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面对瞬息变化经济形势和外资银行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工作刻不容缓。本文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入手，分析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相应对策，展望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前景。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对策；创新展望
金融创新是推动银行业金融发展的基本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金融机构的冲击。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我国商业银行加大了金融创新力度，从组织制度到金融业务各类创新形式不断涌现。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掌握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分析推进商业银行创新的动力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前景展望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
1.组织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已完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了包括中央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多种机构在内的银行体系。这种多重所有制结构能够在体系内形成竞争机制，促进各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
受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性银行业不良资产增涨影响，我国先后设立了包括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CHAMC）、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GWAMCC）等在内的几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同时，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也在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探索专业化运营模式，例如在银行内部成立信用卡中心、个人理财中心、电子银行中心等。
此外，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国家相关制度的逐步放开，为应对利率市场改革，谋求自身發展，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逐步转变传统经营模式，创新资产负债管理模式，逐步开发高收益的中间业务，提升银行的行业竞争力。
2.银行业务创新
（1）个人金融业务创新。随着我国国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应增大。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商业银行逐步成立个人业务部，拓宽个人业务领域。商业银行还同时拓宽了如个人消费贷款、代收代付等个人理财业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金融业务需求。
（2）公司金融业务创新。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已从单一的贷款业务转变为全方位综合业务，涉及产品种类日益增多，业务范围覆盖面逐渐宽广。我国商业银行公司金融基本业务包含公司存贷款、国际国内结算、对公理财等项目，随着我国中小型企业的不断涌现，商业银行也同时推出针对企业特征与需求的特色贷款服务。
（3）金融市场业务创新。自2000年起，我国加快了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创新发展，逐步开设代理证券业务、证券交易资金清算业务、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业务、上市公司财务顾问业务等在内的多种金融市场业务，并在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与基金托管方面进行创新。
3.金融信息技术创新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与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使用，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证券交易电子化、金融信息管理自动化，并依靠电子信息技术创新发展金融电子业务，例如网上银行业务。这些业务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快捷性，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与金融产品。
我国商业银行同时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综合化的信息处理平台，如银行的业务数据平台、客户信息数据库与个人征信平台等，以高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作为技术基础，不断创新服务内容，推进业务办理与银行业务信息管理的升级。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潜在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但在与国外银行的市场竞争中仍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主创新能力弱
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设的金融业务来看，很大一部分金融业务与产品的创新都参考国外商业银行业务，缺乏良好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会导致银行业务与产品无法完全满足我国客户的需求，难以打造本国银行的自主品牌。而我国商业银行自主创新的业务，技术内涵与产品特色都比较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2.银行管理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对于金融领域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制较严，而金融领域创新技术与新兴业务的升级更新速度极快，相关政策的推行常常相对滞后，极大程度上制约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手段的可实现性。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来看，我国银行信贷营销手段较单一，重心往往放在产品营销与服务质量上，缺乏对市场与信贷产品的明确定位；在内部人员管理上只注重常规性的管理工作，缺乏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3.科技利用率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利用率还相对较低，无法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另外，我国商业银行还存在电子信息管理水平低、创新科技业务普及率不高等问题。在我国部分经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人仍倾向于传统的银行业务办理方式，阻碍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
4.风险控制措施和技术相对滞后
相对于业务创新，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技术发展稍显滞后，由于银行业务创新会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要求，而创新的监管措施与技术若不能及时完善升级，往往会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监管上出现真空地带，使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难以得到规范发展，甚至会加大金融运营危险，不利于金融系统的平稳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发展展望
1.经营模式的转变
混业经营是指多个金融机构间业务相互渗透，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世界金融业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混业经营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体制的最终模式。目前国际上的混业经营模式主要有全能银行模式、银行母公司模式和金融控股模式，出于政策监管方面的考量，我国商业银行将普遍采用金融控股模式，由分业经营转向有限制的交叉经营，再逐步过渡到完全混业经营模式。
2.网络银行的大力发展
未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或将受到网络银行的冲击。网络银行能及时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调整业务经营方向，适应客户的多元化需求，为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与业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相较于传统的实体网点经营模式而言，网络银行运营成本低、自主操作性较高，且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行金融交易，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利用网络银行进行金融交易越来越成为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
3.个人业务的创新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个人金融业务的市场需求日趋提升，且个人金融业务风险较低、潜在客户广泛，将逐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业务极具发展前景的领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已由存储业务转向个人理财、信用消费、保险等多方面，在我国国民理财理念日益普及的形式下，我国的个人金融业务将逐步专业化、规范化、多样化。
4.对公业务的创新
我国商业银行未来要在行业竞争中拔得头筹，产品创新是关键。首先是转变传统信贷业务，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由于大型集团客户与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标准、资金运营模式不尽相同，在金融产品的开发上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创新银行金融产品类型；对公信贷业务的营销要注重从源头上把关，关注企业上下游客户，综合考虑客户的风险防范能力与综合贡献度。
此外，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商业银行将加大国际业务的发展，加强国际结算产品、金融衍生产品、贸易融资产品的优化，创新融合结算产品与融资产品，同时在试点地区，加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推进力度，优化业务流程，深化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結论
商业银行的快速平稳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在激烈的同行业市场竞争中，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虽已取得一定程度上的金融创新发展，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水平较国外仍有局限。为更好地促进我国银行金融创新，推进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银行应从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科技利用、业务创新等方面入手，从内部提升创新能力，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创造良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徐世杰，蒋波.商业银行创新管理：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J].武汉金融，2012（1）
[2]曾志耕.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J].经济研究，2012（2）：159-160
[3]吴天航.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相关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13（5）
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金融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领域，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金融信息安全不仅关系到金融安全，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关键词】金融信息 安全风险 对策
一、引言
信息安全建设应综合考虑，信息在获取过程中要考虑其的完整性、可用性等，我们要尽量的全方位考虑，将设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方策略做到最好。随着网络建设的覆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建立，数据的大集中已进入发展阶段，其中数据大集中成为我国金融业信息化工程的重点，方便的经营管理能有效控制外部安全风险，增强了规模化程序化效益，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金融业的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数据中心规模数据的不断扩张，这种聚集的风险会更加突出，数据控制中心一旦受到攻击，计算机将立即终止服务，同时引起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业务暂停或瘫痪，最终将因数据的丢失而引起多起法律纠纷，这必然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安全技术问题随之而来，电脑系统的入侵与反入侵的攻击也将会变得复杂并且频繁上演。所以，金融业对网络体系实施安全保障防护的要求也就刻不容緩了。因此，要保证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平稳运行及各项业务的持续展开，必须建立一套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统一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处理规范和流程，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以及增强金融系统的信息安全整体防范体系的关键。
二、金融信息安全的现状
由于信息技术在金融系统的广泛应用，金融业务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各金融系统同中央银行、国家相关部门实现了网络联接，从而，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凸现，信息安全不仅关系到金融安全，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但金融系统在建设初期“重建设，轻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相对滞后，管理机制、管理制度、人员配备、技术手段等都同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致使信息安全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呈现复杂性：既有环境风险、设备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人员风险，又有遭受恶意攻击和失泄密的风险，而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管理的制度缺失，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在对金融系统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监管中，缺乏相关的制度规定、法律规定，相关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急需完善金融信息安全制度，加强金融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三、提升金融信息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的对策
努力构建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金融信息综合安全防护的抵抗能力要增强，这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信息安全防线的构成是多层次多角度的，需要有正确的信息安全意识，科学投资，抓好硬件设施建设，但也决不能靠几件安全性能的硬件就解决、放心。还需要有完善的可行性制度。因此，要加强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制度化，总结成八个字：“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应用这个道理，从我国金融业法制、技术、管理、人员等几方面齐步共进，来完善我国金融信息建设。
（一）树立正确的信息安全意识
信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独占性、排他性，并保证其安全性，信息安全是继领土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之后的另一主权。国家只有建立保护好信息安全产业的屏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拥有自己的主权，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动地位，进而也就避免了我国企业目前的常常被国外公司起诉侵犯其专利权的窘境和落后的危险。
对待信息安全问题，要本着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既要认识到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确确实实存在安全漏洞，又要客观对待系统漏洞的状态，针对现状和有限的条件，及时对漏洞加以修补，要正视信息安全保障系统带来的利与弊。要构建一个绝对安全的完善系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安全都是相对的，系统的开放性与方便性和系统的安全性与保密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不断完善的补充机制，来强化信息安全的屏障作用，在危机时刻数秒钟能及时更正，恢复这样的认识即可。
（二）科学均衡投资，努力抓好金融信息安全的建设
为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硬件的投入是必要的，但仔细分析我国金融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发现，在投入方向上重硬件、轻软件，信息系统的建设要远远高于信息安全方面的建设，即所谓的“重业务发展，轻安全管理”。 然而，金融业的数据就是金融机构的生命，随着对计算机系统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就意味着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业，是社会核心的集聚敏感的部门。从金融机构的运营角度来讲，安全性一直都是重中之重，安全建设是各金融机构应该时刻重视而且必须做好的工作。要做到未雨绸缪，安全防范，实施稳妥。因此，金融业在对待信息技术的投入方面，应高度重视信息安全，积极推进系统建设，在业务系统建设的同时，同步推进信息安全建设，做到科学投资，确保安全。
（三）构建信息安全技术保障体系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信息技术安全屏障防止各类复杂的信息系统攻击能力不是很好，尚不具备抵抗外界破坏的后备程序或者说应急机制，可以说我国的信息技术安全保障尚未建立成体系，应加强信息安全技术的投入和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建立信息安全程序增进研发、产品跟踪反应及应用的完好优质的循环体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要从监控、系统、设备、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从信息流转的各个环节，和个人用户、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建立一个高效安全的金融信息网络通道的安全信息保障体系。
（四）促进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制度完善
目前，金融信息安全的制度相对缺失，法律、法规有待完善。金融机构之间已实现了网络联接，网络联通使得信息安全风险的传导作用不断扩大，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不但影响到一个金融机构，很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应加强金融信息安全的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金融信息安全制度保障体系。一是各金融机构应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从系统的规划、建设、使用、维护、废止等各环节，建立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使信息安全和业务工作同步推进。二是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应根据当前的形势，尽快出台金融信息安全的部门规章，加大对金融机构信息安全的管理和指导力度，督促金融机构提升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在当前情况下，人民银行应积极探索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金融服务网络中的退出机制，让信息安全存在严重问题，有可能引起较大风险的金融机构从金融服务网络中退出，维护金融稳定。三是国家应尽快出台金融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金融信息安全涉及金融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金融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让金融信息安全建设走上治化的轨道，做到在金融信息安全方面有法可依。建立起金融信息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
（五）增强金融信息的保密工作程度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窃密手段亦是越来越隐蔽，泄密隐患也越来越多，泄密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更是越加广泛，因此，保密工作必将面临更多新情况与新问题。金融行业具备特有的高精准的保密性、及时性等特点。因此，一要树立正确的保密观念。通过对各个级别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广泛开展全体性的保密法的普法宣传，使广大员工在潜意识里建立一个观念，金融保密工作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每位从业人员必须牢记的职业道德。二要对保密工作进行科学管理。金融系统应建立保密管理的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实施科学的、规范化、程序化管理，重点要加强定密管理、涉密人员管理等。三要鼓励加密技术创新。鼓励开发关键性的技术，把研究开发CPU 和操作系统内核技术作为长期战略，开发一套属于我国自主掌控的操作系统、密码专用芯片和安全处理器等核心技术。保障金融网络正常运转，并能抵御一定的风险，具备及时补充程序，已达到良好的防范效果。
（六）要建立和完善金融信息标准化体系
计算机信息技术是金融业的强大支撑，而金融信息标准已成为现代国际金融竞争和沟通合作的重要手段和技术纽带，是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入，金融信息安全的风险逐步增大，金融信息标准将有力推动和保障金融业安全稳定运行。通过设计和实施金融信息安全标准，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信息安全风险。例如，2004年人民银行发布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金融业星型网间互联安全规范》，规定了金融业网间互联安全保障体系规范，对星型金融业网间互联涉及安全与管理问题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和标准。2008年发布了《银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管理规范》，对银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应急管理和日常运维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有效促进了银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对防范和化解银行业信息系统风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尽快制定和完善金融信息安全标准，从环境、设备、网络、系统、人员、管理等方面和环节，建立金融信息标准化体系，防范信息安全风险。
（七）大力培养防护信息安全方向专业人才
做好金融信息安全工作的前提是要把好用人关。要加大对金融信息化人才的专项培养。从目前看，我国金融信息技术从业人员达到硕士以上學历比率还很低，远远低于国际同行业水平，也不能满足国内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目前有很多金融机构的科技人员虽然是IT专业，但没有系统的金融知识，这些人员对金融业的了解又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有一部分金融专修的人才中途改行去做信息安全的研究，实际操作能力又达不到技术要求，等等，这些原因使我国的“金融信息化”进程受阻严重，致使金融信息安全综合保障水平长久以来得不到明显提高。所以，推进人才培养力度，就要大目标培养懂业务、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小范围预备培养信息安全管理的专家型人才，才能推动金融信息化的进程，提高金融信息安全综合保障水平。
（八）科学管理与观念教育奇头并进
观念教育至关重要，在影响安全管理的各种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据资料表明，内部工作人员疏于管理是信息安全事件频发的内因。因此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管理规章，明确责任并真正落到每个个体的头上；坚持教育、管理防内、技术防外。加强信息安全思想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最终形成信息安全的群治群防体系。
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保障系统完善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的管理和与时俱进的法律法规。因此，要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必须提高应用系统安全、应用渠道安全、网络系统和设备安全及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杜珍媛.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制度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11(04).
[2]陈柳钦.金融信息安全需进一步加强[J].华南金融电脑，2009(02).
[3]刘萍.浅析金融信息安全[J].甘肃金融，2009(07).
作者简介：张亚杰（1965-），男，四川南江人，本科，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南充市中心支行科技处，任科技处处长，工程师，研究方向：银行科技管理和金融信息安全。
（责任编辑：刘影）
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天然气已成为我国的主体能源之一，其供应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关乎国家的能源安全。天然气供给不足、供需缺口拉大、对外依存度提升等都会影响到天然气的稳定和可持续供应。基于PSR模型构建了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TOPSIS法对我国天然气总体进口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7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以2011年为拐点大致呈现“U型”，总体处于较不安全和临界安全的状态;（2）从三个层面的相关指标来看，关联度影响最大的分别为地缘政治风险、LNG进口价格、天然气的储备水平。基于评价结果，提出如下建议：优化天然气进口来源，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构建亚太地区天然气定价机制，提升天然气进口话语权;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投资，提高国内天然气产量;建立健全天然气战略储备，提升天然气储备水平。
关键词：PSR模型;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熵权TOPSIS法;灰色关联分析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生态文明，这对我国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了新要求，作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已成为改善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1]2018年我国累计天然气消费量为28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成为拉动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2017年开始我国天然气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天然气生产量为149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8%，2018年天然气的生产量为161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3%，探明储量为6.1万亿立方米，储采比为37.6年，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性使得天然气的供气量短时间增加仍有一定的局限[2]。此外，我国的页岩气开发技术尚未成熟，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量产。
由于我国天然气的生产增速低于消费增速，导致2018年我国天然气的供需缺口拉大，因此加大天然气进口成为维系我国能源供需平衡的重要方式。根据油气产业蓝皮书发布的相关数据，2018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进口天然气121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0.7%，对外依存度达到42.86%。2019年天然气进口量达1340亿立方米，未来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大。随着“蓝天计划”的贯彻落实、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一带一路”的推动，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我国天然气的发展迎来“黄金时代”。[3]
我国天然气产业要深化改革，就必须守住天然气发展的安全底线。为此，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并识别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的关键因素，可以为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及制定合理的天然气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PSR模型，即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的用于研究环境安全问题的框架体系[4]，作为一套成熟的指标评价体系构建思路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安全的评价[5]。随着能源结构转型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不少学者尝试将PSR模型思路应用于能源安全评价中。截至目前，只有Guo等[6]采用PSR模型对我国的天然气安全进行了综合评价，但是研究指标不够细化，而且研究时间早，参考价值有限。大部分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我国整体的能源安全，例如胡剑波等[5]基于PSR模型，从宏观角度对我国能源安全进行评价分析;李雪慧等[7]基于PSR模型，借助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组合赋权的方法对我国能源安全进行评价，认为我国能源安全总体呈现向好的趋势。除此以外，部分学者对石油安全进行了评价，例如郑修思[8]基于PSR模型的思想选取了十项指标，构建安全评价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石油供应安全情况进行了评价。
王旻昊[9]认为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因素较多，其中进口来源地稳定、运输线路安全和进口价格是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天然气进口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以其可以接受的、合理波动范围内的价格获取持续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天然氣进口储备得以加强，供应安全进一步提高。
国内外学者尝试了多种研究方法对能源安全进行科学评价。Biresselioglu等[10]运用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对土耳其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安全情况进行研究;Shaikh等[11]、Lu等[12]采用生态网络分析（ENA）的方法对我国天然气的供应安全进行评价，提出国内天然气的供应对天然气安全的意义更加突出;李泽红等[13]运用HHI指数测评我国和俄罗斯天然气进出口的安全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其中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在均衡我国天然气进口来源、降低进口风险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除此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例如田家华等[14]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线性加权和函数计算均方根的方法对我国天然气供需安全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4年我国天然气供需安全呈现“N形”变化趋势;吕涛等[15]通过灰色关联法分别对石油安全状况进行研究，以此确定影响能源安全的关键指标;孙涵等[16]基于熵权TOPSIS的方法对我国区域能源安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安全性大致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的特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大量研究，为探讨天然气进口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有关能源安全的评价大多集中在石油和整体能源安全方面，对天然气安全及天然气进口安全进行评价的研究较少。（2）关于进口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安全评价标准尚未达成共识，指标体系的视角不同导致评价的结论也会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中，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对单一。此外，将PSR概念模型用于构建天然气进口安全指标体系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3）在评价方法上，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虽然能够最大程度上吸取专家的意见，但主观性太强，评价结果缺乏客观性;而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由于指标得分中存在负值，使得评价的意义不明确。因此本文基于PSR模型构建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和TOPSIS法对我国天然气总体进口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来确定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主要因素，找出存在的关键问题。这对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保障天然气的及时供应具有重大意义。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本文基于当前能源安全评价的相关研究（李小亮等[17]、郭金栋等[18]、Jewell等[19]、胡剑波等[5]、李雪慧等[7]、郑修思[8]和郭明晶等[20]），根据PSR模型的思路，结合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因素，从PSR三个层面选取重要指标构建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1）。
（1）天然气进口安全压力是指国内外影响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因素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造成的压力。在指标体系构建时，考虑到国内天然气的供需以及环境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压力层面指标除了选取境外短期压力，还选取了我国自身天然气供需、环境等因素带来的长期压力。
（2）天然气进口安全状态是一段时间内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以及变化情况。其反映在状态层面包含两个方面：压力之下国内资源的保障状态如何;压力之下我国是否依然可以有效地从国际市场获得相应的资源。
（3）天然气进口安全响应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既包括为防止突然性供应中断而采取的应急战略储备，又包括对外投资的提高。
（二）数据来源
以深圳LNG进口接收站投产为标志，2006年我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因此本文以2006—2017年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进行评价。其中与我国天然气主要进口来源地资源潜力相关的数据，例如储采比、探明储量、进出口量等均来自《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原油价格波动率为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的布伦特原油价格进行测算得出;地缘政治、外交冲突指数、运输风险中军事政治则根据PRS Group发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计算得出;天然气消费增速、消费强度、外汇储备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排放数据来自Climate Watch;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环境状况公报;海盗发生次数的数据来自IMB Piracy Report。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进行评价，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TOPSIS法确定评价值，最后根据灰色关联法确定各指标同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总体水平之间的关联系数，以此确定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关键因素。
（一）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16，21]
五、结果及分析
（一）熵权法权重确定
利用公式（1）～（3）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相关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初始值。通过公式（4）～（9）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压力层面在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总体水平中的占比较高，说明压力层指标是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重要方面。
（二）TOPSIS评价值法确定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
根据公式（10）～（14）得到贴近度以反映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TOPSIS原理，贴近度越接近1，安全水平越高。将表3的相关数据绘制成折线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7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大致呈现“U型”状态。其中2009—2015年超过一半的时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下。根据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评价标准，2010—2014年一直处于较不安全的状态，其他年份处于临界安全的状态，可见我国进口安全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06—2011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11年降至最低，进口集中度由2010年的68.571%上升到72.464%，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除此以外，2011年布伦特油价剧烈波动，LNG进口价格由2010年的10.8美元/百万英热增长到2011年的14.1美元/百万英热。亚太地区尚没有成熟的天然气交易市场，因此LNG的价格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天然气的进口风险增加。
2012—2016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由0.362上升到0.513，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总体安全状态相对乐观。2017年我国受“煤改气”工程的影响，天然气的需求提升，供需缺口拉大。同時，国内天然气的自给率和储采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三）关键因素分析
通过对天然气安全进行评价后，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各个指标与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关联程度，找出关键影响因素。根据公式（15）～（16），得到各指标与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的关联系数及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
每个层面选取与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关联度最高的指标，分别为地缘政治风险、LNG进口价格和天然气储备水平。
其中最大差值Δmax=0.985。
以上述指标作为关键因素，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面临如下威胁：
（1）对外依存度提高，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2017年，随着“煤改气”工程的大力推进，天然气消费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管道天然气进口量达到3105.9万吨，同比增长8.8%，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4.3%;LNG进口量为3828.5万吨，同比增长46.4%，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55.7%。对外依存度提升到39.9%，无论是管道运输还是海上运输都对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造成较大的威胁。管道运输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亚、缅甸、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液化天然气进口主要面临运输航线中的海盗、恐怖主义等风险。近期，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美韩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美欧、美日零关税贸易协定的签订，均对我国进口天然气造成严重的冲击。
（2）被动接受天然气进口价格。
由于亚太地区天然气供应形势相对紧张，加之我国天然气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被动接受天然气的定价成为我国天然气进口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前天然气价格主要同日本原油价格挂钩，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东亚天然气进口国只能被动接受天然气的定价。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21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我国继续从美国进口天然气资源，将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亨利交易枢纽（Henry Hub）的定价机制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的钳制，致使我国天然气进口的议价能力减弱，话语权较低。天然气的价格过高或者价格的波动性较大，均对我国天然气的稳定供应造成重大影响。
（3）国内天然气供给能力不足。
国内天然气需求增长较快，但是供应增长相对较慢。2017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为5.5万亿立方米，占全球份额的2.8%，储采比为36.7年。从整体来看，我国天然气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国页岩气等勘探开发的技术尚未成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量产，导致我国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此外，我国在天然气勘探开发方面投资量的减少也造成了天然气的产量远远低于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关于常规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世界平均水平是22.5%，而我国仅为15%。2017年我国油气勘探投入为597.5亿元，同比增长13.3%，开采投资为1629亿元，同比增长22.2%，即便如此，2017年我国天然气的生产供给增速远远低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这对我国天然气的安全冲击较大。
（4）天然气战略储备欠佳。
储气库是天然气进行季节间资源调配不可缺少的保障设施。根据国际煤气工业联合会（IGU）的标准，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超过30%时，天然气储气库的工作气量应当超过消费量的12%。而我国截至2019年底，累计建成26座地下储气库，储气调峰能力达140亿立方米，但对外依存度高达43.7%，战略储备水平仅维持在4.56%左右，与12%～15%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遵循科学代表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借助PSR模型构建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TOPSIS方法确定PSR准则层以及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影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的关键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PSR准则层：1）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所面临的压力在2011年以后虽有增长，但是增速相对缓慢;进口安全状态的波动性相对较大;进口安全的响应层面则稳步增长。具体表现为，2006—2011年压力层指标所反映的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012—2016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7—2013年状态层指标所反映的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014—2016年呈现飞跃式的增长，2017年有所下降;响应层面，从2006年开始，其影响的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一直呈现上升向好的状态。2）通过三个准则层面反映的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2011年以前，压力和状态层面反映的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要明显高于响应层面，而2011年之后正好相反。
（2）目标层：1）2006—2016年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总体水平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U型”状态，2017年呈现下降趋势。2）根据评价标准，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介于较不安全和临界安全的状态，其中2010—2014年处于较不安全状态，其余年份处于临界安全状态。3）压力层面在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总体水平中所占的比重较高，为0.474。
（3）关键指标因素：通过分析，得出各层面与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关联度最高的指标分别是地缘政治风险、LNG进口价格和天然气储备水平。
（二）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仍处于较不安全和临界安全的状态，进口安全等级较低，进口安全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围绕当前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评价分析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优化天然气进口来源，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在完善现有天然气进口渠道、加强在友好度较高的国家建设输气管线的联络线基础上，积极开拓和培育新的进口渠道，积极寻求资源丰富、能源出口依赖度高、地缘政治稳定的国家，多形式、多路线、多国家和地区进口境外天然气，分散进口资源中断的风险，降低对单一进口来源的过分依赖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天然气战略合作，扩大进口来源。
（2）构建亚太地区天然气定价机制，提升天然气进口价格的话语权。
在亚太地区的天然气贸易层面，联合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天然气进口国，合作建立亚太地区天然气贸易的定价规则，制定亚太地区天然气贸易的价格基准，形成统一的定价机制。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双边和多边综合协调运行机制，合力构建新的价格体系，形成我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天然气的基准价格。
（3）加大天然气开采技术研发，提高国内天然气生产量。
结合我国天然气资源贮藏存储的地质特点，在国家层面上设立技术攻关重大专项，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勘探开发投入，坚持因地制宜的勘探开发理念，加强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争取在技术提升和成本降低上获得突破，实现国内天然气生产量短期内提高。
（4）建立健全天然气战略储备，提升天然气储备水平。
建立健全我国天然气战略储备，首先从整体上推进战略型、季节型、调峰型和商业型战略储气库的建設。将储气库纳入国家天然气整体管网建设中，通过互联互通的方式破除天然气市场管道瓶颈，提高我国天然气稳定供应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方在建设我国天然气战略储气库中的积极作用。例如政府应当对天然气战略储备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布局，在进口通道和重要城市建设战略或应急储气库;天然气相关的企业和工业用户应当建设商业型季节调峰储气库等[24]。另外还应适度储备替代燃料，强化应急预案，建立响应机制应对需求侧的紧急情况，结合实际需求，利用递减、关停用户气量等非市场手段应对供应紧急事件。
参考文献：
[1] 马杰.大国博弈下的天然气贸易态势及中国对策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11）：62-67.
[2] 冯雁，沈晓悦，贾蕾，等.从天然气供需关系看我国“气荒”原因[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8，43（6）：142-144.
[3] 邹才能，赵群，陈建军，等.中国天然气发展态势及战略预判[J].天然气工业，2018，38（4）：1-11.
[4] 严筱，陈莲芳，严良，等.基于PSR模型的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安全评价[J].中国矿业，2016，25（1）：43-49.
[5] 胡剑波，吴杭剑，胡潇.基于PSR模型的我国能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6（8）：62-64.
[6] Guo M J，Li W J，Wang W S.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as Natural Gas Resource Security Evolution Trajectory Based on PSR Model[J].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4，953-954：720-729.
[7] 李雪慧，史丹.全球能源格局变动，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改善了吗？[J].中国能源，2017，39（09）：25-31.
[8] 郑修思.我国石油供应安全评价系统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7.
[9] 王旻昊.我国天然气进口安全研究[D].成都：西南石油大学，2015.
[10] Biresselioglu M E， Demir M H， Kandemir C. Modeling Turkeys Future LNG Supply Security Strategy[J].Energy Policy，2012，46： 144-152.
[11] Shaikh F， Ji Q， Fan Y， et al. Modelling an Optimal Foreign Natural Gas Import Scheme for China[J].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 Engineering，2017，40： 267-276.
[12] Lu W W， Su M R， Fath B D， et al. A Systematic Method of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Natural Gas Supply Security[J].Applied Energy，2016，165：858-867.
[13] 李泽红，李静楠，杨洋，等.中俄天然气贸易安全格局与态势[J].资源科学，2018，40（11）： 2143-2152.
[14] 田家华，田时中，赵鹏大.减排约束下中国天然气供需安全评价：2006—2014年[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2）：22-29.
[15] 吕涛，郭庆，富莉，等.基于熵权灰色关联法的我国石油安全评价[J].中国矿业，2017，26（5）：40-45.
[16] 孙涵，聂飞飞，胡雪原.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中国区域能源安全评价及差异分析[J].资源科学，2018，40（3）： 477-485.
[17] 李小亮，陈彦玲，董正信.基于PSR框架的我国石油安全评价[J].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8，16（1）： 62-66.
[18] 郭金栋，王恩元.煤炭能源安全测度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11）： 112-118.
[19] Jewell J， Cherp A， Vinichenko V， et al. Energy Security of China， India， THE E.U. Aan the U.S. UNDER Long-term Scenarios： Results from Six IAMs[J].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2013，4：1-3.
[20] 郭明晶，卜炎，陈从喜，等.中国天然气安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18，40（12）： 2425-2437.
[21] 章穗，张梅，迟国泰.基于熵權法的科学技术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0，7（1）：34-42.
[22] 王晓宇.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评价及对策[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6-10.
[23] 孙晓东，焦玥，胡劲松.基于灰色关联度和理想解法的决策方法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13（4）： 63-68.
[24] 张书铨，孙竹，刘扬.2017年季节性供气紧张的原因与对策[J].天然气工业，2018，38（7）：120-128.
责任编辑：曲 红
Key words： PSR model; import safety evaluation of natural gas; entropy weight & TOPSIS metho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一、作用机理：政府审计如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一）政府审计的综合性特征，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国家金融安全是个制度问题，金融不安全因素的产生源于制度非均衡，金融不安全问题的发生是制度非均衡的结果或具体表现。在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中，政府审计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其中综合性是政府审计的独特优势。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需要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分业向混业方向发展，由此导致金融风险日益分散化和复杂化。一方面我国金融创新飞速发展，混业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传统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导致监管业务相互割裂，无法有效应对风险转移和风险扩散问题，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其他参与主体如政府、企业、个人等的风险状况，“一行三会”更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调查。政府审计作为对微观领域进行深入调查并向宏观管理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第三方，以综合性的视野揭示金融系统内部风险，并以广泛的延伸性分析外部环境中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有利于全面了解并综合评价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安全和发展。具体见图1。
（二）政府审计的预防性特征，有利于发现潜在性风险 早在2004年，美国审计署（GAO）就发布专门的审计报告，描述了金融服务行业和美国监管市场的变化，评估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薄弱环节，最后提出美国应该适应环境的变化，改变现有的监管框架，更好地处理大型综合金融机构监管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美国审计署工作的预见性。后来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主要是由于金融利益集团阻挠等原因没有及时进行相应改革，这也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不能有效预防“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从审计发展实践来看，政府审计注重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发现影响金融安全的带有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问题，能够敏锐地感知风险，提醒和督促被审计单位及时“制动”。政府审计的发展趋势将从对单个重大违法违规事件的查处到更多地发现带有倾向性、普遍性和危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效落实的潜在性风险，率先感受问题，及时预防重大问题产生或深层次矛盾累积，进一步体现前瞻性。
（三）政府审计的揭示性特征，有利于暴露重大风险 政府审计的本质是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是加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刘家义，2011）。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使得与被审计单位和对象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能够客观公正而又敏锐地揭示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一直以发现大要案线索作为主要目标，以此揭示重大金融风险。一是通过向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移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坚决揭露和查处严重违法违纪违规问题，切实维护正常的财经秩序，促进廉政建设，发挥威慑作用。二是通过审计信息及时向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对症下药，及时铲除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向社会及时公告审计结果，将问题暴露在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具体见表1。
（四）政府审计的抵御性特征，有利于根除风险隐患 以美国审计署（GAO）为例，2008年10月3日，在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美国国会批准了《经济稳定紧急法案》中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即财政部提出的“七千亿美元救助计划”，以增强美国银行系统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批准这项法案时，国会还要求GAO至少每60天要汇报救助计划的执行情况及结果。GAO在2008年12月2日就救助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第一份审计报告，并提出九条建议，之后美国财政部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落实GAO的九条建议。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GAO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进一步加强对审计查处问题整改监督的力度，切实提高审计整改工作的执行力和时效性，将审计整改工作常态化，从体制、机制、制度和政策层面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从源头上防止问题的再度发生和风险的逐步积累。
二、风险识别：金融安全层面对我国金融风险的再认识
（一）金融制度风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来自制度。我国确立了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目标，在国家控制的前提下，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金融机构经营质量普遍提高，但是原有的制度性问题并未根本消除，政府意愿影响和内部人控制的情形并存，总体低效率和局部风险并存，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都是长期的。政府作为金融资本的实际控制者，扮演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场外监督员的三重角色。由于先天的制度缺陷，虽然实行了股份制改革和战略投资者引入，但是我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完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企业，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负盈不负亏等情况仍然存在。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隐性的财政担保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使得国家金融安全缺少缓冲和保障机制。而且，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快速发展，负债规模也在急剧膨胀，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一旦地方政府不能履行偿债义务，财政风险又将传导到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健康发展的极大隐患（张军，2011），最终以偿债危机为导火线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有可能扩散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系统风险 在社会各行业中，金融业是资产负债率最高的部门，以极少的资本金支撑着比一般行业规模大得多的资产运营，其高杠杆率的财务特征，决定了内生的脆弱性。而且，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金融系统承担着创造货币供给、维持资金清算等社会职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系统提供的金融产品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需要国家实施必要的监控和维护。从长期来看，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稳定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不合理造成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还不高（刘志红，2008）。由于金融机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和资金往来关系，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与外部性，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三）资产质量风险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又以银行为代表，集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金融资源。而银行又以国有制为主，所以银行风险及损失最终主要由国家承担。由于银行具有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创造的功能，使得本来属于当期的金融风险，可能通过借新还旧、债务重组、通货膨胀等形式转化为未来的风险，也可能因政府干预，使一些本已显现的金融风险，被人为地行政压抑，成为隐性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人为调整贷款分级、掩盖不良贷款的现象，导致现有不良贷款率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资产质量。而且，商业银行防范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的机制并不健全，“重贷轻管”的倾向比较突出，动态跟踪检查贷款质量不到位，在贷款“三查”的执行情况中，贷后检查情况较差。当前，资产质量风险是金融体系脆弱的主要风险，是我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
（四）金融创新风险 在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程中，各种信用形式得以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呈现出全球化、自由化、电子化的三大发展趋势，金融风险的传递效应、放大效应和聚集效应，导致投机资本非法流动，虚拟经济无限膨胀，使得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任务更为艰巨。当前，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大趋势下，我国采取了一些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在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疯狂涌入，导致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监管机制的相对滞后，我国以地下钱庄为主的地下金融日益猖獗，助长了洗钱行为和跨境犯罪，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冲击也越来越大。我国金融业现在流行的一些理财产品、票据融资等产品，一些企业参与的国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等，也蕴含着极大的产品风险。
（五）金融监管风险 任何管制都是有成本的，金融监管也不例外。一方面可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使整个社会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过度，则会造成监管成本超过由监管而获得的收益，给金融业甚至整个社会带来危害。我国金融市场监管滞后于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金融监管效率不高。当前的金融监管风险，集中表现为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将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划入金融风险监管的目标，缺乏预防性监管措施，监管手段和技术落后，缺少灵敏、准确的风险预警系统，对金融机构的检查、评级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尚未形成公认的量化标准，监管行为的随意性较大。而且，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容易形成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渗透并引起对金融机构规模经济的限制而造成的间接损失。
三、原因分析：我国金融审计维护金融安全功能弱化
（一）从审计层次看，服务功能与建设性作用发挥不够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步由决策神秘政府走向公开透明政府，由权力政府走向权责并存的责任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方式上，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管理的重点也由原来过多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转变为注重宏观经济的管理。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审计监督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为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决策服务上来。近年来，政府审计在发现大要案线索方面成果显著，揭示重大违法违纪违规问题正是审计监督职能的突出体现，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审计在为宏观政策服务和建设性作用的体现上明显不足，就金融查金融、就审计看审计的现象还很普遍，在防范金融制度性和系统性风险方面做得不够。
（二）从审计方式看，专项审计调查与效益审计不够 政府审计对金融机构主要采取的是审计的方法，该方法有利于审计机关集中精力了解一个金融机构的全面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对促进该金融机构合法经营、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单一的审计方式使得审计机关一年只能审计为数不多的几个金融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全面和及时的监督。同时由于审计项目的程序限制，也使得审计机关不能及时地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对金融机构进行某一方面的调查了解。特别是针对金融创新工具、衍生产品等进行的专项审计调查偏少，针对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开展的效益审计更显不够，导致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足。
（三）从审计范围看，金融企业覆盖面与创新业务审计不够 美国审计署（GAO）的审计内容并不限于财务收支，而是包括所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的内容。其审计对象包括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金融监管机关等，都是与国家安全战略密切相关又十分敏感的部门。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11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外汇储备、股票市场总市值已分别达到82.67万亿元、58.19万亿元、3.18万亿美元和21.48万亿元。但是，由于审计力量有限，目前政府审计主要立足于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由于金融企业点多面广、规模庞大，每年的金融企业审计覆盖面不大，仅重点关注单一地区、单一金融行业的一般性经营管理和财务收支的合法合规性，未按金融功能、金融产品进行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的大金融审计，难以有效评价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和安全问题。具体见图2。
（四）从审计对象看，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再监督不够 每年的“一行三会”审计，主要是审计其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情况，而对其利用政府赋予的监管权限，货币政策的执行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关注得不够。由于审计不足，对于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监管机构而言，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与金融机构合作，帮助被检查机构隐瞒违规行为，掩盖监管工作中的失职，直接削弱了金融监管的作用，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且，政府审计与监管部门联系不够，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通常并不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监管部门也不会主动地与审计机关联系沟通，利用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造成金融监管与政府审计的脱节，缺乏沟通，没有形成合力。
四、路径选择：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审计层次，注重揭示制度性与系统性风险 我国政府审计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建设性作用，积极服务宏观经济决策，自觉服务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促进金融业健全机能和完善制度。因此，应将安全性作为一级审计目标来对待（石爱中，2008）。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监管政策和监管工作越来越完善，审计目标应当进一步转向评估宏观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深入研究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分析评估其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深远影响。为此，政府审计要将审计关口前移，从事后查处转变为事中跟踪或事前防范。例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审计署对救灾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在第一时间介入，做到事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起到很好效果。同样，对金融企业股改过程中的战略投资者引进、不良资产处置等都要及时关注，不要等到风险已经形成、损失已经发生再进行事后处理。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2011年审计署组织开展全面审计，对部分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提出了财政金融风险警示，并提出妥善化解存量、严格控制增量的相关建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完善审计方式，增加专项审计调查与效益审计的比重 与审计相比，专项审计调查可以根据审计机关自身的工作计划和实际情况灵活地制定对金融某一行业或某一业务进行专门的调查，从而强化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而从宏观上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和完善宏观政策的建议。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专项审计调查作为一种审计手段将成为政府审计越来越重要的方式。而且，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加快，我国的金融管制将逐渐放松，金融管制的总原则从以前的“允许金融机构干什么，不在允许之列的不能做”，转变为“不允许金融机构做什么，不在不允许之列的都能做”，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股改上市后，真实合法审计更多地交给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政府审计的关注方向也应更多地转向金融机构的效益状况，特别是对金融机构涉及公共利益的业务进行审核，从而发挥金融监管部门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三）拓展审计范围，关注资产质量与创新业务隐含的风险 资产质量是金融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根本所在。当前，我国政府审计要坚持以真实性为基础，关注金融资产质量和风险，核查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通过科学的量化指标来评价资产质量，揭示审计对象存在的经营风险。而且，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政府审计应该逐渐将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纳入常规审计范围。要坚持对金融业全部产品或全部业务的审核，不仅对传统业务、更要对金融创新业务，不仅对银行存贷款产品、更要对投资银行产品、债券产品、保险产品以及金融衍生品，都要实现严格的审核；不仅审核表内资产，更要审核表外资产。对金融创新业务的审计，防范金融风险依然是政府审计监督的基本目标，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审计寻求维护金融安全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平衡点。
（四）强化监管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再监督 当前，利用政府审计的超然地位，跳出传统的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束缚，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有效性、监管手段的灵活性、监管机构的合理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价，目的在于关注金融监管的效果，评价金融监管与金融体系运行的关系，以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监管方式的创新发展，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从金融监管审计入手，有利于围绕金融搞审计，跳出审计谈金融，发现金融监管在体制、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不足和漏洞，促进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加强政府审计与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成果共享，形成监管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审计的效果。
［本文系武汉科技大学承担的湖北省教育厅课题“董辅礽经济思想对湖北经济发展的启示”（项目编号：09&020071）、武汉科技大学青年科技骨干培育计划项目“‘十二五’时期湖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黎仁华：《政府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实现机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编辑 余俊娟）
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1 历史文化因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区域的历史人文发展迥异,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在历史上, 水资源丰厚的地区都极易成为经济繁荣和文明繁盛的地区, 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影响巨大;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 是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源头, 是封建时代前期的基本经济区。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 受文化背景、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的局限, 生活资料多是自己生产, 而非依靠市场交换;同时生产力不发达, 与外界联系少, 经济金融发展落后。以回族为例, 伊斯兰教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货币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价值, 正当的储蓄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 储蓄行为无法创造价值, 所以不应该给储蓄者提供利息;投机行为是一种“赌博”, 其违背了勤劳致富的原则, 破坏整个民族体系的公平与公正, 又衍生出未知风险, 因此回族人民基本不从事现代金融中的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活动。藏族地区牧民信仰藏传佛教, 不信今生只信来世, 在保证生活所需的消费后, 将所有财富精力都用于宗教活动, 宗教思想限制了科技文明的传播与推广, 服务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 藏族地区普遍缺乏竞争环境与创新环境, 金融资源无法在区域内有效流通和配置, 现代金融缺乏成长的土壤。
宋代之后, 中国的政治中心东迁,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此得到了大范围的开发, 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赶超内陆地区。我国中部平原地区慢慢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基石的中原文化。, 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 重道德、讲仁义, 以和为贵、以义制利。而道教的经济伦理观也极度强调经济金融活动参与者必须要遵守高尚的道德标准, 不主张储蓄转化为投资, 不推崇财富积累, 不倡导竞争的观念, 不利于现代经济金融发展。久而久之, 中原地区普遍形成了小富即安, 重伦理讲道德, 投资保守, 依赖传统农业发展经济的思想, 因此现代金融发展较稳健。
东部沿海地区在古代是蛮夷流放之地, 远离政治文化中心, 因为海运发达, 对外联系便利, 欧洲资本主义文明最早在东部沿海地区得以传播, 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商业氛围浓厚, 市场意识和开放观念强, 有开办实业和经商的优良传统。以南宋时期浙东永嘉 (现温州) 地区形成的永嘉学派为例, 该学派注重实用和创新, 讲究功利, 强调务实, 这一思想主张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利为本, 无利可求的“义举”极不明智。“事功”思想体现了有偿借贷的内涵, 有偿借贷的信用关系正是民间借贷的基石, 温州人在借贷行为中的“功利思想”, 是民间金融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整个浙江人的“市场化”思维模式是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 极其富有超前的商业思维, 因此浙江人获得“东方犹太”的美名。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受功利思想影响, 商业发展繁荣, 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 共同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商业网络, 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形成优势的重要因素。
2 地理因素
地理位置是引发经济差距的初始性因素。我国西部地区深处内陆, 与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国家为邻, 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 有丰富的矿产、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东部沿海地区除了山东、河北等极少数省份外, 其余地区普遍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 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地区资源丰厚, 种类多样, 中国的大多数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但是, 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却比资源稀缺的地区金融发展缓慢, 这与我国西部海拔高而气温低、气温变化大、干旱少雨、生态环境差有密切关系,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阻碍了金融资源的流入和使用, 资源的使用效率低, 回报也低。
东部气候湿润, 水域宽广, 更适于人类生存。东部沿海区域与日本、东盟六国、南亚诸国为邻, 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隔海相望, 位于太平洋西岸中心位置, 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绝对优势, 海路发达, 信息通畅。全球分布各地华侨中, 有5 000多万来自东南沿海地区, 这些侨胞回国投资, 发展现代金融, 极大推动了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
从交通运输成本来看, 资本的积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 东部地区交通网络发达, 建设速度快, 城际省际间交通运输成本低。西部地区受气候自然因素影响, 交通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运输成本高。近几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与广泛普及, 互联网金融的大力发展确实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对现代金融发展的全方位渗透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客观地理位置的阻滞, 克服空间距离上的障碍。
3 政策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 提出以“效率优先”, 建设沿海为主的非均衡梯度推进区域现代化发展战略。它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新兴工业的发展, 提高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并对全国经济增长从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做出了贡献。非均衡战略实施了近30年还没有出现东部对西部的“扩散效应”。
1990-2004年间,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主要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计划模式, 商业银行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东中西部按各自金融基础条件发展, 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流动性, 大量金融资源从中西部流向东部, 形成东部的金融集聚, 中西部则由于金融资源外流而陷入低水平的均齐发展状态, 在2005年以后东部地区金融资源流动性有所下降, 金融扩散也较缓慢。而同期西部地区资本外流现象有所好转, 地方政府通过从地方金融机构吸纳储蓄并向国有企业倾斜配置, 吸纳了一部分“回流”的金融资源, 但规模有限, 没有形成金融集聚。
另一方面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导致区域金融差异。财税政策是政府达到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 政府用自己的方式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设计。我国财税投资渠道较为狭窄, 资源不够丰富, 不规范的结算补助分配和专项拨款使用监管, 不确定性很大, 地方政府无权根据该地经济发展的事情调整税收政策, 自分权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明显下降, 严重缺乏独立性和地方积极性, 不能及时调整和纠正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面对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 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但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 经常的情况是, 真正需要支援的西部地区不能得到中央资助, 而那些东部沿海地区反而能得到大量的转移支付。
4 金融制度因素
从金融市场制度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较成熟, 我国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金融交易所和产权交易所大多坐落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而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则相对落后。从金融组织制度来看, 非国有金融机构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 在吸纳资金、资金高效运作方面表现良好, 而西部地区则以国有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 受制度限制, 不太能灵活地开展业务。国有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时存在所有制歧视, 所以, 区域金融制度的差异也是诱发银行业差异的一个因素。
在信贷分配制度上, 我国银行业对信贷资源配置时存在所有制歧视, 更多地偏好国有大中型银行。商业制银行大多看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较发达市场, 加上央行在信贷分配政策上对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 商业银行更倾向将央行新增的贷款规模和调剂指标大量地分配给东部沿海地区, 在增加了贷款规模地区差异化得同时, 刺激了投资消费地区差异化, 增加了资金的流动性, 进一步刺激了区域间金融差异。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金融指标宽裕, 可以将大量闲置资金投资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 获得较大收益。而我国中西部地区, 由于资金紧张, 项目贫乏, 即便有合适的项目, 但可操作空间狭小, 技术人员实际操作经验不足, 往往导致项目失败, 无法获得相应的利润。这些因素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越来越大。
5 受教育程度
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经济优势,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就是东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重要体现在, 受教育程度上,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教育水平较高, 经济、技术基础较好, 信息丰富且传递迅速。中西部地区在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严重滞后于东部地区, 再加上人口密度小、城市分散、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渠道少等因素, 使得中西部地区几乎陷入了一种封闭状态。
教育普及程度的低值化使得科研机构和人才难以在西部地区开展工作, 更谈不上吸引高科技人才,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低素质状况严峻与高素质人才资源缺乏的情况并存, 同时教育资源还难以与东部沿海相比。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开发区在人事、户籍、薪资等体制上比较多的自主决定权, 是打破我国体制僵化的领先者, 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积极度, 这些体制上的改革举措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特区与各种类型开发区的持续升温过程中, 东部地区引领构建了发达程度较高的人才市场。发达的东部地区将对西部内陆人才形成更大的吸引力, “孔雀东南飞”将会成为一种长期性的社会现象, 进一步加剧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与高素质人才供求失衡的矛盾。
另外, 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人们更加关注理财和投资, 为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家庭教育中就很注重金融观念的培养, 人们的金融意识根深蒂固。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人们很少接触到相关金融业务, 无法接受对投资, 风险规避等熏陶, 在面对潜在资产收益和金融风险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从而导致人们的金融活动集体出现偏差。这也是教育程度影响区域金融差异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
结束语
由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有其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区域间金融发展存在差异性是必然的, 中西部地区若不顾自身文化、地理、政策、制度、教育等实际情况, 一味照搬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发展模式, 盲目地扩张金融规模, 则可能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 导致金融扭曲发展, 最终造成结构性失衡, 更严重的还有可能危及整体金融运行的秩序。各地区政府和金融部门应正视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因地制宜, 有效利用地区自身资源和国家政策, 选择差异化的发展定位, 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金融增长模式, 引导区域间互补合作, 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和稳步增长。
摘要：学术界普遍认同我国金融存在东中西部明显不均衡发展的局面, 本文通过跨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将历史文化因素、地理因素、政策因素、金融制度因素以及受教育程度作为影响区域金融差异发展的外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以期对区域金融差异深入研究进行制度设计做好铺垫。
关键词：区域金融差异,外部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曾昭法, 王颖.金融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7 (11) .
[2] 吴志远.区域金融研究须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J].金融与经济, 2016 (8) :79-83.
[3] 陈沙丽.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化分析[J].经济论坛, 2017 (6) .
[4] 周治富.温州金融改革:制度金融视角下的案例研究[J].南方金融, 2015 (4) .
我国金融安全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我国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的现状及发现的问题
(一) 对投资理财看法片面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国人的人均收入水平已上升的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其中大部分家庭已经预示到钱存放在银行中会随着时间而贬值, 而这一部分家庭自然而然就将目光转向了理财方面;然而, 还有一部分家庭思想上过于保守, 以安全为中心, 除了保守的认为钱存放在银行最为安全, 甚至还对投资理财产生了一些误解, 散播对投资理财的负能量信息。
(二) 金融投资理财的思想落后
通过对武汉的一个小区进行抽样调查, 绝大多数的市民认为“没有经过专家建议不会擅自选择理财产品并且认为没有专家指导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有83%的市民“可以接受银行给出的投资建议”其中有36%的人“对银行的设立的理财咨询、理财设计等比较感兴趣”;还有47%的人“建议银行设立关于理财投资的一对一咨询服务, 专家指导”。从这份数据可以看出, 其中还是有一部分的人面对金融投资理财有着冷静而理智的判断, 没有盲目跟风。然而其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投资理财抱有防备和警戒的心理状态, 认为投资理财风险太大, 必须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当然还有一部分青年人, 认为当下享受为先, 理财都是以后的事情。
(三) 金融投资理财法律合规意识较差
在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后发现我国大多数普通家庭对投资理财有着较多的法律问题。除了居民对理财的意识问题之外, 对于金融理财投资的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纰漏, 导致我国的金融投资理财发展的不够全面, 致使对我国普通家庭的投资理财的推广不够深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一些家庭思想上过于传统和保守, 这也是导致我国在金融投资理财方面一直无法稳步前进, 总是处于滞留状态, 对现实经济没有全面的认识, 当然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也是客观事实。
二、对我国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趋势分析及提出的建议
(一) 加强对投资理财的推广与宣传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迎来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全局出发, 可以看出, 我国普通家庭对于金融投资理财方面还是抱有良好的意愿的, 有一部分家庭能够正确认识到投资理财带来的好处。而另一部分的家庭未深入了解金融投资理财是什么, 理财的作用和意义等内容。通过分析实例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投资理财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 而是为了帮助社会经济进行合理科学的分配, 通过利用社会召集大家闲散的资金, 进行小范围的聚拢资金, 可以有效抵御社会的风险。通过选择多种途径的理财方式, 增加了资金的流通, 来保障可持续性的发展。
(二) 结合家庭特点, 帮助家庭提供针对性理财
普通家庭的投资理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 还改善了家庭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 毕竟我国已快速接近老龄化社会, 而且社会的工作压力也大,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养育下一代或者不敢再有第二个孩子, 面对现在这种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员还有不少缺失的现在, 大多数的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有限, 所以只能拿出本就不多的人员去供养人数超多的老龄化群体。处于现阶段的人们通过依靠投资理财的方法可以侧面增加家庭的收入, 减少家庭的负担, 为家庭以后的生活做个保障, 以防万一出现在没有经济来源时或者退休时, 可以为以后的经济负担减少压力, 也是保障了自己的人生。
(三) 提升居民理财的法律意识
通过调查可以得知人们在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 已经下意识地将关注点投向理财管理方面, 已从无形向有形方面过度, 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所需形式, 应增强法律意识, 加强我国对普通家庭的投资理财的宣传以及法律意识的普及, 在生活中增强人们的风险防范意识, 减少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的风险概率, 减少普通家庭对金融投资理财负能量的产生, 从思想意识上改变固有的传统方式, 让人们在真正意识上明白和了解金融投资理财所带来的益处, 加强投资理财法律法规建设和学习, 保障居民投资理财的安全和收益的协调。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在社会经济不断飞升的今天, 我国一部分的普通家庭已经对理财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 明白其中的利益所在, 通过金融投资的方式将利益实现最大化;然而还有一部分普通家庭对理财投资有着误解, 还有盲目跟风投资者等。通过对我国某一地区的普通家庭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可以看出, 我国对于金融投资理财问题很是重视, 为了能够带领人们的生活标准日益提升, 国家积极支持投资理财项目, 为保障人们晚年生活的所需等, 提供了很多的理财项目, 预测在不远的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金融投资理财的意识进一步的提升。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生活的标准也越来越高, 在追寻更高生活标准的同时, 人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升, 投资理财已成为如今的热门话题。为了更好地帮助我国普通家庭如何管理好家庭的金融投资理财, 本文在以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前提下, 通过举例的方式简要阐述了关于我国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趋势的分析。
关键词：普通家庭,金融投资理财,趋势
参考文献
[1] 尹丽华.我国大众家庭金融投资理财趋势分析[J].现代营销 (下旬刊) , 2017 (8) .
[2] 路晓蒙, 李阳, 甘犁, 王香.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组合的风险过于保守还是过于冒进?[J].管理世界, 2017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