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本市场文献综述（精选7篇）
内部资本市场文献综述 第1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企业资本市场,效率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企业从单一的营销策略跨向了多元化经营,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复杂多样,不少企业逐渐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同时随着企业的发展,外部资本市场所带来的种种约束也催生了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治理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的研究因此渐变成了财务管理方向的研究重点。所以要想企业有效的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就要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这样才能促进内部资本市场更有效的发挥其作用。
二、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国外学者做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理论方面、实证方面。
1.理论方面。Richard-Son(1960)认为,倘若一家企业没有获得他人的信任,那么这家企业的合同将难以达成。为了避免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久而久之便促使内部资本市场取替了外部资本市场,Alchian指出内部资本市场存在时,在信息和监督方面可能更具有优势。Williamson(1975) 将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定义为各部门围绕资金展开竞争的一种活动现象。Myer S曾指出为了企业克服其与内部资本市场的摩擦有时会采取多行业的兼并行为,当信息不对称状况极为严重时,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建立内部资本市场。
2.实证方面。Houston(1997)、Perotti(2001)曾对控股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实证性研究,他们指出对于控股公司而言内部资本市场是普遍存在的。Khanna(2000)、Cestone则将研究对象锁定为企业,并指出这些企业中内部资本市场也是普遍存在的。Lin S(2002)在其实证研究中,进一步证明了新兴市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性。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内部资本市场在控股公司,企业以及新兴市场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三、国内研究现状
1.理论方面。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体,不容分割。对于缓解融资压力、信息传递以及监督过程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都存在着优势,是有一个有效的信息内控系统,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则是这样一个系统的存在基础。
在我国,内部资本市场,主要存在于企业集团内,而且以金字塔式控股公司最常见的形式。在金字塔式控股公司内,控股股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来控制一批公司,即只需要拥有少数股份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控制权,因而具有控制权杠杆效。应苏启林和朱文对2002 年在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家族类上市公司进行的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控制性家族导致的代理问题刚刚开始出现,当家族通过多层控股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造成控制性家族与外部中小股东在所有权层面的代理冲突,这种代理冲突源于控制性家族对少数股东的剥削这种剥削导致家族类上市公司价值的降低。杨兴君等研究发现我国民营家族上市公司普遍采取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分离现象,控制性家族可以用较少的现金流来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实质性控制。
《论公司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为:(1)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租金追求行为而提高。(2)大、小股东的利益不均衡,优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侵占也导致代理成本较高。(3)公司治理不当或无效时造成了对底层子公司资产进行掏空的现象。这三个影响因素不仅仅影响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而且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危害,最为严重的则是引起低效率的投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 为了获取高额的内部资本市场租金而改变了最优的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配置。(2)经理人为了满足高收益进行过渡投资。当公司治理的环境不够成熟时,以上两个原因则影响了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3)对于股权高度集中的控股公司,各个股东对于不同的公司分部所拥有的现金流权权限不同,为了获取较高的现金流权可能会引起资金不平等的流动。当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治理不够全面时,控股股东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来达成他们掏空底层公司的利润、资产的目的就显得相对容易,在这种形式下底层公司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面临破产的风险。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控股股东的不当交易行为也可以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无效性。
对于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企业,债权人、股东的利益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的提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促进资金运转的均衡的内部资金运营管理机制。二是建立内部绩效评价体系。
2.实证方面。卢建新在《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一文中对大股东控制问题和双层代理问题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了研究。张学鹏的《公司治理因素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分析》一文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因素为:ceo与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总部ceo与部门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股东行为问题即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掠夺这三个因素。运用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三个指标对公司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采用的是直接研究方法,选取披露2008 年年度报告的香港上市的但主营业务在内地的企业集团作为样本,因为香港上市的公司对分部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披露,运用西方成熟的模型对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进行衡量。建立数学模型如下:
四、研究展望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综述 第2篇
特定的理论总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孕育而产生的。内部资本市场是伴随着公司组织结构发展到M型以及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开始产生、发展的,这即是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萌生的实践基础。继而有一批以Oliver E·Williamson、Coase R·H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手执交易成本理论的“利刃”,剖开企业的“外壳”,深入组织的内部,发现在多元化组织的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个能够集中融资然后进行有效配置的内部资本市场。所以从理论角度来,内部资本市场是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在“内部资本市场”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内部资本市场在信息、监督、激励、内部竞争、资本的低成本配置等方面所具有的外部资本市场不可比拟的优势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后续的研究。
1 什么是内部资本市场
1.1 多层级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依附组织
对内部资本市场组织载体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早期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观点是以Williamson为代表,认为内部资本市场存在于M型企业中,H型公司不具备内部资本市场的特征,因为它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分配。近期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今,学者们逐渐将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扩大到H型公司,认为H型公司也是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组织形式。Shin和Park(1999)[1],认为在韩国的企业集团内,母公司通过持股关系控制下属公司,在这些公司存在大量的借贷关系、交叉担保,内部资本市场使得集团能够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资金的相互利用。我国学者陆军荣(2005)[2]就明确提出:“内部资本市场是一种存在于多元化、多单位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的资本分配机制”。
1.2 剩余控制权——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
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存在着诸多的区别,表现在如融资方式、资本的配置方式、对企业的监督激励等方面。Gertner、Scharfstein和Stein(1994)[3]在比较内部资本市场与银行借款的基础上指出,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在于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凭借着剩余控制权,内部资本市场有足够的能力和激励能够实现集中融资,优化和监督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各成员单位的配置。在此意义上而言,剩余控制权是内部资本市场现对于外部资本市场的优势的根本来源,是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基础。
1.3 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内部资本市场配置的对象
内部资本市场配置的资源主要是资金,但内部资本市场发挥其优势并不仅仅是通过配置资金这一财务资源而实现的。冯丽霞、肖一婷(2008)[4]就认为:“按照它们在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本资源、财务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所以狭义上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源是指资金这一财务资源,而广义上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源指包括财务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关系资源等在内的综合性资源。
1.4 集中融资、统一配置——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式
从资本筹集机制角度来看,集中融资是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前提。这种集中融资可以是外源融资,从外部资本市场上融得;也可以是内源融资,从企业内部的各分部、各成员但单位融得。从资本分配机制角度来看,外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价格引导资本流动,而内部资本市场是企业内部各分部围绕企业内部资本展开竞争,然后企业总部之间按照“选拔优胜者”的原则统一向内部各部门统一配置资本,即资本市场是运用“价格手段”依靠计划机制分配资本。
综上,笔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内部资本市场的定义:内部资本市场是以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为基础,对以资金为主的企业综合性资源在多层级企业内部实行集中融资、统一分配的一套资源配置机制。
2 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问题
2.1 内部资本市场有效论
①“多钱效应”——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Stein(1997)[5]指出,内部资本市场通过包括协同效应在内的多种效应缓解企业面临的信用约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满足盈利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因而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多钱效应(“more—money”efect)功能。这种多钱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大都实力雄厚、信誉卓著,通过集中融资更能使这些企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取得更多的资本。另一方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利用各分部资金供需时间差在集团内部调剂使用,降低对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需求,能够利用其特有的信息优势对集团内部资本进行选优配置集团分部成员在经营活动中由于供需时间差形成闲置资金流(陆军荣,2005)。
②“活钱效应”——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资源优势。Stein(1997)从信息优势的角度对内部资本市场与银行融资进行比较,认为处于信息优势的企业总部通过各个部门间的相互竞争,对企业内部各投资机会实行“优胜者选拔”(winner—picking),然后按回报率进行高低排序,并将有限的资本分配到边际收益最高的部门,因而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活钱效应(“smarter—money”efect)功能。Williamson(1975)认为,ICM代替ECM的原因之一是在ICM中,企业能更迅速转移、配置资源,通过削减对某些业务的资金配置。
③内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和监督激励优势。Alchian(1969)[6]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关键是它规避了投资项目信息的披露以及困扰外部资本市场的激励问题,即与外部资本市场相比,企业总部在内部资本市场更具有信息和监督优势,能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Williamson(1975)[7]认为,传统的外部资本市场在审计方面受到规章上的限制,并且难以有效地发挥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内部资本市场通过权威和等级可以对各分部账面记录和保存的资料进行审查,同时有利于企业总部对投资项目实施监督。Gertner,Scharfstein,Stein(1994)在比较内部资本市场与银行借款的基础上建立了GSS模型,指出由于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剩余分配权而对企业产生三大影响:一是ICM增加了对出资者的监督激励;二是ICM有利于更好地重新配置企业资产;三是内部资本市场会降低对部门经理的激励,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三是ICM降低了对部门经理的激励,这是ICM的一项弊端。
④税率、利率及政策优势。不同国家、地区、行业的企业往往面临着不同的税率、利率和相关政策,因而跨国别、跨地区、跨行业的M型和H型公司便可利用ICM合理调节资金和经营收益的流转,以享有这些利率、税率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很多跨国公司的运作便验证了这一点。Williamson(1975)也曾指出,ICM增强了企业避开法规限制及避税等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适应性。
⑤改进公司治理的功能。万良勇(2006)[8]将ICM的公司治理改进功能归纳为两点:一是内部资本市场中(即集团的成员企业),高层经营者出于自利目的将利用其信息优势及内部审计、绩效考核等多种内控工具对下属公司进行更有效的监控。二是上市公司通过兼并非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构建出的内部资本市场既可硬化被兼并企业预算约束,又可使上市公司的组织优势渗透到非上市企业,强化对其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金永利、李彬(2007)[9]认为,ICM的存在,首先是可以健全对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为灵活运用各种报酬激励、晋升激励和声誉激励提供场所;其次是ICM有利于完善对代理人的约束机制,特别是资本市场约束和经理人市场约束;再次是ICM有利于集团建立一系列相互制衡的监管体系。集团企业、子公司和分公司之间通过ICM交叉监督,吸引各利益相关者适当而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逐步定位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发挥其内部间接监控、内外利益协调和外部信用延展的作用,提高治理水平。
⑥产业调整优势。Cocco和Smith(2001)分析了多元化公司应对产业变化的反应。他们通过实证检验,证明有效使用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增加多元化公司的价值。多元化公司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来快速地调整公司内部的战略资源,当多元化公司所经营的某一产业发生不利的变化时,公司会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将资源重新配置到其他部门中去经营,从而规避产业变化对公司收益的负面影响。当市场上出现新兴产业时,多元化公司又能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收益较高的新产业部门,从而获得公司价值的增值。
2.2 内部资本市场无效论
①过度投资问题。Jensen(1986)[10]认为,管理者有一种利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倾向,多元化的联合大企业则增加了管理者更多的以这种方式去运作总资源的便利,因而就导致了更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Stein(1997)指出,剩余控制权与收益权的分离,使得总部具有一种“帝国扩张”的偏好,这将导致它们对企业进行过度投资。内部资本市场的多钱效应会使得过度投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②“交叉补贴”问题。Shin和Stulz(1998)[11]认为,由于多元化公司存在代理问题和内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企业总部在资源再配置时出现相对于好的部门投资不足而对差的部门却投资过度的跨部门“交叉补贴”(cross subsidization)或公司“平均主义”(“socialism”)现象。Scharfstein和Stein(2000)[12]设计出双层代理模型,论证了部门经理在进行生产性活动的同时,也会进行寻租的行为,且经济效益越差的部门寻租行为越严重。通过这种寻租行为,部门经理提高了同CEO讨价还价的能力,以获得额外补贴。这就导致“交叉补贴”问题的产生,使得内部资本市场中出现“社会主义”倾向。
③风险扩散效应。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以股东出资额为限对本公司所实施的活动负责,但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集团内部单个成员企业的经营与财务风险很容易扩散至整个企业集团,导致整个集团陷入危机,企业法人制度的天然风险屏障荡然无存。这使得公司享有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不对等,从而不利于社会对公司投资的扩大和公司自身的发展。
④危害社会总体的效益。一方面,企业对现金流的偏好往往使得内部资本市场集中融得的资金滞留在企业内部以备后用,或投资于内部回报率较低的项目,而不投资于企业外部回报率较高的项目,这从损害了社会的总体效益。另一方面,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如邵军、刘志远(2007)[13]认为,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为企业的整体战略服务的,必要时会牺牲资源配置效率来取得企业整体利益。对社会而言,系族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缺乏效率的。
3 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通过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分析,可见一方面内部资本市场在信息、监督、激励、内部竞争、资本的低成本配置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内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巨大的效益,但另一方面由于代理问题的加重内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又存在着巨大的成本。因此合理地界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是十分必要的。
从配置资源效率角度看,确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就必须权衡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屈埃惕斯(Triantis)[14]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上的最优边界应当是其带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点。他将内部资本市场视为一种提供了投资灵活性的实物期权,有三项因素决定这项期权的价值,也决定着内部资本市场的最优边界。这3个因素是:1)有利于在不同的期间灵活地调整资本配置方案带来的期权收益;2)由于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掌握了该灵活处置权而带来的优化投资决策的收益;3)由于管理层与投资者间的激励目标分歧带来的代理成本。
魏明海、万良勇(2006)[15]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确定应从效率及公平的双重视角进行考察。在效率角度权衡内部资本市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确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同时,还必须从公平角度出发,权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集团内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4 结论
内部资本市场文献综述 第3篇
内部资本市场的概念最早由阿尔钦在研究通用公司的成功管理模式中提出, 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学者们不断的丰富着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 其各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随着近年来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 内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我国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一直很严重, 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解决我国企业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提供了思路。韩立岩和蔡红艳 (2000) 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相比, 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大多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那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资金配置效率?
由此可见, 我国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提高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 本文收集整理了我国的内部资本市场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 从公司治理、多元化经营、内部金融中介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以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二、国内文献综述
1. 公司治理因素
在我国, ICM主要存在于企业集团内, 而且以金字塔式控股公司为最常见的形式。在金字塔式控股公司内, 控股股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来控制一批公司, 即只需要拥有少数股份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控制权, 因而具有控制权杠杆效应。
杨兴君等 (2003) 研究发现, 我国民营 (家族) 上市公司普遍采取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控制多家上市公司, 终极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分离现象, 控制性家族可以用较少的现金流来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实质性控制。
卢建新 (2008) 借用了Scharfstin&Stein (2000) 的双层代理模型来分析在股权分散下, 分部经理的寻租行为是如何影响ICM配置效率的。他认为在股权分散的管理者控制型企业内, 由于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存在, 资本并不总是被分配到预期回报最高的项目上。公司治理的不完善使得公司管理者能够通过ICM随意配置资本, 进而把ICM演化成经理人员的寻租市场, 最终降低ICM的配置效率。而在股权集中的金字塔式控股公司内, 由于控股股东在各子公司的现金流权是不同的, 控股股东容易利用ICM的交易行为掏空底层子公司资产而进行高风险投资。所有这些行为最终将使得风险不断地积累于ICM。
2. 多元化经营
苏冬蔚 (2005) 基于对数单位模型, 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与多元化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未能提供企业集团内各经营单位的财务数据, 不能直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笔者间接地分析了母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如果多元化程度与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入/流出呈负相关, 即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越少, 资本市场则可能越有效;反之, 若呈现正相关, 则内部资本市场就可能无效。其次, 笔者分别通过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和多元化决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两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说明了内部资本市场较为有效。
万良勇、魏明海 (2006) [5]以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为例, 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形式、困境以及实现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本配置功能的条件, 指出非相关多元化会加剧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卢建新 (2008) 和许奇挺 (2008) 以“系”内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数衡量多元化程度, 得出了多元化程度与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的结论。
3. 内部金融中介
袁琳 (2001, 2004) 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 提供了大量证据, 证明企业集团通过内部金融中介的构建与运行, 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速资金在成员企业之间的流动, 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提高该企业资源配置的能力。
4. 我国“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
国外已有的关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依赖于企业内部各业务单位或分部的财务数据。而我国现阶段的外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还不够完善, 这造成了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所须的关键数据缺失。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一批企业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替代分析样本, 许多学者以企业系为样本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
邵军, 刘志远 (2007) ]运用案例分析法, 对鸿仪系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们指出, 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邵军, 刘志远 (2009) 以2002-2007年我国“系族企业”所涉及的280家/年的上市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从总体上看, 市场化环境不好的地区, 系族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系族企业, 国有系族的内部资本市场是无效率的;而国有系族企业内部, 由地方政府控制的系族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是无效率的。
冯丽霞, 尹慧 (2009)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实证地研究了差异性的制度安排对内部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影响, 着重探讨了制度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效应。并采用民营企业系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监事总规模、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内部资本市场价值创造显著正相关, 公司高管决策一致性与内部资本市场价值创造显著负相关, 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会降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对内部资本市场价值创造具有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苏启林朱文: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J].经济研究, 2003 (1) :36-45
[2]杨兴君宗长玉, 江艺:民营企业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实证研究.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六届会员单位、基金公司研究成果, 2003
内部资本市场文献综述 第4篇
(一) 内部资本市场的涵义
学术界对内部资本市场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又明确的定义, 多数学者出于研究目的根据自建模型对其进行描述, 其原因在于作为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资本市场并不具备类似于外部资本市场那样的较为固定的制度表现形式, 只是学者在研究企业内部资本活动时归纳出来的学术名词。
(二) 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1、效率观
(1) 缓解融资约束
1988年, Fazzari, Hubbard and Petersen (简称FHP) 对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他们首次通过分类检验的方法, 验证了在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上企业中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Corbett and Jenkinson (1997) 运用现金流量分析方法将1970~1994年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企业资金来源做了分析与总结, 在各类融资方式中, 采用内部融资方式的企业数量所占比重最高, 内部资本市场资金总量巨大, 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功能。
(2)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1) 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比外部资本市场更充分。Alchain (1969) 在对通用电气公司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在企业内部比外部资本市场更容易获得信息, 通用电气公司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在其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
(2) 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提高资本供给的可靠性 (Liebeskind, 2000) 。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可以增加投资决策灵活性的实物期权 (Triantis, 2004) 。很多投资项目都具有时效性, 一旦坐失良机投资行为也就难以创造价值。与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 内部资本市场可以及时地将资本分配到投资收益较高的项目中去。
2、非效率观
(1) 代理成本。Lamont (1997) 分析后发现当企业内部净现值较低的投资项目资金不足时, 净现值较高的投资项目的资金也往往会受到限制。Stein (2001) 认为决策者若能从某个投资项目中谋取利益时, 其在协调资金配置时就会倾向于向该项投资分配更多资金。另外, 若决策者所追求的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最大化趋于一致时, 会更有效地配置内部资本。
(2) 滥用自由现金流。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而发展出来的自由现金流假说是现代公司理论的基础概念之一。Stulz (1990) 指出拥有充足现金流的企业更倾向投资于收益差的项目上, 企业集团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而通常拥有充分的现金流, 因此更容易导致低效的过度投资。类似地, Lang等 (1991) 、Mann and Sicheman (1991) 、Hanson (1992) 和Harford (1999) 等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也都支持了自由现金流假说。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冼国明和杨锐 (2001) 在其《跨国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一文中指出内部化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跨国公司构建的内部资本市场在替代不完善的外部资本市场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由于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全, 加大了企业集团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 妨碍其进行交易的便捷度。企业集团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 在成员企业之间进行资本的重新分配, 以获取税收套利、金融市场套利、管理制度套利以及回避资本控制的目的。
(二) 利益输送通道
关于控股股东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问题的研究, 李增泉、王志伟、孙铮 (2004) 以中国254家上市公司1998~2001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研究样本, 发现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额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李增泉等 (2005) 以1998~2001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 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控股股东或地方政府会对并购行为提供支持, 而无“保配”和“保壳”压力时进行的并购常常表现为掏空性并购。
三、文献评述
(一) 国内外学者以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性、效率性研究
为出发点, 从对外部资本市场的替代、资金分配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等角度进行了大量规范与实证研究, 指出内部资本市场普遍存在于企业集团中,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内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信息优势, 利用这一优势可以实现资源在内部资本市场中的有效配置。内部资本市场还可发挥公司治理功能, 实现有效地监督和激励。内部资本市场最原始的功能是弥补外部资本市场的不足, 有效缓解融资约束。
(二) 内部资本市场可能会成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渠道,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表现更为明显。
我国企业集团将某些成员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作为“融资窗口” (宁宇新, 2010) 、成员企业间相互担保增加的风险、非公允内部关联交易等问题十分严重, 这将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异化, 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
摘要：文章围绕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这一问题进行分类综述, 总结了国内外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 并分析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国内外,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杨棉之.多元化公司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国外相关研究述评与启示[J].会计研究, 2007 (11) :44～49
[2]龙建辉.内部资本市场研究历程:理论、建模与实证——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研究十年回顾[J].当代经济管理, 2009 (11) :80～85
[3]龚志文, 陈志龙.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 2010 (6下) :85～87
国家智力资本文献综述 第5篇
一、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
从研究阶段来看,智力资本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研究方法来看,静态和单维研究居多,动态和多维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公司层面研究日趋成熟,国家层面研究相对不足;从中外研究来看,西方研究较早,我国发展相对迟缓。
(二)智力资本的定义
国内外普遍认为最早提出智力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1988),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智力资本完整的定义。智力资本最早的定义源于美国学者托马斯·A·斯图尔特(2003)在《财富》上发表的文章,该文基于竞争优势视角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在后续的发展中,Edvinsson(1997)吸纳了托马斯·A·斯图尔特的观点,认为智力资本是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自身独有的知识、经验、技术、与客户的关系。Muhammad Khalique(2015)以资源观为基础,认为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或资源的集合,如知识、技能、专业技术和经验、客户关系、数据库等,它们可用来创造组织价值,为组织提供一个竞争边界。研究学术界智力资本定义过程的演变后发现,一部分学者基于智力资本结构的考量,主要从“是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两个层面来挖掘智力资本的本质;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出于对智力资本内容层面的考量,认为知识与信息等要素、与智力资本相关联的经济价值都应该在智力资本的定义中有所体现。
(三)智力资本的分类
最早提出智力资本分类的是Edvinsson(1997),他以保险公司Skandia为研究对象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后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客户资本和组织资本。欧洲的一个研究组织——Meritum(2002)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欧洲委员在Meritum的基础上提出,智力资本是组织人力、关系、组织资源和活动的总和。目前,智力资本分类主要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
(四)智力资本计量的模型
关于智力资本内涵及组成要素的研究极大地带动了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由此,学者们逐渐把目光由智力资本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具有难以量化的属性,智力资本定量研究往往聚焦于模型的构建和评价指标的选择。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提出智力资本评价模型——Skandia导航器,采用164个细化指标对智力资本进行计量,这些指标涵盖组织的五个方面,即财务、客户、过程、创新与发展、人力。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可以分为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和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1. 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
以财务指标为主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将财务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智力资本的关键性指标,忽略了非财务因素对企业智力资本评价的重大作用。主要包括:EVA(Stewart,1997)、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模型(Stewart,1997;Luthy,1998)、KCE模型(Lev,1999)、托宾Q比率(Tobin,1969;Bontis,1999)、IAMV(Standfield,1998)、HRCA(Jahansson,1996)、价值探索模型(Andriessen和Tiessen,1998)、TB(Brooking,1996)、IAV(Sullivan,2000)、IVM(Mcpherson,1998)等。
2. 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
着眼于企业战略资源测算的平衡计分卡模型(Kaplan,1992)、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法(Jahansson,1996)、Skandia导航器(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无形资产监控(Sveiby,1997)等是基于非财务视角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典型代表。
尽管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已臻完善,但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企业,针对国家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学者们侧重于企业智力资本与成长性、绩效、创新能力、融资能力之间的实证研究。
二、国家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现状
作为智力资本研究的空白领域,近年来,国家智力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具体来说: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围绕国家智力资本的特征、分类及比较研究而展开;在研究地域上,西方国家研究较成熟(见表1),国内的研究相对迟缓;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倾向于实证检验范畴,规范性研究较少,系统性分析匮乏,片面化描述居多,单维研究盛行,多维研究稀少;在研究目的上,主要关注绝对的国家排名,忽略相对的国家战略部署。总之,目前的研究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构成及实质内容界定不清,研究数据的实用性与研究措施的可操作性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容及成分构成(Bontis,2004;Hervas-Oliver和Dalmau-Porta,2007;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Stahle和Bounfour,2008;Weziak,2007)。
(二)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进程的快速推进,不同研究阶段的智力资本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Edvinsson(1997)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隐藏在私人机构、企业、协会、社区和地区中的价值,它们是财富创造的来源,是未来福利的根源;Malhotra(2003)和Bontis(2004)从国家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出发来揭示其内涵,前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拥有进行财富创造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功效,而后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营养”和未来福祉的培育;Andriessen(2005)将无形资产的概念引入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中,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国家和区域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产,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继而通过整合来创造未来的收益;Lin和Edvinsson(2011)基于资源观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由智慧、能力和专业知识组成的资源束,它形成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奠定了未来经济的增长基础。国家智力资本最初作为一种政策管理工具,主要用于帮助当局者更好地管理无形资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智力资本侧重于不同地域及国家之间的比较。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Stam和Andriessen(2009)分析得出国家智力资本“相对优势”和“未来收益”的本质属性。国内关于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陈武和王学军(2010)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区域化,提出了包含国家特色的区域智力资本定义,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价值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存在完全契合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国家智力资本知识化。
(三)国家智力资本的分类
国家智力资本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学者对其分类体系展开研究后得到的结论不统一(详见表2)。尽管国家智力资本分类体系众多且不统一,但是不同的分类体系中所包括的成分及二级指标均存在较大的重叠性,本文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分类,即将国家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四)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内容主要着力于进行比较、分析不断趋同(Romilio Labra和Paloma Sanchez,2013)。在学术发展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出现了通用的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它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而不仅仅是关注单一的国家智力资本排名。国家智力资本对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合理解释便是通用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引用的有力典范(Lin等,2012)。以无形资产的管理视角来看,可靠、便捷的智力资本计量方法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在国民经济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无形资产(Malhotra,2001)。通过对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分析比较,可以将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分为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两类:
1. 宏观模型。
(1)单一经济增长模型。单一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是基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机理特别是对研发和组织资本的投入而建立的。这种模型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角,即仅仅关注智力资本的投资却忽略了智力资本当前的发展状态,只关注私人部门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其他部门智力资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对社会其他部门的关注很少,如第三部门(协会)与第四部门(家庭)的角度都被忽略了(Corrado等,2006;Piekkola,2010)。
(2)竞争力模型。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于2011年共同提出了竞争力框架模型,该模型主要测量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该模型的大部分内容可用于解释智力资本,但同时也包括非智力资本部分,比如硬件等。尽管国家竞争力不完全等同于智力资本,该模型并不直接关注于智力资本,但其中涉及的智力资本指数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标准(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
(3)新元素模型。以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国家智力资本模型,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区域发展水平(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创新网络,主要以全球竞争力指数来衡量,是组织层面披露智力资本的模型。Jose-Luis和Her⁃vas-Oliver(2011)通过对欧洲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实证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排名一致,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重叠性。
2. 微观模型。
智力资本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主要以微观经济视角,侧重于分析智力资本如何计量、记录与报告,并提出了不同的计量模型和分类体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项研究成果:一方面证明了在知识背景下,智力资本对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将智力资本分为三大类型,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Nick Bontis,2004)。智力资本动态观是智力资本微观角度研究的又一项成果,智力资本动态观主要源自RBV(企业资源)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是资源束,并且以无形资产为主(Barney,1991;Grant,1996;Peteraf,1993;Wenerfelt,1984)。在后续发展中,微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也可用于解释国家背景下相关问题,并且认为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转换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性(Bounfour,2003;Pirjo Stahle和Ahmed Boun⁃four,2008)。
3. 公司与国家层面计量模型的分析比较。
公司层面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受接纳的分类体系,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三大类型,而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是在微观层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Stahle等,2011;Lazuka,2012),国家和公司层面智力资本的研究差异主要在于其所包括的信息数量和研究实体的特殊性(Lo⁃pez等,2011)。此外,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时要求排除每个国家的特异性,因此,当考虑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战略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智力资本比较值得商榷(Salonius和Lonnqvist,2012;Kapyla等,2012)。尽管一些评估国家智力资本的模型是在公司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如表3所示:
公司计量模型与国家计量模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的目标和结构不同。公司计量模型主要考量公司的战略目标,依据公司的类型或者战略目标进行“公式化”操作,并且公司层面的计量模型趋向于通过一系列指标提供信息。而国家计量模型是一个更加标准化的方法,即在国家层面上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并采用复合指标进行报告,以及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三、基于宏观和微观角度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
设计依据:①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着眼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宏观与微观层面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Skandia导航器模型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与国家现阶段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有失偏颇。②宏观层面的研究,如竞争力模型,虽然在宏观层面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但主要关注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排名和基准测试,对自身的发展情况研究较少,对微观程度上的投入产出指标分析涉及较少,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在发展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③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研究重点关注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缺乏反馈机制,使得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的投入产出链条上缺乏有力的反馈措施。
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分为投入、转化、产出以及评价反馈四种模块(详见下图)。
1.投入模块。
劳动、资金、技术和企业家才能以要素聚集的形式形成要素包,要素包通过各项二级投入指标作用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例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构成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供应商及客户关系维持的投入构成对关系资本的投入;对ERP、XRBL等商业软件的投入及开发构成对结构资本的投入。
2.转化模块。
针对国家智力资本在我国发展的新情况,将转化模块中的智力资本部分表述为智力资本库。该模块主要阐述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协同机制。转化模块存在的重要作用是为投入模块向产出模块的转化提供可能性,不仅仅是一种桥梁,更是一种转换器。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与产出最大化,是转化模块发展的核心机制。
3.产出模块。
产出模块主要通过绩效来衡量,传统的绩效评价侧重于对经济绩效的研究,即主要关注国家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保证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全面性,将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的研究内容从单一的经济绩效维度扩展到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两个维度。对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研究完全契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愿景,遵循了我国经济社会当前的发展战略。
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产出主要是以各种产出二级指标进行加总输出,例如GDP作为经济绩效的度量指标,GDP的输出是通过其所属的二级指标进行加总得出的。通过各种绩效以二级产出指标(如收入水平、就业率等)的形式进行反向分解,并归纳汇总,得到社会绩效(人力资本1、关系资本1、结构资本1)、经济绩效(人力资本2、关系资本2、结构资本2)和生态绩效(人力资本3、关系资本3、结构资本3)。其中:
通过这种形式将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转化为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贡献与关系资本贡献,形成人力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与结构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与关系资本贡献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更好地揭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投资效率关系。由此得到:
(人力资本贡献-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100%=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关系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100%=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
(结构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结构资本投入×100%=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明晰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投资效率,使管理者当局能够有的放矢,合理进行资金的投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国家当前的政策选择提供导向,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管理窘态出现。
纵向分析:将连续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与对应年份的国家智力资本绩效进行统计回归,探寻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定性层面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
横向分析:将某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以及各维度的绩效与相似背景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对东亚五国的比较等,分析存在的差异,为我国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借鉴。
同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投入与产出模块之间的对比得到总的投资回报率,即:
(国家智力资本绩效-国家智力资本投入)/国家智力资本投入×100%=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测算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可以对当前的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状况做出一个合理的预估及评价,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当前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4.评价反馈模块。
该模块主要连接投入模块和产出模块,根据评价反馈的结果,管理者当局可以更好地指导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投入的增减变动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来放大或缩小国家智力资本绩效。
政府、社会部门、私人机构、企业是知识社会的元素主体,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应该以宏观的知识背景为基础,上图中双向箭头表示知识在各元素主体之间流动,流动的方向遵循资源论,即由知识富集的主体流向知识稀缺的主体。
5.国家智力资本边界。
在传统的封闭模式下,国家智力资本的发展形态趋于稳定,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结构由于信息流的冲击呈现流动性状态。同时物质资本的发展也深受影响,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边界被打破,依据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愿景,国家的绩效研究由传统的经济绩效研究扩展到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层面。
基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系统,综合考量了宏观(国家的战略、目标、愿景)与微观(投入二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国家资本投资回报率等)两个维度,并且在整个闭合循环系统中增加评价反馈模块,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国家智力资本实践。结合当下的发展新动态,在该评价系统中融入智力资本库的概念,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率、关系资本投资报酬率、结构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模拟最佳的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资源配置比,实现国家绩效最大化。
四、国家智力资本未来发展展望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环境下,我国的经济继续“换挡调速”,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将会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确保中国经济“快车换挡不失速”。“一带一路”、“两会蓝”、“新常态”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更需要发挥全社会范围内智力资本支持作用,而我国当前智力资本的研究仍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对智力资本的有效发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放大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效应,又快又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将是我国智力资本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的智力资本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司层面,国家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明显不够。智力资本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战略管理工具,不仅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智力资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剂”,因此研究国家智力资本很有必要。
人力资本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6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量,经济效益,文献综述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得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即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第一个系统的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舒尔茨也因此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 其著作《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贝克尔, 丹尼森等均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逐渐确立和完善。
当代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方面。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 (1) 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研究; (2)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3) 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形成的作用; (4) 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这四个方面大体代表了目前人力资本研究的主流范围, 也将从这四个方面阐述现阶段人力资本的研究现状。
一、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等质量因素之和, 而这些质量因素是无形的, 需要通过相应的指标或方法将其量化。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使用的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基于投入的成本法, 基于收益的收入法和基于国民素质的教育指标法。
成本法是根据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累计投入的成本总额来确定人力资本的当前价值水平。钱雪亚、王秋实、刘辉 (2009) 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焦斌龙、焦志明 (2010) 扩展了钱雪亚等人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投资范围, 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完善。John Whalley, Xiliang Zhao (2010) 充分利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 结合Barro and Lee与Gemmell两者的估计方法, 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估测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
收入法是根据人力资本在整个服务期限内所能获得的未来收益的现值总和来确定当前人力资本的水平。朱平芳和徐大丰 (2007) 利用当前收入估计出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李海峥、梁玲等 (2010) 则认为终身收入比当前收入更加合理, 从而利用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估算。Benjamin F.Jones (2011) 从劳动分割的角度, 根据劳动者的收入对总量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测算。
教育指标法是用反映受教育程度的指标, 如平均受教育年数, 入学率等来确定当期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指标法由于其计算的便捷性, 为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所用。例如, Daniel CohenMarcelo Soto (2007) 利用不同年龄组人数的占比作为权重, 估算了OECD国家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宋家乐、李秀敏 (2010) 根据1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估计出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廖远甦和朱平芳 (2012) 则利用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数来表示其人力资本水平。
二、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
(一)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作为产出的一项投入要素, 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 但其贡献程度的大小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James J.Heckman, Junjian Yi (2012) 从理论角度阐述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和人力资本的形成能够促使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同时他们也指出, 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了人力资本的投资,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吴华明 (2012) 根据卢卡斯模型测算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其研究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而张玉枚 (2012)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 构建VAR模型验证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他发现,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要小于物质资本, 并且人力资本投入只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当然, 以上研究结果都肯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确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 人力资本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由于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均等, 城镇居民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鉴于人力资本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 必然会加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 (2010) 基于CHIP数据, 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显示, 教育水平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而由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将导致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岳意定、宋善炎 (2013) 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城乡间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城乡人力资本不平等会使得城乡收入不平等, 教育扩展扩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因此可见, 以上研究的结果都表明, 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作用。
(三) 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分析包括收益率的测算以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徐克哲 (2011) 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的个人投资成本和收益。他分别从直接成本收益与间接成本收益两个角度, 阐述了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 并对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的意义作了简要说明。乌拉尔沙尔赛开 (2013) 利用明塞尔收入模型, 估计了全国及新疆三种代表性的行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工业以及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研究结果显示, 各行业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均为正。钱雪亚、李雪艳、赵吟佳 (2013)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个人效益, 其也有社会效益。因而他们将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结合, 采用“差分回报”的计算方式测算了全国及代表性省份的人力资本社会收益总额及其收益率水平。其结果表明, 在研究区间内, 全国及各省份人力资本回报增幅很小, 回报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 关于人力资本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已经得出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结论对政府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投资的效率等有着显著的指导作用。
在实施“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的战略下, 讨论人力资本问题有利于中国早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当然, 对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目前还存在许多的局限性,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比如,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多少;如何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效率;如何解决人力资本在扩大收入差距方面所产生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在人力资本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话题, 需要后续系统的展开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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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测量方法文献综述 第7篇
人力资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 他在《理想国》中提出教育和训练具有经济价值。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提出过“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
20世纪50年代,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 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开启了西方经济学的新历史。1960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舒尔茨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此无数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人力资本, 为人力资本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与舒尔茨一起被称为“人力资本经济学之父”的贝克尔 (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效应理论”) , 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 (建立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 罗默 (建立了“内生技术变化模型”) 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经济模型, 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人力资本的内涵
西奥多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研究领域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对人力资本的基本含义进行了多方面的界定, 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历、健康状况、熟练程度等所构成的资本, 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时间价值的各项开支。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1904年发表了《人力资本》一文, 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微观经济分析, 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与收入以及“年龄收入曲线”等问题展开分析, 强调教育与培训对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通过增加人身上的资源来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心理收入的活动。贝克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颇具开创性。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人力资本突破了知识、技能和才干的内涵, 扩展到时间、健康、寿命、道德品质、管理才能等。
二、人力资本测量方法
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是人力资本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难点。纵观目前国内外的文献资料, 人力资本计量方法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 如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个体计量和群体计量、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投入计量和产出计量、精确计量和模糊计量等。
但不管以何种标准进行分类, 主要有如下几种传统的测量方法:历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内部竞价法、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净产值折现法、经济价值法 (未来收益法) 、随机报酬法、自由现金流折现法 (机会价值法) 、未来超额利润折现法 (非购入商誉法) 、教育存量法、技能详细记载法、绩效评估法、行为变数模型。
下页表对这些方法的主要内容和优缺点作出简单的归纳与分析。
按照计量的价值基础, 即数据的来源渠道, 大体可以将人力资本测量方法划分为以“产出收益”为基础的计量方法, 即1, 2, 3, 4, 5, 6, 7和以“投入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方法, 即8, 9, 10, 11。具体来说, 还可细分为以工资报酬为基础的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方法 (1, 2) 、以收益为基础的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方法 (4, 5, 6, 7) 以及以人力资本成本即已实现投入为基础的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方法 (8, 9, 10, 11) 。众所周知, 工资在理论上、数量上都不代表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增值价值, 它续表只代表人力资本的交换价值, 且工资的决定要素不是劳动者的贡献, 而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因此, 以工资报酬为基础计量人力资本价值是不准确的;以收益为基础的测量法是以未来盈利作为计量标准, 但未来净收益是一个估计值, 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且人力资本价值受多种因素影响, 并不一定与投资比例呈线性关系;成本法不涉及权益方的变化, 它不代表人力资本所创造或所能创造的价值, 无法反映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另外, 1, 2的共同难点是未来收益或税后利润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之间份额分割;1, 2, 4, 7可能带来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 而3, 5易造成人力资本的高估。可见, 以上方法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内涵并没有做到全面的考虑。
按照适用对象, 其可分为个体价值计量和群体价值计量。在货币性价值测量中, 3, 4, 7是适用于群体价值计量的方法;1, 2, 5, 7是适用于个体价值计量的方法, 其中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其简单地将单个职工人力资源价值结果相加汇总求出人力资源的群体价值, 所以作者认为其只适用于个人价值计量。在非货币价值计量中, 13, 14, 15适用于个体计量;16则适用于群体计量, 这一层次的划分依据各方法的主要内容很容易判断。群体价值并不等于个人价值的简单相加, 如果职工群体在工作中能很好协作、默契配合, 就能产生一种大于个人价值之和的价值。但人力资源个人价值是构成资源总价值的基础, 是群体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 个人价值模型与群体价值模型并不矛盾, 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却不能代替。
人力资本评价以“人”作为评价的对象, 人力资本价值的许多特性是货币指标无法表现的, 而且影响人力资本价值的个人、企业、组织和社会诸方面因素也非货币评价所能确定。尤其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言, 管理的重心在激励, 激励的有效性又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本价值评价信息的质量以及对信息的正确分析运用, 这就要求评价的结果越精确越好, 评价仅有货币评价是不够的。因而企业人力资本评价需要合理运用非货币评价方法作为对以上货币评价方法的有力补充。12, 13, 14, 15是日前理论和实务中较为普遍接受的人力资源价值的非货币性计量方法, 它们提供了不便用货币准确度量的信息, 弥补了货币计量的不足。非货币性计量方法的特点在于认为人力资源价值由个人或组织的特征决定, 通过周期性评估, 其能动态反映人力资源价值, 可以说人力资价值的非货币性分析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 有些人力资源价值的非货币性计量方法所提供的数据是货币性计量方法的基础数据。但是, 非货币性计量方法的相关衡量指标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且评估人力资源价值时往往带有主观性, 评估过程比较烦琐。
三、国内外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的新进展
国内学者方面:樊培银、徐凤霞 (2002) 提出了调整后的完全价值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的基本构思是: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利润中属于人力资源的部分, 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因素进行修正与调整, 它既适用于个体价值的确定也可以汇总计算出群体价值。该法的难点在于剩余价值 (税后利润) 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分割。朱明秀、吴中春 (2006) 在纵观了传统的计量方法后提出了新思路:逆向评估法。他们指出人力资本个体价值的计量应建立在人力资本整体价值计量的基础之上, 而人力资本整体价值的计量则必须建立在企业价值评估的基础之上, 该方法即遵循以上思路展开。他们同时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增值的贡献是调整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关键依据, 但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特殊性及贡献性难以测度。段兴民、张志宏 (2004) 提出了以EVA为内核的企业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EVA通过对净收益的调整, 能够真实放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便于权衡企业各部门所做出的贡献;很好地结合了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计量方法。但该方法也有缺陷:忽略了企业的协同效应, 用BSC进行绩效评价时带有主观意识, 实际评估时较为复杂。欧阳军 (2007)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即以剩余收益作为核算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方法, 他将EVA (经济增加值) 作为剩余收益的近似。此外, 还有朱必祥 (2005) 的未来收入现值余数法, 李汉通 (2007) 的折算法, 李垣明刘立新 (2007) 的总和指标测量法, 侯风云、范玉波、孙国梁的形成基础法, 这些方法均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人力资本测量体系的发展。
国外学者方面:Jack.J.Phillips (2005) 在对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时首先采用了ROI (投资回报率) 法, 该方法先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再以ROI为指导原则, 通过计算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人力资本价值。采用ROI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行度;通过投资回报率可以分别衡量人们在不同的活动或者项目的相对价值;ROI方法以结果为导向对更能表现人力资本的价值, 让人们更加信服“人力资本是一项投资, 而非是费用”, 当然该方法的实用性还有待实践检验。Nancy R.Lockwood (2006) 提出用KPI (关键绩效指标) 来显示人力资本的价值。KPI指标可以体现出人们在物质资本的基础上, 展现出来的对公司有用的价值。其测量的顺序依次是:进行岗位评估、确定关键绩效指标、通过德尔菲法等专家方法确定各个关键绩效指标的权重、计算相应岗位的贡献相对值、再以贡献相对值乘以公司的利润, 最后得出该岗位人力资本的量化价值。KPI法的缺点在于关键绩效要素、关键绩效指标权重比较难界定, 且并不是针对所有岗位都适用。此外, 还有Phan (1995) 、Hitt (2001) 的以企业的CEO或是企业合伙人为测量对象的个体人力资本测量法, Pennings (1998) 、Pantzalis (2009) 的群体人力资本测量法, 这些方法的诞生无疑是对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的补充和完善。
四、启示与建议
1.加强微观个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分析。从上文可以看出, 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林林总总。但总的来说, 国外重视人力资本、研究人力资本比较早, 且不同时期的研究主线和思路不一样, 从而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但进一步分析可知, 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度量的研究均比较缺失, 即使有也是宏观的, 很少有涉及微观个体的。当然要测量一个单个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身其范畴就难以界定,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个范畴将不断扩展变化。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 加强微观个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分析, 定量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2.需充分考虑隐性知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影响。人力资本掌握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人力资本载体的显性知识可借助于人的受教育程度、工作阅历、技术技能等级等信号进行传递。隐性知识指深藏于人的头脑内部, 属于经验、诀窍、灵感和创意等的那一部分知识, 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隐性知识具有隐藏性, 其信息通常不能借助于一些表象特征来传递, 因而人力资本的隐性知识往往难以观察和度量。但也正因为它的隐藏性、不可言传性和不易模仿性, 隐性知识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 隐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往往表现为人力资本载体产出价值的增加, 对于隐性知识我们必须借助于人力资本的产出价值来度量。
3.用公允价值计量来弥补传统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的缺陷。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其理由为:一是人力资本的公允价值是随着其产出价值上下波动的, 预期产出价值越大, 其公允价值越高, 两者呈正相关;二是与抽象的产出价值相比较, 公允价值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观察性及决策相关性;三是避免了直接使用过多的预期概念;四是回避了无法全面计量的人力资本的如培养与教育、个人为学习而花费的时间等单位总成本, 也回避了与人力资本产出价值相关性较小的人力资本的组织成本;五是有利于把数据、信息传递到专业的评估机构等具体部门, 使评估结果更为公正和准确。但是, 从操作上来看, 存在着公允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 这取决于双方谈判能力的大小。但解决此问题最根本的是, 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上, 人力资本的价格应该由人力资本的供求双方和市场中介人力资本的评估机构等方面共同参与形成。当然, 它还存在着实际操作难度大、本身具有时效性等不足。
4.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使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随着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完善,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能。为了保证人力资本能够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以其适合的价值参与企业剩余财产的索取, 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在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式时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本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基本特性、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以及人力资本具有层次性等特点。
结论
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存在多样性, 不能说哪一种方法可以更完善更全面地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 都是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角度来考量。对于具体企业而言, 需要根据自身的企业环境, 有针对性地选取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多种方法相互配合来实施人力资本的计量。迄今为止, 有关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的成果仍处于初级水平,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本测量体系, 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
摘要：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 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就是人力资本定价。人力资本定价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时至今日尚未形成统一的答案。试从人力资本的内涵出发, 重点对传统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进行粗浅探究, 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新动态, 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以期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与测量方法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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