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饮食文化（精选8篇）

鄂尔多斯饮食文化 第1篇

【鄂尔多斯饮酒民俗文化】

鄂尔多斯“乌查之宴”以酒待客

鄂尔多斯是一个美丽而迷人的地方，天骄圣地成吉思汗陵、康巴什新区、响沙湾等等胜景，迷醉着各地的游人。夜晚，篝火旁的歌舞、狂欢，那快乐祥和的气氛高兴极了，都会让远方的朋友感染上草原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变得能歌善舞起来。而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也深度感染着南来北往的客人。羊背子是蒙古人的餐中之尊。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汉定天下，大享功臣，设全羊名为乌查之宴”。蒙古族为了表示尊敬和吉祥才会摆羊背子，它是蒙古族待客的最高礼仪。现在鄂尔多斯蒙古族在宴请贵宾、婚宴、寿宴、祭祀大典时都举行“乌查”宴，才回摆羊背子。它是鄂尔多斯最为讲究的民族传统佳肴。

纯朴、豪爽、好客，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古朴的民风；每有过路客人，牧人皆以上宾之礼款待食宿，他们认为，在太阳落后放走了客人，那简直是自己的莫大耻辱，也会被乡邻小瞧。过去牧区之家无院落，蒙古包从不锁门，客人来了，若家中无人，欲吃欲喝尽可自取所需；要住，就放心地留下，要走，收拾了餐具可以扬长而去。对于此事，主人绝不会认为是无礼之举，反而觉得你能以诚相待而由衷地高兴。

牧民对于来客，不论是否相识，总是一面热情问候，一面把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致礼，请客人先行进入家中。稍稍坐定，便端上奶茶和奶食品，进餐时，又必备酒肉款待。遇有特别尊贵的客人。则要摆“乌查”之宴；

“乌查之宴”是蒙语，汉语叫摆羊背子。其礼节十分隆重，大体程序是：

(一)献奶。前边说过，蒙古族认为奶食是最为纯洁、吉祥的食品，因此，向客人献上洁白的鲜奶或酸奶，是主人敬客的最高礼节。献奶要根据客人的年龄、辈份、职务大小，主人双手端起盛有奶子的银碗，依次敬献到客人面前。客人应双手接过，作为回礼，要用右手无名指蘸上奶子向空弹三下，以表示对天、地、神灵及主人的尊崇。

(二)上“乌查”。主人用托盘把全羊各件按羊体结构顺序摆好，在每一件上割一点肉放到羊头上，头朝客人，举向客位，意即现在把全羊献给您了。客人依次从羊头上取一小点肉以尝，表明对主人敬意的全部接受。这时，有专人把羊背子肉割开。以供大家各取所需。按照古老的风俗，全羊之中，唯独羊尾和左小腿不能吃，应回敬给主人。在此之前，主人还要在各件之上取肉放在盘或酒盅里，然后出门喊一声“迪吉乌力古贵(把全羊献给您啦)、以示对祖宗的敬意。

(三)献酒。给主宾席上的长者或者职位高者敬一杯酒，接过干杯，然后再回敬一杯。至此，大家就可以随意动手品尝全羊之美味了。牧民认为，吃了大腿和胛子肉能够成为最有福气的人，所以乌查宴席上，至今仍有分食“福肉”之习惯。

蒙古族把酒看作是食品的精华。牧民放牧，常随身携带酒壶，有客至，也是无酒不成席。给客人敬酒，是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敬。敬酒一般一次敬三杯，客人至少要喝两杯，客人不喝，便可以歌相劝，有时还赤诚地单膝跪倒请你喝下。客人喝醉，主人非常高兴，认为你是看重了他。主人恭敬虔诚地给客人连敬三杯酒，三杯各有说道：第一杯是感谢上苍恩赐我们光明，第二杯是感谢大地赋予我们福禄，第三杯是祝福人间吉祥永存。深深表达着鄂尔多斯人对宾客的尊敬和深情厚谊。

【撰稿：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王雅丽】

鄂尔多斯饮食文化 第2篇

鄂尔多斯婚礼，发源于蒙古远古时期，成形于成吉思汗时代。婚礼的程序包括提亲、订婚、宴请、送礼、求名、迎亲。鄂尔多斯婚礼至今还比较完整的保留着这一仪式程序，而且使其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礼仪化、规范化、风俗化、歌舞化的民族文化现象。

哈达定亲 男方媒人向女方提亲，先试探对方的态度。女方若有意，媒人就正式领着未来的新郎到女方家，送礼献哈达。

佩弓娶亲 由大宾、祝颂人（诨精）、新郎和伴郎等男性偶数组成的娶亲队伍，出发之前必须点燃香火，吟“圣主颂”，进行隆重的“祭弓”仪式。新郎娶亲佩弓挎箭，是古代抢婚制的必然产物。

挡门迎婿 当娶亲队伍来到女方家的时候，女方大嫂和伴娘将新郎和祝颂人挡在门口。这时，能说会道的诨精就会与潇洒泼辣的大嫂进行一番风趣幽默的舌战，而后新郎方可进门。

献羊祝酒 这是男方向女方献羊背子，献祝酒词的仪式。

求名问庚 蒙古人讲究新娘的名字不能和婆家长者的名字相同，而且十分忌讳新娘和新郎的属相相克。所以，特意安排此项仪式，以弄清新娘的芳名和生肖，以备改名或更龄。

卸羊脖子 新郎来到岳父家后，女方要考验他的生产和生活，为人和处世的能力。女方端来半生不熟的羊脖子，让新郎当场卸开，新郎如果卸不开，便会受到女方家人的嘲笑。

分发出嫁 这是女方家中举行的最重要的仪式，由一对父母、儿女齐全的父辈夫妻主持进行。他们被称为“结发爹娘”。首先，由“结发爹”用新郎的白翎银箭或象牙筷子，将新娘的秀发从头顶正中间向两边分开；再由“结发娘”用泉水或奶水将新娘的长发反复梳理。然后，辫成十二股细辫子，缠在头饰腮垂上，再戴上雍容华贵的头饰和绣龙圆顶帽子，盖上蓝色或红色的头盖（面纱）。

母亲祝福 在鄂尔多斯地区，母亲一般不去送亲。当女儿渐渐离去的时候，母亲捧着奶桶，向着女儿泼洒鲜奶，默默祝福她一生平安幸福。

抢帽游戏 当送亲队伍临近男方家时，男方要派出人马，前去进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仪式毕，男方应赶紧飞马离去。否则，女方小伙子们就会跟他们赛马，甚至用马鞭子挑新郎或祝颂人的帽子。这是从古代“叼羊”习俗演绎而来。

圣火洗礼 鄂尔多斯蒙古人历来将火视为最圣洁的神物。火能避邪、祛病、消灾。所以，新娘嫁到婆家后，首先必须接受圣火洗礼。新郎用马鞭子牵着新娘的手，从圣火堆间款款走过去，方可走进婆家的门。

跪拜公婆 新娘在大嫂或伴娘的搀扶下，向公婆行“三拜九叩”礼。

掀开面纱 叩见公婆、祭过炉灶、认过“大小”之后，婆婆或新郎用扎着哈达的羚羊角，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送入新包 蒙古人将新人的居室，叫做新包，不叫洞房。婚宴散席后，由大嫂陪伴，将新人领进新包，并为他们铺上褥子，打开被子。

新娘敬茶 翌日早晨，婆婆将象征家庭权力的茶勺子，郑重交给儿媳妇。新娘熬好奶茶，便向公婆敬茶献艺。

鄂尔多斯婚庆服饰文化分析 第3篇

一、新娘服饰

在鄂尔多斯地区, 未出嫁的女子都有留一条独辫, 垂于身后。只有在出嫁的前一天, 在隆重的婚礼上, 才特邀德高望重的两位长者为“分发父母”, 举行庄严的分发仪式, 顺着两鬃梳成两根辫子, 然后在辫子上系戴上由新郎送来的华丽贵重的首饰。

鄂尔多斯妇女头饰不仅原料名贵, 工艺精湛, 而且大多选用数百颗珊瑚、数十条银链和诸多的银环, 银片及玛瑙、玉石等串缀而成。传统的鄂尔多斯妇女平时罩头巾, 巾长约丈余, 色彩多样, 质地为布、麻、绸、绢等。已婚妇女则用头巾包住头顶, 然后缠头一圈, 不留穗头, 帽上绣丹凤朝阳, 二龙戏珠等图案, 帽顶有红色的穗子和闪闪明亮的宝珠, 传说这种习俗始于成吉思汗时期, 当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 下令每个人都要罩头巾, 以表示头颅上飘有族旗之角, 希望民族强大之精神永存。

从告别姑娘生涯的那日起, 妇女们便开始佩戴雍容华贵的盛装头饰了, 鄂尔多斯蒙古族将头饰称为“陶勒甘久甘”, 汉译为“头带”。“头带”包括连垂和发套两大部分, 是用珊瑚、玛瑙、松石等贵重材料组合成的。

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在成婚时必须戴上项链, 它从胸脯垂下, 正好套在脖子上, “垫肩”前面一圈全是银古, 银古下面有一个钩儿。钩儿上挂三个饰物:中间是银心, 两边两个一般大的蝶形银古, 在它们下面各引出两条珊瑚索儿, 下面通过一个倒吊着的银鱼, 末端各吊一个鸡心似的小坠子 (珊瑚或松石做成) 。

二、新郎服饰

在鄂尔多斯婚俗中, 古代男士穿前襟钉7个纽扣, 腋下钉一对纽扣的“巴特尔”坎肩。近代以后穿褂子或礼仪坎肩儿, 头戴圆顶红结帽子。当然还不能忘了背挎象征着蒙古族气节的弓箭。从古代起, 马、弓箭和火镰就被称作是蒙古男人的三宝。蒙古人认为, 火镰是光明的象征, 刀子是邪恶的镇宝, 所以无论男女老少出门时必带这两件物品。这也是由野外露宿、打猎、烧火等游牧和狩猎生活的需要所决定的。男人的刀子和火镰要戴在身体的右侧, 鼻烟壶裕链戴在身体的左侧。鼻烟壶也是蒙古人特别讲究的佩饰之一。一半用玉石、玛瑙、水晶、陶瓷、牛角、红木等材料制作。蒙古人戴搭链有严格的规矩, 把搭链插挂在腰带上。伴随着历史过程, 佩戴裕链成了所有男士的必备的装饰物, 并具有了礼仪内涵。刀子和火镰骑马时均插在腰侧, 下马或进别人家时放下刀子和火镰, 下垂于左右两胯。

三、父母服饰

母亲的服装和在节日时的穿戴差不多, 母亲的头部被一条很长的丝巾包起来, 并在右耳上方垂下丝巾穗头至胸, 身着华丽图案的收腰蒙古长袍, 脚穿精干的蒙古族长靴。现代鄂尔多斯妇女的服饰在平时的穿着不像以前传统的服饰那么规矩繁多, 只是越来越趋于简洁。父亲头上戴着传统的黑色有沿毡帽, 身着宽松的白色锦缎长袍。袍子开右枉, 在襟边、袖口、袍子底摆处都绣着金色的花边, 显得富丽堂皇, 庄重气派, 腰上系着足有五指宽的朱红色皮腰带。

四、鄂尔多斯服饰婚前与婚后的区别上

鄂尔多斯服饰尤其是女装在结婚前后有着很大的差别, 不像现代汉文化中服饰穿戴的区别只是在结婚仪式上, 鄂尔多斯婚后的服饰与婚前服饰的差异在婚后将一直延续, 这也是和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相异的地方, 独具蒙古特色。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归纳鄂尔多斯服饰在婚前与婚后的差异:

1、头饰

婚后的鄂尔多斯妇女行头是连垂和头带。主体的头饰是先戴连垂, 再戴耳坠, 后戴头带, 最后戴礼帽。礼帽是一种二龙戏珠圆顶帽, 非常讲究, 也有不戴礼帽扎头巾的。头巾颜色多种多样, 以年龄段的不同各取所好。姑娘们很喜欢将头巾在头上缠一圈, 然后在右侧挽一个小结, 把头巾的穗头垂下来, 头巾不封顶。己婚妇女用头巾包住头顶后, 缠一圈;不留头巾穗头。男子一般戴礼帽, 也有扎头巾的。冬天, 牧民们一般戴鹰式皮帽, 用羔羊皮做成, 里边加一层布。据历史记载, 这种帽子是皇后为方便元世祖打猎而特制的, 后来传到草原上, 成为牧民喜欢的一种帽子。

2、耳坠

鄂尔多斯服饰风俗中, 特别注重头部的装饰与打扮。女性在未婚时都戴一种小耳坠, 足有一斤重, 上面有方古、四个陶纳勒嘉、吉祥银盘蚕, 只有最下面吊的那部分像个真正的耳坠。出嫁的那天晚上要摘下来, 换上大耳坠, 表示姑娘变成了媳妇。这时新娘会又哭又闹不让嫂子换耳坠, 新娘的好朋友们也会百般阻挠, 在嫂子们苦苦劝说下姑娘才会换上结婚典礼时的耳坠。

3、腰带

未婚女子系腰带时要留出腰带头, 己婚妇女则把腰带头藏匿好。蒙语中“布斯贵浑” (没有腰带者) 特指己婚妇女, 所以姑娘出嫁时由父母或婆家收取腰带的习俗。但是, 客观上妇女不系腰带便有利于妇女的怀孕和哺乳。当然, 蒙古妇女也并不是绝对不能系腰带, 骑马、拉车、出门时仍然系腰带。只是系法与未婚妇女有所不同。姑娘系粉、青腰带, 已婚妇女则穿“奥吉”就可以了。妇女解下腰带之后, 叠好放置在枕头底下睡觉。

4、服装

姑娘嫁人当新娘之后, 要解下腰带, 头戴专门配饰, 身穿奥吉 (坎肩类服饰) , 这也是姑娘和媳妇的身份区别。坎肩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成年男子和已婚女子喜欢穿用的服装。鄂尔多斯坎肩分长短两种, 多为色彩艳丽的绸缎质料, 上面镶嵌着富有民族特色的花边, 式样十分美观, 不能不说这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在服装设计上的杰作。

5、靴子

新娘要穿五色丝线抠花的装饰靴子。未出嫁的姑娘要穿红绿粉颜色“赫” (蒙语中是带条形的图案的意思) 的靴子, 己婚妇女要穿其“赫”更为鲜艳的靴子。

现代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是古代蒙古族婚礼民风、民情、民俗的凝聚, 是祈祷、祝福、陶醉的轨迹, 款式更加新颖, 并且颜色般配、造型合体, 是马背文化独特的神韵印记, 这些都促进了其民族服装产业的繁荣。

摘要：本论文对蒙古族服饰文化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并进一步探讨了蒙古族婚庆服饰的设计美学。具体的分析了蒙古族最具代表的鄂尔多斯民族婚庆服饰特色, 以及婚前和婚后的主要区别, 这一研究将补充和丰富蒙古族服饰研究中婚庆服饰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蒙古族,婚庆服饰,特色,设计

参考文献

[1]郭雨桥.郭氏蒙古通[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2]乌云巴图, 格根莎日.蒙古族服饰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鄂尔多斯饮食文化 第4篇

长久以来，葡萄酒总是被作为文化的代名词之一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葡萄酒的存在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对精致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文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葡萄酒的发展总是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波尔多作为葡萄酒最负盛名的代表之一，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700余万葡萄酒朝圣者，波尔多葡萄酒文明城计划在2016年对外开放，并将在2017年开通一条为葡萄酒爱好者服务的高速铁路，从巴黎直达波尔多。这一切，让各地葡萄业界羡慕不已。中国作为波尔多葡萄酒的最大进口国，也正在试图通过

种种努力，将中国葡萄酒爱好者的目光转回国内。

7月29日至8月2日，“2014世界葡萄大会”在北京延庆县举行，这是有着“葡萄界奥运会”之称的该项盛会首次选址亚洲地区。此次盛会的到来，无疑给本土葡萄产业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思路。北京延庆以及河北怀来地区就借助此次机遇，努力推出“延怀河谷”葡萄酒品牌，力图通过深入研习波尔多品牌和文化特质，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发展愿景，真正打造属于国人自己的葡萄酒品牌。

借“天时、地利”之机以AOC制度创 “人和”之便

1979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获得国家金质奖，这瓶酒的诞生地，是河北怀来。30多年后的今天，以世葡会为契机，由北京延庆县与河北省怀来县整合30万亩的葡萄产区、40多个葡萄酒庄资源打造而成的地域性品牌“延怀河谷”横空出世，正在以波尔多为目标踏上葡萄酒品牌和文化推广的新征程。

与波尔多地处相同纬度，气候条件相近，有着种植葡萄的天然优势，生态环境多年来位列北京第一，这是延庆的生态优势，而与之同处于一条沙地河谷的河北怀来，已经有着上千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不仅是全国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我国新兴的优质红酒产区之一。以上种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延怀河谷”的诞生提供了“天时”之便。而背靠全世界最大、最活跃的葡萄酒消费市场——北京，又为“延怀河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地利”之机。那么，在天时地利之外，如何打造“人和”的条件和环境，是延怀河谷思考的方向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波尔多为其提供了答案。

多年来，法国波尔多之所以总是作为行业标杆被屡屡提及，不仅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优势，最重要的是它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原产地保护体系（AOC制度）。该标准界定了原产地厂商，只能生产由原产地采购的葡萄所制造的葡萄酒，生产工艺符合原产地标准规定，完全在原产地生产和制造，产量符合标准，同时原产地装瓶。

深谙葡萄酒行业的人都知道，对葡萄酒而言，构成葡萄酒质量的因素有两类：一是原产地，即自然因素；二是与产地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技术，即人为因素。所以葡萄酒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气候、土壤等生态条件下，采用相应的栽培技术，种植某一葡萄品种，并通过相应的工艺进行酿造的结果。葡萄酒的一切质量因素都存在于葡萄原料之中，人的作用只是使原料的质量因素在葡萄酒中表现出来。因此葡萄产地决定了葡萄酒的质量与风格，所以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也就是对葡萄酒质量的保护。波尔多之所以能久居“葡萄酒皇后”宝座的重要原因，就是“原产地保护制度”。在波尔多地区有8000多家葡萄酒生产商，以原产地命名方式，形成集体性品牌，这种抱团发展、抱拳出击的方式，让波尔多的葡萄酒品牌获得指数级的价值增幅。

此次“延怀河谷”在师从波尔多的路上，首先迈出的就是学习波尔多的原产地保护制度。为了形成像波尔多一样的葡萄酒文化标签和品牌标签，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大力支持下，“延怀河谷”向农业部申请国家地理标志，达到文化认识和品牌认知上的统一。

除此之外，在籽种规范、质量管理、营销服务、文化气质等方面，“延怀河谷”一改以往的个体经营、单兵作战的方式，采用合作社形式，利用规模化方式生产，为地区性群体性品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最新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又为产业集群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康庄太平庄村结合世葡会，将农民土地流转后种植了2000亩葡萄，进一步巩固了规模化效应。在延庆与怀来共同编制的“延怀河谷”产区规划中，“一区两岸四中心多组团”的抱团思路已经成型，延怀葡萄和葡萄酒产业联合会也逐步组建。葡萄业抱团成长不仅在面对市场时更有话语权，在新生产技术普及方面也能迅速有效，还能在多样性前提下保证产品品质。

“让每一瓶贴着波尔多标签的葡萄酒都名副其实”，这是波尔多对自身品牌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今，这一要求已经被“延怀河谷”完整借鉴，未来，让每一瓶出自“延怀河谷”的葡萄酒都能符合该品牌的价值，是“延怀河谷”的目标之一。

借势发展高端旅游“私人定制”成未来方向

每年接待1800多万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达50.7亿元，但是，游客人均消费仅仅只有273元。这是延庆近年来的旅游相关数据。另一项数据是：一个中国旅游团在波尔多，半个小时内就将两箱红酒抢购一空，每瓶红酒价值600欧元。

巨大的反差来自哪里？在深入研习波尔多模式之后，延庆县找到了答案。

在旅游业方面，波尔多为游客提供私属红酒酒庄体验之旅、葡萄园浪漫之旅、与酿酒师的零距离接触、高端红酒品鉴会等各种活动。多年来，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关于葡萄酒文化的培训和教育，对象除了葡萄酒从业者，最主要的还是葡萄酒爱好者和消费者。多年来，波尔多通过品牌教育，已经将葡萄酒商业属性有效提升到了文化层面。

为此，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优势，抓住2014世葡会的合作商机，延庆和怀来通过共享旅游资源，开始编制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延庆县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刚表示，在葡萄大会召开期间，延庆将开展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等种类不同的旅游活动，像《不见不散》中葛优和徐帆在郊区酒庄住宿、在葡萄架下品酒等元素，都将进入北京市民的旅游选项。未来，国人不出国门也能享受波尔多式的贵族体验。

此外，在“私人定制”风潮盛行之下，“延怀河谷”也将定制化路线纳入了未来方向。 “我们提倡一种模式，比如游客来延庆的葡萄园参观，想要用桃红（葡萄的一种）酿酒，您购买之后，我们会用自己的加工器械为您酿造，这瓶酒就贴您的标签。想要储藏也可以，您只需要缴纳一定的储藏费，不管何时，您带着自己的客人、朋友来，随时都可以拿出您的酒来招待他们，我们想走这种大众化经济路线。”延庆县农村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实际上，波尔多已经在“亲民化”路线中为延怀河谷提供了范本。据悉，波尔多90%的葡萄酒均属于日常餐酒，且性价比不低。以每年一届的“随时随意波尔多”为例，在这一项活动上，CIVB（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组织中国专家团以盲评打分的形式，从参选的波尔多中挑选出100款最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随时随意波尔多”葡萄酒，其零售价格介于每瓶100到350元之间。

目前来看，对于新生品牌“延怀河谷”来说，不管是发展高端游，还是开展个性化定制，都将面临着安全卫生、标准规范、名人聚集效应等一系列难题待解决，但广阔的市场前景依旧给了从业者无限信心。未来，“延怀河谷”将成立葡萄酒交易中心，并争取到了葡萄酒保税库，计划到2030年打造150余家优质酒庄，种植50万亩葡萄，努力打造世界上唯一一个位于国家首都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

鄂尔多斯蒙古族及其文化特征 第5篇

鄂尔多斯的蒙古族由于其特殊性的使命和身份，创造出了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无数亮点。本文试就鄂尔多斯与蒙古族的关系、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特点做一简单的探讨。

蒙古族文化追本溯源，当然是承接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精髓。鄂尔多斯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研究表明，作为这一文化的缔造者——匈奴民族，自夏商至汉代，引领了一个漫长时期的草原文化的潮流，首创了草原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其后数千年，直至今日的中国游牧文化的坚实基础。而这一文化和文化拥有者的匈奴人，据考古资料表明，均源自鄂尔多斯地区。

在蒙古族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继匈奴之后，较有影响的包括鲜卑、突厥、契丹、金、党项等几十个民族或部落，几乎一脉相承地继承和完善了北方游牧文化，虽然各具特色和时代烙印，但其主流文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在蒙古族十三世纪全民信仰萨满教为主导的原始宗教崇拜方面，表现出了自匈奴文化以来上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继承。例如早在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我们经常发现一类铜饰件：涡纹或旋纹的圆形饰件。这类型的图案如果联想到蒙古族文化，与俯视遍布草原的敖包情景极其相似，也许这就是游牧民族早期崇天、祭天的理念所在，是蒙古族古代长生天信仰的文化源头。

鄂尔多斯地区自匈奴之后，从未间断过的游牧民族的存在，那就是历史上所有曾经称霸草原、雄视中原的北方民族，均在其民族强盛期占据或涉猎鄂尔多斯地区。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入鄂尔多斯，应当是在征服西夏的战争过程中，这一期间，鄂尔多斯的文化主流仍然是游牧文化，据考古资料表明在同一时期内出土的主要有明显特征的金、辽、西夏的器物和遗址、墓葬，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北宋时期汉文化特征的遗存，这都成为鄂尔多斯是游牧民族前沿阵地的重要佐证。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最后时刻病逝，由少数人秘密护送离开战争中的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夏，与此同时西夏国王交给蒙古统治者的权力、土地、民众，并不意味着随成吉思汗“金身”带到了漠北，蒙古族留下了诸多的军队和随军的各个方面的部众承担起了对收服地的占领和管理，这些留下来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此就长期居住在鄂尔多斯，成为历史上最初的鄂尔多斯蒙古族。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是极具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笔者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一书中曾经提到的十三阿塔天神祭祀和对阿尔寨石窟的探索中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役，其指挥中心和狩猎受伤及养病、病逝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在鄂尔多斯西的阿尔寨石窟及其周边的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此后元代忽必烈一系的诸位帝王及黄金家族均对这一地区施行封闭管理，划入直辖的中书省范围内并确定为皇室的育马场，同时引入藏传佛教，建立石窟寺，终年诵经祝颂，以这种特有的宗教方式纪念先祖成吉思汗。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即林丹汗，在明末清初被迫自蒙古东部地区逃奔到西部的途中，途经这一石窟寺时施行了毁灭行为，笔者认为这应是林丹汗遵循蒙古古制，对成吉思汗的去世地实行保密性的一项措施。可见，鄂尔多斯蒙古族从最初就肩负着一种神圣的重任，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不十分明确，但从其流传至今的大量的民俗现象中不难看出，从其居住到这里以来就默守着一种职责，遵循着一种定制，对古老而遥远的十三世纪蒙古贵族文化不加以任何的改变，也很少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如果对照历史，对今天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风民俗、民间故事传说、歌舞艺术等进行比较则显得越发清楚。

元朝灭亡到明中叶这一时期，蒙古北元政权不稳，已完全无暇顾及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相当长的时期，直至达延汗之后，蒙古族统治者重新统一，又有蒙古族逐渐进入河套，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以祭祀、供奉蒙古族帝王、黄金家族圣灵、圣物为专职的鄂尔多斯部移牧这一地区，并将一应供奉对象分散到河套之内丰美辽阔的草原各处，这时，河套之名渐为鄂尔多斯部名所替代，鄂尔多斯蒙古族成为了这里的主导民族，也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自从鄂尔多斯部驻牧这一地区以来，历史在这里开启了民族文化新的一页。鄂尔多斯蒙古族作为这一地区最后的游牧民族，自明中叶以来为蒙古族中一个重要的部落，在清代按盟旗制划分成七个旗，逐渐地以旗为单位，文化上出现了细微的一些差异，但在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为主线的背景下，总体上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统一性、传统性。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又出现了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高峰期，大量的历史著作、祝赞颂词、文学作品、民间歌舞等纷纷问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鄂尔多斯蒙古族经过两次集中的迁入，形成了今日分布的格局，而这种格局也奠定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在所有蒙古各部中唯一的一种特殊性。

首先，他的组成都与成吉思汗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前者是在成吉思汗生前至此，死后承担起特殊的职责而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成吉思汗秘葬后设立八白室时形成，然后辗转护卫圣灵成吉思汗至此的。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与成吉思汗结有生死之缘。

其次，正因鄂尔多斯蒙古族组成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他肩负着全体蒙古族所赋予的神圣的对先祖、先帝、神灵般的成吉思汗及其他圣贤、圣物供奉祭祀的职责。

第三，由于使命的特殊性、重要性，蒙古族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在组建这样一个群体时都是积极地争先恐后，并以此为荣。组建该部落以对成吉思汗生前的效忠和贡献，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划分。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构成不是单一的部落成分，而是囊括了几乎１３世纪蒙古高原上统一的蒙古帝国旗帜下的所有大小部落、姓氏和群体的精英。

第四，因为祭奉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帝王圣灵、圣物，由忽必烈钦定过的诸多规章制度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改变，使得这一群体始终严格按传统方式从事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按草原民族几乎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地生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影响和打上了一些时代的烙印，但并没有较大的变化，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基本上保留了蒙古族十三世纪的诸多文化特征。

第五，由于鄂尔多斯蒙古族构成是由成吉思汗当年的各部落精英组成，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有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时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传承，不仅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无法了解和知晓的诸多文化细节及内涵，都在这一群体中按惯例常年延续着，直至今日仍浓重地存在并表现出来，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虽然，受到近现代文化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仍不失其固有的面貌和特征。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具有蒙古族古代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的典型特征。

第六，鄂尔多斯蒙古族在历史上是由层面较高的组织构成并肩负神圣的历史使命，因此汇集和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产生了无数在蒙古族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例如古代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在蒙古族放弃萨满教的原始崇拜，引进藏传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萨冈彻辰在明末清初潜心著书，终于完成了《蒙古源流》一书，其后不久的罗卜藏丹森又完成了《黄金史纲》一书，这两本书堪称蒙古三大历史巨著中的两部；著名的独贵龙运动，成为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贺希格巴图、伊湛纳西等人物影响着近代蒙古文坛。尤其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引领着蒙古族一代潮流，鄂尔多斯蒙古文化成为蒙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得到发扬光大。鄂尔多斯民歌和舞蹈在当代成为蒙古族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备受推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舞蹈《鄂尔多斯舞》、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风靡全国大江南北；近些年来《森吉德玛》、《鄂尔多斯情愫》等大型歌舞节目和鄂尔多斯蒙古剧《银碗》轰动国内外艺坛，在全国获奖。《鄂尔多斯婚礼》民俗风情表演、鄂尔多斯筷子舞、盅碗舞已打造成为蒙古族知名的艺术品牌；文坛方面，史界书籍大量出版不衰，特别是鄂尔多斯市组织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更成为蒙古史学界前所未有的宏篇巨著，影响深远。

第七，以成吉思汗八白室、成吉思汗苏勒德为核心的蒙古帝王祭祀文化，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形成的核心凝聚力，也是古代蒙古文化的活化石，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在国内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人文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藏传佛教盛行数百年之后，在鄂尔多斯仍然有古老的萨满教文化的诸多属性，这在其它蒙古部落是无法保留的，因为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实施的改教措施，严禁萨满教信仰公开活动，但在鄂尔多斯遵循古训的帝王祭祀活动，按制不允许改变，使以萨满教为主体的十三世纪的完整的祭祀、供奉形式都保存了下来，与其相一致的民间信仰文化也相随得以存在，并鲜活地呈现出来，如对十三阿塔天神的祭祀、塔并乌兰蒙古公共墓地葬式的流传都是如此。

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导游词 第6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总占地面积2.8万亩，是鄂托克前旗最早开发的旅游景区，现为国家4A级旅游区。该旅游区位于蒙宁交界处的西鄂尔多斯草原，西靠美丽富饶的宁夏平原，东依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距银川68公里，距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60公里。

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汇集了鄂尔多斯市81种风格各异的苏勒德祭台；建有兼具蒙汉建筑风格的鄂尔多斯大门，主门高12.06米，大门的`建筑尺寸全部按照“九”或“九”的倍数建造，以示“吉祥”之意。还有鄂尔多斯西部最大的蒙古包，它直径36米，建于，取名“巴音塔拉宫”，意为富饶辽阔的草原上的宫殿。在这里，可以欣赏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舞和鄂尔多斯婚礼表演。景区内分为苏勒德文化观光区、鄂尔多斯民俗村和民族体育文化娱乐区。在苏勒德文化观光区中，有保留最为完整、传统的鄂尔多斯祭祀文化现象――苏勒德祭奠，这里汇集了鄂尔多斯市七旗一区蒙古族牧民家门前的形制各异的苏勒德，共九九八十一个，占地13亩；每年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几十次。

这种独有的苏勒德祭祀现象在内蒙古其它盟市正逐步消失，唯有鄂尔多斯蒙古族在继续完整地保留着这种传统的祭祀活动。在鄂尔多斯民俗村中，一个极具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地方就是“敖包”祭祀区。“敖包”是蒙古语，意为“堆子”。它是古代游牧民族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大多数是用石头堆成的。敖包有盟、旗、苏木敖包，也有部落、氏族和家族敖包，都有固定的祭祀日期和特定的祭品。

一般说，敖包的祭祀时间在阴历某月十五或其前后。敖包最初是一种标志，用来辨别方向和道路，后来逐步演变成了祭祀山神、祈求降福、降雨、保佑人畜俱旺的地方。

论鄂尔多斯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第7篇

姓名：叶晓波

学号：指导老师：马思睿08级旅游管理0086000

1论鄂尔多斯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引言

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大力发展原煤生产和电力、煤化工等，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突飞猛进。我市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建立在以煤炭为基础的原煤生产和电力、煤化工等煤炭后续工业上，一煤独大，经济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制约着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鄂尔多斯旅游 旅游文化 发展

在现如今鄂尔多斯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对调整鄂尔多斯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鄂尔多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优劣势分析

鄂尔多斯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奠定了基础。

（一）资源优势：我市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区和民族特色。人文旅游资源和产品主要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河套人”文化遗址、古长城、秦直道、隋朝时期的十二连城遗址、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藏传佛教寺庙准格尔召和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等；自然旅游资源和产品有以库布其沙漠和神奇的响沙湾为代表的大漠风光、七星湖和西鄂尔多斯草原、温泉及晋蒙黄河大峡谷等。现代工农业旅游资源和产品有鄂尔多斯绒纺城、神东煤海和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等。同时，鄂尔多斯作为元朝的皇室封地，鄂尔多斯的歌舞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具有元朝宫廷文化的独特色彩，构成了我市浓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浩瀚的民俗风情。

（二）基础优势：我市旅游业的发展从1984年响沙湾、成吉思汗陵相继对外开放而起步。经过20多年发展，现已拥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31家。旅游交通较为便捷，民航通航城市达25个，铁路客车通至北京，包茂、荣乌高速穿过全境。建成高等级公路1000多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1.7万公里。市内已基本形成立体化交通网络，出入快捷方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有良好的交通基础。

（三）生态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3%，植被覆盖率达到75%。经过多年努力，生态环境实现明显持续好转。

（四）资本优势：据测算，全市民间资本蕴藏量1000亿元左右，正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渠道。

（五）品牌优势：一部电影《鄂尔多斯风暴》，一句广告语“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引世人瞩目的“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已经形成“天骄圣地、大漠风光、民族风情”三大类旅游产品为主的特色鲜明的旅游品牌。

当然，我市的旅游文化产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与周边地区同质性强，旅游旺季短，冬季旅游产品开发滞后等问题。与旅游文化产业发达的先进地区比较，存在着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竞争力相对较弱等问题，困扰着产业发展。

二、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在鄂尔多斯市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中的重要的作用

旅游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主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综合性大众活动。旅游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巨大潜力的跨行业的新兴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促进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旅游文化业关联度高，拉动力强，涉及交通、通讯、餐饮、住宿、商业、娱乐、教育、培训等行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可以有效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二）增加社会就业。

随着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农村规模化经营的推进，城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旅游文化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扩大、拉动、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优势产业。

（三）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旅游文化产业是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作用。作为一个富民产业，开发一个景区，可带富一方群众，促进“双向城乡一体化进程”；作为一个新兴朝阳产业，有助于扩大开放，增加人流物流，促进地区交流与合作；作为一个“窗口”产业，能够充分展示和传播传承民族文化，体现地区文明，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地区走向全国和世界的重要名片。

三、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要充分认识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调动方方面面力量，共同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理念，加快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一）要创新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观念。

任何事务的发展，必须坚持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必须在坚持创新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取得新突破。

（二）要强化大旅游的观念。

旅游文化产业是系统工程，直接或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并获得收益的，都是旅游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要以大旅游、大文化的观念谋发展，推动旅游文化产业与各产业融合，以大融合建设大产业，以大产业促进大发展。

（三）强化旅游文化产业观念。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珍稀的历史文化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基地。把发展旅游与发展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推进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链接和融合，才能实现历史文化向旅游资源和产品转化。

（四）要全力打造鄂尔多斯旅游知名品牌。

旅游知名品牌建设既包括基础设施硬件的开发，又包括形象、知名度等软件的定位和提升；既包括旅游线路的组合开发，又包括旅游活动、节庆会展等载体的营销策划和强势媒体的宣传。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在规划布局、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宣传营销、制度管理等方面都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资源的整合、规划的制定、线路的设计、管理的加强、品味的提升、包装的美化、营销的策划等，都是打造旅游知名品牌必须经历的过程。打造鄂尔多斯旅游知名品牌，要以传统旅游产品为基础，加深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力度，不断提升软实力。

总结

总之要围绕旅游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加快旅游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切实抓好国家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建设，不断提升旅游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旅游企业文化层次和文明服务的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加游客消费内容，提升游客消费水平要围绕游、购、娱三要素大做文章，做活文章，做足文章。依托我市优势旅游文化资源，围绕“成吉思汗长眠地，鄂尔多斯蒙古风”旅游总体形象，按照“天骄圣地、大漠风光、民族风情”三大类旅游产品类型定位，进一步加大旅游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突显“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名城建设的力度，着力打造成吉思汗文化、鄂尔多斯民族风情、遗址遗迹、城市风光四个系列文化类旅游产品。只有全面有效地实施各项有效策略才能不断提升旅游文化产业的层次，才能真正实现旅游文化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 杜梓.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鄂尔多斯现代化进程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10

[3] 乔明.《鄂尔多斯旅游：把握新机遇 奋战“十二五”》鄂尔多斯旅游局 2011.3

[4] 唐勇 杨忠华 旅游经济与区域文化和谐发展战略研究

[5] 生态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中国林业》2007年1A期

[6] 旅游业将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来源：经济日报 2010-06-11

鄂尔多斯饮食文化 第8篇

据考古发现, 在宣化和滦平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大约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或者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日本的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 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战国时期的艺术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而中国的战国时期艺术于公元前五世纪就在繁荣了。由此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产生于阶级分化, 王权逐步产生的草原历史背景下。探究鄂尔多斯造型艺术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同时, 探索它的思想文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艺术的发生不是凭空而来的, 它产生于人的内在世界选择的需要。”“艺术是无法离开文化意识而存在的, 它总是借助自己的特殊形式昭示文化的魂灵一一文化心理, 充当文化复合结构的意识。”

一、鄂尔多斯艺术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是动物图腾崇拜

动物图腾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艺术代表, 它在众多的民族文化史上都曾留有印迹。鄂尔多斯艺术历史比较悠久, 而它的思想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富, 动物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祭祀和巫术等精神文化因素都涵盖其中。动物图腾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动物, 生殖崇拜中常常用一些动物能够多产为象征的寓意。草原游牧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造就了他们比农耕民族对于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刻的理解。各类猛兽以及食肉动物捕食食草动物造型图案大量出现, 集中体现了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森林草原景观, 对他们赖以生存、朝夕相处的大自然中各种生物浓郁的迷恋情结。

鄂尔多斯艺术大量使用有规律的线条、虚实结合的孔洞和与写实的图形来表示厚实、灵巧或者威武的动物之间的搏斗, 以此来体现草原上的弱肉强食、崇拜强者的生存规则。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地出土的虎噬鹿纹银饰牌, 是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前221年) 文物。整体造型为一只浮雕的伫立猛虎, 猛虎口衔鹿的脖子, 鹿的面部表现出一种恐惧神情, 生动再现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悲烈气氛。

二、原始巫术信仰推动了鄂尔多斯艺术的发展

原始巫术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努力实现人的力量和价值的意识思维和行动方式。因为巫术信仰的核心思想就在于相信人类本有能力创造意念中的目的物的能力。通过巫术意志和手段即可操纵现实、控制自然。在远古先民的眼里, 动物似乎比任何其它生物更容易赋予巫术的力量。动物与人类共同存在于一种巫术的情境之中, 二者所具有的巫术能量可以不断地相互传递。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动物形青铜器杖首, 大都是圆雕的动物形态、或伫立、或蹲踞, 大多数底部有可纳柄的圆形銎口。动物种类有羚羊、马、狻猊等, 亦有人称之为“竿头饰”。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可知:崇拜大自然中的动物, 将它们视为图腾, 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 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其一, 它是由图腾柱古俗衍生出的一种更适宜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 代表当时社会团体中不同血源人群的崇拜物和标识物。其二, 它又将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与地位、身份相结合, 成为权利的象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这些圆雕的动物形青铜饰件, 是具备神权、宗族权或地位标示功能的权杖的杖首。

三、王权的产生促使鄂尔多斯艺术走向辉煌

自公元前五世纪开始, 由于鄂尔多斯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变更, 逐步产生了社会阶级, 阶级分化日益加重, 由此有了王族, 形成了游牧王国。草原王权贵族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 扩张其游牧地域, 统治者就会通过萨满信仰的方式去凝聚率领草原的各部。而当时的大汗王具有最高统治权, 祭祀时扮演者神明的化身。鄂尔多斯艺术有个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金质艺术品比重明显增大, 而且当时的黄金和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在这一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匈奴人是一个崇尚黄金的民族, 为了显示王权, 一般王权贵族都喜欢用黄金打造器物。

1972年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金冠, 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一只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鹰矗立在冠顶, 雄鹰站立在有狼噬咬盘角羊纹浮雕的半圆形球体之上。底部的冠带是以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 绳索纹占主要部分, 其中虎、马、羊浮雕图案在相互连接的两端。虎呲牙咧嘴, 造型凶猛强悍;马、羊低头伏卧, 作温顺之态。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 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 造型逼真, 栩栩如生。它是战国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匈奴部落首领的头饰,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套“胡冠”实物, 稀世罕见, 弥足珍贵。

结语

随着草原游牧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 阶级的日益分化, 游牧王族的产生, 黄金和青铜冶炼技术的高度发达, 推动鄂尔多斯草原游牧文化艺术达到兴盛, 高超的制作工艺使得鄂尔多斯文化艺术魅力永存。鄂尔多斯艺术就是在繁荣的黄金贸易、高度发达的金属冶炼技术、日益强大的王权草原文化背景下走向鼎盛。

参考文献

[1][法]勒内·格鲁塞著, 陈大为译.草原帝国[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2.

[2]冯晓.中西艺术的文化精神[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