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动 态

北京：孝敬父母纳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北京市教委公布《北京市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行）》，其中，首次公布了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由思想道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审美素养、个性发展等五个一级指标构成。五个一级指标都有进一步细化的内容，比如在思想道德方面，有道德品质和公民素养两个细化指标。在道德品质细化指标中，还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相关指标，比如学生在爱国情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文明礼貌、自尊自信、自律自强、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等方面的认知和行为表现等。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4年5月16日

四川：节俭成为人人实践的美德

在四川，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浓厚社会氛围全面形成。四川省先后制定下发了《四川省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细则》《四川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从源头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从制度上堵住奢侈漏洞。在学校，把节俭养德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用主题班会、征文演讲、党团日活动等多样的形式，引导学生从小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在社区和家庭，把勤俭节约作为家风教育的着力点，勤俭节约内化为道德伦理、外化为行为规范，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四川还把勤俭节约纳入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引导人们在一言一行中培育勤俭节约的优秀品德，从一点一滴中“积攒”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来源：《光明日报》 2014年5月29日

声 音

陈桂蓉：传统美德教育应制度化

当下，传统美德与我们渐行渐远，经济理性的观念不断侵蚀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左右人们判断、选择和决定的基本依据。福建师范大学陈桂蓉教授认为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宝藏，在当今权威弱化、信仰出现危机的社会转型期，以中华传统美德凝聚国人，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并使其制度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制度化，就是国家运用公共资源和行政规则、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施加传统美德的教育和影响，使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获得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适度增设传统美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二是加大社会公共体系宣传和践履传统美德的力度，纠正传统美德教育中的各种偏向。三是在道德典范的选树上，积极挖掘其传统美德内涵，实现公民道德与传统美德的有机契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5期

调 查

11%中小学处于“心理环境预警线”下

5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指数”，数据显示我国11%的中小学校处于“心理环境预警线”之下，在学校纪律秩序管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生自主发展等软环境指标上存在突出问题。

研究首次提出了“学校心理环境预警线”概念，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区、100个区县、600多所学校的抽样调查，建构了“心理环境指数”，即是将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指数由低到高分为1-9级，调查发现1级和2级的中小学在学业、心理健康、学校满意度等方面都存在高风险，因此将2级设为“预警线”。虽然学校心理软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教师学历和职称等因素有一定正向联系，但每所抽样学校，对学生的“接纳与支持”“鼓励自主与合作”两方面均是学校心理环境的“短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23日

观 点

刘凌：加强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刘凌在《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4期撰文指出，青少年的价值观包括主体历史方位感、社会规范意识、价值本位观念等，其中，主体的历史方位感构成了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人生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三方面。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反映了其自身發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还反映了其对实现“中国梦”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自觉程度。

处于社会化敏感阶段的青少年，由于自身缺乏稳定、连贯的价值观，更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波动甚至出现核心价值观的迷失。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首先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理论基础。教育青少年学会做人，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打牢他们的思想基础。其次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作为切入点。加强青少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培育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重要平台。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在生活中培育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优势，建设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增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

丁林兴：构建学校德育顶层设计

丁林兴在《教学与管理》2014年第4期撰文指出，学校德育顶层设计是当下学校德育的一种全新理念，是基于学校教育哲学对学校德育各层次、各环节进行的系统、整体的设计。它对学校德育发展有三个意义：1. 为学校德育发展提供方向。建立在学校教育哲学基础上的学校德育顶层设计必然指向学校德育发展的未来。2. 为学校德育架构创设生态。它既为学生道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学校德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3. 为学校德育展开激活潜能。学校德育顶层设计的结构性，决定了学校德育工作是原则性与灵活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

要将学校德育顶层设计转化为学校德育的实践，需要做好四个策略：1. 预设与生成。学校德育顶层设计首先表现为一种预设性，然而因为德育环境的复杂性、时代发展的变迁性、德育事件的突发性让学校德育顶层设计就具有可变性，因此，学校德育的预设与生成是互补的。2. 顶层与基层。它往往是由校长或德育校长完成，又将接受学校德育实践的检验。3. 整体与局部。学校德育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着眼于学校德育的整体功能，为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创造了条件。4. 现象与本质。学校德育顶层设计应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域 外

澳大利亚：重视学校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教育是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核心部分，主要体现为九大内容：关心与同情、做到最好、公平与公正、自由、诚实与可信、正直、尊重、责任、理解与宽容。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强调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它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一整套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移情能力、对价值观的批判与反思能力以及与人相处所必备的关心他人的能力，具体表征为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思维，注重学生的本体发展，强化学生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学生本体的发展是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主线，学校常常安排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活动，增加其价值观的实践运用能力，并且定期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家长报告学校的运转等情况。同时，澳大利亚非常注重价值观课程的开发，力求将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学校课程之中，并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将周石峰先生对中日抵货经济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以下简称《历史困境》），汇编于《民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初编第25、26册。周石峰先生早年在贵州师范大学师承吴雁南先生、张新民先生研究近现代史，进入新世纪后，师从金普森先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治晚清以降至抗战胜利期间中日之间的抵货运动，博士论文为《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以津沪为中心》。周先生一直致力于抵货运动研究，经过持续十余年的研究，研究角度不断转换、深入，对抵货运动历史困境从其經济效力，群体差异、地域差异、国民风尚、中日政府态度及各个时期的党政控制力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有《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女性时尚：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新论》（《妇女研究论论丛》2009年第4期）、《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十年磨一剑，《历史困境》一书是周先生对自1908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历次抵货运动的历史困境进行长时段、跨区域、多维度的系统研究。堪称近年来该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一、对抵制日货运动全面、综合的考量

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章不谈，建国以来，对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货问题。诸如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史困境》结合当下众多学者对于已进行的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评估，指出虽然承认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不仅难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抵货运动对于国货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为恰当。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次数频繁，波及范围广，学、工、商、政各个阶层均有卷入，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在历次抵货运动中未实现或些微“实现”抵货运动开始之初的设定目标的意图，乃至最终陷入困境。周石峰认为大致可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型、外交后盾型、制止军事侵略型以及经济战争型四大类别。然而，不论哪一次抵货运动的最终结果，总与发动运动的目标相距甚远，亦是落得“五分钟热度之识”，长时段来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义总是“那么地饱满而持续，是那样地全民一致”，而历次的抵货运动又总是要靠下一次的运动来完成上次“未竟的事业”。

周石峰在《历史困境》一书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量。在他看来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为面临着六重困境的制约：首为经济，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暂而不久；二是群体分歧和冲突：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异差性，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异：各地抵制行动起迄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契机，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四是崇洋风尚：民族主义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资源，崇洋观念则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障碍；五是日本朝野的强势应对：日本民众的强硬诉求，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后是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的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关联。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

最后，书中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二、史实详尽数据信服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发生，影响颇巨，当时各界亦对此多有报道、记载，亦有专门研究。《历史困境》一书充分依托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抵货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并参考近人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资料来源丰富、翔实。史料来源覆盖了各个抵货运动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其中引用建国前发行的报刊114种、中、日、美书籍38本，建国后出版的史料110种、中、日、美、欧学者论著64本，中、美、日论文75份，英语、日语档案资料58份。综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这一长时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货运动，制成数据分析表格42份，用数据对抵制日货运动最终之“困境”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对抵货运动保持高度关注的时政类报刊就有《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报》。所引材料中，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苏州、山东省、武汉、江苏省、河南省、重庆等地的史料选辑。在讨论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时，并没有以此为切入口，依然将抵货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之下，考量了从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人“愤于日人之蛮横无理与政府之懦弱无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未获粤人同意”的地区差异开始直至抗战时期经济绝交运动的地域差异。所引材料的绝大多数来源都是基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报刊的报告，评论乃至外国之观点。

对于当时的国货企业和国货消费实际状况亦参考了《纺织周刊》《国货研究月刊》《中华国货月报》《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期刊的内容。中日两国之间贸易、外交的有中国的蔡正雅：《中日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版）等。日方学者书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华排外之自供录第7册：暴日侵略东北非握到统治权不罢手之表白》（该书原名为《吾人终不能发展于满蒙乎》，陆筱海译，日本检讨会编辑，1933年版）等书，美国学者韦罗贝的《中日纠纷与国联》（邵挺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考察抵货运动与经济效力之时，书中所采用抵货运动相关经济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资料来自于研究民国经济状况重要参考价值的《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经济学季刊》《中央银行月报》《工商半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外经济情报》《经济部公报》《经济评论》《敌伪经济众汇报》等多种期刊，同时也有参考建国后新出版的书籍中的新数据，如书中表38，出处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郑友揆、程麟荪所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更有数据是从外国人研究著作中引用过来，如表35，资料来源于1966年由台湾出版的美国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书。经济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图表揭示事件发展趋势是展示史实的重要手段。全书42份图表，有22份图表位于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除表1是对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起迄时间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来揭示各次抵货运动的实际经济效力状况。同时这些图表中的数据尽可能的找到原始资料，或进行多方核对，避免以讹传讹。图表6“1907～1931年日本对外及对华贸易货值比较表”为其中典型，此表通过对蔡正雅等编的《中日贸易统计》的（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献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B02030454000）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单位为千日元。尽管存在单位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增减额和增减率来理解经济效力的实际状况。

作者坦陈，虽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谙日语，故而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过就书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为大观，且对史料的正确取舍更为历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学申晓云教授对此书的史料、史论也颇为认同，认为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中国在2015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向世界众多国家发出了观礼邀请。日本没有派人出席再次引发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国民间又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强烈反弹，各地抵制日货游行亦纷纷出现。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车车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车锁砸成重伤，引发全国民众对抵货运动游行伴随而来的趁机打、砸、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类似暴力事件便鲜于见诸报端。近年来，公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虽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关于抵制日货是否有用的讨论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日之间过往的经济摩擦当下依然存在，尽管两国商贸往来一直平稳地进行着。之后的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民间抵制菲国水果亦持续一段时间，及至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国的民间对此反应强烈，呼吁抵制乐天。虽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对韩经贸合作，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民众爱国情感与国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种舆论平台之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而言，情节总是类似的，仅仅是换了一个对象。《历史困境》上下两册，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年至1945年历史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历史困境做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经济抵制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单一的救国利器，亦非单一的强国之道。但作者也自承：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从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出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周石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上）[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5，8

（责任编辑：赵广示）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外国直接投资(FDl)作为当今世界技术转移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溢出效应是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往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于考察特定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没有对溢出效应的产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而这正是导致FDI溢出效应国际差异的根本原因。本文将以此为重点，深入分析溢出效应的产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l)；溢出效应；产生渠道

文献标识码：A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一百多年以来，英国著名学者戴雪的《英宪精义》，对于我国的宪法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在建构宪法学科和促进国人宪法知识方面，它都发挥了启蒙教本的作用。此书的主要贡献是明确了宪法学者的职责以及宪法的概念。此外作者系统地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宪法且将其与英国宪法进行对比，由此得出英国宪法自身的特点。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分析和了解这些理论，对于我国的宪法和宪政的成长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英国宪法；中国宪法；宪政

英国宪法毋庸置疑对全社会宪政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英国是不成文法国家的典型代表，一直以来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要想研究英宪的宪法理论，只有在宪法惯例、宪法性判例和宪法性法律中来探索，这样的研究方式无疑具有较高的难度。然而《英宪精义》的作者戴雪不畏艰难，打破传统宪法的束缚，由此为宪法学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局面。他对传统宪法学进行了客观而深刻的批判，与此同时也注重吸收其进步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此构建了我们今天理解的古典宪法学。他在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囊括了其理论精髓。直到今天，这部书仍然是现今学者研究英国宪法的权威。

英国宪法“不成文”的特性， 使得学者们缺乏“成文宪法”的明确对象，因而增加了宪法学者们的研究难度。然而打破传统思维，另辟蹊径，从宪法的实质性入手，在众多文献中探寻出，英宪的三大精义——议会主权、法律主治、宪法与宪典的联系。正如作者在序文中讲到：“这部书不是一部宪法大纲，更不是一部宪法通论，其目的只在于探讨英宪中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或称基本精义。”

一、宪法学人的职责

宪法学者的天职和使命是什么？怎样成就伟大的宪法学者？一名宪法学者怎样为其民族和国家做出贡献？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他又怎样发现研究对象？这都是那些致力于宪法学的人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戴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戴雪说：“凡是英宪的学生，其所有本分，既不可信口雌黄，亦不可纯然敬畏，惟应博学与审问宪法的真相，凡是英宪的教师，其所有职务，既异于批评者所为，亦异于解嘲者所为，惟在于祛疑辨惑，与阐明法理。”①

由此可见，戴雪对于宪法学人的天职的论述具有鲜明的分析法学的痕迹。简而言之，就是体现了奥斯汀和边沁的观点。奥斯汀的《法学的范围》的主体部分就是专门为我们解释什么是法律。边沁把法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解释和分析的学问；第二是审查和批评的学问。边沁主张，真正意义的法学只能是解释和分析的学问。第一类学问属于伦理学和立法学的范畴。然而，戴雪从这些观点着手，以至于把解释宪法当做《英宪精义》的首要任务。

二、英国宪法的定义和特点

（一）英国宪法的定义

戴雪说，根据英国的用法，宪法包含直接或间接决定国家主权分配和行使所有规则（Rules ）。论述了宪法的内容后，戴雪强调要注意该处的措辞：此处是规则（Rules），不是法律（Laws）。同时，戴雪说，这样严谨的用词是刻意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就英国用法而言，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的规则（Rules）包括两套性质不同的原则和准则。当中有一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他们在法院当中经常得到应用，包含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定法和普通法，这些都构成了适当意义 上的宪法，被称为宪法的法律（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另外一套规则包括默契（unDerstandings），习惯（Habits），通例（Practices ）和惯例（Conventions）。尽管它们也制约主权成员、阁员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因为它们无法在法院中实施 ，所以它们根本不是法律。

戴雪说，他绝不认为宪法惯例的重要性低于宪法法律，在这本书里作者这是想着重强调宪法是由法律和惯例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组成，同时这两者的区别不同于成文和不成文的差别。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不成文宪法，都存在宪法法律和惯例的区别。

而现实中，就算是有着完备的宪法文本的国家，就宪法学者而言，宪法惯例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宪法文本。真正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只需要研究宪法惯例就足以。同样在一些宪政国家，宪法惯例的重要性也不能小觑，比如，戴雪认为宪法惯例在美国的作用和在英国一样重要。戴雪认为，宪法学者的对象，只是法律，和惯例没有直接联系。惯例的重要内容是政治，而不是法律，不需要法律学者的涉足。宪法法律才是宪法学者应该真正关注的。

宪法学者的职责是说明什么是宪法规则所包含的法律规则（即被法院所承认和使用的规则）。仅是这一点，就能让宪法学者花费毕生精力。从这本书的书名：《宪法法律研究导论》，就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对象其中在宪法的法律。然而惯例还是在此书中占了一章。也许读者会觉得困惑，认为存在矛盾的地方，对此戴雪做出了解释：第一，惯例的确重要，法律家要想完全把握宪法学的研究，就必须关注宪法惯例，不然连宪法的法律方面也会显得力不从心。第二，宪法惯例的效力来自于宪法法律，违反宪法惯例就必将违反宪法法律，进而会受到制裁。因此，实际上，宪法惯例具有宪法法律的分性质。

（二）英国宪法的特点

戴雪认为英宪不是机械不变的，而是政治社会中一种有机体的组织。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引证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宪法与行政法并同英国宪法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了英宪本身的一些特点。首先，英宪具有柔性宪法的特点，它可以随时被议会修改，这是与法国的的刚性宪法完全不同的。第二，英国宪法具有保守的特点。英国具有改革的传统，历代制度既因袭前代制度而又有所改革。而遵守成规无疑是英国宪法的别具一格的特点。由此推出第三，英国宪法具有连续性。这个特点是由英国民族生活的连续性决定的。最后，英宪还具有名实不符的性质，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经常不符。众所周知，英国的立宪政治是从之前的独裁政治发展而来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但某些法律，典则并没有与时俱进，所以理论与事实不同步的情形则经常发生。英国宪法的这些特点是宪法学人不能忽视的。可以说，英国是世界资产阶级宪政之母，英国宪法对于宪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戴雪在《英宪精义》首次中提出了英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的观点，论证了英国宪法的特征，即“议会主权”和“法律主治”两要义之间的联系。其宪法理论都是英国宪法学界普遍认同的主流观点，对后世西方宪政理论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该书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治国之才杰出成就”（戴维·M·沃克语）。戴雪虽然在《英宪精义》中论证了英国宪法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些都是其形式上的特征，戴雪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英国宪法的本质特征。关于英国宪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

三、对中国宪法与宪政的期待

尽管距戴雪的《英宪精义》问世已有一百多年，但书中作者的观点以及研究宪法的方法和态度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我国已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并经多次修改， 这为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带来了便利，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应该去追寻我国宪法的真实存在。戴雪在著作里提到的治宪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书中戴雪指出：“我们的态度既不是批判也不是歌颂而是理解。一个以讲授宪法为职责的教授应当作为一个社会的角色，要求于他的既不是一个宪法评论家，也不是一个宪法检讨者，更不是一个歌功颂德派，而仅仅是一个说明者。他的职责既不是攻击宪法也不是保卫宪法，而仅仅是分析指明其中的法则。”学习戴雪的研究方法，到宪法习惯、宪法惯例和宪法性法律当中去探究我国宪法的本质特征， 应该从宪法文本背后，从宪政事实中去寻找真实的宪法。要像戴雪一样， 在繁复的宪法判例、宪法法律、宪法惯例和习惯中找寻我国宪法的几大精义（原则）。

戴雪曾认为，美国宪法不是法律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宣示；英国宪法不是一种宣示，而是一种法律保护人权的结果。在今天看来，这样经典的结论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原因是，美国宪法中也有法律生长的结果，同时英国宪法中也有权利宣示的部分。权利保障的结果和原因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若试图将两者截然分开，不外乎是抽刀断水，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不过整体来说，戴雪的这一论断是比较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宪法为一种理想，而英国宪法则是脚踏实地的现实。

[注释]

①[英]戴雪.雷宾南.英宪精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87.

[参考文献]

[1][英]戴雪.雷宾南.英宪精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韩大元.外国宪法[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龚祥瑞.宪法与法律——读戴雪<英宪之法的研究导论>比较法研究[D]，1995，（3）.

[4]龚祥瑞.比较宪法和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2003.

[5]韩新林.解读<英宪精义>[J].法律研究，2006，（2）.

[6]李俐.常晓波. 论戴雪的议会主权思想[J].中国商界，2010，（12）.

[7]张彩凤.英国宪政：商谈式民主演进范式[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4）.

[8]梅剑文.论<英宪精义>的宪政观[D].重庆大学，重庆大学，2010.

[作者简介]任志锋，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FDI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

文献标识码：A

外国数字电视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教育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近一个世纪中，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本着“教育公平与效益”的原则进行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期望由此达到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的目的。本文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基本情况，并对四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能为我国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提供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发达国家 农村小规模学校 布局调整政策 比较分析

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中。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流动频繁、出生率波动均成为小规模学校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学者也多从人口、地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对小规模学校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增加学校规模，对于中上阶层学生来说相当于增加了0.25年的学校教育，而对于较低阶层的学生而言则相当于减少了0.67年的教育。

一、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概况

（一）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建立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各地区兴办“校中校”模式，即通过联合一定数量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不但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保留了各校的相对独立性，被联盟的学校仍旧保留着对学校事物独立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如今，“校中校”已经成为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2.开发乡村课程资源，创建信息化课程通路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课程设置上加大农业劳动课程比重，增设与乡村环境、生活相关的科目。例如，“农业实验”、“农业地理”、“农田耕种”、“机械操作”等。同时，为了丰富课程资源，大力开通信息通路，通过计算机搭建网络平台方便师生获取各种学习资源。将现代文明成果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

（二）英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科学化、合理化学校合作方式

吴丽萍在其研究中得出，英国小规模学校的合作并非是盲目的，研究者首先假设合作方式，然后在调查中通过与小规模学校的校长和学校委员会举行会议，对各学校间如何开展假设的合作方式进行讨论，并得出其潜在的优缺点。

2.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

为了使农村小规模学校合作方式合理化，各个学校采取了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由低级的“群集”模式逐步向高级的“联盟”模式过渡，在发展中寻求适合自己学校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共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方式，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优化了经济规模，更为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三）日本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优化教学组织形式，加强师资建设

“新方针”明确规定“国家有改善小规模学校教学条件的责任，同时必须取消复式班级”。国家通过增加教师配额、调配优质师资的策略予以解决小规模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

2.实施教师补偿制度

“新方针”改变了以往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统一制定的状况，对乡村教师实行弹性编制。同时，通过对偏远地区任教的教师发放特殊津贴，减免住房费用等政策吸引、留住师资。

（四）韩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加大農山渔村学校教育政策扶持力度

韩国政府为学生学习能力与城市相差悬殊，家庭缺损多，通过特殊、专门的投入、补偿来减少城乡差距，进而实现教育平等。同时，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寄宿制公立高中扩建计划”为交通不发达农山渔村地区学生创建好的住宿环境，在实现教育公平的同时，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的教育竞争力。

2.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韩国政府制定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该法为农村教师提供优先进修、升职机会。同时，通过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改善其工作、生活条件，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进而达到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目的。

二、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综合以上四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出，教育决策者在进行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时应该转变教育价值观，正确看待农村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教学价值观。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长远发展开辟道路。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成功经验，建立学校联盟，开设具有乡村特色课程。同时，通过加强城乡学校交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参考文献：

[1]懂博清，于海波.韩国农村教育政策及发展趋势[J].外国教育研究，2013.

[2]黄育林.韩国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D].延边大学，2013，5.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