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高级日语问题教学模式应用的必要性及思路阐述

教学工作的顺利完成并不仅仅是依靠教师来完成的, 还需要学生在课堂上的配合, 从而完成对教学内容的体会与理解, 是对学生行为和经验有着重要作用的活动类型[1]。所以, 我们要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通常, 在进行高级日语课程学习时, 代表了学生已基本具备一定的日语沟通、写作能力,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加快, 尤其是在网络技术逐渐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后, 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内心需求, 相应的高级英语课程教学质量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 想要更好地激发学生对日语的学习兴趣, 推动高级日语课程教学质量的充分提升, 就需要加大对具有高级日语特色的教学方法的探索, 将问题教学模式应用到高级日语课程教学当中。一般而言,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借助板书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而问题教学模式则是以实际问题作为着手点来进行教学。在选择问题教学模式时, 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 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的问题对学生来讲存在一定的难度, 或问题教学模式存在形式化现象, 那么即使教学设备再完善、问题教学方法运用在多, 其教学效果也会差强人意。这是因为上述已经提到, 教学工作的开展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的配合才能顺利开展, 其教学效果才会有所保障。因此还可以衍生出学生学习能力和既有水平的问题。以部分高校为例, 由于其所处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较差, 所以教师水平和学生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以此类学校的学生为对象采取问题教学模式时, 就需要对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和既有知识水平有充分的了解, 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 确保问题教学模式中问题设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能够契合当下学生的实际水平, 这是保持后续教学长期实施的前提条件。笔者主要围绕教学模式对大三100名学生进行了详细的问卷调查, 在确保接受调查的学生清晰了解各类教学模式的具体内容后, 让学生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出自己倾向的一种或两种选择, 并挑选出自己最不喜欢的一种教学模式。最后得出, 当下100%的大三学生都希望能够围绕某个主题或问题来展开学习探究活动;约有88%的学生希望在课堂中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约有56%的学生认为, 可以将大三阶段作为问题教学模式的关键开展时期, 从而使学生的日语口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有效的锻炼与培养, 进而带动其综合能力的提升;而选择开展传统教学方法的人数仅仅占12%。将其缘由进行总结, 主要涵盖了以下几方面因素:首先, 板书式教学过于呆滞与死板, 课堂氛围枯燥乏味, 教师进行教学内容补充时只能借助固有的读写方式实现对学生的传授, 不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法得到保障, 而且高级日语课程的教学效率也无法得到提升;其次, 师生间的民主与平等是课堂气氛活跃的重要条件, 是后续学生在课堂有着较高参与度的重要保障;再次, 客观来讲, 学生真正运用日语进行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用问题教学模式的时候, 要始终秉持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如果学生在课堂初始阶段表现并不活跃, 教师要注重对其的引导, 切不可用放弃的态度来对待学生;最后, 问题教学模式有着较强的适用性, 所以通常来讲, 其在高级日语课程学习过程中是可以运用的, 只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并契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同时, 教师在课堂中的教授与指导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高级日语问题教学模式的具体应用

谓语和动词的位置是日语区别于汉语的最明显特征。从日语方面来讲, 其句子构成通常都是谓语置于句子末, 而在汉语表达习惯中, 谓语一般是置于句子前的, 这也是语言学常说的SOV型语言和SVO型语言[2]。所以想要大学生在对母语产生习惯性的背景下, 更好地适应日语,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在用日语表达我吃饭时, 很容易就会被翻译成“私はご飯を食べる”。同时, 如果将其进行拓展, 翻译学中的汉语和日语语序不同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因此在学习高级日语课程时, 教师要注重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 应用问题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实现准确的表达, 规避传统根究意思死板翻译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营造良好的问题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

首先, 要强调问题情境的营造。通常, 只有让学生置身于实际情境或模拟情境中, 才能对脑海中的思维实施充分的组织, 并将其意愿和思想充分表达出来。因此, 我们要注重问题教学情境的营造, 将一些与日语有关的知识融入到实际问题情境中, 给学生以真实的感觉, 这也是锻炼学生运用日本式思维的重要方式;其次, 情感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核心所在, 学生在进行学习或参与问题解答时, 必须要有相应的情感为依托, 如果教师不注重情感的融入, 那么教学活动就失去了灵魂, 从而会对最终的教学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教师想要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 就需要具备最佳的心理状态, 在向学生展示出真实的问题情境后, 要及时针对所设问题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 从而营造出愉悦、轻松且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在学生回答问题时, 教师要对每个学生给予充分的鼓励, 帮助其信心的养成。同时, 还要对学生的进步给予客观的评价与赞赏, 使学生从教师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举止中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爱和鼓励[3]从而更积极地投入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二) 根据日语教学设置问题, 培养学生主观识解的日语表达方式

主观识解是指说话者是围绕话题中心展开叙述或讨论的, 即使其所阐述的内容与其本身并无太大关系, 说者也会像叙说自身实际经历一样来展开话题。日语运用的就是此种表达方式。而我国的表达与日本恰恰相反, 属于客观识解的语言表达。这里所说的客观识解简而言之就是说者以阐述事实内容的局外人身份, 对话题进行的论述。即使说者就是话题的当事人, 仍然对其进行客观叙述。所以教师在应用问题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时, 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 围绕日语表达方式设置相应的问题, 如可以择取日语文章, 视频等, 并根据所呈现的内容设置问题, 如让学生运用日语表达的方式将文章表达的内容复述出来等, 这也是提升其日语水平的重要基础。

(三) 借助问题设置, 将日本文化、文学等融入到高级日语课程教学中

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导入对学生日语学习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 我们可以借助问题, 将日本文化和文学融入到高级日语的课程当中, 这不仅可以使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有效的拓展, 提高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而且还能逐渐培养起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能够简化后续日语学习难度。例如我们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 如“日本的拿来文化和我国的本土文化有什么差异呢?你们知道日本地区的文化禁忌吗?”等, 学生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就可以对日本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这对其高级日语课程的学习也会产生重要帮助。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虽然我国大部分高校的高级日语课程已具备基本形态, 问题教学模式具有的优势也逐渐得到凸显, 但是在后续教学过程中, 我们还要始终具备动态的、发展的眼光, 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对高级日语课程问题教学模式予以调整与创新, 并积极了解学生对教学模式的反映和效果。这不仅有助于高级日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而且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当下高校高级日语问题教学模式的相关阐述为基础, 结合当下我国对高级日语的研究情况, 分别从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两方面探索了高校高级日语问题教学模式, 以期能够为相关教育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高级日语,问题教学模式,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琪.翻转课堂与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模式改革[J].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5, 3 (3) :58-63.

[2] 王春苗.合作学习模式在高级日语课堂中的应用[J].鄂州大学学报, 2015, 22 (8) :76-77+87.

[3] 李星.建构互动式基础日语教学新模式实践[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5, 28 (1) :144-146.

[4] 王玉芬.新国标下“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西部素质教育, 2019, 5 (1) :164-165.

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多元文化思潮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对我国国内的教育界影响较大，具体体现在教师的师德师范以及师风建设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教育界需要引起广泛地关注并且给予高度重视，结合当前教育形势，着力解决中小学教师在师德师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小学教师；师德师范；对策

一、小学教师师德师范建设所存在的问题

1.重名利追求，轻精神奉献

当代教师队伍中部分教师过分注重功名利禄，忽视了自身作为教师应當具有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社会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教师群体不能够耐下心来潜心学术，把自身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追求个人利益上以至于忽略了自身应肩负的职责。仅仅把高尚的教师职业当做谋生的手段，没有把它上升到理想信念的高度。以至于没有崇高的职业追求，精神空虚，欲望扩张，热衷于从学校之外的课堂获取经济利益。违规办家教、推销教辅资料、接受或者索取家长所送的礼物等恶劣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备课准备马虎，上课随意等做法完全忽视了学生的感受，降低了课堂效率。

2.个别教师自身言行举止有损教师形象

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都是学生学习的榜样。但是个别教师因为自身的言行举止不够得当，无形中给学生们塑造了不好的形象。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教师的服务意识淡薄，没有对学生起到良好的表率和模范作用。课堂上，违反教师行为准则和言行举止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老师上课公然违纪，在上课过程中打电话、迟到早退、穿着随意邋遢、言行举止粗鲁等行为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降低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学校管理疏漏，引导不够

学校在师德师范建设上存在引领不到位、认识不够深入、管理考核模糊、监管督查力度不够等问题。部分学校重成绩忽略思想品德教育，重教学质量轻素质教育。不少学校始终将学生的考试合格率作为教师年终考核的唯一评判标准，片面追求教师的教学成绩而忽略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对于学校骨干教师的部分师德失范行为，不能够及时公正地做出批评和指正。

教师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不仅是教育事业的实践者，同时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教育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师德建设更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良好的师德师范体现的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的自身风貌，更关系到社会能否永续健康发展，代表着教师这一行业的普遍道德水平。师德师范一旦出现问题其影响和后果十分严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疏漏，缺乏有效引导，也是造成当前教师师德师范部分缺失的关键原因。

二、加强小学教师师德师范建设的对策探究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和细化了未来十年我国的教育发展目标以及工作重点2。旨在为未来教育领域输送高素质和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并且有效结合当前出现的师德师范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1.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师德教育

学校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管理依据，将师德师范考察放在教师考核的重心位置，在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真正将师德师范建设工作落实到位。学校可以采取不定期的考核、互评、自评等管理机制，坚持考核结果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发现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树立师德模范标兵，为其他教师树立学习的榜样。每所学校要能够从自身出发，细化考核标准，并将考核结果纳入教师总体评价之中。做到对师德师范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存在问题的教师提出整改意见，针对严重违反师德师范的部分教师要追求责任。

2.进行师德师范宣传教育，激发教师心中的道德认知

每一位教师自身良好的师德师范行为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师德教育需要从细节入手，坚持长期正面引导的方式循序推进，通过多途径地开展教育学习模式真正将师德教育落实到位，定期举办师德师范宣传活动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育人观。以表彰的方式给予在教师岗位上有突出表现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且能够充分利用教师宣传月和各种学习日开展向典型人物学习的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全体教师以德立身、以身立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3.加强社会监督力度

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提高师德师范水平不仅仅是学校相关部门的职责，社会也需要发挥督促作用，对于教师在教学育人中存在的问题要严肃处理。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监督机制，规范师德师风，教育部门应当设立专门的信访举报通道，让全体家长和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工作中去3。学校也可以通过开展校长接待日、家长交流会、教师互评等活动进一步了解教师思想动态，准确把握当前师德师风的建设情况，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联动机制，切实保证监督制度有效地贯彻落实。

4.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加强教师团队建设

一所学校要具备核心竞争力，就必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全面提升全体教师的整体素养而不是仅仅依靠几位名师撑起教学的半边天。青年教师要长期树立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彼此之间相互协作，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马卡连柯所说：“如果五个能力较弱的教师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一种作风的鼓舞，能齐心一致地工作的话，那就是比十个各随己愿地单独行动的优良教师要好得多。”因此，学校要加强教师团队的建设，激发全体教师对学校和教育事业的热爱，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在互动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唐凯麟，刘铁芳.德高为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教师职业人生的完整与幸福[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79-185.

[2]于相斌.如何加强教师的师德修养[J].教师，2014（16）.

[3]钱军.对新形势下加强师德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教育，2007（S1）.

作者简介：叶倩云，1992年2月，女，汉族，江苏南京，硕士；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

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学科逻辑起点是学科研究中最基础、最本质的一环，对学科的逻辑起点厘定不清将阻碍学科的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当今高等教育学界仅有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笼统阐述，并未对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进行区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对高职教育的生源质量、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等进行研究，并通过区分高深知识和专门知识，发现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并不符合 “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并得出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专门知识的教与学”的结论。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逻辑起点;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实现了空前繁荣。自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初见端倪。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问题，学界较为认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薛天祥教授提出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1]。从薛天祥教授提出这一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向“普及化教育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精细化研究，以促进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技术人才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从教育结构看，经济建设急需的大量职业教育未得到良好发展，这表明了国家开始意识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发展高职教育的决心。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高等职业学校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在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中的占比超过50%，成为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部分 [2]。根据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15%-50%、50%以上分别为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据统计，在我国高校扩招的第一年（199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10.5% [3]，这表明在高校扩招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51.6%，较上一年增加了3.5个百分点 [4]。表明我国自2019年正式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全民教育”“普及教育”成为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高等教育民主化得到深化和升华。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进行精准化研究，须对其逻辑起点与固有的普通高等教育逻辑起点进行区别，以更好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全民教育”理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快速普及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教育部亦多次发文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譬如，2019年国家发布《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指出要通过创新服务平台等方式为职教的改革和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2019年5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通过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等方式改革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5]。为此，文章研究整理了1997年-201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并绘制成表1。

由表1可知，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呈上升趋势，为更清楚、直观地看出我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变化趋势及速度，根据表1绘制图1：1997-201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折线图。由图1可知，我国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1999-2005年，我国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呈直线上升，增长迅速，而普通专科院校在其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究其原因，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高校招生人数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专科院校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其招生人数曾一度超越本科院校。2005年后，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呈上升趋势。在普通高校中，从招生人数看，本科生与专科生各占半壁江山，平分高等教育之秋色。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高职（专科）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而本科教育與专科教育在其培养目标、教育年限、专业设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探究高等教育逻辑起点时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的做法，应分别对两者进行研究。

二、现有高等教育逻辑起点评述

关于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这一问题，学界较有影响的是薛天祥老先生论及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阐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须首先厘清“高等教育”和“逻辑起点”二者的概念。

（一）概念阐述

1. 高等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的界定，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用教育大辞典》、潘懋元教授、薛天祥教授等都对其进行了界定。文章采用潘懋元老先生的定义：“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具有专业性质的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对象是身心发展趋于成熟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 [6]。”在潘先生的定义中提到高等教育的三个特性：一是高等教育的入学资格或条件，即完成普通教育之后。二是关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界定：18岁以上。三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及性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性教育。

2. 逻辑起点

我国关于逻辑起点的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企图通过逻辑起点的研究与探讨搭建起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1986年，洪祥生教授发表的《教育学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刍议》较早研究了教育学学科逻辑起点，指出“知识的传授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7]。此后，学界掀起了讨论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热潮。关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薛天祥教授。薛教授认为，学科逻辑起点应满足下述条件：其一，学科逻辑起点是该学科教育活动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现实存在。其二，学科逻辑起点与其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一致。其三，学科逻辑起点蕴含着该学科尚未开展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 [8]纪成龙博士亦指出，学科“逻辑起点规定着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具有抽象性、唯一性，是对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做出回答的关键概念。” [9]由此，可将学科逻辑起点视为对学科中最基础问题的回答，是抽象的、唯一的，与该学科教育紧密联系的，具有指导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双重价值。

（二）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认识

薛天祥教授同潘懋元教授等老一辈高等教育研究者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部由潘懋元先生主編的《高等教育学》（1984），薛天祥教授就参与其中的编写工作，次年薛天祥先生即出版《高等教育学》（1985）。可以说，薛天祥先生的《高等教育学》是在吸收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学》的原理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建立的关于高等教育学的新的学科体系。

薛老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原因如下：“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围绕着学生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现象，经抽象概括，它又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中最抽象的概念，应是理论体系中的逻辑起点。”而“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恰好符合“高等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现实存在;且与高等教育活动的历史起点一致;并蕴含着高等教育学尚未展开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三个条件 [8]11-16。同时，薛老教授认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完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的专业教育 [8]56-60。即学生在接受完全中等教育之后进入高校求学，无论其高校的水平层次如何、专业如何，均是接受高深专门知识的教育。且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性质。因而，可以推断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又可推断薛天祥教授认为高职教育亦是“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但方泽强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除研究型大学外，还有大量应用型和职业大学，前者（研究型大学）的确是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可作为其逻辑起点，但后两者却不具有研究高深知识的功能，不能将高深知识作为它们的逻辑起点” [10]。方泽强博士通过分析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说明在研究型大学中可将“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作为其逻辑起点，但对应用型大学和职业大学将此作为逻辑起点提出了质疑。

在研究型大学中，着重于知识的生产，高深知识确是其逻辑起点。但在众多的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中，是否可以将高深知识作为其逻辑起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薛天祥教授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界定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在指导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材的编写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如今，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时代，在普通高等教育与高职教育各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若仍沿用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界定，势必会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不清，并阻碍其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普通高等教育与高职教育进行区分，分别探究其逻辑起点，以推动高等教育明确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

三、高职院校生源质量问题探析

探究高职教育生源质量问题，必须明了其生源渠道。在我国，学生进入高校求学最普通、最常见的方式是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达到本省划定的专科批次线及以上，方能填报志愿并被高校录取。此外，还有两种辅助渠道可以帮助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初中生的“3+2大专”模式、高中生的单独招生方式。

（一）“3+2大专”教育模式

“3+2大专”教育是一种中专院校与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的模式，学生经三年中专学习后，再到联合所办的大专院校学习两年，毕业可获得大学专科学历。“3+2大专”教育模式是为初中毕业生提供的进入高校的一种教育方式，与经高考进入高校的方式相比，“3+2大专”教育模式受教育年限短，仅需5年即可获得大学专科学历，而普通教育模式则需经3年高中教育和3-5年高校教育才可获得大学专科或本科学历。同时，对就读于此模式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无须参加中考，无须为紧张压抑的中考所困扰，亦无须经历课业负担繁重的普通高中即可优先获得进入大学的入场券。因此，从受教育年限和学业负担两方面看，此模式具有“弯道超车”的意味。但由于“3+2大专”教育模式的准入条件宽松，就读于此模式的学生大多是没有能力或条件接受普通高中阶段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此教育模式的生源多是初中学困生，即此教育模式的生源质量较差。

（二）单独招生模式

为提升高职院校教育质量，2011年教育部在发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改革招考制度，探索多样选拔机制，完善‘知识+技能’的考核办法，稳步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新生的招生改革试点。”该文件的出台意味着高职院校在考试招生改革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高职院校能够通过多样性、更灵活的考核方式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得更多高质量生源。但由于教育部将高职院校的招生权力更多下放到高职院校本身，可能导致某些高职院校为了获得更多生源、增加学校的招生人数，追求经济利益而产生对报考学生考核的形式化、走过场的弊端。高职院校对学生考核的随意性又将导致高职院校生源质量良莠不齐甚至下降的现象。因此，高中阶段通过单独招生方式进入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亦不高。

（三）高考进入渠道

经高考达到相应分数线进入高职院校是其招生的主要渠道，也是保证高职院校生源质量的“最好方式”。但针对这一渠道的生源质量仍需要探讨。高考划定的各个批次分数线具有人才分流的作用：优质学生进入优质大学，而成绩较差者只能放弃学业或进入普通高校求学。优质大学因其具备一流的师资设备，且招收的是学习能力强、学习自主性高，即学习成绩优异者，因而师生双方都具备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而一些普通高校特别是专科院校却不具备这一水平和条件。下面以北京市近五年高考各批次分数线的划定情况为例探究高职院校生源质量。

由表2可知，北京市近五年高职批次录取文理科分数线均在120-150分，仅占高考总分（750分）的16%-20%。根据表2数据可得出：近五年来，北京市高考文、理科本科一批与高职批平均分值差分别为426.4分、394.4分，差距巨大。此外，据调查，北京市近五年来高考文、理科选择题分值分别是399分、279分，在占总分中的占比分别高达40%、37%。因此，态度端正、智力正常者达到高职批次分数线可谓轻而易举。

综上所述，现如今在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高职院校存在片面追求学生数量、追求经济效益而不关注学生质量、教育质量的现象。并且以上三种进入高職院校的方式均无法保证生源质量，因而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普遍低于本科教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差导致其不具备“高深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因此高职教育不能以“高深知识的教与学”作为逻辑起点。

四、新时代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高职学生不具备接受高深知识的能力和条件，而目前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具有重要地位。由此，研究高职教育新的逻辑起点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而分析高职教育逻辑起点须首先区分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

（一）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

最早论述高深知识的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他指出，“只要高等教育的范围仅限于高深知识，学院和大学的课程就会因为太难、太不令人感兴趣而无法吸引大多数学生。” [1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高深知识与精英教育是划等号的。即只有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内容范围才能仅限于高深知识，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内容范围无法仅限于高深知识。而目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通过布鲁贝克的观点可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绝不仅限于高深知识，否则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阶段性划分就没有意义，不能指导差异性的高等教育形态。

专门知识是关于某一专门领域的知识，专业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的给予学生职业能力、岗位发展的教育， 它随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深化和学科的分化而产生， 为学习者从事某一领域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做准备。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为其谋生做好准备 [12]。所以，专门知识的教育是一种适应社会、为学习者谋生做准备的教育。关于职业教育，布鲁贝克也提到，“怎样对待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教育、补偿性中学后教育？弗莱克斯纳（1930）对这些教育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缺少深奥的思想内容。” [13] 可见，布鲁贝克将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教育和补偿性中学后教育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缺乏深奥的思想，即高深知识。

通过上述关于高深知识与专门知识的分析，可以看出高职教育并非高深知识的教育，而是专业（专门）知识的教育。

（二）从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审视高职教育逻辑起点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薛天祥教授关于高等教育“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的逻辑起点具有高度抽象性和过于笼统，无法适应当下高等教育多样化、普及化的发展现状。尤其是在高职教育领域，因其生源质量差而不具备进行“高深知识教与学”的能力和条件。而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对高职教育逻辑起点的清晰界定将为我国高职教育提供理论基础，为国家建设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技术人才，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形势下，面对“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高职教育培育技术人才的新要求， 其使命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力、智力保障 [14]。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到2020年要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提高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 [15]。2019年教育部、财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指出，“双高计划”即高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是以价值为导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和服务产业升级是其重要的政策信号 [16]。且张蕴启在面对高职教育时谈到，“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重要责任。” [17]同时，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出现了“企业办学”现象，即企业通过办学，“自产自销”的方式培养本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具有对口性强的特点。

由此，通过区分高深知识和专门知识，从国家层面看待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从高职院校本身谈及其办学定位，高职教育都是为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因此，“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才是新时代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界定为“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具有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的痕迹。薛天祥先生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的判断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高等教育多样化、普及化的发展特征。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的情况，对高等教育逻辑起点一概而论将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区分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才能为二者提供更适宜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应是薛天祥教授指出的“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而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应是“专门知识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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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張蕴启. 论高职院校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关系[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11）：113-115.

（荐稿人：李福华，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强）

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通过梳理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的因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效用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品牌知名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概率成正相关，而期望融资期限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概率成负相关;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不同模式对供应链融资额的提升效用存在差异，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最为显著，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次之，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越大其供应链融资可得性越高。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向得分匹配;融资可得性;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此磅礴的战略要落地生根，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参与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村产业振兴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融资难”的问题成为阻碍其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最大掣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及《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2019年2月，五部委聯合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强调鼓励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核心企业提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

依靠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供应链金融扩展信贷业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成为其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供应链金融还有利于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

一、文献回顾

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龙头农业企业高达8.7万家，农民合作社已超217.3万家，家庭农场逼近90万家。如此庞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供给以满足其可持续性、集约型发展。通过对全国各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抽样调查可以发现，80%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贷款规模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30%，这充分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国内外诸多学者普遍认为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供需不匹配、融资环境恶化、主体自身的局限性、金融创新不足等因素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性因素。[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有效规避自身抵押不足的缺陷，具有风险分担机制的供应链融资打破了这一僵局，“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专业大户+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电商平台+农户+经销商”等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应运而生[2-3]，政府、社会、金融机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致认为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能够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Maertens（2013）、Falkowski（2015）证实了供应链融资可以有效提升农户融资的获取性[4-5];Soundarrajan、Vivek（2015）指出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由于存在风险互担机制使得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大大降低。[6]曾玲玲（2018）证实“农村银行+电商平台”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可行性。[7]

综上所述，关于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的研究，诸多学者只是基于理论角度阐述了该模式的适用性，且针对供应链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支持展开的调查研究大多基于个案。由于每个案例不可完全复制，因此，要想证实供应链金融确实可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可得性并在此基础上衡量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的效率，还需针对普适性的、大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展开调查和实证检验。

鉴于此，文章基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抽样调查为主、辅以重点调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不同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进行量化分析，检验供应链融资能否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提升的差异。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供应链融资的影响因素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供应链的状况

要深入探讨供应链金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的分析，就必须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有可依托的供应链体系。在国家大力倡导供应链金融的背景下，“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超市”“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电商平台”等多种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业链条应运而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参与的农业供应链条越多，说明其可以借助供应链金融获取外部资金支持的概率越高。另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供应链条的位置和重要程度会对其获取贷款资金的便利性和规模造成影响。核心企业会充分发挥领导管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并为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成员提供资金支持，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风险分担和风险转移。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观因素

1.年龄

对于授信金融机构而言，其资金供给意愿主要取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偿债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龄较低，前期自由财富的积累沉淀不够充足，生产管理能力有待完善，还款能力容易受到授信机构的质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年龄较大的负责人平均经营期限较高，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沉淀了丰富的资产，贷款较为谨慎，对不合时宜的资金需求更少。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龄越高，供应链融资的可得性将会更强。

2.文化程度

供应链金融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文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其了解供应链融资的深度更大，参与供应链融资的需求意愿将会更高。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就会越强，能不断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朝着更加可持续方向发展并获取相对稳定的营业收入，授信机构对其授信的意愿就会更强。

3.营运规模和产品知名度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越大，产品的知名度越高，其产品质量的保障程度将会越高，销售业绩也会更加有前景。产品知名度较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能迅速地建立自有品牌，在电商平台中快速占领市场，而供应链金融中基于电商的模式将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供应链融资的主要来源。

4.营业收入状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营业收入越高，则企业内部现金流量越为充沛，资金周转能力也会更强，进而能够保证授信资金利息的偿还，其获取资金授信的能力将会增强。营业收入的提高能从根本上促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扩张，上升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其对供应链金融的需求会变高。

（三）期望的融资期限

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较多，且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期望在供应链融资的资金使用期限较长，将会造成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不稳定，而提供资金支持的各级金融机构对其授信的意愿将会降低。另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使用的期限过长会造成授信金融机构认为其资金回笼的速度不充足，在现金流量不能完全保障的情况下，会对其还款能力产生质疑，因此，融资期限过长将不利于获取供应链融资。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和指标设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为发达的地区包括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和四川，因此，课题组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江苏省和山东省作为研究抽样框，最终抽选了16個乡镇36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走访获取相关的基础数据，调查了126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回收的部分问卷数据信息缺失和数据失真等现象，最终实际有效问卷为1178份，有效率为92.90%。本课题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四种，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专业大户239家、家庭农场439家、农民合作社314家和农业龙头企业186家。

课题组对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2016—2017年的融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参与农业供应链融资以及具体的融资渠道和融资额。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体特征：年龄、文化程度、经营规模、产品知名度、收入情况和期望的融资期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供应链中所处位置以及农产品生产周期。

为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2018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情况作为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分类变量，以此为基准获取2016年和2017年供应链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的相关数据，降低数据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所选的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关系，因此课题组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交叉和平方化处理，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具体的变量设置及描述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实验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额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龄略低、文化水平较高，而其产品知名度优于对照组，年度销售额相对对照组较高，处于农业产业链核心位置的比重相对对照组较高。实验组融资额相对对照组融资额较高，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能够有效提升其融资的可得性。描述统计部分只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额进行了简单对比，并未体现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额与参与供应链融资项目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介绍

2016和2017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参与供应链融资的观察数据可以获取，但是直接根据观察数据随机分配得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验设想结果有可能会造成供应链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不能显著提高的伪命题现象，因此，本课题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尝试规避这一问题，采用非实验数据或观察数据进行干预效用分析，对观察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干扰进行有效矫正。

第一，对原始数据充分归纳整理，实验组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了供应链融资，对照组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参与供应链融资。选取变量和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具体融资额，是非变量Z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项目状况（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对照组，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验组），以此来衡量参与供应链金融能够使其融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因此和可观测，而和不可观测。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与供应链融资情况存在差异，进而用对照组模拟实验组推导平均干预效应ATT：

其中，表示实验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比重，表示对照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比重;

第二，引入非混淆假设=和对ATT简化为：

第三，倾向得分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既定的协变量下，接受参加供应链融资的概率。用表示变量的倾向得分，即，进一步整理ATT为：

（三）倾向得分的Logit估计结果

变量中包含是非变量、连续性变量和多分类变量，因此，文章采用二分类的Logit回归模型进行拟合，测算供应链金融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影响的概率分值，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农户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产品品牌的知名度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概率就愈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有利于参与供应链融资，期望融资期限越短越有利于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供应链融资，融资金额也越高。就2018年的情况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概率越高，说明前期的假设均成立。同时，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四种模式受到自身年龄、受教育程度、产品品牌、年销售收入影响方向相同。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到前期自身供应链融资情况影响存在差异，其中，2016年专业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融资对2018年供应链融资产生负效应，而2016年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对2018年供应链融资产生正效应。通过查阅初始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调查对象中基于专业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的供应链融资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供应链融资在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中具有较高的延续性。

（四）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众多，包括邻近匹配、半径匹配、线性回归匹配、核匹配等，匹配方法尚无优劣的统一定式。文章试用了三种方法进行匹配结果显示差别较低，最终了采用邻近匹配方法得到倾向分值，具体匹配结果如表3所示。

表4显示，匹配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额呈现对照组>实验组的状况，说明供应链金融不会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匹配后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额呈现对照组<实验组的状况，说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就不同模式对供应链融资额的提升作用而言，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最为显著，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次之，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越大其供应链融资可得性越高。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知，农户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产品品牌的知名度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供应链融资的概率就愈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有利于参与供应链融资，期望融资期限越短越有利于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供应链融资，融资金额也越高;匹配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额呈现对照组>实验组的状况，而匹配后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额呈现对照组<实验组的状况，说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最为显著，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次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越大其供应链融资可得性越高。

以上实证分析可以明确，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这与“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等农业供应链模式的大力推广具有显著关系，但仍需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参与到供应链条之中，各级政府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展开农业供应链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明晰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实施机理和实现目标，不断提升其参与供应链金融的主动性。为有效拓展农业供应链长度，前端可以延伸到种子化肥企业，后端可以延伸到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政府要加强农业产业链的风险分担机制以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主动性，要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不断扩展涉农保险业务的覆盖面积，有序推动农业保险机构纳入农业供应链金融体系中，彻底解决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的后顾之忧，使得风险分担主体不断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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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人和普罗大众梦寐以求的目标。教育政策的颁布往往决定了以此政策为导向的教育质量的实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以政府为主导的体系中，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取决于政府的的态度，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布和对高校科研经费的分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经费的获得实行的是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制度，经费以政府支持为主。主要对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最为瞩目的政策和具体措施进行分析，认为继“985/211”政策后，“双一流”大学建设在追求高质量的同时兼顾了公平原则，对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产生了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双一流”大学

一、理论基础和概念界定

（一）理论基础

教育公平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话题，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热点。1966年，著名学者科尔曼发表《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即《科尔曼报告》），提出了一种个人本位的机会均等观，问题焦点是社会阶层与教育机会均等的关系，即实质均等观，被理论界认为是教育机会均等理论的重大突破。瑞典教育学家胡森最早提出教育公平理论，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受教育条件平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平等，上述三种平等分别对应了效率、公平和自我实现这样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1]。在此理论背景下，强调了教育政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即教育起点公平，其价值取向对后续的教育实践和对实现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实现真正教育公平的首要基础。教育政策对教育公平理念的体现和导向作用将直接影响教育结果的形成。

（二）概念界定

1.高等教育公平

阐述高等教育公平的定义，需先明白何为“教育公平”。根据胡森的教育公平理论，高等教育公平包含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高等教育结果公平，这三者的总和统称为高等教育公平。广义的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指所有适龄者均有机会按照其本人意愿接受高等教育，也可理解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机会的公平，即“有教无类，体现起点均等”[2]。狭义的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指每一个符合接受高等教育条件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参加高等教育入學考试的权利，并且根据考试分数具有平等的入学权利，不受地域、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3]。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指数量和质量的公平，即教育过程中个体受到平等的对待，公平合理地享受教育资源，使自身得到充分的良好的个性发展。高等教育结果公平是指，当社会成员进入高等教育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社会后，都能使自己得到相应的发展，同时也不因自己的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等原因受限而没有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

2.高等教育政策公平

作为社会公平问题的具体形式——教育公平问题，是由教育政策所致，教育政策是引发各种教育公平问题的最终根源，也是教育公平问题的“程序性”前导[4]。在胡森的教育公平理论中，教育政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被称之为“起点公平”。高等教育政策是高等教育公平实现的前提和重要逻辑起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高等教育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政策公平的主要评判标准和体现为政策是否以公平作为其主要目标追求。准确剖析高等教育政策是否体现出“公平”，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不可缺少的步骤。界定何为高等教育政策公平，是此文研究结论得出的重要前提。

二、以高校经费分配为实例探究高等教育政策是否体现高等教育公平

研究高等教育政策是否体现出公平的价值取向，往往从政策实施的程度和具体措施可以得出较为清晰、直观的分析和结论。我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它的提出是循序渐进的、前后一贯的。从“211工程、985工程”开始，到“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提出，这几个重大的政府颁布的文件中都不断重申了培养高水平大学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效率优先的理念，对兼顾公平的的体现还不够。而高等教育政策对公平价值取向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对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及筹措的科研经费的分配。此部分通过罗列“985/211工程”和“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两个政策背景下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支持力度，来分析两个政策文本是否体现了高等教育公平。

（一）“985/211工程”高校经费分配情况

据教育部官方统计（注：由于“985”高校亦同时是“211”高校，为区别讨论，下文所指“211”高校仅指“985工程”以外的“211”高校。资料来源：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我国曾设985高校39所，211高校77所，一共116所，除“985/211”高校之外，其他普通高校共670所，“211/985”高校数量占公办本科不足15%。不同工程的高校可以享受不同的资源配给，资源分配情况主要体现在经费上，尤其是国家财政下拨的经费。据2009年至2013年较完整数据统计，“211/985”高校在财政科研经费预算中，共占据全国高校经费总预算七成。39所“985”高校获得科研经费共1394.94亿元，共占52.7%;77所“211”高校获得科研经费共510.66亿元，共占19.3%;其他普通高校获得科研经费共742.1亿元，共占28%。清华大学在“211”和“985”高校中科研经费最多，为39.91亿元，其中财政拨款27.75亿元，是普通高校西南石油大学财政拨款的23倍。后者在普通高校的科研经费最多，也只有4.6亿元，可见985/211大学和其他普通大学在经费分配上差距之大。

从教育经费拨款分配的比重来看，“211/985工程”着实帮助一部分高校提前迈入高水平建设中。在这也造成了高校对“211/985”的角逐和激烈竞争。入选“211/985”工程不但意味着国家财政的支持，更为高校了带来了申请科研项目的便利。在高等教育已大众化，追求公平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的“211/985”工程还不完全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原则，但为我国高等教育实现普遍高水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

2015年11月5日，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颁布，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自从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并计划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后，各省相继启动了本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很多省份在高等教育上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投入，如福建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等。“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自提出后，值得重视的是此方案中没有再次强调以“211/985”工程为重点，在淡化“985/211”高校的前提下，各省对高校的建设加以推进，涉及院校数目史无前例达到最多，经费分配标准更客观、覆盖面更广。在“双一流”推出后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对高校的培养和改革已形成良好开端。虽然就总数来论，此次受到重点培养的高校和学科仍只有小部分，但“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政策让更多地方高校步入了经费充足、政府重视的队列中，这既是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次重要改革，也是高等教育政策对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明确导向。不同省份地区皆有多所未选拔进入“985/211”工程但仍具备高水平发展实力的高校，在“双一流”政策颁布后，获得了政府的大力资助和重视，这不仅将助力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惠及成千上万农村地区的优秀学子，使更多的学生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三、结论

“985/211”工程將一部分高校培养成整个高等教育高水平建设的领头羊，虽然在数量上未惠及大部分高校，但为后续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公平性原则奠定了不可忽略的基础。“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颁布后，就全国范围而言，已有更多非“985/211”高校进入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队伍之中，政策的支持和经费的增多，对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无疑是进步的举措。

因体制而生的“211/985”高校，其存废依然难脱体制藩篱。“985/211”工程短时间来说难以完全废除，其仍然承担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领头的作用。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需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如“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这个政策的颁布，则对“985/211”工程起到了修缮的作用，也是就现实背景而说，我国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不废则立”思想的体现。

但是在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重点建设学校与学科投入的增加是以对其他学校与学科投入经费相对减少为代价的[5]。虽然“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淡化了“985/211”高校的概念，这将有利于调动其他普通高校的积极性，鼓励高校进入良性竞争系统，也增加政府对“985/211”高校以外具备科研实力的普通高校和学科的重视，但现阶段对高校的扶持和培养如何达到普遍公平的程度，这是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值得考究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高校自身的努力，还需政府根据产生的新问题对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并加深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方能持续建设我国追求质量、兼顾公平的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陈洁、胡森：一位教育学家的学术生涯及其启示[D].苏州大学，2004.

[2]吕占峰，刘玉洁.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关系探讨[J].理论与实践，2011（1）：106-108.

[3]杨灿.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分析[D].厦门大学，2006.

[4]朱永坤.教育政策：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的逻辑起点[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2）：42-46.

[5]李金春.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等教育政策评价[J].中国高教研究，2007（1）：47-50.

网络教学问题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改革开放来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大多发展缓慢，青年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谋求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文章基于当前新农村发展背景下留守儿童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系列措施，希望能够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关键词：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改善策略

前言：留守儿童作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农村地区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农村教育中常见的“老大难”问题。留守儿童简单来说就是父母常年在外，自己跟随家中老人一起生活的孩子。如今我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多，部分留守儿童由于长时间无法接受正确的教育，导致其在长大以后误入歧途，这对儿童的未来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疏导，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受自身学习成绩的影响

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在学校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不敢主动大声地与同学、老师说话，在课堂中也不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同时也害怕教师在课堂上点自己的名字，遇到教师和同学不乐于积极打招呼，上台发言过于紧张等，这些都属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而留守儿童产生社交焦虑和其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和学习成绩有著很大的影响。由于缺少父母双方关爱的留守儿童可能在性格和心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再加上学习成绩也并不理想，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在学校中并不受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关注，存在性格缺陷的学生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学生能够主动和他做朋友，这也就意味着教师和同学都不能正确帮助和引导留守儿童，很多其他学生的家长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和学习优秀的学生做朋友，而教师也比较注重学习优异的学生，忽视了留守儿童，使他们最终形成社交障碍，加剧了社交焦虑的不安感，这些留守儿童逐渐变得缺乏自信，不善于和害怕同其他人交往，在多数人的情况下，这些留守儿童大多数都自信不足，不敢直面回答老师、同学的问题，做事唯唯诺诺，过于紧张，这并不利于留守儿童以后的健康成长。

二、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受自身家庭经济的影响

大多数农村的留守儿童都是因为自身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成为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了能够增加自身的收入，改变自身的家庭生活环境，减小压力，所以都离开了家庭，外出务工。一般情况下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条件都不够好，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的家庭状况过于贫困，使留守儿童小小的年纪不仅要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还要负担家庭生活的压力，这就使这些留守儿童大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童年，很小的时候就要很懂事，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同龄其他儿童的不同之处，逐渐改变留守儿童的内心思想。虽然农村生活的留守儿童对经济还没有完全的概念，但是留守儿童会由于自身家庭条件的原因多少会在性格上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也会最大限度上影响留守儿童在社交方面的表现和自信心，一个做什么都缺乏自信的人不能很好地立足于社会中，也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不断提高监护人家庭教育的责任意识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想要对其进行高效的家庭教育则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首先监护人要有较高的家庭教育责任意识，形成正确的意识以后才能更好地对儿童进行各项教育。在提高监护人家庭教育责任意识的过程中，首先应该鼓励父母经常返乡，主动承担起家庭监护的责任，儿童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对于一些学龄前的儿童来说，父母的陪伴远比任何教育都更加有效，因此教师或学校要鼓励父母抽出时间经常返乡陪伴自己的孩子。除此之外，还要尽量提高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行动力。留守儿童现象其实能够反映出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父母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外出打工挣钱。想要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社会各界都应该做出积极的努力，首先教育工作者应该带头做好宣传引导作用，让父母认识到亲情的重要性，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保持与孩子的每日沟通。

四、培养监护人家庭教育能力

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儿童监护人家庭教育能力培训活动，利用家访、家长会等方式对于监护人的原有教育理念进行革新，教授监护人先进的教育方法，让监护人对儿童的成长进行正确的指导，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健康的人格。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监护人自身的教育能力需要不断提高，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一些外界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学校还应鼓励监护人多读书，注重交流，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及时了解儿童成长的特点，懂得为儿童分忧解难，这样才能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教师和学校还要建议监护人在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以身作则，只有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对儿童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五、树立与时俱进的家庭教育观念

想要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父母外出务工，而家庭教育任务则落到了祖辈身上，隔代教育的现象会长期存在。这就要求祖辈在对儿童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与时俱进的家庭教育观念，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家庭教育活动，学习最为先进的理念，对于儿童的思想道德以及行为习惯进行正确的指导，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监护和监督作用，从而能够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和国家的问题，需要各方的大力关注和积极配合，但是想要真正解决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则必须还要从家庭内部入手，学校有机会应集中力量转变监护人的教育观念，促使其不断学习先进的教育方法，对自我进行良好的约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感染和熏陶儿童，这样才能达到巧妙教育的作用，引导儿童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结语：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融入一二线城市经商务工，导致农村的大量儿童成为留守儿童。如何有效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水平是当前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为留守儿童营造出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推动留守儿童的素质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梦龙，任玉嘉，蒋芬.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状况的 meta 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33（11）：839-844.

[2]徐善霞.初中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现状及催眠干预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