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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文主义范文
来源:开心麻花
作者:开心麻花
202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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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文主义范文(精选11篇)

欧洲人文主义 第1篇

一、印象主义音乐的概述

印象主义音乐是由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融汇当时所称“印象派”的思想基础上创立的一种音乐风格。浪漫派音乐家们如李斯特、瓦格纳、格里格、斯克里亚宾等人的音乐就隐含着印 象派音乐的特色。音乐界中首次出现“印象主义”一词, 是在1887年的法兰西美术研究院的评委对德彪西在罗马进修时的交响组曲《春天》这一作品的指责中出现的。当时评委批评德彪西的《春天》全曲结构紊乱, 提醒他“警惕模糊的印象主义”。由于“印象派”思想的兴盛, 此后人们对德彪西的作品都用极富印象主义风格来赞扬。如德彪西的《弦乐四重奏》于1894年在布鲁塞尔首演时, 得到了当时音乐界和听众一致的好评。

二、印象主义音乐的特点

在和声上, 印象派大量采用全音阶及教会调式, 使用平行和弦、非三度叠置和弦、不解决的七和弦和高叠置的九和弦、十一和弦及十三和弦, 以造成调性的迷离扑朔。

在配器上, 印象派提高了木管乐器的地位, 更注意音色的细腻和雅致, 铜管乐器常用弱音器, 打击乐器中的钟琴、钢片琴、三角铁和竖琴在音乐色彩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它们是被作为重要的色彩乐器而不是点缀性乐器加以广泛运用的。

在力度处理上, 印象派追求音乐的恬淡、纤巧、妩媚以致略带伤感, 将弱奏作为音乐力度变化的基础, 甚至出现极弱奏, 即使力度高潮也只闪现于短暂的瞬间, 很快又回到弱力度的基调上去。旋律也趋向片断零散, 呈现出自然的流体状, 连绵不断;节奏上尽量避免有规律出现的律动重音, 以支持音高流动的自然性。

三、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赏析

(一) 德彪西的生平和代表作

德彪西创立“印象主义”音乐, 是在受到印象画派和象征诗歌的影响下, 经过长期实践确立的。主要作品有管弦乐前奏曲《牧神午后》, 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管弦乐曲《夜曲》、《大海》, 钢琴曲《版面》、《欢乐岛》、《意象集》和《二十四首前奏曲》等, 对欧美各国和20世纪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894年,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牧神午后》, 最初确立了印象主义音乐的地位。这部根据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歌写成的作品, 以细腻的笔触渲染出朦胧的气氛:描写一个牧神在炎热的阳光下, 昏昏欲睡时产生的种种幻觉。在他的歌剧《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以及许多钢琴曲 (如《意象集》、《前奏曲》) 和管弦乐曲 (如《夜曲》、《大海》) 中都实践着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渲染神秘朦胧、若隐若现的气氛和色调。

德彪西是法国音乐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颖的天地, 他在音阶、调式、和声及结构等音乐语言方面都有着独到的创新, 为现代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所不足之处在于创作视野比较狭窄, 艺术追求比较单一。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创作领域里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成就。

(二) 拉威尔的生平和代表作

拉威尔于7岁开始学钢琴, 14岁就进入法国巴黎音乐院学习音乐。之后迅速成为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和印象派作曲家的杰出代表。

拉威尔的印象主义音乐风格具有鲜明的个人代表性。他吸收了印象派音乐的表现力, 虽然一直严守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戒律, 但他又以个人独创的手法运用这些传统戒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和作品形式。一方面, 拉威尔不仅是乐曲形式的大师, 赋予音乐丰富的色彩;另一方面, 他作为印象派音乐家, 对于音乐的描述性, 极力主张不注重事物的外部, 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事物的本质和浓郁的色彩。

拉威尔是继德彪西之后的又一位印象派音乐大师, 是法兰西民族音乐艺术特色的又一体现。拉威尔的音乐创作, 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 他一方面继承了法国古典作曲家拉莫和库普兰的典雅而清秀的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柏辽兹和比才那种鲜艳绚烂的配器色彩;第二, 善于从民间音乐创作中吸取营养。他的代表作品有交响组曲《西班牙狂想曲》, 芭蕾舞剧《鹅妈妈》, 小提琴曲《茨冈》和管弦乐曲《波莱罗》。另外, 他将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独奏曲《图画展览会》改编为同名管弦乐组曲, 使得此曲广为流传。

三、结语

总之, 20世纪初相当多的音乐家, 都是受到印象主义音乐这种新艺术风格的影响来创作音乐作品的。印象主义音乐引领了当时音乐界的潮流, 开辟了一个梦幻和令人着迷的音乐世界。只不过运用印象主义, 由于自身的局限性, 使得用这种方法创作的内容、题材过多地描绘自然景物, 而缺乏人的认识, 没有揭露社会和人的思想, 从而导致了印象主义音乐只是在20世纪初昙花一现, 之后就被新的音乐风格和音乐流派所代替。

摘要:随着象征主义文学和印象主义绘画产生和影响, 滋生了印象主义音乐这一新的流派。印象主义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 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它的兴盛与繁荣, 标志着现代主义音乐的开端。我们对印象主义音乐的风格进行分析, 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印象, 以及如何在音乐中实现摆脱浪漫主义的主观情感, 追求音乐中的色、光、波表现效果的艺术思想。

关键词:印象主义音乐,德彪西,拉威尔

参考文献

[1]赵京伟.欧洲印象主义音乐探微[J].文艺生活 (文艺理论) , 2012, 9.

[2]范宛新.浅谈欧洲印象主义音乐[J].音乐大观, 2013, 13.

欧洲人文主义 第2篇

在中世纪,宗教是中心,教育通常由宗教组织。

逐渐有了更多的学校,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文化。在那个时期,有以古典文学和历史为中心的新教育,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这两件事都是关于如何辩论和为公共生活做准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反对和攻击教会和僧侣而闻名,但他们的反对并非出于非宗教的个人精神,而是出于宗教的个人主义,出于对上帝的爱。当本应代表纯洁和神圣的教会堕落时,那些谴责它的人却在捍卫它。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信徒和灵魂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欧洲圣战主义的形成 第3篇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将欧洲这块基督教大陆的诞生与公元8世纪与伊斯兰教的决裂联系在一起。皮雷纳或许永远也不会想到布鲁塞尔有朝一日会出现穆斯林贫民窟,更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圣战主义的中心,眼睁睁看着被边缘化和愤怒的穆斯林青年从欧洲境内反抗欧洲。

现阶段用剥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已经不现实,但也不能容许伊斯兰教学者塔里克·拉马丹所宣扬的那种嵌入方式继续下去。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的孙子拉马丹是一名瑞士公民,同时也拥有英国居民身份,他提出伊斯兰教的道德和价值观应被注入到欧洲国家的体制。那样欧洲就不仅要容忍伊斯兰教,而且还要在实际上接受它作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拉马丹愿景的问题在于,欧洲是一块世俗势力占压倒性优势的大陆,在道德观方面有着深刻的前瞻性思维。而伊斯兰社会则相反,拥有深刻的宗教色彩并深深植根于过去。当伊斯兰教徒谈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他们普遍都在回首过去,希望复兴那个时代,否定从性别平等到同性婚姻在内的欧洲核心原则。

拉马丹所提的针对欧洲圣战主义的解决方案其实反映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的缺陷。他把圣战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大致归咎于欧洲卷入了中东战争、欧洲所谓的与以色列勾结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以及其对阿拉伯独裁者的支持。

但是美国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为以色列提供无条件支持并一再支持阿拉伯独裁者。欧洲一直对这些政策持批评态度,往往言辞还非常激烈。但美国并没有遭受到境内圣战情绪高涨的打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逐渐收回这些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对美国的仇恨情绪。例如,他切断了对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并允许受西方民主模式启发的抗议者实现政权更替。美欧双方都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穆斯林兄弟会表示支持。

近年来,欧洲甚至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帮助。从更广义的角度讲,虽然西方尤其是美国过去50年来在阿拉伯世界的确犯下了严重的政策错误,但外部势力不能完全对这一地区的危机负责。目前的局势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的结果——只有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才能解决它。

如果欧洲的外交政策并不承担阿拉伯世界当前局势混乱的责任,那么它无疑也不应是欧洲境内圣战主义崛起的理由。真正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在于严重缺乏与欧洲穆斯林青年的社会正义、教育、住房和就业相关的有效政策。边缘化带来的挫败感,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整个欧洲大陆右翼运动的崛起又为这种挫败感火上浇油。

欧洲圣战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他们既缺乏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真正理解,也缺乏改善生活的实际机会,因此非常容易成为极端分子的猎物。圣战主义以其绝对的确定性和庄严的使命感为这些迷茫青年提供了目的感、自豪感和自我认同,更不用说还有冒险的机会。

美国的穆斯林现状凸显了欧洲的失败政策。像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美国穆斯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美国梦。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而且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在美国辛勤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信仰。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充满活力的经济一次次地让新移民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欧洲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向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在经济停滞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提升社会地位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在社会领域,美国也能赋予穆斯林某些欧洲无法赋予的宽容。美国本质上的宗教文化使得穆斯林能比在世俗的欧洲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事实上,美国个人责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比欧洲更激进的世俗自由主义对穆斯林而言更容易接受。因此,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融合和同化更容易取得成功。

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共产主义 第4篇

民主社会主义代表社会主义的改良派, 其中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民主党和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物质承担者,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纲领。从发展脉络来讲, 基本上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第三条道路”思想, 这之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并在社会现实中不断完善的。由于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存在重大分歧,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由第二国际演变过来的。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般都称为社会民主党, 包括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75年成立的葡萄牙社会党, 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党, 1889年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 1891年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党, 1900年成立的英国工党以及1905年成立的法国社会党等。

第二国际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峰期, 也是高潮期。这种思潮也影响到欧洲共产党的内部, 随着民主党的发展, 欧洲共产党也在探索新的出路。二战后, 苏联模式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为不适合欧洲国家的国情, 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处处碰壁, 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欧洲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失败的情况下, 普遍要求走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在战后, 东西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分化。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 “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开始逐渐萌芽, 1949年夏天, 南共联盟在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 宣布了共产党的三项原则:第一, 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第二, 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律平等;第三, 根据自己的传统以及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 各国都有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赫鲁晓夫在贝尔格莱德会晤南斯拉夫领导人, 并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 由此承认存在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打破了苏联的唯一模式论。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与匈牙利事件, 各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分歧很大, 同年12月,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上提出了“多中心论”的声明和“结构改革”的思想, 反对苏联中心霸权, 提出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通过合法斗争方式,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结构改革, 最终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 欧洲共产党在思想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系。

1968年“布拉格之春”出现, 以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为代表, 联合欧洲17国共产党, 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霸权。1977年, 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声明, 阐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 普遍承认建立一个民主的、符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 主张在民主中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于是, “欧洲共产主义”由三党在马德里会晤后正式兴起和诞生。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兴起并逐渐独立出的一种共产主义派别、思潮和运动, 它在注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的同时, 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欧洲共产党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在各国执政或参政, 同时取得议会中的一定席位。此时, 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共产党还包括: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瑞士劳动党、荷兰共产党、瑞典左翼共产党、芬兰共产党、希腊共产党 (国内派) 、圣马力诺共产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冰岛统一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 全盛时期有三百多万党员, 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很大, 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一派。

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回落,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也极大地冲击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 它承受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攻击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不认可。从发展主张上面对来自民主社会主义的冲击, 它的很多主张又与民主社会主义不谋而同, 起码有相似之处, 如:第一, “多中心论”, 不承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存在“领导中心”和“领导党”, 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 陶里亚蒂认为:“整个体系正在变成多中心的, 而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 也不能谈论唯一的领导, 而应该谈论遵循往往是不同的道路而实现的进展”。[1]第二, 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第三, 指导思想上一般不在党纲中明确提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此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第四, 强调“新型群众性的政党”, 主张多党联盟, 通过竞选轮流执政, 认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第五, 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但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并回避使用这一说法, 用劳动者的政权来代替。第六, 主张社会主义多种模式, 同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第七, 在国际政策对外关系上, 主张谈判、对话和合作, 支持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发展,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他们的具体主张看, 尽管已经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西方国情, 但是在说法和具体用语上仍保留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痕迹, 所以带有偏见的西方国家认为:“这种打着民主招牌、貌似温和, 还似带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 比叫喊暴力革命、实行专政的共产主义对西方世界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和危害性。”[2]

作为温和的共产主义政党, 在上世纪80年代后其力量和影响力逐渐下降和衰落以来, 一方面, 有的重整组织, 重整纲领, 如法国共产党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观念,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而意大利共产党像欧洲许多共产党一样融入民主党, 更名为左翼民主党;与此同时, 党内继续坚持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和主张的少数派于1991年成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另一方面, 有的因为与民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价值观有近似之处, 逐渐向社会民主党转化, 接受了民主党、社会党的称号, 党的名字中不再称共产党, 但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主张。由于这种复杂的情况, 欧洲共产主义的处境在西方更为艰难, 正如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对“欧共”的描述那样:“他们遭到苏联型的共产党人的攻击并不偶然, 因为他们太民主了, 而遭到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力量的攻击也不偶然,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共产主义者。”[2]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 也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思潮, 以普鲁东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 开始叫社会民主主义。即在1951年之前, 普遍都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 民主主义作为中心词。1951年6月30日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正式建立社会党国际, 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 即《法兰克福宣言》, 对早前的主张进行了调整, 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目标与宗旨。这一时期, 社会主义作为中心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苏东剧变后, 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理想, 社会党又叫回社会民主主义。1992年9月柏林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也以《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论题发表了声明。但是无论这一名称怎样变化, 现在人们对战后社会党的纲领仍然认为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 因为它大都起源于第二国际, 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只是更为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和民主成分。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 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说过:“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 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3]

无论如何, 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变数, 可以说, 欧洲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左派, 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中的右派。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它有本质不同, 但它代表了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流派, 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所以值得关注和研究。

摘要: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 代表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当传统社会主义逐步在前苏联和中国站稳脚跟的时候, 民主社会主义也逐渐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但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落,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从名称到思想、主题也发生着变化。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研究

参考文献

[1][意]陶里亚蒂.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6:90.

[2]黄达公.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M].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2007:82-83.

读书笔记--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第5篇

浅谈———《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整理与评析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的发展。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细致的论述和研究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V.V.博韦弗莱洛夫斯基,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样的先入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20世纪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

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只要人们需要在市场外合理配置医疗、文化、教育资源,那社会主义就不会缺少支持者。不过悖论的是,这种从第二国际开始的所谓的改良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实际上,左翼最为辉煌的30年(1945年-1975年)恰恰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30年。

在这波诡云谲的100年时间里,萨松试图呈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共荣的奇妙局面。这种共生使得欧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矛盾和机遇。比如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政党就面临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作为民族国家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之间的矛盾。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工人阶级必须与昔日的敌人资本家一起团结合作,抵御外敌。而在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中,同样也面临类似的局面。社会主义政党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资本家们展开激烈的斗争和谈判,但是不可避免的“福利国家在提高劳动力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

或许也正是这种必须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社会主义,使得此时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成功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比如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高度繁荣,人们逐渐认为左翼政党似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时代精神在远离左翼。但是,通过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左翼获得的选票,其实所谓的失败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获得了39.6%的选票,到了1960年,它获得的选票上升到42.1%;又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1952年获得了46.0%的选票,到了1960年上升至47.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有高有底,但是总得来说,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选票上没有失败,反而有所上升,失败的是意识形态。甚至在促进经济的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也似乎很成功,比如在1955年-1960年之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5.9%。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增长,这种倾斜于巨型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其失败的导火索。在萨松看来,此时所谓的失败,不是指它们在获得选票上的无能,也不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无效,而是一种与时代不合的精神气质,因为此时的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的是住房和洗衣机,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却依然过分紧张和呆板。正如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嘲讽:“社会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液应该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痕迹,而不是自命不凡和一本正经。”

萨松的结语写得过分悲壮,并且充满了怨恨。他在抱怨资本主义兽性未改,同时也在抱怨左翼知识分子过于软弱无能。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社会主义政党疲于应付日常的琐碎政治时,当他们乐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真正失败,但他依然相信,没有曾经的社会主义,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会变得像美国那样“邪恶”,“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他同时也在担忧,在接下来全球化的历史竞争中,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失势。

《共产党宣言》里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确就像是幽灵,它扰乱了资产阶级,乃至全世界的清梦,尽管它从来也不曾有过清晰的规划,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许诺而已。这个许诺之后被无数的国家、政党、组织和个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欧洲经历过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变革,从法国大革命的攻破巴士底狱开始,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也失败了很多,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了精神上的家园,但是也一个个的幻灭,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

自由主义在近代欧洲的传播 第6篇

英国:自由主义的典范

英国自由主义是在贵族与国王的博弈过程中形成并逐步成为英国的政治传统的。英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由于征税问题,英国国王和贵族发生了战争。贵族凭战胜之威,迫使战败的约翰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其条款规定,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国王应尊重自由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国王不得剥夺臣民的自由权利,如果没有法庭的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臣民和剥夺他人的财产。

《大宪章》的目的最早是为了保护贵族的权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宪章》的不断重新签署,其保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贵族到有产者,一直到普通民众。1225年的《大宪章》承认“人民和大众与贵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权”。1354年的《大宪章》则将对人身权利的保护从有财产的自由人扩大到了所有人,自由主义由此一步步成为英国最强大的传统。

《大宪章》规定的自由原则构成了英国政治和社会演进的基本框架,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臣民的自由,英国又发展出了一套“王在法下” “王在议会”的政治安排,并最终通过光荣革命的形式确立了第一个近代宪政体制。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英国发展出了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上的宪政与法治、经济上的市场与自由竞争、价值观念上的个人主义,成为英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而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核心。

自由主义构成了英国国家发展的基本内涵,英国也成为自由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典范。英国人将自己国家的崛起归功于自由,并将英国定义为“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把自己的历史说成是“一部自由的历史”,并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而自豪。自由主义传统也是理解英国历史上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自由帝国体系,包括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关键所在。美国的国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经验的复制,英国式自由主义的传播并重新塑造了世界的面貌。直到今天,人们要理解和评价什么才是现代的国家发展,依然还要不断地从洛克和斯密的理论遗产讲起。

法国:自由主义的嬗变

自由主义一旦形成,就会向外传播。自由主义的理论首先传播到了只隔一条海峡的法国,并在法国引发了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自由主义思潮。到18世纪后半叶,法国已经成为欧洲自由主义的新中心。不过,英国与法国虽然同处西欧,但毕竟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面临着不同的核心挑战。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一旦被置于法国的语境中,必然会发展出不同的内涵。

对于法国来说,18、19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封建专制制度极为发达。法国既有强大的专制王权,又有僵化的社会等级,封建制度成为阻碍法国发展的根本因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英国式的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同,如何打破旧的等级、追求社会的平等便成为法国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长久以来对不平等的仇恨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彼此相似、地位平等的社会。以卢梭为代表的以平等为核心诉求的法国式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与洛克一样,卢梭也强调自由的价值。他的《社会契约论》开头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平等、博爱则构成了日后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的价值观。然而卢梭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洛克显然不同。洛克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卢梭强调的则是“公意”;洛克认为自由的关键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卢梭则认为正是私有财产导致了不平等的起源;洛克强调为了个人的自由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而卢梭则抨击分权理论,强调代表“公意”的政府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

这就使得法国式的自由主义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出现了极大的不同。在卢梭式的自由主义中,对平等的政治参与的关注比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有更高的优先性。这种与洛克不同的偏好,既是当时法国政治现实的反映,反过来又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托克维尔分析的那样,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人们对平等的酷爱执着而始终如一,乐于为它牺牲一切,而对自由的热爱则不断地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平等压倒自由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对自由的追求是最后出现的,却是首先消失的。罗伯斯庇尔在被送上断头台前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并发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却一步步演化成为雅各宾的恐怖统治,这是法国大革命最大的悖论。

法国式自由主义给后人的教训是:单纯的平等并不会自动给人类带来自由;相反,群体的意志有时恰恰会以极端的形式践踏自由。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没有了自由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平等和民主也可能会沦落为多数人的暴政。

德国:自由主义的顿挫

德国自由主义主要是英法传入的。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德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形成了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19世纪初期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830年到1848年期间,是德国自由主义最有活力的时期,不少邦国都开始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虽然受到英法的影响,但从开始就带有自己的特点。康德在谈到什么是自由时曾说:“自由不仅仅是摆脱封建团体性强权的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国民不应仅仅只是官僚机构救济、关照、帮助的简单对象。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而不是个体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这种以国家为视角的自由观与英国甚至法国式的自由主义都相去甚远,这也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德国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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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由主义的高潮是1848年革命。500名德意志自由派代表齐集法兰克福召开法兰克福议会,准备成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德意志国家。然而被法兰克福议会推选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却拒绝了自由主义者送上的皇冠,并派出军队强行驱散了议会。德国自由主义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解决德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即国家的统一。自由主义是从英法传入德国的。对于英法来说,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宪政体制。而对于德国来说,自由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这就是既要建立自由的政体,还要完成国家的统一。自由固然是现代政体的基础,但没有统一的国家,自由就没有了前提。然而正是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表现出了其软弱的一面。自由主义者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自身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资源和能力,用代表容克贵族声音的《十字架报》嘲讽的语言来说,自由主义者“没有金钱,没有土地,没有法律,没有权力,没有人民,没有士兵”,只是“被扔掉的人民主权论的破产投资者”而已。

对于德国的发展来说,自由主义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德国的历史由此走向了另外的方向,这就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开始登场。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容克贵族通过三次对外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将自己置于时代最显赫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步步地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立场,成为容克贵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容克的保守主义成为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则逐步被污名化。20世纪初斯宾格勒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德国有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立物,但在德国土地上,独有自由主义是受鄙弃的。”

19世纪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失败,反映的是自由主义在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地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缺乏广大的社会基础。与之相反,国家统一这种民族主义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往往首先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既是原则和理念,也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目标显然有更大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往往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当自由主义无助于达成功利性的目标时,人们就很容易接受那些更有助于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放弃原有的理念。这是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陷入顿挫的深层原因。

欧洲人文主义 第7篇

1、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于意大利。

由于意大利处于地中海地区贸易通道, 从而成为重要的商业枢纽。经济快速的发展, 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便开始酝酿形成,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位代表人物但丁和乔托。如但丁的《神曲》、乔托的壁画等传述了新的时代精神, 他们为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艺术树立了楷模。但丁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写作的, 就对形成现代意大利语言为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为除了拉丁语作品外, 古代意大利作品只有但丁是最早使用活的语言写作, 他的作品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相当大作用, 所以也是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先行者的作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并且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人文主义思想在意大利蓬勃发展, 随着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探索, 人文主义思想也日益快速发展, 深入人心。他们蔑视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门第观念, 力求成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重要的核心思想, 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 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人文主义思想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 更加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 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封建教会对文化的阻碍被打破, 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开拓了道路。

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16世纪最为繁荣。

代表人物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莎》被誉为世界美术杰作之冠, 表现了艺术家对女性美和人的丰富精神生活的赞赏;壁画《最后的晚餐》则反映了艺术家创造典型人物和戏剧性场面的能力, 深刻描绘了人物的性格, 布局严谨又富于变化, 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 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 反对蒙昧主义, 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 反对神权, 强烈反对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 反对封建割据, 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后世影响深远

艺术是作为现实主体的人认识、体验客观世界和表现自身思想、感情的手段而存在。艺术能够充分表现人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 但其中再现人的真实形象, 表现人的活动和内心世界, 是主要的手段和方法, 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艺术家们都以此为目的做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硕果累累。在欧洲, 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在这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尤其令人瞩目。艺术的创造之所以特别关注人和人的形象, 是因为人们在万物中最具有智慧、最美和最富有生气, 人的形体最匀称、最和谐, 最能吸引敏感于美的艺术家;再次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活动, 影响着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程, 不断引发艺术家们的思考和表现的兴趣。对与艺术家而言, 艺术家对自身形象的刻画和描绘自身形象的欲望, 贯穿于整个人类艺术史。因为艺术家把认识自我作为认识社会, 探究人的秘密的重要手段, 也是成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艺术家塑造的人有两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共性的和个性的。人们所说的共性, 是艺术家着眼于社会上普遍的人, 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活动, 而不是写个别的、特定的对象。就个性来说, 则是注重表现这一个特定的人, 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在个性中, 最流行的则是人物肖像。在肖像艺术中也有理想化和个性化两种倾向, 那是属于人们需要研究的课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不论是理想化的或是个性化的肖像, 都必须与表现的客观对象有肖似之处。在文艺复兴发展的时期, 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文艺复兴促使当时的人们思想发生了变化, 导致了宗教之间的战争。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统治天下的局面, 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 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社会生活, 促使在当代人产生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

三、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对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 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洲人文主义 第8篇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 最早发源于14世纪末的意大利, 其原意为“重新发现古代”。但是它却绝非单纯的复古, 实质上是通过学习古典的途径创造新的文化和新的艺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为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肯定人性和道德, 要求把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体现在欧洲文艺复兴家具上的文化艺术则强调实用与美观相结合, 以人为本, 追求舒适和安乐, 赋予家具更多的理性和人情味, 形成了实用、和谐、精致、平衡、华美的风格特征。

欧洲文艺复兴家具在古代希腊古罗马家具的古典文化基础上, 吸收了东方中国家具文化, 并结合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民族特性, 形成了各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文艺复兴家具文化艺术的风格特征。如严谨、华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稳重、挺拔的德国文艺复兴式;简洁、单纯的西班牙文艺复兴式和刚劲、质朴的英国文艺复兴式, 这些特点又都融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艺术总的风格特征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根据装饰内容和材料的不同还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早期的装饰图案多是生活场景和古典神话, 雕刻为浅浮雕, 材料大多用胡桃木, 注重结构需要和材料特性, 使形式设计得到更多的自由性和正确性;中期装饰图案为人体美或兽爪脚, 雕刻为深浮雕和圆雕两种, 完全以模仿古罗马石质制品的形式为主, 阻碍了家具的正常发展;晚期的装饰图案为蔓藤花环和彩绘人物, 雕刻为灰泥模塑细工装饰, 材料为胡桃木, 晚期哥特式窗格装饰与文艺复兴的形式结合, 形成了一种综合风味, 同时灰泥模塑细工装饰产生高雅优美的效果。

2 巴洛克风格的家具

巴洛克文化艺术是16世纪末开始于意大利, 17世纪和18世纪初遍布欧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一种艺术潮流。巴洛克艺术风格是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却一反文艺复兴艺术的静止、挺拔、空间感、豪华感、激情感, 追求浮夸、奇异和怪诞, 把建筑、家具、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

巴洛克风格的最大特点是以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形式设计的基础, 在造型意识上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它创造于意大利, 影响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巴洛克风格家具的最大特点是舍弃了文艺复兴时期复杂的装饰, 将富于表现力的细部相对集中, 简化不必要的部分而着重于整体结构塑造。由于这些改变, 使坐椅已不再采用圆形旋木与方木相间的椅腿, 代之以整体的回栏状椅腿、椅坐、扶手和椅背, 并采用织物或皮革包衬来替代原来的装饰。这种改革不仅使家具造型在视觉上产生更为华贵而统一的效果, 同时在功能上也更具舒适感。

历代建筑文化艺术都是家具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巴洛克建筑艺术上的一些特征如动感曲线、涡卷装饰、圆柱、壁柱、三角楣、人柱像、圆拱等都十分广泛地应用于家具中。尤其是家居设计往往由建筑师为适应建筑和室内的装饰而设计制作的, 家具在构成要素上多考虑适用的需要及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 采用建筑形式来创造具有统一整体的家居效果。因此, 使家具更多地表现出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特点, 并且也深深地影响着以后欧洲各时期的家具文化艺术。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巴洛克家具文化艺术开始, 欧洲已经形成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家具文化艺术发展运动, 但是各国又有其独自的特点:意大利巴洛克家具华丽;荷兰巴洛克家具典雅;法国巴洛克家具豪华;德国巴洛克家具端庄;英国巴洛克家具精细;西班牙巴洛克家具单纯。

欧洲巴洛克家具文化艺术总的趋势是打破古典主义严肃、端正的静止状态, 形成浪漫的曲直相间、曲线多变的生动形象, 并集雕刻、拼贴、镶嵌、旋木等多种技法为一体, 雅致优美重于舒适, 追求豪华、宏伟、奔放、庄严和浪漫的艺术效果。巴洛克风格家具的艺术性、观赏性是无可比拟的, 除了本身强烈的欧洲宫廷华贵气势, 也会使整个室内空间更加具有艺术氛围, 把每一件家具的抒情色彩表达得十分强烈, 强烈的舒适感与细腻温馨的色调处理, 把热情浪漫的艺术效果表达得十分成功。

3 洛可可风格的家具

法国是一个艺术至上的民族, 艺术在生活中的延伸也更加细致和到位, 我们可以从法国家具的细节读到它的历史。18世纪的法国处在浪漫主义时期, 当时法国宫殿中滋长了一种洛可可风气, 主要表现在绘画、建筑、室内装饰和家具等艺术上, 由法国路易十五宫廷形成而流行开来, 相继波及英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俄国、美国等国家并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法国洛可可家具柔软优美;英国洛可可家具轻巧典雅;意大利洛可可家具精致柔丽;德国洛可可家具精巧华丽;荷兰洛可可家具严谨端庄;俄国洛可可家具精密鲜明;美国洛可可家具简洁单纯。

洛可可艺术的特征是以其华丽纤细的曲线著称, 相对于庄严、宏伟的巴洛克艺术而言, 洛可可艺术则打破了艺术上的对称、均衡、朴实的规律, 具有秀丽、柔婉、活泼的女人气质。

在造型手法上, 洛可可家具流动自如的曲线和曲面的应用, 是巴洛克艺术曲线造型的升华, 从而在18世纪中期成为了一种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家具艺术形式。

其坐椅的风格特点是:轻巧、舒适和线条协调。椅腿间的横档没有了, 椅腿呈S形, 造型醒目, 扶手不再和椅腿呈直角, 而是稍往后缩, 常呈喇叭口状, 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流行的带群环的长裙。装饰题材有:小花、粽叶、贝壳、卷边牌匾和叶涡旋饰。

洛可可家具的最大成就是在巴洛克家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优美的艺术造型与功能的舒适效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完美的工艺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具的形式和室内陈设、室内墙壁的装饰完全一致, 形成一个完整的室内设计的新概念。通常以优美的曲线框架, 配以织锦缎, 并用珍木贴片、表面镀金装饰, 使得这时期的家具, 不仅在视觉上形成极端华贵的整体感觉, 而且在实用和装饰效果的配合上也达到了空前完美的程度。

18世纪, 英国的家具设计大师奇朋代尔 (17181779年) 将中国的塔、苏州园林技术等东方元素与西方家具制作技艺相融合。奇朋代尔在家具史上就是洛可可家具的同义词, 他是洛可可风格的缔造者。以复杂的波浪曲线模仿贝壳和岩石的外形, 并配以纤巧的雕饰, 以追求运动中的纤巧和华丽, 给人以流畅的动感。

4 结论

总的来说, 这三个时期的家具是欧洲古典家具的典型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家具和现代家具之间承前启后, 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造型手法有着鲜明的特点, 体现了当时欧洲的艺术特色和文化经济水平。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传承了古代希腊古罗马时期家具的造型, 同时也受到了我国明式家具的影响, 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象征价值和历史价值, 已经成为了世界家具历史上的经典, 以致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三种风格的家具依然很受欢迎。

摘要:欧洲古典家具, 一般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到工业革命之前这一历史时期改变日常生活风格、内涵和标准的家具及装饰的仿古复制品。这种家具精益求精, 通常以实木为材料, 既有相当的硬度, 结实耐用, 又具很好的柔韧性、舒适性。装饰图案生动形象, 精致华美。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其超越了“流行”的概念, 成为经典, 成为一种品位的象征。

关键词:文艺复兴,洛可可,巴洛克,浪漫主义

参考文献

[1]何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2]董玉库.西方历代家具风格[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欧洲人文主义 第9篇

文艺复兴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继哥特式建筑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十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 后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 形成带有各自特点的各国文艺复兴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在文艺复兴建筑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文艺复兴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扬弃了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而在宗教和世俗建筑上重新采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柱式构图要素。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认为, 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象征, 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是非基督教的。他们认为这种古典建筑, 特别是古典柱式构图体观着和谐与理性, 并同人体美有相通之处, 这些正符合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观念。

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绝不是食古不化的人。虽然有人 (如帕拉第奥和维尼奥拉) 在著作中为古典柱式制定出严格的规范。不过当时的建筑师, 包括帕拉第奥和维尼奥拉本人在内并没有受规范的束缚。

欧洲建筑风格-文艺复兴建筑一

他们一方面采用古典柱式, 一方面又灵活变通, 大胆创新, 甚至将各个地区的建筑风格同古典柱式融合一起。他们还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成果, 如力学上的成就、绘画中的透视规律、新的施工机具等等, 运用到建筑创作实践中去。

在文艺复兴时期, 建筑类型、建筑形制、建筑形式都比以前增多了。建筑师在创作中既体现统一的时代风格, 又十分重视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总之, 文艺复兴建筑, 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是世界建筑史上一个大发展和大提高的时期。

欧洲建筑风格-文艺复兴建筑二

一般认为, 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建成, 标志着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而关于文艺复兴建筑何时结束的问题, 建筑史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学者认为一直到十八世纪末, 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属于文艺复兴建筑时期。另一种看法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到十七世纪初就结束了, 此后转为巴洛克建筑风格。

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文艺复兴建筑的形成和延续呈现着复杂、曲折和参差不一的状况。建筑史学界对其它各国文艺复兴建筑的性质和延续时间并无一致的见解。尽管如此, 建筑史学界仍然公认, 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建筑, 对以后几百年的欧洲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建筑风格都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2 古罗马建筑

古罗马多层公寓常用标准单元。一些公寓底层设商店, 楼上住户有阳台。这种形制同现代公寓也大体相似。从剧场、角斗场、浴场和公寓等形制来看, 当时建筑设计这门技术科学已经相当发达。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写的《建筑十书》就是这门科学的总结。

古罗马建筑能满足各种复杂的功能要求, 主要依靠水平很高的拱券结构, 获得宽阔的内部空间。巴拉丁山上的弗莱维王朝宫殿主厅的筒形拱, 跨度达29.3米。万神庙穹顶的直径是43.3米。公元一世纪中叶, 出观了十字拱, 它覆盖方形的建筑空间, 把拱顶的重量集中到四角的墩子上, 无需连续的承重墙, 空间因此更为开敞。

把几个十字拱同筒形拱、穹窿组合起来, 能够覆盖复杂的内部空间。罗马帝国的皇家浴场就是这种组合的代表作。

古罗马城中心广场东边的君士坦丁巴西利卡, 中央用三间十字拱, 跨度25.3米, 高40米, 左右各有三个跨度为23.5米的筒形拱抵抗水平推力, 结构水平很高。剧场和角斗场的庞大的观众席, 也架在复杂的拱券体系上。

拱券结构得到推广, 是因为使用了强度高、施工方便、价格便宜的火山灰混凝土。约在公元前二世纪, 这种混凝土成为独立的建筑材料, 到公元前一世纪, 几乎完全代替石材, 用于建筑拱券, 也用于筑墙。混凝土表面常用一层方锥形石块或三角形砖保护, 再抹一层灰或者贴一层大理石板;也有在混凝土墙体前再砌一道石墙做面层的作法。

欧洲建筑风格-古罗马建筑一

古罗马建筑的木结构技术已有相当水平, 能够区别桁架的拉杆和压杆。罗马城图拉真巴西利卡, 木桁架的跨度达到25米。公元一世纪建造的罗马大角斗场, 可容五万观众, 只用了5~6年时间就建成了。它建在一个填没的湖上, 但地基竟没有明显的沉陷。

公元二世纪中叶建造的巴尔贝克太阳神庙, 周围45根柱子, 每根高19.6米, 底径2米, 都是用整块花岗石加工而成的。在神庙后墙8米高处, 砌有三块各约500吨的大石块, 可见当时起重能力之大。

公共浴场一般都有集中供暖设施。从火房出来的热烟和热气流经各个大厅地板下、墙皮内和拱顶里的陶管, 散发热量。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记载, 剧场的座位下埋有铜质的共鸣瓮, 以改善音质。此外, 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 已经在窗上安装几十厘米见方透明度很高的平板玻璃。除了在首都罗马城集中了古罗马建筑的最高成就以外, 帝国各地都有水平很高、规模很大的各类建筑物。

古罗马建筑艺术成就很高, 大型建筑物的风格雄浑凝重, 构图和谐统一, 形式多样。罗马人开拓了新的建筑艺术领域, 丰富了建筑艺术手法。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新创了拱券覆盖下的内部空间, 有庄严的万神庙的单一空间, 有层次多、变化大的皇家浴场的序列式组合空间, 还有巴西利卡的单向纵深空间。有些建筑物内部空间艺术处理的重要性超过了外部体形。

罗马第度凯旋门发展了古希腊柱式的构图, 使之更有适应性。最有意义的是创造出柱式同拱券的组合, 如券柱式和连续券, 既作结构, 又作装饰。帝国各地的凯旋门大多是券柱式构图。出现了由各种弧线组成的平面、采用拱券结构的集中式建筑物。公元2世纪上半叶建于罗马郊外的哈德良离宫, 是成熟的实例。

欧洲建筑风格-古罗马建筑二

公元四世纪下半叶起, 古罗马建筑潮趋衰落。十五世纪后, 经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古典复兴以及十九世纪初期, 法国的“帝国风格”的提倡, 古罗马建筑在欧洲重新成为学习的范例。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20~30年代。

古罗马建筑的书籍和图画在明代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索来《罗马古城舆图》画册3卷, 存放北京耶稣会图书馆。1672年, 意大利传教士阿莱尼带两册《广舆图说》到中国。这些书里有罗马角斗场、浴场、神庙和罗马街市的图画。此外, 十七世纪初北京耶稣会图书馆里有过三册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但古罗马建筑对中国建筑没有发生实际影响。

3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 欧美一些国家在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浪漫主义代表作-英国议会大厦。

浪漫主义在艺术上强调个性, 提倡自然主义, 主张用中世纪的艺术风格与学院派的古典主义艺术相抗衡。这种思潮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欧洲建筑风格-浪漫主义建筑一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 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 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 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19世纪30~70年代是浪浪漫主义代表作-圣吉尔斯教堂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 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又称为哥特复兴建筑。

英国是浪漫主义的发源地, 最著名的建筑作品是英国议会大厦、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堂和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欧洲建筑风格-浪漫主义建筑二

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大体说来, 在英国、德国流行较早较广, 而在法国、意大利则不太流行。

欧洲人文主义 第10篇

关键词:国家目标,国内结构,国内制度,欧洲货币联盟

欧洲货币联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是欧洲共同体成员促进一体化程度加深的重要实践。1991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确认了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步骤。然而, 欧共体成员国对“马约”中的欧洲货币联盟提议反应不一。其中, 尤以英法两国的态度显著。法国积极推动货币同盟建设, 而撒切尔领导的英国是唯一明确拒绝联盟想法的国家。那么, 英法两国的态度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情势与需求。本文将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对英法两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不同态度进行分析, 说明英法两国的不同态度是与两国的国家目标、国内结构、国内制度密切相关的。

一、国家目标

国家主义认为, “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 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1]国家可以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 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英法两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不同态度正是其追求并实现国家目的的体现。

1. 英国的国家目标

对英国而言, 欧洲货币联盟并没有吸引力, 甚至需要拒绝。英国多次表示, 那时建立中央银行和实行单一货币的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不宜为之过早。然而, 英国更加实际且更深层次的考虑则是, 建立中央银行和实行单一货币将使英国失去金融政策领域内的主权。

在国家层面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民主控制始终是英国的关键要求。英国主要的担心是放弃国家对货币的控制将让自己难以达成国内目标。英国的经济不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在贸易和货币领域对欧洲市场开放, 并且英国具有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英国比其他欧共体国家更容易寻求独立的货币政策, 对英国而言, 相比其他国家, 放弃这种能力的成本更高, 因为它更为有用, 英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能够产生积极的国内收益以及很高的外部性。欧洲货币联盟对英国而言, 意味着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丧失。因此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态度冷淡, 并且在谈判过程中抵制进展。

2. 法国的国家目标

法国推动欧洲货币联盟与法国国内形势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 法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对国际经济, 尤其是欧洲经济的高度开放。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的那样, 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 维持固定汇率就意味着国家必须要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因此, 法国政府就被迫在稳定汇率和国家货币政策间进行选择。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资本控制, 而这又被认为效用较低而成本很高。因此, 协调的政策行动可能是唯一能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2]。法国希望欧洲货币联盟能够为法国治理通货膨胀提供外在的约束力, 解决法国国内的经济问题。

同时, 法国积极推动欧洲货币联盟也是制衡德国的重要举措。在货币事务方面, 法国不得不经常受制于联邦德国, 因而法国早已对联邦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但是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成本显然是高昂的, 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一种更为均衡和平等的货币一体化形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一体化组织有利于法国实现制衡德国的目标。

二、国内结构

在卡赞斯坦看来, 英国和法国国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英国的政府决策“似乎依赖的是政治领导人所持有的关于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的特定的观念, 而不是金融共同体的权力或影响”。法国的国家官僚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议会而直接影响工业部门, 它能够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保护国家的利益[3]。英法两国的国家自主性正好说明了两国可以追求并实现其国家目标。两国国家目标不同, 因此其态度也有差别。但是要具体探求其不同政策倾向的原因, 还需要考察两国国内结构的差异。“一项全面的分析需要考察国家的组织机构和利益, 需要详细说明社会经济集团的组织与利益, 还需要调查国家与社会行为主体间互为补充以及相互冲突的关系。”[1]国内结构具体体现在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两个方面。

1. 统治联盟

英国的企业共同体力量有限, 虽然异质性较少, 但是它在内部也有分化。英国私营部门的组织分割是显著的。企业组织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反, 英国的银行业是影响英国政策的重要力量。英国对政策目标的界定反映了银行家而非企业家的看法, 银行家的看法在界定政策目标方面有显著的力量。货币同盟的实现会加剧银行业的竞争, 单一货币使得银行客户节省了换汇成本, 但却使银行收入减少。而且从多种货币过渡到单一货币的的成本和费用会很高。同时减少收入和增加支出使得银行业对采用单一货币一直持冷淡态度[4]。因此, 作为银行业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自然对欧洲货币联盟是排斥的态度。

法国的官僚机构在界定法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增长目标方面一直扮演了关键角色。法国企业以一种特权的但从属的角色参与了规定增长目标的过程。计划委员会借以准备其重要声明的协商机制赋予了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以相当大的重要性, 这使法国企业对政策目标界定的贡献有确切的重要性。法国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和目的, 并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保护大企业的利益的。面临投资减少、失业增加的状况, 法国寻求欧洲合作与协调, 建立货币联盟, 有利于法国国际导向的大企业的发展, 同时可以改善法国国内的经济状况, 促进经济发展。因此, 法国积极需求欧洲货币同盟的建立。

2. 政策网络

对外经济政策战略也受到提供政策工具的网络的制约。而政策网络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各自的集中程度及两者间的区分程度。按照卡赞斯坦的划分, 英国、法国同属国家集中程度高而社会集中程度低的国家。不同的是, 法国的国家与社会区分的水平低, 而英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水平高。这决定了国家的角色强弱与国家所能采取的政策工具。

英国国家只有一个权力顶点, 国家权力集中, 而私营部门分散。由于缺乏几个最重要的私营银行, 英国银行业部门的分散化得到了加强。更加重要的是, 英国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明确区分的。在整个英国的利益集团代表体制中, 人们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管辖边界的维持。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尽可能简单地、自动地和面向全球地发生作用。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 英国政策制定者缺乏那种国际的帮助。相反, 它们极其依赖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杠杆。在英国,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政府没有权力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 企业享有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在经济政策上, 英国比较青睐短期财政和货币政策。英国对于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疑虑重重, 主要是出于保留其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考虑。

法国国家集中、私营部门分散。其国家独特的性质是集中, 它控制了行政商务系统, 从而可以深入社会最偏僻的角落。法国国有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典型的计划型市场经济体制。法国的大公司则拥有特许的政治通道, 并因而建立了与国家官僚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法国, 国家和社会的区分并不明显,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发生在国家官僚机构之内, 而不是外在于它。法国国家的集中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渗透性关系在法国有利于以部门政策和行政管制为基础的战略。虽然法国社会分散的特征使法国的努力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法国的官僚机构通过从欧共体等国际机构汲取资源而遏制了这个缺点。法国可采用的一项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便是从国际机构汲取资源。所以, 法国对于建立欧洲货币同盟具有强烈的热情。

三、国内制度

国内制度对国家对外政策也有重要的影响。国家的制度约束了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行为, 决定了集体行动的倾向。里斯卡彭对国内结构的定义在卡赞斯坦的定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克服了卡赞斯坦对弱国家、强国家的简单区分的缺陷。同时, 他还指出, 国内结构也包含政治文化。而且, 他还认为政治文化还能解释为何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5]。

显然, 英法的政治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正如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受到的挑战一样, “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剩余范畴’而被人们使用的。即, 只要我们找不到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一国行为的时候, 就会将其归结到政治文化’身上。”[6]政治文化的概念太过含混不清, 涉及的范围过于宽泛。所以, 在这里不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 而是讨论政治文化在制度上的体现, 重点是制度的黏性作用。“制度变迁与其说是持续的和递增的, 不如说是间断的和黏性的。制度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随着社会力量的进化而发生变化。在某个关节点所作的选择会限制在接下来的关节点上所作的选择, 从而形成历史分叉的过程。”[7]英法两国的对外经济决策也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

1. 英国的路径依赖

首先, 英国具有自由主义的强烈传统。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常常在英国的争论中出现。英国人普遍希望使政府在全部决策范围中的作用最小化。因此, 英国政府更加重视短期财政和货币政策, 不愿意也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使英国政府对其独立的货币政策极其重视, 不希望丧失这一重要政策能力。此外, 英格兰银行 (英国中央银行) 对政府指令具有依赖性, 主管货币政策的是政府首脑而非中央银行。因此, 短期内英国很难接受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

其次, 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维护英镑的地位。二战后的英国政府承诺要恢复和保护英国的国际地位。英镑提供了独立于美国和欧洲的权力基础, 特别是使英国得以维持其世界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就使得英国在二战后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在欧共体内实行单一的货币, 意味着英国要放弃英镑, 英镑国际地位将彻底丧失。英国自然不愿意支持欧洲货币联盟, 而是继续实行维护英镑的政策。

最后, 英国的孤立主义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英国作为和欧陆相隔的岛国, 对欧洲大陆无强烈的归属感可言。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之时, 英国和欧洲大陆还是有明显的“距离感”。而且, 英国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 不愿意自己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个配角, 也不愿意面对任何一个国家比自己强大的局面, 更不愿意出现一个“法国的欧洲”或是“德国的欧洲”, 这使得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持排斥的态度。

2. 法国的路径依赖

法国自二战之后, 一直希望重找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 现实则证明法国的力量远不足以主导欧洲。因此, 法国通过寻求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早在1953年, 法国议员德勃雷就提出了建立政府间政治联盟的建议。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又重新提出这一主张。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 法国乐于且善于在一体化组织内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

同时, 法国国家往往被视为照料其公民的“善意的”制度。法国人并没有领会国家控制或指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清楚、明晰的选择, 而这种两分法常常出现在英国的争论中。法国国家实际上利用自己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来促进特定的国内经济目标。他们不能使国际秩序模仿他们自己的计划, 但能够破坏其他国家的目标和使之变复杂。法国人将自己定位于获取和维持其他国家所创建的秩序的收益[8]。

此外, 法国也明确、公开地反对美国插手欧洲事务, 反对美国霸权。戴高乐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美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对欧洲的经济也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持续的美元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欧洲货币汇率的稳定。频繁爆发的美元危机不但给欧洲外汇市场造成巨大压力, 而且还导致欧洲货币汇率不断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法国积极推动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也是其制衡美国的重要举措。

四、结论

以上对英法两国国家目标、国内结构及国内制度的分析旨在说明为何英法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态度有巨大差异。这种国家主义的视角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对英法国家目的的分析似乎走着现实主义的老路, 因为国家目的直接和“国家利益”相联系。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种分析方法。此外, 一些因素没有细述, 如领导人个人素质等, 很多人认为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是英国排斥欧洲货币联盟的重要原因。的确, 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欧共体设立中央银行和实行单一货币, 立场僵硬。撒切尔夫人的下台也与此直接相关。但是也应注意到其纯粹的货币主义的金融政策也是英国货币主义政策导向的体现, 只是走向了极端。梅杰继任首相后, 虽然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态度稍有缓和, 且逐渐接受, 但英国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始终是抵制谈判进程。英国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一直是一个若即若离的角色。与之相反, 法国则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过程中也有波折, 但是法国一直是欧洲货币同盟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国家主义从英法两国国家目标、国内结构、国家制度几个方面对其采取不同态度进行说明, 提供了对欧洲货币联盟建设过程中英法态度的一种分析视角和解释路径。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立维, 莫宜瑞, 黄琪轩, 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美]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M].曲博, 译, 王正毅, 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3][美]彼得.J.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M].陈刚, 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4]赵秀臣, 汤传峰.欧元解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5]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20.

[6][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M].娄亚译, 唐士其,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田野, 于敦海.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源起与流变[J].外交评论, 2008, (5) .

欧洲人文主义 第11篇

关键词:欧洲浪漫主义;歌剧歌唱家;艺术歌曲

中图分类号:J6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266-01

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主要渗透于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较为宽泛的领域,并在欧洲各个国家的戏剧文学和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得以呈现。如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它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小说、诗歌、雕刻以及绘画等方面。浪漫主义在音乐中主要体现在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主义倾向,所推崇的是个人情感最大限度的释放和用心灵感悟世界。

一、欧洲浪漫主义声乐艺术特征

(一)注重人物形象塑造。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声乐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人为本”,这个特征主要体现在音乐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如舒伯特的声乐套曲《冬之旅》,作曲家就是通过乞丐艺人的脚印影射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担忧。

(二)重视民族特点。

为了强调个人的音乐风格,艺术家们开始重新审视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价值,并着眼于对其的兴趣和挖掘。作曲家通过吸收自己本民族的民间声乐中的传统音乐要素和独特主要特征,并加以改变和创新,从而使其能得到相应的提高,更好地体现本民族的民族特性。浪漫主义比较重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在19世纪的被誉为“钢琴诗人”的波兰音乐奠基人——肖邦。肖邦把他的音乐植根于波兰民族民间文化,以民间生活为创作素材,将民族解放情怀和爱国主义思想融入创作,开创了波兰舞曲和玛祖卡两种钢琴曲的体裁。他的一生致力于弘扬波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并以此创作了一大批钢琴曲。

(三)侧重情感表达。

浪漫主义时期的声乐艺术还非常注重抒情性和幻想性的情感表达。处于弱势的客观理性以及崇尚个人的主观感受,注重感性理解使作曲家在这一时期的声乐艺术诉求中更富有感情色彩,主观空想因素和人物内心精神世界刻画成为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声乐创作的灵魂所在。

二、浪漫主义时期的大歌剧

(一)大歌剧的兴起。

19世纪,法国大歌剧的兴起及其繁荣对欧洲歌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意义。浪漫主义音乐发展初期,以罗西尼、贝多芬和斯蓬蒂尼等人为主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大歌剧。这其中又以罗西尼创作的歌剧最为经典,他的歌剧创作强调象征性意义和整体化倾向,他的歌剧作品《摩西》和《威廉退尔》迄今是歌剧音乐舞台中的稀有之物。在浪漫主义音乐发展的后期,来自意大利的作曲家多尼采蒂、贝利尼、威尔第和来自法国的作曲家古诺,他们创作的歌剧作品对大歌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繁荣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伴随巴洛克时期阉人歌手退出歌剧舞台的同时,男声歌唱家和女声歌唱家开始逐渐解决歌唱的技术问题,并在大歌剧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逐步开始登上歌剧舞台并在歌剧艺术中占领主导力量。

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基欧凡尼· 鲁比尼被歌剧界称誉为“男高音歌王”。他擅长演唱贝利尼、多尼采蒂的歌剧,以嗓音圆润、音色甜美、音量大、音域宽广,活跃在歌剧舞台上,并成为当时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男声歌唱家。尤其多门尼科·唐采利也是意大利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声音丰满、洪亮,擅长罗西尼的歌剧演唱。同时期的男高音歌唱家还有法国的男高音歌唱家阿道夫·奴力,许多的戏剧性男高音剧目都是由他建立流传下来的。

女高音歌唱家有德国的出身艺术世家的施罗德-德夫里恩特,她17岁就出演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帕米拉,屡次把德国歌剧搬上歌剧舞台,为浪漫时期德国歌剧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高音歌唱家林德,以优美清纯的音色、有力而灵活花腔技巧,被称作“瑞典的夜莺”。本时期的著名女声歌唱家还有女低音歌唱家格拉西尔、女中音歌唱家维亚尔多-加尔西亚等等。她们都使烂漫时期的欧洲歌剧舞台和音乐会舞台散发迷人的光彩。

三、舒伯特和舒曼的艺术歌曲

浪漫主义者认为音乐与哲学一样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各种艺术之间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为了能被受众接受和理解这一观点,他们尝试把音乐与其它艺术结合,创造了很多音乐体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的奥德的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由音乐与诗歌的结合产生而来。大多用钢琴单独伴奏,以音乐会为主要演唱形式,主题常以渴望、自然、幻想、幸福和恋爱等为主,演唱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抒情性和民谣风格。艺术歌曲在演唱时,用声较轻,音色多变,吐字清晰,语调细腻,尤其在高声区的处理上用渐弱来表现温柔的戏剧情感。德奥艺术歌曲在发展时期,舒伯特偏重用音乐去加强歌词的感染力,舒曼则强调用文学去加深音乐的表现力。但他们都没有顾此失彼而失去平衡,而是用自己的创作为德奥的艺术歌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也被业界认定是古典主义音乐最后的巨匠。他一生致力于追求自由的声乐艺术创作之路,在生活和艺术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受德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和启发,他把奥地利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于歌曲创作,写了大量的艺术歌曲。这其中包括室内乐、歌剧、合唱以及宗教音乐等600多首抒情歌曲。在今天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艺术歌曲有《魔王》、《鳟鱼》、《春思》等。其中,舒伯特的声乐套曲《冬之旅》和《美丽的磨坊女》这两部声乐作品是其本人的生活写照,更像是作曲家的自传抒情小说,可以堪称巅峰之作。

舒曼是19世纪浪漫派音乐家最著名的作曲家,他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灵魂人物,他的艺术歌曲为德国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舒曼一生创作的艺术歌曲将近300首。据说,他在1840年就创作了138首歌曲。其中包括著名的艺术歌曲《桃金娘》、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和《詩人之恋》等。他的艺术歌曲还被称作“声乐室内乐”。

综上所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声乐艺术是欧洲声乐发展史中的一枝奇葩。它以追求个性、解放思想为本,注重作曲家内心情感的表达,并展开丰富的幻想来描写和塑造音乐形象。伴随大歌剧和德奥艺术歌曲的兴起,浪漫主义声乐艺术的风格特点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刘新丛、刘正夫.欧洲声乐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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