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应用当代主流的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2002年以来相关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之汇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机制以及传导效果，提出了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金融环境、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渠道；有效性；协整检验；VAR模型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打击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一度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为了抗击金融海啸的巨大破坏性，西方主要经济国家陆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中央银行也果断地采取了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明显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有效遏制了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为联系货币因素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接货币因素与实体经济活动的中介，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

当前技术进步、金融创新、全球化浪潮的层出不穷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要都给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从而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是一个常研常新的课题。近年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开始重新界定货币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其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前沿性。

二、文献综述

从实证研究方面来看，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计量经济方法在货币政策应用领域里的深入研究。1980年西姆斯（C. A. Sims）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计量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用[1]。此后，VAR模型便被广泛地运用于货币政策的研究之中。Bernanke（1986）运用VAR模型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美国银行贷款的冲击对总需求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效果，因而信贷渠道在美联储的政策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2]。Dhakal & Kandil（1993）运用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通过资产替代效应对股票价格有显著的冲击[3]。Kamin & Rogers（2002）建立包括实际汇率、产出、通货膨胀3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墨西哥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产出的改变主要是由自身冲击得以解释，但永久性汇率贬值对产出的不利影响具有持久性[4]。从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来看，总体上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仅从定量分析方法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研究方法还是采用简单回归分析，2000年以来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高等计量模型。盛朝晖（2006）研究了我国1994—2004年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认为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发挥主要作用，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得到发挥，资本市场传导渠道效应开始显现[5]。楚尔鸣（2007）对2000—2005年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很难引起利率的变动，而且利率也不是引起投资和消费变动的主要原因，从而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存在梗阻[6]。孙敬祥（2008）实证检验了1996—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得出了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相对较弱的结论。研究表明，利率对各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偏弱，而货币供给可以跨过利率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7]。江群、曾令华、黄泽先（2008）对1993—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不断弱化的趋势。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变迁有其特定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是适应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8]。柳明花、李虹墨（2008）对我国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作用于经济，但信贷渠道效果更加显著[9]。董亮、胡海鸥（2008）对我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资产价格可以影响投资和消费，但是投资的托宾q效应和消费的财富效应都很不明显，以致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我国不够通畅[10]。蒋科（2009）选取1998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国的贷款总额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实际产出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月度数据，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现在我国货币政策能够同时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率，但只能通过货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率[11]。王振杰、陶士贵（2009）比较分析了1994—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认为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共同发挥作用，但信贷渠道起主要作用，而货币渠道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存在[12]。

可见，我国学者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不少前沿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或某个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而缺乏对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研究。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外汇管制的逐渐放松以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渐进实施，资产价格和汇率两方面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开始逐渐发挥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问题时加入对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研究，从而使研究更加系统和全面。

三、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取

货币政策汇率渠道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影响汇率，再通过汇率的变化影响净出口最终影响到产出水平，具体分析框架：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产出。故在分析汇率传导渠道时需要选取的变量指标有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产出。

在汇率指标的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衡量汇率水平的指标。有效汇率是以贸易比重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用于反映一国货币汇率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总体波动幅度。一般来说，一国的产品出口到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汇率，并且一国货币在对某种货币升值的同时也可能在对另一种货币贬值，即使该种货币同时对其他货币升值（或贬值），其幅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际上开始使用有效汇率来观察某种货币的总体波动幅度及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中的总体地位。在具体的实证过程中，通常将有效汇率区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等于其货币与所有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数，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能够综合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实际有效汇率的样本区间选择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http://www.bis.org）网站的汇率报表。净出口采用月度贸易差额t来度量，样本期间同样选择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数据来源于国家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的月度贸易差额情况表。货币供应量仍采用M2度量，产出水平也继续采用工业增加值q度量，数据与前面的分析相同。

四、数据处理与检验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贸易差额t不仅具有非零均值和上升趋势的特征，而且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故先对其采用Census 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经调整后的序列记为tx，实际有效汇率f则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从而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同时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再对f、tx取对数，分别记为Lf、Ltx。

（一）单位根检验

建立VAR模型的前提要求是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或者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模型中的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则可直接建立VAR模型。如果模型中的变量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则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也可以建立附加协整约束的VAR模型。

平稳性检验有多种方法，其中ADF单位根检验是最常用的一种检验方法。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单整阶数。由于后续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模型中变量所取的滞后期长度非常敏感，因此本文滞后阶数的选择原则应使回归式的残差符合白噪声状态①。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f、Ltx的水平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接受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Lf、Lt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约翰逊协整检验

由于所分析的经济数据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建立VAR模型估计参数。但是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各数据序列之间可能具有协整关系，从而满足建立VAR模型的条件。由于是多变量数据序列的协整检验，故在此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③。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各自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于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各自的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唯一的协整关系。所以变量LM2x、Lf、Ltx、Lqx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仅仅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说明在长期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货币供应量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既有可能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引起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也有可能是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引起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为了确定货币供应量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

从检验结果来看，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不是引起贸易差额和产出水平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以上分析表明，我国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净出口和产出水平的传导有效性较低。

五、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VAR模型的建立

建立VAR模型的关键在于确定模型的滞后期，滞后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若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性可能会比较严重，从而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的误差过大；若过大则会使模型的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①，经过计算滞后2期的AIC值和SC值最小，故模型选择滞后2期是合理的。利用EViews6.0软件建立汇率传导渠道的VAR模型，其向量表示形式为：

LM2xtLftLtxtLqxt=0.8041-0.00630.0005-0.00380.5605 0.8165 0.0005-0.0708-8.1572 1.2776 -0.0466 -1.88920.7728 -0.2478 -0.0106 0.6448LM2xt-1Lft-1Ltxt-1Lqxt-1+0.2095-0.00490.0006-0.0096-0.3340 -0.0323 0.0013-0.08041.4873 4.98870.08428.8457-0.66980.14360.00380.2797LM2xt-2Lft-2Ltxt-2Lqxt-2+0.0067-0.5487-1.0551-0.1166

（二）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的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情况，它能够形象地刻画出变量之间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因此，为了更具体地展现货币政策汇率渠道的传导过程，以及更为形象地说明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和产出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本文将利用汇率传导渠道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它们的短期动态特征。用EViews6.0软件生成的脉冲响应过程如图3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两侧的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从脉冲响应函数图来看，对于来自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实际有效汇率在第1期基本没有响应，第2期的脉冲响应值也只有0.003，随后一直保持稳定，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短期内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很小。贸易差额对于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1期的脉冲响应值为0.08，第2期降为0.03，第3期又增至0.09，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即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导致净出口的小幅增加。工业增加值对于来自贸易差额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第1期的脉冲响应值为0.012，第2期降为0，第3期又增至0.007，随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我国净出口的变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

（三）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能够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各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基于汇率传导渠道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见图4。图中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

从方差分解结果图来看，实际有效汇率的预测误差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影响，第12期时为74.5%，而来自货币供应量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12期时仅为6.0%，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对实际有效汇率的传导效果较差。贸易差额的预测误差波动同样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影响，在第12期时达87.8%，而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仅为2.7%，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对净出口的传导有效性非常低。对于产出水平来说，其预测误差波动受自身影响的贡献度在第12期时为55.4%，而来自实际有效汇率的信息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达到34.4%，这说明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对产出水平能够起到一定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所作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但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很难引起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这降低了货币政策操作对实际有效汇率传导的有效性。虽然实际有效汇率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并不是引起净出口和产出水平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是导致中央银行通过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净出口，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有效性不足，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的有效性程度同样较低。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国外汇率制度的实践经验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实行浮动汇率制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开始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迈进。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关于汇率调整路径的选择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热点。从现行可供选择的方案来看，主要有长期固定、阶段调整、即时调整这3条路径。如果选择长期固定，就意味着保持人民币现有汇率水平长期不变，这种调整路径实质上又恢复到汇改之前的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形成比较严重的约束。如果选择即时调整，就是人民币汇率根据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即时变动或频繁变动。从目前来看，这既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也不符合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本意。所谓阶段调整，就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实行阶段性调整，在阶段内保持基本稳定。人民银行可以考虑在国内经济趋热时适度使人民币升值，而在国内经济趋冷时适度使人民币贬值。这种汇率调整路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温和。

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要坚持渐进性、可控性和自主性的原则，充分认识到当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国内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近期来看，就是要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减少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被动操作，增强人民银行在基础货币投放上的主动性。当然，从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践经验来看，一国的汇率制度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确定，总的趋势是更加灵活。今后可根据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健全市场汇率形成的环境，逐步实施真正的可上下浮动的、有目标区间的汇率制度，从而构建起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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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min, Rogers. Output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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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盛朝晖.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分析：1994—2004

[J].金融研究,2006（7）：22-29.

[6]楚尔鸣.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84-88.

[7]孙敬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分析与检验[J].经济师,2008（8）:44-45.

[8]江群,曾令华,黄泽先.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动态分析：1993—2007[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40-44.

[9]柳明花,李虹墨.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实证分析[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16-19.

[10]董亮,胡海鸥.中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效应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8（1）:32-35.

[11]蒋科.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证分析：1998—2008[J].世界经济情况，2009（3）:65-68.

[12]王振杰,陶士贵.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45-50.

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2001年日本率先开始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本文介绍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理论机制，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零利率；热钱；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是指基准利率接近或达到零以后，央行通过从二级市场购买各种中长期的债券，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向市场投入流动性，保持低利率，将企业成本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平，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储备，来刺激贷款、振兴经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由日本首先采用的。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升值，日本经济受到打击。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进一步恶化，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日本尝试调低利率，承诺长期保持低利率，下调贴现率等常规性货币政策，但并未带来明显效果。在零利率基础上，日本从2001年3月开始，将大量的超额资金注入银行体系，以保持长短期的利率都处于低水平，从而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的增长，启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经济受到重创，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支出以刺激消费，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于是各国纷纷下调利率，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就从5.25%下调至0～0.25%，各国也跌人“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由凯恩斯提出的，他认为当利率下调到某个水平时，几乎所有人都偏好持有现金而不是利息少得可怜的债券。流动性陷阱利率接近零水平也标志着常规性货币政策已然失效。在零利率背景下，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试图恢复经济发展。

一、国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

（一）英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

英国在2009年11月推出2000亿英镑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1年10月，开始了750亿英镑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成员戴尔表示，英国央行第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消费者价格通胀和经济产出产生了显著影响。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股市大涨，国债收益率和英镑汇率应声下跌，市场信心短期内得到了提振，似乎达到了政策的初衷。2012年2月，英国决定向市场增加500亿英镑的货币供应。同年，7月5日，英国宣布央行扩大量化宽松规模500亿至3750亿。其中，长期政府债券在其中占主要份额。从英国发行货币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态度十分谨慎，这是因为英国除了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外，其主要致力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尽管预算赤字庞大，英镑贬值25%，实际利率为负且有规模3750亿英镑的定量宽松计划做保障，但工业产值和贸易数据仍表明，英国经济不仅没有起色，而且也未带动出口行业实现经济再平衡。

（二）欧元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

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能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欧元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实施工具包括：第一，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LTRO），向信贷机构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供给（其中5000亿欧元是贷款的以旧换新）；第二，启动证券市场计划（sMP），直接购买欧元区国债（截至2012年3月23日，欧洲央行持有证券总额已达2315亿欧元）；第三，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至历史最低水平（1%）；第四，欧洲央行宣布自2012年1月18日起将法定准备金率降至1%。

2007年8月以来，欧洲银行便开始增加货币流动性，但资产负债表的迅速膨胀还是在欧债危机以后出现了。2011年12月21日，欧洲央行开始第一轮3年期LTRO，总额为4890亿欧元。2012年2月29日，欧洲央行推出了第二轮3年期LTRO，此次规模为5295亿欧元。LTRO启动以来，向银行注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使部分国家的国债收益率趋于平稳。但由于欧元区由许多国家组成，它们在财政体系、金融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欧元区存在多边政府政治，这使得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所以欧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规模小于英国和美国。也正是由于欧元区的各国保留着各自的特点，所以统一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纠正制度上的矛盾，也就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首先采取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但效果不佳，美国不得不依赖渐进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至目前为止，已经发动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在2009年3月到2010年11月之间，通过多种方式发动的QE1、QE2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通缩现象，美元汇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失业率不再攀升，经济有回暖迹象。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主导货币，所以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使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热钱的涌入使这些国家货币被迫增值。美国这一做法加剧了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的危险，并给全球经济带来影响。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宣布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3），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没有说明执行期限，并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0.25%的超低区间，这一水平至少保持到2015年。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又宣布从2013年起每月购买450亿美元长期美国债券，QE4也拉开帷幕。美联储对资产的购买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资产，其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用于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金额高达1.2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国债的购买规模。同时，美联储设立专门工具直接从发行人手中购买商业票据，推出旨在刺激消费类贷款的相应举措，对信贷市场进行直接干预。美联储通过各种创新型金融工具增加特定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企业信贷与个人信贷的可获得性，增强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的信心，鼓励市场参与者进行积极的交易，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复苏的目的。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了市场的信心，降低了融资成本，稳定了金融市场，引导了市场低利率的预期，从短期来看效果是显著的，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但美元是世界货币，其经济的稳定关乎整个世界市场的稳定。如图1所示，美联储基础货币从2007年到2013年总体上大幅度增加，而购买的美国国债的规模更是骤增，使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增加。同时，美元的贬值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升高，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从美元贬值中增加了出口竞争力，也削弱了其他国家进口竞争力。美国在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危害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

二、国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损失风险加大

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以出口为主导，多年的贸易顺差使我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元是国际货币，另一方面美元在流动性、安全性、保值性优于其他货币。但是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规模巨大的美元被释放到了全球，美元贬值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随着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我国外汇储备面临进一步贬值的风险。而且如果美国在未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必将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这时美国国债价格大幅度下滑，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二）人民币被迫升值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和加深，人民币只能被迫升值。在中国汇率制度没有完全浮动的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势必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为了抑制高通货膨胀，人民币加息会使热钱涌入，而其他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增加，这都使得人民币的需求增加，导致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兑美元在2007年1月到2013年1月升值了约20%。以人民币标价的商品价格相对升高，使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外汇的减少也造成收支失衡。

（三）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模仿，竞相使自己的货币贬值，给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国际大宗商品是以美元计价，美元的贬值使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而在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中，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类商品占较大比例。所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直接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美国最近开始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将进一步加重我国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四）资产可能被迫泡沫化

如果我国不跟随全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用加息的手段，那么扩大的利差将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热钱会涌入我国市场；如果我国跟随全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我国银行体系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人民币的供应量将十分充足，很容易导致资金推动物价大幅上涨，我国可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代。所以不论我国是否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都会增加。为了套利，热钱涌人中国股市和房市，会使我国房市和股市价格升高。如果其他国家经济持续复苏，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突然加息，势必会导致本国货币大规模回流，我国的资产泡沫瞬间就会被击破，这会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我国面临全球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

由于我国外汇储备金额大，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迫使人民币升值，所以我国面临着外汇储备资产缩水的危险。截至2012年6月末，我国所持外债余额为7851.7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2011年年末上升了901.8亿美元。登记所持外债余额中美元债务占77.77%，欧元债务占7.51%。为减小这种危险，应在保持外汇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条件下，逐步减小美元在外汇资产中的比例，提高外汇储备的多元性。同时，在保持外国国债存量的基本稳定下，进一步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如，利用外汇储备购买中国境内优质外资股份，提升对海外石油、原材料和高科技技术的购买力度。

（二）适时采取加息的举措

日本在签署广岛协议以后日元升值，为了减小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开始加息，却最终使资产泡沫破灭。理论上来说，加息使国际游资有了套利的机会，外国资本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本币将面临继续升值的压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加息使信贷收紧，贷款融资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资产价格的膨胀受到了控制，外国游资就失去了套利的机会，从而抑制了热钱的流入，稳定了本国货币的汇率。2011年2月、2011年4月、2011年7月央行连续三次提高一年期存款利率0.25%，这一系列的加息行动是应对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采取的行动。

（三）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与监察力度

应高度关注短期资本流动，加强对经常项目的审核力度，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审工作。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合作，严防国内信贷资金和国际热钱大量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加强对直接投资入境后的监管工作，工商部门对外商投机项目进行长期跟踪，银行对企业账户进行监管，查明资金的用途。

（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影响我国的出口传导机制。我国一直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发展模式，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受到这种外来经济政策的冲击较大。要想减少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减少贸易顺差，经济更加独立于外来经济政策的冲击，我们应该释放国内的需求，减小外贸依存度，使我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发展。

（五）强化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的作用

2013年1月20日，央行决定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SLO是一种公开市场操作，这种调节工具的使用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会更加完善。这预示着央行将减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控流动性，而正、逆回购将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的主要手段。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我国银行体系比较稳定，所以不能盲目加入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而应根据我国国情，合理运用各种调节工具，使我国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关系型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技术，在国内外已有丰富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本文在总结世界上三大类关系型贷款模式地基础上，讨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中，关系型贷款模式的应用现状，存在的相关问题，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使关系型贷款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关键词：关系型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融资

关系型贷款作为一种融资技术，天生是为应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由市场内部自发透致的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先大致总结世界上三大类关系型贷款模式，再分析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中，关系型贷款的应用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使关系型贷款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关系型贷款的界定

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关系型贷款定义为：它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通过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密切监督而形成的隐形合约；它以银企关系的长期性、银行获得信息的专有性以及银行注重获得长期回报等为基本特征；关系型贷款不同于交易性贷款，关系贷款或人情贷款，它的决策主要依靠的是不易公开获得的难以量化、传递的“软信息”，如企业所有者品质和能力等。

二、关系型贷款在我国的应用

在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地存在于各种金融活动中，关系型借贷因而具备了其独特的价，它有助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一）世界上三大类关系型贷款比较

美国是较小的社区银行，由市场形成的职能银行；日本是较大的地方银行，存在行政干预的主办银行；德国式较大的全国银行，是按市场完成的主办银行。

从整体上看，美国由民间、政府、银行共同努力，构建了多层次的关系型贷款模式。该模式是由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市场内部诱发的一种解决途径，更适我

国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该模式是真正为中小企业融资而开展的，是一种市场化运行方式，符合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关系型贷款在我国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国内关系型贷款——主办银行制度

我国的主办银行制度自1996年实行以来，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①高度集中的银行市场限制了关系型借贷的实施。我国银行市场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绝对优势份额，其余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实力相对有限。

②银企关系的范围与强度受到多因素限制。我国银企关系首先受到业务种类的限制，银行为企业办理贷款、结算等少数几种业务。业务种类少特别不利于银行充分获取企业信息，尤其是意会信息。

③过度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化的关系型借贷的形成。我国的主辦银行制度，由政府干预建立银企关系，与日本类似。首先在制度上由于银行和企业双方皆为国有，产权虚置，传统的国有产权缺陷仍旧存在；其次银行和国有企业并未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强行建立关系不能改进效率；第三，政府偏向于国有企业，无益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④缺乏法律保证使非正规金融活动处于高风险状态，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冲突导致了另一种成本。

（三）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关系型贷款

通过前面对美、日、德关系型贷款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现有的关系型贷款的介绍，我们得出，关系型贷款在我国还没有找到一套合适的制度化运行方式，因而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来为关系型贷款在我国金融体制转轨时期铺平道路，从而更好地解决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体地，我们从中小企业自身、关系型银行以及政府各方分别针对性得提出相关的建议。

1）中小企业自身素质提升：关系型贷款制度的基础

中小企业自身信用条件和素质的提高是在中小企业中推行关系型贷款制度的基础。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可以通过提供经营管理水平、熟悉金融政策、学习金融知识，运用现代金融知识、遵循诚信原则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争取与银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关系银行业务创新：关系型贷款制度的主体

关于业务的创新，银行可也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①大力发展业务品种，拓宽业务范围。银行应积极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如：支付结算、信息咨询、理财咨询等新型业务品种的开展有助于银行了解企业日常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而透支、授信额度等信贷便利，不但可以帮助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而且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不必每次放贷时都进行审核手续，符合中小企业贷款“急、少、频、短”的要求。

②推行客户经理制。实施客户经理制度，要按照客户经理的分工和特长，把原来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负责的客户集中分类和重新分配。

3）政府：外生性制度供给

就我国政府在制度设计中所担当的角色而言，政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关系型贷款制度加以完善：

①扶植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民营中小商业银行，扭转现有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定位。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现有基础条件，建议充分利用民营经济的发展成果，引进民营资本，通过直接设立和间接设立两种方式组建民营中小商业银行。

②继续推行市场利率化改革。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不彻底，部分利率市场化的状况不利于各金融机构间公平竞争，甚至产生套利机会。因此，政府应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贷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③构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互补共存的金融体系。目前民间金融由于其在资产规模、经营能力方面的局限导致了其内部也存在着较高的金融风险，同时也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因此，要求对其加以规范、整顿，促使其向正规金融转变。此外，还可以允许建立一些社区自治机构或非政府组织，负责组织和引导互助基金、个人创业基金等民间金融的发展，克服民间金融的分散和无序状况，使其逐步走上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我国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贷款制度应从中小企业、银行、政府三方面共同努力：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素质，推进银行业务创新和政府外生性制度供给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张捷 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与银行组织结构[J] 经济研究,2002(6)

[3]王剑 关系型借贷、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D]．中国人民大学，2006

作者简介：彭洁（1988—）四川人，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历：研究生 研究方向：金融学；瞿香（1987—） 重庆人，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扩大, 股市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而股价的波动也对实体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国家重点通过对中介目标的调控来实现最终目标。那么, 我国政府是如何利用货币政策的调控来实现最终目标的呢?本文重点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来分析。

2 央行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2.1 我国股票市场现状

截至2016年底, A股市场已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 股票总市值位居全球前3位。虽然股票市场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股票市场也面临许多问题。

2.2 货币政策对股市影响大

我国通过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来影响股票市场的波动。

2.3 股市交易量大

我国的股市还不成熟, 很多投资者入市以投机赚取差价为主, 很多投资者以炒股为职业, 但是受消息影响严重, 少有价值投资。

2.4 市场还不够成熟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一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认识不足, 并没有相应知识;二是对股市的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三是对没有成熟的投资计划。

从管理者角度来看, 一是市场不够规范, 没有成熟的手段来进行市场管理;二是监管不严, 对违规违法行为量刑较轻, 犯罪成本低。

3 货币政策工具对股票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货币政策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货币政策变动的原有目的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股市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相互的, 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股价直观地反映出来, 但是我国现有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反而是利用货币政策对股价产生影响, 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并没有全部起到预期效果, 甚至产生相反的影响。

通过采用动态条件相关多元DCC-GARCH模型对上证综指动态相关系数深入分析研究可得:

图1 2005年以来受股改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中国股市长期低迷, 06-07年央行不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 也并没有抑制股市泡沫, 08-15年不断的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股价也是在低位

通过不断地下调利率对市场的刺激也是不同的, 下调利率对市场的影响也不断加深, 逐步的引导市场发展。

通过DCC-GARCH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与股价的动态相关关系, 得出在经济保持一般平稳的状态下, 利率和股价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3.2 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股票市场影响

(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通过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票指数变动情况来分析对股市的影响, 2012年2月18日, 2015年2月4日, 2016年2月29日, 大型金融机构调整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21.00%, 20.00%, 17.00%, 调整后的分别为20.50%, 19.50%, 16.50%, 调整幅度分别为-0.50%, -0.50%, -0.50%;而中小金融机构调整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17.50%, 16.50%, 13.50%, 调整后的分别为17.00%, 16.00%, 13.00%, 调整幅度分别为-0.50%, -0.50%, -0.50%;消息公布次日上证指数涨跌幅分别为0.27%, -1.18%, 1.68%;深证指数涨跌幅分别为0.01%, -0.46%, 2.47%。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

由以上分析数据可以看出, 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对股票市场变动有巨大的影响作用, 大致上呈反方向变动。

(2) 再贴现政策。通过新增信贷的数据来分析对股市的影响, 2016年11月, 2017年1月, 2017年3月, 同比增长分别为12.09%, -19.12%, -25.55%, 环比增长分别为22.00%, 95.19%, -12.82%, 上证指数的涨跌幅分别为4.82%, 1.79%, -0.59%。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 再贴现与股票市场呈同向变动。

(3) 公开市场业务。通过央行货币供应量情况来分析对股市的影响, 2016年12月, 2017年1月, 2017年2月, M2的同比增长分别为11.30%, 11.30%, 11.10%, 环比增长为1.29%, 1.66%, 0.44%, M0的同比增长为8.10%, 19.40%, 3.30%, 环比增长为5.24%, 26.79%, -17.21%, 上证指数的涨跌幅为-4.5%, 1.79%, 2.261%。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与股市呈同向变动。

4 主要结论及建议

4.1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引导作用, 两者具有相关性。货币政策的实行, 货币的供应量与存款准备金率, 影响着股市的资金量且很大程度决定了股票市场的涨跌。而贴现率的提高, 使市场资金量又产生新的变化。公开市场业务对股市又是一道新屏障, 间接保障着股市的发展。

4.2 对现阶段发展的建议

中央银行在制定相关的金融措施, 应该对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 引导资金向实体行业发展, 脱虚向实, 使股价有业绩支撑, 直观反映出公司发展状况。降低股价泡沫, 最大程度控制股市的风险, 使股市切实的反映经济情况, 减少资金外流, 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股市, 使市场有良性的发展, 减少对落后行业的资金扶持, 刺激中小创新性企业发展, 利用良性竞争方式让企业有实质进展。引导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尽可能地减少用货币政策方式直接调控股市。当然, 也不是绝对地排除使用货币政策的相关工具和手段。现阶段,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或者不应该去直接调控股票价格, 但要注重培育。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股票价格的能力。

摘要：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并且保持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逐渐与世界金融市场接轨, 受外围市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 股价的波动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选择不同政策时股票市场的反映, 通过研究和分析货币供给增速和利率对我国股市的影响, 论证了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相关结论。

关键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证券价格

参考文献

[1] 张丹.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现状、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J].经济期刊, 2017 (1) .

[2] 邱瑾瑜.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J].金融经济, 2016 (10) .

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初春乍暖还寒。势头迅猛的互联网金融，突遭中国金融当局的监管“逆袭”。

在3月中旬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关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热议尚未消散，3月17日，《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横空出台。这份由支付清算协会向第三方支付机构下发的《意见稿》中，对支付公司的业务发展作出了严苛的规范。而就在此前三天，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下发通知，暂停支付宝、财付通的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业务。

事发突然，业界惊动。暂停业务的监管通知，令支付宝和财付通措手不及，与之合作的中信银行股价随即大幅下挫。但一位支付公司的负责人却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呼声已不绝于耳，具体监管方式众说纷纭，业界对于监管加强已有一定心理准备。

不同观点的背后，是各方利益的纠葛。就像“余额宝”，在为储户提供高收益理财产品、促进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提升。此间，用户、支付宝、天弘基金、商业银行的利益格局被重组。而金融监管机构也面临着如何监管、怎样协调安全与创新的难题。

《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由央行牵头起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已经完成了两轮意见征询，若接下来的程序顺利，或有望在上半年出台。

依照该文件起草阶段的基本精神，监管层根据国内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将互联网金融划分为第三方支付、P2P、众筹、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等五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文件草案提出将秉持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

这还只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一个起点。在国务院层面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意见出台前后，相关部门会就自己监管的领域出台相应细则。

2月底，证监会曾召集所有基金公司高管开会，强调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管理，并计划对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管理出台相关草案。有关文件本计划3月中旬推出，但一再延后。而像网络支付《意见稿》这样针对特定领域的监管文件，也会在各方协商中产生。银监会亦将针对P2P行业出台规范细则。

这意味着，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快速生长后，互联网金融正开始被纳入中国金融业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

历史上，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来都是利益主体相互冲突，最后达成妥协的过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如此。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来说，也许不存在最优解或最理想的制度结构，唯有可能达到的是某种博弈均衡。

目前各方博弈正在进行，结局尚有变数，但监管和规范已无可避免。
监管体系初构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指导意见由央行条法司牵头起草，目前，前两轮意见反馈已经结束，央行正在据此进行修改。正式文件有可能会在上半年推出

业界普遍的看法是，互联网金融是把互联网作为资源，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一种新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在大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也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人群。

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热始自2012年，随后的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引来公众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监管层的注意。

随着相关业务的不断创新，国内互联网金融确实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监管和法律真空。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调研，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司局从2013年开始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调研，并在2013年12月向国务院提交了长达90页的调查报告，同时上报的还包括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的草案。

据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指导意见由央行条法司牵头起草，参加讨论和会签的部门包括：工信部信息化司、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创新部、证监会机构基金部、保监会发展改革部等部门。按照惯有的文件出台程序，牵涉多部委共同起草的文件，在牵头部门完成草稿后，会递交给其他部门进行会签，并进行意见反馈。目前，前两轮意见反馈已经结束，央行正在据此进行修改。正式文件有可能会在上半年推出。

根据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指导意见拟将互联网金融模式分为第三方支付、P2P、众筹、互联网理财和互联网保险，并就相应领域作出原则性规定。对于这些领域的具体规则，则由对应的监管部门出台细则。比如，证监会近期将针对网络销售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台相应的规范。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上述指导意见明确将秉持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和创新监管的原则。上述支付公司负责人认为，适度监管体现了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包容。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2014年2月曾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指出，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秉承包容与创新的理念，他用“试玉要烧三日满”来描述“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和发展，包容失误，为行业发展预留一定空间”的监管原则。

分类监管原则寄希望于各个监管部门能够发挥自身专业性。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已经基本确定P2P由银监会监管、众筹由证监会监管，在此之前，第三方支付已经归口人民银行监管。

以证监会为例，为了更好协调互联网金融监管，证监会从机构部、基金部和期货部各抽调一人，成立“信息中心小组”专司互联网金融相关事宜。

当前中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下的上述划分，也会产生问题：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围往往是跨多个监管领域，比如对于“余额宝”的监管就涉及央行和证监会，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监管协调。

3月18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会长蔡洪波在中国支付体系发展高层论坛上倡议，要实行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在市场准入、风险准备金拨备、跨界和交叉性互联网金融业监管方面，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据他透露，监管部门对此已达成共识。

尽管没有被明文列入，但功能监管也被业界所呼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3月8日的记者会上指出，金融有四项基本的功能：分别是信用创造、连接投融资双方、第三方理财、用大数法则对受损害的人进行经济补偿。这些基本功能不会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互联网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手段。以支付宝为例，如果做支付业务的话，就归人民银行监管，但是如果将支付账户与货币市场基金理财账户相连，做成“余额宝”，就要受证监会的监管。

创新监管原则意指在传统的监管方式以外，要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做出适应性调整。比如在此次网络支付《意见稿》事件中，有业界人士认为，监管机构仍沿用传统线下监管思维去考虑线上支付的监管，忽略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背景下线上和线下的融合趋势。

创新监管也意味着应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上述支付公司负责人指出，支付清算协会是监管机构和支付公司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缓冲，一些非紧急的、市场化能处理的问题，可以交给协会在市场主导下通过协商自律解决。在他看来，只有监管机构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才会让协会做实。

除了支付清算协会以外，央行条法司正在牵头成立互联网金融协会，这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独立协会，央行希望借此发挥一定的行业自律功效。
第三方支付：监管趋紧

暂停并非叫停，业界普遍预计，上述业务将在有一定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重新放开，但具体重启时间目前无法确定

3月14日上午，一份《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有两条核心内容：一是暂停二维码支付业务；二是暂停虚拟信用卡。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确认央行确实发出过这则通知。

暂停的通知令支付宝和财付通措手不及。在虚拟信用卡项目与二者合作的中信银行，其股价也经历了大幅波动。

暂停这两项业务的原因，央行高层人士在3月19日举行的小范围媒体交流会上表示，暂停二维码业务主要是从支付安全的角度考虑，而暂停虚拟信用卡主要是违反了“三亲见”原则。所谓“三亲见”原则是指，在用户申请信用卡时，业务员亲访申请人工作单位、看到申请人亲自签名、业务员亲自核实申请资料，又称“亲访、亲签、亲核”。

暂停并非叫停，业界普遍预计，上述业务将在有一定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重新放开，但具体重启时间目前无法确定。

3月18日，支付清算协会会长蔡洪波在中国支付体系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如果不能防范较大风险的话，是带有缺陷的创新。蔡认为，二维码支付在安全性、交易不可抵赖性等方面还有待探讨，在相关标准体系等建立、达标后还可以做。

从技术应用上说，二维码支付究竟有没有风险呢？

一位银联风险专家表示，支付宝条码支付的本质是借助二维码等条码技术将线下刷卡支付转换为线上交易，将低风险交易转为高风险交易。条码支付设备与POS专用设备相比，缺乏起码的交易信息技术保障，也未经过任何专业的安全认证。支付过程中无法保障交易账户和订单的安全性，无法体现真实交易场景的基本要求。

上述央行高层人士表示，二维码确有风险漏洞，有可能被人为植入病毒、木马，而央行近期已经收到一些二维码风险案件的反馈。

来自支付公司的人士则指出，二维码作为一种远程支付的模式已经在国际上很多国家使用，如果其是由单一支付机构布置，并形成一个闭环的话，点对点的交易，风险其实是很小的。

针对虚拟信用卡的问题，蔡洪波认为银行卡面签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也是最安全的。因此，在网上账户还没有完全实名的情况下，从合规性和风险要求上，虚拟信用卡存在一些问题。

“现在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做虚拟信用卡了，银行做没事，但第三方支付要做的话，监管会比较审慎。”一位国有大行银行卡中心人士说。

没有绝对的安全，也没有绝对的风险，天平的倾斜度其实取决于各自的立场。更多的人将事态的发展理解为产业背后的利益博弈。二维码支付的发展可能颠覆线下收单的既有格局，而虚拟信用卡则会冲击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

进一步的利益分析有助理解问题。线下收单和以“二维码”为代表的线上支付在利益上有很大不同。二者遵循不同的模式和费率，线下支付主要走银联通道，适用的主要是7∶2∶1的利润分成模式。但在网上支付，没有了银联这个环节，这使得费率降低。同时，支付宝等支付公司在与银行合作的时候，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获得了很低的费率。如果二维码支付大量铺开，逐渐将线下支付转换成线上支付的话，会对既有的收单模式和利益格局形成较大的冲击。

央行对于收单方式和机具创新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央行认为，传统的POS收单体系在安全性上仍然具有优势，曾多次要求支付机构在进行收单创新时，与央行事先保持沟通，并在一定程度上区隔线上与线下的监管。一位支付机构负责人称，对于支付公司的监管，实际上是在安全性与便利性上寻找平衡。

另一位支付机构负责人说，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线上和线下开始一体化了。监管机构应用开放包容的互联网思维来理解融合后的新业态，以底线思维防止系统性风险。而不能简单化地局限于以往线下的方式来硬套新业态，这既不符合发展趋势，也不能真正管好风险。

而央行暂时叫停两项业务，只是对于支付公司监管趋紧的冰山一角。

3月14日晚间，《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突然曝光，《意见稿》中严苛的规范再次搅动了市场脆弱的神经。

《财经》记者了解到，该规范首次是在支付清算协会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拿出来与支付机构进行讨论，在3月14日（周五）晚间，相关机构上报了意见。

其中，最令支付机构不堪的一条规定是，支付公司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

央行高层人士在上述沟通会上表示，《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还需要讨论、修改和完善，短时间内不会发布实施。至于1000元的单笔转账金额，他解释说，这是由2013年支付公司单笔平均500元的支付金额得出，未来有可能修改或取消。

这种限额体现了监管机构监管指向，即希望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业务限制在小额支付领域内。

一位参与央行相关文件讨论的专家表示：监管层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出台监管政策，动机是好的，毕竟资金安全永远是金融业的首要底线，但具体的监管方式不可武断。他认为，限定交易金额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而应通过设定一些交易条件来强化监管，以保证安全。

目前已起草的《意见稿》并不代表最终意见。各方仍将就此协商。但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叠加在一起的话，也许并不都是偶然。

3月18日，支付宝回应称，征求意见稿属于草案，也未正式颁布，更没有实施。其已经将相关的意见反馈给央行，并正积极与央行进行沟通。支付宝指出，基于其对政策的理解和跟监管部门的沟通，支付宝快捷支付用户申购和赎回余额宝，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问题是，快捷支付背后是客户的银行账号，如果客户直接用银行账户进行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的话，支付宝账号的用处何在？
P2P：不能破的红线

P2P平台不能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不能为放贷人提供担保，不能用“秒标”、“净值标”等与真实需求无关扩大借贷杠杆率的交易模式、不能做期限错配

在互联网金融的各种模式中，最具有草根性、也最令监管机构头疼的莫过于P2P和众筹模式了，尤其是在金融体系不甚健全的中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尽管P2P和众筹机构只是信用中介，但是其服务的人群太多，一旦出险，会产生较大的社会负面效应。所以，类似的融资信息平台也需要适度的监管。国内P2P借贷平台最早出现于2006年。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在全国范围内活跃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已超过350家，累计交易额超过600亿元。

高额的利润促使众多逐利资金蜂拥而至。然而在资本狂欢的同时，对信用风险和贷后管理的忽视，使得为数不少的P2P平台最终出现了跑路。人们期待的是，这个迅速生长的行业能够在规范和监管下有序发展。

在美国，P2P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美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P2P的性质，在P2P网络借贷的放贷环节，P2P平台合作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并通过平台将债权以收益权凭证的形式出售给贷款人。因此，美国证监会以《证券法》为依据，认定P2P平台向贷款人发行、出售收益权凭证的行为属于证券交易行为，要求P2P平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以证券形式发行收益权凭证。

国内P2P平台发展的争议主要有几个方面：运作模式的合法性、非法集资的边界、创新模式的定性、借贷的高利率等问题，一些P2P企业借着网络的外衣将线下的集资行为转移到线上。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P2P已经基本确定由银监会监管。监管机构认为，P2P应该是一个民间融资的信息平台，监管的重点在于防止其从信息平台转变为借贷平台。确切地说，银监会管的是“异化的P2P”。随后将厘定P2P监管方面的细则，以便使借贷双方和公众明确规则。

“P2P公司风险可能出现在两方面，一是部分皮包公司打着P2P名义募集资金，实际上做P2C；二是P2P投向‘两高一剩’行业。”一位国内主流P2P企业高管说，“真正做P2P的企业，背后是个人或小微债权，风险不是很大，就怕忍不住诱惑，去做债权的期限错配。”

吴晓灵在3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事P2P和众筹的公司，是沟通投融资信息的平台，应该遵守两条底线：不动客户资金，不对客户融资行为作出安全性的承诺。如果越过了这两条线，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要做的事情，应该获得金融牌照。

央行从2013年初就展开了对于主要P2P企业的调研工作。央行希望先从P2P企业获得包括贷款余额、贷款主体、违约率、资产主体、逾期率等运营数据和监管数据。

从去年开始，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就曾在多个场合表示，“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P2P绝不能触碰的两条“红线”。然而，这两个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重申了对P2P平台监管的两条基本要求。同时还规定P2P平台不能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不能为放贷人提供担保，不能用“秒标”、“净值标”等与真实需求无关扩大借贷杠杆率的交易模式、不能做期限错配。

相关规范已在市场预期之中。但对P2P的监管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一位熟悉情况的资深互联网金融专家称，监管机构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P2P平台，这就需要借助工信部的力量，涉及监管协调。此外，在行政许可、准入等方面也存在争议。

目前，P2P行业各方就接入征信系统、引入权威第三方托管等问题已达成共识。但对资金池定义、资金托管场所和行业信息披露程度等还存在争议。

《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与市场预期不同的是，监管机构并不打算给P2P企业发牌照。他们认为，单管牌照无法对P2P公司实行有效监管。未来的监管重点在于将合法金融和非法金融区别开来，而非法金融就是非法集资。

银监会在地方均有非法处置办，如果处置办定性为非法集资的话，就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余额宝”：跨界监管

证监会正计划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提示基金公司，如果银行对货币市场协议存款有动作的话，要提前防范。同时，证监会倡导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多元化，而不是单纯依赖在银行的协议存款上

余额宝的本质是网络直销的货币市场基金。支付宝为天弘基金管理公司的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提供前端入口和网络服务，将支付宝的支付账户与基金公司的理财账户联通，服务后端客户数据和交易数据则完全归增利宝所有。实际上现在市场各种“宝”，本质都是支付系统和基金销售的结合。

吴晓灵表示，从事这类活动在合规上应该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获得证监会的基金销售许可。第二，要向客户说明基金不保本、不保收益、风险自担。

在上线的半年多时间里，余额宝可谓生逢其时。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资金市场利率中枢不断提升。2013年6月和12月，货币市场经历了两次“钱荒”。甚至在2014年春节前，资金面依然紧张。

余额宝80%的资产组合投资于26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协议存款，收益率稳定在5%左右，与银行活期存款0.35%的利息相比，对居民有很大吸引力。在资金紧张的时候，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甚至可以超过银行理财，这使得其规模在近期呈现脉冲式的增长。

3月16日，支付宝在给《财经》记者的书面回复中透露，截至2月26日，余额宝的用户数超过了8100万。天弘基金人士则向《财经》记者透露，目前余额宝的资金规模已超过4000亿元。

由于余额宝实现了银行活期存款与货币市场基金的便利转换，打通了管制利率和非管制利率的壁垒，因此，其影响也是跨界式的，银行、证券，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和监管者都无法对其视而不见。

传统银行界人士质疑的是，余额宝们通过团购协议存款的方式，将储户的钱集中起来在银行体系转了一圈后，翻过来再向银行要更高的价格。他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不是“宝宝们”推高了资金市场的价格？二，余额宝有这么多用户，如果遇到集中赎回的话，会不会有流动性风险？三，余额宝是否向消费者充分进行了风险提示？

2月26日，银行业协会在一份新闻吹风稿中指出，在协会内部的一次讨论中，有专家建议应将余额宝这类网销货币市场基金按照一般性存款管理，缴纳存款准备金。虽然银行业协会并非行业监管部门，但这个消息还是引发震动，市场将其解读为银行业协会代表银行发声。

3月18日晚，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也撰文指出，对余额宝的监管应涉及存款准备金管理。他认为，不受存款准备金管理是余额宝获取高收益的重要原因。经过计算后，盛松成得出，若按照6%的该基金协议存款利率和我国统一的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计算，拥有5000亿元资金规模的余额宝，一年成本将增加约42亿元（5000×95%×20%×（6%-1.62%）≈42），收益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

盛松成认为，对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准备金管理可以其存放银行的款项为标的，这样做的效应在于，可以应对大规模集中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控制货币创造，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压缩监管套利空间，并使基金资产更多投向直接融资工具。

即使不缴纳存款准备金，货币市场基金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目前的高收益率。受益于利率市场化所导致的资金利率抬升，余额宝赶上了一波货币市场基金的“牛市”，但随着未来资金供给的增多和监管政策的趋紧，余额宝的收益率将逐步下降，可能会稳定在3%-4%，但即便如此，其也是活期存款利率的10倍。

不过，余额宝推高资金市场价格的看法并不成立，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资金市场价格的跟随者。在余额宝2013年6月中旬诞生前的端午节前后，货币市场就已经出现了“钱荒”。吴晓灵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抑制“宝宝们”，而是要解决银行同业市场所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余额宝的高收益，部分依赖于协议存款“提前支取不罚息”的安排。过去，货币市场基金提前支取银行的协议存款是有罚息的，但在同业市场竞争激烈后，银行同意货币基金的同业存款提前支取不罚息。

吴晓灵指出，是否罚息应是市场一对一去解决的问题，不宜作出统一规定。在她看来，协议存款就是协议双方约定的存款，既可以约定利率，也可以约定规则，提前支取是否罚息，应该是交易双方协商的结果。

对于基金市场来说，余额宝无疑改变了市场格局。“余额宝的规模占国内货币市场基金的一半，它基本上就代表了全行业。”一位基金公司的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它不能出一点事，出事就是全行业的事，影响面真的太大了。”

他表示，如果出现极端“黑天鹅事件”，比如货币市场基金一天净赎回100多亿元，就有可能当天同时需要多家银行变现协议存款，只要有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出现问题，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变现能力就可能出现问题。

余额宝的投资操盘手、天弘增利宝基金经理王登峰对《财经》记者表示，天弘基金从诞生起，就在仔细考量“黑天鹅事件”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余额宝对协议存款的对手银行有严格的筛选。事前的筛选包括白名单制度，要求银行恪守承诺，到账时间准确到点等，一次违约即加入黑名单。同时，对手银行要满足规模足够大、风险可控、没有违约事件和不良的报道等要求。

王登峰说，增利宝在“6·20”钱荒时，仍处在净申购的状态。因为增利宝完全是一个纯散户形态的基金，多数客户的账户金额在1万元以下，这与其他的货币基金有着显著的不同。机构资金紧张时，散户的资金并不紧张，二者资金的供求状态完全不同。散户的资金面相对独立而且比较平稳，根据大数据分析，散户在月初、特别是每月5日左右申购明显增多，这可能是因为工资到账的原因，而每月20日以后赎回多，这是为了还信用卡，这些都与生活密切相关。

支付宝总裁助理、支付研究院院长陈达伟也认为，余额宝的流动性风险是可控的。他解释道，首先，余额宝的净申购一直大于净赎回；其次，如果赎回的资金不是直接转到卡上，而是用于消费的话，一般均有消费场景，在资金付给商家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七天的担保支付的到账期，资金在用户确认收贷后才能打给商家。而如果赎回到卡上的话，5万元以上的，要第二天24点之前到账，是T+1而非T+0。因此，只有5万元以下的，而且用手机进行的基金赎回操作，才是两小时之内、T+0到账。

陈达伟透露，为了防范特殊时点的流动性需求，支付宝还跟好几家银行签订了协议，以保证关键时刻的流动性支持。

《财经》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证监会正计划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提示基金公司，如果银行对货币市场协议存款有动作的话，要提前防范。同时，证监会倡导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多元化，而不是单纯依赖在银行的协议存款上。

天弘基金内部人士称，证监会在3月初要求基金公司进行流动性管理方面的压力测试，但是经过测试之后，发现一切正常。证监会曾与天弘基金多次进行过沟通。据支付宝统计，今年1月以来，央行、证监会等部门来支付宝调研、而听取汇报的次数就接近20次。

监管层对于余额宝的流动性担忧并非没有根源。根据现行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准备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不得低于基金管理费收入的10%”的算法，风险准备金是以“基金管理费收入”为基数计算，而余额宝这种货币基金的管理收入与其规模相比，覆盖率低。

针对银行提出的协议存款提前支取的罚息要求，证监会计划采取新的风险准备金的计算方法，即增加“利差损占比”的规定，也就是未支付利息的风险暴露除以风险准备金的比率。

因为，余额宝类的货币市场基金采取每天分红，这意味着，协议存款的利息有可能尚未到账，货币基金已经把利息收入分给了投资人。而一旦银行规定罚息，那么罚息部分的损失将由货币基金自身承担。

由于上述新规定针对性太强，且需要根据事态发展来推进，因此迟迟没有正式推出。
有效监管挑战

互联网金融是创新的产物，既然是创新，就肯定有失误和风险。对新生事物，既要包容失误，也要防范风险，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细究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不难发现，其发展依然离不开传统金融。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戴险锋指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思维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有促进和推动。

吴晓灵认为，互联网金融的介入，使得金融服务的客户下沉，过去不在传统金融服务范畴的人群，也能够享受到金融的服务。互联网平台，更便于直接交流，使直接融资更加方便。亦使得金融进入了“自金融时代”，是金融改革的助推器。

从监管者角度来说，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尽量减少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一方面，又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这是监管者的底线。

此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原则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存在制度套利。互联网金融不仅有和传统金融领域一样的风险种类，还存在着技术风险、法律制度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等。因此，应将互联网金融“马上管起来”。第二种观点认为，监管跟不上创新，可以先把底线确定，其他的靠自律来解决，也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在“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后，央行副行长刘士余2014年2月撰文指出，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恰当的监管。在他看来，互联网金融是创新的产物，既然是创新，就肯定有失误和风险。对新生事物，既要包容失误，也要防范风险，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但他同时坦承，当前，世界范围内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尚未出现，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仍然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

对于如何有效监管，刘士余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尊重市场，呵护创新；二是要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不搞“一刀切”； 三是要处理好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关系；四是要严守“底线思维”，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面对互联网金融迅速的冲击，监管的革新不可能快速线性地适应，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这在近期的种种事件中就已经得到了体现。尽管央行宣称市场对其存在误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适应都需要时间。

“监管要有一定的容忍性，创新总要有阵痛，只有经历阵痛才能蜕变。”一位支付公司研究部门负责人说，“我们不想谋一时之利，要稳健合规经营，力争成为业内标杆。”

另一位支付公司负责人表示：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线上线下融合，现有利益格局被打破并重塑，是市场力量决定下的大势所趋，在层出不穷的跨界融合式创新中，监管要拥抱互联网思维，用底线思维防止系统性风险，用包容心态容纳创新，并发挥好协会的自律和缓冲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如何对公共政策的终结有一个合理的定义呢?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认识及看法。布鲁尔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计划的调试, 当政策与计划无法发生其当初制定的预期功能和作用, 甚至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时, 可以将这项政策与计划进行废止或者将其结束掉。德龙则认为政策终结是政府当局经过严格谨慎的评估后, 对某一项在特殊的时期制定的具有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而加以结束或终结。陈振明认为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行为, 是对政策主体对那些过时、没有作用的甚至是多余的政策进行终结, 前提是经过严格的政策评估后进行的政策行为。公共政策终结处于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但是却有着至关重要的重要, 顺应社会的发展终止那些不再起作用的政策, 不仅可以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还可以使政策内部系统更加优化、减少不必要的公共资源浪费及政府财政的开支。

二、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有的政策存在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状态, 而各级政府在政策终结这一过程缺乏科学的认识, 更没有通过合法的程序对政策进行有效的终结。

( 一) 政府对政策终结缺乏科学的认识

政策终结处于整个政策活动的最后,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 相反的是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一项政策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时就因该将其废除掉, 减少因政策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但是由于政府但由于对政策终结没有科学的认识, 导致政策过程往往是有头无尾。虽然近几年来, 我国政府不断地修改或者是废除一些不适应的政策, 但是由于其缺乏科学的认识, 导致政策不能彻底的废除。甚至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并与之相适应的过时政策迟迟得不到终结。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工依然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及安稳, 但是过去制定的一些与其相关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没有的得到及时的废除, 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及社会的稳定。

( 二) 政策终结过程的不合法性

整个政策活动是一个完整的, 具有程序性, 及法律性的过程。政策过程的顺序是依次是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 因此可以得出要想对一项政策进行终结, 首先要对这项政策进行评估,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政策浪费, 同时也遵循着政策活动的程序性、合法性。然而在我国政策终结的过程中, 不符合政策总结的规律性及合法性的现象经常发生。政府部门的领导对待政策终结的随意性, 随便一个上级政府部门就可以对所属下级部门政策进行终结, 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把一项政策终结掉, 就此体现出政府政策终结手段的不合法性。政府对一项政策进行终结时不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的现象属于常态。

三、提升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路径选择

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同时也是新政策确立的基础, 因此对政策终结应该有科学化的认识和遵循合理、合法化的政策终结的法律规章制度。

( 一) 对政策终结形成科学化的认识

政策的终结是不仅是一项政策的结束, 同时意味着新的政策的出台或者是原有政策的进步与发展。政策终结对于政府而言, 作用不仅是节约政府的开支, 对于社会而言, 是避免社会共有资源的浪费, 对与整个政策系统而言, 使其更加的完备和流动性、适应性更加强烈。因此, 对于过时的政策要进行及时的废除, 与此同时也对与这项政策相关联的组织和项目, 进行合法的处理。政府行政人员只认识到政策带来的效益以及终结政策所要浪费掉的沉没成本, 忽视掉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更长久资源浪费政策, 因此要科学地认识政策终结, 确保有效的政策能够得到维持, 而过时的, 不必要的政策得到及时的废除, 同时也要防止政策终结所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

( 二) 保证政策终结过程的合理化、合法化

在整个政策活动的过程中, 政策评估之后才是政策终结, 因此进行政策终结之前, 要对其进行评估, 因此应当广泛征求政策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大众以及专门研究政策的专家和学者的意见, 由政策制定机构或者是相关负责的领导集体共同决定或相应的立法机构民主表决。政府在决定对有关政策进行终结前, 应当让政策客体以及政策研究者参与其中, 充分发挥各类参与者的作用, 尤其政策的研究者, 让其用专业的知识, 对政策终结作出合理化的评估, 不仅可以使政策终结更加的合理科学, 还可以赢得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信任感。公共政策终结的合法化, 不仅是政策终结的过程要合法, 政策终结的手段也要合法。目前我国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理念, 使依法治国显现在政策活动的每一个过程。政府领导在进行政策终结时, 要遵循法律的程序, 不能按照其主观思想, 放弃掉深入其心的官僚思想, 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使政策终结更加的合法、合理化。

摘要：政策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的终结, 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尤其是政策终结这一最终的环节, 然而至社会转型期以来, 我国政策终结面临着政策终结不及时, 政策总结不科学等诸多问题, 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政策终结的现状分析, 来提升我国政府政策终结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政府

参考文献

[1] 贾湛, 彭建锋 (主编) .行政管理大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