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盘古文库

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

来源：莲生三十二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精选6篇）

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第1篇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中国方面看, 几十年的改革为中国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 而就俄罗斯方面看, 休克式疗法的变革未能带来如期的经济发展。两国的学界都对之前的所走道路进行了反思, 都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得失的因素。在自我反思的同时, 俄罗斯学界还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的影响。在众多研究议题中, 儒学和当代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研究焦点, 既关注现实问题, 又注重理论解读。

1.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众多的文献资料来看,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 其原因在于, 近年来中国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 日益重视传统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八大报告提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说明, 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其核心就是儒家文化。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在国内掀起了国学热, 传统文化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中心, 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另外, 国家努力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海外, 设立众多孔子学院。

俄罗斯学家敏锐地觉察和发现了中国官方对待儒家文化的变化, 密切关注中国如何定位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各大报纸和期刊发表与此相关的文章:《从马克思到孔子》 (俄罗斯报, 2007年10月25日) 、《替代还是并存:孔子和毛泽东》 (地球之声报, 2008年1月25日) 、《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自由思想, 2008年第2期) 、《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学?》 (今日亚非, 2008年第9期) 、等。

从文献看, 俄罗斯学界一直在追踪中国政府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越来越看重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莫斯科学界的部分学者, 还将儒学称之为儒教。

俄罗斯学界有这样的看法, 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发动机, 中国转向建设孔子社会乌托邦, 即孔子眼中的理想国家。他们还认为, 胡锦涛提高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体系中的分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联大60周年会议上表达了建设和谐世界的观点, 这导致媒体预测, 中国将转向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相对温和的儒家哲学。

俄罗斯学界对此还有清醒的认识, 其主流的观点认为, 马克思主义学说仍然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 中国近年来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并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体系。俄罗斯政府官方报纸《莫斯科报》报道说, 从中共十七大可以看到, 马列主义仍是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 但是, 和谐、科学化、法治这些官方词汇预示着向孔子的靠近。在诸如“和谐社会”等提法中包含传统文化和先贤哲人的观点, 但是这仅仅是使用, 而不是替代。

2. 儒学和中国经济建设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内敛, 缺乏张力, 提倡修身养性, 重义而轻利, 重文轻商, 但是俄罗斯学者从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中挖掘出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 并提出, 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 俄罗斯学界主要从两方面探讨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资本精神;儒家文化中蕴含的经济管理理念。

2.1 儒学的资本精神

以德国政治经济学韦伯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 西方多个国家的经济进步的原因在于新教伦理学中包含资本主义精神, 如创造精神、经济性、个人主义、执行力、勤奋等, 而19世纪到20世纪初,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儒家文化中缺乏理性, 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精神的缺失, 就是缺乏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认为, 儒家文化天生具有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 会阻碍经济的进步。当然, 中国学者对此并不认同, 俄罗斯学界也持反对的意见。

在《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一书中, 阿拉别尔特援引了柏杨的观点, 儒家文化的形成较西方文化更早, 其中包含着资本精神。“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等表述中包含劳动分工的认识, 其中“小人”不是品行差的人, 君子不单单是高尚的人, 而应是社会上层和下层民众的区别, 社会下层的人首先追求个人利益, 然后才能为社会大众谋得福利, 这就是儒家文化关注商业活动体现。

《21世纪的资本主义:新教的负面和儒学的正面》 (Кустарев, 2011) 阐述了儒家文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补充作用。

韦伯认为, 西方产生资本主义不是偶然, 正是在宗教参与下产生的。新教的伦理学说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经济积极性和促进交易, 而此种性质是儒学不具备的。

从现实的角度, 俄罗斯学者指出, 经济发展不一定会走西方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不仅不会重复, 而且没有重复的必要性。因为东方经济发展是在反殖民地运动之后, 没有西方资本的直接参与。可见, 宗教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决定因素。

西方资本经济发展造成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西方宗教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才有“上帝死了”这样的论断, 这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使之陷入发展困境, 无法摆脱。俄罗斯学者认为, 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解决的精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值得西方资本主义借鉴和使用。儒教无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能拯救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

总的看来, 俄罗斯学者认为, 儒家文化包含深刻的资本精神, 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 且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2 儒家管理文化

俄罗斯学界注意到儒家文化对于经营管理的指导作用。儒家文化不提倡发家致富, 但也认为, 应先让民众富裕起来, 然后才能教化他们。将儒家理论和管理经营结合不应妨碍人们致富的愿望, 但是这种愿望应受到善良、互助、公平的制约。如《现代化和儒家学说》 (ДелюсинЛ.2001) 一文中, 讨论了儒家文化的经营管理理念。

俄罗斯学者, 市认为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于伦理学准则。所有的经济行为均要遵守道德规范, 否则不符合社会利益, 甚至, 经营者依照法律活动, 同时也要遵循儒家学说提倡的道德准则。生产经营者可以逐利, 但不能单单追求财富, 同时也应按照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行事。

一般认为, 儒家学说具有保守性, 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但俄罗斯学者提出, 既然儒教思想体系能为封建制度服务, 并能构成一些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 那么它定能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原因在于, 儒家学说不可能永恒不变, 它在不断根据时代的要求而更新, 甚至吸收其他学说的精髓, 而在现代条件下, 它自身也会“现代化”。

儒家学说的改造不会有任何困难, 因为它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学说, 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一直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按照其他样式构建, 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

3. 当代中国政策中的儒学因素

儒学是社会伦理学说, 它贯穿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俄罗斯学者观察到, 中国的诸多纲领政策均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其理论上的渊源和解读。

3.1 小康社会和儒家文化的理想国

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是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 确定中国现代化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 时间是1979年12月6日, 之后我们又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纲领。国内国外的学术界对先后对“小康社会”做出的多方面理论解读, 俄罗斯学界特别关注这一概念中包含的儒家文化因素。

佩列洛莫夫在《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对小康做了专门的论述。书中提出, “小康”之说源自《礼记》, 意指一个有秩序的、能有效避免混乱和贫穷的, 并能遵循伦理礼节规范的社会, 且《礼记》中的“小康”是当前社会所要达到的状态, 而理想的“大同”社会是最终目标。

小康社会是古代思想家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也表达了普通大众对富裕幸福生活的追求。我们所提出建设小康的目标, 不仅符合时下发展的需要, 而且暗合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精神。俄罗斯学者不仅对此有所论述, 还看到小康社会的提法是阶段性的目标, 小康仅仅是个过渡阶段, 达到最终的全面富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3.2 和谐社会的儒学解读

2004年9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后来, “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其核心内容被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可以解读为人与人、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 还包括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协调关系。

佩列洛莫夫在《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着重解读了“和谐”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 “和谐”就是儒家所说的“和”的概念, 而在当前社会政治背景下应理解为“不同思想的统一体”。一方面, 这种说法表达了值得尊敬的精英群体主动参与国家管理的思想, 使其能勇于发表个人意见;另一方面, 表明当权者在采取重大决策时考虑考各种意见的协调。

佩列洛莫夫的观点对“和谐”的分析不同于我们对和谐的理解。儒家传统的“和”的思想, 以人的和谐为起点, 最终达到宇宙和谐。我们对“和谐”理解是静态的, 强调结果, 而俄罗斯学者对“和”的理解是动态的, 强调不同人、不同社会的阶层都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并能主动发表不同的意见, 不同意见之间主动对话, 承认对方的权利, 而作为施政者应主动听取不同的声音, 协调不同, 彼此借鉴, 最终达到求同存异。

3.3 民本思想在国家政策中的体现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孟子说:“民为贵, 君为轻, 社稷次之。”民本思想在历朝历代的施政行为的体现, 而且我国当前的国家方针政策也践行了这一施政理念, 如“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的第二章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儒家文化根源。书中说, 党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关心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使用的“以人为本”的概念紧密联系, 也为现代的政治家们所使用。按照书中观点, “以人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尚书》, 后被孟子进一步发展, 在“三个代表”思想中的到具体体现, 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应。要做到以人为本, 就要遵照儒家文化传统, 执政者要做到儒家文化所说的爱民、亲民。

从以上来看, 俄罗斯学界对中国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其原因在于中国改革的成功, 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他们认为, 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就是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领导层选择了当前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俄罗斯学术界对儒学和当代中国的研究是广泛而全面的,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 就是理论挖掘深度不够, 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的理论解读, 论述缺乏系统性, 在这方面更多吸收和借鉴我国学者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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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荟荃.科学发展观下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当代审视[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1 (11) .

中国模式的俄罗斯视角第2篇

郭小丽

2012-7-24 15:02:55 来源：《俄罗斯学刊》(哈尔滨)2011年5期

作者简介：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人类历史发展中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不仅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俄罗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干部选拔机制；还有学者认为，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概念描述中国事物已经过时，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独特性。

关键词：中国模式俄罗斯视角

正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被炒作到极致之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有一种声音开始说：国际金融危机说明，全球化不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开始日益增强，世界迎来了“后美国时代的曙光”①。法国撰稿人戈列什甚至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将就木，多极时代必将到来。但他并不认为目前北京可以替代华盛顿，因为考虑创新能力、生活水平、社会稳定性以及抵制西方干预能力等综合因素，中国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合力非常强大，显现出抗衡单级世界的力量②。俄罗斯学者茨维特科娃的研究表明，在西方，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俄罗斯学者更多认为，中国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俄罗斯政论家安德烈•杰维亚托夫指出，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当年苏联类似，只不过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较量方式不同，以前是意识形态的抗争，现在则是发展模式的比拼③。究竟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渊源与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但为中国学者所关心(中国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有这种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正在生成)，也受到俄罗斯学界关注，特别是2008年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小政府大市场的美国模式本身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大政府大市场的中国模式是不是更佳的方案？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不是万能的？④

一、中国模式源于中国文化

很多人认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俄罗斯学者科布泽夫在《文明的互动，西方预测与中国现实》一文中首先从文明的概念入手，从语言和人类发生学角度出发，以大量的理论和事实为依据，论证中国是东方世界唯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并以中国古代经典为文本，对阴阳、三分、五行等哲学范畴进行了解读，指出它们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他认为：“东西方对立的模式在不同时代所指不同。东方有可能是印度、拜占庭、伊斯兰文明甚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但西方与所有上述文化都有某种渊源和文化类型上的类似之处。在地球上所有发达和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中国与西方在下列最根本的参数上完全不同，种族、人类起源、语言类型、文字、世界观和日常生活理念。”⑤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级，而非单级或者多级。”⑥

俄罗斯汉学家沃罗帕耶夫在《中国文法是现代化手段》一文中指出，“汉语言文字—儒家伦理体系—官员组成的‘学者帝国’”构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其核心就是汉语言文字，作者通过分析“家”、“仁”、“礼”、“关系”、“体”、“用”、“权力”、“政治”等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得出这样的结论：汉语这种形象的语言以及文化培养了一种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维。所以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不抽象，不矛盾，不分裂，整合且统一。汉字的整体性将整个文明置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庇护之中，实现相应的儒教伦理功能，这才是中国现代化具有特色的根由⑦。

这种绝对的两分法可能会由于放大差异、忽略类同而有失客观公允，然而这种观点在俄罗斯的确非常具有典型性。俄罗斯工业与企业家协会主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布尼奇认为，世界上唯一能与西方并行的是中国模式，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取代了原苏联的位置，是唯一一种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管理模式乃至对外影响模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各国走的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发展道路。而中国在政治、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外汇管理、规划、生产管理、技术发展等方面都独辟蹊径，世界上只有中西两种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分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只适用于中国，因为其根基是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所以不能采用。他还指出：“如果中国开始偏离自己的模式，我认为，它会输掉全局。”在他看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今天把明天的钱都花掉，今天高兴了，可明天却将不知所终⑧。也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人类文化模式的产物，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的确不适合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国文化的积蓄功能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在解决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影响着自身政治体系，所以很多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会有自己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⑨。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叶•龚特玛海尔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现代化：赶超式和探寻式，俄罗斯的现代化应从赶超式转变为探寻式。俄罗斯进行现代化不仅仅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克服自己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在文明框架内，形成全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机制，可以暂时称之为欧式的，但一定要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相契合⑩。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发展模式存在的很多问题(详见《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尽管如此，俄资深汉学家雅科夫•别尔盖尔指出：“不能说，中国模式没有缺陷，但它在克服贫困、扶植病弱方面比美国模式更加有效。”(11)

“中国文化独特”学说蕴涵着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思考，这些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声音：中国模式的万能性在于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而俄罗斯的历史、社会、科学、文化也有独特之处，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一样，不简单复制西方道路，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和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念，斟酌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否定。

二、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干部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中俄两国都经历过相当长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有类似之处。即便是在20世纪，中俄两国也都有过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政治形式。20世纪的后20年，两国都进行了改革，但结果迥然不同。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此问题都有诸多评述，很多结论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独特的必然说和偶然说引人注意。比如，“正义俄罗斯党”成员、政治家阿列克谢•米特洛法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两件事毁掉了苏联。第一是民族问题，苏联时期，穆斯林人口的是俄罗斯人的5倍，二三十年之后，当哈萨克人或乌兹别克人当上总书记后，苏联就会成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所以苏联必须解体，俄罗斯必须独立，别无他法。中国的汉族占绝对优势，不存在这类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苏联70%的经济与军工业相关，不断制造火箭。中国40枚就够了，苏联有1.2万枚，还在不停生产，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畸形经济结构，解体势在必行(12)。还有人认为，苏联改革失败也存在偶然性，比如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助手切尔年耶夫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已经打算走中国式发展道路，可1989年戈尔巴乔夫夫妇恰恰在北京看到了那场**，于是改变了主意(13)。

2000年前后，俄罗斯学界更多关注中俄、而非中苏改革的比较研究，季塔连科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成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以改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为目的；先实行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同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正确选择改革主要环节，从农业着手；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不教条，奉行实用主义；不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14)。季塔连科的报告颇具代表性，其他学者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中几个方面。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并没有盲目实施西方式民主，而是慎重地对待改革，用尝试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农村到城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智囊”团相当出色，他们放眼世界，认真研究他人的先进经验，可没有一个改革是完全按照他人的惯例来实施的，几乎所有改革都考虑到地方因素。于是学界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些“智囊”以及中国干部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近两年来，中国选拔人才的政治机制引起俄罗斯学界的思考。有人认为，新中国之后的政治格局基本是元老制，后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进，第一阶段是1954年、1958-1959年、1960-1965年。此时的机构改革并未涉及全国；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改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阶段是1982年的国务院改革，以及各部委机构的裁员(15)。接下来从邓小平开始，实行届满退休的机制。整个干部队伍按照年龄段形成梯队，通过好的选拔机制把人才选拔出来(16)。还有学者认为，这种人才培养的机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莫斯科大学教授瓦西里耶夫指出，目前中国对外宣称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实际上走的是自由民主化道路。中国的社会政治相对稳定，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学而优则仕，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阶层”身居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的要职，这些学者型官员遍布各行政部门，使得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理性行事，尽可能使上边的指令适合地方发展(17)。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理性”，得益于理性和智慧的国家政策、理性的管理、理性的文化。因此这个邻国值得敬重，应该与其建立好关系，把摩擦和冲突减到最小(18)。

龚特玛海尔通过对比研究指出，有的集权国家现代化改革很成功，有的则很失败，这是因为，有效的集权体制具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领导定期轮换制，二是英才统治，即按能力选拔人才，而非以德为先或者以财为先(贿赂)。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执政精英经常轮换，并且不断推出有前途的年轻干部。中国就是这种机制(19)。不少俄罗斯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20)。

雅科夫•别尔盖尔对比了中印民主，认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在于有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他分析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中印的起点基本一样。现在印度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也在发展，但却不能解决贫穷和饥饿的问题，更无法控制人口。这些中国却都做到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印度要低，但是90年代就持平了，近年来这一指标超过印度2倍。这就是历史实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说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比民主更加有效呢？“并不是所有的集权都有效，只有可以解决国家问题的‘开明集权’才有效。实践证明，不仅仅是中国，包括许多南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内，不适时宜地实行民主只能使局面更加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可能使得集权比民主更有效。在中国实行民主可能比在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更糟糕，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21)别尔盖尔提出的“开明集权”概念值得深思。如果说西方更多指责中国缺乏民主，那么俄罗斯则更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当一些学者研究管理中国的干部阶层时，另一些学者则将目光回溯到改革初期。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很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功于邓小平。俄罗斯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上帝给中国送去了邓小平，给俄罗斯送了个与其完全相反的人——戈尔巴乔夫(22)。五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汉学家B.邱多杰耶夫在《炫目变化的中国》一书中描写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曾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的生活：街上很少见到汽车，只有马拉大车缓缓前行，饥饿的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红卫兵骂成“苏修”，通向苏联使馆的道路被称为“与苏修斗争之路”，满街都贴着大字报；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21世纪，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机场、摩天大楼、奢华的宾馆、上下交错的立交桥、美丽的人群、五彩的衣饰，他把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功于邓小平实施的“苏联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邓小平采用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全球化时代同步，把国家的发展引入到世界发展的轨道”(23)。作者同时还指出，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勤劳、朴素、有自控力、善于经营的民族性格等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一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另一方面有听话的民众和守纪律的社会，国家的垂直管理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因素。邱多杰耶夫同时指出：中国的国企改革并不成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恰恰是国企而非私企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力量。

对于中国改革的先驱是谁的问题，俄罗斯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24)。还有人指出，中国并没有发明独特的模式，改革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其走的不过是苏联道路。因为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党的领导、军队组织、体育机制都属于苏联模式(25)。

总之，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情况还不甚了解，而且有些人的论述前后矛盾，但这些言论的确真实反映了部分俄罗斯精英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认知，某些思考也颇具启示意义。另外，西方学者的言论在俄罗斯也占有一席之地，个别人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目前的发展进程，比如约翰•多伦多、波波罗等人的文章明显与俄罗斯学界的基本论调不同(26)。

三、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众不同

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非常多，这里只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或者独特性的观点。俄罗斯政府分析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马库什金认为，人们习惯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个概念分析中国事务，但这两个概念已经使用70多年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用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区分已经过时。现在中国有足够或者说过剩的资本储备，不再急需引进外资。不仅如此，中国还一直与非法境外资本不懈斗争。马库什金认为，一些专家习惯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分析中国的情况，可中国经济并不相同。比如中国的基金和股票市场一直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外部环境不会给其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马库什金通过2006-2007年股票市场的飞涨及2007年、2008年中国政府多次调整印花税直至最后取消的例子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国家内部的事情，与西方完全不同，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市场，结论一定不可信。对于经济危机，他与中国国内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合理利用金融危机，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缺乏应有的国家监控，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27)。

经济学博士弗拉基米尔•维克多洛维奇•波波夫教授称，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30%，2000年俄罗斯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5%，2000年是15%，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中俄的经济水平是相当的。但中俄的发展方式不同，所以中国发展更快。中国采取的是“有控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套机制并行(28)。在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区别问题上，波波夫认为，越南实施的也是休克疗法，但结果没有太糟。因为改革能否成功有三个决定性要素，第一，起始条件，市场体系的变化程度。比如，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和军事过于发达，所以反倒输在起跑线上。第二，国家是否能够组织强有力的相关机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渐进派和休克派关注的其实只是经济改革的速度，而不是方式。第三，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和工业政策。中国同时具备上述三点要素，所以赢在了起跑线上(29)。

很多人开始思考北京会不会替代华盛顿的问题。在西方，乐观派认为，像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一样，中国可以依靠国外的购买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悲观派认为，中国经济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幅漫画。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内需市场还不大，还有发展的空间，靠内需这种理性的政策，或许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指望中国内需促进世界经济，这是一个幻想(30)。

还有人认为，危机可能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中国政府组织了大批“购物团”，从投资或技术角度寻找合作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拥有大量资金的中国占了很多先机，比如和中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与土库曼斯坦就购买天然气达成协议，现在只剩下管道路线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都遇到难题，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放贷，而且明确贷款使用的方向。最棘手的中国台湾问题也变得简单，俄罗斯人引用台湾人的话说：“北京不用拿枪炮对着我们，只要冻结大陆市场上的台湾股票，台湾就完了。”(31)中国通过危机不但部分地确定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解决了政治问题。

别尔盖尔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改革开放，先是吸引外资，再发展成世界工厂，出口商品，现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就是出口资本，中国用这种方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代理人和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又展示了其负面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危险。首先，外资因为各种政策优势挤掉了国内的竞争对手，而且外资生产往往浪费大量资源，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其次，投资比重大的东部地区发展较快，结果造成地区不平衡。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中国市场换取先进技术的设想并没有根本实现。所以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加强本土创新能力。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的保护主义，出口的减少严重打击了很多中小企业，失业、产能过剩、利润降低、企业亏损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但中国政府及时的应对危机措施很快见效。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内需”。当出口减弱时，政府就及时撬动其他两个杠杆。但问题是，如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必然会带来腐败和通胀，得到投资回报的期限可能会延长，而1998年的危机表明，“铁公基”的建设会在未来见到成效。中国的内需市场很大，农村就是一个大市场，但中国在拉动内需的道路上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要放弃支持出口，只不过“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亚洲可能会成为新的国际分工的场所，届时，美国的“着凉”就不会引起中国的“肺炎”，即便是现在也没有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更不要说未来了。别尔盖尔非常赞同印度裔美籍学者施里尼瓦撒的预见：危机过后，中印经济规模会比美欧多出一倍。

从实践角度来看，俄罗斯商界精英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吸引他们投资的几个因素，一是社会环境稳定，相应机构服务到位；二是竞争激烈，所以成本非常低；三是有敬业精神，由于中国生产商怕流失客户，所以总是尽全力按照订货商要求去生产。有不少俄罗斯商人表示，当俄罗斯社会条件成熟时，会把生产市场(多是金属零件或者木制品加工)转移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不但了解本国市场，也了解欧洲市场，发展前景将无限广阔。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发展将超越中国(32)。

俄中经贸合作中心董事长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对比了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和美国、日本、欧洲的销售量之后指出，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都很满意，只有俄罗斯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低劣，这是因为中国很多商品是通过灰色清关或者不合法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缺乏质量监控，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制造印象不佳。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努力下，贸易正走向正常化，当然，还需要中国企业家的配合(33)。

在中国经商12年的俄罗斯商人切尔努斯认为，在中国重要的是认识官员，因为中国重视官位，如果官员引荐，生意就好做，牵针引线的官员官位越大效果越好。跟欧洲人签合同，签了合同就有保证，在中国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也不能去仲裁委员会，除非官场有关系(34)。

总之，无论是就政治还是就经济，俄罗斯对中国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文化传统、制度和社会，不得不承认，这些肯定或者否定的说法，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和根据。中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验在俄罗斯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特有的民族性格、心态、劳动观念、儒家伦理、人口规模、资源特点等基础之上，而这些基本内容与俄罗斯根本不同。“俄罗斯新闻服务”电台总编谢尔盖•多连科认为：俄罗斯人追求功勋，中国人干活精细。“俄罗斯是极端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中庸之道，中庸的帝国。想让我们有一点点像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哪怕有一点点像俄罗斯人。”(35)的确，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也表现在其发展特点上，一方面出口甚至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材料和能源，另一方面又培养出大量的高尖端人才，形成低端和高端两种市场，中国购买低端的原材料，美国挖掘高端的数理化人才。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过这样一种调研，请答题者解答三道题，并且明确告知，第一道题相对简单，第二道题相对复杂，第三道题无解。调研结果令人惊异，第一道题几乎没人回答，第二道题几乎都作了解答，还有人想出了第三道问题的答案。寻找没有答案的答案，这种性格使得俄罗斯在航天、军事、科技等领域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正像俄罗斯人所说的，遨游太空的苏联人很长时间把报纸当做手纸。一方面是精尖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粗糙的生活方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文化学家孔达科夫说，俄罗斯是唯一把不能相容的两端叠加在一起的国度。

中国和俄罗斯因各不相同而常常被冠以“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说法(36)。也有某些俄罗斯汉学家大胆提出欧亚“中俄国”的想法。这种观点也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早在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在《西徐亚人》中提到，俄国革命中表现出泛蒙古主义的思想，他说“两大敌对种族—蒙古和欧洲”要进行世界规模的大战。俄国人就是蒙古人，就是西徐亚人，诗人为此感到骄傲。一些汉学家似乎传承了这种观点，一个笔名为王•扎伊奇克的学者提出欧亚的“中俄国”概念，创造了“金罗斯”一词(Ордусь，即“金帐汗—罗斯”)，其出发点仍是俄罗斯领导下的中俄罗斯。

俄罗斯学者卢金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文化更加独特。他还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在性格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文化上也是一样，因为中国文化也是断裂发展的，比如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元朝和清朝实际上是异族文化的入侵，它们改变了儒家文化(3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卢金先生忽略了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同化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民族性格等各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方式都不适合俄罗斯。也许，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万能的”模式，西方模式也并非万能。

俄罗斯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显示出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说明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显示出来。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存在局限性，有学者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忽略了从全球背景审视中国问题，缺乏一个比较和对话的维度，容易封闭在中国问题和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其次是由于西方包括俄罗斯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承认中国发展的经验，只有少数人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更多的人则是担心、害怕。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中国，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历史的高度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不仅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不放过俄罗斯以及新兴体国家的发展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发展进行定位。

注释：

①Цветкова Н.Н.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Восток.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0,№2.②Там же.③http://&newwindow=1&safe=strict&biw=1263&bih=572&prmd=ivns&ei=GWprTd-VH42UvAOrxIHkAg&start=10&sa=N

(29)Там же.(30)Поволоцкий Г.Спасет ли Китай весь мир.(31)Там же.(32)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38&video=49

(33)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23&video=132

(34)http://www.chinaprotv/?section=18&speaker=44&video=155

(35)http://www.chinaprotv/?section=20&video=564

从普京胜选看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第3篇

受访者：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经济研究室与俄罗斯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苏联改革大思路》、《苏联兴亡史论》、《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再思考》、《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等。

为什么普京能够再次当选？

主持人：3月4日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胜出，在时隔4年之后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不过和前两次毫无悬念的胜选不同，此次选举前俄罗斯出现了苏联解体10年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反普京游行示威。作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陆南泉：最直接的导火索是2011年12月俄罗斯杜马选举中的公共舞弊，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少数人垄断政治，不推进民主政治改革，使得俄罗斯政治成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个人的游戏。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非常混乱，各联邦主体不执行总统令，不上缴税收，中央政府财政很困难。1999年普京接任后，强化中央权力，联邦区首脑从选举改为总统直接任命，以铁腕解决车臣问题，经济上整顿寡头。这些做法稳定了俄罗斯政局，既为普京赢得了巨大国内外的声誉，也形成了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

主持人：非欧美国家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威权的存在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陆南泉：问题在于，威权主义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政治形态。一旦政局稳定以后，普京本来应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政党制度建设，但是普京一味地实行“可控的民主”方针，继续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强化个人权力，同时也没有建立起完善政党制。现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仍是一个官僚党。2008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普京改任总理，实际上权利力仍然掌握在普京手里，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毫无变化，因此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主持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演出“政治二人转”，其实就是把一个大国的政治操控在一两个人手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权力怎能在他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之间私相授受？！

陆南泉：普京是在不违反宪法的名义下操控政治，这种情况令人不快，特别是有现代思想观念的年轻人非常厌恶，从参加反普的人员构成也可说明这一点，60％的参加者不到40岁，7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

另外，俄罗斯腐败问题相当严重。普京打压寡头，却没能抑制住腐败，因为腐败的根本问题是官僚体制。威权政治模式下官僚体制垄断资源，必然腐败横行。有统计表明，俄罗斯企业盈利的50%都用于行贿，可见腐败程度之深。现在俄罗斯人对腐败已经习以为常，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默认了。

主持人：腐败横行必然导致分配不公。

陆南泉：是的。普京尽管在解决贫困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当中，全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五分之一，这当然招致相当多的不满。

上述问题导致了人们上街。总的来说，“反普”是要求改革，特别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强烈反映。对一些人来说，如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期，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但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后，转而开始关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关注民主、自由问题。

主持人：既然民众有那么多不满，为什么普京仍然能够当选？

陆南泉：反对普京的主要是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对于相当多的俄罗斯普通民众来讲，普京仍然是他们信赖的政治家，是四个方面的象征。

第一，普京是稳定的象征。在普京的威权主义统治下，俄罗斯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的不稳定局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人们可以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他们也希望改革，但是更愿意在稳定的局面下逐步改革。他们认为，有普京就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第二，普京是强国的象征。恢复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是广大俄罗斯人一直追求的梦想。普京上台以后，经济持续增长，军事力量也有加强，满足了俄罗斯民族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俄罗斯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结混杂着民族主义，认为俄罗斯要在国际上得到尊严，必须走强国的道路。

第三，普京是发展的象征。普京执政时期，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GDP总量从1998年的3000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5万亿美元。人均工资从2000年的82美元增长到现在的745美元。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国际社会公认，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使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增长。

第四，普京是俄罗斯尊严的象征。普京激烈批评西方，对美国持强硬态度，在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独树一帜”，在一些人眼里似乎为俄罗斯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

普京之所以能够当选，我认为主要是这四个因素在起作用。普京赢得63.6%的支持率，说明他还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不过，俄罗斯国内与国际上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普京的困难并不在于能否赢得大选，而是在选举后如何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取得新的辉煌。

普京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那么，在接下来的6年里，普京将面临哪些难题挑战呢？

陆南泉：普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还是相当多。他首先必须回应竞选过程中反普力量提出的诉求，推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不改革，将失去更多的拥护者；如果大幅度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势必动摇他自己的执政地位，也与他的治国理念相冲突。普京认为，俄罗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就是要在政治上集权，在经济上推进自由化。

普京在选举前已经表态，执政以后他的改革方向是消除俄罗斯将来政治上由一个人到三个人来说了算的局面，同时他也强调“政治改革要非常谨慎行事”。

主持人：过于强调谨慎，也可能变成不作为。

陆南泉：我分析，普京上台后的前几年某些方面会松动，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但是大的动作不太可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弱化调控。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将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石油、天然气）又收回到国有，到2010年国有经济提高到40%，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招致很多批评。另外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是政府任命的，甚至由副总理等高官兼职，特别容易产生腐败。尽管普京说，他是按照俄罗斯本国的特点推行政策。但是国际上普遍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搞的是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两者相加，简单说，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普京将在新任期内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减少国有经济的成份，放宽对经济的控制。此后，也可能在稳定的条件下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民主法治建设。

主持人：既然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普京也可以选择不改革，而是继续在稳定、发展、强国等方面下功夫啊。何况，普京毕竟是一位政治强人。

陆南泉：从个性来说，普京确实是一个政治强人，同时有强烈的强国意识。他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总是以一种爱国主义的姿态说，要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尊严。

可是，这次大选过程中民众上街游行的强烈诉求，使得普京不能不认真考虑和回应。因为尽管俄罗斯的民主制度还有很多的缺陷，如总统权力过大、强人政治色彩很浓，但是毕竟已经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轨道，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多党制，不可能再搞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也不能不断地强化集权。事实上，普京已经开始与反对党会见，协商如何解决一些问题。

普京也必须考虑国际因素。国际社会对普京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强烈反对，普京带领的新俄罗斯要融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不进行改革等于自己孤立自己。不过，普京不喜欢美国模式，也不喜欢亚洲模式，将来他真正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欧洲的民主模式。

还有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梅德韦杰夫。梅普两人在稳定、发展、强国等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可是在历史问题、民主问题、现代化问题上，两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不是靠私人关系能够解决的，如果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理，对于促进普京政治改革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主持人：按照您的分析，未来俄罗斯的政治民主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陆南泉：现在看起来，普京当选以后，街头政治会不断进行，估计普京不会采取动粗的办法，但是他也不会允许街头政治无限制地泛滥。

俄罗斯的现代化面临很多难点

主持人：您提到梅普两人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理念分歧，这种分歧确实存在。2011年梅德韦杰夫说，他和普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他希望俄罗斯现代化加快步伐，而普京认为应渐进实现现代化。其实，两个人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上的分歧似乎更大些。

陆南泉：确实如此。梅普都主张国家现代化，但存在不同的理解。

梅德韦杰夫强调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国家全面现代化，特别强调政治现代化，加速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他多次公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民主的国家里，那就是没有民主，而普京主要强调经济现代化；梅德韦杰夫强调实现现代化主要是通过人的自由，让人自由创新、自由创造，而普京则更多从国家政策与技术层面来谈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梅德韦杰夫主张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而普京主张渐进地逐步推行，一再反对跳跃式的实行现代化。

任何一个转型国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行国家现代化。我认为，这些国家必须在转型的过程中解决7个问题：第一，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第四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第五适应政治民主化，进入法治国家；第六，转变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七，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成为开放型国家。

主持人：以您提出的标准来衡量，现在俄罗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换句话说，普京还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

陆南泉：俄罗斯推行现代化面临着很多难点。

在经济方面，俄罗斯面临很多难点。目前俄罗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很低，急需从出口型经济过渡到知识型、创新型经济。普京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很多企业设备陈旧落后，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先进科技产品的出口量很小，如果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俄罗斯的经济不可能保持稳定的发展。

在社会问题上，反腐败能不能成功，也是普京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俄罗斯的确采取了包括官员公开财产等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为反腐败涉及到改革政治官僚体制，俄罗斯的腐败深入社会肌体，老百姓对腐败也很麻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难度很大。另外，还有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短期很难解决。

至于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和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已经是民主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也允许人民上街游行。但是，俄罗斯的民主还处于不成熟的起步阶段。正如普京在2004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所说：“年轻的俄罗斯民主在其形成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天谁不愿意承认这些成就，谁就不够诚实，但我们的社会体制还远远谈不上完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正处于起点。”

主持人：看来，俄罗斯面临的现代国家转型问题，恐怕不是10年、20年能解决的，更不是普京一个人能够解决的。

陆南泉：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这是俄罗斯转型的终极目标。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推行全面现代化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能不能稳定发展，政治改革能不能取得进展，都是普京面临的考验，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执政地位。

主持人：中国也很关注俄罗斯大选，而且许多中国人都愿意看到普京再次上台。在他们看来，普京上台有利于中国。

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第4篇

摘要：餐桌礼仪是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关键词：餐桌礼仪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越来越多，餐桌礼仪在人们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两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和增进两国进一步的交流有着深刻的意义。同时，餐桌礼仪是也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一、两国在座次安排上的差异。

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是饮食礼仪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利用空间位置表示个人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空间的观念是经过后天种种因素的影响而习得的，其中文化因素尤为突出。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以及有关空间的价值观念也就有所不同。俄汉民族对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具有明显的差异，我们不可忽视。中国人一贯重视“座次”。《礼记》中讲 “天地位焉，意即天地万物各有其位，马虎不得。在中国，宴会中座位通常是以面向南为上，以面向北为下，形成了“南尊”、“北卑”的传统观念。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传统做法除以南北为尊卑外，在民间吃饭，首座可以是主人就坐，但当有前辈、领导、师长、长者等或年龄比主人高或认为是高贵或重要的客人时，首座必须请最长者、最高贵者、最重要的客人就坐，主人可以在首座的左手或右手就座，陪伴在最重要的客人左右。然后是左为上，右次之，再后的排列顺序是左右左右，以次类推，逐个排列下去，最后一个背对门的座位，也可以是主人坐或者买单的人坐，因为这样买单时出出进进不会影响其他的客人。而在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排座次的做法跟中国传统排法正好相反。最尊贵的客人的座位是右为尊，左为次。这是因为在古代西方社会，人们习惯用右手握匕首，刺杀坐在左边的人。如果将最尊贵的客人安排在主人的左手位置上，不仅他刺杀不方便，主人还有制服他的优势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宴会上刺杀这一古老现象近乎绝迹。今天，西方人在安排座位是已不再着眼于安全保护，而是出于心理保护的需求，将主宾席放在主人的右侧，形成了餐桌座位以右为上、左为下的规矩。

在西方和俄罗斯，“女士优先”是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是社交活动中的重要礼仪规范。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玛利亚是他们尊崇的圣母。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宴会中，女性一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按照国际惯例，桌次高低以离主桌位置远近而定，右高左低，同一桌上，席位高低以离主人的座位远近而定。同时男女宾客必须交叉而坐，即使是夫妻也是如此，并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不但如此，男士还要替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座是指距离门口最远的正中央位置。主座的对面坐的是邀请人的助理。主宾和副宾分别坐在邀请人的右侧和左侧，位居第三、第四位的客人分别坐在助理的右侧和左侧。让邀请人和客人面对面而坐，或让客人坐在主座上都算失礼。如果是长条桌时，主人常常坐在上方横位，客人分坐两旁，女主人则多坐下方横位，以便照顾客人和招呼上菜。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的一般生活中对席间座位的安排无严格规定，不太分上座和下座。主座一般是邀请人。需要注意的是，就餐者入座后，姿势要端正、自然，后背微靠椅背，不要坐在椅子边沿，因为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只有不速之客才会这么坐。也不要坐在桌角，按照俄国人的风俗迷信，坐在桌角的人要倒霉，如果是姑娘的话，那她就会嫁不出去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代，正式的宴席上根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从而也就无需考虑女性位置的安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两国在餐具使用上的差异。

俄汉民族在使用餐具时与我们中餐及西餐礼仪均有不同的规范。俄罗斯人进餐时，采取分餐制，使用刀叉和匙，其基本用法是右手持刀或汤匙，左手拿叉。汤匙的持法与握笔的方法基本相同，即：匙柄置于大拇指、食指之间，用中指在柄下托住。需要注意的是，手指务必持在匙柄上端，而不是匙柄下部。刀叉的拿法是轻握后半部，食指按在柄上。使用刀叉进餐时，左手拿叉按住食物，右手执刀将其切成小块，用叉子送入口中。一般是切一块，吃一块，不要一下子全部切完，每块大小应掌握在一口量为宜。只有在无需用刀切割食物时，即无需刀叉并用时，才可以改用右手拿叉。刀除了用于切割食物，还可用来帮助将食物米饭等拨到叉上，但千万不可用刀挑起食物往嘴里送。在正式的宴会上，每吃一道菜要换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多副刀叉，应由最外面的那副依次向内取用。每道菜吃完后，应将刀叉平行摆放在盘内，这样侍者就知道可以撤盘了。如果没有吃完而需要放下刀叉，那一定要把刀叉呈八字摆放在餐盘两边，表示用餐尚未结束。而中国人吃饭的工具是筷子，不像俄罗斯人吃饭那样麻烦，餐桌上的摆放也没有刀叉那么复杂。可以说“筷子”是老祖宗为我们传下的一件法宝，简单、方便又实用，除了喝汤，细细的两根竹筷，拿在手上，运用自如，能戳、能挟、能撮、能扒，神乎其技。尽管现今的餐具已经发展到琳琅满目，唯独筷子一双，无法取代。使用筷子也是有讲究的，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也不可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也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同样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等等。

三、两国在就餐氛围的差异。

俄汉民族饮食文化的另一大差异，就是餐桌气氛上的差异。总的来说就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俄罗斯餐桌上的“静”。中国餐饮一般采取圆桌共餐的形式，这是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就餐方式往往能够制造和谐融洽的气氛。因此，不论是迎新年、过生日、办喜事，还是请朋友吃饭，只要是宴席，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人们既是在享受着满桌的佳肴盛馔，更是在享受着那份欢乐与喜庆的气氛。中国人尽管平日好静，但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地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一片热闹喧哗。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这大概源于 “饮食所以合欢也 ”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突出的是一个“合”字。当然这种边吃边大声地交谈，旁若无人，哪怕所谈论的东西让几米远外的人听去也满不在乎，更不注意大声说话和喧闹会给餐厅其他客人造成干扰，也是外国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俄罗斯人用餐习惯是在长条桌上进行，实行分餐制即各自点菜，各持一份。最普遍的盘式服务是将餐食在厨房分装到每一只餐盘中，由服务员从厨房端出，再迅速、礼貌地送给每位客人。用餐时，双手放在桌面以上，胳臂肘不能搭在桌面上，更不能翘二郎腿。俄罗斯人平日好动，挥手耸肩等形体语言特别丰富。但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同时也会不失时机地与左右客人交谈。如左右客人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用餐时他们从不高声笑谈，一般是交头接耳，像说悄悄话似的，更不会在咀嚼食物时说话，音量保持在对方能听见的程度上交谈。俄罗斯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尽管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很好的酒量，但他们敬酒从不劝酒。他

们举杯喝酒时，也要说祝酒词，但一般是利用上菜间隙致祝酒辞，祝酒时力求做到态度热情、话语简短、幽默诙谐。所以在俄罗斯无论餐厅大小，就餐时没有任何的喧闹，大家都是低声细语，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同时表现出他们受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独立意识，诸如自我形象、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等。这和中国相比，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就餐方式似乎少了些热闹，多了些客气和独立，但实质上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卫生。分餐制还可以体现适度节俭、合理饮食的理念，克服中餐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缺点。分餐制的菜肴和主食由人定量，可以减少浪费。不管是餐前小吃还是正餐主食，所配原料都是与就餐者的食量挂钩的，菜肴道数尽可能少，但保证每餐吃完。分餐制使每位宾客对个人的用餐数量有了明确的量化概念，在减少浪费的同时又益于身体健康。我们现在的自助餐、冷餐也都体现了这个宗旨。

四、结论

总之，餐桌礼仪在人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孕育着不同的餐桌文化，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是当今国际交往的一条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仅要遵循国际礼仪，同时也要了解与尊重有关国家的礼俗，做到因人施礼，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交流。参考文献：

[1] 王娟.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2)

[2] 崔卫.当代俄罗斯流行音乐文化及其语言表达[J].俄语学习.2007(01)

[3] 陈君.宴会上的餐桌礼仪[J].秘书之友.2010(03)

俄罗斯的中国式现代化第5篇

克里莫夫在会上说：“这个项目于 2013 年开始，我们很高兴2014年就筹集到 2.4 亿卢布资金用于师范教育现代化。”

克里莫夫解释说：“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放在莫斯科市立心理师范大学，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负责师范类研究生班教学内容和教学技术的更新。

莫斯科市立心理师范大学校长卢布佐夫认为，师范教育现代化项目有 3 个基本任务：培养符合职业标准的教育者；未来教师教学实践的变化；强化师范类院校的研究方向。

卢布佐夫说：“我认为该项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使各类高校形成合力，以网络化的方式研究师范教育问题”。

该项目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果学生按照新方法学习，顺利通过答辩，并取得好成绩，项目就能顺利推广到其它高校。这些基于实践性原则的师范类教学大纲率先在中学推广教学，即按照所谓的“埃里克金-达维托夫-赞可夫体系”，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自己寻找正确答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此时，教师不是讲授者，而是合作者。必须指出的是，按照这种教学模式学习有一定难度，学生并不总是好成绩，但如果能坚持下来，结果通常都很优秀。

因此，这种教学模式也应向高校学生推荐，按照该教学大纲学习一整年后通过考试，获得师范类文凭，即获得具有该项技能的唯一的证明文件。

一些俄罗斯高校将开设单独的师范专业学士学位班，针对那些在高校学习了2-3 年后想转为师范生的非师范类在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