俗语、俚语等)。例如,嘲讽爱抱怨的英国人whingeing pom,反映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ocker等。
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英语方面的自信可以以单词“bloody”的使用为例。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拍摄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旅游的宣传片,宣传片的口号是“So where the bloody hell are you?”。宣传语中的“the bloody hell”是澳大利亚英语中的常用表达,在此语境中没有贬义,表达的是一种友好和亲近的意思。但是“the bloody hell”对于许多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具有贬义,表达的是一种厌恶之情,因此这一短语的使用必然会引起许多非澳大利亚人的误解。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做出修改,而是坚持在宣传片中使用这一短语,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人对于澳大利亚英语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没有因为别人会产生的误解而否定自己的语言,体现出了澳大利亚人很强的文化自信。
这部宣传片除了在语言上体现文化自信,在深层内涵上也体现了澳大利亚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这句宣传口号是在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问“SowherethebloodyhellisAustra⁃lia?”,指出澳大利亚地理的偏僻这一众所周知的特点。宣传口号中的“you”除了指澳大利亚潜在的海外游客外,更多是指已经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们。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在哪里,那些看到这些广告的人会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地方”[6]。不论是何种解读,这一个宣传片都展现出了澳大利亚的自信。
2 澳大利亚体育
澳大利亚是一个国际公认的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国家,是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分别为在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及在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体育在澳大利亚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澳大利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育运动不仅能增强人的体格,也能将人们团结起来,成为国家的象征。澳大利亚特色体育运动的流行体现了澳大利亚强烈的文化自信。
澳式足球(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Aussierules或Footy)又称为橄榄球、榄球,是一种源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地区的球类运动,是具有澳大利亚独有的一项运动,“融合了爱尔兰足球与英式橄榄球的风格”,在墨尔本最为普及[3]。“澳式足球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带有移民国家的民族特征,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澳洲社会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7]。这项运动对于反映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构建十分重要。
澳式足球运动初步形成于公立学校的体育运动上,后来受到橄榄球的影响,由中产阶级最后发明形成。一经发明,这项运动就逐渐受到普通群众的喜爱。每年的九月份,“维州足球联赛大决赛”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是澳式足球最高级别的赛事,是目前澳大利亚俱乐部联赛级别冠军赛观众出席率最高的体育盛事,观众达10万人都是平常事,由此可见澳式足球这一本土运动的强大影响力。同时,决赛前的一些仪式也给澳大利亚人提供了展示本土文化特色的机会。
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将澳式足球推向世界,但是没有很大的成效。虽然澳式足球只在澳大利亚有影响力,但是澳大利亚人不管其他国家对此项运动的看法,对这项运动十分狂热。很大程度上,运动已经不再只是运动,它已经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这种独具澳大利亚特色的运动推广了澳大利亚的独特文化,将澳大利亚人凝聚在一起,从而展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自豪感。
3 澳大利亚电影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或一个区域的文化价值观[8]。澳大利亚电影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电影业的发展也体现了澳大利亚人从文化畏缩到文化自信的转变。
1910年以后,好莱坞电影业建立,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得很多英语国家的电影制片商很难发展国产影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影公司垄断了澳大利亚的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业的全球影响力直接对澳大利亚的电影业造成了威胁,因为美国电影业对本土电影市场的垄断必然会使本土电影的发展寸步难行,同时也会让本土文化失去特色被“美国化”。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发展国产电影的必要性,目的是展示澳大利亚的独特文化[9]。这已经初步显示出澳大利亚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开始重建文化自信心。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电影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的电影业真正起飞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1975,社会动荡和文化反思导致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AFC)成立,这是一个让澳大利亚人彻底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的电影论坛。从1980年开始,澳大利亚每年只生产20到35部影片,年度票房收入在四亿澳元左右,但只有5%-10%来自澳大利亚国产电影[8]。为了挽救电影业被蚕食的现状,澳大利亚的电影制片商开始大力发展国产影片以推动“电影文化”的发展,积极争取政府对电影业的支持。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澳大利亚电影进入了复苏时期。国产电影的模式被官方所承认,影片数量逐年增加,观众对国产影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税收政策刺激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并对影视创作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澳洲国产电影的全盛时期。从1970年到1980年,在这十年间,澳大利亚总共生产了350部电影、150部电视剧和100部短剧[8]。一些成功的澳大利亚电影有《遥遥星期天》(Sunday Too Far Away),《悬崖下的早餐》(Panic at Hanging Rock),《我的辉煌生涯》(MyBrilliant Ca⁃reer),《咆哮》(Breaker Morant)等。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如《PanicatHangingRock》,《MyBrilliant Ca⁃reer》,或者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如《加里波利》(Gallipolli)。这一时期的电影展现了澳大利亚优美独特的风景,同时也展示了澳大利亚的独特文化。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的电影风格发生了转变,不再是过去的怀旧时代风格,而是进军“大片”,表现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认同,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有《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等。
电影作为文化的旗帜,在展示澳大利亚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著地表现出了澳大利亚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如今,澳大利亚的电影已经逐渐摆脱了好莱坞和欧洲电影模式的影响,从文化畏缩转变为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确立了自己在国际影坛上的地位。现在澳大利亚致力于本土文化的电影并力求将澳大利亚的电影打入国际市场。对于本土电影,澳大利亚旨在与英国电影和美国电影区分开来,展现澳大利亚本土风情。除了对本土电影加大投入,澳大利亚也致力于把澳大利亚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并向好莱坞输送澳大利亚演员。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从最初的文化畏缩到现在的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如今,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文化自信处处体现,以往的文化畏缩早已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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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勇先.英语发展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Thompson J D.“I don’t wanna live in this place:the‘Austra-lian cultural cringe’in Subtopia and the River Ophelia[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201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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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天颖,张威.透视澳大利亚电影业[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5):33-39.
文化与文化产业 第10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为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正当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之时, 李长春同志著作《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由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全书生动记录了党的十六大以后的十年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显著成就, 科学总结了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实践经验, 全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实践色彩, 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记录, 是新时期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经典教材。该著作此时出版, 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文化的改革与发展,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信心和决心, 具有重要意义。我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 亲历了这十年中国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光辉历程, 现在拜读此书, 倍感亲切, 体会颇深。下面, 我就建设文化强国与发展文化产业, 谈谈学习体会。
一.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包括李长春同志在内的我国高层对文化在国家的位置, 以及对文化的深入认识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发展, 文化是核心竞争力。李长春同志指出:“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他反复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他认为, “文化对促进经济增长, 增强综合国力, 参与国际竞争, 培育民族精神, 提高人的素质,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 是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尊重、向往、认同的生活方式。没有文化的崛起是缺乏灵魂的发展, 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难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有文化大国的崛起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敬畏。李长春同志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是文明古国, 是文化资源大国, 但还算不上文化强国, 需要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层面看,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 是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了解和认同、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迫切需要, 是树立我国良好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 增进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迫切需要。”
2011年10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问题,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是: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 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从国家层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这是是继人才强国、科技强国之后, 我们的党提出的又一重大战略思想, 体现了我们的党对文化的意义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更加重视。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后, 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发了这个思想, 在出访俄罗斯、非洲国家和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等讲话中又进一步作了论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承续百年的宏大命题。“中国梦”是在一百余年特殊的国家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全民愿景, 是我们国家从贫穷落后通过和平发展走向繁荣富强, 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必然选择, 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面对新的形势新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3年最后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并希望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创造力,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以此来加强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这是对建设文化强国与“中国梦”关系最深刻阐述。
如果说经济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度, 那么文化内涵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深度;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力度, 那么文化精神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高度。军事让我们觉得安全地活着, 经济让我们觉得不失体面地活着, 文化让我们富有尊严地活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李长春同志认为:“文化软实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地区和城市的靓丽名片和金字招牌, 是代表一个地区和城市综合实力、竞争力、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说, 软实力也是硬支撑”。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文化不仅是精神的力量, 文化软实力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文化软实力只有融入强健体魄的硬实力之内才会有生命力, 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的载体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要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自身建设、培植厚重的文化根基、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探索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 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 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二.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支撑
近十年来, 我国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发展。以前, 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是宣传, 文化放在宣传之下, 讲究的是它的社会效应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形势下, 我国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 开始重视文化与经济水平和产业水平的关系。然后在“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又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 这些都是我党在文化重大理论上的突破, 也是李长春同志对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李长春同志指出:“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生产中的智力投入和物质投入, 具备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基本特征, 文化产品的生产, 形成物质形态的生产过程, 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一道, 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文化产业是新型产业, 方兴未艾, 它所创造的价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国民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 随着“文化强国”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 全社会对文化产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认识逐渐取得了共识。2011年10月,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 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首次被中央以文件形式确立。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目标。李长春同志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他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对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 衡量文化产业能否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关键要看文化产业能否达到一个约束性指标’、发挥四大作用’、拥有六大要素’。一个约束性指标’就是,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或超过5%。”他认为,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迫切需要;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的迫切需要;是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迫切需要, 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是把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基本途径。在文化产业发展上, 李长春同志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优化结构、扩大消费、增加就业、促进跨越式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和突出特点, 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信息、物流等产业融合发展, 使之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依法运营、相对独立的合格市场主体。在文化发展格局上, 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市场主体, 积极吸收民营资本、海外资本参与文化建设, 形成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上, 他强调坚持“两条腿”走路, 在继续推动政府间文化交流的同时, 充分积极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 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 以企业为主体推动更多文化产品走出去。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上, 他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乃至传世佳作,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文化产品评价上, 他强调人民群众是最终评判者, 要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作品最高标准, 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这些新思想新观点, 来源于对文化改革发展的不懈探索和对基层实践创造的深刻总结, 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对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
黄永林教授与刘守华教授、陈建宪教授及学生们
文化？商业文化？ 第11篇
不仅钟表业如此，汽车、奢侈品等行业里人们通常碰到的所谓“文化”，绝大多数应该归于商业文化范畴。
平生最爱车与表，每次有幸参观海外的大型车展表展，或者参观各家专业的博物馆，只要是有可能一定会在其附设小卖部里看一眼，目的是顺手买几本关于专业与历史的书籍带回家。有趣的是，虽然欧美的研究者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做了许多的研究，有不少关于早期汽车与钟表的技术与背景的探讨，但毕竟属于一个偏门，很少人会专门以汽车或者钟表文化专家自称。然而渐渐地在中国却出现了汽车文化专家了，如今甚至有了钟表文化专家，感觉多少有点怪异。从个人经验的角度上看，无论汽车与钟表都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在没有弄清楚其诸多重要的细节之前，即便进行一些文化的研究也只是十分粗浅的研究。这就好比是虽然出于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或者出于对德国哲学的钦佩而立志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究，但普通中国人还是难以通过翻译的文献甚至是粗通的英语而成为专家教授，充其量也只能够成为一个让人感到学识渊博的爱好者罢了。
说起欧美学界对于钟表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围绕着技术的演变与公司的发展以及从国际经济贸易历史的研究。可惜这些专著往往没有中文版，甚至没有英文版，而是以法语或德语出版的。不过，近年来拜中国经济越来越热之赐，一系列关于产品的专著集中出版，其内容从品牌历史、到值得收藏的珍品（主要是钟表）无所不包，虽然一些著作是在公司方面的支持下出版的，带有一些或浓或淡的商业气息，但类似的书不少都是以英语的形式出版的，于是让不少接触到此的中国爱好者也觉得能够迅速地入门。但入门是一回事，真正的研究特别是从具体的物质与技术推演到文化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不能够直接寻找与阅读那些法语、德语甚至拉丁语的相关历史文献的条件下，更加无从谈论文化研究这样高深的课题。
其实，发轫于汽车，逐渐波及到钟表及其它的奢侈品，还有一种或者侧重经济、或者侧重社会的研究方法。曾经分别与不少来自欧美的专业汽车或钟表作家以及业内人士聊到中国应该如何从自己的角度来做一些研究的问题，当听到有不少人建议中国不应该过于拘泥具体产品时，特别认真地与之做过交流——其实，在不少欧美业内人士看来，对于具体的产品孜孜以求是典型的日本式研究风格，日本人已经将这种风格发展到了极致，甚至连对于产品本来就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的欧美专家也为日本人对于产品细节的详尽求知欲所惊叹。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继日本之后开始经济腾飞进而同样关注汽车、钟表以及其它奢侈品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无法通过学习日本人来超越其对于产品的认识。有人甚至十分具体地指出，越来越多的初入门者与普通爱好者可以通过购买专业书籍或者更简单地上网搜寻与发问，获得关于某种产品的诸多细节，相对于业内最专业的专家也往往只有一点点的差距。而这一点点的差距却决定了某些人是超级爱好者，而另一些人是真正的专家——对于中国同好的建议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将具体的产品与技术的演进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可以利用欧洲与日本方面现有的成果，更加深入地理解汽车业与钟表业乃至整个奢侈品的真谛。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这些海外同好其实是想说，与其背熟一大堆产品技术术语或者产品系列编号，不如认真探究一下发展的大势——如上世纪70年代以后，豪华车是如何从后驱形式改为前驱形式的，而欧洲的一些豪华品牌为何至今坚守后驱。如今兴起的四驱热潮是在电子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之下的，但传统的机械式四驱在极端情况下更能够发挥全部的动力。或者从制表业传统的复合金属螺丝摆轮发展到单金属的光摆之间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如今螺丝摆轮的复兴似乎更加关乎审美而非技术。另外，记时表从最早的柱轮发展到凸轮，其实在可靠性与经济性方面都是突破性的成就，而如今柱轮结构记时的卷土重来则与现代精密加工技术以及数控机床的普及有关。只有明白了类似这些的道理，才不会被商家或者炒家各种夸张的故事所迷惑，更容易从本质上把握汽车与钟表发展的脉络。这也就是不少海外专家建议中国的研究者应该去做的工作。尽管这些论点或许对于欧美那些身在其中的汽车人与钟表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共识，但对于普通表迷来说还是要花些精力探究一番的。
然而，以上这些算是真正的文化研究吗，从宽泛的角度上说或许应该是，但严格来说则还是在物质演变的范畴内，想要进一步上升到文化，需要在个人理论素养以及对于资料的全面掌握方面有更进一步的积累。弄清什么是更加纯正的文化，什么是公司引导下的商业文化其实有利于让真正研究者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这其实也可以为商业文化推广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让未来的文化研究与商业文化发展在更高的水准上展开。必须指出的还有一点，有关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探讨不仅局限于汽车与钟表，而且与其它奢侈品行业都有密切的关系。
关公文化 第12篇
建设法治文化, 首先必须有法治文化理论的引领。 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作为涉及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和全体民众的浩大工程, 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 近几年来, 法治文化建设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法治文化的实践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 硕果累累。 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本系统阐述法治文化理论的书籍。 而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 很多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有的只是涉及法治文化的表层, 基本上仍然属于普及法律知识阶段, 没有进入引领法治文化的实质领域, 或者说, 他们所建设的还不是真正的法治文化。 因此, 张建华撰写的法治文化理论专著《法治文化读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法治文化读本 》以法治建设为核心价值理念, 认为法治文化是党和政府倡导、主导形成的, 全社会各类群体所共有的、以建设法治社会, 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以法治价值理念为核心, 包括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方式、法治意识形态、法治生活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或精神因素。
该书结合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客观实际, 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角度全方位阐述了法治文化理论。 全书共7 章, 26.7 万字。
第一章法治文化概论全面阐述了法治文化的概念、特征、基本内容以及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作用。
第二章法治文化理念阐述了法治文化理念的概念、特征、核心以及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生而平等的价值理念、基本人权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权力制约的价值理念、司法独立的价值理念、程序合法的价值理念、促进发展的价值理念等基本内容;
第三章法治精神阐述了法治精神概念、 特点、重要作用以及法治崇拜精神、法治为民精神、法律边界精神、利益割舍精神、诚实守信精神、知足节欲精神、制怒忍让精神、慎微慎独精神、防范维权精神、献身法治精神等基本内容;
第四章法治思维方式阐述了法治思维方式概念、特点、重要作用以及法律角度思维、法治途径思维、法治客观思维、法治中庸思维、法治创新思维、法治换位思维、法治效率思维、法治双赢思维等基本内容;
第五章法治生活文化阐述了法治生活文化的概念、特征、价值意义以及包括法治饮食文化、法治酒文化、法治服饰文化、法治居住文化、法治出行文化、法治购物文化、法治娱乐文化、法治庆典文化、法治性文化、法治邻里文化等基本内容;
第六章法治文化载体阐述了法治文化载体的概念、价值意义以及法治道德文化、法治宗教文化、法治典型文化、法治诗词文化、法治歌曲文化、法治故事文化、法治书画摄影文化、法治相声小品文化、法治戏曲文化、法治物质文化载体等基本内容。
第七章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简要阐述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