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这些年国家大力倡导教学改革，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国家制定了新文科教学政策。在新文科背景下，教师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应积极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根据学生学习实力设计新型教学模式，为学生建设多元化教学课堂，将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落到实处，确保学生在自主探索教学知识中能够不断提高自身文学修养。本文主要对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进行浅析。

关键词：新文科;外国文学;教学改革

引言：随着教学改革有序实施，国家制定了新文科教学政策，需要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能够积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以学生为课堂教学中心，结合学生学习需求制定多样化教学模式，刺激学生自主学习外国文学积极性，使得学生在学习相关教学知识中全面增强自身文学修养。

一、新文科内涵

在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首次提出“新文科”概念，明确新文科是重新组织传统教学中的一系列文科专业，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中将新技术应用到哲学、文学、语言等领域。新文科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教学领域出现的一个名词概念，是文科教育的一种创新表现形式。有学者认为，新文科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应用，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后对传统文科建设在思维上的突破和创新，需要教师在传授教学时，能够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设计教学模式，对高校教学质量要求较高。

二、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思考

1、调整教学内容

在新文科背景下，教师组织外国文学教学时，应积极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改革，结合学生学习实力重新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促使学生在探索学习中能够不断提升自身文学修养。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着力发掘外国文学课程中蕴含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内涵，传统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包含外国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和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等内容，教材文本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以“时代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三段式形式讲述，内容较为枯燥，无法充分体现出外国文学中的人格魅力和审美情趣。然而对于外国文学课程而言，除了给学生讲解外国文学流派和写作技巧之外，还能对学生的行为意识和思想见解产生重要影响。当教师组织外国文学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学会从整体上系统掌握世界文学发展脉络，全面了解基本的文学常识，注重培养学生深刻的人文思想和领悟能力，结合外国文学中的教学内容给学生拓展世界文学相关内容，在课堂上运用网络技术搜索世界文学相关作品，并将收集好的素材运用多媒体展示给学生，促使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够对比分析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协助学生深入了解外国文学中的教学知识点。

2、优化教学内容

外国文学时间跨度长，内容较为繁杂，需要学生在学习中对不同时间段的文学发展情况和影响进行全面了解。为了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在备课期间深入钻研教材文本，根据新文科教学理念精选教学知识，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发展脉络入手，给学生建设世界文学发展框架，促使学生在课堂观看框架时，能够对世界文学发展脉络进行直观认识。另一方面教师应结合学生学习需求，压缩外国文学作品分析量，为学生挑选具有类型代表和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教学，注重作品广度和深度。同时，教师应适当强化20世纪文学教学，由于新文学中的内容更符合现代人民群众生活，还能反映出文学发展情况。另外，教师应以现代思维模式和学术视角审视外国文学，站到学生角度分析外国文学中的内涵和价值，这样才能为学生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教师在优化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时，要突出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在外国文学中19世纪是外国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是教学重点;20世纪现代派崛起，涌现了后期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文学作品，作品内容类型繁多，再加上现代文学作品的美学追求具有反派性、先锋性的特点，这节阶段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教学难点，教师应引导学生转换阅读学习技巧，结合当时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外国文学中传达的思想感情。

3、丰富教学手段

近些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较快，各个高校都安装了现代化信息技术设备，教师在组织外国文学教学时，可以根据新文科教学要求，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设备丰富教学手段，拓展课堂教学活动，促使学生能够以积极心态参与到外国文学学习中来，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例如，在讲到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时，教师可以将课堂分成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PPT课件给学生全面讲述相关知识点，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将不同时间点、人物和作品搭建成思维导图，确保学生在听课结束后，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全面了解。第二部分在教学知识点讲解完毕后，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挑选适合学生的网络游戏模式，游戏内容尽量尽量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和问答题，将这节讲述的知识点制作成网络游戏。在教师将网络游戏设计好之后，可以将全体学生分成多个阵营，每个阵营学生人数为六名，要求学生以竞答的方式参与到网络游戏中来，最终按照回答的正确性打分，这样可以促使全体学生在参与网络游戏的过程中，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灵活应用，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印象。在网络游戏开展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对分数最高的阵营进行奖励，分享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使得其它阵营学生在聆听中能够对比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今后面对类似教学模式时，能够改进自身的参与技巧，有效培养学生探索学习能力和反思能力。

4、开展读书分享会

以往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常会将大量课堂教学时间用到理论知识讲解上来，很少给学生开辟自由交流时间，让学生分享自身对外国文学中著名典籍的读后感，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导致学生无法深刻感受到外国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新文科背景下，教师组织外国文学教学时，应积极摒弃传统教学中的缺陷，将课堂教学时间转让给学生，通过开展读书分享会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分享近段时间阅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名称、经典名句和思想感悟，这样可以促使全体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总结其它同学对相关文学作品的思想见解，不断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为了确保读书分享会顺利开展，教师应提前规定每位学生的分享时间，引导全体学生按照学号有序分享自身读过的外国文学著作。当全体学生都分享结束后，教师应系统点评学生在读书分享会上的表现，告诉学生值得改进的地方，使得学生后期能够时刻保持良好热情参与到外国文学课堂学习中来。与此同时，教师还应给学生留上部分自评时间，让学生分享自己在阅读外国文学中遇到的问题，这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发言内容，分析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这样今后在组织教学时，能够结合学生学习需求设计科学合理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提高外国文学课堂教学质量。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新文科背景下，教师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应积极对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将学生放到课堂教学的中心位置，结合学生对外国文学学习需求制定改革策略，通过调整教学内容、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开展读书分享会等方式，有序改革外国文学教学，促使学生能够在自主学习中不断增强个人文学修养。

参考文献        [1]章萍. 探析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思路[J].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版），2020（7）：95-96.        [2]王燕. 浅析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和策略[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20（5）：676.

作者简介：李雪荣，1974.11，女，山西运城，研究生，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教育与教学研究。

省级一流专业·汉语言，编號：YLZYSJ202001

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社会保障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必然扩大劳动者跨国就业，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税费征缴与权益保障问题，也必然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已经重视跨国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上个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研究解决此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国与国之间签署社会保障双边互免协议，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00多个社会保障协议，其中欧洲国家之间就签署了2500多个。表1是部分国家社会保障双边协议的发展情况。

从上表可知，拥有社会保障双边协议比较多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国家，而且起步较早，如英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亚洲国家虽然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国。但签署社会保障双边互免协议的个数相对比较少，发展缓慢。进入21世纪后，随着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发展的新趋势已经由最早的欧美国家延伸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如韩国、日本等，这些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双边合作的意识也在逐渐加强，日本目前正在与一些国家进行会谈，商谈签署双边合作事宜。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出入境工作人员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快了参与国际合作的步伐。2001年和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保险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互免养老保险缴费临时措施协议》签署，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工作尤其是双边协议工作已经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从中德协定2002年4月4日正式生效以来，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累计为中方赴德人员办理证明书2238份。收到德方出具的德国在华工作1252人的互免证明材料。从中韩两国《协议》2003年5月23日正式生效以来，累计为到韩国工作人员办理中韩互免协议845份(见表2)。社会保险费双边互免协议的签订与实施，为保障外派员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前提。

二、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化发展前景极其广阔。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在社会保障国际化方面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的国际化问题。同时，要注意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双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日益深入，我国面临的跨国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1990年，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只有5.3万人。2000年派出人员增加到25.3万人，年末在境外就业总数达到42.6万人。2006年派出人员达到40.7万人，年末在境外就业总数达到70万人。这些境外就业人员大多需要按照当地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目前与我国签订互免协定的只有3000多份。这是我国劳务派遣收益和劳动者权益的净损失。问题不解决，时间越长，损失越大。以中德协议来说，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公司及其员工并不知道两国社会保险互免协定的存在；由于是新事物，工作人员经验不足，双方定期交流机制不畅通，已经实施的互免协定在操作中也存在一些漏洞和技术问题。

在中韩之间，由于正式的协议还未出台，临时协议规定的适合人群范围比较狭窄(只包含派遣人员和自雇人员)，公司员工在韩国仍需缴纳费用较高的国民年金，我方员工回国时韩国政府并不把缴纳的金额退还。按照对等原则，中国政府也应该征收在华工作韩国公民的养老保险金，但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征收标准。临时协议中双方互免的保险种类比较单一。韩国实施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在目前执行的临时协议中没能将此类人员覆盖进去，故这些人员都要依照韩国的法律缴纳国民年金，等离开韩国时得到的退款非常少。

日本是中国海外就业人员最集中的国家(2006年为56万名，占在日外国人总数的26.9％)，由于没有签署任何社会保障互免协议，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员工缴纳双重社会保险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还要缴纳个人住民税(统一税率为10％)和所得税等税款，一般情况下很难得到退还。中国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种状况还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赴日本的投资发展。

另外，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如何将在华就业的外国人纳入到中国社会保险费和其他税款征缴体系中来，尚未真正纳入议程。中国社会保障的国际合作工作很被动，而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三、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化发展与双边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1、把握社会保障国际化发展趋势，重视社会保障国外合作。从现阶段看，实现全球社会保障一体化还是一个梦想。但是，社会保障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全球化发展不断积累条件与前提。虽然我国到21世纪初才开始社会保障国际双边合作的步伐，与国外合作的经验相对匮乏，但是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对外合作的重视度，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平台，了解我国外派企业和人员的整体情况，了解并尽可能地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要加快学习国外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协调国内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和相互关系，提高社会保障国际化政策的决策水平和执行管理能力，为我国广大外派劳动者和在我国就业的境外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2、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双边合作的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适时签署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协议。目前社会保障国际化发展的主导方式是国际双边或多边合作。发达国家为解决劳动者跨国流动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协议，而且正向发展中国家延伸。近年来，我国境外就业人数和海外企业数量逐年增加，但是重复缴纳社会保障费等因素却在严重制约着我国海外企业的发展，“合理”地侵犯着我国境外劳动者的权益。用双边互惠方式来妥善解决跨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国际最通用的方式。我们应该尽快适应国际化的需要，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保障领域的双边谈判，并签署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协议，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同时，尽力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也应按照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和世界各国开启在社会保险领域内进行合作的谈判。应在平等互利、以双方国家法律为基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覆盖各种人群及多种险种。根据我国国际双边合作的现状和迫切需求，我国近期应当加快与韩国、日本签订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协议。尽早启动与韩国签署社会保障领域双边合作正式协定的会谈，与日本等其他我国外派劳动力较多的国家进行谈判，商谈签署双边协议事宜并对协定中互免的人群、险种以及互免年限进行认真分析。借鉴其他国家双边协议文本，根据不同对象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在广泛征求专家和跨国就业人员意见基础上，尽快起草适合我国跨国劳动者的协议通用文本和对象国协议文本，为双边合作做好准备。

3、将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内容纳入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社会保障立法是协调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法律机制，是社会保障国际多边或双边合作的通用方式，也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根本保障。依法征收外籍在本国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费，并给予其国民待遇，是多数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1953年我国《劳动保险条例》就有“不分民族、年龄、性别和国籍，均适用本条例”的规定；1999年劳动部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宣传提纲和(失业保险条例)宣传提纲的通知》中也明确表明，社会保险费征缴的职工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籍职工，也包括外国籍职工”。此外，国际劳工组织1962年第118号《本国人与外国人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公约》规定：“对其他会员国的国民，根据立法，给予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保险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互免养老保险缴费临时措施协议》均规定：在华工作的该国人员如不能出具有关证明。将按我国法律规定征收其社会保险费。目前。我国尚未明确和具体实施征收在华外籍人员社会保险费的规定，对在华外籍工作人员没有征收社会保险费用，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建议把上述规定和有关内容纳入正在审议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社会保障在国际合作方面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4、衔接国际有关跨国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劳工公约，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速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劳工组织针对跨国劳动者在国际间流动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制定了许多国际劳工公约。这些公约对跨国劳动者的就业、工作条件、待遇平等、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了“体面劳动”，提出了促进工作中的原则和权利、促进就业、促进社会保护、促进社会对话等四个战略目标，旨在“将社会最低标准纳入全球经济目标”。更好地处理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为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在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更加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维护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我国各类企业也应进一步熟悉国际劳工标准，自觉遵守我国政府批准的各项国际劳工公约。为更有效地保护跨国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我国政府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一些适合我国需要的国际劳工公约逐步加以批准。

5、积极借鉴欧盟国家社会保障双边合作的做法，为我国社会保险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提供参考。目前，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是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之一。为妥善解决转移接续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现行政策，有关部门提出了新政策建议，有些省市也开展了不少专题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部门还没有出台关于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新政策规定。国外社会保障的一体化管理经验尤其是欧盟成员国社会保障关系转移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6、积极探索我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合作机制。随着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经济一体化步伐和各项合作的日益深化，往来于各地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多，大陆与港澳台地区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合作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后，形成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澳门地区在1989年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以后，形成了一种供款式社会保障系统，香港地区于2000年12月起实施了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台湾地区建立的是劳工、公教、军人、国民相区别的年金制度。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之间的差异，不小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可以借鉴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经验，建立大陆与港澳台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合作机制。这对促进两岸四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完善大中华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开辟两岸四地社会领域的联系合作机制、维护稳定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都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价值，应当提早准备两岸四地社会保障合作的意见和规划。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干部)

(本文责任编辑　李红)

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势头正盛，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再落回到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经济的转型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传统的一系列体系和服务无法适应，都在接受着挑战。经济转型期对于经济的风险管理应该提上日程，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我国经济体系的构建面临着社会发展的挑战，如何冲破障碍，获得机会是我国金融体系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考虑到我国经济体系情况，中国金融体系应该如何面临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是我国中国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金融体系现状的分析解释了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并进一步对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进行了探究。

一、我国金融体系现状

（一）融资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企业内源融资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的资金，外源融资是指企业在筹措资金时面向外部进行的融资。如果融资的结构比例不合理时，势必会会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这是我国大环境下存在的问题，不论是国家、企业在进行融资方面还是银行在个人和企业贷款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国金融业整体来看信贷行业的制度不够规范导致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也时常存在，致使全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变慢。

二、我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分析

新时代下实体经济的转型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服务的效率要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要提高。金融效率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面进行衡量，那么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一是宏观金融效率;二是金融机构效率，又称为微观金融效率;三是金融市场效率。

（一）我国金融机构效率高

市场价格保护、市场准入管制、隐性国家担保，这三项是上市银行达到最佳业绩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竞争逐渐加剧，利率市场化也逐渐推进，这对我国银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利润增长率明显回落。

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受金融业高利润的挤压，盈利空间微不足道。根据数据进行分析，金融业的利润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24%上升到2015年11月的29%;金融业利润与工业企业利润之比则由56%上升到95%。实体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尤其是高端人才，创新程度不够，而金融行业过多高端人才的流入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极度不合理，这样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过度的金融监管、不完善的金融服务的现状的存在导致了大量影子银行快速兴起，这样从根本上导致了银行利润的分流，从而导致了近几年銀行利润增幅大幅下滑。银行间竞争加剧、市场利率化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利润。但总体来讲，影子银行的无限制发展，抬高了社会资金水平，从而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二）宏观金融效率偏低

金融效率的衡量一方面，是依据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这个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最高的。另一方面，是以正规金融体系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来衡量，宏观金融效率也是偏低的。各式各样的影子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

（三）金融市场效率偏低

交易成本过高、融资困难这两个方面导致了金融市场效率过低。发行证券、企业上市等交易需要的资金成本甚至时间成本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偏高。而在融资这方面，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谈及清算费用，在欧美市场，清算价格非常便宜，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大多为不足1美元。而在我国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高达200元人民币左右，清算费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总的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还是很低， 发展空间很大。在宏观条件下，国家的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大量的资源处于浪费的局面并且没有改善，在新时代下金融体系没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尽快升级优化金融业。

三、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趋势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面临着很多未来未知的挑战，实体经济要想获得快速的发展，必须作出调整。

科技创新才能带动传统企业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要想获得长远发展，需要转变之前的发展模式并且进行创新，摒弃之前原有的依靠规模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为用科技推动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以往企业通过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来占据同类产品市场以此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利益，现在需要用科技创新对产品进行升级转型，逐渐寻找新机遇，为目标客户进行定制服务发展。这样会使企业间的竞争，由单纯追求成本低廉，逐渐转变对人性化、更佳服务的追求。

“大规模的走出去”逐渐取代传统的依靠吸引外资的方式。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式。但同样企业面临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方向是我国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能更好地吸引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近年来，我国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出台税收优惠、免费出让土地、降低贷款门槛等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是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我国市场。实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更好的融入海外市场，这是我国面临的新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现在我国对待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但我国企业应该不断通过创新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带领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市场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靠资本拉动经济，大量的资本投入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存在很多的弊端，低效率、高污染及产能严重过剩等。我国现在经济模式正在由传统的经济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模式发展。但我国国情依旧不变，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还会长期存在。

国家大力提倡创新，适应时代响应，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依靠的是创新成果。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势必离不开创新。作为企业，只有大力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在产品和服务上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升级革新，同时加大研发的投入，建立自己企业的创新型平台，努力开发相应的技术，增加企业的技术储备，才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同产品的市场上始终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不被消费者所抛弃，进一步助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承惠.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J].金融研究，2014（07）.

[2]向红.经济新常态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5（03）.

[3]潘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而临的挑战[J].金融研究， 2015（16）.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国际商学院）

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谭雅玲国际金融专论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从表象上看，似乎日元汇率的变动焦点突出，呈现美元脆弱性扩大 的 局面，并导致国际金价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已经明显地出现市场 心理超越经济信心影响和技术主导压制政策效果实施的特点，虽然国际金融关注的焦点似乎 从美国转向日本，然而，仔细冷静分析则可以发现，这与我国经济金融联系也较为紧密，对 我国潜在风险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其中包括汇率、经济等多层面的潜在压力。

首先日元升值的内外因素本质，或许依然是压人民币升值。从近期日元走势看，汇率水 平上扬突出，并且扩大，日元兑美元出现110－106跳跃性上涨，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主要 源于是日本干预政策的变化，并伴随日本财年临近而出现日元资金明显的调整趋势，日元汇 率波动在所难免。

日元干预策略的转变。近期突出的变化就是日本央行转变干预政策，采取放任市场的应 对策略，使得日元急剧大幅走升。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干预举措的一种调整，先前面对国际市 场投机性风险的上升，日本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不仅干预资金规模远远超出去年水平，且预 算数据大大增加，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止，日本已经抛售了30万亿日元（2800亿美元）。 尤其是财年结束周期的临近，这种干预似乎对日元具有抵御作用，多数出口商已经完成美元 兑日元的转换，进而呈现日本政策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日本放弃干预，而是策略技术的表 现。日本企业前段借助日本大规模干预的日元价格“优势”，借助日元低点汇回资金，有助 于日本投资人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则在于日本整体金融改革的反思与思考转变。日本整 体金融改革观念和措施已经开始显示政策策略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去年年底 以来，对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关注与对应的转变，已经对金融机构效益和经济基本面具有影 响；而货币政策贬值取向的反思，使得日元汇率水平弱中有强，对日本经济、贸易以及金融 形成“适应”和“顺应”效果。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竞争激烈的当今，日本一定程度上开始考 虑和关注货币作用对经济金融以及贸易信心心理的作用，这种转变已经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 推助力。因此，面对经济复苏相对利好的形势，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环境的波动甚 至动荡，日本干预策略的突然转变，以及灵活性的转变，均对日元走高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财年决算资金的转流。伴随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暂停，日本企业资金大量回流，以 应对企业决算的需要，毕竟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资金规模势力 依然明显存在，财年企业结帐的集中操作，以及经济复苏改善乐观条件和前景，均减轻了经 济复苏对强劲出口的依赖性，而通货紧缩的缓解也降低汇率波动对物价的影响，市场短期愈 发看好日本经济复苏；并伴之股市上涨，日元升值水涨船高。此外，国际金融市场在美联储 例会之后保持利率稳定，使美国加息预期弱化，日本投资人超卖外国公债，大量兑回日元， 形成日元资产支撑的多层面反应，日元汇率上扬扩大。

地缘政治和政策心理的转向。全球外汇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由于近期西班牙爆炸事件的影 响，恐慌心理尚未平息，欧洲一些国家接连受到恐怖警告的骚扰，美国也有恐怖因素干扰， 欧美金融市场心理恐慌延续不断，地缘政治心理干扰性导致美元脆弱、欧元乏力。相比较日 本恐慌避险效应也是形成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虽然瑞郎作为公认的避险性凸显，英镑经济 利好支持扩大，欧元技术性因素扶持有依托，但地缘政治的心理，使这些货币有抑制性，汇 率水平跌宕难定。加之，美联储3月16日例会保持利率稳定，使其加息预期有所调整，美元 经济忧虑并没有消除，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严重，美元政策与技术指导对美元投资心理有所 抑制，也致使美元走跌，日元上升。

基于上述因素引发的思考点在于：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扩大，亚洲主要货币自去年 以来也持续走升。从表面看，似乎日元变动是内部自身的事情，但联系周边和美元状况，或 许具有美日货币政策“默契”的可能，这种可能潜在风险则是更大程度上针对我国人民币问 题而起。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已经有复苏迹象，相对乐观凸显，但未来经济前景依然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美日为了维持各自经济复苏的态势，他们势必将会创造各自经济需要的 条件与环境，其中不可否定“嫉妒”我国经济相对利好的出口和投资吸引力，美欧将会继续 以我国人民币升值作为目标，利用周边环境与条件，继续干预或指责我国人民币升值。因此 ，我们对于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应有必要的防范准备与措施。

其次是日元兑美元转换中，美元报价产品的价格风险依然有针对我国的可能。从日本干 预角度看，干预举措实施力度以及变化有日本国内因素，同时也源于国际因素，但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结果直接影响着美元和美元报价相关层面的变化，对日本经济利益的影响，连带着 对周边或我国的影响，依然是不能不顾及和思考的。

经济复苏难有定数。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数据显示乐观，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 长大幅走高1.6％，不仅显示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扩大，而且也在信心心理上刺激投资，日 本股市的上涨，一定作用来源于经济刺激作用，而更多是政府注资和提振举措的效率，投资 信心恢复促使股市转旺。日本经济复苏明显的表现在于自然经济周期恢复性，外围环境对比 性，政策转变态势明显，进而出现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去年第四季度达到5.1％的水平 ，2003年全年为11.1％；同时出口业绩明显，全年4－9月份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出口的 贡献率。尤为明显的还在于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状况的好转，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 例已经从2002年年底8.1％下降到2003年7月底的7.2％，预计2004年将降到6％，2006年更降 至3％－4％。日本银行历时4年的贷款下降现象在2月份已经开始出现缓解的迹象。日本银行 周一宣布，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下跌4.4％。这是银行贷款连续第38个月下跌，但较1月份的 4.6％跌幅微有改善，自2001年1月以来，这一数字逐月向下，显示银行也在好转。日本银行 一直努力清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遗留下来的巨额坏账，2月份日本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总 贷款额为40800亿美元，但如果不计算信用合作社和排除证券化等因素，贷款额较去年同期 仅下降1.7％，是2001年6月以来最小的跌幅。日本经济好转是银行贷款改善的环境乃至政策 因素，而贷款的增加也推进了经济复苏，两者具有连带关系。日本严重干扰经济的不良资产 等金融问题的缓解，从信心心理上给予经济复苏希望和动力。但是并非日本经济已经完全复 苏，经济前景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沉淀时间过长，且结构性问 题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尤其是占经济总量55％的消费没有恢复，消费信心和储蓄 率扭曲表明经济复苏缺乏支撑，经济短期、周期复苏特征存在。此外，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格局竞争性，使日元被动顺从明显，货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美元，给予經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短期难以消除，使经济难以确定真实和“虚假”。

防范投机应对紧迫。2003年至今，日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升级，干预资金规模 上升幅度之大，是市场所料不及的。日本财务省在去年20万亿日元干预基础上，今年大幅提 高干预资金的规模，由2003年度的79万亿日元提高到140万亿日元，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投 入10.5万亿日元（约891.5亿美元），阻止日元升值，但从实际结果看微乎其微。目前市场 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保持警觉状态，而日本政府对于市场投机具有提防心理，干预主要意义是 应对国际市场投机的推波助澜，防止因汇率问题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

货币与经济反转思变。今年以来日元升值似乎并不完全是因日本经济复苏所带动，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美国货币政策“胁迫”因素，也有日本货币政策策略的主旨。一方面美国货币 政策需要强势引导弱化价格，美国主导依然突出，技术技巧运用灵活；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自 身周期策略的体现，或许是日本政府防范未来财年资金回流的一种准备性策略，防止日元过 度的大起大落的一种铺垫。面对国际货币领域的激烈竞争，日元国际货币地位与作用的保留 面临压力，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美欧货币的竞争力明显强于日元，从经济利益和金融发展角 度看，日本在努力维持日元国际作用与影响，而过去几年日元弱势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伤害 了日本货币，并对经济信心心理具有影响。而从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看，是十分 有限的。当前日本经济复苏中出口的支持也并非日元作用，而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相对利 好的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出口旺盛，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和策略的变化，是日元走势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应对防范我国地区竞争力的考虑。

从上述分析判断可以思考的问题在于：日元和欧元一段时间以来的升值并非意味美元反 弹周期来到，与美元贬值相比，目前的美元反弹远没有美元缩水快，反之可能预示美元将会 有更大幅度的贬值。理由在于美国经济利好中有忧虑，经济政策支持空间具有不匹配和矛盾 面压力，日本经济复苏有不确定因素，很难定论经济将持续复苏，因此与美元有联系的金融 和战略资源产品的大幅走升，其中金价重上400美元，油价接近40美元，达到13年来的最高 水准。而这些金融或资源战略产品就全球而言，对国别、区域和世界整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但相对而言，美日具有相对“优势”或主导作用，直接或间接针对的目标，依然可能是我 国。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其中既有石油需求和经济复苏增长的需求，同时也与美日、美 俄、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石油生产和储备战略策略联系，而我国石油需求和对国际市场的依 存众所周知，潜在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不能忽视当前和未来油价潜在的打击与影响，而最 终目的可能依然与人民币升值具有关联。

近期标准普尔预测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流入我国的“热钱”估计 已经达到500－600亿美元，这些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的投机， 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而从香港股市前段时期的涨幅看，经济与政策面尚无变动 ，股市中热钱炒作国企股较为突出，进而推高股价水平，加大人民币游资的流动面扩大。

外汇投机虽然是金融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投机，但基于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其所产生的 影响将会有所不同。目前外汇市场投机性因素存在，一方面是力图从汇率波动中获利，运用 利差效应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交织，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政治 需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较为集中，但是无论外汇投机的“空头”或“卖空”和“多头”或“ 买空”，都不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 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 变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为避免受热钱之害，我国必须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 ，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这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一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关键词：经常账户；投资一储蓄假说；两元选择模型

本文在评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发现全球的经常账户失衡有着深刻的经济运行层面的原因，并证实“投资一储蓄”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常账户问题，片面地将中国的经常账户归咎于人民币低估问题是偏颇的，而矫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举措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经常账户失衡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是指经常账户本身，以及与之相连的国外资本流人头寸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规模，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汇率等受到显著影响。经常账户研究的重要政策结论在于，通过研究可以将对经常账户赤字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之中。

自从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和调整问题的重要性，对国际收支的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分析的视角、计量方法，还是理念上都有较大的改观。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较好地梳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认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以及投资和储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经常账户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对经常账户向均衡水准调节的速度和方式问题。也即所谓的“均值反转问题”(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区域内和关键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东盟国家在1961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发现上述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长期失衡，汇率的估值水平起着关键性的影响。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经常账户失衡的镜像关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技术化的研究，发现采用非线性的技术探讨经常账户的均值反转问题，要优于线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视角，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决定问题，发现开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财政赤字等宏观变量都是影响经常账户收支的关键变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关特征事实后，提出应当从结构视角来审视全球失衡，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Kimetal.(2009)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可持续性问题。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应用样本数据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其对于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适用性。仍有待于经验事实的确认。所以有必要对文献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结构分析论”、“汇率变化论”、“投资——储蓄分析法”，以及“财政赤字分析法”等几种代表性观点。

首先来看“结构分析论”。顾名思义，其要点在于充分解释影响进口和出口因素的结构性变化，或者采用结构化的视角剖析影响经常账户变量的不同路径。比如，将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分为外生扰动(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内在驱动因素；后者包括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还有贸易条件随时间而出现的调整路径，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Lueas(1976)认为上述系数面对外部冲击具有时变性质。除此之外，类似的观点来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将经常账户的失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体对某种冲击的最优反应，以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展现出来；另一类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错误计算，错误决策和经济扭曲造成的，此类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调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将经常账户的变动分解为持续变动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临时变动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认为后者对于解释经常账户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至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特别是“豪斯克一麦奇不对称效应”成为其造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移民效应、供给效应、生产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国际贸易的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影响经常账户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别探讨。认为美国大部分经常账户的逆差应当诉诸于汇率的贬值。而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应当诉诸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手段。冯蕾等(2008)也采用结构性分析方法，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结构性逆差，不应诉求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等数量性调控手段而加以改善。可以看出，该类方法区分了汇率价格变量和进出口决定的实体因素变量对经常账户不同的影响途径。

其次，来看“财政缺口”模型。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应当具有协同关系。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双缺口模型”，国内私人储蓄+贸易赤字=私人投资+政府预算赤字，如果国内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大抵匹配，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往往同财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持续地财政赤字被认为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招致来自宏观变量作用模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比如，政府采用增税，而非对外借贷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就会打破国内外利率的互动机制，从而使利率无法对货币供求自发调整。

再次，来分析“投资——储蓄缺口论”。相关研究大都探讨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会否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状况。因为经常账户能够映射出该经济体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着本国消费超过自身的产出和积累。刘遵义、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美

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国民储蓄造成的，业已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逻辑架构里面，如果一国资本完全不流动，不存在国际借贷时，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或者完全由投资与储蓄的余额来决定。Clarida(2008)也认为投资储蓄的缺口所导致的金融与金融资本账户成为促进经常账户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而持续地储蓄过剩则是进一步导致金融与资本账户变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讨论了投资储蓄余额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关系。考虑上述关系之外，还引入了贸易条件、汇率和财政政策，并认为上述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变了常规性的跨期投资与储蓄关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资和储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赤字，中国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过度储蓄，而日本的长期顺差则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如“不对称效应”假说。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认为，国民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贸易流；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取决于通胀率的变化，或者各国货币的变化。美国的收入的进口弹性要远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弹性要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影响，同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不对等效应；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持续，除非美元持续贬值。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对收入不对称效应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

实际上，上述几类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通的。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丁骋骋(2006)，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等三种微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施建淮(2006)将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称为弹性方法，将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称为储蓄一投资缺口法，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何志强(2007)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整体内部投资恢复缓慢、消费不振是形成外部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原因。这就为我们建立统一的框架，检验内部宏观变量和经常账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征事实：与美国的比较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呈现着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断加深。如下图所示，进入到2000年之后，除却中国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呈现顺差外。OECD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都呈现出逆差状态。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了“五补”的镜像关系。尽管诱因各不相同，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经历了三次显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600亿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4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6.35％。

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寻出美国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开始时，大量而持续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虽然不同时期美国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诱发原因，然而这段时期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都从属于“美元本位”的整体架构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担全球贸易结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经济周期上升区间，对美国的交易需求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中心，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所以东亚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以本国资源换取并累积了大量“东亚美元”的同时，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形式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各国的经济资源。不过，结构分析的数据表明，尽管近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国，但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变。

另外，从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资本账户的匹配结构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外净投资从国外获取了正向回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地，可以从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的进出口速度的比较来看其端倪。中国的出口速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稳运行，而美国的出口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贸易产品的出口出现一轮下降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其经济具有先导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同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同周期性。从进口变量来看，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进口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增长速度呈现出“协同性”的变化特征。2004年进口的数量有较快上升，从而恶化了经常账户状态。与此同时，次债危机的冲击使得金融与资本账户的盈余有所回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有所恶化。从总体趋势上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外，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上图显示出，美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储蓄率几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多年。根据经典的“双缺口模型”，经常账户余额为进出口差额减去经常转移项，也可以表示为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额(CA=X-M-Tr=-(Sp-I)+(T-G))。这说明，美国的投资和储蓄缺口可能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观点，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净流入，这些资本以购买美国企业、债券、国库券和货币为形式。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的储蓄。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持有国外的资产。负向的国际投资头寸带来了经常账户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人的持续性问题。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权意味着收入的外流，以牺牲未来的消费为代价。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关键原因。即便是暂时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将在当前增加支出还是在未来事关重要。如果当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取资金，预期当前供给相应减少，导致价格相对上升，引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发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赤字效应被储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解释。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呢?从总量变化趋势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额的顺差，盈余额由1994年的69.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将

梳理出的几个假说分别探讨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问题。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从机制上来看，决定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技术变迁的速度和要素类产品的供需结构，如油价高企可能是导致全球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缺乏足够的“弹性”，“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加快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农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转变为机电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形态。与之相匹配，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稳步提升，第二产业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产业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无论生产所用的能源要素价格调整，还是汇率价格调整都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经常账户的水平与结构。

虽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能够较为有利地改变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作为需求管理转换的重要变量——汇率水平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各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常账户余额水平的变化。较具启示性的当属贺力平(2008)的观点。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将经常账户平衡的调整寄希望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很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来看，更多的影响应该体现在结构效应上。

除却结构性因素和汇率等价格性变量之外，还应该观察投资、储蓄与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从上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模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总量、结构与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储蓄／GDP指标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中国由于储蓄率过旺，远高于投资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扩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逻辑，其结果是中国应当拥有经常账户的盈余。因为国内的消耗远抵不上积累的速度，需要强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够维持内外均衡。图4的右轴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波动也较大，但是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以上借鉴美国的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汇率价格变量、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因素可能对中国经常账户带来的影响，然而具体的作用渠道，及其对经常账户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都需要实证分析给出解答。

三、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分析与决定因素

若要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解析，需要处理两项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判断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并给出经济学层面的解释。

(一)有关中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判断

经常账户的可持续问题及其决定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是在实证分析层面基本都采用计算理论上均衡经常账户(CAO)实际经常账户的差值得出残差序列，判断上述序列是否平稳，且收敛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经常账户的水平由物价(cpi)、政府财政赤字(fiscal)、GDP增长速度和国外净资产(nfa)之间的协整关系给出。各变量的取值来自于中经网，其中国外净资产由作者参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计算得出。数据区间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依据为AIC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群体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为平稳变量。

各变量是平稳变量。以下将采用VEC的方法测度出均衡经常账户水平CAO，由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决定，并判断实际经常账户与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均衡值之间的差距。通过VEC模型测度的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值同实际水平的对比分析见下图。可以发现，由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经常账户水平同实际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检验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敛于零。同样对二者问的差值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二者的差值能够维持在一定区间，且能够通过5％显著性检验，但是并不收敛于零。说明从数量关系上，中国经常账户的水平并未向理论均衡值收敛，说明存在着更深层的机制使得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值。

(二)基于两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计量结果

上文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进行了判断，也初步讨论了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代表性假说。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断。若要得出各类变量对经常账户水平的较为量化的结论。还需要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为此，下文拟采用两元选择的Pro-bit、Logil和极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类模型对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按照前文对经常账户影响变量的归类，并考虑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来分别测度结构变量、汇率变量、收入变量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以及对经常账户可能的影响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水平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本文将经常账户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经常账户赤字时，定义为0；当经常账户盈余时，定义为1。分别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极值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分析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决定问题。

计量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7)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CCER经济与金融数据库，作者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将经常账户余额、金融与资本账户余额、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用其对GDP的比值来表示；其次，为了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仅保留了投资变量。回归的初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或者盈余的关键变量在于投资变量和GDP变量。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经历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同经常账户顺差迅速累积的数据特征大不相同。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都验证了GDP变量和投资变量都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者亏损，两变量都能够在5％的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同时，中国大量增加投资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中国的出口，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投资——储蓄”假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之不同，财政收支的盈余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未能够充分解释经常账户的盈余变化。所以，造成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均衡值的根本逻辑在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背景，长期持续的投资——储蓄缺口，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使得经常账户的顺差得以持续。

按照投资——储蓄分析法，由于经常赤字从属于经济体内部的失衡造成的，无论赤字、盈余，还是平衡状态，都不需要将经常账户的失衡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处于最优角度的考虑在跨期内使其实现平衡，调节失衡的关键在于内部经济结构和宏观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理顺，而非仅仅关注汇率水平，或者外部进出口变量的调整。

四、小结与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经常账户失衡的“产业结构论”、“财政赤字论”和“投资一储蓄缺口”等假说，并对比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认为“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持续性，采用两元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增长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均衡经常账户理论水平与实际水平持续偏离的内在原因。“投资——储蓄”假说也得到了中国数据的印证。

这也同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仅仅以外部经常账户或者国际收支的平衡为目标，必须对内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若要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内的储蓄累计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形下，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便是其快速经济成长的代价。简言之，经常账户的失衡内生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宏观变量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汇率对于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影响并不显著，扭转失衡状态仍然需要经济体内部的政革来缓解，通过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合理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姜天鹰)

外国经济改革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及时、措施合理得当，经济率先走出低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事实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如何让国外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进而改善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还需要结合对外传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综合考量。

应对经济危机事件的

媒介形式和内容

　“我国成功应对经济危机”是一个媒介事件，它将通过媒介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向外国公众进行传播。从媒介形式来说，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常常受到两种信息来源的影响：来自于媒体的信息、自己亲身体验信息。前者构成了“拟态环境”。后者构成了“体验环境”。在拟态环境中，我们根据外国公众的接触习惯划分为中国大陆媒体和非中国大陆媒体；在体验环境中，我们根据接触中国元素的程度划分为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

从媒介内容来说，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传播信息可以大致区分为中国硬信息(诸如社会、军事等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娱乐信息三方面。

经过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体验环境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效果最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今后的对外传播过程中，适时增加国际公众对中国体验环境的接触频次，同时加强对目标公众的传播。 此外，国际公众通过接触娱乐信息反而会形成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这表现出当前国际受众接受信息的一种倾向，轻松、趣味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往往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在和国际公众进行沟通的时候，需要遵循受众信息接受特点。

如何有效对外传播 　我国成功应对经济危机

　虽然我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软实力逆差”的存在，并不表明这样的媒介事件肯定会在国际舆论场得到认可，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对外传播的复杂性，才能由成功应对经济危机，走向成功对外传播。

确定目标受众。遵循受众信息接受特点，引导主流民意 根据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国国力有限，对外传播很难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只能有选择地集中力量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不过，即便是选择了重点国家和地区，还是需要对当地普通公众进行细化研究。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我国重点对外传播的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传播对象应以中产阶层的公众为主，这不仅因为这些人群有更多的时间，能听到和看到我们传播的东西，还因为这些人群的意见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大，属于主流民意。

增加媒介体验环境接触，加强对意见领袖的沟通和互动 根据前面对传播形式和内容的分析，增加传播对象体验环境的接触，有利于形成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但是，由于体验环境接触不可能像拟态环境那样大范围传播，因此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意见领袖，更侧重深度沟通，然后利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进行多级传播，进而影响到广大普通公众。

由于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传播内容，因此，可以和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合作，通过他们的视角和专业解读，削弱了中国官方的色彩，从信源角度增强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然后利用论坛和沙龙的形式，邀请传播对象国家的意见领袖，同时借助大众传媒。多层次全方位进行对外传播。

把握传播内容的平衡原则和动态原则 经济危机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而且，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在进一步演化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和现象出现。因此，在对外报道的过程中，一方面介绍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取得的胜利是阶段性的，需要看到未来潜在的问题和困难，在传播内容上掌握平衡的原则，否则就会如施拉姆曾提到的：“大众媒体对某件事物的大肆渲染，到了广大群众至少是安排报道的人，看来一致认为已经宣传过头的时候，就会终于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这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现象瞬息万变，因此，在对外报道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相关信息时，要及时跟进现实事件的变化，实现信息的动态沟通，不能总抱着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态度来传播，这样才能让国外公众信任媒体内容，有效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天津财经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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