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心理范文（精选10篇）
反抗心理 第1篇
一、优势阶层的控制与弱势阶层的反叛
优势阶层通过文化再生产的形式,保持其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掌握相应位置的各种资本,并对社会各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这也就引起了弱势阶层的反叛。
(一)各阶层的“文化再生产”
“文化资本”指的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播式教育、家庭教育、制度化教育)传递的文化物品。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状态:一是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与个人的身体直接联系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二是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是文化和文化能力的物化,比如书籍、期刊杂志等。三是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表现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单位证书和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
不同阶层主义利用前两种文化资本的状态将一定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传承给各自阶层的成员,使之完成本阶层的精神传承,维持本阶层的独立存在。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认证与可转换性。当一个阶层成员通过各种形式完成了一定的文化传承,一定的分工群体将以各种形式的资格认证的方式,将此成员纳入到分工群体中。由于不同的分工,实际上各自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瓜分”,这种成员的分工或职业资格认证不如说是一种阶层属性的认证。另外,这种文化资本认证也同时获得了可比较性与可转换性。由于不同层次的分工认证是按个人获得某种文化资本支付的劳动时间多少取得的,而经济资本的大小也是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因此这种分工认证作为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资本花费劳动时间的标志,使文化资本能够和经济资本进行比较和转换。这样,某一阶层成员通过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传承,阶层资格的认证,获得了阶层成员的正式身份,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对整个阶层来说,也就完成了本阶层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传承与维系,使得阶层获得一种合法性存在。
(二)优势阶层在教育领域的控制
不同阶层由于掌握的资本结构与数量有一定的差异,那些掌握结构合理全面、数量丰富的资本阶层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必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并且各领域对各种资本的要求程度有一定的共通性,那些“优势阶层”对社会各领域的控制较为容易。优势阶层为壮大与巩固自身优势,压制弱势阶层,也以各种手段在各领域推行与宣传自身独特的文化。为取得推行与宣传的合法性与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的独特文化贴上了“主流文化”的标签,将这种“主流文化”与一些掌握占有大量资源的社会位置或职业相联系,建立一种由优势阶层主导的职业认证体制,由此也建立了优势阶层的“维持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维持机制”关键在于成功地对“主流文化”的传承,而对这种主流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因此优势阶层对教育领域的有力干预特别注意。
在中国古代,地主群体将“孔孟之道”加以改造,形成地主群体比较认同的并被贴上“主流文化”标签的儒家文化,与之相联系的则是掌握大量资源的官僚系统,其职业认证体制则是科举制。这样,在古代学校中,不同阶层的受教育者实际上接受的是地主群体中认同的,并流行的儒家文化。那些在地主群体中,身处那种主流的文化氛围中的受教育者,对学校教育中所宣传的“主流文化”的学习,无疑处于有利地位。由于儒家文化对读书的推崇与手工技艺的贬斥,在学习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促使其在学习中更加努力,更加自信,这也就在日后的科举考试中,为进入官僚系统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与此相反,那些处于弱势阶层的受教育者——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孩子,不仅没受到家庭教育在学习中的有力支持,也由于受到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本阶层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形成与稳定,也对学校中教育内容的学习起到消极作用。由于儒家文化对手工业者的贬低,来自这些阶层的受教育者在心理上形成一种消极情绪和消极的自我认知,这就对学校教育内容的学习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无疑使得这些受教育者为通过“奔向上流社会”的职业认证处于一种劣势地位。
(三)弱势阶层在教育领域的反叛
弱势阶层的文化需要人(常常是本阶层成员)作为载体,以此传承本阶层独有的精神文化、财富结构和数量以及人员规模,维持自身在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身份。但是,由于优势阶层以各种手段与方式争夺有限的资源,控制有利于获取与掌控资源的职业及其认证体系,营造属于优势阶层的“主流文化”并通过教育的途径加以推广与宣传。这样,对优势阶层来说,不仅巩固与维持了阶层的存在,而且扩大了本阶层的成员显性与隐性数量,扩大自身规模与实力。优势阶层的这种做法显然威胁到了弱势阶层的合法性存在,在教育过程中,以主流文化占有受教育者威胁到弱势阶层自身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威胁不仅是对自身阶层文化资本传承完整性的威胁,也是对文化资本载体争夺的威胁。在教育结果上,由于优势阶层的有效做法,弱势阶层对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对掌握有利于获取与掌控资源的职业无疑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维持自身的存在,弱势阶层显然就以各种方式对优势阶层的这种做法进行反抗。教育作为一个关键因素,也因这种反抗而使得弱势阶层在教育领域形成一种反叛。
二、阶层冲突的实践逻辑
不同阶层文化观念常常在学校这个场阈中发生冲突,其结果常常是由于优势阶层文化对学校教育内容等的占领,将无力的弱势阶层的文化观念置于一种受压制状态,同时弱势阶层文化也继续以学生个体为载体、以相应家庭教育和文化以及伙伴保护圈的形式同优势阶层文化进行冲突。
(一)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主流文化的宣传与反叛
尽管优势阶层大都是对普通教育学校中的学生进行主流文化的宣传,但是也在不同方面与程度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给予影响。现今这种影响主要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文化给社会和学生带来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大力宣传,这种文化已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儒家文化推崇入士,推崇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体力劳动或者技能性的手工劳动进行贬斥,这也就导致社会对技能性劳动职业的歧视,从而对中等职业学校造成歧视。这种社会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歧视也波及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消极看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这种受主流文化影响的社会民众眼中,成了“中考失败者”“由学业成绩差而成为问题学生”以及“道德品质不良者”等等角色。这也就使得中职生因受社会大众的歧视而引起一种厌学心理,这种心理也为日后“逆反心理”的形成起到消极作用。
更为关键的因素是,有文章也指出中职校中学生大部分是弱势阶层的子女,而其最初的文化观念是从家庭教育中取得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家庭教育对学生日后自身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实际上起到一种主导作用。这样,带有本阶层文化的父母,通过家庭教育将相应阶层的文化输入到中职生中,而中职生长期接受本阶层的文化,固然将一些本阶层独有的观念内化于作为个体的“我”中。但是学校为培养完成社会化的人才,必然培养符合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人,也就一定对学生进行社会主流文化的宣传与灌输。这样,当他在学校和外界接受主流文化的输入时,必然在其内部发生文化观念的冲突,当两种阶层文化发生冲击时,作为先前在学生心中固化的弱势阶层文化和行为模式必然反抗那种主流文化和各种行为规范,因而作为一种表现,引发了“逆反心理”。因此,中职生逆反心理的本质在于对某些带有优势阶层文化特点的主流文化的反叛。
(二)家庭教育——阶层的固化场,与弱势阶层的文化圈及阵地
受教育者最初从各自的家庭中以不同形式的家庭教育与本阶层其他成员中获得相应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模式,而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以及最初接触的内容最为牢固,这些内容对其影响也最为巨大。由于不同阶层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模式的不同,家庭教育的内容,即相应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千差万别。中职生大部分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弱势阶层,当其在学校接受主流文化的灌输时,必然在其内部发生文化观念的冲突,这就为日后学生逆反心理的形成打下基础。另外,在中职生实际的生活中,由于之前学生主要在家庭中生活时间比较长,现代发达并快速进步的通讯技术,中职生即便在职业学校也与原先的家庭保持联系,这一方面是处于中职生对家庭的思念;另一方面处于当中职生遇到相异文化的冲击时,为维护自身原先阶层文化观念的完整性——本身也是这种阶层文化处于自我保护需要对个人驱使的结果。这种与家庭的不断联系,既是对原先阶层观念的固化,也是与某些带有优势阶层文化特点的主流文化进行反抗的动力源泉——也是维持逆反心理的力量源泉。
(三)自我与伙伴群体教育——学生的自我或阶层自我保护形式
由于中职学校中大部分学生是农村子弟或弱势阶层的后代,为了抵御异于本阶层的文化,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个人间的联合。这种个人间的联合,实际上是来自同一阶层的不同家庭,以同质文化进行的联合,特征是在不同个体中达成对这种同质文化的认同与共享,因此就形成了同一阶层文化的保护圈。每一处在这种保护圈的中职生都通过“分享——补充”机制,汲取对抗某些带有优势阶层文化特点的主流文化,以此维持自身或原有阶层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模式的稳定——中职生也以这种形式维持逆反心理。
三、对策——缓和与沟通
不同阶层自身独特的文化有传承性,也有各自的合法性来源,以及因为维持各自阶层的存在也获得了一种先天的合法性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学校中平衡这些文化、以家庭沟通的形式达成一种文化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同时在具体细节上,要提升家庭和学校教育科学化水平。
(一)中等职业学校大力进行多元文化教育
由于某些带有优势阶层文化特点的主流文化进入中职学校,在教育内容、学校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过度干预,在深的层次上最终威胁到弱势阶层自身的合法性存在,引起了弱势阶层的反抗。在中职生这个个体中,以逆反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中职学校应该平衡好校内不同文化,在管理方式、学校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为中职生作为一个阶层文化观念的存在留出空间。在学校里,包括对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将不同阶层文化观念的外显要素进行融合,从而在深层次上消解不同阶层文化观念的冲突。
(二)促进不同家庭沟通
这种家庭间的沟通不仅要在中职生经过中考后进入中职校后进行,也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不仅要在中职学校内学生的家庭间进行,也要在教师家庭与学生家庭间进行;不仅依靠家长会进行,也要运用现代通讯技术等手段与方式进行。这种不同家庭间的沟通,主要是不同阶层文化观念的沟通,不同家庭通过对不同阶层符号表达差异的理解,缓和冲突。这种大范围长期的家庭沟通,使得不同阶层的文化观念相互影响,渐渐发生一种相互趋向,互相靠近,相互融合的改变,各自又孕育出新的带有其他文化特点的文化实体与形式,再以此传承给新的一代,就在深层次上缓和了文化冲突,也因此减少了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出现。
(三)提升家庭和学校教育科学化水平
在微观层面或者对中职生表面的逆反心理现象的考虑与处理上,许多中职生的家长常常没有意识到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仅仅将那些中职生的“失范”行为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不听话”“不好管”“缺乏管教”等等,接着或者对其施以暴力,或者对其放纵,任其肆意发展下去,最终不仅没有改善其逆反心理,还会因此增加其与家庭的冲突,失去通过家庭沟通从而改善逆反心理的机会与渠道。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中职生起初与家庭间成员观点的冲突,会因此最终扩展为对本阶层文化的反对,使得其日后发展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性。
起来，反抗信息霸权 第2篇
internet，并不是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Internet上的“圈地”潮
打从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并拨款5400万美元启动，发生在地球上的一切就抛弃了传统的速度标准。一个雅虎，让杨致远瞬间步入亿万行列；借助网络直销，戴尔先生的股票四年中狂涨2690%，成为“在任何年龄段都超越盖茨”的美国40岁以下首富。与之相比，我们曾引以为傲的“深圳速度”显得很渺小。
曾有人说：“19世纪是火车和铁路的时代；20世纪是汽车与高速公路的时代；而21世纪则将是电脑和网络的时代！”截止上世纪末，全球互联网络已有近2亿用户，连通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跨入第三个千年时，网络占据了人们信息交流、商业贸易、资讯查询、教育培训以及娱乐的大量生活空间。网络已经不可缺少。在电脑和网络构成的信息时代，国家利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历史曾经用农业、工业以及军事力量评价一国的综合国力，如今信息业正挑起大梁。对信息的开发、控制和利用成为国家间利益争夺的重要内容，国际互联网络因此成为南极洲、外层空间之后又一轮国际竞争的新空间。在英特尔副总裁马洛尼形容的这个“虚幻的第七大洲”上，滚滚而起的“圈地”热潮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无疑是这个新大陆的拓荒者。1969年，Internet的前身ARPA网的民用部分转变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进而成为全美范围的广域网络，直至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设想，Internet一直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1994年后，Internet在全球迅速扩张，但仍由美国把持。美国战略集团公司去年11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有1.01亿美国人正在使用互联网。这个数字或许包括了很多只会发邮件的老头老太，但它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上网人口和3/4的Internet商务却是事实。
据美国媒体说，美国为继续保持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计划在未来20年内投入千亿美元，使Internet真正成为高速公路，每个用户的上下传带宽将以兆计。如克林顿所计划，美国已在加紧打造下一代互联网络，将比今天的网络快1000倍。
在“圈地”运动中失利，或许将在未来一无所有，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因此开始全力加速本国互联网的建设，即使是高技术领域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也加快了网络化步伐。进入1997年，德国、荷兰等国家发展起自己的德语网络，日本也开始建造日文网络环境。截至1998年底，非洲54个国家中已有49个与互联网络相联，用户数已达70万，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公司有250多家。
但除少数国家如日本、英国外，大部分国家的互联网络水平都还在美国当年的起步水平。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占全球的比重不足20%，而非洲尚末突破1%。
更危险的是，从域名到日益短缺的IP地址，给后来者留下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了。“圈地”运动，类似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星条旗，在Internet上空飘扬
我们比较美国与西欧、日本的经济发展：1970年，美国人均收入比欧、日高出31%，后由于冷战原因，至1991年缩小到10%。但在信息时代刚刚来临之际，1999年，这一差距又一次拉大到22%。欧洲著名新经济专家、荷兰人索特说："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是战后第一次出现增长失衡——科技领先的国家远远走在了前面。"
的确，美国人远远走在了前面。其他国家在赶往网络时代的路上，发现遍地插满了星条旗。互联网络本被寄予“自由、平等”的期望，但这期望在现实面前黯然失色。
《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去年访华时预言，到2000年底，全世界将会有10亿互联网用户。这意味着未来不到8个月里，地球上每5人中就有一人使用Internet。然而就在这位数字化“教父”向人们展示互联网诱人前景的同时，他也宣称，“互联网络上将没有地域和民族，英语将成为标准”。这是否也意味着，一年以后，我们将有1/5的人口成为没有绿卡的“美国人”？或者这便是“网络无国界”的确切含义？
姑且不论尼葛洛·庞蒂能否又一次成功预言，事实是，互联网确实在成为美国到处扩张乃至实现霸权的工具。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举手投足霸气十足。1998年12月，美国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全世界”，决不允许任何国家或集团挑战其“领导地位”。美国舆论界也对这一“宏伟憧憬”充满信心。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美国当然是世界上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的唯一国家。它具有全球几乎任何地方促进其利益的手段和能力。”互联网即是这“手段和能力”之一。
观察美国的对外战略，利用互联网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将自己制定的网络标准推广为全球标准，用互联网向世界全天候、全方位推销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日本《选择》月刊曾刊登《美国确立不了不可动摇的对日优势——以互联网络的统治者称霸》一文说，凭借自身在网络技术上的基础和优势，美国已经发动了一场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信息战争”——利用信息优势和信息霸权达成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美国不但网站数量出众，而且网络相关产品中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美式英语是通用的网络语言；网上传播的是美式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包括域名登记在内的几乎所有互联网运行规则，迄今也由美国人控制。
全球共有顶级域名服务器13台，其中的10台在美国，包括受美国军方控制的两台。另外3台分别位于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负责处理美国之外所有国家以天文数字计的网络连接。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发现，自己缓慢的互联网速度一如蜗牛爬行。
互联网本来没有中心，但因为绝大部分高性能服务器在美国境内，美国成了事实上的互联网络中心。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使用互联网时将不得不承担全部的国际双向通讯资费；而过高的国际线路资费，反过来又成为阻碍其网络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美国勾画的蓝图上，21世纪是“美国世纪”。而那些从小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奥斯卡大片长大的亚非拉青少年，在这个美国管理的网络世界中或许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又一轮经济殖民——电子商务
如果不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的一刻把“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改口为“属于全人类”，那我们现在每夜遥望的或许已是姓“美”的嫦娥，或许我们还需要每月向美国人交纳一定数额的照明费。通常在一个新的空间，捷足者先登，而后来者只能兴叹。
登月的故事已经遥远，电子商务则是刚刚发生在这两年的新生事物。在这块肥沃而陌生的“E”大陆上，美国人又一次抢先登陆。当其他国家的人们怀着新奇走上这块土地时，却发现美国人又在这里制定了法律！
所谓电子商务，是指在互联网上以电子单据的方式完成通常在实际生活中以纸张单据方式完成的交易。但仅仅交易方式的改变却造成了许多不平等的机会。
有消息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密匙芯片上秘密留有一个供美国政府随时出入的门；还有消息说，美国出口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只有C2级安全等级，排名倒数第三！另外根据欧洲议会去年5月的一份报告，美英两国一直在利用其遍布全球的间谍网络截取他国商业秘密，包括120颗卫星、微波监听站和一艘潜艇。最新一期法国《情报世界》登载了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微软的许多产品都带有间谍程序。不但如此，微软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种种可疑勾当：由比尔·盖茨亲自领导的开发小组中就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安插的人员，国家安全局还每天对几百万个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进行监测，然后用世界上功能最强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并收集有价值的情报。可靠消息说，美国家安全局是微软在全球最大的客户。
其次，电子商务平台在美国人手里。比如CPU，全球都被Intel,AMD,Cyrix牵着鼻子跑；比如操作系统，中国的计算机几乎清一色用着正版或者盗版的 Windows。中国自主生产的高端主机系统少得可怜。在这方面，全球大多数国家处境与中国一般无二。而美国政府在电脑产品出口上有极其苛刻的限制，尤其是对中国。中国不可能从美国买到最好的机器，因而也永远无法与美国站在电子商务的同一起跑线上。
还有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在制定这场新游戏的规则，而这个规则绝不会“费厄泼赖”。早在1997年，美国商务部就针对未来的网络争夺发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提出建立全球网络免税区，要求各国遵守美国制定的网络商业法则。去年5月20日WTO峰会，132国外长在克林顿的压力下签署“零关税”临时协议。克林顿希望在许多国家还不懂电子商务为何物时先行订下不平等规则，因而遭到埃及等国的强烈反对。零关税，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无法靠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而拿着别人的保险箱的钥匙，由自己制定游戏规则，而弱小的对手连作战武器都还要向自己购买，美国在这场较量中占尽了先机。
另据GIGA信息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由于开展电子商务，全球商业节约成本将从1998年的170亿美元增加至2002年的1.25万亿美元，这其中的一半将被美国企业受益。
人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一个时代的先进国家，代表着世界的技术发展方向，却恰恰野心勃勃。如今的美国正是扛着“E”字大旗的侵略者。
网络中国：一次真实的自下而上测验
或许是这两年我们热闹着网络侵权，吹捧着电子商务，对于信息侵略我们没有太在意。但我们不能不有这样的警惕感，因为这是一次真实的网络生存测验，生死攸关。
有人说Internet刚刚起步，中国与发达国家相距不太远。但有专家说，中美互联网发展的实际水平仍相差3至4年。照目前趋势发展，10年之后，差距将扩大到10年。国际互联网本不是一国之网络，也非一种语言之网络。但由于历史和技术原因，我们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看到的90%以上信息都是英文。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上网人数仅相当于新加坡的水平；我们的中文信息很少，有用的信息也很少。这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中国大陆目前近千万网民，有不少是青少年；而在台湾，每天有20万青少年生活在互联网络上。他们对量少且枯燥的中文信息不感兴趣而终日与英语为伴，或许在不久的未来便会有“数典忘祖”的危险。尼葛洛·庞蒂的预言或许也会不幸而言中。
那么汉语的出路何在？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是它的语言，如果容忍某一种语言肆无忌惮地吞没汉语，实际上也是在忍受民族的被侵略和被迫害。宣传发展汉语文化，创建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网络，不仅是现实的国情，更是出于民族的良知。中科院国情分析专家胡鞍钢博士在去年5月11日北京举行的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上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表现为网民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明显落后，原因在于电信基础设施以及电脑和网络普及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信息疆域”因而狭窄。
信息疆域不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划分，而是指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信息疆域的大小，信息边界的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衰存亡。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网络革命是一场科技战、商业战、文化战，是一场全方位的战役，为了掀起今天这场战争风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近30年的经验。所以面对其气势汹汹的信息霸权，加快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中文网络环境和中文信息资源已是当务之急。或许中国还无法在操作系统和芯片的开发研制上取得突破，但它可以在加解密技术、系统安全评测技术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作重点研究，为争取中国的信息空间先走一步。
去年4月，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在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国将尽快建立自己的、中文环境的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和网控中心，形成中国自己的国家计算机联网，将大力组织具有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中文信息资源上网，让中国人的声音、形像早日占领互联网络。
反抗心理 第3篇
一、孤独的反抗:重重阻碍中寻找乌托邦
“孤独”, 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之一, 藏匿着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人生的真正谜底, 因此它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艺术思索探询人生真相的主题之一。江南三部曲中, 格非笔下塑造了一批勇敢而软弱的女性, 她们都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与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作着孤独的反抗。
《人面桃花》的主人公秀米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夕, 她天生敏感多疑, 一直在寻找父亲发疯的原因, 表哥张季元直接激发了她对革命的好奇, “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 它野性未训, 狂躁不安, 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 它就会撒蹄狂奔, 不知所至”[1]。加之秀米在出嫁途中被土匪抢到花家舍, 绝望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 与世隔绝”, 这揭示了秀米生存的困境与精神孤独。虽然花家舍的设计正是父亲所追求的桃花源, 但权力与杀戮显然不是秀米理想中的乌托邦。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 革命 (乌托邦) 是个人情欲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种转移。因此在东渡日本辗转回到普济后, 秀米成立普济地方委员会, 试图完成父亲与张季元的梦想, 满足缺失的情感空缺。由于资金欠缺与群众的不理解, 秀米又陷入孤立无援之地, 文中有一段外貌描写“她明显瘦了, 眼眶发黑, 无精打采, 头也不梳, 看见什么东西都爱出神”[2], 侧面显示了秀米陷入了精神夹缝中, 痛苦迷茫的心理不言而喻。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是一位自怜自爱的悲剧女性形象。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 在这新中国刚建立全民激动的年代里, 姚佩佩却被时代洪流排挤到社会底层。她偶然成为谭功达县长的秘书, 日久生情却不敢直视自己的内心。格非说:“我想《红楼梦》里面最能表达作者内心的不是贾宝玉, 而应该是林黛玉。在《山河入梦》里, 姚佩佩的身上, 更多的寄托了我的情感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3]姚佩佩与林黛玉二人很相似, 心思敏感而单纯, 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让她们格外在意别人的看法。姚佩佩对未来的理想就是“逃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隐居起来”[4], 这样悲观凄凉的心理反应了她对所处世界的反抗与不满。她不像秀米那样具有追求政治乌托邦的热情, 她内心深处追求的是情感上的美好世界。当被好友背叛, 她“悲哀地意识到,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 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 无法触碰”。[5]而后佩佩又惨遭强奸, 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穿插在佩佩的逃亡过程中, 视觉与听觉上的混乱暗示了她慌乱无助的心理, 并由此开启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
《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生活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当代世界, 诗歌与文学都成为一个世纪玩笑, 人们疯狂追求的是名与利, 欲望与贪婪挑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小说中庞家玉原名李秀蓉, 曾经是一名单纯的文学爱好者, 对诗人谭端午抱有无限的崇拜与欣赏。而由于一次欺骗似的失身经历, 她无情的被象征着诗歌的谭端午抛弃, 从此开启了她反抗自身命运的悲剧之旅。她时常感到紧张焦虑, 连音乐都成为催命符, “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6]。在面对唐宁湾房子被占一事上, 她依然坚决的反抗社会不公, 但她悲观的意识到, 法律仿佛是专为保护无赖者权益制定的一样, 谁都指望不了。作者透过家玉的心理感受, 关注女性生存与精神困境, 并折射出当代女性婚恋生活的畸形与病态。
二、无奈的妥协:自我认同危机与主体意识减弱
与格非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苏童、毕飞宇等人, 采用历史个人化视角, 去除早期女性文学形象身上过重的理念化色彩, 更为真实的刻画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困境。尤其是苏童创作出《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的小萼、《米》中的织云这些女性形象, 生动真实地将她们自轻自贱的心理展现出来, 正如小萼的话“我没有办法, 谁让我天生是个贱货”[7]。苏童善于写女人, 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反思, 但他笔下的女性缺乏自我认同感与主体意识, 完全依附于男性。比较格非三部曲中的女性, 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已经具备朦胧的独立意识, 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初层探讨。
“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当个体自我认同感加强时, 人才会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 而不是受制于现实环境的性格有缺陷的人。《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自我认同感建立在完成父亲与张季元梦想的基础上, 在小说第一章中, 父亲发疯并离家出走带给秀米的打击是潜在而深远的, 表面上她和众人一样认为父亲是个疯子, 但实际上她对父亲充满好奇并认可他的梦想。有几处细节可以印证秀米的心理, 父亲出走的夜晚她睡意全无, 时常望着父亲住过的阁楼, 认为父亲的风雨长廊构想十分不错等等。张季元带给秀米的生命体验更为直接, 在和张季元相处的过程中, 秀米开始对两性关系有了敏感的体验。在张季元的日记中, 赤裸直白的文字让她明确了张季元的心, 并获得精神满足。因此, 秀米的自我认同感从一开始就仰赖于对他人梦想与情感的基础上, 只要现实环境发生改变, 这种主体意识就容易受到影响。如当被土匪抢到花家舍后, 她惨遭强奸, 整天惶惶度日只能靠着张季元的日记解救枯涸的情感, 她失望的说:“它原本就是假的。”[8]
《山河入梦》的姚佩佩比秀米更缺乏自我认同感, 姚佩佩出生在小康之家, 但由于反右运动父母受到迫害, 让她对“原罪”身份产生认同。“原罪”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在书中这样一个情节, 姚佩佩跟随谭功达下乡途中遇到官兵检查, 她的反应异常慌乱, 觉得是在逮捕自己。还有一次与谭功达的对话中她反驳道:“你怎么知道我没犯法?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犯法?我这种人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9]这侧面体现了她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跟父母一样有罪, 让她缺乏安全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10], 姚佩佩极度缺乏归属和爱的需要, 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获取幸福。失去父母的伤痛、被朋友出卖的绝望、得不到爱人真情的孤独使她伤痕累累, 天性的自然活泼逐渐退去, 她不得不向世界妥协, 来换取一个柔弱女子的容身之地。因此在反抗命运的逃亡之旅中, 她产生了后悔杀死金玉, 不如委曲求全的顺从心理, 这显示了佩佩的逃亡陷入了绝境, 暗示她最终会回到男权社会中, 接受男性的审判。《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少女时期的一次盲目献身, 使他后来嫁给了诗人谭端午。虽说这个举动不够理性, 但终究是理想主义者的作风。而婚后为了金钱与社会认可, 她违心委身于高官, 做他的情人。为了追名逐利, 她丢失了女性的尊严, 向荒淫的官场妥协。之后又不顾一切与男青年放纵情欲, 成为欲望的化身。庞家玉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位的———本心爱好文学却从事律师职业, 内心是感性多情的却伪装成冷漠理智的人, 所以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烦躁不安。她对自己的定位超出实际的能力, 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前, 对自己的认同感逐渐降低, 慢慢失去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念, 从而彻底丢失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
三、朦胧的觉醒:边缘人生的临终忏悔
“边缘”一词源于西方, 后因其自身内涵的不稳定性及各国国情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边缘人群都远离时代主流话语, 忍受着多重社会压迫, 游离于社会的中心舞台, 或无奈地随波逐流, 或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对生活予以反抗。三部曲中的女性就是被时代排挤的边缘人, 但她们在追寻乌托邦理想失败后, 并没有心如死灰, 而是用自己各自的方式展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寻找, 实现了自我启蒙。这恰是格非对笔下女性心理刻画的独特之处———他并没有简单的宣告女性悲剧命运的终结, 而是细致的展现出女性在生命终结之时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 从而升华了三部曲的精神内涵。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革命被捕后, 能够冲破欲望的束缚, 通过禁语的方式实现对个体存在的反思。文中写到当普济学堂一步步走向没落时, 秀米不仅没有丝毫的失落, 反而体验到极大的轻松与自在, 与革命的暴力相比, 宁静的平常生活才是人类渴望的家园, 没有一个人愿意整天在腥风血雨中度过。在生命终结之时, 她为自己冷落亲身骨肉、怨恨母亲的行为感到忏悔。“忏悔”,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 是不可或缺的‘自我启蒙’途径。它使人们通过自我的理性反思达到对自身的理解, 从而最终实现自我。因此秀米最终认清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 她不是一个革命家, 不是父亲的替身, 不是张季元的影子, 而是一个需要爱情与家庭的女性, 她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于世。秀米的临终忏悔, 展现了她从一个迷狂、懵懂、失去自我的过去走向一个逐渐清晰认识自己的心灵明净状态, 折射出了格非对女性命运以及精神困境的独特思考。
《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中, 给谭功达写了几封信, 信中她说她怕死, 觉得电影中的女共产党员面对反动派的残酷折磨, 依然高呼革命口号十分不可思议。[11]这反应了佩佩对自己人生极端选择的反省, 杀人当然不是她反抗命运的最佳选择。她开始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意识到过分自怜自扰的个性和仓促莽撞的行为, 终结了自己的性命。在生命的结尾, 她原谅了所有人, 将自己从封闭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渴望达到生命的圆融状态。她意识到即使到死也深深爱着谭功达, 甘愿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垫脚石, 这种为爱献身的精神使她不惧死亡, 心情由紧张焦虑转变成平静坦然, 最后决然地回到了梅城。《春尽江南》中庞家玉的忏悔之路是从医院确认自己得了癌症开始的。她开始默默的弥补对丈夫与儿子的关爱, 为丈夫买礼物、不责骂儿子的成绩下降、与之前厌恶的婆婆和解、悄悄的辞职, 这些反常的行为反映出家玉在自我忏悔, 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她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一名律师, 也是一位妻子、母亲、儿媳妇, 在家庭生活中不应该以功利目的与亲人相处, 而应该真正用心了解他们的需求, 和谐相处, 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当家玉离家出走, 踏上西藏之路, 她的精神救赎之路也开始了。比较格非《欲望的旗帜》中张末的的觉醒与忏悔意识, 与家玉有相似之处。张末在少女时期对哲学充满爱好, 懵懂地嫁给追求她的老师曾山, 但婚后的生活没有物质保障也缺少精神交流, 使她产生了厌恶心理。她开始寻求刺激, 通过身体上的放纵打破乏味的生活。最终, 她意识到“生活所留给她的全部馈赠, 始终不过是自惭形秽而已”[12]。
四、结语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 格非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保持勤恳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部“十年磨一剑”的长篇三部曲浸透了格非创作的心血, 作者描写女性心理嬗变的过程手法细腻, 技巧纯熟, 有利于展示出百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演变的真实图景。当然, 格非描写女性心理处于尝试阶段不够成熟, 描写女性心理转变的过程不够自然, 如秀米为何对张季元一往情深、家玉竟然对丈夫的家暴感到心里舒服, 这些都让人费解。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作者对女性心理及形象上的探索, 这体现了格非突破和创新的地方。
参考文献
[1][2][8]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22, 194, 119.
[3]格非, 任赟.格非传略[J].当代作家评论, 2005 (4) .
[4][5][9][11]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84, 204, 184, 305.
[6]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50.
[7]苏童.红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58.
[10]刘烨.马斯洛的人本哲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8:50.
绝望的反抗 第4篇
【关键词】 鲁迅；反抗；精神领袖
【作者单位】李君玲，书评人。
陈丹青在鲁迅纪念馆发表的讲话中说他几十年都想念着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鲁迅。这一句话掷地有声，表现的不仅是对鲁迅的怀念，更是对鲁迅精神的追崇。
鲁迅，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聚焦中，有褒有贬，有理解也有误会。尤其是鲁迅文章从中学课本中删除，引发了从学者到普通学生的热烈讨论——“今天，我们还要读鲁迅吗？”“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温儒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读鲁迅其实在了解我们自身。钱理群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专家学者、社会舆论都在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我们是需要鲁迅的。那我们读懂鲁迅以及他的作品了吗？
很多人对鲁迅的了解，其实根本谈不上了解，仅限于读过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文章，除了这些文本，我们还知道什么？自己看鲁迅，毕竟见识短浅，许多内涵与深意不一定能看懂，即便看出点眉目，大多也只是浮于表面。就像《红楼梦》，自己抱着啃，或许是费力艰涩的，然而，专家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与解读，不仅数量多，而且研究深入，解读清晰。要读懂《红楼梦》就不能只读名著本身，更要“博采众家之长”。同样的，想要读懂鲁迅，并不是看鲁迅的三五篇文章就能看懂，也不是一套《鲁迅全集》就能深入透析，除了读鲁迅，还要看别人如何读鲁迅。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有两万人。所以要想认真全面且正确地读懂鲁迅、读懂鲁迅所说的中国和中国人、读懂我们自己，可以去读读这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但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不过说到读鲁迅，我们就不得不提林贤治和他的“一个人的鲁迅”。
一、一个林贤治内心的鲁迅
鲁迅可谓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专家、读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林贤治对鲁迅是崇拜的，正如他所说：“在中国，鲁迅是唯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 这种偶像式的崇拜，其实充斥着强烈而深刻的个人体验与共鸣。林贤治出生于鲁迅身后的时代，他经历的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另一番版图。虽然经历的时代不同，但他与鲁迅有着相似的生存境遇。在经历“文革”困顿的时候，林贤治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鲁迅。在这段抑郁的时期，鲁迅的著作就是他的“强力止痛剂”，这一味药不仅有效地治愈了林贤治的困顿，更激荡起他内心的波澜，升华了他对鲁迅的情感。林贤治从20年如一日地研究鲁迅，到转向拷问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成为一位思想布道者。这并不是远离了鲁迅，就如林贤治自己所说，他在著作里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来源于思想煎熬时，从鲁迅文字中摄取的巨大精神感召。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是林贤治的标杆，是他永远树立的榜样。
在我看来，一个可以称之为偶像的人，必定是让自己喜欢的；林贤治对鲁迅的这种崇拜，使他一定会对这位偶像进行带入个人情感的解读。事实也是这样，如林贤治所说：“历史是人写的，人必然会把主观性放进去。谁写鲁迅，就是谁的鲁迅，只能是这样。不能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什么客观的、真实还原了的鲁迅。鲁迅是个体的鲁迅，他代表他自己，不代表什么集团。从接受者一方来讲，鲁迅也是个体的，不是什么集体意识，是每个人用心去领会的。”因此，读“一个人的鲁迅”，你会看到林贤治心目中的鲁迅，而这个鲁迅，可能与历史上真实的鲁迅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细细品读“一个人的鲁迅”中林贤治眼中的鲁迅。林贤治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叛逆者、复仇的战士、举火把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乡土诗人、守夜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从无爱的人间走来的人，一个向坟的过客，一个背负了巨大的虚无，却执着地挑战死亡的人”。纵使不少学者认为林贤治笔下的鲁迅过于完美，但是林贤治始终认为自己坚守的是“内心的鲁迅”，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中品读出这一种拥护与坚持。
二、一个反抗的鲁迅
“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指出，发端于19世纪文明的新精神，实质是一种反抗精神。在林贤治的书中，鲁迅的形象是鲜明的，这种鲜明的特色甚至赤裸裸地体现在书名中，作者毫不掩饰——《反抗者鲁迅》一如书名，在这部传记中，林贤治将鲁迅定位成一个“反抗者”的角色。
鲁迅的反抗体现在他一直在揭示时代的真相。鲁迅处于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那个时代混杂着传统中国的黑暗、现代思想的光明，充斥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那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專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这种转型是粗糙的，而这种改革的进程又相当缓慢。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人，被“吃了”，也就是作为个人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这个时代的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奴隶的境遇，他们麻木，苟且偷生，不敢正视现实，甚至善于遗忘，这简直就是一种“本能”。鲁迅所做的反抗，不但在于去揭露黑暗的事实，更在于去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期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天生敏感的鲁迅又岂能容忍这些有害的事物呢？于是他斗争、反抗，他极力使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揭示时代的真相。
鲁迅的反抗体现在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世界的真实，这种反抗是全方位的。鲁迅的反抗不仅是一种斗争，更是一种反叛、突围，是一种怀疑一切的态度。鲁迅不相信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为统治者编修的“家谱”；鲁迅反对蒙昧主义，但他不信任中国的学者；鲁迅关注底层阶级，但他同样反对“迎合”大众。鲁迅的敌人从来不是面对正前方的人，而是来自上面、背后、内部，来自周围的世界。林贤治做“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丛书，目的在于发扬和传承鲁迅这一反抗精神。林贤治的笔墨重在描摹作为思想家而非文学家的鲁迅，更加突出了他是如何用一生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如何与国民党政府、左联、新月社以及青年进行论战，其中包含了他对各个派别的抨击，对诸如专制、集权、书籍审查制度、人权、国家、民族等一系列理论的冷静思考。因此，鲁迅的反抗，鲁迅的斗争，是全方位的。
三、一个完整的鲁迅
就如前面所说，研究鲁迅、靠鲁迅吃饭的人，有两万多，研究鲁迅的文字千千万，要读懂鲁迅，就要读鲁迅的著作，看别人眼中的鲁迅。然而，在很多人的研究里，对鲁迅的解读是不完整的。就如林贤治所说：“当时所有的鲁迅传记，包括台湾的《鲁迅正传》，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写鲁迅少年的时候篇幅多，中年鲁迅写得少，晚年很薄。这是很奇怪的。包括后来鲁迅与周扬的冲突，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大家都避而不谈了。”确实，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不完整的。林贤治肯定不容许这种不完整发生在偶像身上，因此，《反抗者鲁迅》作为“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书籍中最为生动并富有趣味的一部，为读者直观形象地了解与还原鲁迅一生提供了参考。在这部传记中，林贤治以其独特的视角、激越且富于诗意的笔触，复原了一个丰富、完整的鲁迅，不仅倾注了林贤治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对鲁迅的思想与人格做出精彩而独特的分析与评价。尤其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书籍中《鲁迅的最后十年》，林贤治对被模糊掉的关于鲁迅晚年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对“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厘清了脉络，呈现了一个完整的鲁迅。
我们埋头品读《鲁迅全集》，因为那是要读懂鲁迅的必经之路，也是品读 “一个人的鲁迅” 系列图书深义的唯一路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读懂鲁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研究者心中，也可能有一千个鲁迅。林贤治，他“内心的鲁迅”，是他“一个人的鲁迅”，值得细读。
鲁迅使我们知晓反抗绝望的意义 第5篇
辽宁人民出版社最近再版了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 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 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鲁迅和周作人是现代文化史中人们回避不开的两位标志性的人物, 他们生前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 分别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分析、梳理和比较过两人的功德是非恩怨瓜葛。但是像孙郁这么孜孜以求用沉甸甸的大书来探索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轨迹、人文理想和精神渊源的著述, 并不多见。
孙郁的总体思路是这样的, “不再把鲁迅当成神, 而视为人;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 而以平常心待之, 公正还原历史。鲁迅使我们知晓反抗绝望的意义, 而周作人则让我们明白文化多元的价值。”记得巴金先生在晚年《随想录》的题记上有过这样的话, “没有神, 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平实明了的道理, 再朴素不过, 却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精神磨难历经沧桑的见证。
在孙郁笔下, 我们读到:“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 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 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 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 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周氏兄弟, 似乎是介于佛界和俗界间的苦渡者”。这种把握和捕捉, 是有精神深度和文化含量的。而围绕着上述内核展开的周氏兄弟的命运遭遇、爱恨交织所构成的剖面图, 就成了孙郁走进他们丰富芜杂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本历史人物评传, 基本做到了心平气和地去看待已逝者的往事和旧迹, 以还原历史原态的面貌出现, 但同时又不乏诗意的笔触。在对周氏兄弟童年生活的咀嚼和寻觅中, 可以看出作者沿着他们精神最早萌芽的开端搜求心灵底蕴的最初征兆的迹象。那是一个人认知的起点, 生命活力的源头, 灵魂赖以栖居的后花园。接着作者又着重写了周家的一场变故以及日后兄弟二人到异邦寻找新梦的上下求索的历程。《初梦》和《域外》两个章节构成了孙郁心灵交响乐的两个鲜明跃动的旋律声部, 它们和后来若干章节的旋律声部交织成了沉郁苍凉的对位和变奏, 从而将鲁迅与周作人一生的起伏沉落、波折扭曲、辉煌惨淡的形迹和线条勾勒出来, 绘声绘色, 别开生面。
浅析文学叙事中的反抗性 第6篇
一、作者是反抗性叙事的发起者
传统文学批评将作者置于叙事过程的中心, 叙事行为是依靠作者的叙事动机来推动的, 这种动机源于作者对所依存的固有的叙事力量的反抗。固有的叙事力量表现为在经验表象迷惑下导致的群体性文化认同和接受。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 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把一些认可的经验保留在意识层面, 而把其它的不被认可的东西打入意识的底层, 于是一些经验性或观念性的东西被当作真理保存下来, 它造就了强大的生活惯性, 总是使人不自觉的对其产生依赖, 以致关于两个铁球的定论竟雄霸了两千年才被打破。要发现历史的真相, 就必须打破固有的叙事力量, 从更客观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审视。
社会要进步, 就必须有不断的反抗, 以打破固有的弊端使真相被人群所接受。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有所不同, 生活真相只能通过审美的方式来达到群体性的认同, 以改变现有的生活。带有虚构性的叙事则恰恰可以表演生活, 通过对现有生活情态的构建和演绎达到对已有的惯性的反抗。作为知识分子, 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作者主体, 拥有着比其他主体更多的敏感, 更多的内部情感思想的波动, 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和打动, 进而产生叙事的冲动。一旦外部生活的刺激和他内在的需求相契合, 而受制与现实生活的强大叙事力量, 这种需求又不可能达到满足的时候, 创作的冲动便随之产生。
叙事反抗性的出现还包含了知识分子不平衡心理的参与, 表现为对现实中不可能拥有的事物的向往。“艺术家早期经验开始形成的趋向于优越’的本能的深深的自卑情节使得他们内心永远充满着理想与现实、苦难与幸福等等激烈对抗的冲突, 反过来它便使得艺术家的自卑体验更为强烈, 进而导致一种更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的迸发, 最终达到对自卑的真正超越。”[1]。对生活的敏感促使作者以创作的形式, 充分借助其虚构的力量, 在叙事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而这不可能实现的自我满足恰恰构成了对现实生活某些弊端的反抗。
二、文本叙事主体是反抗性叙事的传递者
文本叙事主体介于作者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 文本话语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作者主体的反抗。比如文本所展示的事实是不容作者意图控制的, 巴尔扎克的辉煌巨著《人间喜剧》客观展现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史。恩格斯评价称它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 “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 当他让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 恰恰是这个时候, 他的嘲笑空前尖刻, 他的讽刺空前辛辣。”[2]
文本中, “作为叙事行为的承担者, 叙述者既决定又适应叙事内容的广度、深度和强度。”[3]。所以, 文本的反抗性会由叙述者表现出来。根本上讲, 叙述者需要讲述一个能够为人所接受的故事, 随着叙事情节的发展, 尽管作者力图投身于叙述者, 以便自己成为权威的引导者, 将接受主体引导进故事的河流中畅游, 但叙述者在表达作者意向的同时又不完全受控于作者, 事实上造成了叙述者和作者主体的脱离。外视点叙述者“全知全能”, 但叙事的真实性又不免被清醒的接受者所怀疑, 致使作者的意图不能够彻底实现;内视点以第一人称叙事, 介入到文本内容之中, 以此贴近读者, 具有更强的可信性, 然而“我”的认知局限性会限制作者意图的完全表达;混合视点力求对作者意图做到最大功能的展现, 却是过犹不及。《水浒》里的梁山聚义是否有其它目的?难道《红高粱》中我的回忆仅仅是回忆?为什么《芬尼根的守灵夜》让人怎么也看不明白?叙述者的叙事局限性恰恰表明了文本的一种天生的反抗性。
作者极力来挽救他的意图, 托尔斯泰就力求在故事中宣扬其救世主张, 然而冗长的说教式议论却往往招致意想不到的被厌倦。事实表明作者主体意图的强行介入势必影响作品的故事性。要保证文本中人物的合理性, 符合历史真实, 就不能把它演绎为《济金根》式的意图传声筒。与此同时, 叙述者的意图和作者主体的叙事意图产生了不可避免背离, 这也致使新情况、新问题得以发生, 而这些不为作者所预见的问题和情况为思想的前行势必开辟出新路。也就是说, 反抗表现为不完全的意图表达, 有利于形成作品的意义张力, 达到意图的扩展作用, 从而为批评家、读者们展开想象提供了空间, 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增殖。
三、反抗性在读者这里得以实现
叙事作品意义效果的产生在读者身上得以体现。接受美学充分肯定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得以最终实现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把读者推到了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詹姆斯费伦在其《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读者进行了分类, 第一种是“叙事的读者”, 他自觉地步入到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 喜喜剧之“喜”, 悲悲剧之“悲”, 对文本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深信不疑, 受到的主要是情感的感化;第二种是“作者的读者”, 他对于作品是一种介入型的融入, 既投身于作品之中又置身于作品之外, 因而能够注意到文本主题的维度和功能, 从而达到和作者主体的间接思想交流;第三种是“性格化的读者”, 他完全置身于作品之外, 更注重文本的形式与结构的解读, 从中得到形式的点化。[4]
但反抗性最终意义的实现依靠的是接受者的反抗性接受过程。我们把读者放到整个叙事过程之中, 不难发现, 作者主体的反抗性、文本叙事主体的反抗性势必会影响到接受主体, 进而引发接受主体对固有叙事力量的反抗性, 这在传统的接受主体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传统的接受主体是“叙事的读者”和“作者的读者”类型, 前者的反抗性主要是受作者虚构的叙事内容的影响, 表现为受情感的感化而睹人思己, 产生自我提升的净化式反思;后者则是感应到作者主体意图和文本意义张力的存在, 自身不同的生活经验促使其进行自觉的主体间对话, 表现之一就是读者自觉的去进行再创造。由于蕴涵了不同的生活经验, 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的再创造则完全不同。一千个读者也就有了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一部《红楼梦》, 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自己看见的则是爱与死亡。文学叙事因为这种接受得以作用于世界。
叙事反抗性的意义只能在不同文学叙事主体的交流中才能够发生。对于不同的叙事主体而言, 文学叙事过程同时还是促进人类自我建构, 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隐性过程。应当正确认识文学叙事过程中主体性的反抗性作用, 以主体共有的形式达成主体间交往的世界。
摘要：文学叙事过程是不同主体反抗性的传递过程, 作者是反抗固有叙事力量的发起人;文本叙事在传递这种反抗性的同时呈现不可控性;读者的接受则预示了反抗性的实现与完成。应当正确认识文学叙事过程中反抗性的存在。
关键词：叙事,反抗性,作者,文本,读者
参考文献
[1]金元浦主编:文艺心理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305;
[2]陆贵山周忠厚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07;
[3]刘世剑:小说叙事艺术, 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6;
论晴雯、鸳鸯的反抗性格之异同 第7篇
一、敢怒敢言,不畏权贵的晴雯
晴雯是《红楼梦》里的次要人物,但薄命司册辞里第一个介绍的便是她,判词又置于“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足可见作者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高度重视。王人恩先生在《晴雯散论》中便认为:“曹公在对晴雯人生悲剧的建构中倾注了自已的哀惋和血泪,寄寓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3]
晴雯出身卑贱,身世凄惨。她从小孤苦伶仃,“不记得家乡父母,只有个姑舅哥哥,专能庖宰”,十岁的时候被贾府的奴仆赖大家用银子从外面买来,因贾母“见他生的伶俐标致,十分喜爱”,赖嬷嬷便当作一个小玩意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贾母又给了孙子宝玉。从此,晴雯便一直待在宝玉身边服侍,直到十六岁被王夫人强行逐出大观园,随之惨死,她在人间只存活了十六载,在贾府也仅呆了六个多年头。
虽然晴雯的一生很短暂,“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在贾府众多的奴仆里,她无疑是最少奴颜媚骨,最具抗争精神的一个。她身为一个封建社会贵族家庭里的一个小小奴婢,在心底却对自己这种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身份地位很不认同,尖锐地质疑“谁又比谁更高贵些?”(第三十七回),“希望得到做人的最起码的权利,渴望人格平等,哪怕是精神上的平等”[4]。无时无刻不在彰显其顽强不屈的个体意识和自主自尊的人格魅力。
晴雯性格刚强率直、敢怒敢言、不畏权贵,具有强烈的抗争精神。第三十一回,晴雯给宝玉换衣服时不慎跌折了扇子,被原本心情不佳的宝玉斥责为“蠢才”,无端教训了几句。要是别的丫头,顺着宝玉的意思,忍忍就完了,而晴雯对宝玉这种居高临下的公子爷的口气却十分反感,“蠢才”二字更是让晴雯觉得自己的才智被粗暴否定,激发起内心的不忿,立即反唇相讥以捍卫自尊:“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 ! 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唇枪舌剑地甩出一堆犀利的言辞直接把宝玉“气的浑身乱战”。中间袭人出来调和,晴雯对袭人那种公然以宝玉“准姨娘”自居的言语和做派十分鄙夷,毫无顾忌地将袭人跟宝玉“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直接揭露出来,把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到后来吵闹越来越凶,宝玉决意要回太太将晴雯撵出去时,晴雯依然没有丝毫屈服与退让,倒是袭人、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跪下求情,才止息了这场风波。在整个贾府上下,几乎所有奴仆对贾宝玉这个备受老祖宗宠溺的公子爷都是恭敬顺从,不敢稍加违拗,唯有晴雯敢如此大胆地冲撞,这不是简单的恃宠而骄,而是晴雯刚直不屈的心性使然。正如著名红学家王昆仑在《晴雯之死》里所说的:“晴雯与宝玉,在形式上只能是奴主关系,但在晴雯的内心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听任主子奴役、侮辱或践踏的奴才,即使对宝玉也不例外。她所珍惜的只是互相尊重和真诚相待,因此她的自尊心在宝玉面前更不可以受到损伤。”[5]
如果说在这次口角碰撞中,晴雯展露的只是抓尖要强,锋芒毕露的“爆炭”性子的一面,那么在七十四回“拒检”中则充分展示了晴雯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在抄检大观园前夕,晴雯便遭到了小人暗算,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指名道姓地告刁状:“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已然生病的晴雯被王夫人直接叫过来凶狠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 ? 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预先遭此意外打击,故夜里王善保家的一伙人气势汹汹来到怡红院搜检时,聪明绝顶的晴雯便料到来者不善,明摆着是冲着她来的。当其他大小丫鬟唯俯首听命,任由搜检之际,独有抱病在身的晴雯感到无比屈辱,不计后果地奋起反抗,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令人为之一振:“袭人等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
“晴雯倒箧”,倒出的是晴雯平白无故蒙受不白之冤的满腔怨忿与怒火,面对冷酷无情的统治者势若雷霆的压迫、狗仗人势的爪牙们的嚣张气焰,病弱的晴雯毫无惧色,毅然决然选择用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强烈抗议,不妥协,不屈服,不畏缩。在这里,晴雯决绝地反抗,无疑是悲壮而震撼人心的。
二、深沉智勇,刚烈抗婚的鸳鸯
鸳鸯是贾府的“家生子”,与晴雯一样,也是出身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奴仆,她的父母是贾府的老奴,在南京看房子;其兄金文翔,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嫂子是“老太太那边浆洗的头”。作为贾府里地位最高权利最大的老太君贾母的丫鬟,鸳鸯深受信任和依赖,负责照顾老太太的衣食起居,经管着老太太的金银器皿,是贾母身边第一得用的大丫头。因而鸳鸯不但在贾府上下的大小奴仆中间显得很有地位,大家对她十分敬服,就是在贾府的老少主子们面前,她也是很有脸面的。虽如此“位高权重”,鸳鸯却是一个为人公道、品性善良的好姑娘。李纨曾经就当众称赞鸳鸯:“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替人说好话儿,还倒不仗势欺人的。”(第三十九回)有一次司棋和情人在大观园里幽会,被鸳鸯无意间撞见,事后惧吓成病,鸳鸯“反过意不去”,连忙专程去安慰司棋,让她放心,决不去上报“献勤儿”,并且向她起誓:“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 !”(第七十二回)鸳鸯对姐妹十分仗义且富有同情心。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性情温和、办事妥当的鸳鸯女,当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将其肮脏邪恶的双手向她伸来的时刻,她却爆发出了令人惊骇的力量,鸳鸯抗婚就是最精彩的一幕。
贾赦是荣国府里的大老爷,是一个蛮横昏庸的老色鬼,已经“上了年纪”都“胡子苍白”了,还“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这一回,他又看上了贾母房里的鸳鸯,硬要把她收为“屋里人”,竟派了自己的大老婆邢夫人亲自前来说合。心中盘算着这是赏给奴婢鸳鸯一个巴高望上的好机会,是千妥万妥的,万万没料想竟遭到了鸳鸯最激烈的反抗。当邢夫人来到鸳鸯卧房找到鸳鸯,开口就说:“我特来给你道喜来了。”(第四十六回)接着,又以做姨娘的种种体面来说服、利诱鸳鸯就范,一套说辞,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当鸳鸯听完这番话,既没有表现出邢夫人期待的那种欣喜得意的嘴脸,也没有立马曝露内心滚滚激荡的愤懑之情,而是自始至终低头一言不发,当邢夫人要拉着她去回老太太时,则夺手不行。被府里的老爷看上,要纳为姨娘,这在愚俗势利的邢夫人眼里是卑贱的丫鬟奴仆们求之不得的最好出路,而对于素日志大心高的鸳鸯来说则无疑是一场凭空而降的灾难,此时的鸳鸯已经打定了坚决不从的主意。
后来在大观园里,鸳鸯碰到平儿和袭人,便将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他先纳小老婆的!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那时再说。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家生的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了我的老子娘不成?”这一番激切决断的言辞,无异乎是一篇气势雄浑的抗婚宣言,淋漓尽致地表露了鸳鸯内心深处对贾赦、邢夫人之流的蔑视与厌恶,同时又表明了自己誓死不从的坚定决心。接着,鸳鸯的兄嫂欢天喜地充当起贾赦的说客接二连三来劝说鸳鸯就范,被鸳鸯狠狠地痛斥了一顿:“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鸳鸯对“作姨娘”这条道路有着比常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她看透了姨娘只不过是供府里老爷、少爷们淫乐的玩物,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不但不能改变,反而会比之前更为悲惨,连最后一点贞洁和尊严都将被无情剥夺。金文翔夫妇让她去做贾赦的姨娘,等于是将她直接推入了“火坑”。
鸳鸯抗婚的态度是极其坚决果断的,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大志,“咬定牙不愿意”。而贾赦竟也毫不收敛,居然放出最恶毒的狠话:“凭他嫁到谁家去,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其恼羞成怒的嘴脸极尽狰狞丑恶之态,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将鸳鸯一步步逼上了绝路。鸳鸯深知贾赦的为人,非常明白得罪荣国府大老爷其后果的严重性。在权势遮天的奴隶主凶狠嚣张的气焰面前,身为卑微弱小的女奴,鸳鸯至始至终没有半点畏缩与妥协,反而激起了内心更大的仇恨和蔑视。此时此刻,鸳鸯的思想情绪难免复杂激动,但她并没有因此就让自己丧失理智,而是积极地寻求抗争的手段与时机。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为鸳鸯在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的沉稳、果敢和智慧而拍手叫好。第二天,鸳鸯的嫂子再次来传话,鸳鸯便佯装依从,趁着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等众人在贾母跟前凑趣儿的大好时机,“拉了他嫂子,便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将贾赦逼婚的头尾经过向贾母详细陈述,并情辞激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最后,毅然决然地剪发咒誓:“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 !”鸳鸯这一番彻底决绝地抗争宣言,犹如一股滚烫的岩浆从地心最深处直接喷涌而出,令人毫无防备,目瞪口呆,震魂摄魄。“这慷慨陈词,是《红楼梦》中青年女奴的最富于精神和气节亮采的反抗的最强音!刚烈、自尊、无畏,信誓旦旦,凛不可犯,铿锵有声 !”[6]
“鸳鸯抗婚”,虽然只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鸳鸯借助贾母的庇护,使贾赦讨她作小老婆的阴谋破灭,贾母一死,鸳鸯免不了自缢身亡。但是,鸳鸯以其视死如归的抗争之举,不仅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也向世人昭示了即使是卑贱的奴隶也有自己的爱憎和骨气,不容他人随意践踏与凌辱!鸳鸯不惜葬送自己的青春,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这种“宁为玉碎,不与瓦全”的刚烈抗争精神,足以让统治者感到震颤与恐惧,令人备受鼓舞。
三、小结
晴雯与鸳鸯,俱为贾府奴仆中的烈性女子,在她们身上,我们能明显感知到这二者都有着倔强的个性和强烈的抗争精神。然而,她们的抗争性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晴雯性格爽利,口角锋芒,有着敏感而强烈的自尊心,渴求人格平等,她的抗争是自觉而主动的。晴雯天生一副铮铮铁骨,她“反对别人的奴性,反对别人奴视自己,自己不肯以奴才自居”[7],她不愿意看主子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脸色,见不得别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嘴脸,在《红楼梦》中,我们看不到晴雯有任何曲意逢迎主子的举动,对于他人奔竞钻营、邀誉取宠的奴媚行径,她感到深恶痛绝,常常大胆而尖锐地指摘并讥讽袭人、麝月、秋纹、碧痕及小红的各种各样的奴性。同样,她也不能容忍主子“拿话压派她”,有一次晴雯伤风生病,李纨曾说看吃两剂药就好了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免得传染给其他姑娘们。晴雯听见,气得喊叫,真要起身离开(第五十一回)。晴雯自始自终都保持着反抗者的本色,当其被王夫人粗暴地逐出大观园之时,绝望中没有任何哀求的举动,而当宝玉偷偷去看望她时,奄奄一息的晴雯主动与宝玉交换贴身小袄,并剪下指甲送给他,这一大胆举动,不单表达了她对宝玉的一片痴情,更是要借此举动反击王夫人之流。晴雯为人处事,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她既不迎合统治者,努力取得主子的欢心和重用,也不与其他奴仆同流合污,在嬉笑怒骂中大胆主动地与整个恶劣的环境进行着抗争,晴雯是大观园中孤独而悲壮的抗争者。
与晴雯锋芒毕露的主动抗争相比,鸳鸯则显得绵里藏针、有勇有谋,在特殊事件的激发下爆发出强大的抗争力量。作为贾母的首席大丫头,鸳鸯平时严整、端庄,她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贾府上下主子奴仆之间明争暗斗的复杂关系看得透彻明白。她不是没有锋芒,只是平时藏而不露,鸳鸯是个柔中带刚的人。在鸳鸯抗婚一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少女并无半点奴颜婢膝,而是有着一副富贵不能淫、威逼不能屈的铮铮傲骨。同时,她对反抗的对象和形势又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在抗争过程中,她沉着、坚定而不鲁莽,颇有谋略,懂得把握最佳时机,借助贾母的庇护,采取最有效地反抗手段,显示出极大地果敢与智慧。王人恩先生说得好:“平儿与鸳鸯一样的是,她也能清醒地认识到做妾、尤其是做贾琏之妾对自己毫无益处,反有害处,除了多受一层污辱之外,身份地位丝毫不会改变。老一辈的姨娘们生儿育女,仍然地位卑微,例如赵姨娘生了探春、贾环,但谁又能看得起她呢?就连亲生女儿探春也很厌烦赵姨娘,甚至于不认亲舅舅。鸳鸯和平儿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然而鸳鸯敢以死抗争,平儿却不能,仅此一事,鸳鸯与平儿的个性差异就凸现无遗。”[8]
晴雯与鸳鸯都是贾府中美丽善良又充满智慧的年轻女子,她们本来应该拥有绚丽美好的花样年华,却不幸地处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封建社会最底层,生存环境逼仄而凶险,当她们面临统治者无情的压迫时,没有软弱地任由宰割,而是义无反顾地奋起抗争,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她们光辉的抗争者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中永存。
摘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一批性格刚强,形象鲜明,具有强烈抗争精神的奴仆,其中,晴雯与鸳鸯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晴雯率直坦荡,敢怒敢言,具有一以贯之、自觉主动的抗争性;鸳鸯绵里藏针,有勇有谋,在特殊事件的激发下爆发出强大的抗争力量。
《窦娥冤》中的窦娥并非反抗英雄 第8篇
无视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没有从剧本整体来观照窦娥,而是从时代文化需求出发任意取舍组合。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剧本来看窦娥的思想基础。窦娥出场自报家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她唱的第一段曲子是[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她三岁失去母亲,七岁离开父亲,结婚二年又成寡妇。她感叹自己命苦,但丝毫没有想到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体验到了年轻寡妇的青春寂寞,但从没有想过另觅新欢。她将这凄苦看成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第一折[油葫芦]),“前世里烧香不到头”(第一折[天下乐])。她将自己遭受的苦难归结为命运,因此她“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希望通过今生的尽孝守节赢取来世的荣华富贵。封建节孝礼法和命运观战胜了她的天性。即使做了冤魂之后也没有放弃自己初始的信念,还要求父亲收养蔡婆,替她“尽养生送死之礼”,完成自己未尽的孝心。卢瑞芬先生认为窦娥悲惨的身世和命运观等为她后来的反抗和复仇的个性作了较充分的铺垫,[2]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相信命运并把自己交给命运的人,一个乞求来世的人,一个没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她能够反抗什么!我们虽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责她,但至少可以这样说:窦娥的反抗缺乏思想基础。
我们再来看窦娥是如何“反抗”的。卢瑞芬先生认为“反对泼皮流氓占据蔡家、反抗张驴的无耻霸占”,“形成了窦娥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第一回合,加速了她反抗和复仇意志的形成”。[2]第一回合是真,反抗未必成立。蔡婆比我们更了解窦娥的心理,当她被迫同意张氏父子的无赖要求之后同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就让张氏父子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去说服窦娥。果然蔡婆的主张遭到了窦娥的坚决反对。窦娥不是没有青春的寂寞和需求,当一个男子闯进她的生活时,她还没有见他,不知他是好是坏,就一口回绝。封建节烈观已经彻底占据她的内心并内化为她的自觉意识。张驴儿垂涎她的美貌,岂肯善罢甘休,又以“药死公公”相威胁,她以“一马难将两鞍鞴”严辞拒绝。贞节高于生命,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她抵御外侮的有力武器。她还阻止蔡婆再嫁,其中有几条新的理由:有饭吃、有衣穿、不缺钱、年龄大。这些是指摘蔡婆的理由,又岂不是她自己内心的流露。如果与她的命运观联系起来看,与其说她反对再婚,毋宁说她安于衣食无忧的现状,唯恐张氏父子打破了她们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与其说她反抗恶棍,毋宁说她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卢瑞芬先生认为第二回合是对“昏愦官府”的反抗,“使女主人公的反动性格更加锋芒毕露”。[2]张驴儿药死其父后威胁她是“官休”还是“私休”,她毅然选择了“官休”。“大人你明如镜,清如水,照妾身肝胆虚实”(第二折[牧羊关]),她对官府充满了信心。昏官桃杌的严刑拷打碾碎了她的幻想,但她没有因此怀疑甚至否定封建统治秩序。她愚昧地认为这祸端的来由是由婆婆改嫁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引起的,她还好心地“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第二折[骂玉郎])。然后虔诚地高唱着“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的悲歌走上了刑场。她虽然对昏官桃杌不满,但更多的还是对蔡婆不甘寂寞的否定。她固执地相信她的死可以感动天地。她不惜以生命来悍卫的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统治精神她怎么会去反抗呢!
说窦娥是反抗英雄最有力的证据是第三折[滚绣球]她指天斥地,认为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大胆否定”。这种观点显然与第四折把天地当作法官的态度相矛盾。正确的答案应从我们民族传统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中寻找。呼天抢地是中华民族在绝望、悲痛、惊讶、高兴等之时的一种特有的宣泄情感的方式,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存在。“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苍天你在上啊!是谁害得我这个样啊?《王风黍离》)“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我的娘啊!我的天啊!人家的心思你就看不见啊!《风柏舟》)无论是前者周朝大夫,还是后者妙龄少女,无论是为国事感伤,还是因个人婚事不顺,当情感受到阻碍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天”来作为自己情感的发泄对象。司马迁曾对此抒情方式作过精彩的论断:“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也,嫉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代代因袭,逐渐形成为一种模式,遗传给了后人。即使在今天,我们极度悲伤,非常高兴,或异常惊讶时,也会脱口而出:“天啊!”在这里,“天”是一个纯粹的情感符号,是感情陡然淤积以后的渲泄对象。窦娥是从我们民族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戏剧人物形象,面对官吏昏馈,法制腐败的社会现实,有冤无处伸,在极度悲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天”作为冤屈的倾诉对象,怎么能说是否定最高统治者呢?其实在此之前窦娥就已经将天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受”(第一折[仙后点降唇]),“天哪,怎么覆盆不照太阳晖”(第二折[采茶歌])。关汉卿借助人们的传统心理定势,暴露了元代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招致天怨人怒的现实。在这里,“天”被窦娥的节孝所感动,对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出灾害以谴告之”,剧本中的“天”实际上是哀告的对象而非窦娥反抗的靶子。
也许我们的看法更贴近关汉卿的创作初衷,戏剧的题目正名为:“后嫁婆婆忒心偏,守节烈女意自坚,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元杂剧一般借题目正名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可见,关汉卿除了指责蔡婆婆“忒心偏”之外并不想反抗最高统治者。这个题目正名后经明朝臧晋叔修改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特别对清官秉鉴持衡、执法伸冤提出颂扬,更加突出了维护封建秩序的清官和善恶终有报的思想。关臧二人都不想借窦娥来怀疑甚至否定最高统治者,窦娥所有的行动在于“感动”而不是“反抗”。三桩无头愿也正是感动的结果。“冤”之所以成其为冤,就是因为窦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又为封建统治者杀害才叫“冤”,如她因反抗封建统治而被杀害,何冤之有?在戏剧结尾,窦天章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手持尚方宝剑出场,代表的不正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封建秩序,封建道德吗?这不正是向人们表明天有公理,地有正义,统治阶级有公道?关汉卿虽对封建法制腐败的现实有所不满,但他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秩序的高度。
如果追根溯源,造成评论者产生窦娥是反抗英雄的错觉的原因,臧晋叔应负主要责任。现在通行的《窦娥冤》本子是臧晋叔修改过的,如将“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改成“你错勘贤愚枉为天”。这一改动将窦娥无可奈何的哭诉哀告变成了直面责骂。反抗精神是加强了,却与后面的三桩无头愿相违拗,情节的矛盾人物性格的割裂立刻显现了出来。
纵观全剧,贞节和孝道既是窦娥生活的准则,也是她抵御外侮的武器,最终也成为她身首异处的原因。她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丝毫的自我否定自我决裂自我飞跃,怎么会成为反抗英雄呢?我们只有把剧本放在民族文化中去系统研究,才能摆脱附加在窦娥身上的反抗性格,还她一个真实的本来的面目。
参考文献
[1] 卢瑞芬《冤海里酿育的反抗与复仇的意志》《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钟彭怀《谈窦娥的艺术形象》《龙岩师专学报》(教育教学版)1997年6月;石尚彬《人间的力量非人间的形武》(遵义师范学报)2003年9月。
希望 反抗 绝望 第9篇
关键词：鸣凤 陈白露 悲剧 性格 矛盾 命运
鸣凤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金的小说《家》中的婢女，陈白露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的戏剧《日出》中的主人公。《家》与《日出》一为小说，一为戏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形像有其相似之处；而相似之中，又有相异之点，体现了各自的特色，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一、就反映的历史时代而言，《家》反映的是“五四”时期及“五四”以后几年间的社会生活，向我们展示了高氏家族的没落史。《日出》则广泛地勾画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活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畸形世态。
《家》虽然没有完整地反映高氏家族没落的全过程，但是，它却对高氏家族必然没落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写。它通过对高氏家族中高老太爷，“克”字辈和“觉”字辈三代人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形象地阐明了在封建专制强力下，“除了妇女以外，哪一个比随便什么人忍受更多专横顽固的全部压迫呢”[1]这一真理。《家》的故事里，充满了痛苦的呼喊，浸透着悲伤的眼泪，在强烈的痛苦中，奏出了愤怒的旋律，在悲伤的重压下，反抗的新人脱颖而出。巴金着重描写“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觉慧以及觉慧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深沉的黑夜里，首先闪耀出一道电光火石的婢女鸣凤。
《日出》以三十年代旧中国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大都市的一个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为具体环境，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罪恶，对被迫害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且殷切地盼望一个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的诞生。通过这个剧本，作者向那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魑魅魍魉，向那个黑暗糜烂的社会发出了呼喊，奏响了人的主题的旋律。将人放到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人与金钱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冲突是《日出》情节的基础，是戏剧的基本矛盾。因此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2]就不是简单地写剥削、压迫，而是深入社会的核心“人”，揭露了金钱统治的黑暗社会对人的吞噬、毁灭，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扼杀。金钱统治社会对人的腐蚀、吞噬，人的要求遭社会扼杀，黑夜中的人渴望自由的人的世界。作者将人的主题这三层折光凝聚到一个焦点，塑造了陈白露的悲剧形像。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她们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
二、就人物的性格特质而言，《家》中的鸣凤聪慧、美丽、善良、纯洁、高尚、富有忍让和自我牺牲精神，对爱情有热烈的向往。《日出》中的陈白露正直、聪敏、忍辱负重，她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其痛苦的挣扎与反抗。鸣凤和陈白露对未来都抱有虚幻的憧憬。
鸣凤生活在高府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她九岁被卖进高公馆做婢女，七年来，受尽折磨，在苦难中挣扎着生存和长大，在劳累、屈辱、孤寂、恐惧中度过她辛酸的童年。她悲惨的命运，不只表现在奴隶的地位上，而且还表现在被主人当作“财产”任意摆布、随意处置上。由于她的聪慧、美丽、善良，得到了高家“三少爷”觉慧的倾心和爱慕。这对于一个“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出路”，并始终被巨大的恐怖感压抑着的孤苦少女来说，无疑是在眼前闪出了人间的一线希望之光。她感到温暖和满足，激起她对未来怀有一种渺茫的幻想。然而，在高公馆这个黑漆漆的地域，只能是一场梦。奴婢的噩运，终于降临在她头上。在主子的谈笑间，高老太爷把她当作“玩具”送给比她大四十多岁的“孔教会”头目、地方恶霸冯乐山“做小”。在险恶的现实面前，她决然不听主子的摆布，不愿涉足眼前出现的那个堕落的深渊。她呼告无门，终于怀着对人生的留恋和不平，怀着对觉慧的深爱，以“跳湖自尽”结束自己短暂而苦难的一生。鸣凤最后的一个念头是这样的：“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远的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她，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3]这便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婢女的爱情的全部内容。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借以保护和造福于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要损害他的一发一肤做代价，来换取自身幸福。鸣凤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但她始终没有泯灭对纯真的爱情的渴求之情。她的结局虽然是不幸的，但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
陈白露与鸣凤同样年轻、美貌、正直、善良，她和鸣凤一样也有着不幸的命运；但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现实的反抗方式二人则有不同。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读书知礼，在她痛苦地与男友分手后，在都市奢华生活的诱惑之下，飘落到浮华世界，过着一种舞女不像舞女，姨太太不像姨太太，情妇不像情妇的特殊妓女的生活。她厌弃周围那些庸俗、卑劣的人们，但长久的放荡生活又使她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以追求糜烂的生活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她对未来曾向往过。她处在黑暗的地域，等待着太阳出来，但又感到太阳不是属于她的，她痛苦、失望乃至绝望。她没有勇气和力量同方达生一起远走高飞，去寻求自由天地，她没有也不可能像鸣凤钟情觉慧那样去爱方达生。何以如此呢？这不仅因为她饱尝过不幸婚姻、孩子死亡、家庭破裂的苦果，从而使她对生活丧失了信念；更重要的是她似乎与奢华的物质享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聊放荡地度日简直成了她的生命的延续。
当方达生希望陈白露随他离开这块污浊地时，她的回答是：“你有多少钱？”“你养得活我吗？”“我要舒服，我出门需要坐汽车……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钱。”[4]实际上，她已“一辈子被卖在这儿”，这儿就是她自己的坟墓。不独如此，陈白露还为自己堕落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合法”的色彩。当方达生惊愕于她对人生的理解时，她慷慨陈词：“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我没有骗过人，我没有变着法子抢过人。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人生哲学的表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是怎样侵蚀了一个原本纯洁的女子的灵魂。如果说鸣凤是为爱情而心灵破碎死去，是封建等级观念吞噬了她，那么陈白露自杀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对生活、对自己的失望。死，成了她最好的归宿，也是她最后的无声的反抗。当然，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都是剥削制度，她们是为产生她们的社会所害，她们是黑暗世界里无数被压迫女性中具有同种命运、同样结局而又个性鲜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三、就鸣凤和陈白露的内心矛盾而言，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经受了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从人生问题的根本上说，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浅析《祝福》中祥林嫂的反抗精神 第10篇
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清楚地看到, 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着的愿望, 而且希望尽可能活得体面些, 在遭遇各种不幸时, 她有很强的毅力进行反抗。在第一次丧夫之后, “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 加上婆婆不会把这个无子守寡的“克星”留在家中, 要把她卖了给自己小儿子筹备结婚用的钱。面对这被卖的遭遇, 祥林嫂采取的办法是“逃”, 逃出去自立。在鲁四老爷家做工, 工作繁重, 工钱不多, 但很“满足”。文中写到“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胖了。”这说明祥林嫂在自己勤劳之下, 有了生活的希望。在被婆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 像对待畜生一样把她绑了回去要强嫁到贺老六家时, 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可是祥林嫂真出格, 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厉害, 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 所以与众不同, ”“一路只是嚎、骂, 抬到贺家墺, 喉咙已经全哑了”, “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 她竟在拜堂时“一头撞在了香案角上, 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 鲜血直流, 用了两把香灰, 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这可谓祥林嫂在反抗命运遭遇中的勇敢与强烈。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 她的男人是坚实人, 谁知道年纪轻轻, 就会断送在伤寒上?”祥林嫂再次遭遇命运的挫折时, 坚强的、耐活的祥林嫂仍能以“幸亏有儿子”这唯一的希望坚强地生活下去。但“祸不单行”, 悲惨的命运夺走了仅有的一丝生的希望孩子“给狼衔走了”, 且儿子的“大伯来收屋子, 又赶她, 她真是走投无路了”, 但是祥林嫂是耐活的一个人, 她在没了依靠、没有了立足之地时又回到了鲁镇来“只好来求老主人”。在她遭受千疮百孔的心灵中还存有生的愿望, 在鲁四老爷家做工, 但她现在也被看成是不干净的人了。但是祥林嫂“她全不理会那些事, 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这故事倒颇有效, 男人听到这里, 往往收敛起笑容, 没趣的走了开去”;祥林嫂是想通过在一遍遍的讲叙中得到自己与周围人的同情, 给自己生存下去一个理由与空间。但是后来“大家也都听得很熟了, 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 眼里也看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 祥林嫂“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 但她还是妄想, 希图从别的事, 如小篮、豆, 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后来“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滓, 只值得烦厌与唾弃”, 使得祥林嫂生存下去的空间更小了, 但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她要通过“捐一条门槛”来洗净自己, 给自己打开一点生存的空间。
可以看出, 作者笔下的祥林嫂, 是相当理想的人物,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 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不只是勤劳、质朴, 又能思考, 有决断, 而且勇于行动。敢于反抗不逆来顺受, 任人随意摆布, 是个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这样的人是有能力活下来的, 也是应该能活下来的, 但祥林嫂却在“祝福”来临的夜里死去了。从故事中可以看到劳动妇女在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毒害的旧社会里, 认不清其斗争的方向, 对命运悲剧的根源的抗争是盲目的、愚昧的, 结果是悲惨的。祥林嫂在没了丈夫后, 不愿忍受婆婆的虐待, 就从家里逃了出来, 自己去寻找生活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社会, 应属于很勇敢的反抗了。但这反抗的意义, 不过是从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地方换到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方”。尽管劳作很重, 一般的男人都干不了, 但她不仅能干好, 还很满足, “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再嫁时出格的反抗, 撞向香案, 以死抗争, 得到了“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 所以与众不同”的赞誉, 这实际上是表现了封建思想“从一而终”的观念。她欲以生命维护的封建礼教, 恰恰正是造成她不幸的根源。她再回到鲁镇后, 发觉由于身上的“罪过”, 想做一个驯熟的奴隶也不稳当了, 就不惜自我轻贱, 哀求到流泪, 才获准捐一条“给千人踏, 万人跨”的门槛, 并为此花费了自己所有的血汗钱。欲以此“赎了这一世的罪名”, 这样既可以得到一个合格奴隶的名分, 又可以免去死后被锯的恐惧。结果却是受了封建神权的欺骗。总之, 祥林嫂自身的命运悲剧主要原因是愚昧, 而她的愚昧则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 所以她的一系列反抗其实质上是为争取做一个合乎封建文化女性价值观的斗争, 是悲哀的。
这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祥林嫂的顽强抗争不仅未能让鲁迅先生看到希望, 反而使他更加坚信唤醒她们的重要性, 但新文化运动失败了, 曾经激情的“呐喊”, 效果也不佳, 怎么才能唤醒她们呢?他感到了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试想, 如果祥林嫂逆来顺受, 任其摆布, 我们还可以将其不幸的原因归之于软弱, 不敢反抗, 进而就可以简单地寄希望于她们能够起来反抗。一个祥林嫂反抗了, 千百个祥林嫂反抗了, 整个社会的妇女也许就得到解放了。但祥林嫂反抗的事实却打碎了这可能的天真幻想。祥林嫂自始至终都进行着顽强抗争, 她的反抗不可谓不坚决, 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反抗啊, 就好像一个被绳子吊起来的人, 由于看不到别人紧拉的绳子正是要把她吊死的同一根绳子, 还以为拉住那绳子可以苟延残喘, 于是就把它当做救命的绳子, 拼命地去拉, 结果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祥林嫂不相信鬼神, 柳妈的“地狱说”不会给她带来那么大的恐惧;如果她不自认为有罪, 就不会花光工钱去捐门槛, 也不会坦然地去参与祭祀, 自然也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打击。这虽然仍不会改变她的命运, 但却会减缓她死亡的进程。再者说, 能够暂时做稳了奴隶就满足的祥林嫂, 即便成功了又能怎样?即使千百个祥林嫂这样的反抗都成功了, 就能改变她们受欺压的地位, 得到真正的解放吗?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 巨大的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 不过是能够“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这样的媳妇熬成了婆婆, 还会欺压她的儿媳, 也只是千百年来
高中语文课堂是师生交流的载体, 是学生接受知识、启迪人生、升华品格的殿堂。提高语文课堂的有效性, 是深入实践新课程理念的重大课题。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 不是教学生, 乃是教学生学。”这对于今天新规划纲要理念下有效课堂教学实施, 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为了改变目前课堂教学有效性不高的现状, 本文选择从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养成教育入手, 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合理利用多媒体等方式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增强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让语文课堂在新课程理念下活跃起来。
一落实“养成教育”, 激活课堂氛围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及遵循“行知行”的原则, 叶圣陶先生也明确指出“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这与学生学习习惯的关系是密切的。要改变目前语文教学的现状, 教师要适当地将“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在课堂教学中交替互换, 通过“有意注意”落实来树立培养学生养成圈、勾、划的好习惯, 使学生的精力集中到课堂上来。为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从学生行为训练入手, 综合多种教学方法, 全面提高学生知、情、意、行, 最终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动”起来。
1. 强调“手与脑”并用
传统的教学观把课堂教学过程简单化为教师讲授, 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 学生的学习方式机械呆板, 导致课堂沉闷、无效的现象。高中语文课程应遵循共同性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 精选学习内容, 变革学习方式, 使全体学生都获得必备的语文素养。语文教学要改变传统单一的接受性学习方式, 通过探究性、参与性、体验性及实践性等多种学习方式来促使学生知识与技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角色, 落实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使学生养成勤于动手与乐于动脑的好习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扮演好课堂教学主导者的角色, 培养学生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养成勾、圈、划、写的好习惯;在解决问题时, 要培养学生养成独立思考、整合材料的能力;在回答问题时, 要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为此, 在执教《林黛玉进贾府》一文时, 探究“哪些细节体现了林黛玉进贾府是步步留心, 时时在意’的?”为了避免学生捧着资料书照本宣科的现象, 在学生回答问题时分三步解决:一是检查学生勾、圈、划、写的过程;二是聆听学生整合材料的
妇女命运的延续。所以只有唤醒她们, 使她们成为新人, 才能真正地解放她们, 永久地结束妇女被压迫的命运。但怎样才能唤醒她们, 有了目标, 却找不到通向目标的道路, 鲁迅先生仍在“上下求索”, 却也感到了彷徨。这就是祥林嫂这个人物出现在《彷徨》集中的原因。
因此, 我认为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在表现其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抗争精神的同时, 也给人们一种启示, 认不清斗争方向和造成自己命运悲剧的根源的抗争是盲目、愚昧的, 结果;三是比较不同层次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如此答题设计虽然多此一举, 实践表明, 教师不仅要善于提出问题, 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学生有疑才能打破头脑中的平静, 激起思维活动的波澜, 学习才不会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学生能够按要求有条不紊地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解答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技巧, 养成解答问题的良好习惯。
2. 培养“口脑”并重
在执教过程中, 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 当教师提问时, 原本抬头看黑板的学生一个个都低下头, 课堂显得异常沉寂, 教师处于无奈点名回答, 学生回答后, 整个课堂开始“动”起来。针对这一现象, 我曾与学生进行过谈话, 很多学生觉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是担心答非所问;二是站起来心里紧张, 影响答题思维。通过与学生的交流, 明白在教学时应多给学生尝试的机会, 打消学生心中的疑虑, 同时, 教师在指导学生回答问题时, 要注重培养学生动口与动脑的能力, 使学生在思考问题时“手、口、脑”都动起来。
强调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养成书写发言提要的习惯, 有助于学生提高信息梳理能力、知识概括能力, 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去发现问题、概括问题, 同时也帮助学生摆脱了回答问题时的尴尬, 增强了他们学习的成就感,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情趣, 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语文课堂教学的参与度。久而久之, 使他们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 改变了他们对待语文课堂学习与考试之间的关系, 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 增强了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二“生活即教育”, 高中语文教学要面向生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 生活所自营, 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 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生活即教育”理论给我们高中语文教学的启示是:高中语文教学要面向生活, 要反映生活的内容。这无疑与当前高中语文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语文素养的提高, 不仅靠积累, 还要靠应用、拓展。只有在积累、应用、拓展的不断循环中, 语文素养才得以提高。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明确指出:高中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能在生活和其他学习领域中, 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同时还指出:“应注重在生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