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社会调查报告（精选8篇）
反腐社会调查报告 第1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有些党员干部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逐渐淡漠了法制观念,在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子女关等面前丧失原则,置党多年的培养教育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做出有悖于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原则和宗旨的事情,迈出了罪恶的步子,把自己送入了地狱之门,最终身败名裂,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一定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育。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消极腐败的现象得到一时的滋长，党的十四大以来，从1992年10月至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案670100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多人，查处了如：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斌收受非法所得案；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郭子文受贿案；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受贿、挪用公款案。2006年又有这方面的报道，全文如下：新华网北京9月25日电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
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中央认为，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中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毫不动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央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决心。
但在新形势下，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工作浮躁、闯劲不足；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治军不严、失之于软；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等不仅要促进干部自觉自律，还要便于群众监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过得硬的，经受住了各种各样考验，得到了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2007年在新华网报道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好榜样，相关部分文章如下：新华网长春２月２６日电（记者 曲志红 褚晓亮 王永霞）陈淳是一位党员、一位干部。他的职位，不算高，也不算
低。吉林市市委副秘书长兼市企改办常务副主任，算得上当地一般“领导干部”。他不是一地的主官，甚至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主官。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主抓全市的企业改制工作。
对党政机构的运行惯例略知一二的人可能都明白，这样的职务，这样的位置，是上有领导拍板，下有具体部门落实的地段，就像一列火车的中间部分，前有车头拉，后有车尾推，起的就是个衔接作用，跟着走就行。
陈淳在这个位置干了１４年，但他在这个“中间”干的事和那种干法，却绝非一般。
心系百姓主动迎难而上，面对重重难题他却说：“这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为群众排忧解难竭尽心力，面对上访群众他敢说：“你们的事我保证负责到底！”
谋发展攻坚克难勇担重任，面对改制困境他敢说：“办不下来你们找我！”
如山坚毅 似柳柔韧——倾心为民的好干部陈淳
他不是东北人，却具有东北人的淳朴和执着；他不是信访干部，却有许多老百姓愿把生活中的苦楚向他倾诉；他身材不算高大，却让接触过他的人都心生敬意，打心眼里佩服；他声音不算洪亮，却能为群众高呼，替政府分忧。他，就是57岁的吉林市委副秘书长陈淳。
正气满乾坤 人民好公仆陈淳的“做人之则”
夏阳灿烂秋风起，等到雪玲珑。多少个春去春来，正是这位满身正气的人民公仆，把老百姓装在心里，也被老百姓装在心里。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风霜雪雨的陈淳,依旧把“堂堂正正、心地无私”当成自己做人为官的原则，用崇高的人格力量，写就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
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公仆，正如一首天安门诗抄上说的：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的人民爱总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的人民总理爱，总理与人民心连心，人民与总理同甘苦。
那么，今天，我就以他老人家为榜样来对反腐倡廉建设作一些思考：
连某些国家高级干部也这样陷于不拔，穷根揭底，是因为一个“贪”字，因为己身贪欲的膨胀，所以置法律尊严于不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置人民幸福于一边，彻底根除这一个“贪”字，也就迎来了反腐倡廉的大胜利。
佛家理论亦以“贪”“瞋”“痴”为三毒，讲究顿悟，立地成佛，拈花微笑，见性明心，甚至憣然醒悟来破除这一“三毒”。
然而我们十三亿人中极少数做到了这一点，极少数的人真正打心眼里做到了破除三毒，大公无私，这种大公无私是一种精神境界的高级表现，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生高级表现，它能永远提倡，但却不能限定，这是我们廉政建设上永无止境的高级阶段，或者可以称共产主义阶段，它有时是非具体的，那么，从我们纠正腐败到倡廉建设，有哪一些是行之有效的具体的手段呢？概括起来可有如下十五个字“不敢贪、不能贪、不必贪、不想贪、皆无贪”。
1、严肃党纪、法律、法规，加强机关与群众的监督力量和惩治力量，使腐败分子不敢贪。
2、强调部门、组织上的分工、合作和相互制约，使腐败分子单靠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不能够贪。
3、加强工资改革和官员激励机制。生活富足了，权钱交易也就少了，这是不必贪。
4、讲究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和全民素质教育，使人们发自内心地鄙视腐败，崇尚无私，自觉维护心目中的神圣，从而做到想也不想贪。
5、孔孟的天下大同曾有说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却正是反腐倡廉的最高境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他的一生树立了一个“廉洁奉公”的新形象，以他的一生给了我们许多警示，展示了一种高级境界的酒脱。十三亿人民是一家，从现在做起，向榜样学习，神州大地于是心雷轰鸣：这就是皆无贪。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我们更应该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善自己，弘扬健康、美好的风尚！
体验新版博客
分享到搜狐微博 完
反腐社会调查报告 第2篇
【摘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将腐败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严抓严防。中国共产党清晰认识到反腐败的作用，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反腐败不仅能维护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还能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提供保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反腐倡廉 社会意义 和谐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好评不断，引发热议。
一部电视剧再次带动了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那么电视剧的背后反腐败斗争有什么意义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始终在路上，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这不意味着反腐败可以停一停、缓一缓，须知道腐败与反腐败永远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一直进行着残酷的较量，也只有反腐败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才会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的成绩都是暂时的，反腐败的斗争需要持续进行下去，这也是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第一，反腐倡廉能够从根本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维护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和谐的群众基础。
党的领导不能仅仅是靠其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党要依靠群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实现鱼与水的党民关系。而当党内滋生腐败分子时，那些人就会背离群众，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前苏联共产党长期没有搞好党的建设，党内腐败现象严重，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造成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了党的自我毁灭。所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共产党的领导能否实现，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利于打击社会分配不公，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制度之一，但是“有些人劳而不得，有些人不劳而获”；而这问题的根源就来自腐败问题，有的当权者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将大笔灰色收入收入囊中，更有甚者，以权谋私做家族企业，收获大笔黑钱。有的人还存在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有甚者，包庇犯罪组织，滥用权力充当走私、贩毒组织和当地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严重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而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掌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依法行使职权，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有序化和民主化。
第三，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实表明，腐败现象扰乱人们的思想，侵蚀人们的心灵，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社会正义、道德信念的泯灭。很多人有从众心理。一有事就习惯性找熟人、走后门、送礼，轮到别人求己也就一样照收，把法不责众当成“潜规则”的挡箭牌。因此，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三观和权力观，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人际关系和诚实劳动、勤奋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反腐社会调查报告 第3篇
“公众对当前腐败问题以及反腐工作的认知与评价——基于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报告”, 是系列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研究”的第三篇。由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英智传播集团、名道公共传播研究所联合推出, 安徽合肥学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数据支持的又一学术成果。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点部署和全力推进的持续性举措, 被全社会寄予厚望, 也是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本研究继续以新浪微博为平台, 采集了新浪微博上以“腐败”为关键词的博文1113769条, 全部博文样本来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截止到2014年5月31日, 共18个月的海量数据。
第二部分样本说明与传播态势
11类微博用户共发布了111万余条与“腐败”相关的博文, 人均发布博文的数量为1.52条, 共涉及到相关账号73万余个。
研究发现, 非认证用户发布的博文数量最多, 普通的公众依然是讨论官员腐败话题的主要群体。从人均博文的发布情况来看, 认证媒体的账号是发布官员腐败话题最为重要的渠道, 这与媒体及对官员负面议题的敏锐感知度有关。其次为政务微博人均发布的博文数也较高, 这意味着政务微博在官员涉腐问题上敢于公开, 并不回避。此外, 从认证网站和认证个人也是这一话题的积极建构者和传播者。
鉴于媒体特殊的影响力和较为密集的信息发布频次, 研究专门将认证为媒体的2529个账号所发布的10797条博文依据其性质的差异进行了分类汇总发现, 在各类媒体账号中, 自媒体账号关注度最高, 其次是都市报相对高频地传播与官员腐败相关的议题, 再次为党报。从账号平均发布数量来看, 法制类媒体账号较少, 但发布频次相对较为频繁。根据这一统计可以得出, 一方面, 媒体对官员涉腐问题有较多的关注度, 另一方面, 相对于自媒体而言, 普通的媒体账号尤其是党报和法治类媒体在传播相关话题时显得略微保守。
研究进一步专门就政务类微博账号所发布的信息进行了分主体类别的统计, 共分出了党团微博、公检法微博等七类账号。其中市政相关微博账号发布的博文数量最多, 其次为公检法系统相关账号, 再次为党团系统的账号。这意味着:第一, 市政账号与“腐败”话题的直接关联度并不大, 但在官员涉腐问题上却有着较高的关注度;第二, 公检法系统的账号有着较高的活跃度, 符合公检法账号本身的功能定位, 并且在此类话题的建构与传播中扮演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第三, 党团微博的账号群体在政务微博中属于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群体之一, 但在信息的发布数量却相对较少, 这意味着该部分账号在此类问题上略显保守。
结合前文中的研究, 网络大V是微博上最为活跃的群体, 在某些场景下, 网络大V的影响力有超越媒体账号和政务微博的趋势, 这部分群体在充当官民舆论沟通的过度平台的同时, 也成为当前主要社会问题的一个“镜鉴”, 以其话语表述为研究内容, 有助于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部分样本走势与话题分布
一、事件走势
腐败及反腐败是近年来持续高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加大反腐力度, 彰显了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信心和决心, 一批无视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受到严厉的查处, 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媒体报道及公众主动检索情况来看, 公众的关注度虽有较大的波动, 但在趋势上一直相对平稳, 但媒体的报道不仅存在着较大的波动, 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进呈现出更为密集的趋势。
详见下图中所呈现的数据: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自从2013年1月开始至2014年的9月, 公众的关注度一直较高, 并且在2013年的5月份、2014年的3月份陆续出现过多个峰值。而从媒体的报道情况来看, 在2014年底和2014年1月之前媒体的报道数量较少, 并且其波动并不大, 但在2014年的1月开始迎来第一个峰值, 之后数据在波动中持续攀升。
此外, 在18个月中, 平均每个月出现包含“腐败”这一关键词的博文为61876条。从整体的趋势来看, 虽然偶有波动, 但总体的趋势上却不断的攀升。在所统计的18个月中, 2012年的12月至2013年的6月数据相对较少, 低于平均值, 但从2013年7月开始, 除了2014年2月和3月之外, 其余月份均在平均值以上。
经过此上三组数据的对比后发现, 公众对腐败这一话题有着持续且居高不下的关注度, 这意味腐败问题是当前社会公众热议的显性问题;同时, 公众及媒体在这一话题的关注上存在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二、地域分布
微博账号数量及博文发布数量的情况依然与中国人口的分布状况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意味着, 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网民的数量与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数量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通过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分析, 足以反映当前中国网民对当前中国主要社会话题的情绪及意见。
当前中国网民数量最多的省份排前五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河北、浙江等, 但18个月的样本中所采集的网民数前五名的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五地, 从博文发布数量排序来看, 位居前五名的地域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地。这意味着, 北京、上海等地虽然网民的人口基数并不高, 但相对而言, 有着更为活跃的社交表现。
三、发布平台分布
研究发现, “微博 (weibo.com) ”是最为高频的来源, 而“皮皮时光机”作为智能化的发布平台有着较高的依赖度 (这意味着定时发布和采用软件自动发布信息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 此外, 虽然各大新闻客户端依然都有体现, 但在“腐败”这一话题上与“官员”相比而言, 其比重明显较少。这或许意味着, 在“腐败”这一话题上, 公众更为倾向发布带有原创性的内容, 而并非通过各类移动客户端进行新闻和消息的分享。
第四部分主要调查发现
一、在领导干部众多腐败信息中, “局长”、“书记”为高频词
研究对113万余条博文的文本内容进行了高频词的统计, 研究将高频词分为四类进行统计, 分别是以名词为主的“主体性用词”, 用以反映社交媒体对“腐败”这一话题时所涉及到的维度, 以动词为主的策略性用词, 反映与“腐败”相关的一些策略、动向、举措等, “表征性用词”主要包括与官员腐败及反腐败相关的一些身份用词等。“参考性用词”主要选择了有具体意义的“四字”表述, 用来表现公众对腐败及反腐败问题的表述。从策略性用词来看, 对于腐败现象, 经常提及的举措主要是监督、预防、改革、惩治等。从表征性用词来看, “局长”这一表述是提及频次最为普遍的官员级别, 相比而言, 县级、乡镇一级的表述并不多, 这意味着当前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市一级的领导层面。从参考性用词的使用来看, 反腐倡廉位居第一位, 共有相关博文1138次, 而从参考性用词的情感来看, 负面情绪及表达反复勇气和力度的用词均有较多涉及。
二、官方微博在社交媒体上影响有限
研究以全样本博文转发数作为依据进行排序后, 筛选出20余条转发数在10000次以上的博文, 以观察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主要观点。
研究发现, 在111万余条博文中, 转发数最高的排行前两位的博文均由一个叫做“廉洁开封”的账号发出, 两条博文均与反腐败活动作为话题进行有奖转发有关, 这两条博文累计获得682509次转发和201357条评论。研究跟踪发现, 该账号“廉洁开封”认证说明为“开封市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官方微博”, 自注册至今共有粉丝86万, 累计发布博文7156条。经过进一步的观察, 该账号所发布的博文评论及转发数一般维持在5条 (次) 以下, 并且以同行业、同领域的相关账号之间的互相转发为主, 这或许意味着, 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政务微博在反腐败等话题的建构和传播中, 并没有引发较强的社会关注度, 一旦离开了以抽奖为代表的物质激励, 很难获得社会的共鸣, 尤其是公众的积极参与。
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较受社交媒体关注的热门博文中, 既涉及到公众对相对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的批评和调侃, 也涉及到微博用户对特定的领域或可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的控诉和抗议。首先, 以上述博文中的统计情况来看, 红十字会、空军、医院系统、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均有涉及, 其批评和意见指向不以抽象的表述为具体传播策略, 而是有明确的指向性;其次, “腐败”成为公众与政府等公权力机构进行对抗的一个由头, 即公众有具体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公众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 即会以“腐败”为由头对特定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展开批评;第三, 社交媒体成为公众线下诉求得不到满足时的一个宣泄和表达的突破口, 通过寻求大V的转发支持, 以微观和关注的方式向特定的机构施加压力, 成为公众进行诉求表达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三、个人账号和媒体公众号是腐败信息发布和转发的主体
研究首先选择了转发次数在1000次以上的544条重点博文, 并根据其传播主体的差异, 依据博文数、转发数及评论数等若干个维度进行了分类汇总, 以探讨重点博文的传播效果状况。
从上表中的统计中可以看出, 认证个人、认证媒体和普通个人构成了微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类群体, 此上三类群体共发布的博文数为472条, 占重点博文样本总数的86.76%, 此上三类账号在典型博文中获得的总转发量为1511445条, 占重点样本博文获得转发数的比例为60.74%。此外, 认证为政府的账号 (政务类微博) 在所选出的544条博文中仅有6条博文, 占比仅为1.10%, 这意味着在100条有重要影响力的博文中, 政务账号的贡献仅为1条。说明政务微博在当前虽然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 但其话题的建构能力和传播能力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北欧反腐的社会体制 第4篇
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 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 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两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我在瑞典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官员不腐败，因为百姓不贪财
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地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 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 点就收工，绝不加班。
有次我和隆德大学东方系主任闲聊。“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工作很多年。我说，你们沃尔沃的老板应当很有钱啊？他说，这家伙不道德。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他那么有钱就是不道德。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德观：太有钱就是不道德。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是不是瑞典人普遍的道德观。但瑞典人不爱财物爱自然，是普遍的社会感情。
大约一年前，我请瑞典大使馆的人到政法大学讲社会主义。一位叫马延花的女工作人员和我谈天：在瑞典开个好车，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看见。瑞典人换车，通常还是用以前的那个牌子和型号，这样邻居就看不出你换车了。
民不爱财官不受贿的制度原因
瑞典国民不爱财，官员不受贿的民风能够形成，在我看来应当有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使人民心中不慌不怕。上学不要钱，养老不要钱，看病基本不要钱。人们不用为生老病死“备战备荒”，拼死拼活。
其二，瑞典税赋达到 40%多，重税使国民失去追逐财富的动力。
其三，政务公开，瑞典的政务透明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官员财产公开理所当然，首相请客吃饭，菜单需要上网。
其四，社会透明。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第5篇
邵道生
对当今反腐败形势怎样看？怎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绩？社会是真反还是假反？是越反越严重、越反越厉害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形势问题估计不好，如过高的估计或是过低的估计，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还会影响对对社会今后反腐败的发展趋向。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无法统一，就无法更深入地反腐败。
怎样认识当今反腐败的形势，有以下几个观点需要把握。一是历史的观点：即要将反腐败放到整个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中去考察；二是理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最忌讳的是为一时、一事所发生的情绪事件所左右；三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切的一切以现实反腐败的发展态势所决定，决不拘泥于以前所制定的指标所局限。有的人看问题就是不会看主流而只会看支流，不会看本质而只会看表面，不会看大势而只会看小势，结果呢，越看越觉问题严重，越看越没有信心，越看思想越糊涂，什么原因所致？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掌握资料有限，因而缺乏大局观；二是对过去了解不深不透，因而缺乏历史观；三是过于认“死理”，因而缺乏辩证观；四是因“耳朵根”太软思想“随风飘”，因而缺乏科学观。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一）全党、全社会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意志，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思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反腐败，因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
十三年的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在以下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达到了真正的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毎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果真会这样吗”的疑虑，也真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思想上的这种不统一，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再严厉批評的“打击不力”现象。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对腐败是真反而不是假反呢？是因为有“思想基础”的。惟有“动真格”，执政党才能保持执政的地位；惟有 “动真格”，社会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惟有 “动真格”，共和国才能真正兴旺发达。的确，社会的这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是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全社会有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动真格”了。什么叫“动真格”？就是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期內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凊、李纪周这样的共产党內高官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怎么看？一是说明了如今的政府在反腐敗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二是隐患被凊除了是不是好事？是好事，而且是大好事！八十年代不是没有这样的大腐败分子，而是没有暴露，没有被清除，隐藏了下来，到了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厉害了；如今呢？不管你的官做到哪一级，当到了多么大，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从八十年代的“杀鸡给猚子看”转到九十年代的“杀猴给猴子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近几年来广大的群众为什么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呈上升态势？就是因为很满意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动真格”的了。
民意是检测社会政策推行好坏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调查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y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二、通过查处一大批共产党內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大案、要案，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远华、辽宁沈阳慕马大案的查处，将局部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 ,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通过对反腐败和打黒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反腐败为什么这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腐败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的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吗？全国性的“改变面貌”倒是没有，然而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改变面貌”有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如湛江腐败、厦门远华腐败案和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说明了什么？一是充分说明了中央反腐败决心；二是反腐败的确很艰难；三是教育了全党，“和平演变”决非是理论上的。总之，将一些地区和领域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形势好不好？当然好！
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仅呈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神圣同盟”，是一个普遍的共同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例外，同样显示了这一个特点。譬如，震动中外社会的三个腐败大案——湛江案、厦门“远华”案和沈阳案，就是“三股道”（“红道”、“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成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这些特点：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很是“平常”的事。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很有成效的一年。应该说，2001年在全国展开的这场打击“三股恶势力结合”斗争是审时度势的，是很有声势的、毫不手软的，狠狠地打击了犯罪恶势力和腐败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整个社会平稳地、健康地、有序地进入21世纪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它充分说明了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因而全党高兴、全社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对腐败势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不要低估这三条，能做到这三点确是很了不起，为新世纪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当我们在开展反腐败的起始阶段，总能听到这样一种糊涂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毎年占GDP的13.2%----6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将打击走私与反腐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靠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四）通过多年反腐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依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行不通过的，因而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反腐败促进了“从严治党”、“从严治权”，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賴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很有成效，所以就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之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市场体制的极不完善”的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級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第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权力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权力绝对化”，因而产生了“绝对的腐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会产生“权力绝对化”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的实践使我们足够地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泛滥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內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反腐社会调查报告 第6篇
[摘要] 不科学的社会制度是政治经济不协调的制度，它极易发生腐败。而科学的社会制度则是政治经济协调的制度，它可以降低腐败。为了降低腐败，必须将与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协调的集中政治发展为协调的民主政治，从而推进社会制度的科学化。
[关键词] 社会制度；反腐倡廉；科学化
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这是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提出的新课题。为了解答这个新课题，进一步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本人从实际出发对反腐倡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作了一些研究，现叙述如下。
一、不科学的社会制度容易导致腐败
按照科学发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在从马恩列斯毛的古典科学社会主义向胡锦涛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30年变革中，也就是在既不是古典科学又不是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却由全面变成了片面，由协调变成了不协调。一方面在那里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将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改革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则对政治发展相对滞后，仍然保留着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制政治，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协调，处于一种不科学的社会制度状态。
这种不科学的社会制度之存在，是很容易导致腐败的。因为，所谓腐败，实质上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也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交换。这种政治与经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是要以彼此的所有制不同为基础的，一个有权无钱，一个有钱无权，彼此才会发生交换。而不科学的社会制度又正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发展不协调，在经济上已经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在政治上却还是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制，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少
数人有权却没有钱，多数人有钱却没有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诱发权力与金钱、政治与经济的交换，从而使我国在不科学的社会制度阶段出现了30年的腐败易发多发态势。
二、反腐倡廉的社会制度必须科学化
面对腐败易发多发态势，中央对发生腐败的不科学社会制度非常重视，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也就是要将不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
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是可以从根本上降低腐败发生的。因为，腐败的实质是权力与金钱、政治与经济的交换，它必须以政治与经济的所有制不同为基础。而社会制度的科学化则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政治与经济的所有制同一。在这种同一所有制内部，是不可能发生商品交换的，一个人既有钱又有权，就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换自己的权，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要防治权力与金钱、政治与经济的交换，从根本上降低腐败易发多发态势，就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将不科学的社会制度变更为科学的社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
三、推进社会制度科学化的途径是民主化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将腐败多发降至最低限度，目前在理论一共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条是将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政治制度改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政治制度，从而达到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相协调。另一条是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改为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从而达到与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政治制度互相协调。
但是，这两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科学化的途径在实践上却只有一条走得通。因为，新陈代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两大规律。如果违背这两大规律，将经济上的多种所有制改为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制相协调的单一公有制，由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退回到古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而导致反腐倡廉的失败。只有顺应这两大规律，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制改为与经济上的多种所有制相协调的高度民主制，由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前进到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够走向历史的成功，从而取得反腐倡廉的胜利。为此，我们要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化，不断夺取反腐倡廉的新胜利，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政治上的民主化。
（一）改变人大代表成分，扩大上层政治民主。要将各级人大代表由单一公有制的代表变为多种所有制的代表，由单一成分的代表变为多种成分的代表，使少数人集中代表的上层政治扩大为大多数人民主代表的上层政治，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协调，这就可以防止上层政治与社会经济、高级权力与黄金财富的互相交换，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二）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切实加强民主监督。为了确保民主代表的上层政治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无偿地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好务，防止这些代表背叛人民利益，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敲诈勒索群众，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换钱，搞有偿服务，我们必须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凡是重大政治权力行使、凡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务，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使高层权力真正为民所用。
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第7篇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一旦腐败蔓延，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扭曲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干部形象，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一、当今社会腐败的主体特征
腐败是指违反了法律的准绳，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实质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进入9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及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如同“病毒”一般，侵蚀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败现象在以往特点的基础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主体持征：
1．卷入腐败活动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违法违纪的人数不断创新高
同七八十年代相比，近10年来，参与权力腐败活动的人员显著增多。据人民检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历年所查案件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90 年代共有3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余 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到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余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及犯罪分子达60余万人。尽管反腐败斗争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卷入腐败的人数日益增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职级创历史新高
过去腐败现象主要发生于一般干部和具体经手财物的办事人员，中高级干部的腐败发生率多年来一直比较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期仅出了林青山、张子善，直到1983年出了海峰县的原县委书记王仲收受6.59万元。然而近十年揭露和查处的省部级大贪官已达20多人，从90年代中期起，检察系统以贪污贿赂起诉的厅局级干部每年都在百人以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由于这部分人位高权重，所造成危害的后果极为严重。3.体制内团伙性腐败日益突出
与过去相比，当今腐败活动的方式，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内有组织的腐败活动的增加。过去，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滥用的是单一职位的权力，具有分散性和偶发性的特点。但从80年代后期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活动出现由个人向团体，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势。9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已经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整体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窝案”、“窜案”在增多，并已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点，1999年司法部门审理的震惊全国的湛江团伙走私案，2000年司法部门审理的厦门团伙走私案等等，腐败分子结成庞大的走私和腐败团伙，猖狂地从事腐败渎职和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4．腐败的发生存在着普遍分布与重点高发区并存的现象
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领域传统上主要在管理财物的岗位和经济管理部门，而当今，贪污腐化的浊流已侵入到公共权力活动的各个领域，甚至过去被人称为“清水衙门”的很多部门，腐败现象也日渐突出。90年代在非经济领域中引起人们较大关注的是某些组织人事领域和司法活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即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人事权属于分配公共权力的权力，选拔和任用官员，实际就是进行权力资源在人头上的分配。由于特定的权力均有控制和利用某种社会资源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可转换为对掌握人事权力的人有用的利益和价值，因而一些人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就跑官、要官和买官。也有司法官员为获得不法利益在司法裁决和决定中滥用司法权，枉法裁判，利用职权之便贪污挥霍。吏治和司法的腐败直接地危害了国家法制秩序和政府的权威，瓦解着社会成员对政府和法制的信心。江泽民同志指出，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二、对产生腐败原因的浅析
腐败如国家起源一样古老，它伴随着国家出现，伴随权力出现而出现，几乎在腐败出现的同时，人类就与其展开了斗争，可以说，自从有了腐败，就有了反腐败，正直的人们与腐败的斗争一都在不懈地进行着。然而，为什么在中国对腐败已日趋形成合围歼灭之势的今天，腐败如同野草丛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笔者认为：腐败之所以禁而不止，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既有其现实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素质上的原因，既有其腐败者自身问题的内因，又有“怂恿”腐败存在的社会客观原因，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在财物女色的强烈诱惑下，丧失自律能力，放弃道德
在金钱美色面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个人私欲膨胀，其物欲本能冲动支配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满足其一次又一次贪婪的欲望。如果权力拥有者的物欲观念远远大于自律观念，则就会出现“拥大权者大腐败，执小权者小腐败”的现象，这一点已被现实中的腐败个案所证明。
2．腐败主体进行腐败所付出的个人成本、所冒的风险极低而收益极高
权力不但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而且拥有特殊的功能，使得腐败者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腐败者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腐败的投入是极低的。这是因为，其一，如果把权力视作一种“公共资源”，则腐败者利用这种“公共资源”进行腐败，其个人投入的成本几乎仅只是时间而已。其二，尽管有“法网恢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之说，然而从现实反腐败的情况看，首先，由于法制尚未真正完善、健全，腐败分子的“狡猾”、“老练”，使腐败案件破案率还没有能或者难以达到百分之百；其次，从对腐败的处理来看，处理的结果多数还比较轻，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事发后进行退赃便可以从轻处理，腐败者由此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腐败活动。这是导致腐败禁而不止，铲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3．“金字塔”型的集权是造成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产生腐败的关键
腐败总是与一定的权力连在一起的。腐败者之所以能够进行腐败，是因为它拥有一定的权力，没有任何公共权力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腐败的。权力的过分集中，致使一些部门、地方存在着“土皇帝”这样一种“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的现象。在权力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或组织、公众对权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旦权力落入思想庸俗者手中，必然出现弄权渎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4.不良社会风气助长腐败的滋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腐败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趁机渗入社会生活，影响人们思想。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影响下，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人皆为利来，人皆为利走”。习惯于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正常的事要用不正常的手段也能解决”。人们有的是站在局部和个人利益考虑，有的是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以致造成社会对腐败难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怂恿了腐败者，使得腐败者更加胆大妄为。
5．现行的政策、制度有一定的弹性，有腐败分子可钻的漏洞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模式操作进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体制转轨交接需要一个“磨合期”内，或多或少会存在间隙、漏洞，为腐败分子所利用。另一方面，由于腐败者身拥有一定的权力，因而，他们往往在制定、落实政策制度时，选择干部时，会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为自己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留下“后路”。
6．有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治党不严
对党员干部疏于管理教育，疏于监督，对问题麻木不仁，甚至姑息养奸，这也是产生腐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是多层次的，它不仅有腐败主体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有存在于腐败主体以外的很多客观原因，只有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有效地、深刻地认识腐败至今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的真正根源。
三、对反腐败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全面发展的事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反腐败是集中力量记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提出了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要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惩治腐败，正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排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促进和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践的结果表明，反腐败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改革和建设，而 且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2．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重任。应该肯定，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但也要看到，腐败现象渗透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当广泛，尤其是渗透到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党内腐败现象蔓延，使极少数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如果不刹住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蔓延的歪风，腐败分子将由极少数扩张到相当大的数量，而反腐败的健康力量将不断削弱。量变引起质变，腐败分子剧增到一定程度，党自身则将失去消除腐败的能力，党也就从整体上腐烂变质。由于那些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党员干部以自身的行为直接表明他们对人民利益的危害，表明他们背叛原来的阶级而蜕化为特权者或特权阶层，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我们党要保持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防止向相反方向转化，则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3．反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约必要条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逐步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和合理的。市场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处理不当，容易出现个入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泛滥，从而诱发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给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侵蚀和破坏。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病毒”，反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4．反腐败是强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手段
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寄生性，腐败现象蔓延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所降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功绩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有所淡化。由此还导致群众中那些缺乏全面分析问题能力的人产生某种程度的错觉，认为腐败现象蔓延已经成了一种不治之症，进而怀疑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信念动摇，不仅影响了一些人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热情，而且使形形色色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加剧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显然，人们信念淡化和思想混乱的程度，与腐败蔓延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衣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健康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只有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无情揭露和严厉打击那些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蔓延之势，才能使人民群众体会到共产党整体是好的，是坚强的，还仍然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表明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党。由此，人民群众才会坚信社会主义不可逆转，并通过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自我教育，不断提高觉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强大凝聚力。
四、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的对策及思路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转轨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环境，在极少数人(包括部分高官)中出现腐败，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我们能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
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的问题
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交往的扩大，民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追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腐朽思想和错误的价值观念，无时不在侵蚀着党员队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而的东西，不断反映到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生活中来。有的人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到党内政治生活，引发一些完全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和称号的丑恶行为，解决这些问题，关健是加强对党员的严格教育。毛泽东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重视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目前要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三讲”和警示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修养和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着眼于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使他们淡泊名利，把个人利益统一到党和国家、人民 利益的基础上来，在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大堤，使我们的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
2．加快制度建设，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监督的制度和规章仍然有很多部分是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行动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规章制度相对滞后。在这个问题上，应着力于四方面工作：一是要认真考虑、设计权力的制衡关系，防止出现权力不受监督或监督制约不了权力的事。二是要改革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选拔任用干部要考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现在哪一层面上，其权力观是否正确。审视腐败个案和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不可否队他们的权力观，“情”与“色”在起主要作用，贪官的共通点，在于难过“权”、“色“关。为何腐败分子总是和女人有关?这显然是“权色交易”，应该说与这些组织纪检监察部门不重视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关。对腐败现象源头防范也好，打击遏制也好，首先要从纠正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做起，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三是要加大办事的透明度、公开度，增加对执权者的监督力度。四是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新旧体制交接运行的时间越长，“磨合期”内产生腐败的间隙和漏洞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大，新体制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过程。所以加快政治体制改不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应该是源头防范，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要健全法律制度和党纪、政纪方面的制度，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各行业、各部门和单位都应根据法制和党纪、政纪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如对权力进行分解和制约制度；干部交流和轮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等，以解决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3．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敢为的问题
现实中，再严厉的处罚，都还会有一些腐败分子铤而走险，但建立起腐败事后的严厉处罚机制，至少可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十分残酷。明朝的严刑峻法就有“剥皮草实”之法，贪污
基层人民银行社会反腐职能分析 第8篇
关键词：人民银行,社会反腐职能
人民银行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能,是国家重要公共管理部门,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使命,不仅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在构建全社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成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基层人民银行按照总行工作部署,在经济金融一线履行央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利用职能优势来预防和打击腐败分子利用金融从事腐败活动,最大限度减少金融腐败,净化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民银行承担社会反腐义务、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重要方面和具体举措。
一、创新金融服务推广公务卡利用现代支付手段预防和控制腐败
公务卡,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循环信用等共同属性,持卡人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在防范腐败和节省政府开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我国,传统的公务小额支付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大量借用、携带、使用现金,对财务管理和公务人员带来极大不便,同时,由于现金支付难于监管,这部分公务支出透明度低,不利于管理和监督,甚至发生财务报销环节出现凑票报销或多开、虚开报销发票的现象,一些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套取现金,设置账外账,规避监管。实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绝大部分行政事业预算单位的支付行为都纳入了财政部门的有效监控。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小额支出中大量使用现金的情况仍然没有解决。银行卡作为一种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不仅携带方便,使用便捷,而且透明度高,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寻,是当前规范现金管理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一种通过银行卡实现财政财务管理公开和消费透明的新型产品和制度创新,公务卡制度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现代财政支付管理制度被认为是防堵公款消费漏洞、预防腐败行为的“阳光”。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财政财务管理透明度逐步提高,同时银行卡产业快速发展,银行卡受理环境明显改善,这些均为全面推行公务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推行公务卡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8年1月,中央纪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了全国公务卡改革试点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了公务卡应用推广工作。公务卡制度的推行是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推行公务卡,建立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联动机制,扩大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的信息范围,改变对现金提取后使用范围和路径缺乏监控的状况,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动态监控,有利于加强对公务消费行为合规性、真实性的监督管理,促进公务消费的透明化,避免通过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推行公务卡,保证预算资金安全,提高预算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腐败,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新要求。
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企业治理结构健全金融机构惩防体系
人民银行应积极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体系,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为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逐步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稳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新的内部管理体制框架和运行机制。首先,应密切关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对辖区分支机构的影响,了解和掌握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动向;重点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其分支机构在运营和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变化及存在问题,及时向上级行报告改革运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及辖区各金融机构突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其次,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相关部署,对辖区农业银行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本地实际对农业银行经营管理情况、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为农业银行的改革工作做好信息储备。在农业银行改革启动后,配合上级行做好辖区农业银行不良资产调查及处置工作。第三,应掌握辖区内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情况,分析排查风险隐患;了解存款人对存款保险问题的认识和看法,组织开展与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相关问题的调研活动,对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对辖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第四,扎实开展农信社央行票据兑付考核工作。认真落实《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方案实施与考核细则》,加强对农信社改革情况的动态监测,严格执行人民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兑付条件,监测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投向,督促建立健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农村信用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从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业务经营、队伍素质、内部管理等方面优化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业的透明度,形成健全的内部管理和权力制衡机制,健全金融机构惩防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一项基础性措施。
三、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营造廉洁自律社会环境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含法律、制度、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和道德文化等内容。其中,金融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征信体系的建立。征信,即“征之以信”,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依法采集、保存、整理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为的总称。具体的作用是为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帮助人们积累信用财富,扩展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提供有效传播信息的平台,缓解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奖励守信、惩戒失信的内在机制,引导人们养成守信履约的行为习惯,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说,有无健全的征信体系是市场经济能否稳健运行和走向成熟的标志。
建设征信体系是人民银行的一项新职能。人民银行于2006年组织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到2007年年底,该数据库分别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目前,信用报告正逐渐成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开局良好。人民银行基层行应当积极推动金融征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为构建全社会信用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一是加强对征信体系建设的组织管理。进一步明确和增强人民银行管理和建设征信体系、发展征信市场的职能,把征信体系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重要工作。二是应提高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对发展征信事业、创建诚信文化、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提高社会各界对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支持度。三是积极开展征信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积极培育国内信用市场,将征信及相关金融知识带进百姓生活,教育社会成员牢固树立诚信守法意识。四是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系统查询、异议处理、统计、纠错等功能,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提高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建立多渠道的数据质量检查制度和快捷的纠错机制,充分挖掘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和监测功能,加大数据库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力度,以不断提高数据库的应用水平。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利于形成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对以“信用”为根本的银行业来说,推动征信系统建设,防止金融欺诈、恶意逃废金融债务、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大作用。通过加快征信体系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发挥个人信用记录在就业、融资、经营活动、事业发展甚至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使缺乏契约意识、不守信用、违规违纪者付出代价,让人们倍加珍惜和爱护个人信用,大力营造廉洁自律的社会环境,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重要职责。
四、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
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法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人民银行是我国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人民银行依法开展反洗钱活动,对于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惩治腐败行为、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层人民银行应深入研究辖区反洗钱工作特点,不断健全反洗钱工作组织和制度,着力完善以预防为主的反洗钱监管体系,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维护良好经济金融秩序。
不断完善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权限。基层人民银行应从规范、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入手,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定位和工作权限,充分发挥其在整合社会力量,加强部门沟通、协作等方面的作用。应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选择、有重点地完善部门间的协作关系,细化工作职责,加强深度合作。积极探索与公安等司法部门有效的合作方式;加强与检察院、法院的沟通、协调,主动寻求法律支持。力戒形式主义,努力提高工作实效。
广泛宣传贯彻反洗钱“一法四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积极行动,广泛开展《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以及《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宣传活动,提高金融机构及全社会反洗钱意识。
扎实有效做好金融领域反洗钱监管工作,构筑洗钱风险预防体系。一是应做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现场检查工作。检查的内容是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情况、金融机构办理网上金融业务、电话金融业务、银行卡业务和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等。二是加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管理。应把建立健全本辖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目标和数据分析指标作为当前非现场监管工作重点,发现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三是加大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力度,在重点区域开展以大额现金交易为主要特征的相关案例的监测、剖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以反洗钱为主要导向的大额现金管理体系,促进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有序规范开展。
各金融机构应正确认识和看待当前反洗钱工作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充分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从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高度出发,提高对反洗钱工作的艰巨性、敏感性和长期性的认识,认真履行反洗钱职责,维护金融稳定,为社会和谐进步净化环境,为经济金融发展保驾护航,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重要任务。
五、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强化银行账户管理预防和阻绝腐败分子的资金转移、藏匿等行为
银行结算账户是存款人办理存、贷款和资金收付活动的基础。规范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对创造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环境,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推动领导干部财产阳光化,打造廉洁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银行账户管理的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加强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协调,为在办理银行账户业务时验证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识别单位客户身份提供更多权威、有效的手段,推动银行账户实名制的全面落实。一是完善联网核查相关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银行机构合规、高效地进行联网核查和办理相关银行业务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建立健全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反馈核实机制,缩短反馈核实周期,规范反馈核实手续,建立更加通畅的可疑身份信息反馈核实通道。二是加强对联网核查系统推广应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每个银行机构网点都能进行联网核查。三是与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银行账户实名制的相关制度,界定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有效证件种类及其出具次序,明确单位银行账户实名制的落实依据,规范银行账户开户申请及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等,为银行账户实名制提供更为全面的制度保障。四是改进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工作。应依托联网核查系统,积极稳妥地开展存量银行账户信息清理核实工作。应认真总结系统上线以来的经验,督促各商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做好联网核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完善疑义信息反馈核实机制,并加强业务操作人员培训,为银行账户实名制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