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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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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1篇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马克思完成的.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十六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乌托邦 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 这一简称“乌托邦”著作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莫尔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鼻祖。,“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2)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来的。他们通过理性地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本质,认为未来社会是个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群体利益为目标,按劳动分配为根本的非个人获利模式,以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

2、斯大林模式的优缺点

1、积极影响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但是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 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

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并具体的表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多重的,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和基本目标,但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整个现代化建设才能有物质基础上的保证。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关键。历史和现实都业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它的经济实力。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在现阶段,虽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可以鼓励并支持多种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4. 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法宝。解放思想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必须立足总结党治国理政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成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思想上更加清醒、政治上更加坚定、作风上更加务实,才能不断推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程。

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及科学内涵,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指针。

5.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体现为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同人类孜孜以求的远大理想相一致的;但作为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分阶段的、有层次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逐步实现的持续过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相信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定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5.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加之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揭露了苏联的一些丑事和不应该让百姓知道的秘密,6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揭露 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及血腥的手段,必然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等。使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大麻烦,东欧小国,对苏联有看法,斯大林不再神圣,他们都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从总结经验教训和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6.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在国内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意一心谋发展;始终坚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实践证明,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是顺应历史潮流,努力反映和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要求和愿望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和平崛起终将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美国虽然是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以及无数次局部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对战争抱有不同寻常的“积极”看法并且形成了不同于欧 洲等其他世界主要大国的具有战争倾向的军工体制及其军火利益集团,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第三,在21世纪已经呈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正在崛起的不只是一个中国,而是一个“大国崛起群”。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一样,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新兴大国和主要地区新兴大国,基本上都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欧洲、中国、印度为代表,21 世纪世界和平发展,已然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内容和突出表现。干扰、破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对所有“大国崛起群”的挑战和遏制。

第四,关注生命与爱好和平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人民所突出强调的核心价值。经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实践检验,尤其是经过2001 年“911”恐怖事件,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从一个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 同的角度,重新认识到和平与生命安全的核心价值意义。

第五,中国和平崛起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位以和为最高价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来势力入侵和奴役,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弥足珍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渴望和平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有着"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价值取向。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记载了先辈们孜孜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成为每一个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宏伟目标。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仍任重而道远。正如"阳光总在风雨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仍有很多的挑战等待着我们的克服。来自外部的挑战一,霸权主义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兴的地区性大国,尤其是作为"一超多强=中的一强,"中国威胁论"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几乎相伴而生。作为传统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自然不能容忍一个新兴国家对其霸权的挑战而作为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欧洲国家,尽管"世界中心"己与欧洲渐行渐远,但其所谓的"荣耀"不容许一个曾经自己的殖民地的新兴国家跃于自己之上。

二,与邻国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若是处理不好与邻国的关系,则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将成为空话。其中尤其是历史遗留问题边界问题更是消耗中国的大量精力。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2篇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读书报告

一、前言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讲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从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到经济掠夺问题,加上全球霸权在金融海啸中显露的腐败,种种迹象显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希望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该书通过大量实证内容,从十个方面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当下的经济建设工作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我的读书报告主要是针对书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观点,结合当下时事热点,阐述了我对于作者观点的一些看法。

二、马克思的时代是否过去

当前,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观点之一就是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在存在着明显的阶级观念,社会的不平等性尤为凸显,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代表着这些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之一。而当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阶级意识逐渐的分化,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批判就已经失去价值了。然而,作者认为首先资本主义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会伴随着其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方位批判;其次,资本主义虽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变化也是充满预见性的并且这种变化并非全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譬如平等性问题,所以基于上述几个原因,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过时的。

文中作者曾经提到“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我觉得近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平等性问题的确是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一方面,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似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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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态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可能只是在剥削的形式上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意识在逐步地增强,希望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潜在的阶级意识能够更加淡化以及社会能够更加平等。第三,我觉得则是受近两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屡创新高的大背景下,有更多的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近来,最引起大众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以及“占领议会厅”等民众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美国民众于2011年9月17日发起了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活动,此次示威活动由非营利杂志网站Adbusters于2011年7月发起倡议,并被命名为“占领华尔街”,意在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该活动网站上称:“将占领行动维持数月”,“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 虽然专家表示,华尔街的游行示威与中东、北非的“革命”浪潮有本质区别,两者没有可比性,但也充分地表达了对于这种社会不平等性的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作出回应,称自己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疲软经济的催生品和大爆发,有的示威民众竟然在游行中公开表示支持共产主义思想,追求社会平等。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平等性与马克思主义对其的批判是完全吻合的。即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但这种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并没有消失。资本家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对于工人进行赤裸裸地剥削,并且带有着明显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思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也不都是再面临着饥饿,困苦或是强制劳动,而这种形式也变得更加的隐蔽并附有迷惑性。另外,我还记得曾经在一篇期刊上看过这样一篇报道,美国的选举期间,一位贫困的老妇带着几个孩子在门口上挂上了这样的一道横幅:无论谁当选总统,我们依旧贫穷。这个事例恰恰说明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阶级的代表依旧是主要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而为了政权的稳固,他们可能会考虑其他阶级的利益,但这并非是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所以,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性的本质并不会随着其发展形态和阶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但是这种不平等性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是一直发生着变化的。既然,这种不平等性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我觉得作者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问题

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付诸实践以后,就意味着是恐怖,独裁和暴政,意味着自由和物资的短缺,是需要通过流血才能换来的。在作者看来,资本主页也同样是通过暴力换来的,而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制度同样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实行共产主义的前苏联和前东德都基本实现了为普通民众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平等,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差。资本主义虽然也能为一部分人带来富足,但是牺牲了更多人的利益所换来的。另外,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是苛刻的,它一方面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实现,另一方面也只能在富足的国家实现。反观中国的历史,我觉得作者说的不无道理。在我国的建国初期,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的确使中国战后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地扭转,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地提升。虽然政府为普通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并不完善,但民众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却保持在了合理的水平。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之后,我国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并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比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我们会发现中国并不具备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而满足这两个条件本身的过程也是十分的艰辛和漫长的。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在发展市场经济这方面资本主义并没有错,资本主义社会为之积累的一系列成果尤其是市场法治精神也更没有错。资本主义的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哲学之“道”的错。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根源于对资本贪欲的放纵。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和资本逻辑,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增值才是资本的目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才是资本的目的。资本只能成为人的工具,就像众多其他工具一样。资本与人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的原罪。至于资本主义政府为了削弱资本对人的暴力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则成为人类理性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贡献。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虽然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依然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状态,但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展露出来的不足归因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质疑,甚至不承认我国

的市场经济地位,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中国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向开放性发展,与地区间的经贸往来也正在逐步增加。当然,在某些方面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比起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差距,但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发展而忽略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忽视人的幸福感问题。今年12月初,中国京津地区、河北中南部和山东西北部等地遭遇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给人们的正常出行和生活造成影响。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大雾不得不取消上百个航班。这是中国大型城市受到严重空气污染的最新标志,这一状况已位居世界前列,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这周一放出的数据,北京的PM2.5数值已经超过极限值500,空气质量属于“高危”级别。北京的人口密度与剧烈的经济发展,是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这次的北京大雾中国又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灾难”问题的关注与讨论。除了大气污染之外,水污染等其他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对于污染的治理,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显著。一方面,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链中处在底部位置,有“世界工厂”之称。其实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譬如英国,其工业发展初期也同样面临着高经济发展高污染问题。另一方面,这也与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和政令的执行力有关。虽然我国提出过绿色GDP的考核理念,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同时,在政令的执行力方面也同样表现出了很大的不足,政府高层制定的各种政策措施并不能得到很到位地贯彻实施。

五、关于政府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相信国家是万能的,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以专制集权的方式领导,这种方式将会彻底消除个人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不会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让位于政党,政党让位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铁腕的领袖。自由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人们不会因为批评专制政府就被关进精神病院。批评者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专制政府狂热者。然而,在作者看来,马克思没有摒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起国家并且希望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

我很认同马克思是在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国家的存在,国家是很难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做到完全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客观公正。虽然如此,但国家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尽力做到公平和公正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能否得到稳定维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任何变革的过程都不是一夜促成的,而是各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激化的结果。”

同时,正如马克思所提倡的,国家可以成为有益的强大力量,通过立法行政等多重手段在保证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这让我联想起了目前备受大众关注的楼市调控政策。近几年,我国内地房价攀升,北上广内环区域房价更是高的离谱,因此住房问题也成为广大的工薪阶层所担忧的问题。为此,国家连续打出组合拳以保持房地产价格基本稳定、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把一些地区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使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对于那些低收入群体,国家开始大力建设保证性住房和推进廉租房政策,以解决这部分群体的住房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存在,没有各种宏观政策手段调节,楼市价格近期也不会出现下挫的情形。但反过来看,国家机器在楼市问题上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如今的高房价和政府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来源于土地转让金,活跃的土地转让市场从供给层面上拉动了房市的增长。另外,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了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与其相关的工业制造业对其的依赖程度很高。一旦国家真的从信贷等多方面大力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增长,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可见,政府的确很难在处理社会各方矛盾上做到完全地平衡各方利益,但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确实缓解了各种矛盾的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

六、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认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而且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作者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认同人是物质世界的机械功能,即只是在被动状态下反映社会现实。对于作者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人类史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真实属性,而大多数人的集体实践活动,能够改变支配我们生活的思想观念,因为这些思想已经深植与我们的实际行动之中。对于这个观点,我联想到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因好心扶起老人被起诉赔偿的案例。以南京彭宇案为例,是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彭

宇因好心扶起摔倒老人被老人家属追偿,虽然最终以和解告终,但仍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由于类似事件频发,竟出现了老人当街摔倒,路人围观但无人搀扶的情况,甚至有的老人发病倒地,因为无人及时援助而导致死亡,此前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全国,挑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可见,社会大众并非在被动地在反映社会现实,社会负面的信息和思想通过传媒的力量被无限放大,从而被植入到人们的社会行为当中。人们受这些负面案例的影响,就会偏离社会原有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开始认为乐于助人可能让自己缠上官司,而并不能得到帮助别人以后内心上的满足。而这种消极意识反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事件发生。

七、总结

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中,我发现作者很少提到中国。从某些层面来讲,中国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奉行者,但并不合适作为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仍然在继续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并未完全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认可。从书中作者的观点来看,我们一直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立足于马克思哲学核心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唯有如此,才是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们说过的具体观点乃至个别理论主张,则是容许也需要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做出发展、调整、补充、完善乃至放弃。唯有如此,才是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3篇

在本书中,特里.伊格尔顿针对当前西方世界的十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作者在前言中说到,自己并不像那些狂热强硬的左翼分子那般,全盘吸收而不加自己理解。他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仍持保留意见。他并未因马克思伟大的思想而人云亦云,相反,他对自己的言论与思想负责。这点让我十分感动。

下面我摘录几点来说说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中毫无用处。但作者认为,过时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阻止了其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绊脚石。随着经济全球化,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让一些鼠目寸光的西方人误以为重工业已经从世界消失。可是,世界的不平等反而愈加严重。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失势,是因为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变本加厉。所以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追求变革的决心,只有做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能明白这“不可为”是否真的不可为。

我想,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批判、怀疑和阻挠。但我们都不该轻易地放弃。既然是使命,是自己的信仰,就该坚定不移的执行。就像《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瞿恩那样,为了坚守自己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英勇就义。他的生命画下了句点,精神却长留人间,影响着后代无穷。

在第二章中,当代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又提出,马克思主义一旦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但在作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也出现过,这是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所必然引起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也没有想过社会主义会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并非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会扭曲变形,最终变成斯大林主义。马克思本人反对死板的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独断专行的国家权力。

我的感想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要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像斯大林主义或是文革期间,社会发展必将倒退,人民的生活必将受到冲击,距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会越来越远。

在第六章中,反对者们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且极端蔑视宗教。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人性中那些最可贵的东西,因此也不难理解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所犯下的暴行了。而作者说到,有无数的事物既不属于物质生产,也无法归结为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并非涵盖一切的终极理论。诚然,马克思经常谴责道德规范。然而,他所谴责的是那种忽略物质因素,赞成道德因素的历史研究。他谴责的不是道德,而是道德主义。

这一章的内容对我来说显得尤为晦涩难懂,书中的很多哲学概念对我来说相当陌生。但是,书中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内涵的一些阐述仍能给我一些启发。书中对主观能动性的一些阐述,现实与精神、意识的关系,让我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都是离不开人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践与创造。

书读完了。也许我的一些观点尚显得幼稚或是有失偏颇,但这是我向马克思主义,向着哲学的殿堂迈进的珍贵的一小步。我将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哲学理论,拓展我的视野,提升我的精神境界。

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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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4篇

唯美主义运动是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一场组织松散的运动。通常,人们认为唯美主义和彼时发生在法国的象征主义或颓废主义运动同属一脉,是这场国际性文艺运动在英国的分支。这场运动是反维多利亚风格风潮的一部分,具有后浪漫主义的特征。它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大致从1868年延续至1901年,通常学术界认为唯美主义运动的结束以奥斯卡王尔德被捕为标志。

唯美主义运动中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因此,唯美主义者们拒绝接受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的功利主义观点。相反,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是追求单纯的美感。他们如痴如醉的追求艺术的“美”,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并且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包括:追求建议性而非陈述性、追求感观享受、对象征手法的大量应用、追求事物之间的关联感应即探求语汇、色彩和音乐之间内在的联系。

唯美主义是19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这种思潮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然于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颠倒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唯美主义的兴起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功利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的反抗,它受18世纪康德的美学的影响。所谓“唯美主义”,就是以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美”,是指脱离现实的技巧美。因此,有时也将唯美主义称为“耽美主义”或“美的至上主义”。

唯美主义是什么意思?

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欢乐。"法国作家戈蒂耶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耶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具有两大要素:一是比德(1839-1894)的快乐主义的批评;二是莫理思(1834-1896)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比德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将自己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得到的快感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理思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地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德和莫理思的上述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拉斐尔前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以及史文朋(1837-1909)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

唯美主义的真正代表是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他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鼓吹者。

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说,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游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感产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地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认为凡是"回到 rumen8.com-入门吧,投资者入门的好帮手

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超脱现实越妙?quot;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

就艺术对生活的作用而言,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陷入了本末倒置的认识论。

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他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不言而喻,王尔德散布的这些文艺思想是极其荒谬的。他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搞乱了人们的认识路线,企图诱导作家钻进资产阶级艺术"象牙之塔",以挽救资产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

小说《杜莲格莱的画像》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

唯美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坛颇有影响。本世纪三十年代,它曾流入我国,"新月派"文人徐志摩的诗,就明显地存在美唯美主义色彩,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所严厉痛斥。

唯美主义的绘画发展了一种抽象的形式美,提倡培养精细的艺术敏感性。这对20世纪的工艺美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唯美主义在艺术上开拓了各种美的领域,例如从怪诞、颓废、丑恶、乖戾等现象中提取美,从而扩大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和能力。然而唯美主义片面强调美的无利害感和美的超功利,导致否定艺术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主义观的提出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在1919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该文章以理论比较为开端, 指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劳动、劳动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时间为线索,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分为三大部分, 即研究过去的历史论、研究现在的经济论以及研究未来的政策论。此文虽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但极大推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08年12月18日,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习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来把握, 树立了符合“大历史”“大逻辑”“大趋势”的马克思主义观,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在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生成,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书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什么是马克思丰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要探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观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得到广泛传播, 他离不开自然科学, 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工具,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 凸显其真理性, 得以锻炼、发展和扩大自己。

结合中国实际和对国际共运的思考, 文革后小平同志在党内郑重提出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精髓, 这一论断不仅从本质论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 同时也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最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时代的关系, 不仅突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更重视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 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中凸显的马克思主义观。

三、树立正确马克思主义观需要纠正的错误观念

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面对的问题, 便是要纠正最容易出现的各种错误观念。

第一,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在表述上,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没有继续使用“主义”一词, 其初衷是强调我们的指导思想从根源上只有一个, 即马克思主义, 绝无其他的什么主义与之并存, 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分店”。

第二, 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这一问题始终备受关注、颇具争议, 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 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和现象时隐时现, 从未停歇。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立刻付之于实际谋生的工具, 它是解决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信仰。毛泽东曾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 没有什么神秘, 因为它合用, 别的工具不合用。”, 这里的“工具”区别于工具理性, 它指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工具, 不仅具有实用价值, 运用它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 同时它还是一种价值选择, 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反观与价值理性相对应的工具理性, 只强调目的的重要性而放弃对价值的选择和立场的坚定。在工具理性角度下评价诞生在两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 一旦其无法解释某些具体的微观问题时, 自然会得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

第三, 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作家的个别言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 混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作家的个别言论, 是认识中出错误、实践中走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 今天错把经典作家个别言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事仍屡屡出现。可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对于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

恩格斯曾讲到“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 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 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 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今天, 直接拿近两个世纪前经典作家所说的话, 用来指导实践, 或去经典著作中为现实问题寻找现成答案, 都是没有理解恩格斯上面所指出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深刻内涵的表现。唯有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突破经典作家个别言论的局限, 不能简单套用个别言论, 这是树立正确马克思主义重要前提。

摘要:马克思主义观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需要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作家的个别言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创新

参考文献

[1] 曹富雄著.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6月第一版.

[2] 程美东.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今天的中国还有生命力[J], 理论探讨, 2013 (5) .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范文第6篇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 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毛泽东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

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第

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第

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 [!--empirenews.page--]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 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 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毛泽东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在评价涅?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1][2][3][4][5]下一页 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 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 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 [!--empirenews.page--]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mpirenews.page--]

三、佛教居士与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中国佛学史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居士。居士们既是佛教的信仰者,又处身时代思潮的急流中,因缘聚会,多关注于时代思潮与佛教思想的比较融通。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想形态,不能影响到居士们的生活和信仰。尤其是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佛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以下分别予以叙述。 首先,科学融通佛法的著名居士王小徐,非常关心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方面,王小徐认为,佛教的基本问题即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佛教的世界观可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半偈总结,这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及普烈汉诺夫所说“辩证法是在发生、发展、消灭上观察现象的方法”相符。另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是辩证法的祖宗,但他们的辩证法仍不彻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彻底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着眼于知识对象的变迁,而且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变迁。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应用来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人,揭示了一切从前的社会科学认为不变的政治原理、经济原理、法理等也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变化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不能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它的必然没落的理解”,这“对于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空论的代言人”是“一种苦恼、一种恐怖”。马克思不能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无产阶级和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还不惜以全世界的长期战祸为代价,来博取他的理想的辩证法的唯一例外――共产主义。 在王小徐看来,只有佛教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依据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然而,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企图从研究对象中求出种种定律,这些定律都是抽象的,不能不违反辩证法。不但一般的哲学、科学如此,辩证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这就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不能上一页[1][2][3][4][5]下一页 避免其辩证法不彻底的缘故。彻底的辩证法决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决不能用意识思维,这就是佛教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决不是一个空名,是可以通过无数法门的实践而获得的。只有无分别智才能把握具体的实相。 [!--empirenews.page--]汤瑛《与某居士论其所撰六祖唯物辩证法》中说:“佛法赅世出世间法,唯物辩证法亦世间善法之一,其法有助于现象论’之思维,却未能尽本体论’之极致,不然八地以上境界,试辨取看?五取蕴空,既无能证之心,亦无所证之法,与么时,且道矛盾统一定律,量质转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正反合等,向甚处安排?”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法则,或发展法则的科学,辩证法的思维,乃在运动之流上――发生、存在、发展、消灭,――去把握事物,而非事物之静止状态中;乃在一切存在物,错综广泛的连系中观察现象,而非把现象作各各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固定的去观察。”汤瑛对此说:“观这一段,则恩氏对事物之见地,与佛氏生住异灭的见地并无不同。发生不是生’么?存在不是住’么?发展不是异’么?消灭不是灭’么?恩氏所谓从连系中观察现象’,非把现象当作各各孤立的’,非彼此不相关的’,非固定的’,与佛氏诸法因缘生’法不孤起’诸法相即’诸行无常’的见地,亦无不同。”“所异者,恩氏只盘旋于见分相分之间去把握事物’,佛氏则更否定见相二分,去进求自证分,证自证分,直契本体,然后由体起用,立德立言,广度群有,或乘愿再来,现哲学家身,现科学家身,显共产党身而为说法,佛氏以本分潜德济人,功成固不必显我也。然则佛氏恩氏,由于造诣有别,其成就自有本末、大小、隐显、真幻之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19) 第二,尤智表、苏渊雷等人以唯物辩证法和佛教辩证法互相发明。尤智表在《佛法中之辩证法》中说,哲学家中只懂得玄学和机械唯物论,而不懂得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便不能了解佛法。惟有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因为佛法中的般若,相当于科学中的相对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乃是解释宇宙人生活泼泼的动态的最好方法。懂得辩证法,才懂得一切主义学说,都不过是某一时代在某种环境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定法。尤智表说:“依照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物质并没有绝对的真常不变的实体。再依照现代哲学中最进步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一切思想学说,都不过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里有固定不变的学说?所以我说佛的教理并不和现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冲突。现代进步的科学和哲学正在替佛法做透彻的注解。真能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读起《金刚经》来,一定能深切的体味这无上甚深微妙法。”(20)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工具,都是佛法中所谓对治悉檀,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对象而订立的玄学理论。 苏渊雷在《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21)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佛学做了系统的比较。他认为,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马恩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救世度人的弘愿,观变历物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精神上,二者可说有最大的一致。平等、自由、解放、幸福,一切都以大众利益为归趋,而以自我批评为手段,法法相望,事理无碍,所以二者相助相成,相容相摄,都是时代所必需的。他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方法,说明佛法与马恩哲学的相通性与一致点: [!--empirenews.page--]就世界观而言,马恩哲学的世界观,有根本二义:一是辩证法,一是唯物论,合成辩证的唯物论。在方法论上,马恩哲学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去除了其神秘的外衣,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则采取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更尽一层。概言之,辩证法是在事物的“关联”、“过程”、“变化”及“矛盾发展”中发现其规律,所以能破除“孤立”、“片段”、“固定”及“单调循环”的弊病。这与佛法所阐明的“依他”、“缘起”、“四相”、“八不”旨义并无区别。事不孤立,法无单起,无明之与矛盾,生灭之与变化,无尽缘起之与矛盾发展,也是同样的意思。唯物论主张“客观世界可认识”,“主观反映有抉择”,“见之实践为真理”,这些与大乘佛法的不否认客观存在,而仅以主观执着为虚妄的见解,可谓是殊途同归。苏渊雷说:观念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其根源,思想是物质运动之最高的形态,故龟毛兔角,初非实有,镜花水月,终成虚幻。佛法主张一切法因缘生,唯识所现,故转依发展,非主客一致、能所相应不为功。俗有非有,真空不空,此正与现象与本质、感觉与理性辨证的发展,马恩哲学所谓从现象中求本质,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与佛法所标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从如幻证真相,深为契合。(22)就社会观而言,马克思主义以打破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为职志,所以主张“服务大众”、“劳动创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佛的“阶级平等观”,“众生一子想”,以及“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的严格的僧伽制度,在精神上没有不同。世俗之人每每非难佛家不事生产,这其实不过是末流之弊,真正的佛法,并不妨碍生产活动。如百丈禅师的不劳不食,慧能六祖的舂米,黄打铁的过炉边生活,均不妨碍其为第一流的思想家。苏渊雷提出,如何使僧徒参加生产,建立清规,不致贻人口实,实在是当务之急。 就人生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建设,以获取精神批判的武器,所谓“无革命的理论,即无革命的行动”;又主张从工作中检讨,向大众学习,严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奋斗,以冀建筑地上的乐园。这与佛家的悲智为学、摧邪显正、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亲近大众、不离众生、舍身说教、入狱度人的作风,堪相比美。在苏渊雷看来,共产主义者人格的高尚,愿力的宏大,显示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真是大乘的根器。 第三,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佛法相结合,建立新佛学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曾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新佛法”。所谓新佛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是发扬农禅精神配合社会生产的佛法,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温光熹认为,佛法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法必然从旧佛法过渡到新佛法。而新佛法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其与马克思主义 [!--empirenews.page--] 的关系。温光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一)新佛法与唯物哲学。温光熹认为,佛法不但不是西洋式的唯心论,而且具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佛法“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并不是西洋唯心论所谈的心、意志、观念等等,而是总括了心与物的一个代名词。西洋的唯心论只是当得唯识论的第六意识(至多到第七识的见分),而唯物论是前五识,佛法上的心是第八阿赖耶识,包藏一切有情世间器世间,乃前七识之根源;转识成智之后便是圆满妙心。而且佛法也承认“心本无生因境有”,实际上是既不偏于物,也不偏于心。

(二)新佛法与阶级斗争。新佛法也讲阶级,而且是站在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向少数的暴力斗争。但是佛法站在阶级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方便契机的说法。佛法的理想终归是消灭阶级而走向人类社会的统一。

(三)新佛法与社会。新佛法是实践的佛法,它不但合于现代新文化的思想体系,而且要深入群众、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向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底生活改善和改革去做”。佛法是依存于大众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会的。“佛法要摆在山门外、社会内,要以广大的、贫苦的人民大众为对象;而不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消遣品,甚至阻碍历史进化的辩证唯物的旧范畴的宗教东西。”(《做什么》) 一代名将陈铭枢,也是一位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五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佛学底基本要义和研究它的方法与实践它的规律》、《我的禅观》、《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论佛家实践底两种绝对意义》等文章。 陈铭枢自称“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陈铭枢《法喜集》,《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佛学之非唯心论,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实践佛学。其要义有三:

(一)佛学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说明人生从“感性”而“理性”而进而达到“觉性”的实践的理论。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有心与无心底统

一、有我与无我底统

一、心与我底统

一、相对与绝对底统

一、烦恼与菩提底统

一、由无本体和对立统一说到同一。

(二)佛法实践的最伟大最彻底的表现就是“菩萨行”。菩萨行完全忘我(无我)为人,视群众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以站在菩萨行立场来作一个马列主义战士,是很自然的。凡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同时绝无条件的是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这完全是从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而适应世间的真理底立场来说的话。

(三)佛法在世间,坏世间相、离开现实便非佛法。佛法只是说教,为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没有详细地为改造现实世界而创立社会经济政治法制等发展的理论而解决人生活问题。但前者既不能离开后者,(离开便非佛法)并且佛法更要积极的极端的适应(随顺)后者。对后者的理论和规律的说明在近代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唯有马列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全人类康乐平等的真正生活。”陈枢铭同时指出,马列主义具有改造世界为真善美的权威,却不应据为独有之教,因为真理只是一,是普遍性,是发到无终的永恒性,是汇合一切的真理性。 [!--empirenews.page--]

四、佛教僧侣与马克思主义 缁众佛学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整个20世纪而言,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年代到1949年。此一阶段,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尚未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既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比而言,后一方面更多一些。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太虚大师。20年代,与国际上的佛教社会主义运动(23)相呼应,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佛学界也受到影响。思想敏锐的太虚是佛门中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出反应的人。作于1920年的《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虚在文中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宗与社会思潮。其中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指的是“马克司之国家的社会集产主义,而又特重劳工神圣主义”,百丈禅师所开创的丛林清规体现了这种精神。 太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包括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评。关于唯物辩证法,太虚认为与佛法有相通之处。唯物论以物质为客观的实在,以意识为物质头脑的产物,认为离开物质而独立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此虽与唯识论的理论相反,而与佛法中明因缘生灭或缘生性空之理论不一定冲突,以并非执最后之极微或原子等为唯物,而但以现变实事为唯物故。”(24)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的意义与佛法中的众缘所生无实自性的意思是相似的;质量互变规律也与佛法对因、缘的说明相合,太虚曰:“所谓由质到量,因立则缘从也;所谓由量到质者,缘强则因变也。”(25)太虚以为,“这种辩证法的世界观,要算西洋哲学中最能说明现变实事的了”(26),但“辩证法在演变的世界中发挥其矛盾对立的冲突性,主张争斗”(27),故只是病理性的。 比较起来,太虚对唯物史观批评更多。他认为唯物史观仅根据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历史,是“不知事物之完全之底细”,因为依佛法来讲,一切事物都是众缘所成,社会的变化不可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马克思虽然将辩证法引入社会理论,却从物质经济上将社会分成对立阶级,通过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最终达到无私产社会,其起点和终点都不是辩证法的。只有依佛法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观点,来分析人生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人生中的诸种矛盾和问题。 除太虚以外,也有佛门中人通过发掘佛法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融摄马克思主义。岭东佛学院的寄尘著文指出,佛陀创教,就是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并建立和合的僧团。佛陀教导慈悲对治残忍,正见对治邪说,无畏纠正妥洽,利和调和经济,并要僧伽以和合为义,等等,这就是佛陀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独创,在佛法中早已有之。 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此一阶段,佛门中人也积极投入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中去。各地纷纷举办僧尼学习班。《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上载有《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僧尼学习班的学习总结》和《长沙市佛教徒学习会学习计划》。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的目的有三:

一、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

二、实行佛教“济世无我”的积极精神,建立劳动观点,服务人民。

三、肃清封建迷信的思想,争取佛教的光明,辅助社会进化,完成人间乐土。这显然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巨赞法师在《更好地发扬优良文化传统》一文中说: [!--empirenews.page--]我希望佛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徒徒努力学习科学和马列主义,以便把保存在宗教里面的宝贵资料发掘出来,并把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贡献于全人类,使它也成为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力量。同时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尊重这样的努力,并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支持与协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宗教问题。(28)他还号召四众弟子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视之为对过去思想斗战的宝论,视之为降魔的慧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分析佛教的唯心论,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巨赞的观点既有迫于当时政治压力、维护佛教生存的一面,也有主动适应社会生活新变化的一面。随着左倾思潮的发展,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适应的历史进程最终终止了。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后。此一阶段,佛教和佛学研究逐步恢复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在佛学研究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薄弱。佛教界对马克思主义少有回应者。笔者所见,只有兰州的多识**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回应。多识认为,“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他坚决反对“宗教是一种颠倒了世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哲学唯心主义也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这同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致的”,“哲学唯心主义以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一般的宗教信仰则是以盲目信仰超自然力量的非理性感情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的”等等说法。多识**指出,佛教哲学共分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等四大派别。分别、经论二派属于小乘哲学,唯识、中观属于大乘哲学。根据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划分标准,在佛教哲学中除唯识论的世界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外,其余各派的认识论、世界观都属于唯物主义,而中观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除了唯识派以外的其他各派,无一例外地承认“识生于境,无境便无识”(《菩提心经》)。意思是说,主观意识是客观事物引起的,若无客观事物,便无主观认识。小乘分别派和经论派都认为,主观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如“镜子”,反映上一页[1][2][3][4][5]下一页 客观事物,佛的圆镜智由此而来。在反映的方式上,分别派和经论派各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心识对客观对象直接接触,后者认为直接认识的对象是五官识中形成的形象。佛家哲学都认为,认识的形成,必具三因,一是外因(认识对象);二是先前识(意识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意识续流,不能中断,一中断,现时意识就无法产生,故认识必须有先前识);三是主官识(如形色的主官识是眼识,声音的主官识是听识等等)。“无境识不生”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主观意识的来源是客观事物;其次,意识的存在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上,无反映就无法确认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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