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古代文学属于璀璨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具有珍贵性和价值性。促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流传，有必要对其传播当中的各个层次进行明确探讨。本文在探索我国古代文学传播时便主要对传播的主体、环境、内容、方式、对象、效果等展开了探讨。主体主要有书塾、寺院等，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内容包括时代性和价值性，方式有书面和口头，对象有创作型、批评型和消费型，效果与方式和对象密切相关。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播学；传播层次
前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文学、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予以了重点关注。就现阶段而言，在文学接受方面已经产生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文学传播，尤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展开的研究比较有限，虽然进行了研究对象、范围以及方法的确定，却不具有明确性。鉴于此，在对我国古代文学传播展开研究时，必须要确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即形成研究的六大层次，便于系统的展开探索。
一、传播主体
古代文学与自然环境、人们的劳动等均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古代文学的传播需要借助于劳动人民的力量，从该角度可以将劳动人民视为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虽然在中国的诸多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但是其在传播当中基本上会依靠个人、家族、民间机构、寺院、书塾等。传播主体的不同产生的传播作用亦存在一定差异性，一般情况下，寺庙和书塾的传播效果比较明显。除此以外，唱戏的歌姬或者演员亦能够成为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其具有传播快速的特点。
二、传播环境
对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环境进行分析时可以将其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传播的软环境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管理以及技术条件等。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可以反应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状态，反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态又决定着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例如唐朝鼎盛时期的诗文发展状态良好，与当时唐朝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关系密切。该点主要是指宽松的政治环境可以令人们具有一定言论自由的权利，良好的经济环境则可以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创造经济条件[1]。此外，古代文学传播的硬环境主要是指茶馆、酒肆、寺庙、私塾、官府等场合，在上述场所当中文化便于被弘扬与传播。
三、传播内容
古代文学在传播当中会受到时效性的限制，主要由于其传播的方式并不十分发达，因而传播的内容具有一定滞后性。一般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创作者，其作品在出现时便能够被世人所知，比较典型的应该为李白、杜甫、苏轼等。但是，对于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创作者，其作品即便比较优秀，但是却不能够得到及时且快速的传播，甚至部分创作者的优秀作品只有在其去世以后方能够面世。从该点可以看出，优秀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的传播与创作者的知名度关系密切，但是其内容大多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深邃的内涵，因而能够受到众人的追捧，符合大众审美。鉴于此，对于知名度较低的创作者的作品，可以从其传播内容的时代性和价值性入手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四、传播方式
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比较落后，其传播的速度十分缓慢，传播的方式主要为书面和口头。其中，书面传播主要将文学作品刻至或者印至书本面上，由寺庙或者私塾进行传播。口头传播则比较兴盛，可以由歌唱或者吟诵等多种方式，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传播当中便主要采用了口头傳播的方式，能够在其游学时进行思想的广泛传递。
五、传播对象
分析我国古代文学传播时对于传播的对象需要展开重点探索。传播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所传播的文学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其价值性具有决定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传播对象分为创作型作家、批评型专家和消费型读者三个类型。其中，创作型作家比较关注作品的内涵，希望能够吸收借鉴优秀之处；批评型专家主要为了批评而阅读，对文学作品会产生审视，关注的内容为作品价值；消费型读者当中的普通民众主要为了消遣和娱乐，文人士大夫则偏向于作品的文化与内涵[2]。
六、传播效果
古代文学传播当中，不同传播方式、传播对象，对同一文学作品产生的传播效果存在不同之处。以手抄本传播为例，手抄本当中的文学作品一般会选择比较具有文学价值和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但是不同书法家所写的手抄本却具有不同的传播价值和传播效果[3]。若名气较大的书法家抄写，则更易于传播且传播效果更好。主要原因在于，书法家自身的文字水平和家庭背景等会对文学作品传播速度产生影响，其生活环境当中的丰富传播资源亦会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由文人雅士所创作，其中蕴含一定深刻思想与情感，在其产生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会进行传播，在时间的演进下至今已经形成了古代文学传播这一研究领域。为了能够更加系统且细致的对我国古代文学传播情况展开研究，必须要从传播的主体、环境、内容、方式、对象和效果六个方面入手，保证研究的全面性，更加深入的挖掘我国古代文学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曹萌.论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03）：164-167.
[2]戴灜滢.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的文学传播价值[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11（06）：98-100.
[3]秦艳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探析[J].教育现代化，2016，35（08）：346-347.
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大氛围下，对于我国的高中教育来说，其英语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日趋加大，也存在很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各学校需要在传统的英语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摒弃“经院式”授课模式，借鉴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成果，指点高中学生自我构建外国文学知识系统，重点培养其思维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实现英语文学教学的突破性改革，最大化体现高中英语文学教育的价值。
【关键词】国际化 高中英语文学教学 改革
在当前国际化的背景下，怎么样有效的改革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从而充分将其优势力量发挥出来，为时代培养与时俱进的人才，是诸多学者和英语专业文学教育工作者积极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重视文学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对于文学教学来说，其研究和透析文化密不可分，在十四世纪的时候，英文中就出现了Literature这个单词，有着经过阅读获取到的高雅知识之含义。在法文和拉丁文中也有着较为接近的词源，大都有着相同的含义。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lit-tera——意指letter（字母）①。这就意味着，从14世纪开始，英国的文学教学就注重文化的融入程度。因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文学，也是人们内心情感充分表达与对一定时期和地域进行再现的一类社会生活。
“文化折射”理论——由皮尔·布狄厄在其《文化生产场》一书中最先提出。他指出，在文学里的反映上，社会现象不会直接的发生，需要经过文学场而进行相应的折射。对于文学来说，其历史以及特征等能够组成一个文学场，而对于其场外的现象来说，需要经过其折射才能在场内反映出来，而在反映的时候，场外的现象也会因为文学场的存在还伴随一定的转换和变形，所以说，对于社会现象来说，不论是被反映的，还是反映的，都不会一模一样②。因此，中国高中阶段英语文学教学只能以中国人的灵魂去教授西方的文学，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必然会异于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研究。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研究热开始遍及整个世界，影响力辐射至全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学教学研究也在其中。在1963年的时候，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其创建人为查德·霍加特，创建目的是为了对文化形式、实践等和社会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研究③。八十年代后期，英国的文化研究思路与文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传到了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丰富，随后对西方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文学的层面对文学教学进行研究，就是将文学看成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分支进行理解，不是仅仅将其作为背景或者基础，而是基于系统论的相关原则，从文化整体出发，对文学教学进行把握，将文学的本质以及功能充分体现出来。
2.理性认识文学教学中的翻译因素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认为的外国文学教学可以看成是翻译的外国文学教学，学生一般阅读到的以及教师讲授出的外国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翻译为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教学。
意大利梅雷加利指出，对于翻译来说，其首先可以归属于语言范畴，而最终又属于文学区域，因而，翻译行为有着语际性的本质。其是基于自然语言层面形成个各个地域中的人类的桥梁，也是自然语言较为特殊的一类研究对象，而且还是比较文学中处于前列地位的研究对象④。意大利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一方面将外国文学看作翻译文学来教授，注意翻译文学的特征、价值以及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又经常性的把译本和原著进行对比，考查译本中有无增删、更改或者是杜撰，两种文本间有何异同，其间是否出现错讹，分析何种原因导致种种偏差并产生何种结果。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将文学翻译在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及缺陷挖掘出来，进而更好的改革外国文学教学。
外国文学教学并非等于翻译文学教学，但是外国文学的教学当中必然涉及翻译文学教学。由于不同的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任何翻译都会于某些地方存在一定程度上原作品不具备的作用与意义。理性地对待外国文学教学中翻译教学的作用，合理利用其“创造”与“叛逆”之处，学生才得以辨析、欣赏不同语言文学中的独特韵味与魅力。
二、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中国，关于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相关研究起始于2003年，主干课程有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英美诗歌/戏剧等，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可以对学生语言训练、交际能力等基本功进行培养，还有利于帮助学生批判的继承西方文化，对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1.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
现今国内高中英语的英美文学教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对语言技能的过分关注导致英语教学界忽视社会文化语境中学生交际能力和文化素质的养成，加之市场经济大潮与西方快餐文化的冲击，当今普通高中学生的英语人文素养弱化，综合能力下降，远不能达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另一方面，英美文学课程在相当一部分普通高中被边缘化，许多教师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把学生当成接受知识的“容器”，采取“经院式”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对英美文学失去兴趣，仅仅将其视作获取学分的手段，修完课程后依然不具备欣赏、理解英美文学的基本水平，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增强了。
2.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形成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高中英语教学为适应高考的需要，过分强调只是的“实用”性，重“语言”轻“文学”，导致英美文学类课程被边缘化；其次，普通高中的学生文学基础知识较为欠缺，视野不够广阔，主动学习能力较弱，学生普遍感到英美文学不容易学；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文学课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或者未能较好地掌握学习英美文学的方法，学习有较大的盲目性。
还有的学生认为英美文学，尤其是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离现实太远，学习热情不高。此外，英美文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够灵活多样，未能与国际接轨，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来说，有着和当前不一致的期望，其学习状况和需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还和国际水平差一段距离，不能较好的结合培养能力/素质以及国内外的教学模式。
三、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新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文学课程属于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在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阅读下，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也有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学及文化。”专业课程教学是面向全球化，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21世纪的英语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视野、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独立提出见解以及创新的能力。其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但由于我国高中英美文学教学长期实行传统的“经院式”教学模式，忽视了国际文学教学发展的变化趋势，导致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多年来教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而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也是长期困扰学生的难题。
2.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是体现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结合英语教学的特点和教育部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精神内涵，经过反复国内专家的调研以及深入论证，应当以建构主义为指导，围绕国际要求以及高中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开展行动研究，探索如何把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贯彻到英美文学教学之中，使这些课程体现并达到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基于建构主义的层面来看，对于学习来说，其是一项较为主动积极的，和情境密切相连的自主操作活动，而学习过程就是在教师指引下，学生将自身知识体系充分调动并和当前信息内容充分结合将知识重新进行构建的过程。据此，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期望与要求，对他们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作用甚微。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我们将学生看成认知的主体和主动的建构者，将传统模式转化为以学生为主体的任务型教学模式，就可以把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在丰富的具体任务中充分融合，将近似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营造出来，让学生可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语言交际能力充分实现，将英美文学的内涵和价值充分把握，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研究能力开发出来，对其人文精神进行培育。同时，在主动体验、探究英美文学丰富的语言形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节的过程中，学生将在心智上逐步成熟，逐渐具备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种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从而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够尽快地适应并服务社会。
国内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无论是针对英美文学教学现状和现存问题的调查分析，或者是涉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策略和内容，都亟需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全面而系统的国际化的研究，尤其是如何通过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加强对高校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如何探索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对英语文学教学的改革研究将对解决英美文学教学的现存问题，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较好的作用。另外，还能推进英语各科课程的改革进度，使得学生更好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教学实践的加强和学生的培养质量。
四、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措施
1.课程设置合理化
创设基于普通高中学生特点的课程体系，使课程设置层次化，课时分配合理化。突破文学课程的传统模式，按照国际化的教学要求，设立英美文学“入门课程+主干课程+拓展课程”的多层课程结构，重视基础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和对文学知识的积累，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从而有效解决文学课在英语专业教学中日益被“边缘化”的问题，为英语课程体系面向全球化的改革提供借鉴。
在课程设置上，将英美文学课程层次化、系统化，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学的源流，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及其文化传统，提高学生文化综合素质，为以后开设英美文学专业课提供重要的背景知识。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和美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为文学主干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从宏观上把握英美文学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程，同时结合各时期主要文学现象和流派，对具体作品进行创作思想、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和探讨，提高学生的分析与思辨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概论、英美戏剧、英美诗歌为文学拓展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在课时布局上，针对学生普遍反映高年级阶段学习时间紧，内容密度大的问题，突破了文学课程局限于高年级（3年级）的传统模式，将一部分课程延伸到低年级的基础教学中。譬如，在1-2年级开设圣经故事、西方文化入门、英美电影赏析等，旨在从入学之始便培育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使他们具备文学学习的基础知识，为高年级的深入学习搭建一个为较扎实宽阔的平台。
2.创设国际化新型教学模式
对于英美文学新型教学模式来说，要对文学教学的延续性进行强调，将一些相关课程在低年级的基础教学中就进行延伸，如此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其的学习兴趣，让其从一开始就具备文学基础，也为学生深入高年级搭建了坚实的基础力量；其次，这一模式将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思想，推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重点探讨如何借助启发式、体验式、交互式和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把人才培养目标贯彻到一系列具体任务之中，辅之以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引导学生在主动加工、吸收和内化新信息的任务活动过程之中去探究经典文学作品所蕴涵的人类文明精髓、体验其中的深邃哲理、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建构人生目标与道德价值观念。
这种面向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坚持能力与素质培养并重的原则，辨证把握语言技能训练、专业知识传授和综合素质培养三者之间、以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向学生传授了学科知识，培养了他们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全球化意识以及人文素养和思想素质。再次，国内此前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从事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应当从英美文学教学的整体出发、以解决英美文学系列课程现存问题为目的而开展系统性的行动研究。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将英美文学教学置于更为宏观的层面，把具体课程与教育的终极目标、与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多样性的国际化要求紧密结合。
将把学生作为主体力量，将现代教育技术作为基础的国际化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设计出来，可以将经典文学的相关学习在丰富多样的课内外具体任务中充分融入，要和动态立体的综合多媒体手段充分结合起来，重视训练英语语言技能和培养综合能力的融合，并且动态的修整这个模式，从而及时的解决当前英美文学教学中伴随的问题。
将丰富多元化的全球化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创建出来，并且将学生的多种能力也在这一评价体系中纳入进来，从而在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紧密结合的方式下，确保把学生作为主体力量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实践的成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把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与高素质人才培养相结合，促使学生在积极自主的学习过程中实现语言交际能力的习得，开发其国际化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研究能力，培育良好的人文素养、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注释】
① 雷蒙·威廉斯 著；刘建基 译. 关键词[M]. 北京：三联书店，2005：268.
② 特瑞·伊格尔顿 著；方杰 译. 文化的观念[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0.
③ 曾艳兵. 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2006（2）：162.
④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160.
【参考文献】
[1] 崔少元. 全球化与文学教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探微[J]. 外语教学，2000（3）.
[2]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3] 张玉霞. 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的思考[J]. 文学教育，2007（1）.
[4] 纽曼、约翰·亨利 著；何曙荣 译. 大学的理想（节本）[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现代技术条件的支撑下，我国网络文学在发展中产业化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成熟，为网络文学快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网络文学在产业化发展当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网络文化整体产业化发展驱使下，加强对我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的研究，分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于实现我国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文学；产业化；机遇与挑战
网络文学是在现代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的电子传播文学，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文学产业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文学的日渐兴盛，网络文学经济效益的日渐突出，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也日渐清晰。网络文学生产主要是依靠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进行的，这也为网络文学的快速传播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我国网络文学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对推进网络文学产业化进行研究和创新对于推动我国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也更加明显，这为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使网络文学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市场。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发展进步，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这推动了网络文学的高速发展。随着我国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其逐步适应市场和时代的变化，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当中展现出了新的特點和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文学网站发展的商业化。网络文学网站的商业化使得网络文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这一过程当中，网络文学网站的商业化发展模式不断成熟。此外，各大综合网站，为了分一杯羹，在网络文学发展当中，纷纷开辟了专门的网络文学专区，这为网络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是，两相比较而言，综合网站所开辟的网络文学专区和专业的网络文学网站之间存在差距，这不仅表现在页面效果、阅读效果等物理技术层面，还表现在网络文学质量层面上。
2.网络文学的出版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的市场价值也在不断被发掘。当前，很多出版社已经开始进入网络文学领域，通过与专业的网络文学网站之间开展合作，能够使受读者喜欢的网络文学作品尽快地以纸质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随着我国网络文学和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文学作为背景进行游戏开发，成为网络文学和游戏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此外，网络文学与影视等产业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渠道。
3.在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中，网络文学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网络文学创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随着网络文学受众审美标准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必须要有更高的质量，这就要求网络文学的创作除了要具备扎实的文学创作基本功之外，还必须有严密的逻辑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了保证网络文学的点击率，在进行创作时，创作者还必须保证每天的更新量。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产业化速度不断加快，创作者的待遇将会更好，网络文学创作工作也将变得更加规范。
网络文学是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并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自己的特征，网络文学在发展当中更加注重对个性的展现，并且在反思和深层次的思考等领域与传统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例如对网络文学而言，其价值的体现是通过网站中的点击量和浏览量实现的。同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发展更加注重个性的表现，这样就使得个人话语权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了充分挖掘。同时，在网络文学创作当中，创作主体和受众能够进行互相交流。网络文学在发展中展现出来种种新特征，也预示着文学发展的新的方向。
二、我国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1.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给网络文学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产业化发展模式能够为网络文学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网络文学的兴起以及其快速发展与现代网络以及计算机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可以为网络文学提供高质量的软硬件设备，促进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此外，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能够增强网络文学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力，进而实现网络文学发展的开放化和多元化。其次，提高网络文学创作的自由度。随着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网络文学的分类也会不断深入。这样网络文学创作者在进行网络文学创作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灵活地选择素材进行文学创作活动，而不用局限在几个有限的范围内，为了生计而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如果最初的网络写手进行网络创作是在生计的驱使下进行的，那么随着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必将不断多样化，能够真正实现网络写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知识，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创作，这能够有效提高网络文学的创作水平和网络文学质量。最后，推动网络文学创意产业快速发展。借助于网络文学发展推动文学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在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过程当中，实现网络文学发展的产业化，能够实现网络文学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重要的素材，同时也能够带动影视、游戏等相关产业的进步。
2.网络文学产业化给网络文学发展带来的挑战。首先，我国网络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制度。这样在网络文学的独立发展当中依旧会受到文学批评家、人文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等限制，并最终会导致网络文学被纳入到制度性的管理之中。在这种管理模式当中，网络文学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会被带上枷锁，从一个囚笼中想象广阔的天宇，影响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在制度的影响和限制之下，网络创作者的创造力被束缚，成为一个网络写作制度和协议的码字员，这就掐断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命脉。其次，网络文学发展商业化严重，导致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媚俗化和低俗化。实现网络文学发展的产业化，势必离不开网络文学的商业化。网络文学在其本质上属于文学的一部分，承载有文学的使命和价值，也就是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但是，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发展，往往使创作者在文学创作中，以市场为导向，满足社会大众对所谓的爽文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文学原有价值的开发和挖掘。这样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促进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对于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的构成不利影响。最后，我国网络文学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网络文学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采用这种模式也影响了网络文学作品文学性和文学意义的发挥，并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网络文学在创作上迎合网民的阅读心理，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却消耗了网络文学发展的潜力和未来。
三、我国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前景分析
我国文学是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发展起来，因此，也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来看，产业化发展模式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内在需求。网络文学发展和传统文学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因此，其对传统的编辑出版机构的依赖性很小，更多的是依靠网络空间进行。网络文学发展借助网络编辑能够对网络市场进行整体把握，并负责出版等业务。网络文学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要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这就要求网络文学在发展中必须以市场作为导向，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进行创作。未来网络文学在发展中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改变，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要。由于消费者分属不同的阶层，审美标准、价值選择方面也各不相同，网络文学产业发展必须能够提供多样的服务和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样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将更加全面。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创作者会定期与读者进行互动，并就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这使网络文学交互性特征十分明显，并且消费者和读者成为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因素。
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的传播渠道也在不断进行革新，现在网络、电视、影视和手机等媒介的广泛应用，为网络文学的快速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网络文学是在现代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新媒体的出现使媒体的灵活性以及主动性得到很大增强，这对于促进网络文学的快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动下，网络文学在发展中正在逐步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转型。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电子传媒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会直接体现在电子文学方面。同时，电子文学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也体现了网络文学的市场属性，在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当中，通过利用电子的出版机构等中介能够对网络文学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革新，使之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能够重新对网络文学的产业链进行创新，进而把文学经营成为新的产业和新的产品。
四、结语
当前，我国网络文学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网络文学发展的产业化趋势也更加明显。从我国网络文学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产业化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网络文学快速发展，实现网络文学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也面临着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丧失的挑战。这就要求网络文学在发展中，在实现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模式的前提下，要注重挖掘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这样才能促进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网络文学繁荣。
参考文献：
[1] 李昕揆.我国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模式论析[J].出版科学，2015，（4）.
[2] 林丛，魏澄荣.浅论网络文学产业化的利与弊[J].学术评论，2012，（3）.
[3] 樊柯.网络小说产业化的流行模式及其影响[J].中州学刊，2012，（6）.
[4] 罗炜.基于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模式的探讨[J].语文建设，2012，（4）.
[责任编辑 史丽丽]
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呈现出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关键词：云南; 跨境民族作家; 母语文学范式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指的是，在进一步探索某个研究领域过程中，能够提供有关共同理论框架或规则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性。之后，“范式”在多个学科之中使用，文学领域也移植了这一概念，随着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范式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学界的观念创新与理论拓展，并成为源自西方却具有中国文学方法论特色、通行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术语，尤其是针对新的文学现象，可探索其独到的认知视域和解析路径。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起步于1950年代，崛起于1980年代，繁荣于2000年，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对象，目前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母语创作，其历史与共和国同龄，至今走过70年独特历程，汇成边地独特的文学“云南现象”，在中华文学体系的多层次建构中，是边疆文学、地域文学、族群文学、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等众多内涵外延相互交叉、相互区别、相互混合的领域中的一员，需要在中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格局中确认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的方向。它与汉民族书写、少数民族汉语书写以及同源民族作家跨国界书写等并行共生、比肩存在，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创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从边缘走向世界的新的书写现象，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包括理论探索、文本批评、作家评价、美学表现、传播影响等等，尤其是不同国度同源民族母语创作实践，突破了通常民族文学本土地域性特点，投射出多元复杂的价值判断系统，因此，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学进行研究，除建立在一般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还须呈现特殊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考量归纳、建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跨境与文学。重新思考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的概念与定义，多维度更新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不仅把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书写作为审美领域文学艺术整体加以观照，同时强化其多重价值与作用，展示文学本体与文学功能之间有机联系，参照文学内部的静态文本性与外部诸因素互动形态，包括人物、情节、思想、风物、边疆、跨境、流动等本体历史文化语境、现实状况、跨国界的“地方性知识”等诸多要素，超越时空，与分布居住于异国他乡的同源民族对话生命美学，探索他们的生活实相、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思考新的视角，建构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研究进行新的观察与补充。
一 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传统定义的突破及新的范式建构
严格意义上传统的“母语文学创作”，只包括母语原创作品，但是，如果沿袭这一传统定义，仅仅以“母语原创”去理解母语文学，已经难以适应和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拓展母语文学理论域问题框架。其原因，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旧有的自我循环模式已经被打破，并不断融入当代跨境、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世界格局之中;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道路上，母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具体构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民族语言文字，其精神构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显现，多元语言文字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翻译;三是创作实践使然。在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并非母语首创，而是汉语首创，然后再翻译为本民族文字，典型代表如德宏傣族作家朱宽柔短篇小说《依罕美》，先为汉语创作，后使用德宏傣文翻译，再刊载于德宏傣文刊物《勇罕》，汉语创作译为德宏傣文的经历犹如一段美丽的母语回归之旅，不仅充实了傣族母语文学的内容，也丰富了母语作家的创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字的互译，直接体现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另一种独特认同方式——母语文化审美，这犹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潜藏着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因此，从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对“母语文学创作”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新界定，普遍性即指母语原创作品，特殊性即把母语创作拓展至“翻译”，特指“民汉翻译”，包括“母语原创作品汉语翻译”和“民族作家汉语作品母语翻译”，①契合和证明了母语创作新的广义定义具有多元范式特点，拓展有效，新意突显。
一方面，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察，母语创作本体的内涵与外延，除“母语原创”文本的审美性、形象性、语言风格等要素以外，直译、意译、归化等翻译领域的现象和技巧也成为母语文学创作本体一个特殊的部分，形成多视角母语文学创作本体研究的扩容，推动母语创作文本形态多样化发展;
另一方面，母语文学创作翻译研究范式创新实践表明，通过翻译，即把母语作品翻译成汉文，能够极大地激发母语创作所潜藏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打破过去单一的母语传播，民汉双语文本同时得到分享和传播，从而使母语文学获得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人类文化学把翻译视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翻译作用是维护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拓展始源语内容的传播空间，把人类的知情意沟通起来，文化交流，其桥梁作用可使文化天堑变为通关大道。语言、文化、翻译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文化交流自古就有，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就会处于困境。少数民族母语由于受众比较狭窄，急迫需要汉译，民汉文本双向交流过程中，能为跨境民族母语文学提供一个发掘多元样貌及价值评判的视角，尤其是翻译作为一条打造社会和谐之路，是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如同一个美妙的窗口，彰显的是中华文明多元性、整体性及其原生形态性的宽阔视野。
民汉双语文本强有力地推动母语原创作品的传播与影响，作品汉译本进入大众视野，其美学意义与社会意义都将比原生母语文字存在的形态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透过其艺术性，社会意识和社会作用获得大众分享，因此，母语创作一方面延伸到本民族的阅读根脉中，但另一方面，因民族文字受众较少而又变成当代阅读被压缩的空间，翻译正好成为民汉互动统一的桥梁，形象地说，翻译是母语原创文学一双美丽的的翅膀，带着母语原创飞向更高更远的文学天空。
母语原创是母语文学的核心，翻译是与原创同样重要的精神高地，在语言文字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基于中国文学国情，多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互译，能够使母语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同理，拥有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云南跨境民族母语创作，其独树一帜的内容与风格，需要借助翻译，推广分享，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走向未来，绽放更强影响力的光芒。母语原创及其汉译是携手保持文化多样性重要方法之一，是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的独特表现，母语原创与汉译所组成的珍贵双语文本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基础，是从母语文学领域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道路，是确证中华文化存在力、发展力难以替代的重要元素。
二 文学史、边疆史相结合的评价维度
跨境民族横跨中国与不同国家区域，其母语创作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有别于其他创作现象最大的不同点，跨境民族母语创作拥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跨境性。跨境性带来新的审美阅读空间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其中诸多文学规律、文学现象需要去发现、梳理与总结，首先需要使用文学史方法，观察其发生背景、运动轨迹、发展历程、性质特征、成就地位、价值意义，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与风格，等等。在观察过程中，跨境的特殊性与边疆性紧密关联，跨境民族文学与边疆文化治理是两个不同领域对边疆的观察和反映。跨境民族是边疆史研究的核心，边疆史必须以跨境民族为重要对象，从这个角度看，跨境民族文学和国家边疆治理两者为不同学科领域，共同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却几乎是同一个，边疆史体系中的很多问题提供给跨境民族母语创作 反观自身多重价值的研究视野，而跨境民族母语创作作为人文精神力量，是边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发展、边疆安全、稳定、和谐、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等议题的一个佐证。
比如，德宏傣族作家郗保常有一部中篇小说《勐焕风云》，这是一篇反映德宏以傣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抗击日寇的小说，其中蕴藏着边疆人民，具体说是芒市傣族人民的抗战事跡，作家在序言中说，有一些事件为他本人亲身经历，因此，既是文学的想象与描写，又是新的边疆历史材料，非常珍贵。
再比如，评判跨境民族歌手诗人建国初社会主义重大政治题材表现问题，需要结合边疆与文学史，通过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创作主体的思想性，才可知其珍贵。一段时间以来，曾对于建国初期颂歌式的政治性题材写作有所争议，认为空洞直白庸俗，然而，这个文学形式却正是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多维创作视野第一个亮点体现，这是第一代母语作家从边疆走向中心的一条从未有过的路径，他们吐露的不仅只是对新时代生活的幸福心声，最为重要的是，发出了国家认同的最强音，它突破了诗人本民族传统文学所规定的主题束缚，以飞翔的姿态，在母语文学的天空开创新的创作领域。在旧时代，傣族歌手只能有两个写作核心：以佛祖（帕召）为主，围绕天神、国王和王后唱颂歌，内容仅限于讲述“佛祖普渡人类的业绩和帕拉西帮助人间摆脱灾难的事”。②解放以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年轻歌手，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讴歌文明进步的新生活，赞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等，虽然直观，但一改往昔的文学面貌，最为可贵的就是，推出表现时代文明演进而出现的“新英雄”人物，成为向边境少数民族百姓进行国家大事、党的政策以及多方面宣传的重要渠道，不仅是新社会的见证，也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大发展的见证，是值得肯定并载入史册的骄傲。
三 艺术创新兼顾传统的分析维度
首先，原汁原味继承传统。由于使用母语创作，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传统形式，因而，5个民族8种方言文字的创作，受到本民族原生形式的影响极大。比如，在修辞方面，各民族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谚语、比喻、夸张等修辞，如汉族谚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景颇族人说的是“有钱能使鬼舂米”，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却显示出景颇族作为山地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被“舂米”这个简单但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词语，一下子就带到了读者面前。凡是居住山地民族，没有碾米机，每天舂米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这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谚语，闪烁着鲜活的、灵动的生命力。
再如，德宏傣族作家岳小保在其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中，通过记写刀安仁创作《游历记》的情形，展现傣族传统的诗歌程式的印迹，小说里是这样描写刀安仁写作的情形和内容：
刀安仁拿出他的《游历记》③写道：“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歌头衬词），有时心里悲伤难过到想放声哭泣，我们已经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多日，转眼热季就要来临了，不知该如何倾诉，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尘世，困在这船里已有多时，我心沉痛（e/dqmufq;]n/g歌头衬词，抒发心中的沉痛），不知何时才能迎接和平之日，返回我最思念的家乡。宁静的月光斜照着寂静的海面，放眼望去只见茫茫的大海，心中又涌现出思乡的念头，不知不觉已进入了热季，我们从去年跨越省份，远离家乡，如今已到了五月份，却仍行驶在海中，没有到达目的地。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从去年腊月月末背井离乡，为何都几个月了，我们还是没有到达呢？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歌头衬词），在海上漂游了几个月，如今终于来到了横滨。到了横滨我们见到了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伙第一次看见火车竟能承载成千上万人，又惊奇又激动。”
上述刀安仁记写的语言中，“翠绿的柳叶啊（oktvhmoae;h/s]n/g）”“我心沉痛（e/dqmufq;]n/g）”“浓香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美丽的花儿呀（qyfokpkg]xea4k/]n/g）”等，全都是歌头或衬词，这既是傣族民歌最常见的诗歌形式，也是很多民族民歌中的特色。
衬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歌体而定。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前面;有的歌体衬词放在后面;有的歌体歌头歌尾都有衬词，有的衬词没有实际意义，有的衬词则能起到起、承、转收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上述刀安仁使用的衬词就具有表达不同情感的作用。通过岳小保的记述，可见傣族民歌形式对作家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其次，关注新形式创新的理念与实践，即写当代故事，却用民族传统叙事的手法，而又融合新的结构，现代性的介入使得文本新意倍出。哥布创作的哈尼文长诗《神圣的村庄》，就是叙述视角与结构融合的新典范。这部哈尼族书面文学首部叙事长诗，独特的叙事结构特点是，站在现实，重返祖灵之地，叙述视角多变，安排多个叙述人，自由地不断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闪回或者闪出，颇有哈尼毕摩讲古的神韵，从而充满荒诞、魔幻的风格。
第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源头不只是本民族文学这一个传统，而且还具有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形式。如岳小保创作的德宏傣文长篇小说《帕英法》，就直接借鉴汉民族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创新成为傣文章回体小说，获得极大成功，影响颇大。由此，跨境民族母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交融和艺术创新的空间。
四 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的双重比较视野
从文学的比较到比较文学的发展，两者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交叉关系，带来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综合性特征。具体更体现为自身特色所带来的属于自己拥有的研究和比较方法，即双重比较现象。
首先，全球化推动文学研究国际化，因此，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的研究需要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拓展视野。比较文学学科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原则上为不同国家的文学创作的比较，才符合比较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范围。
针对所有跨境民族母语文学而言，处于一个双重比较的境遇，首先，虽为同一民族，但是分布于不同国度，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中，但是，毕竟是同一民族，依然还是不太合乎标准，因此，对于跨境民族文学不同国度作家的创作，一方面，可参考比较文学方法，如平行研究法、影响研究法等，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以普遍文学比较的理念进行把握和研究。
境内外作家母语创比较视角是多元的，如语言风格的比较、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等;比如，女性形象比较，目前，缅甸景颇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特色是她们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大，性格特征是不同方式的隐忍，通过宗教救赎，相比于境内母语作家的女性形象，境内作家赋予笔下女性更多的是抗争和走向独立。
再有，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书写比较也是一个必然的比较维度。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创作是从兴衰沉浮的跨境命运和现实生活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文学形态，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成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表达重点，在文化多元中守望故土和民族的根脉，不过，具体的作品中具有表达上审美差异和态度上的模糊不一。客观而论，境内母语作家的家园意识和文化认同明确，境外作家则具有较为隐性、较为深入的认同抒写，当然，也有徘徊和模糊的情况，因而，需要从形象、语言、意象等文学构成要素中仔细甄别，从外部表层进入精神内核加以把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境内外母语作品常常在充满情感的眷念中，渗出忧伤，在亲人的关怀中，挥洒泪水，在困苦时，吟诵诗句，不因为身处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而抛弃家园和民族的信念，在国际大背景下，尊重历史与现实，凝聚民族精神文化，没有宏大叙事，但有细致的情感以及历史与美学深沉的力量，从大地的根上发出声音，凸现强烈的民族意识，生动阐释了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人类共同命题。
远隔千山万水，却用各自的母语、相互间不同的语言、跨越国界讲述着人类最本真的故事与情感，既散发着不畏牺牲的气魄，也充满着温婉亲切的乡里民情，从世间万象汇聚家园意识：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礼仪节日、乡土风情、婚丧嫁娶、禁忌规则、刀耕火种、狩猎渔业、农牧生产等，那些表面看似很简单，比如植物、树木和季节，实际上却隐藏着“物”与“心”双重语境的追求：中国多民族、以及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对故乡的赞美和美好的心灵，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血脉相融，气韵同在。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同南北朝诗人江总诗云：“心遂白云逝，形随北雁来”，④唐代孟浩然诗云“旷野天低树，江清月近人”，⑤李商隐诗云“故乡云水池，归梦不宜秋”，⑥这样的意识，东南亚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作家们，也有同样的认知，在2016年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上，高棉作家协会会员切穆诺发言：“一个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汇聚一起才创造了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文学灵魂创作不可或缺的，”⑦越南作家陈登科用诗意境很美的语言总结到：“共饮一江水，需要一颗心”。⑧
五 价值和意义
常规稳定系统下的范式通常因时代、思维、对象、范围的突破而可能被刷新，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研究范式的建构与实践，更新了母语作品文本内部审美要素，强调母语创作体系的开放性，人类母语有重要而独特的使命担当，母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直接而重要的代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获得了深远的人文蕴藉，当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文学秉持着特有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内涵，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中国“一带一路”边疆发展战略中，无论是打造经济走廊、旅游开发、生态保护，还是保护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与世界和平，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审美、交流、接受、传播及影响有更为巨大的作用，母语文学创作犹如边疆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担负着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重任，丰富和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学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学界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基础，即有利于把握母语创作最根本的标志性特征，实现以汉语为目标语需进行翻译的同质性研究，并不包括汉族作家汉语作品的民语翻译，也不包括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民族文字互译。
②岩峰：《当代傣族文学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③《游历记》是刀安仁1906年1月初至5月初前往日本学习考察途中的见闻录。
④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mingju/juv_08a1b5d09147.aspx.
⑤⑥顾青编：《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⑦⑧载云南省作家协会：《第七届湄公河文学颁奖典礼文论集》（内部刊物），2016年6月版。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学资源数据建设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161）
责任编辑 刘小波
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生态建设，关乎人类的物质生存与精神审美，关乎世界上的一切有机体的和谐相处，生态建设已然成为我国当前重点关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成为新世纪国家的建设目标，温州商业文明与温州生态建设的冲突和重构、温州城市人居环境与温州生态文化的营构与建设及以温州女人的视角解读温州生态文化等方面，作为国家集体中的一员——地方政府温州负有不可推卸的生态建设责任。
[关键词] 温州 生态文化 文化生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1.046
生态建设，关乎人类的物质生存与精神审美，关乎世界上的一切有机体的和谐相处，它作为当前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观。当然，生态建设已然成为我国当前重点关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七大已经把当代生态建设写入历史，成为新世纪国家的建设目标，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的行动即是明证。同样，作为国家集体中的一员——地方政府温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生态建设责任。
一、温州商业文明与温州生态建设的冲突和重构
在当代视野下，温州的商业文明以人的技术审美观为研究对象，立足在现代人文的基点上研究人、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即追求技术美本体，它关注人类实践活动中对技术非人性的遏制，着重于关注更为根本的人类技术活动的审美化即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化。而温州生态建设则是以人的生态审美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对人类传统的生态审美观念进行反思，它的关注不仅仅是停留在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等具体层面上，而是关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让人们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因而温州商业文明与温州生态建设实际并非冲突。
温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历来浓厚的重商传统，这也是今天的温州在工商业、企业上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样，当代生态问题的凸显，也往往是由于工业文明的不合理发展造成的，那么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工业几乎就是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在金融危机的大风暴下，温州市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温州地域生态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地位，并积极制定措施，开展行动。如果当前的温州企业一味地盲目扩大生产，盲目征地，势必对温州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如何确保温州经济与温州生态的可持续性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实际上，温州商业文明与温州生态建设可以重构。两者以“人”为支点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温州生态是以人的生态审美观为研究对象，而商业文明所含射的技术美学也同样是以人的技术审美观为研究对象，二者以人作为参照形式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同时二者以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审美观念，达到了一种人性化的诗意的栖居，其目的是一致的。最后二者以人类、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关系存在的状态问题为关注对象即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温州生态美学关注关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而温州商业文明即技术美学也同样关注的是人、技术与自然之间社会存在的审美关系问题，可以说在是否以“人”为支点的这方面而言，它们彼此是深刻相关的。
温州商业文明与温州生态发展二者以“人”为桥梁架构了生态美学与技术美学的相互沟通。生态观念与技术观念发展是否谐和平衡集中反映在人所继承的生态圈与人所创造的技术圈二者之间是否得到和谐调节的矛盾之上，而温洲人恰好是生活在生态圈和技术圈两者合一的系统之中，人如何调节技术问题与生态问题，这就使得技术美学与生态美学产生了内在的联系。同样，技术观念与生态观念二者关系的谐和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也起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当它们二者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对抗和分离时，则表现为技术的生态异化；当它们二者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平衡和谐时，则表现为一种优化的完满的协调发展，从中便能体现出人与自然及与社会交流和融合共处中的生命价值。
二、温州城市人居环境与温州生态文化的营构与建设
由于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是，城市将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聚居区，如何建设和营构一个宜居的温州城市环境，如城市雕塑、建筑、公园等公共景观，使之给市民带来多感官的审美享受尤为重要。而温州市作为一个多自然山水的城市，如何使自然环境与人居实现完美融合，促现温州生态文化的营构与建设也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的城市生态文化建设问题。
温州的文化生态应包括哲学、科学教育等对人文关系的认识，道德、法制等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制度、机构等社会经济组织，人类的生产、消费行为，建筑景观、文学、美术等物态生态产品，信仰等社会精神面貌，体育、健身等生态保健行为等多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居环境也往往是以自然的对象化、风景化为前提的,人们注重的只是其形式美和艺术美,而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则不予考虑。殊不知,自然环境尤其是人居环境, 固然需要形式美和艺术美, 如温州市的城市雕塑、公园以及山水等公共休闲场所，需要从总体上对温州市的城市环境美学未来建设进行设想和营构，这将对温州城市环境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相对于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州的文化生态发展却严重失衡和滞后，尽管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已经有所起色，但与全国同级别或同性质城市相比，温州的文化发展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文化周刊和《温州日报》的文化副刊、佛山的《佛山文艺》和温州的《温州文学》、深圳的书展和温州的书展、深圳大学和温州大学等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这样的差距中也可发现温州文化建设的缺失和差距，为此，不得不引起反思：温州和佛山同为打工者较多的城市，为什么广东深圳、佛山一带兴起了当前风头正劲的“打工文学”，而温州却几乎没有 “打工文学”，另外，以优秀的国内外生态电影如当下火爆的《海云台》、《后天》、《2012》和《阿凡达》等，而温州作为多发台风的沿海城市，以台风灾害为题材的电影极为缺少，为此，建议温州政府投拍和摄制关乎温州生态的优秀电影，塑造强力的城市生态名片，以发挥温州生态电影巨大的宣传力和震慑力。
温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在进行的文明生态城市建设都离不开生态文化。正确领会温州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关系，才会使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消费行为，从而引导企业的生产，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相结合，使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融合，树立正确的生态文化观和文化生态观，普及文化生态知识，协调好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关系，制定健全的生态产品标准，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文化，引导健康消费，才能促进温州生态经济的发展，推动温州生态文化的研究，从而使温州的天更蓝，地更绿。
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温州女人
当前生态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双重视界融合，即生态女性主义。它注重把女性与自然放在同等的位置，以此来反思女性的地位，认为保护自然环境就是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它反对对女性形象进行片面的刻板想象，如要么是强壮如牛的母夜叉，要么是温柔漂亮但却是男性的附属品。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一方面要提升女性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女人的自然本色。据所周知，温州女人向来是既精明能干，又温柔贤惠，因此，对温州女人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温州女性的认识，而且可以拓宽温州文化生态研究的视野。
温州女性身体自然的同构性与自然天然具有相似性。例如女性怀孕、生产、 哺育的生理过程，也与为人类提供阳光、空气、水等生命之源的自然大地在创造生命、孕育生命上存在相似性。此外,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习惯于把大地比作母亲, 把春天比作少女,甚至于当自然遭受人类暴力侵害时,也往往用强暴自然、开垦处女地等与女性身体有关的话语描述，因而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温州女人的精明能干与自然温柔本色，它将“女性”摆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建构生态美学的学科体系，而温州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需要人性与物性的谐和，需要温州生态观念与商业技术观念的融汇，需要有的精神世界和作为安身立命的家园。温州生态文化所具有的内涵正是确立在对女性的思考与女性的价值之上的，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应同时实现的理想生态社会构想, 并寻求解构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理智/情感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温州生态文化是温州人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反应，从温州女人这个新颖视角出发也是生态文化规律需要与可能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最优化解决了温州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问题。对于女性的形成、女性的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以及不同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造就，对文化生态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科技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基金项目
温州文化研究工程第五批立项课题（Wyk10045）研究成果，温州大学瓯江学院2010年教师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银建军.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述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5(4) .
[2]徐恒醇.生态美学 [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王诺.生态危机语境中的生态意识.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理查德•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J].学术月刊,2007(8).
[6]张再林.走向 “身体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J].江苏社会科学,2008 (3).
作者简介
邢娟妮（1980—），女，陕西合阳人，温州大学建工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教育管理学。
刘坛茹( 1980 ) ,男, 河北沙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生态美学研究。
文化传播外国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莫言的作品关注当下题材，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批判和反思的中国形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及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评价，折射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国形象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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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独特作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他“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①这说明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成为国家的一种影像。
文学作为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展现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新闻媒体常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舆论工具，加之新闻在表述上的概括性、程式化特点，难以获得其认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示的中国形象，由于政治性强、利益冲突明显，也不易为外国人接受。而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外国人看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葛浩文认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②
文学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外，还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文学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多维的生活现象，向世界展示丰满充盈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寓中国形象于审美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异国读者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一般来说，普通读者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专门阅读某个国家的历史来了解该国，他们更多地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电影、电视剧等形成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我们通过美国小说及其派生出的电影、电视剧对美国的了解，比阅读美国的历史、政策要多得多。同样，中国文学
及其派生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容易为西方人悦纳，成为中国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学建构的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具有长久效应。“政治和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基本上对应于具体的境遇，有针对性地做一种塑造之功，达到一种具体的目的； 而艺术形象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甚至带有永恒性的创造。一个再伟大的政治行为和媒体行为，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一旦产生，就永垂不朽。”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 年第7期。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会变成一种良好的声誉资本，长久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识，甚至会形成一种定型化形象，潜在地、长期地发挥作用。譬如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哲人王”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许多来华传教士，都能看到一个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的帝王，他们将帝王的言行、品德与中国古代哲人孔子联系起来，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哲人王”，推崇中国的“哲人政治”，使之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国热”的落潮，“哲人王”一词沉入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但由于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哲人王”一词在20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时代开始复活。美国的三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到中国红色边区采访，将一个生机勃勃、到处平等、民主的红色中国及其领袖——集学者、哲人和领袖于一身，散发出“哲人王”魅力的毛泽东呈现给西方。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互助合作，团结友爱，更让20世纪中期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次成为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时至今日，这一西方人的中国梦不只是沉淀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史料典籍当中，也现实地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长久性和多语镜性，而且具有重塑性和更新性。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是动态的、历时发展的，虽不能完全同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但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会选择一些重大的、反映时代巨变的题材，如莫言的《蛙》《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从文学的维度不断重塑中国形象，更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评价，发挥文学作品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的功用。
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构建的中国形象
莫言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中作品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其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学在域外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当代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国外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偏见。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无论如何，我最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等。”顾彬：《我应该再思考我原来的立场吧》，《南方周末》2012年10月18日。可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塑造着中国形象，也更新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莫言的作品承载着哪些构建中国形象的信息？莫言及其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莫言是一个关注当下题材的作家，他在创作时并不回避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胆揭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思建国以来经济领域采取的某些措施，反省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表现出一个富有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具有的主人翁精神。
首先，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并不等于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更能彰显中国恢宏、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关键是要反映中国人民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山东苍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农民按照县政府的旨意大面积种植大蒜，结果丰收的大蒜卖不出去，请求县政府帮助时，县政府却疏于过问。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莫言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创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反映弱势群体诉求、批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②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20、271页。批判官官相护的官场腐败现象：“在蒜薹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天堂县委书记和原县委副书记”在掩人耳目的学习检讨之后，又到异地任职，②就像蒜薹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天堂蒜薹之歌》在为民请愿、帮助执政党克服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莫言的《酒国》则直接揭露和批判新时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作风。小说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原本奉命前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却在当地党委书记的怂恿下吃了红烧婴儿这道菜。小说中人物作家“莫言”被邀请到酒国参加《酒法》起草小组，在与市委书记同席的铺张浪费的宴席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竟然唱起大段“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戏文”，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何其讽刺！
在《檀香刑》中，莫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以钱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对上级曲意逢迎、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为命运的玩偶而处于一种压抑和煎熬状态。在以上作品中，莫言对农村的官僚主义作风、酒场上的腐败风气、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都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都是译成外文后较受关注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东方特质与文化上的冲击足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许方、许钧：《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国外的评价有很多也强调这些作品的批判色彩。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以激越的元小说形式，暴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酒国》更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檀香刑》可以解读成对……盲目西化的批评……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表现出怜悯之情。”[德]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与刑罚》，廖迅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莫言是一个善于揭出社会脓疮、腐败毒瘤的作家，但他的批评又是善意的、有节制的。莫言在小说中批判的现象是执政党致力于解决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莫言小说中的批判意识从主旨上顺应了民意，也与执政党的理念相一致，因而在调节公共权力关系、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反思的中国形象。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蛙》和《生死疲劳》。
《蛙》选取了敏感的计划生育题材，追问生育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塑造了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性”的中国形象。计划生育是基于中国国情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到来自“人权”方面的非议。正因为如此，许多当代作家在创作时往往规避这类敏感题材，而莫言则在自己的创作中直面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便言说的题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意识，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审视和批判精神。他这样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的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莫言：《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莫言在小说《蛙》中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处理没有丝毫的闪烁其辞，而是表现出冷静、客观、公正、全面的态度，既让我们看到了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有违人性的行为，也展现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时代需求与伦理传统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思民族的发展历程。莫言在《蛙》中所塑造的反思的中国形象将个体的反思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姑姑万心这一个体来完成。乡村女医生万心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一方面，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接生了无数的婴儿，救过很多母亲的性命；另一方面，作为计划生育的直接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她又流产了无数的婴儿，甚至造成母子双亡事件。莫言用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在肯定计划生育政策政治正确的同时，又从生命伦理层面拷问我们的灵魂，引发读者对计划生育政策与生命伦理的深度思考。在具体操作时莫言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或武断地采取赞成/反对、歌颂/批判的立场，而是采用辩证思维，在对生命本体的追问中凸显出哲学沉思品格。
《生死疲劳》反思新中国的历史，揭示因荒诞的历史造成的个体悲剧，追问荒诞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性。宏大叙事中心肠狠毒、恶贯满盈的地主，翻身得解放后踊跃入社的憨厚农民，在莫言笔下变身为心地善良、常做善事、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建国初期坚决不入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游街批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经历土地承包的单干户蓝脸，但莫言不是要替历史的受害者讨还公道，而是反思普通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沉浮中被肆意摧残的可悲处境。
作为莫言近期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生死疲劳》和《蛙》译成外文后因对中国历史的独特书写引起海外评论者的关注。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撰长文评论《生死疲劳》，认为“莫言的最新力作《生死疲劳》……如史诗般壮丽，横跨1950年到2000年这段被称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历史时期……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历史时空的旅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莫言对历史忠实反映的一部政治性长剧……以讽刺、幽默以及莫言特有的叙述方式震撼着读者。”Jonathan Spence， “Born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4， 2008. 该小说的英译者葛浩文则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充满野性和创造力的小说……除了元小说因素外，还有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和超凡想象”。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华尔街日报》刊文说：“《生死疲劳》是一部通过一个地主的多次投胎转世，揭示中国历史的喜剧性史诗。”Robert J. Hughes， “Born Again； Chinese Author Mo Yan Weaves an Absurdist Reincarnation Tale，”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Mar 15， 2008.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寅德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蛙》中表现的计划生育问题，指出该小说不仅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酿成的惨剧，还批判了商业化对人性的异化，极权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呼吁尊重人的根本权力，抵制道德衰落，重建人口生态。See Zhang， Yinde， “The （Bio）political Novel： Some Reflections on Frogs by Mo Yan，” China Perspectives， no.4， 2011.
有学者指出：“有无忏悔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家优劣等级的重要尺度之一，这也是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重要尺度之一。”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莫言自身具有的忏悔意识让他对计划生育问题进行现代性反思，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审视、反思历史现场，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三、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所谓想象中国是指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距离。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或多或少会出现想象对方的问题。从客观上来说，地理距离的遥远、沟通渠道的不畅通、信息掌握的不全面、理解的不到位，都会导致对异国的想象；从主观上来看，人类需要一个异己的空间来表述自我、确认自我、建构自我、彰显自我，想象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的正向认知，我们此处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例略作分析。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暗示着西方认可、接受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 “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缺乏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莫言笔下的人物……甚至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Per Wstberg， Award Ceremony Speech.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 2014年9月15日。通览全文，全无我们期望中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推崇，相反却是一个落后、荒蛮的农业化时代，中国农村、农民形象被打上了落后、愚昧、迟钝的标签，似乎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这是西方在用自己的观念遥想中国现实，以停滞的眼光看待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把中国的现实等同于历史。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表述虽然有助于说明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但也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识。
为什么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出现了中国落后、愚昧、停滞的一面？这和异国形象的特征与功能有一定关系。从特征上来讲，异国形象具有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从功能上来看，异国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7页。西方在莫言的诺奖颁奖词中借想象中中国的落后、愚昧、停滞，来言说自己的发达、文明、进步。这种中国形象思维定势在启蒙时代就确立了。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用野蛮、愚昧指涉东方，“当西方现代文化整体自我认同文明时，被他者化的东方则成为野蛮的代表。”周宁：《天朝遥远》（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701页。同样，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出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当西方确认自身进步的形象时，“停滞”的中国形象就应运而生。当然，野蛮、停滞并非中国的实情，而是西方出于认同自身文明、进步观念的需要制造出来的。愚昧、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成为一种定型化认知，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在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也不例外。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莫言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报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引起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先后进行了报道，内容涉及获奖人、获奖者国籍、获奖评语、莫言的主要作品及莫言本人的生平简介、莫言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中国政府对莫言获奖的祝贺等等。应该说这是国际媒体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正常的，不带多少偏见和倾向性。但国外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报道很快就发生转向，从新闻性报道转向政治层面的指责，并炒作成对中国话题的兴趣。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莫言的政治姿态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都成为国外媒体借助莫言获奖一事热衷议论的话题。这说明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只有持不同政见、对政府发出抗议的中国作家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全然不顾该奖的根本宗旨——“文学成就”这一唯一的标准。西方媒体在报道莫言获诺奖一事上将文化新闻政治化，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莫言，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化扭曲倾向，影响了对中国文学的正面评价。
最后，莫言的诺奖颁奖词还反映了西方对乡土中国的想象与迷恋。莫言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这是对莫言创作特征的准确概括，莫言自己也说过：“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舒晋瑜：《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3日。颁奖词中提到的莫言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书写。《丰乳肥臀》讲述农村母亲的“坚强与不屈不挠”；《酒国》反映了农村的“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蛙》记录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当然，颁奖词中没有提到的莫言的其他作品也都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天堂蒜薹之歌》表现农民的艰辛，《红高粱家族》叙述农民抗日的故事，《四十一炮》讲述农村的改革，《生死疲劳》记述建国后农村50年的历史变迁……
莫言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之所以能打动西方读者，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原因之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一条乡土中国的形象链。周宁指出：“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作为‘他者’的认知与想象，往往具有某种原型性，它超越历史的意义源头。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地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地回复到那个原型。”周宁：《龙的幻象》（上），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诺奖颁奖词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乡土中国形象，而这个形象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链条上时有呈现，它作为原型存在着。
莫言的作品讲述农民的悲喜苦乐，其所包含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早已存在。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保存着一个乡土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想象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当时的西方人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的“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织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 1999年，第8页。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了一个孔教乌托邦神话，在这个神话里，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业帝国，皇亲重视农业生产，举行亲耕仪式，百姓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耕耘稼穑，知足常乐。19世纪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英国文人卡莱尔赞叹中国皇帝每年春天的扶犁举动：“他严肃地扶着犁耙，开出一条醒目的红色犁沟。”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20世纪初，英国作家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画了一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在这个可爱的山谷生活的千百万人……耕耘着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浇灌后再传给子孙后代。”G. Lowes Dickenson，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3， pp.20～21.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讲述了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王龙和阿兰执着于土地的故事， 60年代前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再一次被西方人描绘成田园乌托邦：“在黄河岸边、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雅知礼，幸福和睦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Paul Ha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6.莫言讲述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和对农村生活场景的描摹触发了西方人这一中国形象认知原型，他们有一种熟悉感和怀恋情怀。如果说莫言对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感的描写确实有超越这一印象传统之处：他笔下的农民是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体，他们既淳朴、温顺、坚忍，又狡黠、懦弱、无知；他小说中的乡土不再是梦中的家园、和谐理想的世界，而是弥散着苦难和悲剧的所在，但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接受却并未超越这一传统，想象固执地左右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四、结语
当下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从深层上来讲体现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和他们意欲塑造的中国形象。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人对新中国一直怀有一种警惕心理，害怕这个巨大的“异己”分享他们独占的利益，威胁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因而他们竭力将中国形象塑造成“应该有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为“应该有的样子”。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想象从来都不曾缺席。对逝去的农业文明和田园生活的怀恋，对中国发展崛起的焦虑与担忧，幻化为乌托邦式和意识形态式的两极形象，而这一认知模式是西方对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等所不曾有的。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作家已经走向世界，用文学作品向西方讲述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已在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固有印象，向世界输出着正能量和中国核心价值观。当代文学通过对外传播成为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中国在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更好地参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