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已黄昏论文（精选5篇）
偶像已黄昏论文 第1篇
“人们在表面上崇拜偶像, 但在潜意识中却希望打倒偶像每个人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社会性冲动。”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这样写道。从2008年开始, 相信中国许多企业家、娱乐明星、学术大师们都有这种感觉:一向对他们顶礼膜拜的大众、一向对他们吹捧至上的媒体, 忽然间拔刀相向、倒戈而伐, 偶像们的某些失误被铺天盖地地放大、他们的隐私被无穷无尽地挖掘并添油加醋, 偶像们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席卷而来。偶像的黄昏到来了吗?
中国头号女星、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女演员章子怡从2009年以来似乎流年不利, 从“泼墨门”到“诈捐门”, 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事件让“国际章”蒙上了层层阴影。与章子怡一样, “万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 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中, 这位最令人尊敬的房地产行业企业家陷入了前所未有“捐款门”泥潭之中:“企业给地震捐两百万是合适的”、“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等言论, 引发了他个人信誉最大的危机事件, 他健康、公益、富有责任心的形象, 第一次受到公众质疑。同样在公众眼中一向硬骨铮铮的蒙牛当家人牛根生, 他“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的理念与公益实践曾深深感动中国人, 但是三聚氰胺令蒙牛及牛根生的形象一路下跌, 被公众挂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无论是章子怡、还是牛根生, 他们在公众眼中都是成功的典范甚至是道德的楷模。公众在潜意识中会将他们视为公共价值的承载者、社会公德的风向标, 但当他们的行为、言论在特定时刻违背社会主流价值标尺时如以道德的名义进行欺世盗名、国家大难当前无动于衷, 公众对他们的愤怒就变得异常炽热, 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良好形象可能一夜颠覆。
在一个透明化的时代, 企业家不仅要重视企业形象的管理, 而且还必须要重视自身形象的建设。企业家的形象与企业形象往往是统一的、互动的, 良好的企业家形象能够有力地促进企业形象的提升, 企业形象的提升则是构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部分。不过, 企业家形象是依附在人的行为、品行、操守之上, 所以企业家形象比起企业形象更易变化, 也更难管理。
在许多中国企业家眼中, 与媒体及公众保持一定的距离是防范形象危机的最好方式, 只可惜这种想法往往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与企业一样, 个人的知名度与透明度之间的落差就是形象危机爆发的土壤。太过刻意地保持低调只会加重外界对企业家本人的不实猜测, 各种谣言与恶意攻击可能因此滋生。
秦观：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第2篇
此词盛行一时，《铁围山丛谈》载，秦观女婿范温某次赴宴，因默默无闻，坐在角落里无人理睬。直到有侍儿吟唱少游的长短句，有人无意中问他：“阁下是什么来历呀?”范温这才缓缓起身，咳嗽一声，略带得意地答道：“某正是‘山抹微云’的女婿!”满座皆惊，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这首词的开头“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也得到苏轼的赞赏，甚至戏封少游为“山抹微云君”。但，一番表扬后，苏轼又嫌这首词格律不高，道：“少游，没想到几天不见，你竟学柳七作词。”柳永因终日流连妓院、与失足妇女打情骂俏，词多俚俗，世人都认为他“多游狎邪”，不屑为伍的。
少游当然不认可，急得面红脖子粗，一个劲地辩白：“某虽无学，还不至于如此!”东坡呵呵笑道：“‘销魂，当此际’，难道不是柳七郎的常用词语吗?”少游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见他窘迫，苏轼更起劲了，哈哈大笑，写了一副对联来取乐：“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山抹微云”是少游《满庭芳》的名句，“露花倒影”则出自柳永的《破阵子》。
可是，少游因苏轼而成名，也因苏轼而倒霉：可谓成也苏轼，败也苏轼!
在“洛”、“蜀”、“朔”党的争斗中，少游被视为苏轼的“铁杆”而频频受到政敌的攻击。他创作的艳情词，也成为罪状之一，元祐五年五月，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奏言：“新除太常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苏轼被贬杭州，少游也被贬出京。绍圣元年(1094)，苏轼再次受到排挤，被贬到惠州，少游也被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
在处州，少游为了消愁解闷，经常与僧人谈禅论道，写了一首《题法海平阇黎》诗。岂料恰因诗中的“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的两句，被政敌们罗织了“谒告写佛书”的罪名，于绍圣三年(1096)，受到“削秩徙郴州”的严惩。“削秩”，是删除所有的官职封号，是对当时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
关于秦观的性格，《宋史 秦观传》这样说：“少豪隽慷慨，溢於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还有宋人说他十五岁丧父，侍母家居，研习经史兵书，二十四岁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事方急则宜有异谋，军既孤则难拘常法。……所以彻卫四环，去兵两夹。虽锋无镆邪之锐，而势有泰山之压。”似乎，秦观少时豪隽狂放，胸怀“驰骋沙场”之大志，颇似文武双全的岳飞或者辛弃疾。
对此，我是很怀疑的。因为，从秦观的词风上，看不到一丝英武豪迈之气，呈现的是一个敏感、纤细、脆弱、温情、忧郁的书生形象;从他作词的题材看，绝大多数是男女情愁，极少谈论兵书战事、国计民生之类。而纵观少游的人生经历，他步入仕途后的表现，亦无英雄气概。他在“党争”中屡屡受气，逐渐变得抑郁寡欢，再至彻底绝望，对前景完全失去信心，陷入哀伤、悲凄之中而不能自拔。
性情的改变，使得他后期作词，凸现出凄凉的“身世之感”，忧伤悲苦的情调成为主旋律，词风也由早先的“闲愁凄婉”而变成“悲楚凄厉”。
在处州任监洒税官时，少游曾到城外的溪水边散心。春花黄莺的美景不仅没有带给他宽慰，反而引发了春光易逝、良辰不再的忧愁苦闷，填了一首《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一咏三叹，缠绵哀怨，凄婉动人，结尾的“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一句，以海喻愁，意境开阔，类似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夏闰庵云：“此词以‘愁如海’一语生色，全体皆振，乃所谓警句也。”这首词很快就传唱开了，权臣曾布听后，也不禁感动，叹息道：“‘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少游如此忧愁悲伤，能活得长吗!”
少游是一个脆弱敏感的文人，在无辜遭难、生活困顿时，无法做到象苏轼那样的随遇而安、豁达自适，遂成“千古伤心人”。绍圣三年(1096年)深秋，他夜宿破烂寒冷的郴州驿亭，作了一首《如梦令》，表达的也是这种迁客骚人式的深切悲痛、无限凄凉：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
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
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少游后期最著名的词，应是《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正是少游愁苦、迷茫、绝望心态的最佳写照。“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深为王国维所推赏，认为具有《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大气象，同时指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苏轼最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共同谪放天涯的无奈和悲愤，尽在不言中。后来，秦观病逝之际，苏轼悲痛难抑，特将这两句诗书于扇上，每日看着，流泪不止，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赵佶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再度变异，迁臣多有内徙。在郴州苦熬的秦观也“守得云开见日出”，得到“复宣德郎，放还横州”。他迫切地启程北归，行至滕州时，还兴奋地去光华亭游玩。劳累之余，他觉得口渴，向旁人讨水喝。当他端起水碗，看到自己在碗中的白发倒影，想到苦尽甘来，终于可以和妻儿、师友欢聚一堂，不禁展开愁眉，含泪一笑，在微笑中溘然而逝。
秦词章法疏朗流畅，词语精致典雅，对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等人有很大的影响，“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那些极度崇尚秦词的“粉丝”，还顽固地认为秦观超过了苏轼和柳永，如孙兢《竹坡老人词序》：“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李调元狂热崇拜秦观，“首首珠玑，为宋代词人之冠”，在《雨村词话》中，甚至将秦观名列“宋代第一”。
秦观逝世25年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江南绍兴的一位士人，妻子怀孕后，竟然梦到了他。这个士人，又惊又喜，心怦怦地跳，想：“秦观来送梦，莫不是，我们的孩子将有他那样的才华么?”于是，就给将要出生的孩子取名为“游”，字“务观”。
果然，这个孩子出生后，才华冠世，所取得的诗文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远远超过了秦观。孩子成年后，亲眼看到了秦观的画像，为表达仰慕之情，作了一首《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的诗，云：
“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
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
这个孩子，就是陆游!
小传：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江苏高邮人，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为“淮海居士”。存《淮海集》四十卷，另有《淮海词》单刻本。
★ 秦观《虞美人》
★ 《虞美人》秦观
★ 《虞美人》《鹊桥仙 秦观》教案
★ 高城深堑成语解释
偶像的黄昏 第3篇
老楼光线黯然，一片衰败，年轻人寥寥。一代文化巨子及其偶像已日薄西山，坠入黄昏。
飞抵莫斯科城时，黄昏泛起。车从大衢过，投目处，街道两旁、古建筑前，街心公园之中，铜像林立，颇撞入眼球。余喟然惊叹：此文化之都也。俯仰之间，每个雕像皆一部历史，每个偶像皆一个传奇，文化俯拾即是。
余之崇拜之文学偶像，乃两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前者为高尔基，后者为肖洛霍夫。其对余文学之影响，潜入血脉。年少之时，时逢文革，茫然四顾，无书可读，偶得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读一个泪涕泗流而怆然。知高氏出身木匠之家，从社会底层冒出来的，接俄罗斯地气。后念高中，彼时，课文选了高氏散文《海燕》，文彩斐然，激情四溢，折服余也。悄然将高尔基视为少年之偶像。
及年长，16岁从军。在一片南国大莽林中，余始作文学梦。入湖南日报社学习，在图书馆中，幸与俄罗斯文化巨子肖洛霍夫相遇，四卷本《静静的顿海》，令余倾倒，迷恋其史诗风格与沉雄气韵。
以后，挟两位文学偶像之膜拜，而成文学青年，而成中国作家。
翌日，细雨飞杨，吾等前往高尔基故居，车停十字路口边道，对面乃著名塔斯社，下车之喷泉处，竟是普希金和夫人铜像。向东右拐，百米之远，高尔居故居兀自而立。此乃俄国前富商之别墅，十月革命时，俄商匆匆离国，留下豪宅，遂成革命战利品。
上个世纪30年代初，高尔基归国，当选前苏联作协主席，当局奖其别墅居住。余等入高尔基故居，门庭落雀，观者寥寥，一个文化多元年代，冷清是无疑的。从后门而入。玄关处有一门客房，一楼展厅多为高尔基用过之物品。登斯楼也，楼梯为一块巨大大理石雕刻而成，扶手呈荷花盛开状，豪奢之极。而二楼临街客厅、书房，皆嵌镶木地板，高大门框抵穹顶，门框和壁厨雕梁画栋，灯饰金碧辉煌，装饰尽透浮华，无不给人以挥金如土之感。余不时摇头，叹道，高氏老人，生于底层，乃从石缝里成长，住斯楼也，不接地气，怎可再写出体察民间疾苦之作。
果如余言。工作人员介绍，高氏住此后，郁闷不已，常太息不能哀斯民，文思堵塞。斯大林令他为其写传，可他对斯氏之专制颇多微词，一拖再拖。于是，斯大林连夜召见，秉烛夜谈之盛景不在，前苏联执政者对他渐次冷落。不久，爱子马西西姆亦因感冒身亡，相传乃觊觎其妻之契卡头目所毒杀。这对晚年高尔斯无疑是个巨大打击，郁郁寡欢，两年后，竟也因患感冒而黯然谢世，留下遗嘱，欲下葬新圣女公墓。然，生时卑微，死时殊荣，却被苏堆埃人民政府当作圣贤葬于红墙之内。他离去不久，斯大林时代大清洗开始了。
余流连高氏书房前，皆嗟叹，高尔基死逢其时也。
出高尔基故居后，余仍心念肖洛霍夫。车行不久，在一街边公园戛然而止。余等下车，寻幽径而去，在一空地处，惟见肖洛霍夫铜像，坐于一叶偏舟之上，头发理的奇怪，非书生、非军人、非艺术家、非船工，而身后竟是万马竞渡的顿河。余伫立于年少之偶像前，拍下一张留影。
尊前谈笑人依旧。肖氏27岁写四卷本《静静的顿河》，一度被疑为哥萨克白军军官之作。肖获诺奖，曾执掌前苏联作协多年，尽享尊荣。然，余等与俄罗斯作协楼上与作家诗人交流时，看墙上挂满肖氏照片，老楼却光线黯然，一片衰败，年轻人寥寥。一代文化巨子及其偶像已日薄西山，坠入黄昏。
“管理偶像”的黄昏 第4篇
需要声明一点，你所听到和看到的都是真的：一位原本只能教纯理论哲学的博士后来竟成为“德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专家”，并被其所应聘的公司以“某某博士教授”的头衔介绍给客户。没过多久，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全球资产管理的著名顾问，身价也水涨船高，从一开始7.5万美元的年薪增至50万美元，从“像老鼠一样被践踏”的最底层职员成为拥有700名员工、年收入达2.5亿美元的咨询公司合伙人——整个过程，他用了还不到5年的时间。
按理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这就不是故事，而是传奇，一个关于“门外汉”跻身成为“圈中人上人”的励志传奇。当时这位哲学博士俨然一副知名管理专家的模样，工作得心皮手，事业如日中天，日子顺风顺水……但如果真是那样，马修·斯图尔德就不再是现在的马修·斯图尔德。至少，他不再是那位曾经对学术’隋有独钟、对管理嗤之以鼻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哲学博士，而那本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管理咨询业”的亲历之作《管理咨询的神话》也就无从谈起。
约翰·珀金斯，这位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对该书评论道：“等了很久，终于有了一本书，把管理咨询王国的偶像们拉下神坛。作者用罕见、犀利又幽默的方式，将管理咨询顾问常有的诡计和花招暴露无遗。”其实就“揭开管理学的面纱”这一主旨看，斯图尔德的《管理咨询的神话》并不是首创，早在它之前，杰佛瑞·菲佛的《你所知道的管理都是胡扯》以及他与罗伯特·萨顿合著的《管理的真相：事实、传言与胡扯》都意在唤起人们对被管理的反省和思考，进而把被过度神化的管理学拉下神坛。斯图尔德也有着相同的用意(甚至抱負)。他说，现代管理思想绝对是极其错误的，它已经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境地，它让我们错误地为没有科学性的问题寻求科学的答案：它给实际上属于道德和政治范畴的问题提供虚假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它让人们对管理技能的本质和价值产生出一种很容易被利用的幻觉；它诱使我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投身于那些并不存在的学科的培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使人们对于繁荣的源泉产生误解，让我们忽视了我们的福祉所依附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基础。
斯图尔德特别援引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这毕竟是斯图尔德的强项)，“偶像不过是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幻觉，这种幻觉导致对这个世界产生误解，使非理性行为得以延续”。在斯图尔德看来，管理思想便是这样一种“偶像”，它是一个涵盖一大堆浅薄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词汇，正是这个由语法错误、错误感知以及迷信组成的大厦，使得众多本应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得以继续运营。想当年，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发誓，“要用小槌敲击偶像的肚腹，听它发出空洞的声音”：现如今，斯图尔德在《管理咨询的神话》中亦信誓旦旦，“管理偶像同样需要被好好地敲打一下”。
到底什么是斯图尔德的“敲打”?或者说，斯图尔德不满以及反对的又有哪些?对于这个问题，斯图尔德从两方面予以展开，并作为两条行文主线贯穿在书的始终。其一便是斯图尔德在管理咨询机构的“卧底之旅”，讲述的是他因受不了几个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子动不动就吹嘘“公司战略”，于是决心混进管理咨询业探个究竟。怎料，起初在工作上四处碰壁、磕磕绊绊的他很快便适应了这个圈子的氛围和规则，后来的他事业上便一帆风顺、左右逢源，一个“职场新人”就这样鬼使神差、意想不到地成为公司的“核心骨干”、“业务精英”。
而另一条主线，斯图尔德把他为进入管理咨询公司临时抱佛脚突击的成果，包括弗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与工业原理》、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等“经典”书籍上的管理思想和《金融时报》上报道的商业知识等，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追问和反思——用他的话来说：“管理学实际上是人文学科中被忽视的一个分支，它隶属于哲学史研究。我意识到，管理理论家之所以缺乏深度，是因为他们仅仅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去探究哲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钻研数千年的事物。”
在历史梳理和哲学解构下，斯图尔德发现，商业世界中普遍流行、影响甚广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正是源自这种对管理本质的广泛认同，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的观点——管理是一门技术，它由一堆技巧组成，以科学观测为根基，由专家为其提供养分，而且是可以传授给学生的。斯图尔德显然是不敢苟同，他指出，对管理的传统认识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是为了以一种适合于民主国家的方式理解经济权威与合作而进行的一份有价值的努力。它的力量汲取自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对峙：民主国家主张平等的本能，与现代国家建设所需的等级安排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就像他在书中对科学管理的批判：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它体现了许多美国人一向青睐的理想事物。它对效率的宣扬，在这个由清教徒居住，深受本·富兰克林早睡智慧熏陶，以实用主义为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引发了强烈共鸣……斯图尔德撰写《管理咨询的神话》一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追溯思想的演变历程来揭露其缺陷，并提出取而代之的观点。
毫无疑问，斯图尔德将无情、极富洞察力的目光投向管理本身，对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直至《追求卓越》的汤姆·彼得斯提出了近乎毁灭性的批评意见。在斯图尔德看来，管理思想史上的“神话”由来已久，但一直缺乏有力的揭露，今天，他的到来就是为了决斗甚至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你是对管理咨询业踌躇满志，还是对它本来就警惕有加，斯图尔德的讲述都将让我们思考再三、重启想像。
偶像的黄昏 第5篇
采访张瑞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8月的一天，我和主笔吴洋洋来到青岛海尔总部，在一个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茶室里，专访了这位67岁的中国企业家。一开场，他便对媒体“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提出异议。
我多少理解他的看法，媒体的报道在一些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重视结果，并从这个结果出发展开分析，比如根据一家公司的财务表现来判断它的经营状况。我同时知道，张瑞敏这么说，也是因为他对海尔有个宏大的设想，但他无法预测未来。
张瑞敏执掌海尔32年，启动数次变革，每次都否定了之前的经验，并将这家公司推向一个全新境地。自以为非，是张瑞敏的方法论之一。
这期的封面故事描述了这次变革的过程。你能感到原来那个稳定的家电制造商形象变模糊了。如同细胞裂变，海尔分裂为无数独立的小型组织，它们直接面对用户，彼此通过有机联系形成网络状结构，即创业者平台。被改变的不仅是管理架构，还包括管理者的角色。张瑞敏不必再从上至下发号指令，他更像个组织设计师，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 CEO。
不过，和历次改革不同，这场自2005年启动的改革，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对管理学痴迷的张瑞敏说他走访西方管理学者，想寻求参考样本，但学者们找遍全球，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大企业变革的案例几乎绝迹。
张瑞敏或许曾因此感到一丝恐惧。崛起于改革开放后的那一代开创型本土企业家，从彼得·德鲁克，罗纳德·科斯，吉姆·柯林斯等管理学者的经典著作中获得了最早的商业启蒙。张瑞敏回忆说，海尔此前的历次改革，多少都曾以经典管理学理论为重要参照。
张瑞敏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喜欢思考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的一位。他在1980年代读到台湾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深受触动。他同时是西方管理理论积极的践行者。由于此前改革收效明显，自1998年以来，海尔已经17次写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当中。
直到现在，张瑞敏仍保持对前沿思想的关注，喜欢结交管理学者而不是媒体人士。这两年他交往较多的是加里·海默、凯文·凯利、里夫金等对新经济和新的领导方式保持思考的学者。
但海尔无法再从他们那里直接获取既有经验，如今，张瑞敏更多是在交流和碰撞中确定自己的想法。
和经典管理学几乎同时衰落的，是那些明星公司在人们心中的偶像地位。张瑞敏采访中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你很难想象日本公司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去日本不是学习，都是膜拜。松下、丰田，都是我们朝拜的神。”
从柯达到诺基亚，近年来商界残酷的起伏令张瑞敏思考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是否会在未来消亡。“我的概念会瓦解。”他说。
传统概念的瓦解，以及偶像的坍塌，或许才是自我革新的真正起点。公司这种组织从原始社会便开始萌芽，而其形态却处于不断地更新之中，永无完善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